彷徨在結構與解構之間
曹雪芹飽讀詩書、飽嘗人生辛酸、飽受人世磨難過後，是否對當時的現實關係和矛盾、對生命的終極意義和價值、對個人的生存狀態進行過形而上的思考和概括，現在已不得而知。但從《紅樓夢》文本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現實人生的認知、把握與思考，已經深入到歷史文化發生發展的淵源、脈絡和理路，以及由此形成的習慣性思維與認知方式的層面，探尋造成社會力量風水輪轉，政治勢力彼消此長的緣起和動因。在這個輪迴與循環中，家族和個人命運無從把握和預測，生命的尊嚴和權利遭到蔑視與踐踏。正是這些歷史的、文化的和思想的內在脈動與走向，決定了中國歷史和社會的走勢與形態，也決定了人的存在過程和狀態。這種力量從哪兒來？人類如何克服它？已成為許多人不斷思考和追尋的問題。
一
通過對《紅樓夢》的症候閱讀，我們發現曹雪芹對此頗有卓識與洞見：人性的自私、猜疑、妒忌等慾念所造成的非理性衝動，正是這種力量的源泉。不過人的意向與慾念是潛在的、遮蔽的，因而他人無從得知自己遭逢厄運的真相和原委。正是這種人性的道德缺陷和心理魔障，縱容了語言的狹隘和殘暴，從而製造了陰險、邪惡、極具毀滅性的隱性力量。常言說的人心叵測、人言可畏、眾口鑠金等，就是這種力量存在的顯在明證，而施暴者卻常常毫無知覺或不去知覺。可見，人的心理若陷溺在發洩的需要中就會啟動一種機制，能把自己內心的所有不滿不快甚至對自己不合適的事情，下意識地宣洩出來或者修改掉，以求得心理的快意與平衡。《紅樓夢》中許多女性的悲劇命運就是這種力量所致。尤其是晴雯，她的命運悲劇正是「風流靈巧招人怨，壽夭多因譭謗生」。
「症候閱讀」是精神分析學用語。弗羅伊德認為，人們可以在日常生活或夢境談論的錯誤、疏忽和荒唐事中，發現無意識的複雜和隱藏的結構的症候。１這種「症候」實際上就存在於人們慣常的語言舉動當中而渾然不覺，這些源於實施者意識或潛意識的行為動機形成一種「隱藏的結構」，以或隱或顯的方式，處在歷時的變動與整合的循環之中。作為獨立的個體，處於這樣複雜、微妙而又變動不居的網絡當中，行為舉措稍有盲目、慌亂或不夠敏慎之處，就會被擠兌而淘汰出局，甚至付出丟掉性命的沉重代價。曹雪芹看見了這種力量而又無法阻止它對個體生命的傷害，只能為被損害者拋灑一掬同情和悲憤的熱淚，或者付諸誠摯的祭奠與深深的緬懷，人類也因此憂鬱而無奈。曹雪芹將之化作抗爭的本能和表達的衝動，以小說為傾訴方式，根據自己充滿變數的生活經驗，將自家身世變故融入敘事當中，書寫其生命感悟和對命運的思考。又在天人合一、《易經》和陰陽五行家思想觀念的啟示下獲得了新的視角和高度，試圖以見微知著的方式探悉人生社會與大千世界興衰流變、榮枯交替的規律和節奏，著意尋覓世事無限多變的支配力量，以便稀釋這種神秘力量施與他的壓力和痛苦，進而在傳達自己經歷和體驗的過程中實現精神的超越與飛昇，達到詩意和審美的境界和高度。然而，精神上的逃逸畢竟是暫時的，心靈一旦觸碰到生存的實際問題和需求，精神超人從詩美中一夢醒來，其軟肋就會被生命需求的物質硬件深深地戳痛與刮傷。
《易經》把「天」或「天地」作為一切世間現象的終極性的價值範疇。它孜孜以求的是天或天地與世間現象之間的關係，認為「有天地然後有萬物」。這不是經驗的命題，而是把天地看成世間事物之超驗的根源，是思辨的產物。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陰一陽之為道：分於道之謂命；形於一之為性。」２道是無形的，不能用感官來認知，所以《系辭傳（上）》說：「形而上者為之道。」這裡的「道」接近於西方哲學中的「本體論」，它是一種本質的展開，是一種追本溯源的意向性追求，是指向無限性的終極關懷。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存在著各種對立面，《易經》把有關對立面的概念高度抽像化，並用陰、陽兩組符號來表示，這兩種符號構成六十四卦的形式系統，來演示以陰陽運動為主要內容的道的各種展現過程。「陰陽不測之為神」，神就是陰陽變化的無限多樣性。３在《易經》這種充滿辯證、系統、變化和單純循環的思想指導下，秦漢時期出現了宇宙圖式論哲學。這種哲學認為，宇宙自然、人類社會，其中包括每一個個體生命，都被囊括在一個由矛盾對立的兩面相互推動而引起的不斷變化、循環，並以一定的結構方式所構成的系統當中，個人的命運遭際也被動地受這種變化循環所播弄。任何事物都具有對立的兩面，它們的相斥相合促使發展變化。個體間的恩怨糾葛，除了這種力量的作用之外，具體的生成過程還在於金木水火土的相生相剋。相生就是相互推動和促成的力量；相剋就是相互排斥和破壞的力量。這又構成母循環系統中的多種子循環系統。這些系統最終在「太虛」之中結構出一個「幻境」，其間的人、事、物「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生命存在僅僅是個瞬息過程。
《易經》和陰陽五行家所創製的兩種世界圖式後來生成兩種文化思想體系，經儒、道兩家整合之後生發出以注重想像、抒發情感、表達志向的詩文化，和以注重維持和強化社會倫理秩序、規範個人道德行為的禮文化。《易經》和陰陽五行家的這一相反相成、相剋相生、辯證系統、變化循環思想，用佛教的生死輪迴、果報觀念來解釋也能貫通，並且佛教還為弱勢的個體提供了精神避難場所——寺院與尼庵。人生一世其實就是經受一場劫難；一世一劫就是一個輪迴，之後還要無休止地輪轉下去。若要終止這種輪迴，逃離它的操控，只有斷絕慾念，窒息六根，通過參禪悟道實現涅槃，這樣才能跳出三界輪迴。賈寶玉最終選擇遁入空門就是要跳出這個循環輪轉著的怪圈；妙玉自稱為檻外人，說明她已脫出紅塵了。大觀園裡的芳官、蕊官、藕官和惜春後來也都選擇了同樣的歸宿。但是，出家也只是精神上杜絕了慾望和念想，只要生命中沉重的肉身存在，本能的需求就依然存在，況且佛教徒清修悟道、斷絕慾念修到涅槃境界的意向本身也還是一種慾念。海德格爾認為，人與存在有一種特殊的關係就是「生存」。「在……之中」是人存在的基本條件和特殊方式，因此他將人稱之為「此在」。此在必須「和某種東西打交道，製作某種東西，安排照顧某種東西，利用某種東西，放棄和浪費某種東西，從事、貫徹、探查、詢問、考察、談論、規定，諸如此類」４。這就是人的日常實踐活動，我們的生命活動。所以，人不可能實現真正的遺世獨立，生命需要延續，其神聖與尊嚴也需要維護。
二
《紅樓夢》是一個詩性的文本，其中中國傳統詩禮文化表現得突出而濃郁。但作者對於傳統詩禮文化的態度，透過賈寶玉最終選擇出家的行為，表現出懷疑、彷徨和游移。伊格爾頓在把「症候閱讀」用於文學批評時說：「通過注意敘述中那些看來是迴避、矛盾和緊張的地方——沒有出口的話，講得過多的話，即語言的重複和滑脫的地方——文學批評能夠開始刺穿二次修正層面，從而揭露『潛文本』的某些情況；這一『潛文本』就像無意識慾望一樣，是作品既加以隱藏又可以暴露的。」５也就是說，文學批評不僅可以注意文本表達了什麼，而且可以注意它怎樣組織了表達。在《紅樓夢》的構思和寫作上，曹雪芹模擬了詩禮文化的生成方式即虛構與比附；在刻畫人物性格和安排人物命運和結局上，他又對此進行了某些方面和某種程度的解構。不僅是曹雪芹的時代，即使在當下，人心深處「無意識的複雜」症候依然陰魂不散，對個體生命帶來極大的精神困擾和身心重創。所以，分析曹雪芹對這一「症候」的撫脈剔析，將那被儒家詩禮文化所遮蔽而不能還原的生活本相，通過作者對詩禮文化某種程度的顛覆得以原形畢露，對當下仍具深刻的警示意義。
首先，作者在卷首就表明了《紅樓夢》的寫作目的和意圖：借小說人物故事，傾訴個人家族變故、自身遭際的悲苦和辛酸，感悟人生是虛空，情愛是夢幻的生命哲理，體認生命之旅僅僅是歷經一場劫難遭遇一次輪迴而已。作品之所以取名「紅樓夢」，意味著紅塵富貴只是一場夢幻。敷演故事的主要場所為「賈府」，賈假諧音，寓意用「假語村言」將「真事隱去」。隨著故事情節的發展和人性展示的深入，意象內涵曲折深邃有著多方面、多層次的寄寓，「假」就具有了虛擬、虛構、曲筆、虛空、虛幻等意義。賈寶玉是女媧（天意）鍛造的一塊頑石，被「茫茫大士」、「渺渺真人」點化賦予靈性，又借神瑛侍者之人形前來世間歷劫。其經歷記載於《石頭記》，若干年後被「空空道人」（小說虛構）傳播世間。他與薛寶釵的「金玉良緣」是癩頭和尚亂點；與林黛玉的「木石前盟」則為絳珠仙草報償神瑛侍者甘露之惠。所有的一切均在「太虛幻境」造冊備案（命數），被「司人間之風情月債，掌塵世之女怨男癡」的警幻仙姑（神意）所掌管。其構思寄寓著曹雪芹對宇宙萬物、人生命運及其價值意義的認知和理解：人生是虛空，愛情是夢幻，人們來自茫茫太一最終還要遠逝渺渺太極。人們的一切慾念、癡心和妄想都不過如作品中所云，「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其次，作者通過對其鍾愛女子靈性與才幹的展現，透露出對注重想像和審美的詩文化的讚美和嚮往。但她們一個個的悲劇謝幕，又使作者看見了詩文化的虛幻和飄渺，它僅僅是我們民族的夢。通過對尊貴命婦及卑賤僕婦殘忍、卑污靈魂的展示，可見曹雪芹對維護封建秩序的禮文化的虛假偽善本質給予了諷刺與揭露。這樣，詩文化夢的實質被揭示，禮文化假的真相被拆穿，從而起到了對傳統文化的解構作用。
金陵十二釵正、副、又副冊中所突出的十五位女性，各稟天賦和才情，都是得山川日月之精秀的「水做的骨肉」。但從「太虛幻境」存檔中的詩畫判詞與「紅樓夢十二曲」曲詞，預示的卻是她們的劫難與命數。賈寶玉曾經慨歎，「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他見了女兒便覺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而女人一旦嫁了男人便也染上了那種濁臭氣。王夫人家庭出身與社會背景相當顯赫，又是當朝貴妃的生母，可謂有權有勢的誥命夫人，但金釧兒和晴雯的死她難脫干係。其實王夫人不能容忍的是丫鬟們在寶玉跟前的輕狂行為，因此才做出對金釧兒和晴雯的殘酷之舉。其實，她並不瞭解兒子的天性與稟賦，只是按照傳統價值觀念與意義，希望寶玉走上仕途經濟之路。她的寬厚仁慈建立在愛子的前途之上，建立在禮教文化所規定的秩序之上。下人們惟有盡他們的本分，不該有別的非分之想。一旦超出這個要求和範圍，她就顧及不到他們的尊嚴和生命了。禮文化充分體現出人的不平等以及對弱勢群體生命和尊嚴的漠視與輕侮。
詩夢也好，虛禮也罷，它們都不能支撐生命的存在，惟有物質生活條件的需求才是實在的、沉甸甸有份量的東西，但這些東西總是極其有限。為了爭權奪利，人們處心積慮，陰謀算計，甚至煽風點火，製造混亂，手段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其人性已被物慾嚴重扭曲。王熙鳳聰明能幹，巧舌如簧，頗得賈母的歡心、王夫人的信賴和賈府上上下下的敬畏。但她利慾熏心，利用管家之便中飽私囊，在大家庭內部左右逢源、翻雲覆雨尚不滿足，手段甚至玩到社會官府之中，其結果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鳳姐所操心和上手的都是實實在在的物質硬件，治理家政切實感受到權力與財富的魔力，她遏制不住無限膨脹的貪慾，向著沉重的方面失衡了。賈府的那些粗鄙僕婦們，往往為著丁點私利或閒言碎語，感覺情面受到冒犯而懷恨在心，相機讒言構陷他人。對於她們趕走司棋，害死晴雯，逼迫芳官、蕊官和藕官出家的惡果，寶玉非常憤恨。他說「鉗詖奴之口，討豈從寬；剖悍婦之心，忿猶未釋！」這樣，在夢幻與現實、虛無與實在、精神與物質之間，形成矛盾、悖反的對立與衝突。終其一生，曹雪芹的精神心理一直遊走彷徨在這種矛盾對立的兩難境地，這也是那個時代許多知識分子的存在境遇。
再次，對佛、道人生態度和價值觀念的選擇，和對一心圖謀仕途經濟的祿蠹的鄙薄，也是作者對傳統價值觀念進行顛覆的重要表現。曹雪芹是在家庭遭遇政治變故，仕途經濟道路受阻，自身天賦和書香翰墨的熏陶與濡染，各種機緣的巧合變現實的不利因素成為一股推動力量，使曹雪芹的激情和天分通過《紅樓夢》的寫作淋漓盡致地得以展示和發揮。在寫作的過程中，其價值觀念無疑會從維護自我尊嚴、尋找生存意義的立場出發進行重新選擇和調整。《紅樓夢》從開篇到結尾，茫茫大士、渺渺真人的人間化身癩頭和尚、跛足道人，突破時空界限，穿越陰陽兩端，操縱「寶玉」命運，守護寶玉靈魂，點化「寶玉」的去向與歸宿。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佛、道思想向來以注重個體生命，主張出世，追求虛無空靈和清靜無為的精神境界而著稱。淡泊明志，寧靜致遠，修身自律，潔身自好等，一直是古代知識分子所追求的高潔品性和最高的精神境界。與那些渣滓濁沫的鬚眉祿蠹相比，賈寶玉同情弱勢，關愛生命，他以女性的品性、才情、能力和志趣來取人，更加合乎情理和天道。王熙鳳重權在握炙手可熱，賈母為她過生日有誰敢不急切趕來湊趣？可寶玉首先想到的是金釧兒的忌日，早早趕到水仙庵撮土為香，含淚拜祭。他還杜撰《芙蓉女兒誄》月夜祭悼死去的晴雯，讚美她「其為質則金玉不足喻其貴，其為性則冰雪不足喻其潔，其為神則星日不足喻其精，其為貌則花月不足喻其色」。妙玉在作品中僅有兩次重點亮相：「櫳翠庵品茶梅花雪」突出她的潔，潔得過分；「凹晶館聯詩悲寂寞」突出她的才，才比詩仙。寶玉透過其孤僻性情看到她「氣質美如蘭，才華阜比仙」，歎息她「卻不知太高人愈妒，過潔世同嫌」。
最後，曹雪芹通過對他者、另類的肯定和讚賞，實際上解構了傳統勢力對這些社會邊緣人的忽視和壓迫。與賈寶玉相知相交的男性屈指可數，除世交和親戚外，就只有地位低下的蔣玉菡、柳湘蓮了。蔣、柳皆為社會邊緣人物，他們二位的出現必有薛蟠在場，因此形成蔣與蟠、蟠與柳性情與品質的對比，孰優孰劣一目瞭然。蔣玉菡最終與花襲人兌現了姻緣前定的美滿結局，能夠贏得襲人的芳心足見他的不同一般。柳湘蓮是尤三姐唯一鍾情的人，並因其悔婚自刎仙逝。在封建社會裡，戲子、俠客等都是被主流社會排擠出去的邊緣人，屬於下九流的另類、他者。戲子甚至與妓女一般，是達官貴人豢養的玩偶與取樂對象。可見，詩文化一旦遭遇生命的物質需求蒼白而無力；禮文化在生命的尊嚴和神聖面前觸礁而崩潰。
１５ 王先霈 王又平.文學批評術語詞典[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
２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M]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３ 謝維揚.至高的哲理[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
４ 張汝倫.現代西方哲學十五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