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之夢 ——淺談紅學研究史
研究《紅樓夢》的學問——紅學，至少在乾隆18年（1753年）就開始了其歷史。按曹雪芹書中所說「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的說法再往上推到乾隆8年或9年即1743年或1744年，紅學已有233或234年歷史了。紅學家們以五四運動為界線，將紅學分為新紅學和舊紅學，「五四」以後的稱為「新紅學」，「五四」以前的稱為「舊紅學」。那麼，新舊紅學有什麼區別？新舊紅學家是怎樣研究《紅樓夢》的？他們得出那些結論？他們對《紅樓夢》的研究作出了那些貢獻？
一、舊紅學的主要派別
舊紅學家有案可查者不下二百，他們是把《紅樓夢》看成是「情書」「經書」，或把《紅樓夢》看成是「傳記」「傳人」，各執已見，從而形成各種派別。較有價值的主要評點派、索隱派和題詠派。
評點派
中國文學史的評點派起源於明代中葉。明末清初，金聖歎批《水滸傳》、毛宗批《三國演義》、張竹坡批《西遊記》等，後來竟成了一個固定格式，卷首有批序、題詞、讀法、問答、圖說、論贊等，每回有回前回後批的眉批、夾批、批注等。
最早學金聖歎評點《紅樓構》的是脂硯齋，畸忽叟等。從道光年間到光緒末年，評點派大為活躍，書商大量出版經過「批評」「批點」「新評」的百二十回《紅樓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護花主人、明齋主人、大某山民的批評，太平閒人的「讀法」，讀花人的「論贊」和「回答」。
脂硯齋是《石頭記》最早的評論家，他寫下大量評點式評語，因而使《石頭記》獲得《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這一專有名稱。脂硯齋的批語隨《紅樓夢》抄本的正文保留下來。
脂硯齋是怎樣認識《紅樓夢》的？脂硯齋在「瞬息間則又樂極生悲，人非物換，究竟是到頭一夢，萬境皆空」四句旁寫了一側批「四句乃一部之總綱。」。脂硯齋還說：「一部書起是夢，寶玉情是夢，賈瑞淫是夢，秦之家計長策又是夢，今作詩也是夢，一併風月鑒也從夢中所有，故紅樓夢也！余今批紅樓夢亦在夢中，特為夢中之人特做此一大夢也！」他把整個生活都說成是夢了。脂硯齋用虛無的唯心主義宣揚了封建沒落階級的悲觀厭世情緒和人生如夢的的消極思想。把《紅樓夢》看成是「情」「淫」「幻」「空」，後人稱這類觀點為「色空」「夢幻」說。
人們對脂批褒貶水一，但絕大多數人認為脂硯齋生前和曹雪芹關係密切，頗瞭解曹雪芹的創作情況，所以脂硯齋對我們瞭解作者的家世、創作過程以及小說中的人物、事件的生活原型和作者的藝術匠心都有寶貴的藝術價值。紅學家周汝昌對脂批的評價極高：「脂學」是紅學內容的四大方面之一（其他三方面的內容為：「曹學」、「版本學」、「探佚學」）。
脂硯齋何許人也？他和曹雪芹有什麼關係？從清朝到現在就說法不一。清代的裕瑞的《棗窗閒筆》中說「脂硯齋是小說作者的叔父」。胡適認為「脂硯齋即是那位愛吃胭脂的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抄本》）。周汝昌《紅樓夢新證》一書說：「脂硯齋既不是曹雪芹的什麼叔父或兄弟，也不是曹雪芹自己，並且還不是男人，而是女人。她就是《紅樓夢》中有史湘雲。」從脂批的內容和口氣看，脂硯齋確與作者有親密關係，對作者很熟悉，但脂硯齋 究竟是何人至今還是一個謎。
王希廉，字雪香，號護花主人。王雪香的評論計有《護花主人批序》、《紅樓夢總評》、《紅樓夢分評》。王雪香對《紅樓夢》總的觀點見於《紅樓夢總評中》，總評共十二條。其中第一條將《紅樓夢》百二十回分為二十一段，其中就說「五回為四段，是一部紅樓夢之綱領」。第二條即提出讀《紅樓夢》的「關鍵」：『《紅樓夢》一書，全部最關鍵是』真假『二字 .......」。
王雪香抓住《紅樓夢》的綱領即是「色空」，關鍵是「真假」，這也是唯心主義的文學批評觀點和方法。
王雪香評《紅樓夢》的總論是：「《紅樓夢》一書全是夢境，余又從批之，真是夢中說夢，更屬荒唐，鈦三千大千世界，古往今來人物，何處非夢？何人非夢？如余夢之人，夢中說夢，亦無不可」。
可見，王雪香承襲了脂批的色空論而來，不僅抒整個《紅樓夢》的人和物，而且把整個人生歸結為一個字——「夢」。
張新之，號太平閒人，又號「妙復軒」。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刊出的《妙復軒評石頭記》上附有張新之的評論。張評本卷首有《石頭記讀法》，共計三十條。第一條說：
「《紅樓》一書，又惟膾炙人口，亦且鐫刻人心，移易性情，較《金瓶梅》尤造孽，以讀者但知正面，不知反面也。間有巨眼能見矣，而又恍惚迷離，旋得旋失，仍難脫累。閒人批評，使作者正意，書中反面一齊湧現，夫然後聞者足戒，言者無罪，豈不大妙。」
太平閒人把巨著《紅樓夢》和低級庸俗、露骨性描寫的《金瓶梅》看成是一路貨色，而且「較《金瓶梅》尤造孽」，這完完全全曲解了《紅樓夢》！
《周易》《學》《庸》是正傳，《紅樓夢》盜眾書而敷衍之是奇傳，故云：「倩誰記去人奇傳？」
通部《紅樓》，止左氏一言概之曰：「譏失教也！」
太平閒人花了三十年時間，寫了三十萬字的評論，歸根到底把《紅樓夢》看成是「盜眾書而敷衍之是奇傳」，是暗《金瓶梅》。他還列出種種荒謬論據論證《紅樓夢》是宣傳儒理易道。
姚燮，字梅伯，一字復莊，號「大某山民」，著有《讀紅樓夢綱領》。他的評點有總評和分評。《總評》中論及小說全書主題時有一條說：
「秦，情也。情可輕，而不可輕，此為全書綱領」。
「秦」「情」「輕」「傾」用諧音唱出《紅樓夢》之綱領，實為淺薄，不足深論！
他的回末之《分評》比《總評》篇幅要大得多。其評論之中，有時涉及譏評世情，有時涉及人物評論，各條文字不多。他同情黛玉，揭露寶釵。他的《分評》有一個其他人所沒有的特點，那就是在每回末記出此小說所寫何年何月何日之事。姚燮著有《紅樓夢綱領》一書，後來在民國年間鉛印時改題為《人索》、《事索》、《余索》三種。《人索》編敘賈氏本族及王公勳威及至書中出現的雜流人品。《事索》記有器物、詩文等。《余索》中包括《叢說》《糾疑》《緒字撰述提要》，其中重要的是《叢說》，舉凡小說中人物的生日、死亡人物之不同性狀、府中各人的月費、府中出納之財數、園中之韻事凡可統計、列出者均為寫出。 前人說「山民評無甚精義，惟年月風時考證甚詳，山民系譜錄家也」（《懺玉按叢書提要》）。大某山民不愧是《紅樓夢》研究史上的一位重要的統計學家。不過，直至今天，在報刊文獻中可見到類似的文章。《紅樓夢》乃文學作品，作如此繁瑣的統計有何意義？
以上介紹的是幾家評點派的觀點，基本上是零散的、龐雜的，且都就事論事，構不成一套自己的完整的體系，歸根到底，他們主要把《紅樓夢》看成是「情收」「經書」並未領略到《紅樓夢》之主旨。他們的觀點絕大多數沒有多大價值，但給後來的紅學研究造成很大的影響，有時甚至是極壞的影響。
索隱派
索隱派又稱政治索隱派。所謂索隱即透過字面探索作者隱匿在書中的真人真事。索隱派在乾嘉時期，經學考據風的影響下形成的一種學派。索隱派的主要手段是大作環瑣的考證，從小說的情節和人物中考索出「所隱之事，所隱之人」。
索隱派的開山鼻祖當推周春（1729-1815）。乾隆59年（1794），周春撰就至今見筆墨的第一部「紅學」專著《閱紅樓夢隨筆》。周春認為《紅樓夢》「敘金陵張候家事也」。這種觀點對後世影響不大。索隱派對後世影響較大的觀點有「明珠家事說」（也稱納蘭成德家事說），「清世祖與董鄂妃故事說」（亦稱福臨與小宛情事說），「排滿說」等。
「納蘭成德家事說」把《紅樓夢》看成是描寫納蘭成德的家事，作者列出種種證據說明納蘭成德（1655-1685）就是寶玉。納蘭成德後改名性德，字容若，滿洲正黃旗人，太傅明珠之長子，清初著名詞人。1676年應殿試，賜進士出身，選授侍衛，曾出使塞外。
「清世祖與董鄂妃故事說」出自王夢阮、沈瓶庵的《紅樓夢索隱》一書。
沈王二氏在該書中認為寶玉即是清世祖。清世祖是滿清貴族舉兵入關後的第一代皇帝愛新覺羅.福臨，年號順治；董鄂妃，相傳為明末秦淮名妓董小宛。
孟范孫的《董小宛考》中說：清世祖出生時小宛已十五歲，小宛死於順治八年二月，小宛年二十九歲，清世祖還是個十四歲的孩童。清世祖會娶一個比自己大得多的姑娘為妃子麼？
「排滿說」：1903年，南社作家蘇曼珠（1814-1918）在《新小說》上撰文說《紅樓夢》是「種族小說」，系憤懣人之作，「不能專以情書目之」。但明確提出《紅樓夢》是政治小說的是舊民主主義革命家蔡元培先生。
蔡元培（1868-1940）在1917年9月出版的《石頭記索隱》一書中得出的結論是：
「《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當時既慮觸文網，又欲別開生面，特於本事以上加以數層障冪，使讀者有橫看成嶺，側看成峰之狀況。」
蔡元培提出自己索隱時的三條標準：一是品性相類者，二是軼事相征者，三是姓名相關者。他索隱出的結果是：賈寶玉，言偽朝帝之系也；寶玉者，傳國璽之義也，即指胤祁（康熙帝之太子，後被廢），林黛玉影朱竹宅也；薛寶釵，高江村也；王熙鳳，余國柱也......《紅樓夢》中主要人物所影射的都是康熙朝的諸位知名人士。
蔡元培是怎樣「索」出「隱」在《紅樓夢》中的諸位知名人士的呢？且看他是如何索出林黛玉即朱竹宅，薛寶釵，即是高江村的：
「林黛玉，影朱竹宅也，絳珠影其氏也，居瀟湘館，影其竹宅之號也。竹宅生於秀水，故絳珠草生於靈河岸上。
薛寶釵，高江村（高士奇）也。薛者，雪也。林和靖《呤梅》有曰：『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用薛字以影高江村之姓名也（高士奇）。」
關於《紅樓夢》的政治意義的推論，《石頭記索隱》也是牽強附會：「書紅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漢也。」又進一步附會說：「寶玉有愛紅之癖，言以滿人而受漢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漢人唾余也！」
題詠派
題詠派和評點派、索隱派一樣，也是舊紅學的主要派別。題詠派「都著眼於書中人物之悲歡離合，從而寄其羨慕或感概要而言之，無非畫餅充飢，借酒澆愁」（茅盾《關於曹雪芹》）。題詠派的詩詞、賦、贊，有的抒發「榮華易逝人生如夢」的人生觀，滲透著佛家的「色空」觀念和「夢幻」思想；有的抓信書中的「風月繁華」和「愛情故事」大肆宣染所謂「繁華」之景和「香艷」之情，吐露出一種仰慕的一種思緒，有的同情寶黛釵，因未能給寶黛釵指出一條光明之出路，抒發出一種「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感概！
乾隆時代的葉崇侖的《紅樓夢題詞》便是一個代表作：
「即色即空，幻境荒唐人不識。情天恨海，黃土朱顏盡可憐。韶華難駐，幾個聰明能覺悟？曲度雲屏，多少紅樓夢未醒！」
題詠派中有一位名喚明（1771-1831）的人在其《金陵十二釵詠》中，給寶黛釵指明了一條「出路」：
冷香錯擬似環肥，夢主荒唐惹是非。
不為檀郎留佩玉，只憐貧女失羅衣。
殘春恨在鶯兒老，暮雨愁深燕子飛。
若向紅樓覓佳偶，薛君才合配詠妃。
詩末自注云：」蘅蕪君（寶釵）配瀟湘妃子（黛玉）才是一對好姻緣，讀《紅樓夢》者未知之也。」
舊紅學家中，有一位既不是評點派，也不是索隱派、題詠派的重要人物，他就是王國維。
王國維（1877-1927），字靜安，早年深受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叔本華的影響，著有《紅樓夢評論》。王國維是最早從哲學與美學的觀點來批評《紅樓夢》之藝術價值的紅學家。王國維首先建立了以哲學和美學雙重理論基礎的文學批評體系，其次他提出辯妄求真的考證精神，使紅學的研究能脫離舊紅學的猜謎式的附會，為以後的考證提出了一條明確的途徑即考證「本事『本事』並不重要，而要考證作者姓名與作書年月，方為正當考證之途徑。」
王國維的一個致命弱點就是完全套用叔本華的哲學。在《紅樓夢評論》一文的第一章《人生及藝術之概觀》中說：「生活之本質何？欲而已矣，由欲所產生者，則唯有痛苦。」所以「欲與生活與痛苦，三者一而已矣」。他認為藝術的根本任務在於「描寫人生之苦痛與其解脫之道」。《紅樓夢》一書之精神主旨「乃在寫寶玉由『欲』所產生之痛苦及其解脫之途徑」。他說「所謂玉者，不過生活之之欲代表而已」。他指「玉」為「欲」，這一點他和其他舊紅學家實在沒有二樣。
王國維在敘述完叔本華的悲劇學說後認為，《紅樓夢》乃叔本華的三種悲劇之說的第三種悲劇，足以示人生之所固有。」王國維為了說明《紅樓夢》在倫理學上的價值，他說：
「世界各大宗教，皆以『解脫』為唯一主旨。哲學家如古代希臘之拍拉圖，近世德意志之叔本華，其最高理想京存在於解脫之道。」
因此《紅樓夢》正是以解脫為倫理學上最高理想。
王國維最後認為，「解脫之道唯存於出世 」。
眾所諸知，《紅樓夢》中所體現的都是中國的佛家、儒家、道家思想，這和叔本華哲學的絕滅意志之說，有根本差別。東方佛教認為人人皆具有可以成佛的靈明之性，這才是人性的本質，至於一切慾望、煩惱，則是後天的一種污染而「非人生所固有」。故佛教的說法是自性圓明，「本無欠缺」，其得救方法只是返本歸真，「直指人性，見性成佛」，而叔本華反宇宙人生一切皆歸於意志之表現，人有慾望，慾望產生痛苦，那麼生活便是痛苦。《紅樓夢》一書雖有佛家出世之想，但和叔本華的意志哲學實有不同。
前面介紹的是舊紅學中的主要派別及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著作，其實康熙年間到光緒年間還有許許多多雜評家，雜評家的批評形式多為「隨筆」「雜記」「閒筆」「偶說」「論贊」「問答」等，如周春的《閱紅樓夢隨筆》、裕瑞的《棗窗閒筆》、諸聯的《紅樓評夢》、江順怡的《讀紅樓夢雜記》、「夢癡學人」的《夢知說夢》、草舍居士的《紅樓夢偶說》等。
索隱除以上介紹的代表外，「五四」以後出版的《紅樓夢本事真諦》（1927年，壽鵬飛）、《紅樓夢真諦》（1934年，景九梅）也是索隱派的代表著作。前者認為《紅樓夢》影射清初重大政治事件，後者以《紅樓夢》的「真事」附會為明亡佚事及「清宮秘史」。
舊紅學中比較流行的觀點除「清世祖與董鄂妃故事說」、「納蘭成德家事說」、「排滿說」外，還有「宮闈秘事」說，「自傳說」、「隨園說」、「色空」「夢幻」說、「刺和坤說」等。
二、新紅學
新紅學的主要人物是胡適 。他在1921年寫了一篇《紅樓夢考證》，胡適的『考證』給《紅樓夢》研究開闢了新天地，帶來了新鮮空氣，人們從此司得一個研究學問的方法，知道前人做學問，所謂方法實不成為方法...」。
胡適徹底抨擊了以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隱派紅學，他說仍是牽強附會，是「大笨伯」猜「笨謎」。。胡適對舊紅學的批判直是一語中的。我們知道，舊紅學們先在心目中假定小說中的人物和事是歷史上的真人後，才去收羅許多零碎的毫不相干的事實，用盡種種方法或諧音或占掛，來附會《紅樓夢》的人物及情節，得出「所隱之事，所隱之人」。他們並未作考證，做的只是「附會」，這不是「大笨伯」猜「笨謎」麼？
自稱具有「歷史癖」和「考證癖」的胡適，根據小說本身以及同時代或稍後的清人筆記、年譜、傳記、詩文等材料，考證得到關於作者的六條結論，胡適的結論之結論即第6條：《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傳。後人稱胡適的學說為「自傳說」。
胡適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否定了《紅樓夢》是文學作品。他說曹雪芹在《紅樓夢》「只是老老實實地描寫」他家「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自然趨勢，是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
胡適作了這第多的考證，他的目的何在？胡適在他的《介紹我的思想》一文中有一段自白：
「我幾十萬字的小說考證...千言萬語也只是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闃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
胡適因為他的這一段自白，他在《紅樓夢》研究中取得的成就顯得暗淡無光了。
現在，《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艱孺皆知。但是關於《紅樓夢》的作者，在乾隆50年（1758年）前後至今，顧慮在著種種爭議，歸納起來至少有四種說法（略）。自從胡適考證出《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後，直到現在，很少人再對《紅樓夢》的作者提出異議。曹雪芹被絕大多數紅學家公認為《紅樓夢》作者。胡適的這一功績是不容否認的。
三十年代，紅學漸漸跳出了胡適的「考證」「著者」「本子」之類的小圈子，不少研究者另闢蹊徑，提出一系列新的課題：對《紅樓夢》時代背景、主題思想、藝術特點、人物形象加以探討，如李辰冬《紅樓夢研究》（1934，巴黎出版法文本）。作者認為曹雪芹的「人生觀」是「達觀的」「出世的」，其著的目的就是在於抒發「人生不過一場夢」的感概。《紅樓夢》的社會由世家、平民和奴隸三種階級組合而成，但是「它們絕不含任何階級鬥爭現象」，書中的人物都是「平凡的人格」，不存在「艱人」「壞人」的對立。
四十年代，研究的重心轉移到人物形象心理狀態分析之上，代表作有太愚（即王崑崙）《紅樓夢人物論》（收文十篇，1948）、張天翼的《賈寶玉的出家》（1945）、阿印的《林黛玉的悲劇》（收文7篇）、高語罕的《紅樓夢寶藏》（共6講）。
張天翼通過分析賈寶玉這個人物形象，分析了曹雪芹思想、創作時的複雜心情，他談到賈寶玉出家時說道：
「這個主人公出家之後又怎麼樣呢？不說別的，那種出家人的生活他過得來麼？他從小嬌生慣養，吃得講究，穿得安貼，往得舒適，又一天到晚有丫頭們老媽子伺侯。一時斷了暈腥，他那腸胃吃得消麼？那次賈政在旅途中見了他一回，他光著頭赤著腳，又是下雪天，這倦他不會感冒麼？」
電視連續劇《紅樓夢》有一個結局是：賈寶玉從監獄放出來後，獨自一人出走，消失在茫茫雪原中得回青梗峰下，他吃得消麼？他不會感冒麼？？電視劇最後給寶玉的解脫是「出世」，如果這正是曹雪芹的本意，那麼正好反映了曹雪芹寫作時無法給寶玉指出一條「光明之路」的複雜的矛盾的心情。
太愚則十分注重人物心理狀態以性格特點的分析。在《王熙鳳論》中，他認為現雪芹筆下，王熙鳳雖精明狠毒，其實她的內心深處也存在虛弱、矛盾和痛苦的。王熙鳳害死了許多人，這不可能不在她內心形成一種難以擺脫的精神負擔。鳳姐不信鬼神，從不委命於天，那正是由於她不敢相信鬼神天道之存在吧。因為賈瑞、張金哥夫婦、鮑二家的及尤二姐是怎麼死的，她心裡是十分明白的。
四十年代末，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是繼胡適《紅樓夢考證》和俞平伯《紅樓夢辯》之後出現的一部影響較大的紅學專著。這是「一部對於《紅樓夢》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證書」，在「紅學史上是第一次，明確提出用馬列主義指導《紅樓夢》研究，第一次對脂批給予重視」。
三、「批紅運動」和「評紅熱」
1954年開展了對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的批判，之後隨即展開了對胡適派主觀唯心主義學術思想和文藝思想的批判。在這場文藝思想的批判運動中，新紅學派的上些基本觀點如自傳說、色空說、釵黛合一論、怨而不怒論等都受到了批判。
1953年至1963年間，有人認為這一時期是用馬列主義研究《紅樓夢》，紅學得到了較大發展的時期，主要標誌是舉辦了「曹雪芹逝世一百週年紀念展覽會」，發出了有關曹雪芹的家世的資料和一批新的紅學新作。有人認為這一埋藏紅學研究或多或少還受54年的「批紅」陰影的影響。
文革中（1973-1974年）曾一度出現「評紅熱」。對這一段歷史中紅學研究的評價看法不一。這裡僅介紹「文革」期間出現的幾種學說。這些學說主要是探討《紅樓夢》主題思想的。
籠統地說，《紅樓夢》的主題是反封建，至於怎麼反封建，反封建的哪些方面則看法不一，存在種種爭論。或曰：全面反封建即所謂揭露批判封建制度黑暗、腐朽的各個方面；或曰：反對封建婚姻制度；或曰：「悲金掉玉」；或曰：通過描寫賈家（或曰四大家族）的衰敗，揭示了封建社會必然滅亡；或曰：描寫封建社會末期的政治鬥爭。
在文革中較為流傳的學說有「愛情掩蓋政治鬥爭說」和「補天說」。
「愛情掩蓋政治鬥爭說」的代表作主要有柏青的《封建社會末世的歷史畫卷》，洪廣思的《階級鬥爭的形象歷史——評〈紅樓夢〉》。「愛情掩蓋政治鬥爭說」的基本觀點是：《紅樓夢》是寫封建社會末期的政治鬥爭的，談情只是為了打掩護。
「補天說」見於1973年重印《紅樓夢》的前言。《前言》是這種觀點有影響的代表作。《前言》說：「無才補天的深情自我嘲諷，反證了他是由於補天不成而產生的悲憤」，「他沒有徹底背叛他的階級卻深深地遺憾於自己的補天才能不被封建階級所理解而反它傾注在這部、漚心嚦血的作品裡」。作者是把「補天說」作為曹雪芹的世界觀和創作思想的一種概括。在封建社會即將處於崩潰的時候，曹雪芹寫作《紅樓夢》是哀歎自己「無才」去補封建階級的「破天」，而自己的「補天」行為又不被封建階級所理解的苦悶心情，這種「補天說」是否真實反映曹雪芹的創作思想是值得商榷的。
「文革」中出現的「評紅熱」是和「批林批孔 」的政治運動緊密相連的，就如同之後1975-1976年 出現的「評《水滸》熱」一樣，是針對「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當時人們把「評紅」當作一把政治工具，完全把政治運動和文學批評混淆起來。聽到一句「幾十條人命」就趕緊到小說中去認真統計，聽到「寫階級鬥爭的書」就絞盡腦汁地從小說中尋找「風起雲湧的農民鬥爭」和「農民起義的大海」。聽到一句「愛情掩蓋政治鬥爭」就無中生有地從小說中發現了「雍正奪嫡」。
四、紅學研究現狀
1976年以後，《紅樓夢》研究步入新的歷程，紅學家們以實事求是的態度研究《紅樓夢》，並出版了大量專著，如馮其庸的《論庚辰本》、吳恩裕的《曹雪芹佚著淺探》、郭豫適的《紅樓夢小史稿》、劉夢溪的《紅學三十年》等。1976年《紅樓夢學刊》創刊（到目前（1988年）已出二十餘輯）；1980年《紅樓夢研究集刊》創刊；同年文化部文學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正式成立；1980年6月在美國召開了「第二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邀請了美、日、法、英、澳、蘇、泰、新及台港澳紅學家二三十人參加，紅學研究達到了高潮。
目前，研究《紅樓夢》的方法、手段、內容等均有突破。紅學家們使用了最新的科技方法，如系統論、信息論、比較文學等和最新的技術手段，如電子計算機。紅學研究的內容也易來易廣泛，分工愈來愈細。人們對紅學的概念亦進行了重新認識。周汝昌提出「現學」「脂學」「版本學」和「探佚學」是紅學中「四大支柱」。多數紅學家主張將紅學分為「曹學（外學）」和「紅學（內學）」。「曹學」研究曹雪芹的家世、傳記、文物等；「紅學」研究《紅樓夢》的版本學、思想內容、人物創造、藝術成就、成書過程、八十回後的情況、語言特色、給後世的影響及《紅樓夢》與清代社會、與我國古典文學傳統關係、曹雪芹的創作觀和創作過程及脂硯齋批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