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紅學」索隱品質
《 紅樓夢》 的專門研究之學「紅學」在當今學術界是眾所周知的一門顯學。「紅學」之真正成為一門學問，嚴格講是從本世紀20 年代胡適之先生倡導所謂考證方法的「新紅學」開始的；但早在此前100 多年的清朝光緒年間，「紅學」的稱謂就已不脛而走，從那時屈指算來，「紅學」的歷史上該有200 多道年輪了。在我們的習慣上，「紅學」200 多年的發展歷程大約可以劃分為「舊紅學」、「新紅學」和「當代紅學」三個階段。所謂「舊紅學」通常是指「五四』，運動以前的《紅樓夢》 研究．所謂「新紅學」是指以胡適為代表的以「自傳說」為其基礎立論的《 紅樓夢》 研究。而「當代紅學」則是指立足於馬克思主義－ 文藝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形態是社會生活在作家頭腦中反映的產物一一基本原理之上的一種新型的社會歷史批評和美學批評相結合的紅學。在每一個發展階段上都曾湧現過相當多的研究派別，也創造出了相當多的紅學論著，但是，縱覽紅學歷史的長廊，我們卻難以感受這種輝煌，因為「紅學」自始至今並沒有能夠形成自己獨立的學科體系，究其實是「索隱」這種治學方法在《紅樓夢》 研究中的實際操作，那些林林總總的派別和論著實際上也都脫不出「索隱派」的窠臼。
「紅學」從它誕生之初就已陷於「索隱」的泥淖。早在清朝道光年間，就已有人估計過，「《 紅樓夢》 批點向來不下數十家」（《升庵詩話》 ），然而這大量的評點大都是「驥未見尾，蛇虛添足」之類文字，即使是道光至光緒年間廣為流傳影響頗巨的「護花主人」王雪香、「太平閒人」張新之、「大某山民」姚燮等大評點家的作品，甚至是歷來頗受青睞的脂硯齋的評點，在今天看來其可取之處都是非常有限的。由於脂硯齋是以一種與《紅樓夢》 作者關係特殊的身份記載了《 紅樓夢》 的創作及最初的流傳情況，歷來被視為第一手史料，其意義更多地在於史料上的價值。從乾隆到光緒年間，雜評家的著作數量極大，舉其要者，周春、裕瑞、諸聯等人的評論無非是借評《紅樓夢》 之名行個人傷時罵世之實，或以《 紅樓夢》 為所謂「作文之法」的模範。這些評論幾乎無一得其要領，只不過是在作品中尋找種種情節用以附會自己的思想，這實際上正是「索隱派」所慣用的手法。
民國初年「索隱派」的興起被視為是紅學的一度繁榮，是因為那時驟然出現了一支空前龐大的《 紅樓夢》索隱隊伍，而且產生了數量空前的《 紅樓夢》 索隱著作，這些著述幾乎比自「紅學」有史以來所有「紅學」著作量的總和還要多。在這個時期，幾乎所有的論證都在為闡述同一個問題，即《紅樓夢》 究竟在寫誰家的故事，也就是探索《 紅樓夢》 的「本事」。雖然這種「研究」的浩大聲勢是民國初年驟然而起的，但是這種「研究」早在清代就已經開始了，有人說《紅樓夢》 寫的是宰相明珠家事，有人說寫金陵張侯家事，也有人說寫和坤家事、傅恆家事等等，見仁見智眾說不一，然而無一不言之鑿鑿，只是還沒有像民國初年的「索隱」作品那樣花大力氣論證。到了清末民初，關於《紅樓夢》 「本事」的說法就更多，而且索隱家們都不遺餘力長篇累牘地對自己的說法進行論證，文章便越作越長。這種索隱式研究與前此評點式研究相比，看似另僻新徑，其實不然。索隱家們專注於探索《紅樓夢》 的本事，以為只要搞清趁它究竟在寫誰家的事情就能洞見其主旨；評點家們雖多用於作品的細部，但也無不聲稱自已在探索《紅樓夢》 的「主旨」，二者並無本質意義上的區別，都是在用目己一廂情願的所謂「主旨」來比附《紅樓夢》 的情節，種種穿鑿皆如癡人說夢，無一不是想入非非的謬見。
索隱派在民國初年最終形成，並聲勢浩大壟斷了「紅學」，一方面是由於索隱方法在《 紅樓夢》 研究中被普遍採用，並因此創造出汗牛充棟般的學術著作，更重要的是「索隱派」形成了它對《紅樓夢》 研究的基本方法；具體講就是胡適所說的「猜謎」，也樹立了自己的專門課題，就是探究《 紅樓夢》 的「本事」，正如余英時先生所論，紅學史在這個階段上出現了「典範」，人們正是在這一「典範」的旗幟下進行《紅樓夢》 研究並蔚然成風的。任何學術派別的形成都是以其獨特風格的形成為標誌的，而此前100 多年的「紅學」，可以說都只是「索隱派」形成的必要鋪墊。而事實上，從整個紅學的發展來看，這個時期只是「索隱派」的鼎盛時期，各種因素使得研究中一種若隱若現的索隱思想經過長時間的流變很合時宜地明確起來，並從此餘脈不絕。「索隱」在歷代學者的「治經」實踐中已成為一種傳統方法，朱熹注《四書》 功力是很深的，但他通過對經書的註疏闡發的卻是自己的哲學思想，所以說採取「索隱」方法注聖賢之書僅僅是一種手段，而抒發己見才是第一重要的。因而這種方法本身是一種實用主義的方法，其實質是功利主義的，所以採用這種方法進行學術實踐必然難免主觀臆斷。這種消極傾向在經學「索隱派」那裡被發展到了極致。在《紅樓夢》 研究中，歷來存在著一種主觀片面性傾向，即為了證實自己的觀點不惜破壞作品的完整性，斷章取義各取所需地摘取書中的個別情節或隻言片語作為自己的論據，只引用有利於自己論．點的材料而無視那些不利的材料，一切都只為證實自己一個臆想出來的念頭。這種傾向實際上正是「索隱派」最具代表性的一種思想傾向。
索隱大家王夢阮、沈瓶庵作《 紅樓夢索隱》 就是正值心閒時的「戲筆」。他們自稱是「以注經之法注《紅樓夢》 ，敢雲後來居上」（《 紅樓夢索隱· 例言》 ）。他們認為《 紅樓夢》 的「本事」就是清世祖與董小宛的故事，《 紅樓夢》 的「正諦」就在於世祖的懺悔之意，並以此作為《紅樓夢索隱》 一書的立論基礎。順治與董小宛雖是歷史人物，但是史料中全無諸如此類的記載，王、沈的觀點完全是由「京師故老」的傳言推測得來的，並無客觀依據，只因為他們自己對這樣一個離奇的故事深感興味，便把《紅樓夢》 當作一部野史來「研究」。為了處處附會這樣一個只存在於自己頭腦中的故事，他們不惜把《 紅樓夢》 撕成一堆支離破碎的情節，斷章取義地用以證明自己的說法，甚而為了附會書中的情節，又自欺欺人地編造歷史事實，實在是處處存了一段「為我所用」的心思。另一個索隱大家蔡元培索隱《紅樓夢》 的意圖更為明確，他要借助「研究」《 紅樓夢》 來宣傳其反清的民族主義政治思想。他明確地把《 紅樓夢》 研究作為一種手段，《 紅樓夢》 在他手中完全成為他進行政治活動的一項工具。由於蔡元培在當時是一位名望頗高的學者，因而他也來搞《紅樓夢》 的索隱便顯得格外引人注目，無形中對「索隱派」聲威的壯大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他的《 石頭記索隱》 初版於民國6 年，到民國19 年時便已印行第10 版，幾乎每年都要重印一次，擁有廣泛的讀者，於是蔡氏的民族主義思想便隨著人們對《石頭記索隱》 的關注廣泛地傳播開來。《 紅樓夢》 自問世以來一直深受廣大讀者厚愛，而且《 紅樓夢》 本身的寫實筆法自然而然地也會帶來「揭清之失」的社會效果，所以選擇《紅樓夢》 這樣一部家喻戶曉的作品為政治宣傳的工具對這些索隱家來說，不失為一種極其有效的手段。
胡適所大力倡導的考證方法的《 紅樓夢》 研究，由於掌握了大量確鑿的新材料：使得「索隱派」經不起事實推敲的基本假定從根本上發生了動搖。以胡適的研究為代表的這種考證方法的紅學歷來被視為紅學史上一次具有革命意義的進步．是一個從思想到方法都徹底革新了的紅學流派，人們習慣上稱之為「新紅學」，因為它開創了一個迥然有別於「索隱派」紅學的嶄新局面，開創了一個紅學的新傳統。佘英時就說胡適是「紅學史上一個新『典範』的建立者」１ 的觀點為人們所普遍接受。然而遺憾的是這新「典範」並未獨領風騷若許年，而是很快地便從內部產生了分化。「考證派」紅學的主將俞平伯選擇另一條道路的原因在於他發現了「考證派」從產生之始就存在的嚴重失誤，這促使他對自己早年持之甚摯的考證方法的紅學研究進行了深入檢討，並放棄了「考證派」的基本觀點；而「考證派」忠實的捍衛者們則力圖將其發展到登峰造極，不料卻將「考證派」送上了絕路，使其徹底蛻變為一種歷史學－ 「曹學」，這種歷史考證的「曹學」無疑已與「索隱派」殊途同歸，從而去「紅學」甚遠了。「考證派」新紅學是作為「索隱派」舊紅學的否定者出現的，但它無以自拔地又回到「索隱派」的老路上去，這一點是非常值得深思的。究其實，「考證派」紅學的蛻變並不是不可思議的，它的蛻變有其潛在的必然性。胡適對自己的考證方法是非常自負的，他視自己這一方法是對《紅樓夢》 研究的一大貢獻，並且非常自信地要以此將《 紅樓夢》 研究「引上正當的軌道」，從而「打破從前種種穿鑿附會的紅學，創造出科學方法的《 紅樓夢》 研究」。２ 胡適一向非常重視研究問題的方法，他說：「我這幾年做的講學文章，範圍好像很雜亂，－ 從《 墨子〈小取〉篇》 到《 紅樓夢》 － 目的卻很簡單。我的唯一的目的是注重學問的思想方法。故這些文章，… … 都可以說是方法論的文章」３ 。眾所周知，胡適所奉行的方法論並不是他自己在研究實踐中總結出來的，而是地道的舶來品，他把這種方法論貫徹在文化遺產的研究中，就變成了「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十字方針。不可否認，在《紅樓夢考證》 中，胡適對《 紅樓夢》 的作者生平及其家世、版本等諸多方面問題進行了比較系統的考證工作，這些工作也算得上扎扎實實，正符合他所鼓吹的「科學精神」「科學態度」、「科學方法」, 也得出了一些有價值的結論，但是，胡適本人作《 紅樓夢考證》 的目的並不在此，他的真實意圖在於宣傳他的所謂「方法論」，所以得出什麼樣的結論並不是他最為在意的。說胡適開創了「新紅學」是相對於索隱派「舊紅學」而言的，但是通讀他的《紅樓夢考證》 ，我們卻不難發現，他的方法與觀念都不能算是新鮮的創舉。梁啟超在其《 清代學術概論》 一書中指出，考證學乃是清代學術的主流，清代學術思想的主要特徵就是考證，考證是當時的「時代思想」。在清代初年，學術界普遍認為明朝之亡應歸咎於儒生的空談學風，在學人心目中便存在痛恨空疏學風的心思，力倡經世致用，批判晚明學風，他們想為華夏正統的匡復尋求一條切實可行的道路，便潛心鑽研古籍。然而要真正讀懂古書的真意，就必得借助於訓話、考證，但是到了乾嘉學派把持文壇時，學者們卻專門致力於訓話校勘和古籍整理工作了。胡適所做的工作正是使《紅樓夢》 的考證與近代中國學術主流匯合。從對《 紅樓夢》 的基本認識來講，胡適提出「自敘傳」說也不是他的發明創造，在尋求《 紅樓夢》 「本事」的諸多說法中，這一種實際上是最早出現的。就他所採用的考證方法來看，也並不新鮮，他先提出「自敘傳」這一假定，然後才回過頭來在《紅樓夢》 中尋找佐證用以支持他的假定，不知他是否意識到他的這種方法正是舊紅學索隱家們所慣用的。俞平伯在1925 年所作的《紅樓夢辨的修正》 一文中便深入地檢討了這一點，他說：
若說賈即曹，寶玉即是雪芹，黛玉為某．釵為某……則大類高山滾鼓之談矣。這何異乎影射？何異乎猜笨謎？試想一想，何以說寶玉影允礽、順治帝即為笨伯，而說寶玉為作者自影則非笨伯。我們誇我們比他們講得較對、或者可以說公們比他們聰明卻實在不見得，即使說我們聰明，至多亦可說我們的資質聰明，萬不可說我們用的方法聰明；因為我們和他們用的實在是相似的方法，雖然未必相同。老實說，我們還是他們的徒子徒孫呢，幾時跳出他們的樊籠？
這一段深刻的反省之詞正切中肯綮。從《 紅樓夢考證》 中也可以看出，胡適所謂「撇開一切先入的成見」之說並未在書中得以貫徹，只是新的確鑿的歷史材料的不斷湧現動搖了「索隱派」紅學家們的基本假定而支持了胡適的基本假定，正如俞平伯所說，他用以解決問題和探討問題的思想方法與途徑仍然是「索隱派」紅學家們所奉行的，這實在連「資質的聰明」也無從談起了。胡適之所以樹立了「新紅學」的典範，只是因為他是從考證《紅樓夢》 的著者曹雪芹的生平身世來解說《 紅樓夢》 的主題和情節，而不是像那些「索隱派」紅學家們那樣考證那些與《 紅樓夢》 毫不相干的人和事。魯迅先生是比較贊成「自傳說」的，但他也敏銳地洞見到了「自傳說」的思想根源，所以在《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 中論及《 紅樓夢》 時，他便把「自傳說」與「順治帝與董鄂妃的故事說」、「納蘭成德家事說」以及「康熙朝政治狀態說」等幾位「索隱派」大家的代表學說相提並論。正因為「考證派」紅學在胡適這裡便潛在著隱患，所以，儘管胡先生的忠實的追隨者們亦步亦趨地貫徹了他的考證原則，進行了艱苦的考證工作，但最終仍不免與「索隱派」一樣面臨厄運，走上了乾嘉學派末流所走的鑽牛角之路的「考證派」並未像胡先生所希望的那樣引導紅學走上「正當的軌道」，而恰恰是把紅學引上了歧途引上了絕路。
到本世紀50年代，由於「自傳說」本身的局限性，「考證派」漸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先天不足，即使是當初堅持「自傳說」甚摯的俞平伯先生也表示要放棄這一論點了，「自傳說」遂不得不讓位於新崛起的「封建階級鬥爭論』，。這一新崛起的派別在以50 年代為起點的當代紅學中佔據了正統地位。然而它的「新」只是相對於「考證派」而言的，從表面上看，這一派別有一種前所未有的全新面孔，它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運用在古典文學的研究實踐中，但是這種唯物主義原理是以社會歷史的分析為前提的，因而，學術實踐便成為一種社會史的分析實踐。如果從社會歷史學的角度來引申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以進行中國封建社會歷史的研究，這種方法是切實有效的；但是，在文學研究領域，這種理論思想和方法便會導致對作品最起碼的客觀認識上的偏向：研究者首先關注的是《紅樓夢》 中的社會歷史內容，即18 世紀中國的社會狀況，大觀園中尖銳的階級鬥爭。這種主張與「索隱派」主張《 紅樓夢》是一部政治狀況史，以及「考證派」主張《 紅樓夢》 是一部曹雪芹家族史在根本上並無二致，三者的主要分歧僅在於作品所反映的歷史事實的容量，「索隱派」、「考證派」堅持《紅樓夢》 創作在個別事件個別人物方面的意義，而「新」學說則堅持《 紅樓夢》 創作更廣泛的社會歷史意義。這一學說之所以強調《 紅樓夢》 是一部「小說」，並不是強調《紅樓夢》 的文學性，而是旨在強調「意識形態反映經濟基礎」，這一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普遍適應性，因為小說本身只描寫了一個榮國府，一個大觀園，院牆外面的世界也只能通過這「一個」「反映」出來，因此，他們對《紅樓夢》 的興趣絕不在於瞭解曹雪芹在作品中的創造和寄托，而全在於尋找《 紅樓夢》 「深廣的社會歷史意義」。所以他們花費相當大的氣力對曹雪芹在世界觀方面的「歷史的、階級的局限」進行了不可謂不深入的研究和批判，誠然，20 世紀的研究者在掌握了馬克思主義哲學這一先進的理論武器之後，並不難發現18世紀作品的種種局限，也不難發現榮、寧府大院內的階級壓迫、階級剝削。但是，如果議曹雪芹創造大觀園的主旨就在於揭露這一殘酷的歷史事實也未免過於抬舉了這個窮困潦倒且在世界觀上有著那麼多局限的落魄書生，作者本人恐怕也是難以理牌和按受的。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一「新」理論也是一種牽強附會借題發揮的學說。
眾所周知，此說的產主是具有特定社會歷史背景的，在今天看來，完全是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他們也承認，「從事古典文學研究……搜集有關資料是最困難的」，但是他們由於反擊俞平伯唯心論的願望太迫切了，所以便越過這一困難，僅憑手頭一部日本出版的《紅樓夢》 和俞平伯的《 紅樓夢研究》 便開始了自己的文學批評活動。他們這種憑借自己的政治熱情進行「學術研究」的做法對70 年代轟轟烈烈的「全民評紅運動」起到了一種典範的作用。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出現了許多回顧建國後30 年間紅學發展狀況的文章，關於30 年紅學的進展，概括起來有幾點共識：一是以俞平伯為代表由周汝昌發展到極限的「自傳說」；二是1954 年批俞之役後取得正統地位的「封建社會階級鬥爭論」；三是「新時期發展了的紅學」以及「曹學」。我們認為，「曹學」是一種歷史學，是「自傳說」發展至極的產物，對《紅樓夢》 的研究意義是極其有限的，嚴格講不應歸入紅學；俞平伯的《 紅樓夢》 研究實際上是一種逐漸放棄「自傳說」尋找紅學新途徑的實踐，並不能與周汝昌的「考證」紅學混為一談，而這種實踐由於遭受挫折，並未取得實質性進展；「新時期發展了的紅學」與早期評點派的情形相類，形散且神亦散，研究成果並不可觀，早期評點家們在《紅樓夢》 中尋求「作文之法」以及各種閒情，新時期的紅學家們則在《 紅樓夢》 中檢索那個時代的政治、經濟、制度、外貿、外交、宗教等等完全有理由從史料中查尋的史實，追究起來，完全可以說他們是在作《紅樓夢》 廣泛的背景索隱，而非《 紅樓夢》 研究。
至此我們可以看出，正因為在研究中能夠不約而同地貫徹那種實用主義精神原則，以「索隱方法進行《 紅樓夢》研究，紅學家們對《 紅樓夢》 的理解才能夠達成某種共識，這種共識一言以蔽之，就是以《 紅樓夢》 為一部「政治歷史小說」。自打《 紅樓夢》問世以來，把它看成是寄寓著某種深義的觀點就一直存在著，因而對其文字之外所隱藏的「真義」便從未停止過挖掘。舊索隱派的基本特徵在於不是從文學作品所表現的完整而具有審美意義的藝術形象出發去分析作品的思想意義，而是隨意閹割和肢解作品的人物和情節，生搬硬套地用以比附歷史人物和事件，以達到為其既定政治意圖服務的目的，因而舊紅學索隱派也被稱為「政治索隱派」。新紅學考證派把《紅樓夢》 當成是作者曹雪芹的「自敘傳」與舊索隱派過分強調其政治內容看似有別，實則同出一輒。胡適自己講：「我幾十萬字的小說考證… … ，千言萬語也只要教人一個不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斯大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４ 。他曾說自己有「歷史癖」與「考證癖」，然而這一席話卻暗示出他作《 紅樓夢》 考證絕非出於單純的學術癖好，他也是有意於《 紅樓夢》 的政治內容的。在本世紀七八十年代一個很久的時期內，在《紅樓夢》 的研究領域，「政治歷史小說」一詞曾相當風靡，這並不是偶然的，而是長期以來《 紅樓夢》 研究中一種普遍觀念在此時的明確。實際上，「政治歷史小說」的提法正反映出紅學長期以來舉步維艱的思想根源，這也正是我們所講的紅學的「索隱品質」，正是這種品質使紅學誤入歧途，使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紅學的誤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