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文化語境下的紅學
紅學作為顯學是從20世紀開始的。世紀伊始,王國維著《紅樓夢評論》就開始索解《紅樓夢》與中國文化精神的聯繫;蔡元培更倡導「政治小說」的理論,以為「吊明之亡,揭清之失」。此後,胡適作《紅樓夢考證》,開了新紅學考據方法的先河。建國初,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了一場全國性的紅學大辯論,不僅確立了《紅樓夢》作為「政治小說」的地位,而且使一部「大旨不過談情」、「可消愁破悶」的小說,竟成了「中國封建社會階級鬥爭的活教材」。《紅樓祭》的獨特之處,１正在於它把《紅樓夢》放置於20世紀中國文化語境下,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從20世紀中國文化的嬗變與走向,來解讀與破譯《紅樓夢》在本世紀「大為走紅,獨領風騷,不僅形成了一代顯學,甚至形成了引人注目的『紅樓文化現象』」的諸種原因,這就使得這本書不但具有20世紀紅學史的特點,更重要的是在對20世紀紅學研究進行評述的同時,還從《紅樓夢》在20世紀閱讀與接受的社會政治背景和歷史文化原因等方面,探究《紅樓夢》與20世紀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不可分割的聯繫。在《紅樓祭》中,紅學不再停留在學術文化層面,《紅樓夢》也不僅是一個孤立的歷史文化文本,而成為滲入了影響20世紀中國社會變遷的民族、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心理、藝術等等複雜層面的文化要素,誘發、啟示、開拓、深化了不同階層的人們對中國社會的認識與理解,這在中國文化的歷程中是幾乎沒有任何一種文學的乃至文化的文本能夠與之相比的。正因為此,把《紅樓夢》在20世紀中國社會急劇變化過程中的傳播、接受和解讀,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來加以研究和總結,在紅學研究中是有意義的。
《紅樓祭》比之其它專論性的紅學論著也許算不上卷帙浩繁,其第二章、第三章所作的論述也很難說有更精到的意見。但是,這本著作卻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命題,即中國的知識分子是把《紅樓夢》作為心靈避難所來看待的。著者以這一命題作為全書論述的支點,顯然是這本著作最具有光彩的部分。
他對《紅樓夢》從乾隆年間問世起的流傳,到清季民元間的閱讀反應,直至建國以後知識分子讀者(以及狹義的研究者)的接受狀態,作了簡要的概括與分析。而且他的概括與分析不是立足於歷時性的敘述,而是著眼於共時性的分析,認為《紅樓夢》所以能夠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避難所和情感鎮痛劑,「關涉到中國知識分子文化心理結構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層結構、我們民族的思維框架和感情心理等一系列複雜的問題」(12頁),其中,尤其以《紅樓夢》中浸淫著的莊玄禪意趣和對魏晉玄學的讚賞,對知識分子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因為它在深層次上傳達出對人生、對人的生活命運及感情心理的深刻揭示,以及在這種揭示中所包含的複雜的哲學意識」(15頁)。老莊哲學和魏晉玄學都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非官方哲學,正是他們所追求的自由的精神境界和曠達狂放的人生態度的集中展示,對身處極不自由狀態下的中國封建社會中的知識分子,不但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與感召力,而且還具有心靈慰藉和寄托的補償作用。這樣來理解《紅樓夢》的思想價值及文化涵蘊,可以幫助我們從接受心理的角度來研究《紅樓夢》的思想觀念在中國文化的特定語境下對讀者心靈所產生的濡染。
著者在第四章「20世紀中國社會的讖言」中,還把《紅樓夢》裡的一些重要情節、細節、語言等,與當代中國社會的形形色色的生活現象聯繫起來,從讖言的角度來分析《紅樓夢》所描繪的中國封建社會末世的眾生相與當代中國的一些社會文化狀態之間的耦合關係,從而分析《紅樓夢》的文化底蘊及其警世作用。這樣的研究視角,緊扣住著者所確立的20世紀中國的一個奇特的文化現象這一總題旨,並把研究的觸角與視野從學術爭論與政治鬥爭的層面,深入到日常的社會生活乃至世俗生活層面,去探求《紅樓夢》的思想影響的廣泛包容性。如護官符的深層意義、賈探春治理大觀園與現代承包制、一代不如一代的歷史運行、物慾橫流與人文精神失落等,都具有對當代社會生活的預言性質,也從一個側面揭示了《紅樓夢》的認識價值和它的本體象徵意義。當然,如果再進一步展開分析,不是僅僅從政治意義上,而是從更廣泛的社會生活乃至世俗生活層面上去看《紅樓夢》所揭示的普遍生活哲理,還可以找出更多的話題,如「千里搭長棚,沒有不散的筵席」,「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等等,這些帶有原創性的諺語、俗語,其實也都像讖言一樣被廣泛地借用或引申,用來表達對社會生活現象的普遍的適用性的理解。這一現象,著者在論述毛澤東的紅學觀時有過一段很精闢的論述,他認為毛澤東不僅把《紅樓夢》「當作民族文化的精華和優良遺產,當作中國優秀的文化傳統,而且將其當作塑造中國人精神世界的基本材料,當作現代中國人不可或缺的基本文化營養看待的」。(38頁)《紅樓夢》中的這些帶有讖言性質的語言,實際上都凝聚了曹雪芹對中國特定的社會生活現象的哲理思索與概括,既濃縮了中國人的深層文化心理,也是他經驗了社會生活的醜惡與不完滿的一面所產生的悲愴的人生慨歎,浸透了沉重濃郁的悲劇意識。在中國社會運行的特定文化語境下,這些閃耀著生存智慧和哲理光芒的人生經驗,不僅在今天,就是在中國社會的生存狀態沒有巨大的變革的未來,仍然會成為人們觀察、思考和評價社會生活和人類自身的生存情狀的借鑒。這也正是《紅樓夢》能夠保持永久的藝術魅力的原因。
由於《紅樓祭》在寫作上的述評方式,限制了它對有些問題的進一步論述,這裡提出兩點意見來與著者討論。
關於《紅樓夢》成為知識分子規避政治、逃避現實、尋求寄托的心靈避難所的問題。首先,這同《紅樓夢》所包蘊的豐富的藝術內容所產生的多角度與邊緣性有關。從藝術理論的角度看,藝術作品越是接近生活,就越具有主題的多義性和解釋的多種可能性,這就是所謂「藝術大於思想」的藝術規律。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現代解釋學美學也認為,對藝術作品的解釋,總是為解釋者的「前結構」所規定,海德格爾說:「把某某東西作為某某東西加以解釋,這在本質上是通過先行具有、先行見到與先行掌握來起作用的」。２而審美理解的實現又是藝術文本自身的歷史視界觀審美主體的特定視界相互融合的結果。正因為此,魯迅才有那一段有關《紅樓夢》的著名論述:「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３而且,《紅樓祭》著者還因此續上「野心家看見陰謀詭計」或「陰謀家看見權力鬥爭」。不同時代的讀者對《紅樓夢》都能夠保持濃厚的閱讀興趣,乃至於產生癡迷與陶醉,就是因為他們能夠在《紅樓夢》中找到能與自己的「前結構」進行對話的那一部分內容。
其次,就我國建國以後特定的政治歷史環境來說,《紅樓夢》的邊緣性特徵還表現為在政治性掩蓋下的非政治性。毛澤東給《紅樓夢》定性為政治小說和歷史小說,並且判定誰沒有讀過《三國演義》、《水滸傳》和《紅樓夢》就不能算中國人,而沒有讀過《紅樓夢》就只能算半個中國人,這至少可以理解為《紅樓夢》佔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半壁江山。毛澤東還認為《紅樓夢》所蘊含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的內容,需要讀五遍才能算讀懂。在文化大革命那個特殊的歷史時代,雖然一切古典文學作品——當然也應當包括《紅樓夢》——都被斥為「封建主義的舊文化」,統統應當大「革」它們的「命」,但由於有了毛澤東特許的通行證,誰也不敢在《紅樓夢》這一個按當時的思維邏輯的慣性應當同屬於「封建主義舊文化」的「太歲」頭上動一下土。加之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等古典小說在藝術內容上的確定性,很難讓人作出某種別開生面的特殊解讀,或者說很難具有與當時特殊境遇下的知識分子的心靈進行對話的可能,人們選擇《紅樓夢》作為心靈的避難所和閱讀的自由港,幾乎是自然的、可以沒有任何顧忌的選擇。因為《紅樓夢》畢竟是一部非政治化的小說,卻又是被賦予了強烈的政治意義的「歷史」。讀《紅樓夢》變成為響應領袖號召的「政治行為」。尤其是對失意落魄——用《紅樓夢》裡的話來說就是「翻過觔斗來的」——知識分子來說,與《紅樓夢》裡的滄桑感與命運感很容易產生對話與交流,他們完全有可能借《紅樓夢》的酒杯,來澆自己的塊壘。「拉大旗作虎皮」是「文革」中被常常引用的魯迅的名言,用在《紅樓夢》的閱讀領域又何嘗不是保護自己的一種閱讀策略,這當然也應當算是一種「奇特的文化現象」。
對於21世紀紅學研究的展望,《紅樓祭》著者充滿了信心,應當說這是出於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虔誠信仰,是值得讚許的。即使比曹雪芹早生了100多年的莎士比亞(按現有的通行的說法,莎士比亞逝世於1616年,整整100年後曹雪芹降世)的戲劇現在仍然有學者在研究,莎學如此,紅學當然也不會差到哪裡去。但是,文學閱讀熱點的轉移是不爭的事實,如著者在80年代中期的調查結果顯示,高等學校文科大學生從頭到尾讀完《紅樓夢》的已不到25%,我想到90年代末,這個比例大概還會有更明顯的令人悲哀的下降。這一狀況說明,《紅樓夢》裡的愛情模式以及生活方式與情感傾向,已經離現代人越來越遠了。對這一狀況,魯迅其實已早有預言:「文學有普遍性,但有界限,也有較為永久的,但因讀者的社會體驗而生變化。北極的遏斯吉摩人和非洲腹地的黑人,我以為是不會懂得『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會中人,也將不能懂得,他們大約要比我們的聽講始皇焚書,黃巢殺人更其隔膜。」４我們的時代大約可以差可稱之為開始進入「健全而合理的好社會」了,當今青年——可口可樂的一代———對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等等人物的情感體驗逐漸在減弱,他們的愛情悲劇今天雖然不能說已經完全絕跡,但至少說對大多數現代青年已經不會引起強烈的共鳴,「隔膜」之說,也是早晚都會有的事。而且,《紅樓夢》研究從20世紀初的排滿假說,到50年代以後成為政治風潮中的熱門話題,本來就不是文學本身的效應,想在21世紀再造出一個《紅樓夢》研究的熱點,幾乎是不可想像的事。因此,如著者所預言的,在數碼複製時代,「人們對傳統、對古典文化的眷慕和維護的熱情必將10倍100倍地高漲。……在21世紀人們對傳統的、古典文化學術的研究必將出現一個嶄新的局面。對紅學的研究當然也不例外」(143頁),其熱情固然可嘉,但恐怕只能是「心造的幻影」,未必會成為事實。
我們應當冷靜地面對世紀末學術研究的現實狀態,並藉以預測下個世紀學術發展的趨勢和走向。據此,我們可以預測,紅學將回歸文學自身的研究,而不可能成為一種思潮,更不可能成為全民性的風潮。而且,應當看到,紅學能否形成新的範式,歸根結底取決於人類能否出現一種新的哲學思潮為它提供一個新的視角、一種新的思維工具。著者預言「新典範將更多地立足於文化的視角,使用文化社會學的方法,綜合地對《紅樓夢》加以分析解讀」(144頁),顯然失之籠統,也太單一。因為事實上從80年代開始,人們已經嘗試著這樣去做了。如果從20世紀後期的哲學思潮看,紅學研究仍有許多值得試驗的認識視角、思維範式與工具可供選擇使用,如分析哲學、結構主義哲學、語言哲學、存在主義哲學、接受美學、復調小說美學等等,似乎都可以在紅學中找到自己的研究領域和研究素材。遺憾的是,我們同時代的學人尚未能充分注意到打通研究的視界,打破學科間的森嚴的壁壘,不再使紅學研究僅僅囿於古典文學研究這區區一隅之內。著者已經悲哀地發現,97北京紅學研討會上「還沒有出現一位年富力強的新的紅學派別的代表人物」,(133頁)就證明了這一點。我們寄希望於學科界限的打破,為紅學研究找到更多的新視角、新範式與新工具,那麼,我們有理由樂觀地相信,在即將到來的21世紀,紅學研究還可以有新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