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紅學的羈絆
清末民初索隱派紅學的陰霾瀰漫一時，什麼明珠家事說，順治與董小宛故事說，什麼康熙朝政治小說說，明清興亡史說……連同千奇百怪、臆想非非的「猜謎」附會，淆亂視聽，令人如墜五里霧中。正像魯迅先生說的：「誰是作者姑且勿論，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
1921年，胡適發表了研究《紅樓夢》的專論《紅樓夢考證》，1923年，俞平伯《紅樓夢辨》出版，大膽地向索隱派舊紅學公開宣戰——指出他們都「走錯了道路」，「他們並不曾做《紅樓夢》的考證，其實只做了許多《紅樓夢》的附會」。胡適、俞平伯用當時所能收集到的有關曹雪芹家世生平的史料，對《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等進行考證，確定《紅樓夢》作者是曹雪芹，並對他上世的地位、官歷、家世的興衰變遷加以考證，認為「《紅樓夢》明明是一部『將真事隱去』的自敘的書。……曹雪芹即是《紅樓夢》開端的那個深自懺悔的『我』!即是書裡的甄賈(真假)兩個寶玉的底本!」「書中的賈府與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又通過考證指出《紅樓夢》後四十回非曹雪芹原著，乃高鶚續補。同時也對《紅樓夢》作者的態度和作品風格進行了評述。
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和俞平伯《紅樓夢辨》前後呼應，產生了很大影響，在當時的紅學研究領域確實起了摧破舊說、開闢新風的作用。儘管《紅樓夢考證》和《紅樓夢辨》在根本觀點上、在史料把握上、在方法論上，都有其局限，有其不足，甚至有其謬誤，但是比起舊紅學索隱派，它畢竟較為科學、較為合理、較為易於為人們接受。當時雖然舊紅學並未承認他們的失敗，並未偃旗息鼓，甚至仍在謬種流傳綿延不絕，但是《紅樓夢考證》和《紅樓夢辨》畢竟提出了新見解，實踐了新方法，樹立了新風氣，從而高高地樹起了新紅學的大纛。他們呼喚著新軍，向著新的研究境界、向著紅學史的新階段，邁開了雄健的腳步!
由於受胡適、俞平伯的影響，用考證方法研究《紅樓夢》的人越來越多，或報刊著文，或發為專著，在《紅樓夢考證》發表後的二十多年中連綿不斷。這樣，在紅學研究領域便形成了一股潮流，並且逐漸發展為主流。新紅學的觀點及其思維論證方式，幾乎衣被著一代學人，影響著一代學風。儘管諸多作者在觀點和論述上小有區別，但是絕大多數研紅著述的觀點基本是在新紅學的寫實自傳說的範疇之內，從作者、評者、續者、版本、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之關係等方面提出問題，引據史料加以考證。
任何一種學說的產生都有其客觀必然性：任何一種新說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新紅學考證派也是如此。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內容不斷擴展，不斷豐富，不斷完善，同時也日益暴露了它先天不足的弱點。當年胡適作《紅樓夢考證》時，受到當時史料的限制，只是大體考察了曹雪芹上世的經歷，粗略地勾勒了曹雪芹的生平，所謂《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也只是說小說中寫到的情節有曹氏家世經歷的投影。後來隨著研究的深入，為了助證寫實自傳之說，諸家紛紛蜂起，搜集的史料越來越枝蔓蕪雜，考證越來越繁瑣細密，結論也由通脫走向拘泥，走向絕對化。
索隱派舊紅學，離開對作者身世、經歷和時代社會的具體研究，對小說的主旨隨意進行主觀臆測，表面看來，他們似乎重視小說與社會政治的聯繫，但是由於不懂得文學作品同社會生活、同政治鬥爭的辯證關係，所以連篇累牘的研究論著，全然是對《紅樓夢》妄加解釋，是牽強附會，任意「猜謎」。以胡適、俞平伯為代表的「新紅學」，本來是對舊紅學的一次突破，他們開始重視對作者、時代和版本的研究，並且力求在這樣的基礎上來說明《紅樓夢》的主題和情節。但是，由於他們仍然沒有跳出主觀唯心主義的圈子，而且仍然沒有真正懂得文學作品與社會生活的辯證關係，雖然考察出了關於作者、時代和版本的一些客觀史料，但是沒有能夠在對這些材料進行研究的基礎上得出科學的結論。而且越到後來越是走向極端，終不免於墮入謬誤的迷津。
新紅學考證派最根本的失足之處，是如何看待作品的內容與作者生平經歷的關係。文學作品是社會生活在作家頭腦中反映的產物。作家的創作都是從實際生活出發的，總是在實際生活中有了某些真情實感，然後才會孕育創作的構思。曹雪芹寫作《紅樓夢》也正是他的家世經歷觸發了他的創作願望，並且為他的創作提供了素材，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文學作品反映生活是有它獨特規律的。從生活素材到寫成文學作品，必須經過作家的創造性勞動。經過回憶、聯想、想像、虛構等一系列形象思維的過程。所以作品的內容和情節，絕不是現實生活的摹寫和記錄。《紅樓夢》的人物情節，肯定有著曹雪芹自己生平經歷乃至他所聞見的生活現象的投影，但是《紅樓夢》絕不是曹雪芹自傳，絕不是曹家史事的實錄。其實，曹雪芹自己在《紅樓夢》發端的文字中用所謂「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已經把這一點表達得至為清楚。所以，把《紅樓夢》中的賈寶玉等同於作家曹雪芹，把《紅樓夢》中的人物關係看成曹家人的輩分行次，把《紅樓夢》的故事情節看成曹雪芹家世經歷的翻版，顯然是錯誤的。
新紅學派的失足之處又在於其忽略文學作品和史傳記錄的根本區別。作者在其生活經歷基礎上進行創作時，為了揭示生活的本質，為了表達他對現實的傾向與評價，也為了使自己的作品符合其美學好尚，必然要對生活素材進行藝術加工。因此，文學作品的情節絕不是現實生活和歷史現象的實錄。不容諱言，《紅樓夢》中所寫的榮寧二府的發家，賈府的權勢與豪富，「太祖皇帝仿舜巡」時的接駕和元妃省親，乃至《紅樓夢》中的一些人物與細節，確實是以他自家的發家史為現實依據的，確實攝下了他自己曾經生活於其中的貴族家庭的投影，融進了他自己和前輩諸人經歷的某些情景。但是，所有這些內容寫進作品之後，都已不再是現實生活本身，而是被典型化、被昇華了的具有深刻思想意蘊的情節。作者的家世經歷在創作過程中只是作為他的構思的基礎，服從於小說中藝術典型的創造和主題思想的表達。作者在進行創作時「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不過是嚴格遵循生活的邏輯，對其「事跡原委」「不過只取其事體情理」罷了。所以曹雪芹從其家世經歷中提煉素材，並不能作為新紅學派「自傳說」的註腳，因為生活當中的人和事被寫進作品之後，已經成為全新的東西了。像新紅學派某些人那樣把《紅樓夢》的情節當作曹家信史，說曹雪芹是「把《紅樓夢》當年表寫的」，顯然是錯誤的。至於以曹家史事附會《紅樓夢》的情節，又把《紅樓夢》的情節混同於曹家史事，甚至寧信《紅樓夢》中的描寫為信史，而否認客觀史料的記載，則不僅是邏輯上的混亂，簡直是常識的缺乏!
新紅學派的失足之處還在於其抹煞作者明顯的創作傾向，貶低《紅樓夢》的文學價值和社會意義。作家的創作思維不僅以客觀生活為基礎，而且受著他的思想感情、政治觀念、美學趣味等諸多因素的制約和影響。因此他在作品中並不是純客觀地描寫生活，而是寄寓著一定的社會理想和美學觀念，表現著他對生活的態度與評價。《紅樓夢》通過以賈府為代表的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興衰史，通過以寶黛愛情為中心的一系列悲劇，揭示了封建社會後期的種種黑暗、罪惡，及其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對腐朽的封建統治階級和封建社會的整個上層建築，包括封建皇權、宗法制度、倫理道德、官僚制度、科舉制度、婚姻制度等等，進行了大膽的批判，同時又通過對貴族青年賈寶玉、林黛玉的歌頌，表達了朦朧的理想。儘管曹雪芹獨特的家世經歷使他在創作時採取了獨特的藝術傳達手法——「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以「滿紙荒唐言」揮灑出「一把辛酸淚」，把他對時代社會的深刻認識寄寓在以神話帷幕籠罩著的現實人生悲劇裡。雖然由於曹雪芹思想的複雜性，《紅樓夢》中的個別情節和語句有著一定的宿命論色彩和輓歌式情調，但是我們仍不難看出貫穿在全書悲劇結構中的批判現實主義的卓越的思想光華。使得《紅樓夢》具有超越時空、歷久不衰的深層意蘊，乃是它那飽含著深刻的哲理與詩情的歷史人生感受，絕不是作者個人的身世之感和命運悲歎。胡適說：「《紅樓夢》只是老老實實的描寫一個『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自然趨勢。」「《紅樓夢》的真正價值正在這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上面」。俞平伯說，《紅樓夢》是「自感身世，自懺情孽」，是「為情場懺悔而作」，《紅樓夢》的風格是「怨而不怒」，「《紅樓夢》性質亦與中國式的閒書相似，不得入於近代文學之林。」這些論述顯然是對《紅樓夢》的歪曲和貶低。而駕空地讚頌曹雪芹的天才、《紅樓夢》的偉大，而將《紅樓夢》說成是「精裁細剪的生活實錄」，實則亦與胡適之論同出一轍。
新紅學派從批評舊紅學派的諸種「猜謎」式的附會興起，而最後又在將《紅樓夢》歸結為曹雪芹的寫實自傳上失足——從王公大臣的家事軼聞轉為作者一家一姓的實錄。「自傳說」的惡性膨脹終於使它走向了末路。
1954年，在《紅樓夢》研究領域中發動的批判胡適派唯心主義的運動，提出了用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紅樓夢》研究的新課題；雖然這樣用搞運動的方式來解決學術領域的問題是不夠妥善的。但從此之後，唯物主義文藝理論的引入與普及，使得文藝和學術界對新紅學派的謬誤有了更為明確和深刻的認識。但是，新紅學派的影響依然存在。而且，特別令人驚異的是：它是那麼影響深遠，根深蒂固，難於動搖。
從1954年至今，時間過了半個世紀，《紅樓夢》研究走過了曲折坎坷的歷程，眾多學者為之付出了艱辛的勞動；也不無新的收穫和成果。但是從總體看來，《紅樓夢》研究仍然沒有擺脫新紅學派的影響。雖然1954年之後，沒有人再像胡適、俞平伯那樣明確重提自傳說，但是研究的內容、領域和思維論證方法卻依然囿於新紅學的藩籬之內而很少突破。相當大量的研究文章討論的問題無非依然是作者生平家世、版本、脂批、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成書過程等問題；方法上則依然是搜尋史料，助證己說。僅就文革以後在紅學領域發生的幾場大爭論看，什麼曹雪芹著作權問題、什麼脂批本真偽問題、什麼曹雪芹祖籍問題、什麼書箱問題、墓石問題……無不是在新紅學派所劃定的研究領域或者說怪圈中徘徊。而且往往是一個人挑起爭論，眾人群起而攻之。冷眼看去，挑起爭論者似有唯恐天下不亂，以便亂中顯身揚名的用心；群起者則大有戮力剿殺，必欲得勝而回朝的果敢剛毅。其實這些爭論依然是在搬演著新紅學的「傳統劇目」，對於推動紅學研究的前進並無多大意義。回過頭來看看，真正把《紅樓夢》作為小說來研究，真正從藝術角度、美學角度進行的文本研究，卻收效微薄，似乎至今也沒有產生一部開創一代新風、造成重大影響的力作。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
我們不願意、但不能不承認現在的紅學研究是處在低谷之中。究其原因，則是理論的滯後，方法的滯後!
面對新世紀的紅學，應該有一個新面貌，應該開創新局面。而要達到這樣的目標，我認為必須擺脫新紅學的羈絆，掌握新理論，開拓新領域，運用新方法，從多方位、多角度對《紅樓夢》作研究，特別是多做一些文本的研究、美學的研究。把《紅樓夢》研究推向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這正是時代賦予中青年紅學研究者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