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的誤區
紅學討論儘管不算冷寂,但是若干與紅樓主旨密切的問題,往往尚未展開。本文就以下四個方面,談一談自己的意見。
一、色空問題
這是一個從1954年批俞運動引起的話題。俞平伯在《紅樓夢研究》中說:「《紅樓夢》的主要觀點是色空」,而李希凡、藍翎的文章首先反駁這一點,文章說:
也許俞平伯先生說,「色」、「空」觀念是《紅樓夢》原有的,並非己創。是的,我們也承認此說有所本,甚至也承認作者的世界觀有著這種虛無命定的色彩。書中許多地方明顯地表現出了這一點。這也正是作者世界觀中矛盾之所在。但如前面所述,評價一部古典文學作品,絕不能簡單化地以作者世界觀的某些落後因素為主要依據而下斷然的結論,而要看作者是否忠實於現實生活的描寫,以及他的世界觀對其創作的影響……人們通過作者筆下主人公的悲劇命運所獲得的教育不是墜入命定論的深淵,而是激發起對於封建統治者及其全部制度深刻的憎恨,對於叛逆人物賈寶玉、林黛玉的熱烈同情。所以把《紅樓夢》解釋為「色」「空」觀念的表現,就是否認其為現實主義作品。
在那個時代裡,由於政治的干預,自然是俞平伯不講話而李藍就勝利了。但問題是,「色」「空」是不是《紅樓夢》的主要色彩,還是如李藍所說是作者「明顯地表現出」來的「某些落後因素」而不是主要傾向?「色空」思想有沒有道理,其中包含不包含科學的成份?什麼是「色空」,簡單地解釋,就是癩頭和尚所說的「那紅塵中有卻有些樂事,卻不能永遠依恃,況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磨』八個字緊相連屬,瞬息間又樂極悲生,人非物換,究竟是到頭一夢,萬境歸空,到不如不去的好。」科學一點地講,任何事物、任何生命都不能不變化,都是有盛有衰的,因而任何事物中都包含著空無,樂極則悲生,人非物換,不可避免。李藍文章也承認書中「許多地方」有這種東西。我們不妨梳理一下是哪些地方:
(一)首先書的題目是《紅樓夢》,在「紅樓夢」三字中,「紅樓」是作為「夢」的修飾語,中心是「夢」,即含有「到頭一夢,萬境歸空」之意。
(二)書中有若干被安排為全書醒目位置的歌謠、偈語、或類似偈語的警句。如《好了歌》《好了歌解注》,再如《紅樓夢曲·收尾·飛鳥各投林》。這些歌謠中多是「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之類的話頭。再如全書分佈甚廣的「眼前無路想回頭」、「樹倒猢猻散」、「千里搭長棚沒有不散的筵席」、「開到荼蘼花事了」、「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這樣一些有如偈語的文字,這些文字一般都在書之緊要處,有畫龍點睛的意味。
(三)全書主要人物,俱屬於「薄命司」,無一不是悲劇結局,全書人物幾乎沒有逃過這個結局的。
(四)寶玉是全書核心人物,也具有濃重的「色空」思想。最後出家不談了,第二十二回,他試圖調解黛湘矛盾而不得,於是寫出「到如今回頭試想真無趣」的曲子來。再如第二十八回,寶玉一聽黛玉吟《葬花詞》,便觸景生情,往下推想:「一而二,二而三,反覆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時此際欲為何等蠢物,杳無所知,逃大造,出塵網,使可解釋這段悲傷」。再如五十八回,寶玉因邢岫煙之嫁,迅速聯想到紅顏易老從而傷心落淚。第七十八回,因晴雯之死,寶釵搬去大觀園,迎春將嫁又生悲涼之感。寶玉是一個很能體驗「色空」思想的人。
(五)黛玉是全書另一核心人物,而她更是憂傷悲苦的代名詞。她的形象就代表愁苦,眉毛「似蹙非蹙」,「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點,嬌喘微微」。書上介紹她來到這個世界就是「還淚」來的。她聽戲文,聽到的是「原來奼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則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想到的詞句詩句則是「水流花謝兩無情」、「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花落水流紅,閒情萬種」,至於她自己作的詩詞,也一概是這種傷春惜春的哀傷調門。那首《葬花詞》,更是集中了人壽不永,青春難駐的旋律。
書名、全書主要人物命運、關鍵歌謠、偈語、尤其是書中核心人物,其意向都有「色空」思想,恐怕很難用作者有一些落後思想來解釋。即使說這是落後思想,虛無主義,那麼,這種思想,應該正如俞氏所云,是該書的「主要思想」,這恐怕沒有問題了。
何其芳在其《論〈紅樓夢〉》中這樣反駁俞氏:「如果作家真是相信一切皆空,相信宗教可以解決人生問題,如果這是他的主導思想,他就不會以十年辛苦來寫《紅樓夢》,不會以許多女孩兒和兒女之情來佔據全書的主要篇幅,而且寫得那樣有興味,那樣充滿了對於生活的激情。」這種有此則非彼的反駁方式不盡科學。《紅樓夢》體現出來的這麼一種如夢煙同時又如磐石的沉重哀傷和感歎,是一種對人生、對生活、對社會深刻的體驗和感悟,是對人生短促、個人脆弱、青春難駐、人事難料、環境侷促、命運多舛、紅顏多薄命,努力常無用、悲劇無處不在這樣一面人生真諦瞭解以後表現出來的一種感傷,是生命感的體驗。當文學說,人是聰明的、堅強的、強大的,應持積極奮鬥態度,應當扼住命運的咽喉,這肯定沒錯;但當文學相反地說,人是可憐的、弱小的、脆弱的、有若干消極面的、命運多舛的、有悲劇性的,這肯定也不錯。人類、人生的這種缺憾,這種弱點,只能講某些人、某些時候感受不到,但不能說它們不存在。倒是應該這樣講,只有感受到這缺憾、弱點的作品,才有成熟感、沉重感,敢於直面宿命的勇敢,從而也具有了生命的悲壯之感。
俞氏寫《紅樓夢研究》時可能因為太年輕,而對人生的虛幻脆弱悲劇的一面認識不夠,只能以簡單的敘述口氣交代這個問題。50年代,那是一個熱烈歡呼新制度、新思維方式而又缺乏冷靜成熟而又不能容忍也幾乎不願意正視人生沉重艱難一面的時代。而在我們思想界走過70年或者說40多年艱難歷程,瞭解了世界多極的思維方式,從而可以客觀冷靜回顧歷史,從容討論《紅樓夢》「色空」問題的時候,再持那樣簡單陳述或簡單否定的態度,就未免幼稚乃至於可笑了。
二、「釵黛合一」問題
這也是俞李論爭中的重要論題。俞平伯先生說:「書中釵黛每每並提,若兩峰對峙雙水分流,各極其妙莫能相下,必如此方極情場之盛,必如此方盡文章之妙。」俞氏舉一有力證據,說《紅樓夢引曲》中有「悲金悼玉的《紅樓夢》」字樣,是曲既然為十二釵而作,則「金」是釵「玉」是黛是很無可疑的。」「這是雪芹不肯痛罵寶釵的一個鐵證。」李藍文章說,這是「形式主義」的考證,「悲金悼玉」所悲悼的是全體年輕一代的悲慘結局,而最主要的是指賈寶玉、林黛玉,俞文誤讀「引曲」了。然後又引《終生誤》曲「都道是金玉良緣,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對著山中高士晶瑩雪,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等詩句來支持自己,並且說,「關於這個問題,俞平伯先生即使再費幾十頁文章的考據,來勉強把釵黛合為一人,也是不能說服讀者的。」然後又以第三十二回、第三十六回寶玉與寶釵思想不合的文字來證明釵與黛的對立,從而叛定俞氏的「合一」論是「使反面典型與正面典型合而為一」,是「反現實主義的唯心論」了。
這個問題上,似乎俞平伯不堪一擊。
事情怕沒有這麼簡單。我們先講兩點。一是「悲金悼玉」固然是指「悲悼的全體年輕一代的悲慘結局」,但這裡悲悼的,更具體則是「金陵十二釵」,是以寶釵、黛玉為首的一群年輕女性,我們可以舉《紅樓夢曲》以及判詞為證。判詞十一首,曲子是十四支。但曲子有引曲、尾曲各一支,判詞中第一首是釵黛合判,故而曲子中第二首、第三首《終身誤》、《枉凝眉》二曲也是釵黛合詠,這樣對照下來,一一斗縫合榫,無絲毫舛誤。判詞、曲詞都是詠女性的,怎麼會把寶玉包括進來?所以俞文云「金是釵玉是黛」一語無可挑剔。還可以說《枉凝眉》曲是釵黛合詠無疑,包括蔡義江先生《紅樓夢詩詞曲賦評注》中對此曲亦誤評。第二點,寶玉對寶釵的態度十分複雜,不能簡單用「不愛」二字統括。而且,寶玉不愛寶釵並不能推定作者不肯定寶釵,寶玉究竟不是作者,只是作者書中一人物。明乎此二者,然後再來談「合一」問題。
全書對黛釵二人的態度當然有撲朔迷離之感,揚黛抑釵處可以找到多處,揚釵抑黛也不罕見,而釵黛雙詠,二者並提處亦復不少。由於三者都有,所以把釵黛關係命名為「釵黛對立」比命名為「釵黛合一」來得準確,這一點,李藍的提法較俞說為好。但是,二者的對立是一種什麼對立?是李藍文章中所稱的正面典型與反面典型的對立還是另外意義上的對立?在這一點上,李藍文章的判定比俞氏離事實更遠。應該講,全書於「釵黛對立」方面,雖然份量上略略偏於黛玉,於寶玉情感角度上略偏於黛玉,但對寶釵仍是肯定的,並未否定。就以李藍文章引以為據的《終身誤》為例,其中把寶釵稱為「山中高士晶瑩雪」,這顯然是肯定的意向。而「美中不足」四字,其「不足」是對於寶黛婚姻而言,但仍然是「美」,是「舉案齊眉」。就二種婚姻而言,是兩種「美」的比較,只不過有區別而已。
寶玉做的那個長長的夢中,還有一個叫「兼美」的姑娘,是警幻仙姑的妹妹,她鮮艷嫵媚有似乎寶釵而風流裊娜又如黛玉。這個形象的出現,說明在寶玉的深層次意識裡,黛釵二人都有缺陷,最好兼有二人之美才更理想。在這個意義上,俞氏的「合一」論就不荒謬了。但是,寶釵和黛玉畢竟是兩個人,除了在形體、個性、行為方式上有區別以外,更重要是她們二人各有特點:寶釵理智,黛玉富於情感;寶釵善於把握現實,黛玉則比較任意率性;寶釵代表了中國傳統有知識修養婦女的典範,而黛玉性格中包蘊了中國古代文化中那麼一種傷春惜春的沉鬱情性。她們二人的對立,可以演繹出情與理的對立。總之,是兩種心理素質、文化承傳和行動方式的對立,而這兩種性格往往在現實生活中找到若干根據,只不過沒有她們兩個特別,只是輕重多少盡有些區別罷了。
釵黛對立不僅是兩個女性的對立,而是作者把生活中若干對立性人物加以典型化而創造出來的兩種美的對立,從而貢獻出人類一個永久的話題,這兩個人物將一齊活動在古今讀者的心中,而且長久地被人們討論下去。硬要把她們劃分成正面、反面恐怕既不符合作者創作的原意,也不會得到多數論者的贊同。
三、寶玉的叛逆問題
寶玉被視為封建社會的叛逆,這是50年代以來最流行的觀點,也是《紅樓夢》被認為具有反封建傾向的基石,這個看法怕是有許多誤解。
我們不妨從幾個大的方面來考察寶玉。第一,寶玉不反對君權神授,他認為朝廷受命於天,不可動搖;第二,他十分尊重父權,尊重長輩,十分孝道,他經過父親的書房要下馬,桂花要先敬長輩後自己再欣賞,母親驅逐晴雯居然未有一點怨言;第三,他對「四書」是十分尊重的,不敢對儒家經典有一點不敬;第四,他對儒教的老祖宗孔子,也十分敬重,孔子說過的每一句話,都成為他行動的指南。這幾條不反,說他是叛逆就夠不上標準。
學者講得最多的當然是他的關於女尊男卑角度上的一些言論,說這是反封建,而且反得十分大膽。這樣敘述寶玉觀點也不準確。他說「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這恐怕更多的是性心理學意義上的吸引,而不是反對男尊女卑。他說成年婦女「一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麼混帳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凡女兒個個是好的,女人個個是壞的」,這就更不是男尊女卑,而是年輕未婚女性至上論,與反對男尊女卑有很大距離。何其芳說,「賈寶玉這個叛逆者的叛逆性」特別表現在他對「那些被壓迫的奴隸身份的丫頭」的「同情」上。這個說法雖然頗精巧把賈寶玉青少年異性崇拜意義上的行為轉形易位到政治學角度上來,但書中描寫的實際卻不能幫他的忙。不錯,寶玉對平兒、鴛鴦、香菱都表示過同情,她們確實是被壓迫的女奴,但寶玉是不分地位,但凡是年輕女性,都一律嚮往的。比如劉老老胡謅出來的那個茗玉,是個鄉宦小姐,寶玉就無限嚮往。再有,妙玉對劉姥姥那麼踞傲,說她相當貴族怕是沒有問題,寶玉對其嚮往和恭敬也儘夠份量。再說,第十九回他去寧府看戲,居然怕小書房中一位畫上的美人寂寞,要去望慰她一回,這真到了警幻仙子所稱的那種「意淫」的階段了。夏家是長安城中「數一數二的大門戶」,夏金桂是個大資本家的女兒,寶玉聽說「夏家小姐十分俊俏,略通文翰,寶玉恨不得就過去一見才好」,這又是什麼同情被壓迫的女奴?那個傅秋芳家,是個仗著賈府勢力而爬上官宦位置的暴發戶,傅秋芳也不是什麼女奴,只因為寶玉對傅秋芳「遐思遙愛」,故而她家派來問安的兩個老婆婆寶玉素來最討厭的也沾了傅秋芳的光,受到寶玉的禮遇,這與同情被壓迫女奴一點也沾不上邊了。當然,寶釵勸他留心「仕途經濟」,他是曾經給寶釵一點臉色看,這在書中有過一兩次。但他與寶釵親熱密切的地方更加多,特別是第34回寶釵當面批評了他「素日不正,肯與那些人來往老爺才生氣」,這裡可是講封建大道理了,他寶玉這回並不生氣,反而「更覺比先暢快了」。甚至寶釵眼圈紅了一紅,他寶玉就恨不得「遭殃橫死」,來換取這位被反封建論者貶之謂封建思想傾向的代表者那臉頰上的一朵紅雲,這與反封建論者的判斷實在相距一個太平洋都不止了。
襲人也被稱為封建思想十分濃厚的人物,許多論者也都說書中對她多持批評態度,寶玉對她也不好。可是判詞中云:「枉為溫柔和順,寶玉似桂如蘭。堪羨優伶有福,可惜公子無緣」。這「似桂如蘭」的評語實在不低,「堪羨」,「可惜」都是十分嚮往的意思,只因為「無緣」,所以判詞才覺得其「空」、「枉」。這個意向是十分肯定襲人的,是講明寶玉十分嚮往的心情的,然而被五十年代的人一解釋,這判詞就成了否定襲人了。第二十八回寶玉害怕他心目中最喜愛的年輕女性迅速老去,第一想到的是黛玉,緊接著就有寶釵、襲人;第七十八回也怕心愛的人風吹雲散,馬上就想到黛玉,想到襲人,可見寶玉十分親近襲人。這些與寶玉的「叛逆」形象也互相矛盾著。
誠然,寶玉與當時的主流、傳統是有一些地方不合拍的,比如他怕讀書,不肯留心仕途經濟,不喜科舉,與僕人不講規矩。這些,是與賈政的期望,與封建正統思想有距離的,但「有距離」與「叛逆」並不相同。寶玉把讀書上進稱為「祿蠹」,這裡有一個思想基礎,就是「安富尊榮」思想。他在第七十一回勸探春說:「事事我常勸你,總別聽那些俗語,想那俗事,只管安富尊榮才是。」對於寶玉來說,已富已榮安於這種已富已榮的位置,充分享受這種尊榮,不必再去辛苦奔忙,這就是冷子興說的「安富尊榮者盡多,運籌謀畫者無一」的那種狀況。寶玉對林黛玉說:「恁他怎麼後手不接,也短不了咱們兩個人的。」這也是寶玉安富尊榮思想的一個註腳。要照反封建傾向論者分析,這比那些留心仕途經濟的人怕是更封建、更有剝削階級思想意識了。其實,寶玉就是這麼一種貪圖安逸、不思進取的思想。憑心而論,我們現代人,我們自己怕讀書的思想有沒有,怕考試的思想有沒有,厭倦煩瑣的應酬,怕到場面上去打交道的思想有沒有?恐怕也都有。不要把這種思想指責為安於剝削、盡情享受,也不必把它捧為「反封建」,應該把它定位於普通人的一種普遍思想,正如尤氏說寶玉「一心無掛礙,只知道和姐姐們玩笑,餓了吃,困了睡,再過幾年,不過還是這樣,一點後事也不慮」。至於他歌詠與農民起義軍對陣而死的林四娘,也只能從他尊崇女性的角度去考慮,不必上綱上線,說這是歌頌鎮壓農民起義軍的頑固派。
寶玉思想定位於青少年性心理學,定位於弗洛依德學說的實踐者,定位於不思進取,企圖從傳統知識分子積極參預行政管理的道路逃逸,恐怕比較準確,過分拔高其思想行為就不準確了。至於吳組緗先生把寶玉與秦鍾、蔣玉菡交往的同性戀行為都說成是反封建傾向,那恐怕真得算得上唯心主義了。
四、黛玉叛逆問題
黛玉被稱為《紅樓夢》中另一位「叛逆」,從而構成「反封建」傾向論者的另一塊基石。而黛玉有關的言行有三種:一是「獨有林黛玉從來不曾勸他去立身揚名等語,所以深敬黛玉。」林妹妹從來不說這些「留心仕途經濟」的混帳話,不然寶玉早和他生分了。第二,林黛玉喜歡讀《西廂記》一類的反映婚姻自由要求的書籍,不但喜歡看,而且熟讀文句,不小心在說酒令時就漏嘴說出來了。三是與寶玉自由相戀,不遵守封建婚姻規矩。但對於第三點,往往沒有被給予太多的注意,因為崔鶯鶯、杜麗娘她們已經這樣做了,而寶玉和黛玉,「不僅因為他們在戀愛上是叛逆者,而且因為那是一對叛逆者的戀愛」。(何其芳語,筆者注)重點落在前兩點上。
關於黛玉不勸寶玉立身揚名的問題,在討論寶玉問題的上一節,已經涉及到。寶玉之不肯讀書,不願科考,不想入仕途,並非什麼叛逆,那麼,黛玉之不勸,也就不存在什麼共同反封建之說。就像時下人老婆不激勵丈夫留意仕途、不去考博士並不是什麼反對政府一樣。說明黛玉不熱心功名、不要求愛人拚命上進而已。而且「林妹妹從來不說混帳話」的說法也不可太認真,好像黛玉也說過與寶釵、襲人劃不清界限、區別不大的話。比如第十九回勸寶玉不要去淘胭脂,比如第三十四回勸寶玉不要與丫頭調笑與蔣玉菡之流往來,她說,「你從此可都改了吧」。第七十九回寶玉不肯會孫紹祖家來人,黛玉一邊咳嗽一邊說:「又來了,我勸你把脾氣改改罷,一年大二年小的……」這些話,黛玉說了寶玉就不生氣,而釵、湘講了,寶玉就生氣,大概因為黛玉與寶玉特別親近,面子比較大吧。寶玉這樣的話不大靠得住,不能以他的話作為立論的全部根據。黛玉喜歡讀《西廂記》一事,除了第二十三回,還有第三十九回、第四十二回、第四十五回、第四十九回四處寫到有關問題。第三十九回是黛玉不小心說酒令時漏說出《西廂》、《牡丹》詩句。後來三次描寫情形就大不相同,回目就題曰「蘅蕪君蘭言解疑癖」,寶釵勸黛玉的話是「蘭言」,黛玉入迷《西廂》是「疑癖」,黛玉聽寶釵「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說教,「垂頭喫茶,心下暗伏」。第四十五回,黛玉再一次心悅誠服向寶釵檢討,「金蘭語互結金蘭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易經古語「金蘭」二字即二人思想相同,現在是黛玉完全贊同寶釵。到第四十九回,寶玉與黛玉在寶釵背後一同贊同寶釵,用「反封建」傾向論者的判斷方式,則應是一對叛逆者皈依封建思想。其實就是寶黛認為寶釵坦誠,他們兩個形象本來就不具有那麼強的政治傾向。只因為已經貼上政治標籤,所以這三回書,傾向論者就視而不見,避而不談,彷彿這些文字《紅樓夢》沒有寫過一樣。如同何其芳先生把寶玉嚮往年輕女性看成叛逆,他又把黛玉易於流淚、易於悲傷的性格看成是黛玉的叛逆。何其芳說:「林黛玉的叛逆性和反抗性都主要是以這樣一種痛苦的形式表現出來。儘管不幸已經快要壓倒了她,她卻仍然並沒有屈服,仍然在企圖改變她的命運,儘管她並不能打碎封建主義對於她心靈的桎梏,她卻仍然在和它苦鬥……」何的判斷仍有「移位」,仍有把性格描寫,文化背景描寫移位向政治描寫的痕跡。
黛玉的悲苦,應當是一個謎。她的命運並不比書中若干人物更糟糕,比如說湘雲,更不論晴雯、襲人、鴛鴦、香菱了。作者曾把這種悲傷解釋為「還淚」,完全是戀愛方面的原因,這也不科學。晴雯、襲人與寶玉也有感情問題,並不見她們表現太多的悲傷。「還淚」說的迷信色彩太強,亦不足為據。黛玉悲苦情緒的原因如何定位,何其芳先生曾經廣泛搜尋,認為社會原因是根據。我以為不足為據,因為大觀園中苦命者甚於黛玉者多多,並不如黛玉悲苦。黛之悲苦更多是心理原因,是文化背景原因。黛玉之葬花,俞平伯考證為源於唐寅,黛玉的《葬花詞》與唐寅《花下酌酒歌》亦十分類似。這種悲哀愁苦,不屬於政治學範疇,而屬於心理學範疇、文化學範疇、人類學範疇。中國古代詩文中,哀傷人壽不永、青春不駐的作品連篇累牘,大概就是黛玉詩詞的風味。我曾經留心收集了一下古代文學作品此類題材的詩歌,數量之多驚人,都是一種思想,幾乎是重複詠歎,然而人們不嫌重複。其實,黛玉的詩詞,重複性也很嚴重,但人們一概不計較。我說,這就像女人聽讚美其容貌的言詞不嫌重複,母親聽兒女的呼喚不嫌疊加,球員聽為其加油的聲浪不嫌喧鬧一樣。這就是人類的一種毛病,一種揮之不去、時時威脅人們的一種憂思,所謂傷春惜春情緒。黛玉形象用淚流不止、用葬花、用反覆傷春惜春的詩詞和她的性格完成了這麼一種用小說、用人物形象形式具化傷春惜春情緒,從而時時觸動人們心靈深處揮之不去,時時浮起而歷久不能衰息的這根生命短促、脆弱、尤其是必然消亡的弦,彈出生命哀傷的歌曲,這恐怕就是黛玉形象較之寶釵形象十分不現實、十分不實用、心理衛生狀況特差然而偏偏又得到人們幾乎無理由的偏愛的深層次的蘊涵。我是這樣解釋黛玉形象哭哭啼啼、窩窩囊囊然而又深受古今讀者厚愛的原因。我以為作者塑造黛玉形象很有一點現代象徵主義的味道,很有一點《等待戈多》、《變形記》那種幾乎不合常理的強調的色彩的。我自己也覺得奇怪,為什麼讀孔尚任《哀江南》、馬致遠《秋思》、蘇軾《酹江月》、讀李白《將進酒》、讀張若虛《春江花月夜》以及讀若干類似的文學作品,知道它們是一個調門,為什麼仍然不自覺被吸引?是不是人類在千百年的進化過程中已經把這種人壽不永、青春易逝的恐懼和憂傷沉澱到我們潛意識的神經當中去了,成為人的本性、人的根本特點了?黛玉形象的秘密,我以為就在這種地方,而主要不在其叛逆和遭遇不幸、愛情難遂方面。
這裡只選擇以上四個問題簡單分析,其實要談的問題甚多。筆者於此有《〈紅樓夢〉人物新論》,已由三秦出版社去年八月出版。我的總的意見是,《紅樓夢》一書,政治學意義上的內容固然有,但畢竟不是主要的,它主要是從人類學、倫理學、美學、文化學、心理學這樣一些角度切入生活的。以前的紅學評論顯然抓住了在全書中所佔成份不多的政治學因素,當時這可以說是發現。但是有太多的誇大、移位、渲染、變形,最後把它說成是政治性很強的小說,這就不對了。「有」不是「是」,海水中有鹽,但海水不是鹽。《紅樓夢》中有一些內容與封建主義不合,但《紅樓夢》中封建的因素恐怕比反封建的相對更多一點,雖然它們二者在書中都顯得單薄稀少。
因此,五十年代,乃至六十年代以及再向後研究中形成的若干定論是很可懷疑的,是站不住腳的。我們今天,不妨從更實際、更廣泛、更科學的角度去討論研究《紅樓夢》,應該是有許多工作要做的,而不是說紅學研究已臻盡頭,後來者已沒有什麼事情好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