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紅學研究的歷史總結
1999年12月,浙江古籍出版社隆重推出歐陽健等人的《紅學百年風雲錄》(下稱《風雲錄》),對20世紀紅學研究進行歷史總結,堪稱題目新、視角新、立意新的佳作。與一般「紅學研究史」不同的是,該書採用「以史為經,以論爭為緯」的結構法,以百年來有關紅學最核心、最本質的重大論爭為主幹,寫出了時代的氛圍、事態的實情、學術的真諦。作為百年紅學的正史,它以翔實的史料、清新的語言,記錄了這期間有關紅學的風風雨雨,但又避免蹈入單純評判政治的或人事的是非功過的誤區,惟以真理、學術為依歸,從有學術價值和歷史意義的「紅學風雲」著眼,獨立地、清醒地對以往的紅學公案進行客觀、公正、理性的反思,並努力對未來有所展望,從而為繁榮紅學事業提供有用的材料和有益的思路。
無疑,真正敲響本世紀紅學研究鐘聲的是胡適。
1921年胡適《紅樓夢考證》的發表、1923年俞平伯《紅樓夢辨》的出版標誌著索隱派舊紅學研究的終結和20世紀新紅學研究的開端。《風雲錄》正是以「胡適模式」的興衰為主線來闡述本世紀的紅學史,儘管百年來眾論紛紜,而總能束於一線,不能納入主線的,則略不涉及。這是一種卓識,今後這類工作興許還有人去作,但《風雲錄》已經定准了基調。
《風雲錄》通過第一編「胡適紅學模式確立時期的平地驚雷」(20世紀20年代),第二編「胡適紅學模式經受衝擊卻得到意外確認時期的疾風驟雨」(20世紀50年代),第三編「胡適紅學模式受到嚴峻挑戰時期的驚濤駭浪」(20世紀90年代),來展開深層次的論述,洋洋50萬言。歐陽健研究員在該書前言中說:「當此二十世紀即將終結之際,面對完整的一個世紀,我們有責任和義務憑借自己擁有的開闊視野的幸運,寫出一部《紅學一百年》,述往事,思來者,回顧梳理紅學坎坷曲折的歷史進程,以期對讀者有所裨益。」
縱觀浸潤著作者心血結晶的《風雲錄》全書,確乎一部學術水準和學術品位上乘之作。全書雖出三人之手,卻渾然一體,情勢一員,為一嚴密之整體。不少地方點石成金,精彩紛呈,妙筆生花。
《風雲錄》歷史地揭示了「新紅學」崛起的文化背景,以及它作為「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系統工程的意義,並對胡適所構建的「新紅學」模式進行了準確概括。對於50年代的「疾風驟雨」,《風雲錄》作了全新的中肯的剖析,並強調指出:「批俞」運動不是少數青年的政治熱情和政治家心血來潮的產物,新的時代迫切要求對《紅樓夢》作出全新評價,導致「評紅」新論應運而生;《紅樓夢》被定位為「現實主義」傑作,「現實主義」理論在紅學領域中的運用,從現象上看似乎扭轉了「新紅學」研究模式占統治地位的局面,但恰恰是這種公式本身,為胡適模式的復活提供了理論上的有力支撐。
對於90年代以來的紅學論爭,《風雲錄》稱之為紅學史上的「驚濤駭浪」。作者認為,與1954年那場基本忽視學術的政治運動不同,這場純學術的論戰,確實真正觸及到紅學中的一系列根本性、基礎性、原則性問題,如脂本晚出之爭,程本真本之爭,脂批脂齋偽托之爭,史料辨疑之爭等等,分歧是相當尖銳的。作者指出, 90年代的紅學大論爭,雖以「銖分毫析」的微觀辨證為其特色,但從沒有忘記對紅學總體研究格局的關懷。這場基本上未受政治左右或干擾的、純粹學術性的論爭,之所以會風雷激盪地顯現出來,就因為這場論爭的終極目標,是要使紅學研究擺脫胡適模式的羈絆,真正走出胡適模式的誤區,重構新的紅學框架體系。或許,《風雲錄》正標誌著對本世紀紅學風雲之總結,亦預示著下一個世紀紅學光輝歷程之將臨。
必須指出的是,歐陽健等人正是90年代紅學論爭的核心人物。歐陽健「程前脂後說」被稱作「震撼紅學的新說」,而「《紅樓夢》孕育於秦淮名姝所釀造的文學氛圍之中」更是石破天驚之語。固然歐陽健等人所提出的論據,所作的論證,還不夠周密,亦不能讓人完全信服。但難能可貴的是,「作者雖皆大論爭之當事人,然筆端無情緒化之偏頗,而是高屋建瓴,剖分得失,是有史家之氣度」。「抉取紅學史上有歷史意義和學術價值的論爭為審視之對象,是有史家之眼光」,「將觀點寓於事實的縷述之中,是得史家之筆法」(均見朱一玄序)。作者雖對歷史人物有所褒貶,但不失學者風度,不愧「史家」之譽。全書不套用政界、理論界名人語錄,不以名人語錄為武器抨擊任何人,只敘有關紅學中人、有關紅學之論述,由此及彼,娓娓道來,誠屬可貴。
歐陽健研究員近十年來致力於紅學研究,已出版程甲本《紅樓夢》校注(1994)、《紅樓新辨》(1994)、《紅樓辨偽論》(1996)、《曹雪芹》(1999)等論著。他與曲沐、吳國柱的《紅學百年風雲錄》的出版,尤令人可喜可賀。毫無疑問,《風雲錄》的面世將是他紅學研究的新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