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的回眸與瞻望
(一)
《紅樓夢》作為我國古典長篇小說的峰巔之作,從它問世時輾轉傳抄,不脛而走,至於剞劂刊行,一版再版,日益吸引著越來越多的讀者爭睹為快的熱情,引發著人們歷久彌深的研究興趣。不知有多少讀者被它感動,反覆披閱,感歎唏噓,廢寢忘餐,手不釋卷;也不知有多少學者為了探究它的思想內涵和藝術精髓,潛心研讀,磨勘比較,覃思考索,嘔心瀝血。如今保存在《紅樓夢》早期抄本上的批語,可以視為最早的研紅文字,脂硯齋等人也就是最早的《紅樓夢》研究者。但是,《紅樓夢》研究真正蔚為風氣,進而形成一門專門的學問——紅學,還是在《紅樓夢》刊印行世之後。乾隆五十六年(1791)、五十七年(1792)程甲本、程乙本連續印行,《紅樓夢》再也不是少數人傳閱的孤本秘笈。讀者群空前擴大,研究評論者自然也就多起來。於是,雜評、題詠、評點、批注,諸種形式逐漸蔚為大觀。雜評文章出現較早,乾隆至光緒年間代不乏作,或曰「隨筆」,或曰「閒筆」,或名「雜記」,或名「偶說」,或稱「論贊」,或稱「問答」,多是有關《紅樓夢》的簡短記聞和評述性文字,其中有關於《紅樓夢》作者的記聞,有關於小說本事的追索和猜測。《紅樓夢》作者究竟是誰,曾是一個眾說紛紜的問題,而較早記述《紅樓夢》作者為曹雪芹的,是袁枚《隨園詩話》、永忠《延芬室稿·吊曹雪芹三絕句》、明義《綠煙瑣窗集·題紅樓夢七絕二十首》及曹雪芹的友人敦敏《懋齋詩鈔》、敦誠《四松堂集》中關於曹雪芹的詩和詩下小注與題記。關於《紅樓夢》本事與微旨,說法更多:有的說《紅樓夢》所寫乃故相明珠家事(梁恭辰《北東園筆錄》、陳康祺《燕下鄉脞錄》),有的說《紅樓夢》寫的是和糰家事(佚名《譚瀛室筆記》),有的說《紅樓夢》寫的是傅恆家事(袁枚《批本隨園詩話》引舒敦說),有的說《紅樓夢》寫的是金陵張侯家事(周春《閱紅樓夢隨筆》),也有的說《紅樓夢》寫的乃是順治皇帝與董鄂妃即董小宛的故事;還有人說《紅樓夢》「為讖緯之書」(汪?《寄窩殘贅》引某旗人語),有人說《紅樓夢》乃演「先天大道」的「丹書」(夢癡學人《夢癡說夢》)。
關於《紅樓夢》的詩歌題詠及詞賦,乾嘉以降所作頗多。但大多是就《紅樓夢》的某一人物或個別情節加以敘寫,略為加一點吟詠讚歎,其中也有一些在吟詠中帶有評論的性質。最初,一人所作只是數首而已,後來逐漸發展到動輒寫成幾十首,上百首的組詩,然而滲入的感情則是「夢裡紅樓接大荒,情天色界兩茫茫」的喟歎和「有緣皆幻,無色不空,風愁月恨,都在夢中」的感慨;有的思想和情趣更為平庸低下。總之。此類詩歌詞賦形式的評論,佳作不多,影響也遠不如其它類型的研究文章。
《紅樓夢》刊印行世之後,有的評論者就在書上圈點加批。圈點的字句段固然是評者意中的重要之處,而且有點有圈,有單圈有雙圈。批注則有多種:有的寫在回前,有的寫在回後,有的寫在書眉,有的寫在行間。自道光至光緒年間,出現了一批《紅樓夢》的評點家,他們對《紅樓夢》的評論是通讀全書,逐回批點,並把這逐回批點的文字附在各種《紅樓夢》的本子上,在讀者中廣為流傳。有的人幾乎是平生致力於評點,評點文字多達幾十萬言。其中最有名的當數「護花主人」王雪香、「太平閒人」張新之、「大某山民」姚燮。評點的內容至為廣泛,有的述全書意旨,有的談間架結構,有的評人物故事,有的論筆法脈絡:涉及了對《紅樓夢》內容藝術的總估價,《紅樓夢》的綱領,《紅樓夢》的層次結構,《紅樓夢》人物的性格與命運,《紅樓夢》藝術描寫的精妙之處,對作者命意的揣測,對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關係的爭論,對《紅樓夢》抄本的記聞及八十回後情節的探索。當然,由於這些作者所處時代和階級地位的局限,他們的評論觀點往往是優劣互見,正確與錯誤雜然並陳,不僅不同評點者水平參差,即使是同一位評點者也往往是有許多陳腐的說教,也偶或有一些精到的見解。比如「太平閒人」張新之把《紅樓夢》說成是一部「演性理之書」,是「祖《大學》而宗《中庸》」的儒家經典的觀念演繹,並對書的內容作了許多索隱式、猜謎式的解釋;同時他又把《紅樓夢》和《聊齋誌異》相提並論,肯定它的文學價值「自足千古」,認為它是當時小說之最。總之,評點著作也和雜評類著作一樣,其研究成果有可取之處,對後來的研究有所啟發,同時也有一些錯誤觀點被後來的索隱派乃至考證派繼承和發展。
民國初年,《紅樓夢》研究領域湧現出一批索隱派著作。首先是民國五年(公元1916年)王夢阮沈瓶庵的《紅樓夢索隱》出版,次年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問世,民國八年(公元1919年)又有鄧狂言的《紅樓夢釋真》出版。這些索隱派著作比起乾嘉時的雜評類文章可堪稱為鴻篇巨製,幾乎每種都是洋洋灑灑,有的長達十幾萬乃至幾十萬言;而且一旦問世,即一版再版,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再版十餘次,一時間在讀者中造成了強烈的轟動效應,形成了一股聲勢頗大的潮流。
所謂索隱,就是探索《紅樓夢》中所隱去的本事和其中的幽微意旨。這類著作表面說來是在研究《紅樓夢》,但是由於這些索隱派作者不懂得社會生活同文學作品的辯證關係,不懂得文學作品反映社會生活的規律,所以他們並不是從小說《紅樓夢》出發,而是從自己頭腦中某種先驗的主觀意念或臆想出發,把搜尋到的一些看似與《紅樓夢》有關實則毫無關係的材料,或者從野史筆記裡拾摭來、宰割來的一些所謂史料,跟小說裡的人物事件互相比附印證,並據以對小說的主旨和價值妄加判斷和評論。
索隱派作者的寫作目的及其著作的具體內容各不相同,但他們的思維論證方法和結論卻往往是承接了清代一些著作的說法,並加以引申發揮。他們是一些善於玩弄史料和文字遊戲的專家,他們往往是從歷史著作、野史雜記、詩詞隨筆、民間傳說中,搜集一些與《紅樓夢》看似有關、實則毫無關係的材料,與《紅樓夢》中的某一人物、某段情節牽強附會的加以排比對照,以此來證明《紅樓夢》中的某人即影射現實中的某人,《紅樓夢》中的情節即寫某家某事。史料和情節在他們手中可以隨意牽合、隨意解釋,甚至隨意地曲解和編造,就像可以隨意捏揉成任何形狀的麵團。因而他們搞起索隱來也就可以任意放言、千言萬言、喋喋不休,因為這種主觀唯心主義的瞎說是可以毫不費力的。
王夢阮、沈瓶庵《紅樓夢索隱》題為「悟真道人戲筆」,附於一百二十回本《紅樓夢》上。書前是悟真道人《序》、《例言》和《紅樓夢索隱提要》,分段分回的索隱則夾寫在《紅樓夢》有關段落的正文之下。這位悟真道人否定以前評紅諸家,認為只有他自己參悟了《紅樓夢》的「正諦」,他說:
然則書中果記何人何事乎?請試言之。蓋嘗聞之京師故老雲,是書全為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兼及當時諸名王奇女也。相傳世祖臨宇十八年,實未崩殂,因所眷董鄂妃卒,悼傷過甚,遁跡五台不返,卒以成佛。當時諱言其事,故為發喪。世傳世祖臨終罪已詔,實即駕臨五台諸臣勸歸不返時所作,語語罪己,其懺悔之意深矣。……父老相傳,言之鑿鑿,雖不見於諸家載記,而傳者孔多,決非虛妄。情僧之說,有由來矣。
《紅樓夢》所寫即清世祖與董鄂妃故事,情僧指順治皇帝,也就是小說中的賈寶玉;董鄂妃就是秦淮名妓董小宛,也就是小說中的林黛玉——這就是悟真道人「大弄筆墨」「鉤沉索隱」的結果。至於為什麼書中的林黛玉就是影射董小宛,悟真道人說「關合處尤多」:小宛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綠之意也!小宛書名,每去玉旁專書宛,故黛玉命名,特去宛旁專書玉,平分各半之意也!……小宛入宮已二十有七,黛玉入京年只十三余,恰得小宛之半。……小宛愛梅,故黛玉愛竹。小宛善曲,故黛玉善琴。小宛善病,故黛玉亦善病。小宛癖月,故黛玉亦癖月。小宛善栽種,故黛玉愛葬花。小宛能烹調,故黛玉善裁剪。小宛能飲不飲,故黛玉最不能飲。……且小宛游金山時,人以為江妃踏波而上,故黛玉號瀟湘妃子。……小宛姓千里草,黛姓雙木林。……且黛玉之父名海,母名敏,海去水旁,敏去文旁,加以林之單木,均為梅字。小宛生平愛梅,庭中左右植梅殆遍,故有影梅庵之號,書中凡言梅者,皆指宛也。(《紅樓夢索隱提要》)這種所謂關合之說本已不倫不類,後面又說「小宛事跡甚多,又為兩嫁之婦,斷非黛玉一人所能寫盡,故作者又以六人分寫之。」所以書中的秦可卿、薛寶釵、薛寶琴、晴雯、襲人和妙玉都是董小宛的化身。然而後面又說薛寶釵一人既是寫董小苑,又是寫陳圓圓,又是寫劉三秀。《紅樓夢索隱》的論證方式就是這樣混亂不堪、自相矛盾、隨意胡說。
蔡元培是當時的著名學者,他作《紅樓夢》索隱,目的是為了宣傳民族主義的政治思想。在他看來:
《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當時既慮觸文網,又欲別開生面,特於本事之上加以數層障冪,使讀者有橫看成嶺側成峰之狀況。
他在論證這種先入為主的見解時,則採取了把《紅樓夢》中宰割下來的人物和情節跟他摘取的史事互相比附的方法。蔡元培認為以前研究《紅樓夢》,闡證本事以《郎潛紀聞》所引述的徐柳泉說《紅樓夢》是「記故相明珠家事,金陵十二釵,皆納蘭侍御所奉為上客者」,「最合」。「《乘光捨筆記》謂書中女人皆指漢人,男人皆指滿人,以寶玉曾雲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尤與鄙見相合。」他認為小說裡的賈寶玉就是康熙皇帝的太子胤秖,林黛玉影射朱竹篘(即朱彝尊),薛寶釵、探春、王熙鳳、史湘雲、妙玉,分別影射高江村(士奇)、徐健庵(乾學)、余國柱、陳其年(維崧)、姜西溟(宸英)。
蔡元培標榜自己的索隱法則是:一、品性相類,二、軼事有征,三、姓名相關,實則仍是以一種主觀猜想作為命定的結論,然後再用猜想的方法去證明這結論。比如文章前面說:「林黛玉,影朱竹篘也,絳珠影其氏也,居瀟湘館,影其竹篘之號也。竹篘生於秀水,故絳珠草生於靈河岸上。……」可是後面又說:「所謂賈府即偽朝也。」「賈政者,偽朝之吏部也。……」人物忽又成了朝廷的機構。再如說:「書中紅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漢也,」「寶玉有愛紅之癖,言以滿而愛漢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漢人唾余也!」又說:「四十八回,賈雨村拿石呆子事,即戴名世入獄也。……扇者,史也。看了舊扇子,家裡這些扇子不中用,有實錄之明史,則清史不足觀也。二十把舊扇子,二十史也。石呆子死不肯賣,言戴名世等,寧死不肯以中國古史俾清人假借也。」凡此種種,無一不是從主觀想像而來的牽強附會。
鄧狂言的《紅樓夢釋真》則認為《紅樓夢》是一部「明清興亡史」,而其索隱方法則更加主觀隨意。書中人物既是影射這一歷史時期的人物,同時又影射另一歷史時期的人物。例如說「寶玉固指順治,然曹氏則指乾隆」,林黛玉既指董小宛、董鄂妃,又是寫乾隆的皇后富察氏。剛剛說平兒是指柳如是,忽而又說是寫尹繼善。比起《紅樓夢索隱》和《石頭記索隱》,《紅樓夢釋真》的論述,更為顛三倒四、混亂不堪!
總之,索隱派就是這樣,他們不懂得文學藝術與生活現實的關係,不懂得文藝作品反映生活的規律,也不懂得文學批評的意義和科學方法。他們有的人雖然也把《紅樓夢》稱為「歷史小說」、「政治小說」,但並不是把《紅樓夢》看作特定歷史時期社會生活的反映,而是把《紅樓夢》歸結為某個皇帝或大臣、某些文人或妓女的奇聞逸事;不是把《紅樓夢》的人物和情節看作經過作家藝術加工的現實生活的典型化的反映,而是宰割個別的人物和情節,零碎地、簡單地還原為現實中的某人某事。至於他們的索隱方法,不是無奇不有的牽強附會,無中生有的杜撰,就是隨意截取史料或小說情節而任意加以曲解。
從《紅樓夢》問世到民國初年,《紅樓夢》研究雖然經過了一百五十年左右的曲折發展,但是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並未走上科學的道路。不僅如此,在當時文化背景下,索隱派卻非常行時,影響很大。這種「索隱」風氣幾乎瀰漫了整個研究領域和讀書界。儘管王國維於光緒三十年(1904年)就曾寫出以文藝和美學觀點系統評論《紅樓夢》的專論《紅樓夢評論》,對索隱影射等說法提出了批評,也未能遏制這種風氣的漫延發展。當時的《紅樓夢》研究正像魯迅先生說的:「誰是作者姑且勿論,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紅樓夢》研究呼喚新的思維、新的觀點、新的空氣!
二
1921年,胡適發表了研究《紅樓夢》的專論《紅樓夢考證》。次年,俞平伯寫出了《紅樓夢辯》。《紅樓夢》研究,揭開了新的一頁。正像曾與胡俞二人頻繁通信討論《紅樓夢》的顧頡剛在《紅樓夢辯》序言中說的「紅學研究了近一百年,沒有什麼成績:適之先生做了《紅樓夢考證》之後,不過一年,就有這一部系統完備的著作。」「我們處處把實際的材料做前導,……我希望大家看著這舊紅學的打倒,新紅學的成立,從此悟得一個研究學問的方法,……用新方法去駕馭實際的材料,使得噓氣結成的仙山樓閣換做了磚石砌成的奇偉建築。」
胡適、俞平伯著作的問世,確實是紅樓夢研究史上的一次重要轉折;特別是它在研究方法上的開創意義。這種用新方法駕馭實際材料得出的結論,絕不會像噓氣結成的仙山樓閣般的舊紅學那樣經不起理性思維的攻擊。
胡適《紅樓夢考證》分兩部分:前一部分是對舊紅學索隱派的批評,後一部分是對《紅樓夢》「著者」和「版本」問題的考證。文章開頭胡適就明確地指出,向來研究《紅樓夢》的人都走錯了道路,「他們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卻去收羅許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裡的情節。他們並不曾做《紅樓夢》的考證,其實只做了許多《紅樓夢》的附會!」然後,著重敘述了以王夢阮沈瓶庵《紅樓夢索隱》為代表的認為《紅樓夢》全為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以蔡元培《石頭記索隱》為代表的認為《紅樓夢》是康熙朝政治小說,以及認為《紅樓夢》寫的乃是納蘭成德家事等三派附會之說,揭露它們的要害,說明凡此種種解釋「完全是主觀的、任意的、最靠不住的、最無益的。」
後一部分開頭說,若想真正瞭解《紅樓夢》,必須打破這種牽強附會的《紅樓夢》謎學,根據可靠的版本與可靠的材料,對著者事跡、家世、著書時代、書的各種本子及來歷進行認真的考證。胡適從《紅樓夢》緣起一段初步判定《紅樓夢》為曹雪芹所作。然後,先對著者家世進行考察。他從袁枚《隨園詩話》、俞樾《小浮梅閒話》、《揚州畫舫錄》、章學誠《丙辰札記》、《耆獻類證》、《江南通志》、《聖駕五幸江南恭錄》、《四庫全書提要》等史籍中鉤稽了與曹雪芹曾祖曹璽、祖父曹寅等有關的史料,考述了他們的家世基業、為官經歷、生平事業,乃至興趣愛好。在此基礎上引據曹雪芹的友人敦誠、敦敏寫的與曹雪芹有關的詩,對曹雪芹的生平經歷作了一番考察,斷定《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並引《紅樓夢》開頭一段「作者自雲」證明《紅樓夢》「明明是一部『將真事隱去』的自敘的書」,「曹雪芹即是《紅樓夢》開端時那個深自懺悔的『我』!即是書中甄賈(真假)兩個寶玉的底本!」書中的賈府與甄府都是曹家的影子,書中所寫的南巡接駕的情節與曹寅的經歷一致;又以《紅樓夢》中賈家人物的輩分行次與曹家世系對照,通過對曹雪芹的經歷和家世的分析論證得出六條結論:
(1)《紅樓夢》的著者是曹雪芹。
(2)曹雪芹是漢軍正白旗人,曹寅的孫子,曹的兒子,生於極富貴之家,身經繁華綺麗的生活,又帶有文學與美術的遺傳與環境。他會作詩,也能畫,與一班八旗名士往來。但他的生活非常貧苦,他因為不得志,故流為一種縱酒放浪的生活。
(3)曹寅死於康熙五十年,曹雪芹大概即生於此時或稍後。
(4)曹家極盛時,曾辦過四次以上的接駕的闊差;但後來家漸衰敗,大概因虧空得罪被抄沒。
(5)《紅樓夢》一書是曹雪芹破產傾家之後,在貧困之中做的,做書的年代大概當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書未完而曹雪芹死了。
(6)《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裡面的甄賈兩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即是當日曹家的影子。
運用可能收即集到的、切實相關的史料,通過合乎邏輯的分析,推出合情合理的結論,確實令人耳目一新;儘管這些結論正像胡適自己說的,「本來沒有什麼新奇,本來是很自然的」。特別是在舊紅學索隱派的諸種隨意附會的、玄而又玄的謬說瀰漫人們視聽的氛圍中,這種研究論證方式確實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何況胡適在論證中所採用的史料多是向來未經人引用過的,也更沒有人像他這樣認真的鉤稽排比,從中探尋《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家的史事。所以,胡適這文章一發表,就在《紅樓夢》研究領域,乃至整個學術界引起了熱烈的反應。
在《紅樓夢考證》中還對當時流行的《紅樓夢》的本子進行了考察,指出《紅樓夢》最初只有八十回,直至乾隆五十六年以後程本問世,始有百二十回的本子,並根據俞越《小浮梅閒話》所引《船山詩草·贈高蘭墅同年》詩及注等史料,進而考定後四十回為高鶚續補,肯定高鶚大體保持了《紅樓夢》的悲劇結局,「打破中國小說的團圓迷信」,是值得佩服的。
胡適的《紅樓夢考證》正像他在文章末尾所說的「處處想拋開一切先入的成見,處處存一個搜求證據的目的;處處尊重證據,讓證據作嚮導,引導我到相當的結論上去。」這篇文章的發表確實給《紅樓夢》研究帶來一股清新的空氣,引起了《紅樓夢》研究者方法的革新、觀點的革新,開創了一代新的研究風氣。
由於胡適《紅樓夢考證》啟迪了思路,引發了興趣,許多研究者拋開舊紅學的索隱諸說,開始注重在搜集史料基礎上對《紅樓夢》著者、版本和《紅樓夢》文本的研究。1921年暑期俞平伯就開始和顧頡剛通信討論《紅樓夢》,1922年俞平伯在此基礎上寫成《紅樓夢辨》,並於次年出版。
《紅樓夢辨》全書達十餘萬字,內容兼有考證和評論,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五篇文章專門評述高鶚的後四十回續書;中卷六篇,主要評論《紅樓夢》前八十回和曹雪芹的作書意旨和風格,兼及對八十回後故事的揣測和《紅樓夢》中所寫的時間、地點等問題的考證。
下卷六篇,有兩篇考證高本以外的兩種續書,其餘四篇是一些雜考和隨筆的輯錄。
《作者底態度》和《〈紅樓夢〉底風格》是《紅樓夢辨》中兩篇重要的文章。在《作者底態度》中,俞平伯闡述了他對曹雪芹的創作態度的基本觀點。他首先批評了《紅樓夢》研究的猜謎派和消閒派,然後「從作者自己在書中所說的話來推測他做書時的態度」並「從作者所處的環境和他一生的歷史拿來印證」「所揣測的話」,從而論證曹雪芹的創作意圖和《紅樓夢》的主題。結論是:一、「《紅樓夢》是感歎自己身世的」;二:「《紅樓夢》是情場懺悔而作的」;三、《紅樓夢》是為十二釵作本傳的。同時又認為「色空」是書的本旨,而「書中釵黛每每並提,若兩峰對峙雙水分流,各極其妙莫能相下」即兩美合一,無所褒貶。
《〈紅樓夢〉底風格》是俞平伯自認為全以文學的眼光評價《紅樓夢》的。他認為「《紅樓夢》是作者的自傳」「是一部懺悔情孽的書」。他正是從這個基本觀點出發來論述《紅樓夢》的風格,他說:「既曉得是自傳,當然書中的人物事情都是實有而非虛構,既有事實作藍本,所以《紅樓夢》作者的惟一手段是寫生」,「作者的態度只是一面鏡子」。所以作者對於小說中的人物並無褒貶愛憎傾向。因為《紅樓夢》的作者是「自發牢騷,自感身世,自懺情孽,於是不能已的發為文章」,從而決定了它的風格是「怨而不怒」。在這篇文章中,俞平伯過於低估了作為偉大現實主義小說《紅樓夢》的價值及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他說「平心看來,《紅樓夢》在世界文學中底地位是不很高的。這一類小說,和一切的中國底文學——詩,詞,曲——在一個平面上,這類文學的特色,至多不過是個人身世性格底反映。《紅樓夢》底態度雖有上說的三層,但總不過是身世之感,牢愁之語。即後來的懺悔了悟,以我從楔子裡推想,亦並不能脫去東方思想底窠臼:不過因為舊歡難拾,身世飄零,悔恨無從,付諸一哭, 於是發而為文章,以自怨自解。其用亦不過破悶醒目,避世消愁而已。故《紅樓夢》性質亦與中國式的閒書相似,不得入於近代文學之林。」這段論述顯然反映了當時俞平伯對於祖國文學遺產的民族虛無主義態度。
《紅樓夢底年表》是采擇曹雪芹家世生平的史料,並摘引有關詩文及小說中文字,分年列表而成,意在證實《紅樓夢》為曹雪芹自傳。《紅樓夢底地點問題》乃是以自傳說為基礎,意在考證書中所寫情事在南在北,在南京還是在北京。但是由於小說中存在著「或南或北,可南可北」的情形,所以最後沒有得出肯定結論而取存疑態度。
俞平伯用了兩萬餘字的篇幅寫成《八十回後底〈紅樓夢〉》,考證《紅樓夢》八十回後的故事情節線索。他認為《紅樓夢》不應當終於八十回,對於八十回後的「事實」分四項加以考證。關於賈家,「賈氏後來是終於衰敗,所謂『樹倒猢猻散』,這是無可疑的」。關於寶玉,「因為『紅樓』本是一夢,所以大家公認寶玉必有一種很大的變局在八十回之後」,其結局可能有三:(1)窮愁而死,(2)出家,(3)窮愁而後出家。其餘則是關於十二釵和關於其它人物的命運結局的考證與揣測。
俞平伯也花費了大量篇幅評述高鶚續書。在《論續書底不可能》中指出因作者個性經歷等原因,凡續書必致失敗。《辨原本回目只有八十》斷定《紅樓夢》只有八十回是曹雪芹做的,後四十回正文和回目都非曹雪芹手筆,並舉出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的矛盾處為論據,較為有力地揭穿高鶚程偉元將後四十回冒充曹雪芹原著的欺世之談。《高鶚續書底依據》指出後四十回所寫人物故事皆可從前八十回找到證據,說明高鶚續書並非杜撰。但由於高鶚對前八十回一些情節缺乏正確理解,所以續書的有關敘寫不符合前八十回原意。《後四十回底批評》認為就敘述是否「有情有理」、能否深切感人、與前八十回「風格是否相類」而言,後四十回的一系列敘寫都不符合標準。文中通過考證、分析,詳細論證了後四十回確是續書,並且明確斷定後四十回不如前八十回。其中列出「四十回內最大的毛病」二十處,諸如「寶玉修舉業,中第七名舉人」;「賈政襲榮府世職,後來孫輩蘭桂齊芳」;「黛玉讚美八股文字,以為學舉業取功名是清貴的事情」;「鳳姐夜到大觀園,見秦可卿之魂」;「寶玉到瀟湘館聽見鬼哭」等等,都是拙劣的敗筆。但是,肯定能為《紅樓夢》「保持一些悲劇的空氣」「真是蘭墅底大功績」。此外,書中還有一些文章是《紅樓夢》的版本考證、事跡考證,以及隨筆類的批評和札記。
俞平伯《紅樓夢辨》的基本觀點和論證方法,與胡適《紅樓夢考證》一脈相承,而研究的範圍更寬泛、論述更系統更豐富、篇幅亦更恢宏。它是新紅學向人們提供的第一部專著。它與《紅樓夢考證》前後呼應,產生了很大影響,在紅學研究領域起了摧破舊說、開闢新風的作用。儘管《紅樓夢考證》和《紅樓夢辨》在根本觀點上、在史料把握上、在方法論上,都有其局限,有其不足,甚至有其謬誤,但是比起舊紅學索隱派,它畢竟較為科學、較為合理、較為易於為人們接受。在《紅樓夢考證》和《紅樓夢辨》發表後,雖然舊紅學並未承認他們的失敗,並未偃旗息鼓,甚至仍在謬種流傳綿延不絕,但是《紅樓夢考證》和《紅樓夢辨》畢竟提出了新見解,實踐了新方法,樹立了新風氣,從而高高地樹起了新紅學的大纛。他們呼喚著新軍,向著新的研究境界、向著紅學史的新階段,邁開了雄健的腳步!
三
在胡適、俞平伯相繼發表新紅學論著時,魯迅在講述中國小說史的專著《中國小說史略》中也用相當的篇幅對《紅樓夢》進行專篇論述。魯迅在敘述《紅樓夢》的情節梗概之後,著重闡明如下幾點:
(1)《紅樓夢》前八十回為曹雪芹的創作,後四十回為高鶚續補。
(2)援引胡適《紅樓夢考證》揭示索隱派諸說的悠謬不倫,說明曹雪芹寫作《紅樓夢》確實熔鑄了自己的經歷。他說:「然謂《紅樓夢》乃作者自敘,與本書開篇契合者,其說之出實最先,而確定反最後。……迨胡適作考證,乃較然彰明,知曹雪芹實生於榮華,終於苓落,半生經歷,絕似『石頭』,著書西郊,未就而沒。」
(3)指出《紅樓夢》藝術上的創新在於手法上的寫實,與此前及當時的一般小說家大不相同,曹雪芹的思想高度為一般人所不可企及。他說:「全書所寫雖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跡,而人物故事則擺脫舊套,與在先之人情小說甚不同」。「蓋敘述皆存本真,聞見悉所親歷,正因寫實,轉成新鮮」。
(4)通過比較,指出高鶚續書的可取之處和有違原作命意之不足,並說明之所以造成這種情形,歸因於高鶚與曹雪芹之境遇、心志的不同。文中說:「晚出全書,乃高鶚續成之者矣。」「後四十回雖數量只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起,破敗死亡相繼,與所謂『食盡鳥飛獨存白地』者頗符,惟結末又稍振。」「鶚即字蘭墅,鑲黃旗漢軍,乾隆戊申舉人,官侍讀,又嘗為嘉慶辛酉順天鄉試同考官。其補《紅樓夢》當在乾隆辛亥時,未成進士,『閒且憊矣』,故於雪芹蕭條之感偶或相通,然心志未灰,則與所謂『暮年之人,貧病交攻,漸漸的露出那下世光景來』者又絕異。
是以續書雖亦悲涼,而賈氏終於蘭桂齊芳,家業復起,殊不類茫茫白地真成乾淨者矣。」
(5)說明除高鶚之外,續《紅樓夢》者尚多,所作多庸劣荒唐,毫無足取。
在索隱派諸說瀰漫之際,魯迅援引《紅樓夢考證》作論,一些提法雖與胡適偶合,但他並未把《紅樓夢》完全看作曹雪芹自傳,更未象新紅學派那樣把《紅樓夢》中的人物情節與曹家史事經歷視為等同。隨著文藝和社會觀點的進步,魯迅對胡適之說有所批判,對自己的早期觀點亦有修正。而對於《紅樓夢》的思想藝術成就及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評價,魯迅則是從一開始就與胡適等人的民族虛無主義觀點涇渭分明,迥乎不同。
當時,受胡適、俞平伯的影響,用考證方法研究《紅樓夢》的人越來越多,或報刊著文,或發為專著,在《紅樓夢考證》發表後的二十多年中連綿不斷。例如,李玄伯用故宮發現的涉及曹雪芹上世諸人經歷的批奏折寫成的《曹雪芹家世新考》,方豪根據《紅樓夢》中寫到的西洋物品寫成的《紅樓夢新考》等,都是有一定影響的。與此同時胡適又陸續發表了《跋〈紅樓夢考證〉》(1992)、《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1928)、《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鈔本》(1933),俞平伯又發表了《〈紅樓夢辨〉的修正》(1925)、《林黛玉喜散不喜聚論》(1933)、《脂硯齋評〈石頭記〉殘本跋》(1940)《讀〈紅樓夢〉隨筆二則》(1947)、《關於曹雪芹的生年》(1948)、《「壽怡紅群芳開夜宴」圖說》(1948)等文章。許多研究者又撰文與他們互相討論、辨難。這樣,在紅學研究領域便形成了一股潮流,並切逐漸發展為主流。新紅學的觀點及其思維論證方式,幾乎衣被著一代學人,影響著一代學風。儘管舊紅學索隱派還有著相當的潛在勢力,但是絕大多數研紅著述的觀點基本是在新紅學的寫實自傳說的範疇之內,從作者、評者、續者、版本、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之關係等方面提出問題,引據史料加以考證。
四
任何一種學說的產生都有其客觀必然性;任何一種新說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新紅學考證派也是如此。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內容不斷擴展,不斷豐富,不斷完善,同時也日益暴露了它先天不足的弱點。新紅學考證派的基本觀點是:《紅樓夢》乃是作者曹雪芹的自敘傳。從這個基本觀點出發,從各種史籍、方志、譜錄、野史、筆記、詩文集中,盡量搜求證據。胡適作《紅樓夢考證》時,受到當時史料的限制,只是大體考察了曹雪芹上世的經歷,粗略地勾勒了曹雪芹的生平,所謂《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也只是說小說中寫到的情節有曹氏家世經歷的投影。後來隨著研究的深入,為了助證寫實自傳之說,諸家紛紛蜂起,搜集的史料越來越枝蔓蕪雜,考證越來越繁瑣細密,結論也由通脫走向拘泥,走向絕對化。
1953年,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由棠棣出版社出版。《紅樓夢新證》可以說是新紅學考證派的集大成之作,它把自傳說發展到了極致,而勾稽史料的繁富和全書的篇幅規模也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紅樓夢新證》中,小說中的人物情節與作者曹雪芹家的人物事件被等同看待,並且用來互相印證,互為補充,從而證明寫「實自傳說之不誤」。「曹雪芹是先娶薛寶釵後娶史湘雲」,「賈赦和賈政,……都是曹宣的嫡子」之類的敘說,比比皆是。
全書共分八章。在第一章中作者反覆強調考證作品本事和作家傳記的必要,而且,因為《紅樓夢》是寫實自傳體的書,所以對小說本事的考證和作家傳記的考證二者可以合而為一。因而,他在《人物考》一章中,不僅考述了曹家諸人,而且不憚其煩地考述了與曹家有關的許多親戚的家世世系,並且用以和《紅樓夢》中的人物關係相附會。在《曹雪芹生卒與紅樓夢年表》一章,周汝昌論定曹雪芹卒於癸未(1763年)除夕,推斷其生於雍正二年(1724年),然後將曹雪芹出生至十五歲與《紅樓夢》第一至八十回中所寫的賈寶玉等人物故事,特別是其年代季節,逐年比照,得出結論說:「曹雪芹的小說原是當年表寫的」——《紅樓夢》第一至八十回寫的也是賈寶玉一至十五歲的故事。總之,周汝昌是根據曹雪芹即賈寶玉,《紅樓夢》乃曹雪芹的寫實自傳的觀點附會成了這個年表;又以這「年表」作為「證據」來證實他對於曹雪芹生卒年的判斷和《紅樓夢》是曹雪芹的寫實自傳。《史料編年》串編了所輯的1630年至1791年間的各種史料,篇幅甚巨。對瞭解曹雪芹先世情況頗資參考,然而過於枝蔓。其它各章,也從不同角度助證《紅樓夢》是曹雪芹的「寫實自傳」,是「精裁細剪的生活實錄」。通觀全書,《紅樓夢新證》主張寫實自傳說,比胡適、俞平伯更堅決、更徹底,考述也更詳盡。
因為周汝昌堅信《紅樓夢》是曹雪芹的寫實自傳,《紅樓夢新證》的基本論證方法就是把小說本身和作家傳記混為一談,合而為一地進行「比堪」;從「寫實自傳」的觀點出發,把小說《紅樓夢》的情節看作真實可靠的「歷史材料」,反過來又引述小說所提供的所謂「歷史材料」來論證他的「寫實自傳」說,「生活實錄」說。
我們看到,雖然周汝昌寫作《紅樓夢新證》的根本目的在於證明其「寫實自傳說之不誤」,但是對於人們瞭解曹家史事確實比以前的考證書提供了更多的材料;儘管這些材料過於枝蔓和蕪雜。同時我們也看到,周汝昌在把自傳說發展到極致的同時,也把自傳說的謬誤做了更為充分的暴露——將小說人物與曹家人物等同;把《紅樓夢》視為曹氏信史;以自己的主觀臆測為基礎製造證據,又以自造的證據證實自定的結論(如《曹雪芹生卒與〈紅樓夢〉年表》——完全陷入了邏輯的混亂!
「寫實自傳」說的最終歸宿,充其量不過是像當年胡適那樣,把《紅樓夢》說成是一部「自然主義的傑作」。儘管周汝昌在《紅樓夢新證》中曾經高度讚美過曹雪芹的「天才」、《紅樓夢》的偉大,曾經嚴厲地批評舊紅學家和一般人「把這部小說的偉大都十分地縮小了」「把它狹隘化了,片面化了,淺薄化了,甚至是庸俗化了,惡劣化了。」但是《紅樓夢新證》論述的最終結論所體現的對於《紅樓夢》的思想意義和社會價值的評判,卻未能免除它自己所批評過的錯誤。1954年,在《紅樓夢》研究領域中發動的批判胡適派唯心主義的運動,提出了用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紅樓夢》研究的新課題;雖然這種用搞運動的方式來解決學術領域的問題不夠妥善。但從此之後,唯物主義文藝理論的引入與普及,使得文藝和學術界對新紅學考證派的謬誤有了更為明確和深刻的認識。《紅樓夢》研究從此又步入了一個新階段。但是,考證研究《紅樓夢》的著述並未就此消失,新紅學考證派的影響依然存在。1954年吳恩裕發表的《曹雪芹的生平》、《關於曹雪芹》,1958年發表的《有關曹雪芹八種》(1963年又增補為《有關曹雪芹十種》)是關於作家生平史料的鉤稽;1961年出版的吳世昌的《紅樓夢探源》和《紅樓夢探源外編》是關於《紅樓夢》版本和脂批等問題的考證。雖然他們未再明確重提「寫實自傳」的觀點,但從他們所論述的問題和論證的方式上不難看出新紅學派的影響。在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週年前後,關於曹雪芹生卒年的爭論,關於大觀園地址的考證,以及關於曹雪芹故居與墓地的追尋等,也不無新紅學考證派的遺風。
五
索隱派舊紅學,離開對作者身世、經歷和時代社會的具體研究,對小說的主旨隨意進行主觀臆測,表面看來,他們似乎重視小說與社會政治的聯繫,但是由於不懂得文學作品同社會生活、同政治鬥爭的辯證關係,所以連篇累牘的研究論著,全然是對《紅樓夢》妄加解釋,是牽強附會,任意「猜謎」。以胡適、俞平伯為代表的「新紅學」,本來是對舊紅學的一次突破,他們開始重視對作者、時代和版本的研究,並且力求在這樣的基礎上來說明《紅樓夢》的主題和情節。但是,由於他們仍然沒有跳出主觀唯心主義的圈子,而且仍然沒有真正懂得文學作品與社會生活的辯證關係,雖然考察出了關於作者、時代和版本的一些客觀史料,但是沒有能夠在對這些材料進行研究的基礎上得出科學的結論。而且越到後來越是走向極端,終不免於墮入謬誤的迷津。
新紅學考證派最根本的失足之處,是如何看待作品的內容與作者生平經歷的關係。文學作品是社會生活在作家頭腦中反映的產物。作家的創作都是從實際生活出發的,總是在實際生活中有了某些真情實感,然後才會孕育創作的構思。曹雪芹寫作《紅樓夢》也正是他的家世經歷觸發了他的創作願望,並且為他的創作提供了素材,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文學作品反映生活是有它獨特規律的。從生活素材到寫成文學作品,必須經過作家的創造性勞動。經過回憶、聯想、想像、虛構等一系列形象思維的過程。所以作品的內容和情節,絕不是現實生活的摹寫和記錄。《紅樓夢》的人物情節,肯定有著曹雪芹自己生平經歷乃至他所聞見的生活現象的投影,但是《紅樓夢》絕不是曹雪芹自傳,絕不是曹家史事的實錄。其實,曹雪芹自己在《紅樓夢》發端的文字中用所謂「將真事隱去,用賈語村言」,已經把這一點表達得至為清楚。所以,把《紅樓夢》中的賈寶玉等同於作家曹雪芹,把《紅樓夢》中的人物關係看成曹家人的輩分行次,把《紅樓夢》的故事情節看成曹雪芹家世經歷的翻版,顯然是錯誤的。
新紅學派的失足之處又在於其忽略文學作品和史傳記錄的根本區別。作者在其生活經歷基礎上進行創作時,為了揭示生活的本質,為了表達他對現實的傾向與評價,也為了使自己的作品符合其美學好尚,必然要對生活素材進行藝術加工。因此,文學作品的情節絕不是現實生活和歷史現象的實錄。不容諱言,《紅樓夢》中所寫的賈家榮寧二府的發家,賈府的權勢與家富,「太祖皇帝仿舜巡」時的接駕和元妃省親,乃至《紅樓夢》中的一些人物與細節,確實是以他自家的發家史為現實依據的,確實攝下了他自己曾經生活於其中的貴族家庭的投影,融進了他自己和前輩諸人經歷的某些情景。
但是,所有這些內容寫進作品之後,都已不再是現實生活本身,而是被典型化、被昇華了的具有深刻思想意蘊的情節。作者的家世經歷在創作過程中只是作為他的構思的基礎,服從於小說中藝術典型的創造和主題思想的表達。作者在進行創作時「追蹤攝跡,不敢稍加穿鑿」,不過是嚴格遵循生活的邏輯,對其「事跡原委」「不過只取其事體情理」罷了。所以曹雪芹從其家世經歷中提煉素材,並不能作為新紅學派「自傳說」的註腳,因為生活當中的人和事被寫進作品之後,已經成為全新的東西了。像新紅學派某些人那樣把《紅樓夢》的情節當作曹家信史,說曹雪芹是「把《紅樓夢》當年表寫的」,顯然是錯誤的。至於以曹家史事附會《紅樓夢》的情節,又把《紅樓夢》的情節混同於曹家史事,甚至寧信《紅樓夢》中的描寫為信史,而否認客觀史料的記載,則不僅是邏輯上的混亂,簡直是常識的缺乏!
新紅學派的失足之處還在於其抹煞作者明顯的創作傾向,貶低《紅樓夢》的文學價值和社會意義。作家的創作思維不僅以客觀生活為基礎,而且受著他的思想感情、政治觀念、美學趣味等諸多因素的制約和影響。因此他在作品中並不是純客觀地描寫生活,而是寄寓著一定的社會理想和美學觀念,表現著他對生活的態度與評價。《紅樓夢》通過以賈府為代表的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興衰史,通過以寶黛愛情為中心的一系列悲劇,揭示了封建社會後期的種種黑暗、罪惡,及其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對腐朽的封建統治階級和封建社會的整個上層建築,包括封建皇權、宗法制度、倫理道德、官僚制度、科舉制度、婚姻制度等等,進行了大膽的批判,同時又通過對貴族青年賈寶玉、林黛玉的歌頌,表達了朦朧的理想。儘管曹雪芹獨特的家世經歷使他在創作時採取了獨特的藝術傳達手法——「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以「滿紙荒唐言」揮灑出「一把辛酸淚」,把他對時代社會的深刻認識寄寓在以神話帷幕籠罩著的現實人生悲劇裡。雖然由於曹雪芹思想的複雜性,《紅樓夢》中的個別情節和語句有著一定的宿命論色彩和輓歌式情調,但是我們仍不難看出貫穿在全書悲劇結構中的批判現實主義的卓越的思想光華。使得《紅樓夢》具有超越時空、歷久不衰的深層意蘊,乃是它那飽含著深刻的哲理與詩情的歷史人生感受,絕不是作者個人的身世之感和命運悲歎。胡適說:「《紅樓夢》只是老老實實的描寫一個『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自然趨勢。」「《紅樓夢》的真正價值正在這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上面」。俞平伯說,《紅樓夢》是「自感身世,自懺情孽」,是「為情場懺悔而作」,《紅樓夢》的風格是「怨而不怒」,「《紅樓夢》性質亦與中國式的閒書相似,不得入於近代文學之林。」這些論述顯然是對《紅樓夢》的歪曲和貶低。而駕空地讚頌曹雪芹的天才、《紅樓夢》的偉大,而將《紅樓夢》說成是「精裁細剪的生活實錄」,實則亦與胡適之論同出一轍。
新紅學派從批評舊紅學派的諸種「猜謎」式的附會興起,而最後又在將《紅樓夢》歸結為曹雪芹的寫實自傳上失足——從王公大臣的家事軼聞轉為作者一家一姓的實錄。「自傳說」的惡性膨脹終於使它走向了沒路。
現今研究《紅樓夢》的著述中,仍不乏使用考證方法者,這只能說明科學的考證方法對作者生平家世的研究和《紅樓夢》本身的研究,都是必要的。並非凡考證就是新紅學派;新紅學派的謬誤在於它的根本觀點,弊端在於它的實用主義考證方法。
六
從1954年至今,時間過了半個世紀,《紅樓夢》研究走過了曲折坎坷的歷程,眾多學者為之付出了艱辛的勞動;而且也取得了許多新的收穫和成果,或者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礎上取得了相當的成就和進步。除了己卯本的影印、《紅樓夢》新校注本的出版、脂評匯校本的出版、《紅樓夢大辭典》的編纂等大型集體研究項目的完成,許多研究者還出版了個人專著,內容涉及曹雪芹的家世研究、紅樓夢版本研究、紅樓夢人物研究、紅樓夢的思想和藝術分析等諸多方面。特別是《紅樓夢學刊》、《紅樓夢研究集刊》的創辦,對紅學研究的發展,對組織團結紅學隊伍、引導研究方向、扶植新生力量等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這是必須充分肯定的。但是從總體看來,《紅樓夢》研究仍然沒有擺脫新紅學派的影響。雖然1954年之後,沒有人再像胡適、俞平伯那樣明確重提自傳說,但是研究的內容、領域和思維論證方法卻依然囿於新紅學的藩籬之內而很少突破。相當大量的研究文章討論的問題無非依然是作者生平家世、版本、脂批,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成書過程等問題;方法上則依然是搜尋史料,助證己說。僅就文革以後,特別是在近幾年,在紅學領域發生的幾場大爭論,什麼曹雪芹著作權問題、什麼脂批本真偽問題、什麼曹雪芹祖籍問題、什麼書箱問題、墓石問題……無不是在新紅學派所劃定的研究領域或者說怪圈中徘徊,這些爭論依然是在搬演著新紅學的「傳統劇目」,對於推動紅學研究的前進並無多大意義。回過頭來看看,真正把《紅樓夢》作為小說來研究,真正從藝術角度、美學角度進行的文本研究,卻收效微薄,似乎至今也沒有產生一部開創一代新風、造成重大影響的力作。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
我們不願意、但不能不承認現在的紅學研究是處在低谷之中,究其原因,則是理論的滯後,方法的滯後!
面對新世紀的紅學,應該有一個新面貌,應該開創新局面。而要達到這樣的目標,我認為必須擺脫新紅學的羈絆,掌握新理論,開拓新領域,運用新方法,從多方位、多角度對《紅樓夢》作研究,特別是多做一些文本的研究、美學的研究。把《紅樓夢》研究推向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這正是時代賦予新世紀紅學研究者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