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紅樓夢》的研究
《紅樓夢》研究進入一九八四年後，已失去了前幾年浩大的聲勢，出現了相對沉寂的局面。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缺乏新鮮材料和新的研究手段；二是前些年爭論的許多問題或已基本解決，或者僵持不下，沒有新的焦點；三是由於整個古典小說的研究日趨活躍，一些研究者開始將課題轉移到其他作品方面。本年度沒有召開全國性學術會議，只是遼寧、貴州舉辦了地方性的學術活動。《紅樓夢》研究如何才能深入和取得突破，已引起很多研究者的關注，同時全書綜論和藝術分析方面的文章也顯著增多，這兩點可代表本年度研究狀況的主要特點。其他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現將研究情況的部分綜述如下：
一 關於研究方法的討論
關於《紅樓夢》研究的內容、方法等問題的討論已持續多年，仍然聚訟紛紜。對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解，仍然存在著較大的分歧。這種狀況繼續下去顯然對「紅學」的發展不利，甚至可能走向歧途。《紅樓夢研究集刊》第十一輯發表了一組討論研究方法的文章。《文藝報》則對「什麼是紅學」這個基本概念問題展開爭論，都是為了將研究工作引向深入，也引起了研究者和愛好者的關注。
《文藝報》的爭論是由應必誠《也談什麼是紅學》〔1〕一文引起的。應文針對周汝昌近年多次就紅學研究的範圍、目的、方向、方針等一系列問題發表的意見提出了不同看法，認為周汝昌強調的《紅樓夢》的「獨特性」在其他古典小說中也不同程度存在著，因此，「說《紅樓夢》小說學研究只是一般性研究，並用這個名義，把《紅樓夢》本身的研究開除出紅學，道理上是講不通的。」「相反，它應該是紅學的最主要的內容。」應文還希望「使《紅樓夢》研究真正成為研究《紅樓夢》，使紅學變成真正的科學。」周汝昌在《「紅學」與「紅樓夢研究」的良好關係》〔2〕一文中進行了答辯，他認為所謂『紅學』者，是產生於《紅樓夢》本身的特殊情況的一種特殊『學』；它的研究對像和目標，是專門來試行解決讀《紅樓夢》這部與眾各別的小說時所遇到的特殊困難的一門特殊學問，並不是與一般小說學無所區別，或性質全然一樣的。」「在我看來，不是應該把紅學拉往一般化，而是應該有『紅學』和『紅樓夢(作品)研究』兩個既有關聯又有區分的名稱和概念。它們『二位』應當分工；分工是為了便於協作，殊途而同歸，合衷以共濟。」趙齊平《我看紅學》〔3〕一文則認為，紅學研究的獨特性「並非主要表現在作者諸問題所謂『紅學研究的範圍』上，而是主要表現在作品的思想藝術本身」，紅學研究的各項內容「不可偏廢，但有主從」，「如果紅學」不最直接地研究這部小說「本身」，那麼，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他還認為目前「對紅學意見的分歧，既有認識論的問題，也有方法論的問題」，希望有關爭論要「尊重客觀實際，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這種爭論是有意義的，但尚待深入。
在《紅樓夢》研究方法的討論中，比較集中的是對形形色色的索隱派的批評。石昌渝《論「紅學」索隱派》〔4〕論及它們的表現、淵源和近年在極左思潮中氾濫的原因之後指出： 「文學批評最低限度也要能夠幫助讀者理解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和藝術特色，『紅學』索隱派連這個最低限度也達不到。它雖然是『紅學』中的一個批評流派，但從科學的意義上來說算不得文學的批評。它的存在並不是它本身的合理性的證明，它的存在只是說明歷史具有它存在的條件，證明它不是偶然的現象，它的產生和發展都有著深刻的思想根源和歷史根源。如果說『紅學』索隱派有什麼價值的話，那就是它的存在讓我們看到了中國小說理論曾經走過一條多麼曲折崎嶇的道路，是怎樣掙扎著從小說蒙昧主義的迷霧中摸索出來的。應當向『紅學』索隱派告別。」斯方《科學的分析與古怪的猜想》〔5 〕一文從何其芳對「把小說當作謎語來猜」傾向的批評出發，對近年海內外的「諧音」「破譯」等法考索《紅樓夢》作者和情節等作法提出質疑，認為這些現象除了索隱派研究方法的影響之外，還有「刻意求深，片面追求『新』意的心理」及「把自己的主觀猜想看得比客觀實際更為重要」這兩個原因。胡小偉《評〈紅樓夢〉研究中的「新索隱說」》〔6〕一文則對劉夢溪《紅樓夢新論》為代表的「新索隱說」進行了分析和批評，指出它「儘管強調了『知人論世』，但採用的『歷史政治背景和作者的身世』材料卻有很大的片面性，推論和判斷也是輕率的」，並且「仍然襲用著舊索隱派擷取片言隻語立論的方法」，在某些問題上甚至走得更遠。尤其錯誤的是它提倡脫離藝術形象去「發掘」作品的思想意義等一系列違背文藝創作和欣賞的基本規律的種種作法，在理論上製造了混亂。作者還進一步論及整個古典文學研究中索隱派倡導的「斷章取義」、「以意逆志」和「知人論世」三種基本主張的謬誤和危害。認為它作為一種封建專制時代的歷史理論思維產物，決不是一種科學的方法，應當在今天的古典文學領域中摒棄。艾斐《紅學的研究與文學的現實《〔7〕一文尖銳地批評了新舊索隱派「煩瑣無聊的考證」之後指出，「因為紅學研究過多地離開了《紅樓夢》本體內容的文學特點和藝術價值，而在『紅外學』上下功夫，使『紅外學』成了《紅樓夢》研究的鬧市、熱門貨，且在這不恰當的『鬧市』上，煩瑣考證、主觀臆測的學風頗為盛行，過古過遠，過冷過偏的題目成簇成堆，門戶芥蒂，口舌齟齬時有發生，以致造成了《紅樓夢》的盛名之累，招來紅學已「掘地三尺」和《紅樓夢》已『西子蒙不潔』的訕笑與慨歎。這就使紅學研究與文學現實趨於疏遠，產生了隔閡」。類似的文章還有一些，值得重視。
在對紅學研究史方面，曾鎮南《評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8〕認為《紅樓夢評論》是「王國維美學著作中最有朝氣、最具進步意義的一部。其中自然也有糟粕，有曲說，但也有對《紅樓夢》的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極有見地的分析。」作者認為其精彩之處有三方面：一、開闢了「把《紅樓夢》和社會人生的根本問題聯繫起來進行觀察的新方向」；二、「進一步論證了《紅樓夢》描寫人生痛苦的悲劇性質」， 「客觀上有力鞭撻了封建文學中瞞和騙的團圓主義」；三、「準確地闡明了《紅樓夢》主要的藝術價值，達到了早期紅學在對《紅樓夢》進行藝術分析方面的最高峰。」李廣柏《建國以來〈紅樓夢〉研究中的幾個問題》〔9〕則對五四年批判《紅樓夢》研究中的主觀唯心論，何其芳《論紅樓夢》和文革中「評紅熱」中運用的方法進行了分析和比較，總結了經驗和教訓，希望今後「不宜再劃框框，應當全面研究，各盡所能。」「對《紅樓夢》這樣一個複雜對象，似宜先進行分析性的研究，即就它的各方面作專題細緻的研究，然後再作綜合性的結論。」文章還指出： 「離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是得不出科學結論的；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公式、框框，機械地套在文學作品上，也是不科學的；隨心所欲，牽強附會，更是錯誤的。」「我們不幻想有什麼捷徑，也不幻想從哪兒來一種時髦理論或新角度會奇跡般地解決問題。」
二 思想內容及人物形象研究
為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十週年，出現了一批對《紅樓夢》進行綜論的文章。胡文彬《論曹雪芹》〔10〕對曹雪芹生平及《紅樓夢》的價值作了概括的評價，主張「更加深入地研究曹雪芹一生和他的《紅樓夢》的思想藝術價值，給他以應有的崇高歷史地位。」李廣柏《〈紅樓夢〉思想內容的再探討》〔11〕分別論述了「日益沒落的上層社會的寫照」、「大觀園兒女是《紅樓夢》的主體」、「懷金悼玉——作品的基調」、「性情品格與階級意識」四個問題，主張對作品的蘊藉深厚的思想內容作更加深入的發掘探索。楊光漢《論〈紅樓夢〉的歷史容量》〔12〕從全書第四回的一紙「護官符」著眼，提出應從封建大族彼此關係的這張「大網」廣闊、深遠的背景下來看待《紅樓夢》深刻的歷史內涵。何永康《曹雪芹的主觀命意和〈紅樓夢〉的客觀意蘊》〔13〕在辨析文藝作品「命意」和「意蘊」的異同之後，認為「曹雪芹的主觀命意和《紅樓夢》的客觀意蘊是一致的，又是有區別的、相互矛盾著的。」「曹雪芹原先從『真事』中獲得的『小真』(主觀命意)「在創作的典型化過程中」日漸為『故事』中蘊含的『大真』(客觀意蘊)所淹沒，所融化，甚至局部地被淘汰；而那些流溢在現實主義筆端的『不敢稍加穿鑿』的『假語村言』，就道出了許多作者本人沒有想到的，或者想說而說不出的深刻哲理」。彭兆春《〈紅樓夢〉創作撰想》〔14〕一文則認為曹雪芹的「創作毫無疑問表現了強烈的反封建傾向，然而這個傾向並不出於作家世界觀的自覺」，從理論上說，作家自己想表現什麼，作品寫出來後讀者和評論家從中看到了什麼，這兩者並不是一回事，指出不應「用一個社會學的意志去欽定某種文藝現象，圈定作家的思想」。這涉及到文藝理論上的很多問題，似有深入討論的必要。
《紅樓夢》中曾有「大旨談情」之說，關於這一點的理解頗有分歧意見。蘇鴻昌遺作《論曹雪芹在〈紅樓夢〉創作中的「大旨談情」》〔15〕主張「情」字「既是指作者之情和包括寶黛愛情在內的作品中的人物之情，又是指世態人情之『情』，『情不情』之『情』。而世態人情之『情』已不是專指人的感情和愛情，而是指由《金瓶梅》所開創的市情小說所著意反映的人世現實生活和著意刻畫的人物個性。至於『情不情』之『情』，在實質上更是曹雪芹在他所處的時代中正處在萌芽狀態中的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人道主義思想。」「曹雪芹所強調的『情』的內涵就是藝術作品所必須表現的感情、生活、思想的有機的辯證的統一。」在《簡論曹雪芹「誰解其中味」的「味」》〔16〕中，蘇鴻昌認為曹雪芹所強調的「味」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即「從藝術表現上要做到『真』、『假』、『新』、『奇』、『趣』的有機結合才有味」， 「作家在作品中所立之『意』就是作品的『味』之所在」。曾祥麟《〈紅〉海談『味』》〔17〕則認為「『其中味』就在於那『談情』二字之中」， 「所謂『大旨談情』，亦應含有公開宣佈這部白話小說就是歷來為正人君子者所不齒的『市井小說』的意思。」王萬莊《曹雪芹情、淫說管窺》〔18〕從對第五回的分析中認為作者寫了兩種情，一種是以「意淫」命名的，作為賈寶玉基本性格特徵而籠貫全書的正情，體現了作者對一種美好的人的思想、性格的嚮往、追求；一種是以秦可卿為象徵的，以寧府為代表的、喪倫敗家的荒淫、色情。
論述《紅樓夢》與文學傳統關係的文章也有多篇。魏同賢《論〈紅樓夢〉對傳統文學的繼承》〔19〕、唐富齡《關於〈紅樓夢〉的傳統性問題的斷想》〔20〕和王勉《文學傳統和〈紅樓夢〉悲劇主題的形成》〔21〕是側重探尋承繼借鑒一面的，薛瑞生《不依古法但橫行》〔22〕和吳柏樵《試論〈紅樓夢〉對「傳統手法」的打破》〔23〕則是側重闡述獨創革新一面的。這些文章的共同之處，都是把《紅樓夢》放在文學史的長河中，從不同角度探討它取得如此巨大的思想藝術成就的原因。曾楊華《曹雪芹與鄭板橋》〔24〕、張錦池《〈紅樓夢〉與啟蒙主義人性思潮》〔25〕和楊義《〈紅樓夢〉與五四小說》〔26〕則從更廣泛的思想文化背景中討論到作品的意義和影響。此外，凌子昂《曹雪芹理財思想初探》〔27〕和馮子禮《〈紅樓夢〉的經濟細節初探》〔28〕論及作品在經濟方面的部分內容。
《紅樓夢》人物形象方面的論述歷來較多，看法也很不一致。呂啟祥《談談〈紅樓夢〉形象體系的辯證機趣》〔29〕從形象體系的角度探討了「『情榜』的啟示」、 「因果鏈與感情索」、「對比及反襯、變化統一」三個方面的問題，力圖從書中人物關係的組合和構成中把握形象的特徵和處理藝術。邸瑞平《論十二釵的悲劇》〔30〕對書中十二個女性形象作了分類分析，意在探索曹雪芹的現實主義成就和「真正藝術家的勇氣」。韓進廉《千紅一笑，萬艷同悲》〔31〕分析了「十二釵」的共性與不同個性，認為「曹雪芹不但是一位洞悉婦女心靈，善於創造婦女典型的藝術家，而且更是一位洞悉社會、善於揭示社會生活本質真實的藝術家。」至於人物專論就更多一些，較有特色的有王昌定《論襲人、平幾的塑造以及人物個性與共性的關係》〔32〕、崔子恩《史湘雲論》〔33〕、范秀萍《霽月光風耀玉堂》〔34〕、吳穎《論花襲人性格》〔35〕、李自立《秦可卿管窺》〔3 6〕、王志堯、仝海天《論秦可卿之死》〔37〕等。但總的說來這類文章提出的新見解並不算多，有待更進一步發掘開拓。
三 藝術研究與比較研究
和思想內容研究相比較，《紅樓夢》藝術研究方面更多地吸引著研究者的注意，但是多數文章是探討技巧，手法方面特色的，所論平平，重複者亦不鮮見。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對小說美學問題的探討。
胡經之《「紅學」與美學》〔38〕從「《紅樓夢》是藝術」、「藝術需要美」、「美在整體」三方面逐層深入地從美學的角度探及如何看待《紅樓夢》內容之美和藝術之美的問題，思路較寬。吳調公《從晴雯之死一節看曹雪芹的美學觀》〔39〕從具體的悲劇情節分析了曹雪芹由泛神思想出發表現出來的美學觀所具有的三個特色，即「把悲劇美和泛神論朦朧地融合起來，加深加強了他對美與醜搏擊的鮮明感受」， 「在泛神論和悲劇美融成的美感中表現了一貫的神秘主義、悲觀主義色彩」， 「泛神論在他的悲劇描述中形成了時間和空間境界的廣闊性以及朦朧美的特色」，論述角度較為獨特。吳功正《論曹雪芹對中國小說美學的貢獻》〔40〕、和何永康《筆在狂瀾，詩觸雅俗》〔41〕著重論述了《紅樓夢》在小說美學方面的獨特成就，梁歸智《〈紅樓夢〉與中國傳統美學》〔42〕則從脂本、程高本的差別分析中，提出脂本的審美觀是「真」，而程高本的審美觀是「善」，兩者高下懸殊，且有新舊之別，程高本取代脂本流傳是「中國美學史上的一幕悲劇，是舊審美觀對新審美觀進行反撲的勝利」。從美學角度評價、討論《紅樓夢》的成就意義是一件重要的工作，近年來已經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這一方面需要有美學方面的研究者參加討論，另一方面也需要紅學界的同志注意吸收美學研究的成果，以便能使這項課題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林方直《〈紅樓夢〉中的實境和借境》〔43〕一文以詩家「境界說」分析作品創造藝術境界的兩種主要手法，廣徵博引而又立足本書，細微深入，頗能予人啟發。李彤《〈紅樓夢〉的意境表現淺談》〔44〕在論述作品的意境表現之後指出， 「因為通過意境貫通了中國詩和畫的精神，才使《紅樓夢》達到了如此幽深清雅的藝術境界，打破了敘事和抒情的界限，打破了小說和詩(狹義的)的界限，打破了再現性藝術和表現性藝術的界限，打破了詩(廣義的)和畫的界限，打破了時間藝術和空間藝術的界限——我們正應該從如此重複的意義上，去認識《紅樓夢》的意境，也應該這樣融會貫通地去認識中國美學思想的傳統。」莊克華《詩化的小說》〔45〕認為： 「《紅樓夢》那迷人的魅力正是詩化的藝術力量產生出來的。曹雪芹成功地運用了詩化的結構、詩化的意境和詩化的語言去創作小說，打開了小說創作在藝術表現上的新路。其在藝術上的深刻影響，是很難估計出來的。」這些意見有助於將研究引向深入。
還有一些文章意在通過總結《紅樓夢》的藝術經驗以推動今天的文藝創作。例如周中明《曹雪芹在典型形象塑造上的新貢獻》〔46〕提出三點，一是「不是從舊的傳統觀念出發，而是從實際生活出發，突破傳統觀念的束縛，創造出了具有時代特色的新思想的新人物」，二是「從描寫單一的性格特徵，發展為多方面、多角度、多層次地描寫人物的複雜性格」。三是「既通過日常的現實生活，創造出與千千萬萬個普通讀者聲息相通的普通人物，同時在這些普通人物形象身上，又體現了我們民族傳統的理想主義英雄主義精神」。劉敬圻《「淡淡寫來」及其他》〔47〕從《紅樓夢》描敘大事件大波瀾的藝術經驗的分析中說明「我國小說的傳統表現方法，並不存在永恆不變的模式，也不像某些文章所嘲弄的那麼單調。古典小說中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藝術經驗，對於反映我們當前的複雜世態、複雜的人物性格以及複雜而又複雜的一切，並不顯得已經過時。」都有一些新意。
從中外文學比較研究的角度探討《紅樓夢》的文章不算太多。李達武《〈紅樓夢〉與〈呼嘯山莊〉主人公愛情悲劇的比較》〔48〕認為兩書主人公在對社會環境的反叛精神、性格特徵以及不幸的命運方面有某種相似之處，但在充滿迷戀、痛苦、鍾情的糾纏與執著的追求愛情的悲劇方面，都有著完全不同的表現形式。李書鯉《林黛玉與安娜》〔49〕分析了她們在叛逆精神與悲劇命運方面同樣具有高度的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但兩書作者的婦女觀卻有很大不同，托爾斯泰的婦女觀是「歷史的反動」，而曹雪芹卻站在時代的前列。吳國光《〈十日談〉與〈紅樓夢〉》〔50〕從兩書對待女性、愛情態度的異同談到時代、社會、作者身份的差異。劉夢溪《異地則同易時而通》〔51〕比較了《堂吉訶德》的前言和《紅樓夢》第一回，提出「由於歷史發展輪廓的某些一致，作家經歷的相似，又堅持現實主義的文學主張，原原本本地從生活出發，兩位異地易時的文學大師可以說出怎樣相同的話來，對社會生活的概括也可以形成比較相近的結論。」比較研究的獨特角度不但有助於發現一些新的研究內容，也便於將《紅樓夢》介紹到國外去。但如何才能不止於膚泛的類比，似還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四 作者、版本、批語、續書研究及其他
有關曹雪芹生平家世史料的稽考和研究，始終是「紅學」的一大課題。張書才、高振田陸續發表了幾篇文章，探討新發現的檔案史料《總管內務府為曹順等人捐納監生事咨戶部文》。這些文章包括《關於新發現的曹雪芹家世檔案史料的一些情況》〔52〕、《新發現的曹雪芹家世檔案史料初探》〔53〕。美籍學者趙岡著文對這件史料提出了一些疑問。張書才《關於曹寅子侄的幾個問題》〔54〕予以澄清，但這件史料與其他史料之間的矛盾之處仍待繼續研究。美籍學者馬幼垣《曹雪芹幼聆莎翁劇史子存疑》〔55〕對近年傳出的「《龍之帝國》」一書中所載曹頫\資料的真實性問題提出了疑問，介紹了他在海外多方尋求此書而無著的情況，並對傳說中成書的年代、地名、人名的拼寫方式問題提出了看法。徐恭時《不如著書黃葉村》〔56〕對敦誠《寄懷曹雪芹》詩作了新箋，對曹雪芹身世、寫作《紅樓夢》的年代、地點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卞歧《曹雪芹生年及其父親新考》〔57〕提出了「曹雪芹出生於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以前；曹雪芹的父親是曹荃的第二個兒子，後來入嗣曹寅」的新看法。韓進廉《曹雪芹祖籍是河北豐潤《〔58〕一文重申舊說，並對「遼陽說」提出一些質疑。由於缺乏證據，這些考證多屬於推論性質，尚難驟斷。
版本研究方面鄭慶山《試談立松軒本的整理者》〔59〕認為蒙古王府本《石頭記》的母本為立松軒手抄本，其整理者為立松軒或另外一個人。王惠萍、靖寬榮《淺談靖本〈石頭記〉的淵源及與其它抄本正文、批語的異同》〔60〕介紹了迷失的靖氏藏本的一些情況。胡文彬《列藏本〈石頭記〉概淪》〔61〕則對列寧格勒藏本的流傳、版本特徵、批語等作了扼要的說明。脂評研究的文章也寥寥，陳洪《〈紅樓夢〉脂評中「囫圇語」說的理論意義》〔62〕認為「囫圇語」一說「是脂評中最有獨創性的命題，也是理論含義最深刻的命題之一。」它在塑造人物「流動多變的心理活動，在細膩的心理刻劃中完成人物豐富的多層次性格」上有重要作用。顏慧雲的《富貴語與寒酸話》〔63〕談及脂評「強調文學創作應該力求簡樸自然，合情合理，反對不切合實際的誇張和矯情偽飾」的問題。此外，邢莉《蒙古族紅學評點家哈斯寶的小說理論》〔64〕對哈斯寶的評語及其表現出來的小說理論作了評介。總的說來，這兩方面研究都沒有取得進展。
續書問題研究的文章同樣不多。邱惕盈《也談後四十回》〔65〕針對徐遲《〈紅樓夢〉藝術論》一書讚揚後四十回的論點提出不同看法。張曼誠《從〈紅樓夢〉後四十回的醫藥描寫論續書的不足》〔66〕從醫學觀點指出續書一些錯誤和歪曲之處。張慶善《探春遠嫁蠡測》〔67〕和周汝昌《正本清源好念芹》〔68 〕、《冷月寒塘賦宓妃》〔69〕二文則是對人物結局進行新的推斷。
此外，彭崑崙《關於〈紅樓夢〉時間進程和人物年齡問題的探討》〔70〕一文是作者參考有關研究成果，編製軟件輸入電子計算機計算後寫成的。這是一種新的有益嘗試，但是小說中提供的佐證是否和生活中一樣嚴格，以及編製軟件時依據是否全面等，也會對計算機結論發生不同的影響，因此仍然有可商榷的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