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潮2005
紅學為什麼這樣紅？
2005年必定會成為紅學史上的一個界標：公眾紅學與專家紅學的真正叫板----書籍、媒體、網絡的全線飄紅，在狂歡中的「終結」與「開創」等等，都似乎要急不可待地掀開紅學史上新的一頁。光一位周汝昌，他的《紅樓奪目紅》自2003年出版後竟印了10次、賣了10多萬冊，而他本人近幾年來推出的紅樓著述也有近10種之多；其他新、老紅學家，專業的和業餘研究者的紅學著作說是鋪天蓋地而來也不為過，細心的讀者還會發現它們已從古典文學的雲端降落到暢銷書架、甚至混跡於盜版書攤之中。從圖書到電視媒體、到報刊雜誌，從網絡到街談巷議，從印數到收視率到點擊率，紅學似乎真的紅瘋了。既然如此，「紅學為什麼這樣紅？」的問題就很自然要冒出來。
翻開一部紅樓閱讀史和紅學研究史，如此全線飄紅的景象可以說前所未有。按照時下的習慣劃分，紅學史可以分作1949年前後兩大段。1949年之前基本上是精英學人唱主角，雖然也有不少作家文人進行面向大眾的紅樓寫作，畢竟未成紅學普及之勢。1949年之後的全能政治時代中，紅樓與紅學均因政治的因素而成了特殊的場域：領袖關注、權威轉移、民眾普及，最典型的時期就是1954年的批俞和紅學改造運動以及1973、1974年的全民評紅運動。在異常的社會政治環境中，政治運動使紅樓與紅學得到異常的普及，於是有人把這一階段稱為政治紅學。有人統計過，1958年出版的俞校注本《紅樓夢》，到1962年印數已達14萬冊，而同期《毛澤東選集》才印了5萬冊。雖然這裡關於《毛選》的印數肯定有誤，但《紅樓夢》的印數已夠驚人。但是，在政治威權下顯赫起來的紅學只能是單聲部的雷鳴，雖然「自傳說」和考證法在一定程度上仍被允許，但在「社會政治說」這一天條底下，在社會公共領域的時代環境中，紅學的普及是戴著精神鐐銬的異常產兒。只有在今天的圖書市場與高科技傳媒聯手的時代，紅樓與紅學的普及才真正呈現出眾聲喧嘩、品類繁盛、產銷俱旺的全線飄紅景象。
2005年紅潮的沸騰首先與學術出版物的新作迭出有著直接的關係。僅周汝昌在2005年推出的紅學著述就有《周汝昌夢解紅樓》、《紅樓十二釵》、《和賈寶玉對話》等。另外，馮其庸《瓜飯樓重校評批〈紅樓夢〉》、劉夢溪《紅樓夢與百年中國》、蔡義江《蔡義江解讀紅樓》、根據中央電視台的專欄節目編製而成《新解紅樓夢》等等，都是這一年眾多紅學著述中的重頭書。
第二個重要原因是大眾傳媒的成功傳播，大眾的熱情被徹底點燃，其中尤以劉心武在央視的18集揭秘《紅樓夢》系列講座為中心，正是因為有了主流專家的質疑和來自某一江湖的謾罵之聲，反而激起了公眾的巨大關注，收視率的暴漲令人刮目。同樣飄紅的是網絡上的數以萬計的點擊率和動輒以百計的跟帖，江湖上的傳播與廟堂傳播竟然攜手共舞。這種從文本出發、但又迅速地超越文本、顛覆文本的傳播特徵正是視覺與網絡時代的拿手好戲。當然，這也不是始於一朝一夕的奇觀，而是早有鋪墊。早在1987年完成的大型古裝電視連續劇《紅樓夢》（36集，王扶林導演）就已經充分展示出以影視看紅樓的前所未有的傳播效果，據說在那段日子裡連全國的刑事犯罪率都明顯下降。以後的舞劇《紅樓夢》（有多個版本）、電視劇《曹雪芹》等等都在一步步地把紅學與大眾娛樂結合捆綁起來。
紅學躥紅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是前所未有過的遊戲化、娛樂化。2005年度更具有轟動效應的事件是「超級女聲」，這幕戲剛一落幕，歌迷便把心目中那些可愛的超女套用到紅樓上的十二釵，一座古典的大觀園頓時成了超女們的嬉戲遊樂園。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種套用中也體現出江湖紅學的「研究成果」，例如把張靚穎套在妙玉身上，理由：「同樣的才華，氣度，秉性，相似指數幾乎100%，以才華靚穎本可為黛玉，但黛玉絕無她這分堅強和淡然。不遭人妒是庸才，但萬望記取『才高人愈妒，過潔世同嫌』。」與此相類似的是漫畫版《紅樓夢》（2005年1月，人民畫報出版社），第一次採用比較誇張的現代漫畫形式，帥氣的賈寶玉、一頭紫色長髮的林黛玉、在韓國漫畫中隨處可見的「碎發」 是惜春的頭髮、秦可卿的造型則是袒胸露臂……，總之是明顯的「哈韓」「哈日」特徵，娛樂化已成今天青少年走近紅樓的星光歡騰大道。
不畏紅雲遮望眼，只緣身在紅學外
幾十年來，紅學研究成果如雲，但積聚的紅雲有時也會產生遮蔽和迷惑。
什麼是紅學？依常識，凡是有關《紅樓夢》的學問，都可納入紅學的範疇。如作者、小說本身的主題與小說中的人物、書中描寫到的所有社會與歷史現象、文學的手法、文詞等等，不可能不是紅學應該研究的對象。但周汝昌先生偏偏提出了獨特的看法，認為對《紅樓夢》思想、藝術的研究，不能算到紅學的範圍裡。只有對《紅樓夢》的作者、版本、脂硯齋評以及「佚稿」的研究，才算是真正的紅學。他的解釋：「為什麼這樣說呢？我的意思是，紅學有它自身的獨特性，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說的方式、方法、眼光、態度來研究《紅樓夢》。如果研究《紅夢樓》同研究《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以及《聊齋誌異》、《儒林外史》等小說全然一樣，那就無須紅學這門學問了。比如說，某個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寫這個人的，語言怎樣，形象怎樣，等等，這都是一般小說學研究的範圍。這當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來這些並不是紅學研究的範圍。紅學研究應該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義。如果我的這種提法並不十分荒唐的話，那麼大家所接觸到的相當一部分關於《紅樓夢》的文章並不屬於紅學的範圍，而是一般的小說學的範圍。」其實，他無非是想強調紅學與其他文學作品研究有所區別，本意也有道理，但是這樣一種強調的結果是反而把最根本的對象----文本閱讀潑掉了，試問剩下的版本研究再精確又有什麼意義呢？
對於這種以「紅學」代替讀《紅樓夢》之學、以史學考證研究代替文學研究的「紅雲」，需要有不畏的勇氣才能不被其籠罩。但是，在史學考證之外的讀紅之學也有它的問題。由於閱讀之學與考證之學方法上和寫作規範上的區別，閱讀之學相比較而言更容易論題重複、觀點雷同，誰也說不清是誰抄誰的。有人統計過，關於《紅樓夢》的論文多達8756篇，僅是論文題目標明討論寶玉與黛玉愛情的就有近400篇。也有記者在北大圖書館作過調查，2003年紅學論文有338篇；2004年有391篇；2005年還沒有結束，但已發表的紅學論文也有256篇之多。把全國所有圖書館及高校學報上的論文作更徹底的統計，恐怕會是天文數字。在這種高產中，高質量的論文只怕不多矣。
在中國的「紅雲」之外，一個叫Michael Smith的美國三年級大學生通過英譯本讀紅樓，得出的結論是《紅樓夢》的中心主題是佛道的生活觀。「我覺得該書的第一回即闡述了其主題。在第一回，兩個長生不老者（僧人和道士）對那個渴望經歷紅塵凡世的石頭說，世間榮華富貴，萬般皆好，可惜一切皆虛空幻境，昨富今貧人勞碌，春榮秋謝花折磨，可謂人世無定。人間凡世的歡樂都只不過是幻覺，其終究會破滅。這一主題在小說的人物身上得到充分體現。小說裡的許多重要人物最終都因曾是他們幸福之源但最後成為其痛苦根源的戀世情結（worldly attachments）而受折磨死去。」他認為：「此小說的中心思想應為：生活本身是痛苦的，人應該淡泊名利及情感糾纏。通過小說中人物的悲慘經歷，曹雪芹告訴我們人世終久是雲散高唐，水涸湘江，何必枉悲傷！」雖然，這種觀點在中國也不是沒有人講過，但這位美國學生是從文本中讀來的感受，卻也來得真實和自然。
身在「紅學」之外而又能闡發書中種種意蘊的讀者、研究者，依賴的多是閱讀之深與體會之切。喜愛《紅樓夢》的張愛玲是著名的讀紅者和評紅者。張愛玲對《紅樓夢》極為癡迷，對不同版本的熟悉是以閱讀的感受為基礎的，以至於「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點的字自會蹦出來。」她讀紅樓已經成為生活中的一種安頓心靈、撫慰情感的方式，「偶遇拂逆，事無大小，只要『詳』一會紅樓夢就好了。」她在這種心路歷程中寫出來的《紅樓夢魘》自然大大地不同於紅學家的著述，比如人們常愛拎出來講講的是，她把寶釵說成Mrs.Know-all, 這是多麼的張愛玲啊！
又比如我認識的李品珍老人，一位離休老幹部，他以「阿印」為筆名出版了一部《林黛玉的悲劇》（香港千代出版社1948年）。此書在歷經了半個世紀之後重新出版（廣東旅遊出版社1998年），現在讀來，書中對人物的分析與社會人生結合的感悟仍令人可信可親。我想，多少年來，在茫茫的讀紅人海之中，身在紅學之外而心繫紅樓並言之有味者，真不知有多少人。
時下有所謂「紅學之外分外紅」之說，原是指紅學之外的狂歡、經濟鏈條等等飄紅景象，在我看來，身在紅學之外的的靜讀與研究也可以說是「紅學之外別樣紅」吧。錢鍾書有云：「槎通碧漢無多路，夢入紅樓第幾層」。雖然這句詩並不是具體談論《紅樓夢》的事情，但正可以用來描述千萬讀者、研究者讀紅樓、談紅樓、研紅樓的那種意趣與心境。
常識VS學問
有人把紅樓當作學問來研究，這固然很好，只要不是在這門學問中故作高深故弄玄虛就好。也有人把紅樓看作是中國人生活的一部大書來讀，讀出生活、讀出常識，進而以平常心、家常話把這部大書娓娓道來，依我看這就更好，因為這一路數恐怕更能代表大多數人讀紅的根本利益和追求。以常識VS學問，恐怕正是近年來紅學發展中最值得關注的現象。當然，VS並不是PK，常識與學問的關係並不是你死我活、更不是急風暴雨式的鬥爭。做學問有做不好的，談常識也有談不攏的，全看你如何做與如何談。
著名作家王蒙也是多年的研紅學者，但是他與眾多的專業紅學家不同的地方是，他的文章有較濃郁的生活氣息和常人眼光。他的《王蒙活說紅樓》的確是有來自生活中的鮮活閃光：「感謝曹雪芹吧，給了我們這麼好的話題，你對什麼有興趣？社會政治？三教九流？宮廷豪門？佛道巫神？男女私情？同性異性？風俗文化？吃喝玩樂？詩詞歌賦？蠅營狗苟？孝悌忠信？虛無飄渺？來，談《紅樓夢》吧。……」這本《王蒙活說紅樓夢》--不是話說，而是活說。把《紅樓夢》同時當生活說，把《紅樓夢》往活裡說，把讀者往活裡而不是往呆木裡說。他的研究自述表達了一種研紅的活法：「把說《紅樓夢》作為我的一件常務，常活兒，一個永遠不盡的話題。我把《紅樓夢》當作一部活書來讀，當作活人來評，當作真實事件來分析，當作經驗學問來思索。我把《紅樓夢》當做一塊豐產田，當作一個大海來耕作，來徜徉，來拾取。多麼好的《紅樓夢》啊，他會使那麼多人包括我一輩子有事做，有興味研究著述爭論拍案驚奇！」
王蒙重常識、重直覺，如關於後40回的作者問題，他說：「我沒有考據學的工夫，也沒有做這方面的學問，我寧願相信曹雪芹，他是有一些斷稿殘篇，而高鶚呢，做了一種高級編輯的工作，這個比較能夠讓人相信。如果說這就是高鶚續作，而且完全違背了作者的原意，這是我的常識所不能接受的。」儘管接著他也談到有人把《紅樓夢》的前80回和後40回做語言的定量分析，說明後40回和前80回基本上沒有差別，但他並不依賴這種定量分析。
與王蒙注重常識相似，但自己又能從細緻的考證、推理中維護常識、闡明常識的還有克非的《紅學末路》。作者以細節分析、邏輯判斷等多方面的論證，有理有據地揭露了脂本、脂批、脂硯齋存在的問題，特別指出了一些紅學研究者缺乏的是普通常識。有人評價此書是「紅學領域之福爾摩斯」，其實讀過福爾摩斯的人都知道這位大偵探常常就是從常識入手。克非說：「我要鄭重其事地告訴那些紅學研究專家們，《紅樓夢》是一部小說，而不是一部什麼秘史、家史，這樣研究下去，只能將讀者引入『歧途』。」這真是紅學研究中以常識VS學問的、可圈可點之語。有點可惜的是，正如紅學界普遍以沉默來回應格非先生一樣，學問以沉默回應常識。
當然，在常識中也有很多變化莫測的。比如對釵黛的評價與認同問題，常可以折射出人生的常識、社會的常識標尺。20世紀50年代生人可能太受上世紀70年代評紅運動的影響，也可以說是「中毒」（毛主席支持的那派的毒）太深，自然是「擁黛」派。後來，聽到竟有人說寶釵的好話，會覺得這是違背了由來已久的常識：作為真誠的、不會做應景客套、不屑於營役於仕途功利之業的黛玉的反面形象的寶釵怎麼可能是可以接受的呢？但是，很明顯，這種常識在當下的社會中已經是非常識了，無論社會、家庭、朋友，人們歡迎的是釵而不是黛。
王蒙在這個新的常識問題上有更驚人、精闢之語。他說：「在釵黛問題上，共產黨有一種悖論，作為革命黨它應該支持林黛玉，作為執政黨它應該支持薛寶釵。薛寶釵是社會和群體中一個穩定的因素。在文學的評論上大家可以歌頌林黛玉，但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如果你的女兒是林黛玉式的性格，她非倒霉不可；如果是薛寶釵式的性格，那她可以有光明的前途。」
幾年前，單世聯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回顧歷史，我們驚奇地發現，科學紅學與政治紅學原來都發端於『常識』。」單認為，紅學的前景「既不會是科學的，也不會是政治的，而只能是文學的。在這個意義上，紅學有必要引入第三種常識，這就是俞平伯從1920年代到1980年代一直提醒我們的：《紅樓夢》畢竟是小說！」。
這也正是克非之見、眾多讀紅者之見，但願學問家不會總是以沉默應對常識。
紅樓屋簷下：納稅人的權利與追問
「一本《紅樓夢》究竟養了多少紅學專家」的疑問不斷有人提出。也有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圍繞著「紅學」研究、讀紅、看紅等文化產品的消費，在中國的學術生產和大眾消費中「已形成了一條巨大的產業經濟鏈，從出版、影視、旅遊，到各種文化活動、學術會議，以及各級紅學研究和出版機構，都足以說明《紅樓夢》在『現代思維』的開發下，早已變成一座紅樓『金』夢。」有多少家出版社從紅樓、紅學中得到供養，實難統計；紅樓旅遊、紅樓影視、紅樓宴席、紅樓工藝品、紅樓娛樂園等等都是挖之不盡的「金山」。以一本書而產生如此巨大的經濟產業鏈條，恐怕世無其匹，儘管外國也會有他們的曹雪芹與《紅樓夢》。
這些於民生總是有利的事就不說了，值得人們----尤其是納稅人----關注的是在這條巨大的產業經濟鏈條中屬於公共投入、理論上屬於由納稅人供養起來的那部分錢財的來龍去脈和利益分配。作為一種文化與學術事業的紅學研究及相關活動的發生前提就是耗費資源，多年來所有這些事業與活動主要還是離不開由政府出資。因此，公眾（納稅人）對此進行社會經濟、社會政治、社會倫理等層面上的理由追問是一種正當的權利。可以說，「紅學」的經濟鏈究竟有多長，我們並不一定會有多大的興趣，但是在這條鏈條上究竟有多少損害公眾利益的腐敗黑洞則是我們一定要弄清楚的。
全國性的和各省市眾多的各類紅學協會的經費來源並不都是一樣由國家投入的，但「據孫玉明介紹，中國紅樓夢學會是國家撥款的事業單位，於1980年成立後，全國各省市、縣相繼成立分會，而一些高校也紛紛成立分會，分會定期舉行活動並印行交流刊物，在全國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紅學網絡，其間所牽涉到的種種經濟利益更是難以計數。」面對這個龐大的網絡，首先必須區分其經濟投入的性質，對於屬於國家投入那一部分應該實行法治程序中的批准預算、審核項目、效益監控等管理措施。
從理論上看，政府管理部門動用納稅人的錢用於「紅學」研究（或「黑學」研究等等）必須是以符合納稅人的近期或長遠利益為原則的。當然，像紅樓夢研究這樣的學術事業的利益問題不是如一項社會基建工程那樣相對容易辨明的。但是，難以計算和不進行類似社會工程那樣的形式討論和表決並不意味著我們的文化決策者可以把這筆投入看作與納稅人的利益及其權利表達無關的事情。
可惜的是到目前為止好像還很少有人對這些權利問題從公共政治的角度提出過質疑。在我們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中瞭解紅學、參與紅學研究的肯定也有不少，但願這個問題引起更多紅迷與公民的關注。
紅學著述嘉年華
前面說過，紅潮躥紅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的娛樂狂歡性質，像超女與十二釵的化妝套用、混雜在哈日、哈韓潮流中的紅樓漫畫等等，就是一幕充滿動感的紅學嘉年華。在這幕喜劇中，人們注意到一種把學術與實用功利融為一體的著述嘉年華。
近年來有許多紅學著述從文學、歷史學等傳統領域鋪展到管理學、企業研究等領域，其實也就是對紅樓和紅學的實用化和市場化。所謂的實用之學是最講經驗的，而正如王蒙所說：「《紅樓夢》是經驗的結晶。人生經驗，社會經驗，感情經驗，政治經驗，藝術經驗，無所不備。」當年魯迅先生說，一部《紅樓夢》，「經學家看到易，道學家看到淫，才子看到纏綿，革命家看到排滿，流言家看到宮闈秘事……」。但今天的實用化和市場化還是他老人家未能預見到的。
舒晉瑜在一篇報道中概括地介紹了這方面的情況。先看看這些書名：《職場紅樓》、《竊笑紅樓：大觀園企業興衰警示錄》、《非常紅樓》、《亂燉紅樓》、《王熙鳳執掌紅樓36招》、《紅樓女兒的現代生活》等等，再看看最後一本書中的這些標題：《「中國製造」的絕對小資----林黛玉》、《「雅皮」生活時代的資本女人--薛寶釵》、《「我的野蠻女友」----史湘雲》、《白領堆裡的「白骨精」----王熙鳳》、《「嫁到國外去」的前衛女孩----賈迎春》……如果沒有了那幾個熟悉的人名，打死你也不會想到這是「紅學」之一種路徑。
如果說上述這類大作或有益智之效的話，那麼從紅樓中談醫、論食、品藏者卻是更有立竿見影之功。《醫說紅樓》恐怕是很多對醫學有興趣的人都會願意讀的；《紅樓夢養生趣談》更是從心理、生理、情理、倫理、病理、藥理乃至哲理等角度闡釋紅樓人物的養生之道。「紅樓文化」叢書，包括有《紅樓收藏》、《紅樓美食》、《紅樓服飾》、《紅樓園林》、《紅樓情榜》,「凸顯了以《紅樓夢》為觀照視角的新格局」。
著述的內容五花八門，出版的或實現的方式也出其不意。據說由某藝術雕刻公司製作的一部《紅樓夢》由1050塊石頭刻成，總重65噸，將成為目前世界上最厚、最重的「石書」。
對於紅學的這種嘉年華性質，有聰明的足球迷懂得舉一反三，在網絡上提出「世界盃是一部現代版的《紅樓夢》、地球村的《石頭記》」。因為「從中，球迷看到節日；商人看到蛋糕；賭徒看到賠率；政客看到選票；警察看到流氓；媒體看到硝煙；女人看到性感男人；妻子看到「氣管炎」暴動；同性戀看到天外有天；賈寶玉看到水做的洋妞；薛寶釵看到國際足聯的賈母；薛蟠看到英國晚輩；劉姥姥看到地裡不種莊稼只種草；板兒看到比薩餅和麥當勞；網民看到網站比球場還擠；老紅衛兵看到紅海洋；新納粹看到元首；毒販子看到潛力；外星人看到莫名的活動體聚堆兒……總之，大家人手一小杯，都能從世界盃這個大杯中倒出自己想要的東西。」所謂紅學可以益人心智，這是一例。
公眾在紅樓跳舞！
以紅學這片江湖之大，曾容納過無數精英豪傑。很多人都提出過類似這樣的長長的名單：
學者：顧頡剛、吳宓、郭紹虞、容庚、姜亮夫、唐長孺、王崑崙、鄭振鐸、阿英、李長之、劉大傑、何其芳、陳覺玄、李玄伯、李辰冬、牟宗三、韓國磐、舒蕪、傅衣凌、啟功、程千帆、周紹良、鄧雲鄉、徐恭時、鄧允建、王朝聞、王利器、鄭朝宗。海外的有周策縱、潘重規、徐復觀、夏志清、李辰冬、趙岡、余英時、柳存仁、方豪、陳慶浩、李潔華等；
作家：魯迅、胡風、張天翼、沈從文、林語堂、巴金、茅盾、冰心、吳組緗、周立波、端木蕻良、張愛玲、楊絳、舒蕪、管樺、徐遲、白先勇、高陽、王蒙、劉心武等；
政治及社會活動家：梁啟超、蔡元培、陳獨秀、季新、王崑崙、毛澤東、郭沫若等。
但是，2005年紅潮的最大啟示之一便是「家」之外的聲音猛然聲浪高漲，一個真正的裂變時代已經到來。在大眾狂歡的表像底下，是大眾在紅樓上自娛自樂，大眾在紅學中自說自話。國家話語在1973年評紅運動以後漸次消歇，專家話語在2005以後也必將給大眾話語挪出地方，那情景就像法國大革命中人民攻下巴士底獄之後，有人在廣場上立一塊牌子，上書：人民在此跳舞！現在，2005年的紅潮正是這樣，紅學的國家話語廟堂崩塌，專家廟堂話語長期迴響的地盤縮小，大眾在紅樓廣場上大書：我們在此跳舞！我們有權在此跳舞！大眾的願望和要求需要有人出來表達，劉心武的《戲說紅樓》（恐怕有很多批評者會覺得「戲說」二字應正為「胡說」二字）正是順應了大眾的心聲：他使紅樓的故事變得新奇有趣、怪異迷離、生動通俗，這些都是人人得以娛之樂之的基本前提。總之，大眾終於把紅樓搬移到遊樂場、卡拉OK廳，紅樓成為大眾娛樂的樂園。
當然，正如很多人都指出的，劉心武的新索隱法的確在很大程度上是滿嘴荒唐言，但是他提出的「紅學」應該是公眾的共享空間、紅學的生機在民間的說法卻很容易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同。
對於這種看起來是理直氣壯的宣言，有專家認為，你不是不可以說話，正如你不是不可以開車一樣，但既然把車開上了公路，就必須遵守交通，不得亂來。意思是說，大眾紅學無妨搞搞，但只要是搞紅學，就必須遵守規範（他們稱「學術規範」），否則產生誤導，尤其是對年輕的讀者會產生不良影響。
聽起來這也有些道理。但實際上可以質疑的是：大眾的紅學之路本身就有可能不同於專家的紅學之路，就如專家居廟堂、草根百姓居野澤一樣，那可真是兩股道上跑的車，不是一條路，誰訂的規則、誰跟誰啊？其實，這種情景在近年來的戲說歷史戲中也多有昭示，人民大眾開心之日，便是專家難受之時。其實，在舞台上的戲說歷史早也不是今天大眾文化時代的產物，而是在民間文化時代已有的熱鬧。至於說到「誤導」云云，更是廟堂中常常發出的懲戒之威的先聲。但放眼運動史、評論史、口號史或這個史那個史，誰不知道最大、最多的誤導正是來自廟堂深處？難道一次次的「撥亂反正」撥的是來自野澤之亂麼？
事實上，說2005年是紅學的終結者並不對，只能說2005年是紅學的劃分年：廟堂的歸於廟堂，廣場的歸於廣場，多元並存，誰也甭想滅掉誰。
「大哉《紅樓夢》，再評一千年。」（馮其庸語）誠哉斯言。
【原載】 《鳳凰週刊》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