國際紅學會
本年(一九八○)六月十六至二十日，在美國召開了一次史無前例的紅學會。一位教授在致詞中說：這是「自從開天闢地以來」的第一次紅學會。這話引起了全場的笑聲。真的，只要你不「死於句下」，說「盤古氏那時候就有了《紅樓夢》嗎」?!那確實不假，全世界，任何地方，包括「紅學發祥地」我們中國在內，都沒有開過這樣的會。國際學術活動，我不真瞭解，但是想來為了某一國度某一作家的某一部作品而召開一次世界性會議，大約也是絕無而僅有的事。僅僅就這一點來說，此會值得大書特書，諒也不是張皇炫耀之詞。
會議的正式名稱是「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議」；東道主是陌地生·威斯康辛大學；而通力聯合籌辦的是威大的周策縱、加州大學(伯克萊)的白區(Birch)、哈佛大學的韓南(Hanan)和芝加哥大學的余國藩四位教授。威大校長沈艾文(Irving Shain)為主席，研究院長博克和文理學院院長克羅農，皆為委員會委員。沈校長親自致開幕詞。即其得到各方重視，亦可窺一斑了。
應邀到會的，計分為「外國學者」、「美國和加拿大學者」、「青年學人與研究生」、「威大教職同仁」、「威大校友」等五項，這還不包括記者等旁聽席位。不在名單，為觀光盛會而特別趕來的，也不止一人。如台灣成功大學中文系主任吳嶼教授就是一例。
「外國學者」項內，正式邀請了我國大陸三人：周汝昌、馮其庸、陳毓羆。一九七八年當大會發起人兼實際主持人周策縱先生來京時，我們曾共同商量，把俞平伯先生請去出席；幾經努力，奈難如願，原因是他八十高齡，步履維艱，須人攙架——萬里之行，已是無法安排了。一九七九年秋趙岡教授來京，吳恩裕同志表示願往——但當年年底即下世去了，所以由吳名下候補的第二人陳君補替了他的名額。三人名單之組成，真實經過如此。
大陸以外，台灣省被邀者二人：潘重規和高陽。潘先生是到會了，而高陽未見其人，只有論文寄到。據聞，台灣當局對此種學術活動仍有意梗阻，不發與證件。紅學會對此頗有意見。高陽真姓名是許晏駢，為台灣《聯合報》的人員，因寫歷史小說出了名，後來兼搞紅學。
香港方面的中國學者，邀請了宋淇先生一人，他是中文大學的教授，翻譯研究中心的主任。可惜臨到會期他本人及其一位至親皆患病恙，致未能赴——也是寄到了論文。
此外應邀出席的，新加坡有傅述先，日本有伊籐漱平，英國有霍克斯。
來自加拿大的是葉嘉瑩女士，她是知名的精研中國古典文藝理論批評的女學者兼詞人。
至於美國學者以及在美任教的華僑華裔學者，那人數就多了，一時難以具列。
這八十多人，——開幕式有九十多位出席，濟濟一堂，說是盛會，可謂名實相符，並無溢美。我問久在美國的老同窗程曦兄(愛荷華大學教授)這次紅學，從美國學術會的一般情況來說，成績如何?他說：美國有些漢學方面的學術會，也是稀鬆平常，不怎麼樣；像這樣的會，實在是很不錯。
三十年與世界隔絕的我，對外國名詞也外行得很了，例如紅學研討會「工作作坊』』(Workshop)這個稱呼，似乎國內還沒有；周策縱先生在我印象中總是「大會主席」，一檢名單，原來不對，他是會議的「工作作坊主任」。他來信說過，各方響應熱烈，人數日益增多，原訂的會場不夠大了，又重新訂了一個更大的。我到會時，見是一處很寬敞的大屋子，有講台、黑板，就是一間大課堂，一切都很樸素，毫無裝飾點綴。人坐齊了，時間一到，會議開始。
我不禁想：要是我們，起碼得拉起一條幾米長的大紅布，——上面的字不但必然是白的，連那字體形狀都是「一見如故」，千篇一律的；也許還有紅綠紙標語，上寫著：「熱烈慶祝……大會勝利召開!」「熱烈歡迎來自……的紅學家!」等等之類。不這樣，那還叫「會」嗎?!而且，「召開」一定是「勝利」，「慶祝」必然要「熱烈」。就連「歡迎」(已然在「歡」了)也必須是「熱烈」才行，否則「歡」就不夠規格，對不起「貴賓」之駕臨……一個套子，板上釘釘，天經地義，彷彿天下的事並沒有別樣的。可在這個紅學會上，卻連一丁點兒「裝潢」都沒有。
事實上，「大會」這樣的字眼，也是我在「行文」時用的，那裡沒人這樣說。我想，那不很好嗎?好在哪裡?不是很感自然嗎?難道張皇自大的習氣，專門裝樣子的毛病，不亦可以休乎?因為沒有了這種套套，事情照樣辦——而且也許會辦得更好一些。
大會——對不起，積習難除，會議一共收到了四十三篇論文，文字限用中英「二語」。在會場上發言也限此二語。久在美國的，發言大都用英語，也有中英交叉而講的。像我這樣的，原來英語是專業，只因三十年不用，已「生了銹」，只能華語中夾雜上一些英語而已。(居然還獲得了「英語發音非常純正」、「你的英語講得很好」的評語。)日本的紅學家伊籐漱平就用華語講。他的中文和華語都不錯。英國的霍克斯說話時也是「中英合璧」。第一天第一次會議正趕上他做主席，主席總得有幾句話作「小引」，記得他說著說著，便引了曹雪芹或脂硯齋的一句原文——「此開卷第一回也」。他是運用《紅樓夢》通行本的第一回第一句，來宣佈紅會的第一場討論的開始，可謂貼切。聽的人都笑了。場上的氣氛如此，這自然不落刻板死套。
總共論文四十多篇，要是讓我「全面評介」，那非得有出版社給出一本專著才行，就是「概述大略」，我也無此才力。如今只說這四十餘篇被分成了十大組。哪十組?聽我略略舉例以明之：
第一組是「早期評論」，論文三篇。史丹福大學的王靖宇教授以他的《王希廉論(紅樓夢)》給會議開了場。王希廉就是王雪香，道光刻本《紅樓夢》就是他的評本，此本一直沿到清末民初，成了坊間「定本」，勢力影響極大。王先生對它的紅學觀中有價值的各點作了介紹。王先生有研究金聖歎的英文專著，可見他對我國傳統小說美學很重視。
接著的是葉嘉瑩(B．c．大學)和沈怡(哈佛)兩位，都是對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進行評議的。葉教授的發言十分精彩，我已略述於《美紅散記》中，此不再贅。
第二組是「版本研究與著作權」，共有論文六篇。這是「正統紅學」的重要陣地之一，六篇「形勢」表現如下：
【老問題】潘重規的《列寧格勒藏抄本(紅樓夢)考索》。潘先生是中國紅學家中惟一見到此本的人，他對這個「流俄本」(據說是道光年間流人俄國的)早已作過報道，這次可說是一次「老題目，新總結」。是為一類。另一類是馮其庸、周策縱、趙岡三位的論文，馮文題為《論脂硯齋重評本甲戌本「凡例」》，周文題為《<紅樓夢>「凡例」補佚與釋疑》。巧得很，周文就像是與馮文互為輝映一般，他們談的是一個課題，觀點恰好相反，幾乎是「針鋒相對」：馮以為「凡例」乃書賈偽造後加，周逐條駁了對「凡例」懷疑的幾個論點。趙文題為《己卯本與庚辰本的關係》。這也是與馮先生商榷的一篇文章，馮主張己卯本即庚辰本的底本，趙先生提出異議。(附帶一句話：近來聽到不止一位同志談到他們對馮先生這個論點都有疑問。)
【新問題】馬幼垣(夏威夷大學)教授與馬泰來先生(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是昆仲，這次一同參加了紅會，堪稱佳話。馬氏賢兄的《乾隆抄本百二十回稿的一個版本問題》首次對此本(沿稱為「紅樓夢稿」，其實那根本不是什麼稿本)的真偽提出了疑問。其令弟則考證了藏有「原本《石頭記》」的恆文，應為乾隆人，而非如《紅樓夢書錄》所云是晚清人。
我個人覺得，這一組論文，比較精彩，有其貢獻，也表現了學術民主、各抒己見而又迥然不同於某些純由私憾、有意玩弄小動作甚至公然肆行詆毀的那種文風，這些完全是為了探索真理的良好學術作風。
在這一組討論中，還發生了一段小插曲，當潘先生介紹完了他的列寧格勒之行以後，主席(不是「大會主席」，是每一輪會議的分組主席；主席和評議員的席位，每組不同，由大會視各人專長而安排指定之)李田意教授(俄亥俄大學)忽然「將」了他一軍，說：「潘先生，你早年的紅學觀點，今天看法如何?希望你講一講。」這是題外，又來得突然，又不易談——潘先生自知他所堅持的「反清復明」的舊紅學觀點已不為多數與會者所接受——可是又必須答辯。他處置得得宜，風度也很好。我表示了讚揚，他對此十分高興，至言：「周先生稱讚我的話，我自然不敢當，但我聽了很感高興，我覺得比頒發給我學位還要光榮!」會後，潘先生要我與他合影，拍了很多照片。
再一組，是「後四十回」的問題。論文僅兩篇：周汝昌的《(紅樓夢)「全璧」的背後》和陳炳藻的《從字彙上的統計論<紅樓夢>的作者問題》。
拙文長達三萬言，分二十節，成了這次論文中最長的一篇。它依據史料，試行考察現行本偽續後四十回的產生的背景內幕，認為它是乾隆與和坤共同策劃的一個政治性謀略，把曹雪芹原著的思想內容作了徹底的歪曲和篡改。
陳先生的統計報告，各地知者和談者恐怕最多了。這當然是由於愛趕時髦的「新聞」報道之宣傳所致。在我看來，這個問題並不新鮮，早就有人這樣想過做過，只不過那時還沒有電子計算機的方便就是了。選取詞彙，拿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相比，判斷這作者是二人還是一人，用的是電子機器，聽起來很「科學」；實際上，問題重重。與會者特別是對漢字文學有修養的，知道「手筆」有高下之分的，大都對此表示懷疑。後四十回文字之空洞敷衍、庸俗拙劣，識者皆謂令人難以卒讀；如對此不能有所「感受」，覺不到其間的天壤之別，那麼比電子計算機更靈敏的機器也不會比「人」的審美感還「管用」。某些詞語上的相同或類似，在兩個同為乾隆時期的北京旗人來說，並不稀奇，何況偽續者還需要有意識地模仿前八十回呢?電腦自然有其驚人的能力，是現代科技的奇跡，但是它對文學藝術有多大研究本領，我想是尚待分曉的。
再下一組是「曹(雪芹)的生平、著作與性格」。此組論文中有新鮮內容的應數張加倫的《曹雪芹生辰考》。他考證的結果，認為雪芹應生於雍 iE-"年(一七二四甲辰)五月初七日。這個日子正好趕在大會期間，引起了人們的興趣。除了個別的對「雍二生年說」抱有反對成見的陳毓羆同志，對之加以低估外，倒是頗有反響。會上有台灣籍學者洪銘水教授為此賦詩。最近又看到南洋一份報刊用了相當篇幅報道了這篇新生事物。
唐德剛教授貢出了一篇題為《曹雪芹底文化衝突》的論文，堪稱妙絕。他為人滑稽，筆調十分詼諧有趣，內容卻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雪芹在書中對女子的腳不肯涉筆描寫，反映了他身上的滿漢兩種文化的衝突。有人認為唐先生有點「玩世不恭」(因文中對中西婦女的形體美的審美標準之差異有不夠婉蓄的詞句)，我卻很為讚賞。因為研究曹雪芹的，很少在文化衝突這方面有所認識。事實上，在曹雪芹一身上，集中著許多種衝突與矛盾——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粗略提到。唐教授的文章，還流露出對於久居和留學美國的中國人身上的「文化衝突」所懷的感慨。我以為，他所見者大，文字詼諧並掩蓋不了這位學者的深沉的「心光」。
還有一個黃震泰大夫，對已故吳恩裕氏所發現的一些「曹氏佚著」作了「淺探補充」。他是相信以為真的。但是會上很多人表示了疑問。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例如趙岡教授原先是此一相信派的有力支持者，可是到了開會時，他卻開始表示了很大的懷疑。其實這個問題和我上面說到後四十回而指出的「手筆有高下之分」是一回事情，即，考證可以從史實等等而揭其作偽之破綻，但真正的雪芹(包括其至友)的文字手筆，是有其時代水平、個人風格的，是絕不能「亂來」的，作偽者的那一點區區伎倆，豈能逃世界學人之明鑒乎?
再下一組，稱為「主題與結構」，共得論文十篇，是此次會中最豐富多彩的「論文組」之一。要想逐一評介，恐怕太繁，今只列舉題目，已可略示大要。計有周策縱《<紅樓夢>「本旨」試說》，米樂山(Miller，Masachusetts大學South College教授)《替旋風命名：海德格與曹雪芹》，余珍珠(女士，哈佛大學研究生)《(紅樓夢)的多元觀點與情感》，余英時(耶魯大學教授)《曹雪芹的反傳統思想》，馬森《(紅樓夢)裡反成俗的精神》，余定國《(紅樓夢>裡被遺忘了的第三世界》，韓進廉《從<紅樓夢>看曹雪芹的美學觀》，王黃碧端《(紅樓夢>中道家思想的上層結構》，程曦(愛荷華大學教授)《(紅樓夢>第二十二回談禪問題的分析》，鮑菊隱(Boltz)《貴族與教權：關於(紅樓夢>中服侍賈氏之應赴僧道人》。即此可見，實為洋洋之大觀。其中米樂山是以《創世紀》「約伯故事」與《石頭記》「寶玉故事」作比。余女士的「多元觀點」論(用英文寫的)，我曾特致稱賞。余英時等論文，亦皆甚有斤兩。余定國則是與余英時商榷意見(不同意「兩個世界」論。余英時先生的代表作為《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以此提出要「紅學革命」)，都是值得一提的重要文章。
再次，尚有「心理分析」、「佈局發展與象徵手法」、「《紅樓夢》與其他小說之比較研究」、「敘述技巧」、「角色塑造」等組的論文，亦不乏佳作，但我才力有限，已如上述，勢難一一都作介紹了。
會議的最後一個「議程」是，回顧紅學成就與展望紅學未來。我作了重點發言，提出「內學」、「外學」以及二者之間的關係的問題，獲得與會者的重視。整個一上午，幾乎就集中在這一主題上，得到了同情與支持，對紅學的正確發展，可能會起相當的作用。如果說個人此行有何貢獻與收穫，大約以此事為最有意義。所謂「內學」、「外學」，是我當場「創造」的紅學新名詞(借用佛家用語)，因為國外早已發生一種論調，認為紅學考證派並非真正的紅學，而是「曹學」(後來國內才有了學語者)；主張紅學必須以「作品本身」的研究為正途，那才是真正的紅學云云。我個人對此另有理解與看法，但為了「方便」，就把「作品本身的研究」稱之為「內學」(其實，從紅學本義講，這恰恰不再是紅學了，已是一般性的小說研究了，這在世界上多得很，但並不叫什麼特殊的「學」)，把對歷史背景，作者家世生平，其他有助於理解這部特殊性極強的小說的研究、分析、考證、講解(但不是一般性的對情節、藝術的論述)等等稱之為「外學」，並提出：紅學之所以發生，正由於《紅樓夢》與其他小說很不相同，要想理解它「本身」，首先須對許多問題弄個基本清楚；所以搞「外學」的並沒有「離題」，而正是為了「作品本身」；不通「外學」的《紅樓夢》論述者，是很難想像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內學」、「外學」不可存門戶之見，彼此爭「一日之短長」，而應互相協作，紅學前景才更為美好——我說這番話是有針對性的：幾乎所有紅學家都從考證成果的基礎上建立了認識並從而立論的，有人卻又反過來貶低考證，好像這些都是「節外生枝」。這真未免有「忘本」之嫌了。現在還有大量問題，正賴考證家努力解決，而在此刻出現這種「考證得差不多了」的論調，不但認識上本欠正確，也是對紅學的發展非常不利的。我這一看法，需要細說，非有專文不可，此處只好從簡了。
大會的缺點，如果有的話，就是會期太短，時間太緊，這就使得：第一、對討論常常陷於半途、未盡；第二、這麼多學者聚於一起，機會難得，但會下活動交往的可能太少，受了局限，深感憾惜；第三、原已約好的話題，被時間擠掉，例如我準備談談當前《紅樓夢》英譯本的各種問題，並且是攜帶著一批比較優劣得失的材料去的，竟無時間正式提出於會議之上。這實在是很有關係的一件重要事情，因為世界讀者想瞭解《紅樓夢》，全靠一個好譯本。在美國和香港，都聽到了關於比較楊、霍兩譯的很多批評議論(是很有眼力的)。這實在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至於附帶要說的，這個「開天闢地以來第一回」的紅學會，各地報道甚為詳細(不等於都準確，個別的別有用一心的歪曲也是有例可舉的)，台灣《聯合報》號稱為此組織了一個十二人的專門的班子來「盯」這個盛會，有專人逐日大量篇幅發回專稿。「搶新聞」，就是深知其重要性——影響之巨大。而我們呢?只有駐紐約的一位記者同志到會了，可惜他對紅學卻太外行，僅僅發回一篇報道，不但什麼也談不對，內容還有嚴重錯誤，鬧出大笑話，給人留下話柄(台灣報紙正好連他也大事奚落)，你看這關係難道是「小」?我們很多事受不到應有的重視，辦事考慮不周詳，坐失機宜，甘落人後，對國際紅學會也不例外!不知充分運用這個陣地，——這難道不是一種經驗教訓?不久將開第二屆國際紅研會，我願有關方面早日有所準備，安排一切，盡量妥善才好。
有人或許會問：一個「《紅樓夢》會」，有啥了不起，值得如此大驚小怪，小題大做?要知道，它聯繫著全世界各地億萬僑胞的民族文化感情，它向全世界宣揚中華民族文化結晶中一部最偉大最受歡迎和重視的文學藝術巨著，這樣一個重要性可是單靠「人力」來張皇誇大所能取得的嗎?其間必有大道理，「大做」還是值得吧。
(原刊於《編譯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