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現狀一瞥
近些年來的紅學研究,應當說總體呈現出一種深入的態勢:一方面,一些紅學研究者嘗試從新的理論視角,如信息論、系統論、控制論和西方的接受美學、原型批評、結構美學等,對作者的創作動機、作品的內涵和藝術方法等進行了富有新意的探索;另一方面,一些研究者則用傳統的方法對於曹雪芹的家世、《紅樓夢》的版本等紅學的老課題進行了有益的探討和論辯。這一切,無疑都是很令人鼓舞的。但在研究深入的同時,沉渣的泛起也頗令人注目。特別是索隱派的重新抬頭和對讀者的誤導,不能不引起人們嚴重的關注和憂慮。此外,即是一些家世和版本的探索,其動機和結論也不無可議。筆者僅就管見所及,想主要就「沉渣泛起」作門外談,另外也就家世和版本問題略陳自己的一得之見,尚祈方家不吝指教。
一
索隱派的重新抬頭,可以說主要有兩大景觀:一是霍國玲姐弟倆的《紅樓解夢》,一是一位頗有名氣的小說家的兩篇以「之死」為題的所謂「學術小說」。
據說,《紅樓解夢》的兩位作者原是學自然科學的,他們也聲稱要以自然科學的嚴密論證來研究《紅樓夢》這麼一部巨著,而且事實上也的確進行了長期含辛茹苦的探索,其想法是應當受到鼓勵的,其精神也的確是十分可嘉的,但其結果卻是令人瞠目之後又禁不住啞然失笑。他們竟辛辛苦苦在《紅樓夢》的背後,「索隱」出一個所謂曹雪芹與其戀人「竺香玉」合謀毒死雍正皇帝的荒誕故事來。對於這一天方夜譚式的所謂「研究成果」,紅學界起初是瞠目之後一笑置之,覺得不屑一顧或者不值得為之浪費自己的寶貴精力。所以在此書出版後相當一段時間內,紅學界的反應幾乎是一片沉默。但在此後一些新聞媒體把此書炒得紛紛揚揚,紅學家們才不得不打破沉默,在國內紅學的主要陣地《紅樓夢學刊》上發表文章,浪費他們本可從事更有意義工作的寶貴時間和精力,和這個近乎「風車」的「巨人」進行戰鬥。
其實,在正常的人看來,《紅樓解夢》這部著作(如果可以稱為著作的話)所用的「科學方法」是不值一駁的。如就其論證(公正一點應稱之為「索穩」)人物的方法而論,其基本方法是在《紅樓夢》人物中雜取多個人身上的不同之點湊合成一個人(這有點近乎魯迅所說的「雜取種種人」,只可惜魯迅說的創造典型的方法,而不是「索穩」人物的方法),然後以這個人和歷史上(這個「歷史上」也應該加上引號)某個人相比較,從而「證明」《紅樓夢》中某個人(或某幾個人)的「真身」就是此人。這與其說是論證,毋寧說是一種雜湊,連索隱都談不上。因為正統的、負責任的索隱派研究者也只取書中某人與歷史上某一個人相比較,而不會「雜湊」。從這一點說,說此書是索隱派的沉渣泛起還不夠,簡直有點等而下之了。
我們知道,人大概可以算作世界上最為複雜的個體了。作為每一個具體的人,組成其性格的因素都是多元的、複雜的。這正如從不同的角度看一個事物,因視角不同,給人的印象就會千變萬化;何況還有觀察者本人的主觀因素如感情態度等的不同,因此即使同一個角度和側面,不同的人也會有不同的看法和結論。而《紅樓夢》的人物又是那麼真實而複雜,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象《解夢》的作者所作的那樣,即按其主觀意願,從這個人物身上取某點,從那個人物身上取另外一點,又從第三個人身上取第三點,那麼請問:世界上有什麼樣的人物從《紅樓夢》中「索隱」不出來?《解夢》的作者大概是運用他們所說的「自然科學的方法」,把《紅樓夢》中各個人物身上的性格因素都先分離出來,然後以此作為一個「原材料庫」,再就像用物理或化學方法組成或化合各種物質一樣,根據自己的特殊需要再加以重新「排列組合」吧?這大概就是作者用自己的自然科學頭腦創造出的頗為自豪的「科學方法」吧?可惜的是,這種在他們看來所謂「科學的方法」,不但用於文學考證顯見荒謬,而且對於真正的自然科學研究方法,恐怕也是一種褻瀆。
二
如果說,《解夢》的作者由於所攻專業為自然科學,對社會科學,尤其是文學創作和評論的基本規律比較「隔漠」,或者是誤將文學創作和評論的方法等同於自然科學中物質合成的方法,所以不但其精神可嘉,其誤入歧途還有情可原,不必深責的話,那麼,那位原本因對新時期文學頗有開創之功,因而受到人們應有尊敬,而今卻寫出「之死」那樣所謂的「學術小說」的作家,那種不負責任的態度,就只會使人感到迷惑和遺憾了。
這是因為:
第一,他起碼應該知道,創作和學術雖不能說毫不搭界,但總是有很大區別的:小說就是小說,學術就是學術;小說可以虛構,學術就只能憑客觀證據。當然,作者要創造出一種「邊緣」文體,把小說嫁接到學術上,作為一種大膽試驗,不但未嘗不可,甚至是應當得到鼓勵的。但有一個顯然的前提:就是這種「學術小說」的材料必須以紮實的學術考證為基礎。否則,作為「小說」則可,作為「學術小說」就是建立在沙灘之上的。不說有人推一下,就是連風也沒有,恐怕也會自倒的。而現在擺在我們面前被作者自詡為「學術小說」的兩篇「之死」,正好就是這樣的東西。《三國演義》以至二十四史演義中的其他作品,作為以歷史為題材的「演義」,尚且「七實三虛」呢,而清代戲劇大家孔尚任寫《桃花扇》這部歷史劇,為了說明自己是嚴格的歷史劇,還專門寫了一篇考證呢。但我們的「之死」的作者,卻只拿出兩篇「學術小說」,實際是「小說」見了,「學術」卻無蹤影。是有奇材異聞作為依據但卻秘而不宣呢,還有本來就是自己天馬行空、隨心所欲的編造呢?如果是前者,似乎大可不必。因為任何經得起推敲的史實,都是祖先遺留下來的共同財富,誰也沒有權利據為己有而故作高深;如果是後一種情況,那就似乎不太尊重,甚至有點太褻瀆原作者曹雪芹和廣大讀者了。退一步說,自己想根據自己的意願重寫《紅樓夢》中的有關人物,那就題「小說」二字足矣,遠不必假「學術」之名。即使自己已經寫出了,別人恭維說是「學術小說」,自己也當深有自知,大不必也就自稱起「學術小說」來,更何況一開始就自詡為「學術小說」呢!
第二,作為作家,他起碼應當知道創作的基本規律。不管你主觀上想寫什麼,當寫出來之後,它就成為一種事實上的存在;人們的評價就只能以你寫出來的東西為依據。而且人物的原型就僅僅是人物的原型,研究它可以有助於人們對創作過程和方法的瞭解,有時甚至也有助於理解人物,但它決不能、也不應代替作家塑造的人物形象成為研究、評價這一人物形象的主要依據。即如秦可卿這個人物,即使假設「之死」是建立在可靠的考證之上的,「之死」所寫的對人物原型來說都是事實,我們研究《紅樓夢》中的秦可卿是否就可以以此為依據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更何況作者還拿不出那怕是一點「學術」證據來(從這個意義上,「之死」的作者和紅學史上真正嚴肅的索隱派學者相比,又不能不說是等而下之了,因為他們好歹還能拿出一些「證據」來;但因為「之死」的作者自言他寫了《紅樓夢》背後的真故事,所以我們只能將其歸入「索隱派」,真正的索隱派學者是否能予接納,還真在兩可之間呢)。如果人們都像「之死」的作者那樣,毫無根據的隨心所欲地編造《紅樓夢》中的情節,而且聲稱情節不應當是曹雪芹所寫的那樣,而應當是自己所編的這樣,那還有真正嚴肅的紅學可言嗎?那除了一堆碎片外,還有一部博大精深的藝術殿堂《紅樓夢》嗎?
三
如果說《解夢》和兩篇「之死」是近年來索隱派抬頭的兩個景觀的話,那麼,關於曹雪芹的「祖籍」是遼陽還是豐潤的爭論和脂評的真偽的論爭則是近年來紅學研究中的兩大「焦點」和「熱點」。曹雪芹的「祖籍」究竟是關外遼陽還是河北豐潤,這幾乎是一個不容置疑的問題。曹雪芹祖籍在遼陽,這有大量的可靠史實為證,因為好多位先生文章在,我這裡不想一一羅列。既然這樣,那麼為什麼還會有人堅持是河北豐潤呢?據說是因為曹雪芹的某位遠祖可能曾在由江西南昌一帶去東北的路上在豐潤呆過一段時間。這裡有三個問題:一是研究一個作家家世的目的是什麼?是為了加深對作品的瞭解呢,還是為了好奇而上溯其列祖列宗?如果是前者呢,那就應該上溯到對作家創作有影響的那一代為止。如果這個結論可以認可的話,那麼第二個問題就是:究竟什麼是「祖籍」?換句話說,多少代以前的祖先居住的地方是祖籍?有的先生提出五代就可以了,但還是得不到認可,那麼,十代怎麼樣呢?據考,曹雪芹的祖先大概是在元末明初到東北而後定居遼陽的,從此時到曹雪芹的生年,這中間約三百五十年左右,該不止十代嗎?再向上追溯,和曹雪芹創作《紅樓夢》有多大關係呢?第三,如果因為某人的祖先在某個地方路過時住過一陣子(何況這還僅僅是出於推測的一種「可能」),這個地方就算某人個的「祖籍」,那還有「祖籍」可言嗎(更何況從豐潤北上的鐵嶺曹氏和遼陽曹氏搭得上搭不上邊,還是個大大的疑問)?事實是如此,但「豐潤說」加上「曹雪芹家酒」的鼓噪,還是被炒得紛紛揚揚,似乎這樣就可以代曹雪芹的祖先定「籍」了。作為商家出於商業目的,隨便說說雖有混淆視聽之嫌,但仍情有可原,但一些紅學家也推波助瀾,就真令人覺得有點「匪夷所思」了。近年來,又有人說曹寅之父曾過繼豐潤曹鼎望之子曹為子,後又生曹寅,而雪芹為子,故祖籍當為豐潤。後有人又說曹寅過繼豐潤曹之子曹淵(顏),淵為《紅樓夢》原始作者,曹雪芹則為刪增者。兩說皆無實據,純屬推測之詞,其目的,無非是想為證明《紅樓夢》的作者祖籍是河北豐潤尋找一條「終南捷徑」,故亦於此連帶及之。
因為自本世紀初至今的《紅樓夢》研究除了《紅樓夢》本文外,幾乎可以說就是建立在「脂評」的基礎之上的,所以脂評真偽的問題一提出,就引起了紅學界同仁及廣大《紅樓夢》愛好者的極大關注。提出脂本為偽造的始作俑者是福建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小說研究所研究員歐陽健先生,此後應和者亦不乏其人。他懷疑脂本系清人劉銓福甚或胡適偽造,但似乎拿不出很有力的證據。對此說持反對態度的是紅學界同仁的大多數,近年來他們和歐陽健多次反覆辯難,幾乎讓人眼花繚亂。但就筆者管見所及,雙方要使各自的說法真正成立,似乎都有難以逾越的障礙:對歐陽健先生這一方來說,要否定劉銓福以前的裕瑞《棗窗閒筆》中關於脂批的記載是困難的,恐怕僅指出《棗窗閒筆》非原本還遠遠不夠,必須拿出更充分而有力的證據來。對於反對「作偽」說的人來說,筆者或許所見有限,覺得最大的疑問是:從脂批來看,《紅樓夢》的創作素材顯然可以說是「曹雪芹家事」,但在胡適發現脂本以前,《紅樓夢》脂評本流傳了一個半世紀,關於其「本事」,人們提出了那麼多的「家事」說,為什麼卻很少有人甚或幾乎沒有人提出「曹雪芹家事」說?袁枚在《隨園詩話》中說曹雪芹以《紅樓夢》「備記」曹寅任江寧織造時的「風月繁華」之盛,更可作為曹氏家事說的證據,為什麼似乎沒有受到人們充分的重視?是人們沒有看到脂批本,還是看到了而視而不見?後一種可能顯然是極小的。至於脂批的「真」「偽」情況究竟如何,筆者在此不敢妄斷,但恐怕此事要弄個明白,尚需時日。
四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實事求是、思想解放方針的提出,紅學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風大盛,傳統的禁區被打破,各種提法、觀點異彩紛呈。這本來是正常的,令人鼓舞的,也是紅學界的主流。但不可否認,在金錢萬能,商業意識無孔不入,道德觀念滑坡的情況下,為一己之私利不顧事實的學風和堅持門戶之見的宗派作風,也相當嚴重。個別新聞媒體由於利益驅動,一味追求標新立異和轟動效應,更使這一傾向日益嚴重。在一些所謂研究者看來,不管我的觀點是否站得住腳,反正我的文章發了,轟動效應有了,自己也成了「名人」,「笑罵任你笑罵」,名人我自當之,實利我自得之。那些新聞媒體則亦與上述心理相似,不管正確結論如何,我的刊物的新聞效應已經有了,發行量已經大了,他們也就自得其樂了,也有一些人,有的公開「玩」文學,有的竟也自以為才大,什麼都可一「玩」,於是玩到了「學術」。而這些又都是出自知識分子,即古代所謂「義人」之手。這至少表明,一部分文人的道德滑坡,而這,其悲劇性質雖與《紅樓夢》不類,但也確是一種令人悲哀的「悲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