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不等著「銜口墊背」
一 你那裡配姓趙
在文藝創作的實踐活動裡，長期存在兩種阻礙典型化的傾向。一種是從觀念出發而不是從實際出發，以一般代替特殊，不顧或不懂藝術概括與理性抽像的區別，以為抽像的類型化就是藝術的典型化。一種是認識停止在現象的表面，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不善於區別本質與現象，主流與支流，以為有了細節的真實就有了典型的塑造，繁瑣地羅列現象。長於典型化的《紅樓夢》，避免了和典型化相對立的這兩種傾向。
任何細節都不過是一種現象，但是，正如朱麗葉的乳娘，背後打擊羅米歐，說他「只好算是一塊抹布」那樣，《紅樓夢》中許多作為細節的語言，非常生動地塑造了人物形象。非常明顯，作品如果沒有細節就無所謂形象。不是一切細節都為塑造典型所需要，但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都不能沒有相應的細節。王夫人「只扶著一個貼己的小丫頭走來」；賈母生日，為消災而命後代和尼姑撿豆子；……這些比較孤立的細節，不影響情節的發展，沒有什麼特別重大的意義，但它對人物形象的塑造來說，卻具備耐人尋味的作用。古人說： 「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1]任何文藝作品，都不應當也不可能像山河那樣兼容並包，但缺乏細節，小說或傳記就不免成為鑒定表那麼空洞的東西，還談得上什麼對生活的豐富性生動性的再現?
細節作為整體的局部，它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它不只是象鏈條那樣一環扣一環，而且是像水與魚那樣互相依賴的。抄檢大觀園，一心要保護自己外孫女兒的王善保家的，故意說司棋的私信「想是他們自己寫的帳目……」一心要找岔子的鳳姐，不只「倒要看王家的可藏私不藏」，而且面對司棋的私信，故意說，「正是，這個帳竟算不過來……」然後借司棋的私信，盡情耍弄了王家的。倘若讀者不瞭解王家的與邢夫人的勾結，不瞭解鳳姐與邢夫人的暗鬥，只讀這樣的細節，未必能夠感到它在情節發展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即使當成局部或片斷來讀，這樣的細節也很有表現力。它和賈母生日，寶玉在探春、尤氏面前論生死，好像不過隨便閒談，卻關係人物性格的刻畫一樣有表現力。不能設想，這部小說只有故事梗概而沒有眾多的細節，還會有這麼強烈的感染力。
儘管細節不過是構成情節或人物形象的片段或局部，儘管它的完整性和獨立性是相對的，但有些細節本身往往就包含著豐富的生活內容和思想內容。作為白描，王夫人「只扶著一個貼己的小丫頭走來」，很容易被讀者輕輕放過。但是這麼一句並不驚人的白描，且不必作為大腳小腳的考證資料，單說它對封建貴族養尊處優的生話方式的描寫，也是具備著一定程度的完，整性和相對的獨立性的。真正具備典型意義的細節描寫，它本身可能體現既正確又深刻的思想內容。暫且不說《紅樓夢》，我們只消談一談關於阿Q是否姓趙的糾葛，就足夠理解細節對塑造典型的作用多麼重要。
《阿Q正傳》的開篇，交代阿Q姓氏的變遷，再現了他那連姓什麼的自由都被剝奪的罪惡環境。趙太爺的兒子進了秀才，阿Q感到姓趙的光榮，酒後道真言，對人說他和趙太爺是本家。阿Q也愛好虛榮，他說他比秀才還長三輩，這就給自己找了麻煩。第二天，地保把他叫到趙太爺家，既挨了罵又挨了打。從此就沒人承認他姓趙，他自己也不敢再說姓趙。
趙太爺 阿Q，你這渾小子!你說我是你的本家麼? (阿Q不開口)
趙太爺 你敢胡說!我怎麼會有你這樣的本家?你姓趙麼?
(阿Q不開口，想往後退，挨了趙太爺一個嘴巴)
趙太爺 你怎麼會姓趙!——你那裡配姓趙!
魯迅對壓迫者與被壓迫者雙方的典型人物，半封建社會的典型環境，即使在這樣的開篇裡，也作了洗練而充分的再現。他沒有把反封建的政治傾向特別指點出來，讀者卻不難領會作品所反對的是什麼。當我們接讀下文，還能領會出偉大的思想家魯迅?在反對三座大山的同時，怎樣用形象而不是用慨念抨擊著維護三座大山的市儈主義和見風使舵的社會風氣。
阿Q並沒有抗辯他確鑿姓趙，只用手摸著左頰，和地保退出去了；外面又被地保訓斥了一番，謝了地保二百文酒錢。知道的人都說阿Q太荒唐，自己去招打；他大約未必姓趙，即使真姓趙，有趙太爺在這裡，也不該如此胡說的。此後便再沒有提起他的氏族來……
這些聰明人的議論，可以說是「雄辯」的。在尚未消滅階級的社會裡，還存在類似的議論和聰明人。這樣的糾葛還會以別的形態出現，這樣的細節很有典型的普遍意義。小說的寫法也講究虛實相間。倘若處處都是細緻描寫，只能令人感到厭倦。《紅樓夢》的好些似乎只不過一筆帶過的敘述，例如寫賈珍父子居喪，在著力寫父喪的熱鬧景象之後，夾了這麼一兩句好像平淡的敘述：「賈珍賈蓉此時為理法所拘，不免在靈旁藉草枕苫，恨苦居喪，人散後，仍乘空尋他小姨廝混。」這種虛中有實，暗含複雜描寫的敘述，是調動讀者想像活動，讀起來感到意味不盡的寫法。但就整體來說，情節是不是能夠和內容梗概區別開來，要看它是不是擁有這麼富於代表性和表現力的細節。
二 可別使人家的鋪蓋和梳頭的傢伙
魯迅指責那些受僵化的美學教條所束縛的照像師，給孩子們拍照時運用了形式主義的創作方法，因而歪曲了孩子本身那。活潑、頑皮、無畏……的本來面目，使照片上的孩子顯得一臉馴良、拘謹、厭煩、疲勞……的神氣。由此可見，應當抓住什麼細節或細節描寫得如何，關係形象的真假。這種照相和畫畫寫小說的不同之處，主要是它不過在拍照之前擺弄對象。受錯誤觀念所支配的擺弄，也是一種想像和虛構。這種照相，難免是真中見假，以假亂真的。作畫和寫小說一樣，細節描寫關係著形象的真假。有些魯迅畫像把偉大的思想家畫得裝腔作勢的原因，主要是作者對魯迅性格的特殊點並不瞭解。而且因為作者不理解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這一名言，片面理解其實曲解「橫眉冷對」，在創作上相當於某些攝影師的任意擺弄對象。
任何尊重客觀現實的作家，對待他所要描寫的對象，只能發現而不能捏造它的規律性。只有熟悉和實事求是地認識描寫對象，理解對象的個性與共性的關係，才能自覺地塑造出典型的形象。「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恩格斯這一名言，是說現實主義不能滿足於細節的真實，並不是說現實主義允許排斥細節的真實。不是一切細節都為塑造典型人物所需要，但塑造典型人物和再現典型事件，始終需要有表現力的細節。所以魯迅指出： 「要極省儉的畫出一個人的特點，最好是畫他的眼睛。我以為這話是極對的，倘若畫了全副的頭髮，即使細得逼真，也毫無意思。」[2]魯迅和恩格斯的見解，都為怎樣選擇細節指明了標準。
恩格斯反對當時在德國文藝中「流行的惡劣的個性化」，這指的是那種「純粹低賤的自作聰明，並且是垂死的模仿文學的一個本質的標記」的個性化，而不是恩格斯所提倡的、「把各個人物用更加對立的方式彼此區別得更加鮮明些」的個性描寫。創造性的個性描寫，以特定事物的特殊點為依據；事物的特殊點保證了個性描寫的創造性。「惡劣的個性化」不從生活實際出發，憑空捏造，或無選擇地把偶然的、非本質的和瑣碎的細節，進行繁瑣的描繪，因而「化」不出生動活潑的個性來。恩格斯指出：「一個人物的性格不僅表現在他做什麼，而且表現在他怎樣做。」人物的「怎樣做」，不能不通過特定的細節來體現。我們把恩格斯這些論斷和他關於細節與典型化的關係的論斷結合起來讀，可以看出恩格斯並不否認細節的真實，只是反對脫離典型的真實而片面追求細節的真實，反對人為地拼湊不能真實表現人物性格的可有可無的細節。
沒有局部就沒有整體。《紅樓夢》那些構成人物「怎樣做」的整體的細節描寫，是塑造典型人物所不可缺少的局部。比如鳳姐對回家探母的襲人的叮囑：
你媽若好了就罷，若不中用了，只管住下。打發人來回我，我再另打發人給你送鋪蓋去。可別使人家的鋪蓋和梳頭的傢伙。
二奶奶非常忙碌，卻這麼無微不至地關心襲人的生活。作者沒有寫襲人是否感謝二奶奶那無微不至的關懷，讀者卻可能看出，鳳姐這話的出發點不單純是關懷一個普通丫頭，主要是關懷王夫人所依賴的寶玉的監護者。關懷王夫人所關懷的襲人，也就是關懷受王夫人委託料理家務的璉二奶奶自己。在鳳姐看來，襲人既已具備寶玉准小老婆的高貴身份，而不再是一張死契賣給賈府的丫頭，因此，襲人家裡的鋪蓋就不配貼著寶二姨奶奶的身子。梳頭的傢伙在鳳姐眼裡，也關係人的階級地位，怎麼可以不區別對待?描寫鳳姐這麼鄭重其事地對待襲人的回家，她那階級的傾向性就清楚地顯露了出來。
從空間關係看，倘若寫鳳姐的時候，只有「協理寧國府」的細節而沒有「弄權鐵檻寺」的細節；從時間關係看，倘若只有「協理寧國府」的細節而沒有「恃強羞說病」的細節，那就不可能多方面地塑造這個個性鮮明的典型人物。細節的重要性當然是相對的。但是，就封建王朝沒落過程的總畫面的變化來看，描寫鳳姐怎樣做的一些細節，對人物和環境的典型性的反映，起到了多麼重要的作用。
三 不記得了
細節作為整體的局部，它在認識上的重要性如何，恩格斯作過意義重要的論斷： 「……這種觀點雖然正確地把握了現象的總畫面的一般性質，卻不足以說明構成這幅總畫面的各個細節；而我們要是不知道這些細節，就看不清總畫面。」[3]這些話是恩格斯談到古希臘哲學家的世界觀時說的，但它對小說創作很有指導意義。小說作為對客觀現實的認識的結果，形象作為讀者的認識對象，同樣有細節與總畫面的關係的問題。細節不就是總畫面，但各個細節在總畫面中的地位有重要意義。關於怎樣認識各個細節，恩格斯還說：「為了認識這些細節，我們不得不把它們從自然的或歷史的聯繫中抽出來，從它們的特性、它們的特殊的原因和結果等等方面來逐個地加以研究」[4]。恩格斯接著還指出，不可因此而忘掉事物的總的聯繫。寫小說和讀小說，作為一種認識活動，也只有這樣既看到它們的相互聯繫，又看到它們的特殊地位，才能認識各個細節的特殊性質和它的一般性質。認識了各個細節的特殊原因或結果，才能認識它們在總畫面中的地位，認識它們和總畫面的辯證關係，從而認清總畫面。
為了說明《紅樓夢》的細節在認識上的重要意義，不妨先從並非小說的《史記》說起。《張儀列傳》中有一個很有趣的細節，直接描寫了這個熱衷於當說客的人物的性格，也間接描寫了當時為說客提供活動條件的社會背景。楚相丟失了玉璧，門人妄斷它被張儀偷竊了，張儀因而挨了一頓打。他回家，妻子因此抱怨他：「你要不讀書遊說，怎麼會遭到這一番羞辱?」張儀沒有作出正面的回答，只向妻子伸了伸舌頭，問道：「我的舌頭還在不在?」妻子笑了，說：「舌頭還在。」張儀說：「這就夠了。」我們把張儀那樂於當說客而死於當說客的一生作為一個總畫面來看，這個炫耀自己舌頭的細節，當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對於我們認識這個熱衷於當說客的人物的性格，卻具備了很重要的作用。不論司馬遷對於張儀是否像在《項羽本紀》中對樊噲那樣採取歌頌的態度，但張儀誇耀舌頭的細節，正如樊噲在鴻門宴上如何保衛劉邦的那些很生動的細節那樣，寫得簡練而又細緻，是典型化的一種值得借鑒的範例。
在《紅樓夢》裡，有難於一一列舉的、抽一發而動全身的，在人物、情節、環境各種總畫面中佔有重要地位的細節。比如說，關係賈府興衰的尋找人參，關係奴隸命運的一隻繡春囊，關係鳳姐最後結局的一綹頭髮……在總畫面中都有重要地位。單說關於被拐賣的香菱的命運，以及與此相聯繫的封建社會的背景，在如下的細節描寫中也有引人深思的體現。
周瑞家的 好個模樣兒，竟有些像咱們東府裡蓉大奶奶的品格兒。
金釧 我也是這麼說呢。
周瑞家的 你幾歲投身到這裡?你父母今在何處?今年十幾歲了?本處是那裡人?
香菱不記得了。
香菱這「不記得了」四個字，當然只有回顧賈雨村的門子——曾在葫蘆廟出過家的小沙彌——關於香菱遭遇的敘述，只有回顧第一回有關社會狀況——「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盜蜂起……」——的描述，才有可能較充分地瞭解它所包含的豐富的社會內容，因而細節的獨立性是相對的。但是對已經瞭解香菱遭遇及其社會背景的讀者， 「不記得了」這四個字卻具備著促使讀者回顧香菱歷史遭遇的強大力量。作為角色的香菱，這句話說得很平淡；然而作為觀眾的其他人物以及小說讀者，至少會「倒反為歎息傷感一回」的。和角色不哭觀眾哭的戲劇演出相似，這種切合此情此景的細節，是反映了事物的特殊點的細節，是真實的和富於代表性的細節，是生動的富於魅力和感染力的細節。如果沒有這樣的細節，那麼，《紅樓夢》的總畫面不免流於空疏，它那反映封建社會階級關係的認識作用和政治價值，也就不能不大大地削弱了。
四 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給他
既然個別細節從屬於總畫面，那麼，儘管細節可以從總畫面中抽出來加以研究，但不能把局部和整體分隔開來，對立起來。倘若讀者完全不瞭解王夫人與襲人的關係，不瞭解鳳姐怎樣深知王夫人和襲人的關係，那麼，鳳姐叮囑襲人那些話的真實動機就無從瞭解，這樣的細節在藝術形式上也談不上有什麼魅力。不論張儀伸舌頭誇舌頭的細節多麼有趣，如果脫離他那當說客的一生，看起來就顯得離奇古怪，令人摸不到頭腦。不論阿Q姓氏的糾葛多麼有表現力，也只有結合阿Q的階級地位去看待它，才能夠深刻感到這一細節的諷刺意義。所以說，細節的完整性和獨立性都是相對的。
話又說回來：既然沒有細節就無所謂總畫面，沒有局部就構不成全局，那麼，為什麼雖不能代替整體的細節，卻具有代表整體的意義呢?為了說明這一點，不妨先看看組成妙玉性格整體的一些個別細節。
人們在櫳翠庵品茶，妙玉用什麼茶杯來招待客人，這當然是一件小事，但又不是無足輕重的。妙玉挑選出來招待賈母的，是「一個海棠花式雕漆填金雲龍獻壽的小茶盤，裡面放一個成窯五彩小蓋鍾」。用來招待其他客人的， 「都是一色官窯脫胎填白蓋碗」。寶釵、黛玉和寶玉私下另有一番待遇，茶具都是有來頭的古董。在這兩女一男的三個人裡，受到的待遇也有所不同。用來招待寶玉的，是妙玉「自己素日喫茶的那只綠玉斗」。妙玉這麼區別對待客人，和佛教徒「世法平等」的宣傳相牴觸，這就不能不引起讀者對妙玉此刻心理的特殊點的猜測。這且不說，你看，劉姥姥喝賈母剩茶，這就使那只為妙玉所重視的古董成窯杯，遭遇到被它主人捨棄不要的命運。妙玉這樣做，說明了什麼呢?
寶玉 那茶杯雖然髒了，白撂了豈不可惜?依我說， 不如就給那貧婆子罷，他賣了也可以度日。你道可使得?
妙玉 這也罷了，幸而杯子是我沒吃過的。若我使過，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給他。你要給他，我也不管你。只交給你，快拿了去罷。
寶玉自然如此。你那裡和他說話授受去，越發連你 也髒了。只交與我就是了。
妙玉挑出來招待賈母的成窯杯，妙玉自己常常用來喫茶的那只綠玉鬥，在這個招待會上有了大不一樣的遭遇。一個出於她的意外，成了可厭的髒東西，一個卻有意用來招待「隨鄉入鄉」的客人寶玉，因而更將受她珍視。條件變了，兩隻茶具的命運多麼懸殊。正因為這樣，它就成為讀者認識階級關係的一種重要依據。
不僅如此，妙玉對待劉姥姥用過的那只杯子恰好與她對待「自己素日喫茶的那只綠玉斗」的態度相對立。這就不只表現了她的「潔癖」，而且表現了她與她所信仰的教義——禁慾——相矛盾。
還應指出，寶玉接受綠玉斗而說笑，妙玉的回答是笑談，也是這個自稱「檻外人」的尼姑的那種微妙的心理狀態，在特定條件下的變相的表白：
寶玉 常言「世法平等」，他兩個就用那樣古玩奇珍，我就是個俗器了。
妙玉 這是俗器?不是我說句狂話，——只怕你家裡未必找的出這麼一個俗器來呢。
妙玉對於成窯杯與綠玉斗的區別對待，不只是她那「天性怪癖」以及凡心微動的表現。如果對它作階級分析，這樣的細節也可表明， 《紅樓夢》為什麼是具有真實反映階級鬥爭的作用的現實主義的作品。妙玉基本上是作者同情的人物，脂評也強調她那性格的兩重性——「妙玉真清潔高雅，然亦怪譎孤僻甚矣……」。同情妙玉的讀者，對她那悲慘的「終陷淖泥中」的結局，發出過「錚錚者易缺，皎皎者易污」的感歎。曹雪芹在曲子《世難容》裡，也說過「太高人愈妒，過潔世同嫌」，「到頭來，依舊是風塵骯髒違心願，好一似無瑕白玉遇泥陷」。然而關於茶具這一細節，卻表現了妙玉這個得到作者同情，得到了讀者憐憫的人物的頭腦裡，正在發生封建思想的動搖性與頑固性的交戰。
同樣，。細節對鳳姐形象的塑造也是很有作用的。倘若沒有鳳姐前期「憑是什麼事，我說要行就行」的豪言壯語，那麼，鳳姐後期的「要像這樣，我競不能了」的洩氣話就缺乏力量，就不易顯示這個典型人物所處環境的典型性質。
五 街坊鄰舍看著也熱鬧些
沒有無細節的小說，也沒有無細節的生活。問題在於：生活裡的細節，不都是人物性格特徵的表現；作者所選擇的細節，不都是恰好能夠表現人物性格的。問題還在於：作者是不是熟悉他所要塑造的人物，是不是熟悉人物性格本來是通過什麼細節表現出來的。如果作者根本不熟悉細節與性格的真實關係，只從概念出發而進行創作，為了所謂形象化而鑲上一些細節，人物性格就不可能鮮明和生動。糟糕的個性化其所以糟糕，就在於細節是人為鑲上去的。和人物性格沒有內在聯繫的細節，始終是可有可無和一般化的。它像寶玉所說的「蹈襲前人的套頭」，以「搪塞耳目」的祭文一樣，是令人生厭的。細節描寫可能避免概念化，卻不容易避免一般化。曹雪芹沒有在《紅樓夢》裡使用過「細節」這一術語，但他很注意避免細節的一般化。寶玉創作《芙蓉》時想過：「如今若學那世俗之奠禮，斷然不可。競也還別開生面，另立排場。風流奇異，於世無涉，方不負我二人之為人。」所謂「世俗之奠禮」，是不符合祭奠者與受祭者「之為人」，也不符合祭奠者與受祭者之間的特殊關係的。在實際生活裡，這種奠禮本身也就是「蹈襲前人的套頭」的。比如那些「叩首」之類的現成套頭，何嘗不是許多細節所構成的。
……鳳姐吩咐得一聲「供茶燒紙」，只聽一棒鑼鳴，諸樂齊奏。早有人端過一張大圈椅來，放在靈前，鳳姐坐了，放聲大哭。於是裡外男女上下，見鳳姐出聲，都忙忙接聲嚎哭。
這，是曹雪芹對「世俗之奠禮」的生動描寫，也是鳳姐在賈府地位優越的一種獨特表現。那「忙忙接聲嚎哭」一語中的這個「忙」字，活畫出「世俗之奠禮」一般化的特徵。而這種特徵本身，作為流行的奠禮儀式來看，也是「蹈襲前人的套頭」。對實際生活裡這種「搪塞耳目」的細節，曹雪芹「別開生面」地寫出了它那一般化的特徵，卻不一般化地塑造出動人的形象。正如寶玉寫祭文的主張，「也須另出己見，自放手眼」，曹雪芹創造性地掌握了能夠表現人物性格和關係的細節。在小說或其他文藝作品裡，例如有些歷史演義小說寫作戰， 「來將通名」或「大喝一聲」等等，怎能說它根本沒有細節?無奈那些細節，往往出自給抽像的「英雄」的概念作「形象化」的動機。作者主觀上為了突出英雄人物，硬要用細節拼 湊出來，而作者並不明白這個英雄的特殊點，只好拿「搪塞耳目之文」來應付一番，結果是很如願的。《紅樓夢》第一回，石頭所指責的「佳人才子等書」，雖然不是把寫英雄當成寫作的根本任務，但其中那「鬟婢開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怎能說它完全沒有細節?無奈這種細節，不過是一堆倒味口的廢話。在現代的文藝創作中，也還存在著英雄出場紅光亮，壞人出場黑黢黢；「激化矛盾」波浪掀天，情勢好轉春光明媚，這些「搪塞耳目」的細節，只能說這是有它不多，無它不少的東西。而它竟然打著革命的現實主義的招牌橫衝直闖，這就未免太無自知之明了。
閒話休提，還是看看鳳姐的個性是怎樣通過「別開生面」的細節得到表現的。
不少讀者說，林黛玉感情纖細。對。不過，鳳姐、寶釵等人的感情未必粗獷。單說鳳姐厚贈劉姥姥，她的感情何嘗不纖細。鳳姐故意當著劉姥姥吩咐平兒，打點贈送這位「親戚」的 東西，劉姥姥連忙說：「不敢多破費了。已經遭擾了幾日，又拿著走，越發心裡不安了。」鳳姐說：
也沒有什麼，不過是隨常的東西。好也罷，歹也罷，帶了去，你們街坊鄰合看著也熱鬧些，也是上城一次。
賈府贈送劉姥姥的，並非「不過是隨常的東西」，而是貴重得出人意外的衣料等東西。此外，還有一百兩銀子。讀者不能不問：鳳姐說的這些客套話，是不是真正出於她對劉姥姥的愛憐，只不過要讓街坊鄰舍羨慕進城一趟的劉姥姥，而不包含加重示恩這一功利目的?在實際生活裡，讚揚別人就是讚揚自己的現象不難碰見，鳳姐這些客套話的動機並不單純。不論這些話對劉姥姥後來報恩的行為起了什麼作用，這樣的細=件j把鼠姐剝削階級代表人物的性格刻畫得既很生動，也很深刻，至少不是在用一般化的應酬話。
六 妹妹別錯怪我
《紅樓夢》裡描寫鳳姐長於說應酬話，包含作者對這個處處為自己打算的機靈鬼的譴責。至於作者描寫鳳姐挑撥人們取笑黛玉的三言兩語，就它對鳳姐性格的再現來說，較之空洞抽像的形容詞，比如「陰毒」、「詭譎」、「狡詐」……以至「討厭」等等，要具體、生動、有味也有力得多。鳳姐對黛玉精神上造成的傷害，雖然不及對尤二姐的傷害厲害，但就鳳姐所使用的手段來說，二者有一致性——都是煽風點火，借劍殺人的；也都是慣於打擊別人，保護自己的。即使對方知道她的真實用心，可是難於拿住她的把柄。她明知對方可能知道她的用心何在而奈何她不得，不妨任意表現她自己並非凡鳥。黛玉沒有為這一打擊而像尤二姐那樣「不如一死倒還乾淨」，只不過把一肚子委屈向知己寶玉發洩；這與其說是黛玉比尤二姐幸運，不如說是鳳姐對她不及對尤二姐的憎惡之深。
小說本身表明，鳳姐和黛玉之間，不像她和尤二姐那樣存在極明顯的利害衝突。也許鳳姐有鑒於黛玉在賈府處境的孤立，所以才這麼「看人下菜碟兒」的。鳳姐拿黛玉比小戲子這一事件，恰恰發生在給寶釵做生日看戲的時候，這一手不像是單純的逢場作戲，所以引起了湘雲、黛玉之間的一場衝突。這場衝突，是她倆家道衰落而又要維護自己的社會地位的表現。作者著力描寫了社會地位比不上寶釵而又不甘居人下的這兩個姑娘的衝突，也就是對鳳姐輕視她倆的態度的間接描寫。鳳姐之於黛玉，前恭後倨。回想黛玉初來賈府，儘管鳳姐巴結黛玉就是為了巴結賈母，總算作了一番表示歡迎的表演。隨著黛玉父親的死亡，賈母對黛玉態度的變化，寶釵在賈母、王夫人心目中那優越地位的鞏固，鳳姐右釵左黛的態度越來越明顯。到了抄檢大觀園時，表現得更加露骨。
鳳姐 我有一句話，不知是不是。要抄檢的原是咱們家的人；薛大姑娘屋裡，斷乎抄不得的。
王家的 這個自然，豈有抄起親戚家的人來!
鳳姐 我也這樣說呢。
鳳姐只抄自家人不抄親戚的原則，立即被她自己的言行所推翻。緊接著到了同是親戚居住的瀟湘館，卻又區別對待釵、黛這兩個並非「咱們家的人」的親戚。鳳姐帶領眾人進入館內，無拘束地抄檢起來。她只按住已經睡下，要由床上起身的黛玉，冷冷地說：
你睡著罷，我們就走。
鳳姐知道司棋是王善保家的親外孫女兒，所以她細心觀察這個外祖母「藏私不藏」。而她自己，卻偏袒在賈府吃得開的表妹寶釵，完全不顧是否得罪寄人籬下的表妹黛玉。脂評認為，鳳姐不敢抄檢蘅蕪院是「避禍從時」的表現，對鳳姐那見風使舵的態度來說，這種解釋是確切的。鳳姐對一向心細的黛玉，毫無有禍無禍的顧慮，對「咱們家的人」探春，卻是另一副面孔。三姑娘命丫環掌燭，開門等待抄檢，鳳姐卻兩次三番陪著笑臉答話。前後的硬軟態度，對比得多麼鮮明。
鳳姐 因丟了一件東西，連日訪察不出人來，恐怕旁人賴這些女孩子們，所以爽利大家搜一搜，使人去疑，倒也乾淨。
探春 我們的丫頭，自然都是些賊，我就是頭一個窩主。既如此，先來搜我……
鳳姐 我不過是奉太太的命來，妹妹別錯怪我。
鳳姐對待寶釵、黛玉和探春的態度如此懸殊，這樣的形象可以說也有驚人的獨特性。當作曹雪芹對鳳姐的譴責來讀，這許多「別開生面」的細節描寫，不是搪塞讀者的，不是可有可無的。
七 我又不等著「銜口墊背」從典型化與細節描寫的關係著眼，細節的描寫可能是「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的，也可能是很有表現力，不可或缺的。在思想性方面遠遠不能和《紅樓夢》相比的小說《金瓶梅》，充斥著「身邊瑣事」，充斥著趣味低劣，可能毒害讀者的細節。但也因為現實生活本身是一般與特殊的統一，這部小說的某些細節描寫也帶有典型性。它寫出了錯綜複雜的矛盾，有的還有巨大的社會意義。人們準備給李瓶兒裹屍，吳月娘帶領潘金蓮、李嬌兒尋找她生前喜愛的那雙繡鞋一紫羅遍地金鸚鵡摘桃高底鞋；鞋多難找。妒恨李瓶兒的潘金蓮，一心要死者墜入地獄，主張用大紅鞋代替那雙鞋。吳月娘不肯，定要再度尋找。翻遍了四個裝鞋的描金箱，在那「約百十雙鞋」裡也沒有找到它。後來「扯開坐櫥子尋，還有一大包，都是新鞋」。才尋到那雙合用的繡鞋。不論作者的創作動機怎樣，這樣的細節直接暴露了地主階級的窮奢極欲，也間接反映了受剝削受壓迫者的艱辛和苦難。舊時代的四川農村，流傳過貧苦農民兩句；自嘲的話，它所反映的實際生活，完全與上述細節對立： 「有朝一日時運轉，兩條褲兒重起穿。」對於一條褲兒都保證不了的被剝削被壓迫者來說，兩條褲兒成了一種難於實現的奢望。和地主婆有百數十雙新鞋被閒置著的狀況相對比，這種近乎自嘲的話，不就可以小中見大，有助干認識封建社會的階級關係嗎?
為了認識什麼是封建社會，什麼是剝削制度，什麼是剝削意識，《紅樓夢》給讀者提供了豐富的，個性鮮明的認識對象。其中有許多細節很值得重視。即使把它從整體中抽出來觀察，它本身也是很有表現力的。比如，尤氏在賈珍跟前所抱怨的，那一種「可到慇勤得很」，「其實於病人無益」的大夫們，都是些「聽著人的口氣兒，人怎麼說，他也添幾句文話兒說一遍」的騙人角色。這些角色所在多有，和魯迅在《父親的病》裡所諷刺的「國手」陳蓮河是一流人物。他們所關心的，不是病人的死活而是自己的私利。辦事不問效果，只圖顯得熱心，聽人口氣說話的人，不限於「添幾句文話兒」應付應付的醫生。因而這樣的細節描寫，何止是對庸醫的道德品質的概括。
細節描寫是否得當，不只影響人物和情節的典型性，而且影響主題的明確性和深刻性。只顧講道理而忽視藝術形象的真實性和生動性，從而外加抽像的用語，不足以顯示藝術所特有的說服力。這種創作方法不只毀壞了藝術形象，也毀壞了特定的主題。另一種是忽視細節描寫與人物情節和主題的內在聯繫，人為地鑲貼上一些雖很細緻卻不過是可有可無的枝節，結果不只無益而且有害。不論是為了克服標語口號化，還是為了克服形式主義的創作傾向，《紅樓夢》的細節描寫都有很值得重視的借鑒意義。
最後，我們只舉無數的細節之一，看看某些典型化的細節，怎樣不只作用於鳳姐的個性刻畫，也關係作品的主題。
我又不等著「銜口墊背」，忙了什麼?
這句陰氣逼人，「肝火盛」的氣話，是鳳姐向賈璉爭奪二百兩銀子，賈璉屈服，說「……多的沒有，這還有；先拿進來，你使了再說，如何之後說出來的。讀者不難明白，所謂「銜口墊背」，是指用珠寶銀錢裝殮死人。鳳姐說的這句氣話，體現著她那複雜的心瑪內容，也相應地表現了它的社會意義。簡單地說，鳳姐這個對銀錢有癮的勝利者，互相妥協之後對賈璉猶有餘恨，故意說這話來「戳人的心」。同時，賈府已經面臨「飛鳥各投林」的危機，地主階級內部矛盾激化，鳳姐和包括她丈夫在內的人們的關係，也就顯得更加緊張起來。把作為一個細節的這一句氣話，和「恃強羞說病」的其它情節結合起來讀，我們不難看出它對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塑造所起的重要作用。倘若刪掉它，至少會使鳳姐與賈璉的衝突顯得大為減色，而且只能削弱作品對剝削階級的醜惡的揭發。
巨大的建築，只能是一木一石構成的。要成就一件大事業，必須從小事做起。寫小說能夠例外嗎?古人論畫，強調「咫尺千里」；古人論詩，強調「尺水興波」；這些關於小中見大，以少勝多的藝論，在《紅樓夢》的細節描寫的手法方面，得到了生動的體現。我們面對怎樣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的問題，鳳姐言行及其所處環境，那些很有代表性、能夠說明很多問題的細節描寫，怎麼可以置之不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