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紅學論戰中的哲學分歧
這次紅學大論戰的來龍去脈
從一九九三年起，中國紅學界爆發了一場空前激烈的大論戰。這場論戰是由江蘇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明清小說研究》主編歐陽健的一個新發現引起的。他發現脂批是偽作。這一發現發表後，既引起震動，也掀起了軒然大波。對這一發現，有人認為是「震撼紅學的大發現」〔1〕「為紅學揭開了新的一頁」〔2〕，是「紅學史上劃時代的發現」〔3〕。有人則認為是「譁眾取寵，欺世盜名」，是「造謠」，「編假材料」〔4〕，是「不負責任，不顧常識，不擇手段」的「欺人之談」〔5〕。他們甚至認為「這不是學術問題」〔6〕，有人提出要「打假」〔7〕。兩派的意見分歧是如此尖銳，這在學界是少見的。反歐派多是紅學界的權威、元老，支歐派多是小人物，但卻人多勢眾。這就形成論戰的空前激烈，引起學界的普遍關注。由於《紅樓夢》是一本世界名著，紅學在國外也是顯學之一，更由於著名紅學家們把這次論戰帶到國際學術會議上，從而在國外也引起了熱烈的反響。
對上述兩種意見，我們認為，這場爭論應屬於學術爭論，其矛盾性質不是人民群眾與犯罪分子的矛盾，而應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分為兩類：一類是權益分配上發生了爭執，一類是在工作和學習中發生了認識上和方法上的分歧。歐陽健的發現及其所引起的爭論，應屬於後者。歐陽健在考察脂本的形成和流傳過程的時候，引用了一些材料和觀點，作了一些分析和推論，從而涉及到古人脂硯齋、劉銓福，涉及到當代的胡適、俞平伯，這不屬於「誣陷」。退一萬步說，即使這當中發生了某種侵權現象，也屬於人民內部的誤侵，屬於可以原諒的一般過失，不能跟奸商的假冒等量齊觀，更不能視為政治上不擇手段的誣蔑陷害。我們過去在那些不幸的年代裡發生的失誤就在於，把學術問題看成了別的問題，從而把矛盾的性質搞錯了。搞錯了就發生了兩種情況：一種是把可以原諒、應該幫助變成了不可原諒，實行無情打擊，一種是把正確的意見看成是錯誤的乃至是反動的言論，形成錯誤的一方打擊正確的一方。這都屬於「左」的表現。鄧小平同志發出主要是防「左」的指示，是完全必要的，適時的。任何運動都有慣性。我國的歷次運動，對人們的心理所造成的內傷是很重的，社會的心理運動同樣還有著「左」的慣性，只是人們沒有覺察罷了。反對歐陽健的人，其做法至少是「過火」的，他們沒有覺察到他們的心理運動有「左偏」現象。我們認為，支歐與反歐兩派之間的矛盾，屬於紅學學習和紅學研究這一工作中的認識上和方法上的分歧。本文擬從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角度參加一點意見，供參考並望指正。
這次論戰的哲學分歧
我們在本文開頭說過，這場大論戰是由歐陽健的一個發現引起的。歐陽健從事古典小說的版本研究已有近20年的歷史，在版本學方面有一定的造詣，對版本考證有著比較豐富的經驗。著名古典文學研究學者侯忠義知他有此專長，於是委託他寫一本關於古典小說版本方面的書。他於是涉足於《紅樓夢》的版本考察。在他的初衷，不過是想擷取名家成說，敷衍成書，但一經涉足，便發現了不少問題。為了對讀者負責，也為了對科學負責，他運用馬克思主義關於「懷疑一切」和「重新審查」的態度和方法，究根究底，終於發現脂批是偽作。他推翻了胡適的結論，否定了胡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所以這場論戰，首先是否定胡適的哲學還是捍衛胡適哲學的問題。它包括，是馬克思主義的懷疑論，還是資產階級的權威論；是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論，還是資產階級的先驗論；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還是資產階級的實證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還是資產階級的常識論；是馬克思主義的實踐過程論，還是資產階級的庸俗因果論，等等。下面，讓我們先討論胡適的關於先假設然後求證這一方法論。
關於胡適的實證主義
歐陽健關於脂本是偽作這一發現，是好心好意地指出胡適上了當，受了騙，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是惡意地「往胡適身上潑髒水」〔8〕。胡適之所以上當受騙，是與他的「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一實證主義的方法分不開的。
胡適的先假設而後求證的方法，是一種先於實踐經驗和檢驗的先驗論，是把結論做在調查研究的開頭，然後帶著結論這個框框進行調查研究，因此，它是一種主觀選擇論。它是根據自己的主觀需要進行選擇的。騙胡適的錢的那位投機商正是為了滿足胡適的求證的需要，按照胡適的假設炮製了胡適所需要的證據。送到胡適手上的這本脂批本，一共只有16回。也怪，這16回恰恰就是胡適所假設的部份，恰恰是胡適所需要的部份，又都是「出乎意料」(胡適語)地與胡適的假設相符合，胡適為什麼沒有懷疑一下「世間哪有這麼湊巧的事」?因為這些材料與胡適的假設相一致，所以胡適草草「看了一遍」，就「深信此本是海內最古的《古頭記》抄本，遂出了重價把此書買了。」〔9〕歐陽健沒有胡適那麼草率輕信，也經過仔細研究，發現了許多破綻，揭穿了這一騙局。騙局揭穿後，許多人恍然大悟，但也有人用先驗主義的態度對待歐陽健的發現。當有人向他報告這一消息並要找歐陽健的文章給他看時，他竟然說：「你不必找了，這種文章我不看，浪費時間。…『我不知客人是否以為我太自負……』對一些以紅學為名的欺人之談，確是不屑一顧。」〔10〕這就太先驗太自負了。連假設都不假設，不看文章就得出「欺人之談」的結論。
胡適的哲學是西方的實證主義。翻開哲學辭典，關於實證主義的解釋，頭一句話就是「它和法國的直覺主義及德國的所謂『生活哲學』相類似。」直覺主義是一種現象主義，只看表面現象。馮其庸關於脂評本的論斷就是一種只憑「直觀的感覺」的直觀主義。他在看了脂評本的原件後說：「由於這種第一眼的直觀的感覺，就使我發現了這兩處的本子外部的共性。」〔11〕這兒，馮老關於共性的認識是錯誤的。共性是對事物內在本質的抽像概括，要概括事物的共性，恰恰應該排除外部直觀。艾思奇在其《大眾哲學》一書中曾舉例說，有人把許多胖瘦不同的喜劇演員的照片放在一起，從外形上看，他們差異很大，但他們的共性是他們都是喜劇演員。這說明不能從外部特徵去尋找事物的共性，所以馮老憑「直觀的感覺」確定共性，這個方法是錯誤的。脂評本實質上是一件文物。文物的假造者比胡適、馮老都高明。他們完全可以造到亂真的程度，只憑直觀直覺是要上當受騙的。脂評本的作偽者在本子的外觀的製作上是很高明的，但在內容上就不那麼高明了，就露出了破綻，馮老外觀上肯定脂評是真的，歐陽健從內容上揭露脂評是假的，誰對呢，當然歐陽健是對的。
實證主義屬於西方資產階級實用主義。這種哲學是資產階級的投機性在認識運動中的反映。實用主義的思想方法是有奶便是娘，是有用即真理，是符合我的需要的就是真理。脂評本的炮製者正是根據胡適的需要進行投機，所以投機者和投機哲學一拍即合。假貨怕的就是揭露，所以他們對揭露真相很惱火。
實證主義的認識論和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的不同在於，實證主義把取得證據作為認識過程的結束，而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則是把取得證據作為認識運動的開始。實證主義認為，得到了證據，就算完成了認識任務，而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則認為，在得到證據之後，必須對證據進行審查，必須對證據進行由表及裡、去偽存真的處理。胡適沒有這樣做，所以得出了錯誤的結論。由於他既不對證據進行審查，又不對自己的結論進行檢驗，他後來在脂本中也發現了許多說不通的矛盾現象，但他沒有懷疑他的證據和結論，而是用種種猜想去解釋這些說不通的地方。歐陽健的功績在於，他不是用猜想去「解決」和掩蓋矛盾，而是通過對證據的審查和對胡適結論的檢驗去揭露矛盾，通過揭露矛盾，弄清事情的真相。歐陽健只不過是做了一件胡適應該做而沒有做的工作，實際上是胡適的《紅樓夢》考證的繼續和發展，怎麼能說是「往胡適身上潑髒水」泥。
胡適的實證主義來自他的歷史考據法。歷史考據是用古代文物證實歷史情況。這是一種低層次證明方法。它實質上不屬於哲學方法。哲學是思維科學，而實物證明則無需思維。因而實證主義只能證實而不能證偽，只能證有而不能證無。實證主義所用的證據必須是真實的，如果證據是偽證，它就要陷入謬誤，實證主義是一種直覺主義，它單純地依靠感性知識，它否認邏輯推理的抽像思維等理性認識的作用；它不能由表及裡、去偽存真地認識事物。
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是實踐論和實踐過程論，即從實踐的全過程得到完整的認識。而實證主義是一種先於實踐的認識。如果我們從《紅樓夢》的創作過程和脂評本的重評過程來考察，這兩個過程是不吻合的。脂評本的重評本只有16回。它不能反映指評本的寫作全過程，更不能反映《紅樓夢》的寫作過程。既然是「重評」，而且還發現了三評、四評，那麼它必然有初評。既然是「評」，那必然是在寫作過程完成之後，尤其是重評。三評、四評，它不可能跟寫作過程同時發生。可是在重評本上卻出現了「缺中秋詩，俟雪芹」字樣，這就有問題了。
從《紅樓夢》的寫作過程來考察，程甲本《紅樓夢》第一回已經將此書的寫作過程交待得明明白白，從空空道人至吳玉峰，至孔梅溪，至曹雪芹，一路說來，歷歷分明。其中說到定稿人曹雪芹的工作是：「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並在錄完他所題的詩句之後，用「出則既明」作了概括。然而脂本忽然從中加了「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仍用石頭記」這句話。這句話顯然不是曹雪芹寫的，因為曹雪芹在寫第一回交待他的成書過程的時候，怎麼會預見到甲戌脂硯齋「抄閱再評」呢?「至脂硯齋」這句話一加，就使《紅樓夢》的寫作過程複雜起來了。第一，多了一個書名的變化過程。既然說「仍用石頭記」，這說明此書的過程是《石頭記》——《紅樓夢》——《石頭記》。第二，還應有一個「初評」。第三，既然是在曹雪芹「增刪五次，纂成目錄」之後，並且是在初評之後，就不應在重評本中出現「缺中秋詩，俟雪芹」這種情況。
胡適由於不從《紅樓夢》創作的全過程考察，而是孤立地看這16回，因而不能發現問題；發現了問題又採取「圓其說」的辦法，想把事情說圓，結果越說越不圓。
在《紅樓夢》後40回的發現過程上，胡適把程偉元交待的真實可信的過程說成是扯謊，是「作偽的鐵證」，把脂本的發現過程說成真實可信。胡適說：「程序說先得二十餘卷，後又在鼓擔上得十餘卷。此話便是作偽的鐵證，因為世間沒有這樣奇巧的事。」〔12〕其實，程偉元購書於鼓提這種偶然，反映的是一種必然。程偉元是苦心搜尋若干年，一日偶得於鼓擔。他說他「竭力搜羅，自藏書家甚至故紙堆中，無不留心。數年以來，僅積有二十餘卷。一日偶於鼓擔上得十餘卷。」「此僕數年銖積寸累之苦心。」「書中後四十回系就歷年所得，集腋成裘。」可見他「偶於鼓擔上得之」，是他數年「竭力搜羅」的結果。數年的「竭力搜羅」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偶於鼓擔上得之」是「得來全不費工夫。」這又有什麼奇怪的呢?程偉元偶於鼓但上得之不奇怪，劉寬夫也偶於鼓擔上得脂評本才值得懷疑呢。王秉恩日記中那張來歷不明的小紙條，謂「脂研堂朱批紅樓夢原稿……聞此稿廑半部，大興劉寬夫得之京中打鼓擔中。」這很明顯是活剝程偉元。這才該說句「世間沒有這樣奇巧的事」呢，這張小紙條的內容，亦即那十來卷脂評又恰恰滿足了胡適求證的需要，這又巧上加巧。程偉元從鼓擔上買那十多卷殘書是有意搜羅，劉寬夫幹嗎要買那十多卷殘缺不全的抄本?如果他認識到它的價值，那為何讓它沉睡那麼多年?這十來卷書，為何早不出現，遲不出現，偏偏出現在胡適的《紅樓夢考證》一文發表以後，而且是找上門來求售?這書中的批語乃至正文中為何處處特意點明時間：如「乾隆二十一年」「至甲戌」等等。曹雪芹明明第一回中聲明此書所寫不知是何朝，不知何地，即有意將真事隱去，不點明時間地點，脂評本中為什麼點明寫作時間，點明實有其事?
胡適為什麼該信的不信，該疑的不疑，這正是他的實證主義所致。實證主義不是從事物的發展和人們實踐的過程中求認識，而是按照自己的主觀需要，對材料進行選擇來說明自己的結論。程偉元關於後40回的交待，不符合胡適關於後40回為高鶚所續的結論，所以他不信；脂硯齋的批語和對《紅樓夢》的竄改符合了胡適的「大膽地假設」，所以他不疑。
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是否定論，認為事物和人們關於事物的認識是不斷否定的。它代表了世界的否定方面，即革命的進步的方面；實證主義是肯定論，認為真理是永恆的，不能改變的。它代表了世界的肯定方面，即代表舊世界的統治階段。胡適學說繼承者和捍衛者代表了紅樓夢世界的「統治階級」，代表了肯定方面。有人說：「我認為這根本不是學術問題。因為脂本系統在前，最早的脂本是曹雪芹寫作修改和脂硯齋加評《石頭記》的時候，就多次抄傳出來的本子。……這都是客觀事實，是不能任意抹煞和改變的。而且這早已是學術界所公認的了。」[13]這裡所說的「脂本是曹雪芹寫作修改和脂硯齋加評《石頭記》的時侯」，是把曹雪芹寫作修改這一過程跟脂硯齋重評這一過程當成了同一過程。這不是「客觀事實」，而是胡適在發現重評的時間和寫作的時間上有矛盾後的一種解釋。據脂本所記，曹雪芹死於乾隆二十七年，書未成而死，而定稿謄清則在乾隆二十一年，重評則在乾隆十九年，完全牛頭不對馬嘴，作偽如此明顯，矛盾無法解釋。但胡適硬解釋為曹雪芹寫作、修改，脂硯齋重評、傳抄行世，這四個過程發生於同一時間，是同一個過程。反對歐陽健的同志說「這都是客觀事實，是不能任意抹煞的」。這很明顯是堅持胡適的結論。他們把胡適的主觀認識說成是「客觀事實」，並且說成是紅學的常識，批評歐陽健：「不顧常識」。這又涉及到常識論這一課題了。現在我們就來討論這個課題。
關於常識論
「常識」這個概念，第一是指普通的普遍的認識；第二，這個詞中的「常」字有常住常存、不能改變的意思。科學研究不是求普通的認識，也是不承認常住常存的。
常識論是反動統治階級維護其既得利益的一種形而上學的世界觀。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把維護他們利益的制度和理論說成是永恆的，說是「天不變，道亦不變」。他們把他們永遠不准變的「道」，規定為常識。這就是常識論的階級實質。新的階級進行革命，首先就要觸犯這些常識，硬是要「不顧常識」。科學技術也要革命，伽裡略、布魯諾們就觸犯了當時的常識。
科學是不承認常識，因為「識」是不「常」的，是時時在變的。
指責歐陽健「不顧常識的」的人，是諷刺歐陽健學問淺。可是關於發明發現的「常識」告訴我們，有所發現、有所前進的常常是學問不高的年輕人、外行人。發現樂山大睡佛的人，不是樂山人；發現九寨溝美景的，不是九寨溝人。同樣，許多紅學上的發現者，不是紅學家。不能因為歐陽健不是紅學家就斷定他的發現是假的，就對他的文章看都不看就宣佈是錯的。這就連胡適也不如了。
關於具理的常識還告訴我們，新的發現和發明，往往是粗糙的、幼稚的。這也是被權威們嘲笑的一個重要原因。歐陽健的發現是極有價值的，但又確實存在著許多錯誤認識。如他對脂評本的形成和發展過程的分析，我認為是有問題的。但這屬於前進中的、不可避免的失誤。完全是一種正常現象。抓住他的局部的失誤而全盤否定他的發現，甚至把他的發現說成是「欺世盜名」，是「不負責任、不擇手段」，則是錯誤的。這種錯誤的做法才真正是不負責任；用輕蔑的嘲笑和進行人格侮辱的辦法來打擊發現者，這才是真正的不擇手段。任何誠實的科學家，都是謙虛謹慎，平等待人的，是不把話說絕、不把事做絕的。把話說絕，把事做絕，不但不能陷歐陽健於被動，反而會造成自己的被動，弄得不好下台。
關於真理的常識還告訴我們，真理好比燧石，注定要受敲打；敲得越狠，火花越亮。越是大的發現，越是被敲得厲害。所以狠敲歐陽健的人，倒真是在成全他。歐陽健應該衷心地感謝他們。
這場論戰的分歧焦點是，否定胡適的認識論、方法論及其結論，還是捍衛胡適的認識論、方法論及其結論的問題。筆者認為，紅學的出路在於把紅學從胡適的統治下解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