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新紅學的非文學傾向
張竹坡評《 金瓶梅 》 說：
看《 金瓶》 把他當事實看，便被他瞞過；必把他當自己的文章讀，方不被他瞞過。（《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
把小說當文章讀，是一種文學性的研究；把小說當事實看，就是一種非文學的傾向了。
一
胡適先生創立的「新紅學「，基本上是一門歷史（家史）考證的學問，具有很明顯的非文學傾向。因力胡適先生是一位有「歷史癖」和「考據癖」的人。他到美國以後，首先在康奈爾大學學蘋果專業（根據唐德剛教授的介紹）。他受到美國二十年代自然科學的熏陶，另一方面，他又繼承了清朝乾嘉以來學者重視考據的學風。所以，他在「五四」以後，建立起一門以家史考證為特點的「新紅學」，這與當時學術界一些受到西洋教育的知識分子提倡考據之學的風氣是完全一致的。（參看：湯用彤《往事雜稿· 前言》 根據郭豫適先生在《 光明日報》上發表的《 〈紅樓夢〉研究中的逆反心理》 一文所說：胡適先生雖然是一位大紅學家。但是，他卻認為《紅樓夢》 寫得並不算好。這一點，在我和胡先生的學生唐德剛教授的接觸中，也得到了唐先生的證實。這種看法，無疑也沖淡了胡先生從文學的角度研究《 紅樓夢》 的興趣。「新紅學」這種重考據、輕文學的特點，就成了中國傳統紅學的一種先天的缺陷－ 一種非文學的傾向。今年八月，在山東萊陽市召開全國紅樓夢學術研討會。會上，一位女紅學家說：陽澄湖裡，原來盛產螃蟹。以後，有人引進來好幾噸龍蝦，這可能是引錯了，也可能是吃了回扣的緣故。現在陽澄湖裡，已經滿是龍蝦。強橫的龍蝦，把螃蟹的仔都吃掉了。現在的陽澄湖裡已經很難見到螃蟹。她說，我們這些研究《紅樓夢》 的人，有一部分是搞考證的，有一部分是搞文本的。就像龍蝦和螃蟹。搞考證的，就像龍蝦一樣，幾乎把搞文本的吃光了。這「龍蝦螃蟹之說」聽起來雖然可笑，卻反映了紅學研究的實際情況。
如果說在胡適那個時代還有許多材料可以用來考證《 紅樓夢》 作者的家世，隨著這方面材料的日漸枯竭，家史考證的專家們便不得不去研究一些極瑣細的題目。在哈爾濱召開的國際紅學會上，給人印象最深的是關於曹雪芹胖瘦的討論。他到底是象裕瑞說的那樣「體胖、頭廣而色黑」呢，還是「瘦骨嶙峋」呢？是年青的時候清雅飄逸，老了肥胖起來；還是小時候長得富態，老了瘦骨嶙峋呢？爭論雙方，雖然都引用了豐富的材料，作出了縝密的推論，還是很難說清楚。在這前後，發
現了曹家「五慶堂」地界的碑石；近年來，又在討論曹雪芹簡陋的墓碑。這塊墓碑表面粗糙，並沒有加工磨平；碑上的文字，也沒有先寫一下就直接刻了出來。有人說它真，因為這簡陋的墓碑，正說明了曹雪芹晚年的貧困；有人說它假，說雪芹晚年環不至如此潦倒。從發現這塊墓碑的地方往下挖．沒有見到雪芹酌棺，於是又爆發了他是不是裸葬的爭論。關於曹家「五慶堂」家譜的爭論,就更熱鬧了。紅學家們把曹家的家譜一直追溯到宋代。造成一部上下十餘代，本家數百人的龐大的譜系。我真不明白這樣龐大而遙遠的一群本家，到底和《紅樓夢》 的寫作有什麼關係。再說，在這部家譜裡，曹寅這一支，從他的曾祖父曹錫遠以上有五代祖宗的名諱都已經失落無考。我們已經很難確認，曹寅這一支和五慶堂的其他本家之間，到底有沒有血緣關係。這就給人留下一種印象：似乎《紅樓夢》 研究得越深，離開《 紅樓夢》 就越遠了。
對《 紅樓夢》 的這種非文學性的研究，就閹割了《 紅樓夢》 的生成能力，使得中華民族的這一分文學瑰寶不能夠繁衍下去，不能夠形成一種民族的傳統。如果將紅學與俄國的文學批評家相比較，這種弱點就看得更清楚了。
在《 紅樓夢》 面世以後，又過了八、九十年，「俄國文學的始祖」普希金（這是高爾基的說法，見他的《 俄國文學史》 ）到1836 年才寫完了他著名的小說《 上尉的女兒》 。這部小說以十八世紀的布加喬夫的起義為背景。普希金研究了大量的史料，還到起義發生的地方去作過實地考察才開始寫這部小說。貴族出身的普希金沒有把布加喬夫寫成一個十惡不赦的強盜，而是把他寫成一個熱愛自由、重視友情、開朗樂觀、寧死不屈的英雄。這是一部見識超群、充滿詩意的傑作。它在俄國文學史上，有某種開創的性質。可是，它到底只是一部篇幅不大的中篇小說．比起前一世紀在中國寫成的《紅樓夢》 來，就不像後者那樣的博大精深，技巧嫻熟了。雖然布加喬夫是實有其人，雖然震憾俄國的布加喬夫起義留下了豐富的史料，雖然《 上尉的女兒》 裡有無數的細節可供考證，可是，俄國的文學批評家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並沒有走一條家史考證的道路。他們沒有去考證上尉的女兒瑪麗亞和年青的軍官格利涅夫的家庭厲史，生活中的原型，和他倆是何年何月在布加喬夫的成全下結成眷屬的… … 等等，而是站在時代的前列，站在文學批評的立場上，用《 人民性》 、《 真實性》 的尺度，向人民剖析了這種文學現象的意義和價值。他們的文學認識，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在不到百年的時間出現過燦若星群的偉大名字」（高爾基的話）如：果戈裡的《死魂靈》 、屠格涅夫的《 父與子》 、托爾斯泰的《 安娜· 卡列尼娜》 、《 戰爭與和平》 與《 復活》 以及契訶夫的小說、高爾基的傑作等等。這些偉大的傑作，形成一種民族的文學傳統。十月革命以後，著名的作家法捷耶夫說他運用著托爾斯泰的技巧，寫出了自己的傑作，最近演出的《辦公室裡的故事》 也有著契訶夫同樣的風格。這些俄國的文學批評家是偉大的，他們是碩果纍纍的，他們為俄國文學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和俄國的文學批評家相比較，具有非文學傾向的中國的紅學就有點像是一朵不結果的花了。
二
胡適先生在完成了對曹家家史的考證以後，又提出：「《紅樓夢》 是一部自然主義的傑作．」「《 紅樓夢》 的真價值正在這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的上面。」（胡適：《〈紅樓夢〉考證（改定本）》 ）這種「自然主義」的結論，並沒有經過嚴格的論證，它只是在家史和小說之間劃了一個等號，用考證代替了文學的研究。再加上《 紅樓夢》 開頭有個「甄士隱」．胡適把它理解為：作者（通過寫小說）把曹家的真事隱藏起來了。那麼，考證曹家的真事,就成為紅學研究的必要的前提了。因此，到曹家去尋找《 紅樓夢》 的真事，便成為「新紅學」的一大特徵。這種認識,就成了「新紅學』非文學傾向的根源之一。胡適先生是這樣想的，索隱派的一些老先生也是這樣想的。
實際上．他們這種「不證自明」的想法是最不可信的。曹家作為一個百年旺族，家裡自然有許多「真事」，其中，也可能還有些「爬灰的爬灰，偷小叔子的偷小叔子」這一類的醜聞。要「隱藏真事」最好是別吱聲兒.寫小說可絕不是「隱藏真事」的辦法。再說，在《紅樓夢》 裡，「甄士隱』．和「賈雨村」構成一付對聯，按中國傳統修辭的規矩，對聯是不可以拆開來讀的，胡適先生怎麼能把「甄士隱」這一半割開來讀呢？如果把這付對聯合起來讀，那麼，就出現了「真、假、隱、顯」四大範疇。這就是一個中國傳統修辭的問題，而不是一個家史考證所能解決的問題了。
事實上，《 紅樓夢》剛一問世，中國一些最有才學的知識分子，就是從文學的角度，而不是從家史考證的角度來理解《 紅樓夢》 的。乾隆年間，進士出身的戚蓼生寫的《 石頭記序》 是中國歷史上第一篇重要的紅學論文。它說：
第觀其蘊於心而抒於手也，注彼而寫此，目送而手揮，似譎而正，似則而淫，如《春秋》 之有微詞，史家之多曲筆。
蓋聲止一聲，手止一手，而淫佚貞靜，悲慼歡愉，不啻雙管之齊下也。嗯，異矣！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迂乎？
「注波寫此，目送手揮，似譎而正．似則而淫」是「隱而顯」的特徵，《春秋》 的微詞，「史家」的「曲筆」便是所謂的「史筆」。用這種方法來寫作，便可以把「淫佚貞靜、悲慼歡愉」「雙管齊下」地一併兒表現出來。所以他稱讚作者是小說界的左丘明和司馬遷了。他舉例說：
寫閨房則極其雍肅也，而艷冶已滿紙矣；狀閥閱則極其豐整也，而式微已盈睫矣；寫寶玉之淫而癡也，而多情善悟不減歷下琅琊；寫黛玉之妒而尖也，而篤愛深憐不啻桑娥石女；他如摹繪玉釵金屋、刻畫襦澤羅 ，靡靡焉幾令讀者心蕩神怡矣，而欲求其一字一句之粗鄙猥褻，不可得也。
到同治年間，進士濮文遏、淮文昶兄弟寫道：《 紅樓夢》雖小說，然曲而達，微而顯，深得史家法。（《甲戌本· 跋》) 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
既然是用「隱而顯」的「史筆」，對生活作一種「雙管齊下」的多層次的描寫。便出現了一個「真」「假」的問題。在《紅樓夢》 的《 賈天祥正照風月 》一節裡，賈瑞將死，跛足道人送他一把兩面都可以照人的「風月寶 」叮囑他：「千萬隻照它的反面，不可照它的正面，要緊，要緊！」賈瑞從反面一照，只見一架骷髏，從正面再看．卻有一位鳳姐兒在裡面，還招手兒叫他呢！他跟著進去了兩三回，就死了。《脂硯齋評》 說：這就叫：「須知青塚骷髏骨，便是紅樓掩面人」了。賈瑞的爺爺要燒鏡子，鏡子說：「誰叫你們看正面來著，你們以假為真．還來燒我！」按鏡子的說法：反面的骷髏是「真」，正面的美人是「假」。他們是同一個人。《 紅樓夢》 的「真」與「假」便是藝術的真假而不是曹家的真假．「甄士隱和賈雨村」便應當理解為：《紅樓夢》 裡藝術的真實，是用「隱」的手法，寫在書的背面，委婉曲折地透露出來．藝術的假象，卻是用「顯」的手法明寫在書的表面．把《 紅樓夢》 裡所有用「隱」的手法寫成的藝術的「真」加在一起，就在書的背面形成一個無比碩大的「隱的世界」。這就像在我們的腳下，有一個巨大的地下水的湖泊，供我們飲用；這就像晶瑩剔透的冰山，在水面以下還有八分之七。這是紅樓之謎的謎底之所在，這是讀者百讀不厭，常讀常新、取之不盡的趣味的源泉．書中這「隱」的部分，同樣是作者的創作，是《紅樓夢》 的有機的組成部分。如果到書外去尋真，豈不是癡人說夢？而這正是「新紅學」的一大特點，是「新紅學」非文學傾向的重要表現。可悲的是，對「甄士隱」的這種望文生義的非文學性的理解，竟然引導著中國讀者在家史考證的圈子裡轉了七十多年，事實上，也沒有找到一把理解《紅樓夢》 的鑰匙。
三
否定《 紅樓夢》 後四十回為曹雪芹所著，是「新紅學」的另一大理論支柱。它支解了《 紅樓夢》 ，對文學性的研究造成了莫大的破壞。胡適先生主要是根據《 紅樓夢》 裡某些判詞與正文的矛盾來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權的。例如，鳳姐的判詞裡說：凡鳥偏從末世來，都知愛惜此生才，一從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凡鳥」是「鳳」, 「二令」是「冷」, 「人木」成休。正文中卻沒有她被賈璉休棄，隻身哭向金陵的描寫。香菱的判詞裡說：根並荷花一 香，平生遭際實堪傷.自從兩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鄉。
「木」旁兩個「土」字合成「桂」。正文中卻沒有香菱被夏金桂害死的描寫．根據判詞和正文的矛盾，粗一看似乎真可以斷定後四十回不是曹雪芹所作了。
如果我們注意到《 紅樓夢》 寫作運用「史筆」的特點，書中判詞就應當是從史籍中的「論贊」裡演化出來的。在中國的史籍裡如果把「論贊」寫成正文的摘要，形成同一個東西的簡單重複，「紀論不殊，徒為再列」倒是這種文體的一大毛病呢．（見劉知幾：《史通· 論贊》 ）《 紅樓夢》 的「判詞」與正文之間形成一種微妙的真、假關係，使判詞成為對正文的補充、釋疑和開拓意境，這正是曹雪芹巧妙地運用「史筆」寫成的傑作。決不能把它當成是剝奪曹雪芹著作權的根據，相反，把「史筆」運用到這樣神妙的境界，倒決不是別人代筆所能達到的，胡適先生用西方學來的科學研究中國的《 紅樓夢》 ，又忽略了中國的修辭傳統，就像西餐廚子做「滿漢全席」一樣，衡量的標準不一樣，往往就難免要犯一些「脂評」中所說的「點金成鐵」的錯誤。
四
1959 年，在山西發現的《 乾隆抄本百廿回江樓夢稿》 〔 簡稱《 夢稿本》 ）是一部」120回的稿本，保留著創作時增改塗抹的痕跡，1962 年、著名的紅學家范寧先生為《夢稿本》 寫的《 跋》 就論證了它的稿本性質。說明高鶚續書是不可能的。自古以來偉大作家的手稿，從來為世人所重，即使片紙隻字，吉光片羽也彌覺珍貴，何況是大部的稿本，何況是雪芹的手澤豈只是價值連城而己呢？《紅樓夢》 後四十回不是高鶚所續，也應當大白放天下了。
以後，有些紅學家，又提出了「匯抄本」的說法．認為《夢稿本》 是集中各種抄本匯抄而成的一種百衲衣式的本子．這百衲衣式的本子也就賤如廢鐵了。台灣的潘重規教授動員了幾百位學生和他一同研究《 夢稿本》 。他們經過十年的努力，認為：後四十回，「是程小泉積累收集的一個抄本，其間頗有漫漶之處」經他們「略為修輯」而成的，也就是說，他們否定了「後四十回為高鶚所續」的看法，但他們卻認為《夢稿本》 的前八十回是廣集各種脂評抄本匯抄而成的．但是匯抄中「有根據已卯本系統的文字，但絕非現存的怡府已卯本過錄，而是比怡府過錄更早的帶批的已卯原本。」（見潘重規：《十年辛苦校書記》 ）。這就使我不得不獨立地對《 夢稿本》 作一番研究了。我們把各種手抄的脂本與《 夢稿本》 相比較，我們發現：《 夢稿本》 乃是一切《 紅樓夢》寫本的母本，它是曹雪芹和他的續書人的工作稿本。早在乾隆甲戌（1754 年）以前，曹雪芹就寫出了《 夢稿本》 的最初的篇章，而他和他的續書人對《夢稿本》 的加工修改，一直延續到雪芹逝世以後。《 夢稿本》 上的改文，就是在這數十年裡，層層積累而成的。更有趣的，是脂硯齋在「抄錄再評」石頭記的時候，曾經作過少量的十分精彩的修改。這些修改真有「鮮花著錦」之妙（見拙著《試論（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 的稿本性質及曹雪芹真跡的發現》 ）其他諸本，如已卯本、庚辰本、甲辰本等，在過錄時，均作了這種修改，這就使得我們即使彙集了各種抄本，也抄不出一部《夢稿本》 來。比如，《 紅樓夢》 第一回賈雨村中秋節對月抒懷，口占一絕說，
自顧風前影，誰堪月下儔，
蟾光如有意，先上玉人樓。
《 甲戌本》 以後，改為一律：
未卜三生願，頻添一段愁，悶來時斂額，行去幾回頭。自顧風前影，誰堪月下儔，蟾光如有意，先上玉人樓。
試問，我們要通過一種怎樣的程序，才能把一首五言律詩，返抄為一首五言絕句呢？再如鳳姐的眉眼，《 夢稿本》作「丹鳳眼、柳葉眉」；《 甲戌本》 上已改作「丹鳳三角眼，柳葉吊梢眉」了，《 已卯本》 上，卻是在「丹鳳」後面，用硃筆加上了「三角」二字，在「柳葉」後面，用硃筆加上了「吊梢」二字。十六回的《秦鯨卿夭折黃泉路》 一節，各寫本之間的差異就更大了。將各種寫本與《 夢稿本》相對照，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一條逐步修改的脈絡、卻找不出一種把各種寫本匯抄成《 夢稿本》的途徑。潘重規、王三慶先生雖然認為《夢稿本》的前八十回是「匯抄本」, 但又說不能用現有的諸抄本去匯抄，而要用「更早的帶批的巳卯原本」、等等，因為他們說的「已卯原本」至今還是子虛烏有，不能根據它來立論，所以，這種局部的匯抄說，也同樣是不能成立的，事實上，今天的新紅學家已經不可能撇開一切先入的成見，處處存一個搜求證據的目的，處處尊重證據，讓證據做嚮導，引我到相當的結論止去（胡適語）
為了維護「後四十回為高鶚所續」的成見，不惜點金成鐵，把《 夢稿本》 說成是百衲衣式的匯抄本。這真是高鶚續書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了．近日，新加坡大學的王潤華教授來信說：「《 紅樓尋真錄》 論題很新．二十多年來，我的老師周策仲教授和我都反對後四十回為高鶚所續之說．尤其大陸通行本上都印上『曹雪芹、高鶚著』，更不合理．"
五
「新紅學」在研究「脂硯齋評」時，它的非文學傾向就表現得更為明顯。
抄本的《 紅樓夢》 ，正文以外，往往附有許多導讀性的評語．包括正文前的《 凡例》 、回前回後的《總評》 ，正文間的《 雙行夾批》 、《 側批》 、《 眉批》 等等。由於許多寫本都標有「脂硯齋抄閱再評」一類的字樣，所以這些評語都被稱作「脂硯齋評」, 簡稱「脂評」。用胭脂磨墨去寫成朱紅的書評，脂粉氣也就很重了。再加上她在甲戌年間（1754 年），已是「重評」，則她的「初評」當然更早，也就是說，她的「評抄」，幾乎是和《 紅樓夢》 的寫作同時開始的。她應當參加了《 紅樓夢》 的最早的策劃和構思．「脂評」常常把她與作者並列，稱她們為「一芹一脂」，稱她為「脂硯先生」、「脂硯」, 「脂硯齋」。她的評語，真令人百讀不厭，表現出一種極高的文學認識。許多紅學家都認為：她聰明豪放，極有修養，可能就是曹雪芹的鬢妻。我也是很同意的。她指出：賈寶玉絕不是某一個具體人物的複寫．也不是某種人物屬性的化身。她說：
寶玉之為人是我輩於書中見而知有此人，實未目曾親睹者。又寫寶玉之發言每每令人不解，寶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獨於世上親見這樣的人不曾，即閱古今所有之小說傳奇中，亦未見這樣的文字；於顰兒處為更甚。其囫圇不解之（中）實可解，可解之中又說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卻如真見一寶玉，真聞此言者，移之第二人萬不可，亦不成文字矣。
她又說：
（寶玉）所以謂今古未（有）之一人耳。聽其囫圇不解之言，察其幽徽感觸之心，審其癡妄委婉之意，皆今古未見之人，亦是未見之文字。說不得賢、說不得愚，說不得不肖；說不得善，說不得惡；說不得正大光明，說不得混帳惡賴；說不得聰明才俊，說不得庸俗平（常）；說不得好色好淫，說不得情癡情種。恰恰只有一顰兒可對，令他人徒加評論，總揣摸著二人是何等脫胎，何等骨肉。
她這種超凡脫俗的解悟，杜絕了「自敘傳」的可能性。她從中國傳統的「萬物莫不負陰而抱陽」的辯證觀念出發，從佛的「不二法門」出發，認為紅樓人物，都是多重對立屬性的統一體，絕不是世俗的「賢、愚，善、惡」所能概括的。她在談到尤氏時說：
尤氏亦可謂有才矣，論有德比阿鳳高十倍，惜乎不能諫夫治家，所謂人各有當也。此方是至情至理。最恨近之野史中，惡則無往不惡，善則無一不善，何不近情理之如是那？
對於人物描寫的這種高明的認識，可以說是相當近代的了．脂硯在二百年前就能提出這樣的理論來，在當時全世界的文藝理論家中，也是不可多得的，是很先進的，是很偉大的。
以後，魯迅先生在《 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一文中，談到《 紅樓夢》 也說其要點在敢於如實描寫，並無諱飾。和以前的小說敘好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敘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也是從脂硯所說的這個角度，肯定了《紅樓夢》 的偉大的文學價值。
《 紅樓夢》 48 回，寫薛蟠情誤遭毒打之後遠走他鄉。然後，寶釵和香菱一同回到大觀園來，此處一段「脂評」，極有特色：說：
細想香菱之為人也，根基不讓迎、探，容貌的不讓鳳、秦，端雅不讓紈、釵，風流不讓湘、黛，腎惠不讓襲、平，所惜者青年罹禍，命運乖 ，足（至）為側寶，且雖曾讀書，不能與林、湘輩並馳於海棠之社耳。然此一人豈可不入園哉？故欲令入園，終無可入之隙。籌畫再四，欲令入園必呆
兄遠行後方可，然呆兄又如何方可遠行？曰：名不可，利不可，正率不可，必得萬人想不到自己忽一發機之事方可，因此思及情之一字，及（乃）呆素所誤者，故借「情誤」二字生出一事，使阿呆遊藝之志已堅，則菱卿入園之隙方妥。回思因欲香菱入園，是寫阿呆情誤，因欲阿呆情誤，先寫一賴尚華（榮），實委碗嚴密之甚也。脂硯齋評。她從作者塑造人物需要，細寫他安排情節的匠心。說明了創作的思路。這樣寫來，就絕不是某個「呆霸王」闖禍後的「實錄〞。
六
在乾隆已卯（1759 ）、庚辰（1760）之前，脂硯齋在完成了她的「四閱評本」之後，她的評論便停止了。我們再也沒有見過《石頭記》 的「五閱評本」、而在這前後，卻有一大批人，如：梅溪、雨窗．立松軒等「諸公」湧進了評論《 紅樓夢》 的隊伍。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畸笏（叟）了。「笏」是百官上朝用的笏板，「疇」是畸零和零落，「畸笏」就是一位聊倒、下了台的官吏．從評語中看，他似乎真當過員外郎、聽到過曹寅的「樹倒猢猻散」的警告。比雪芹大二十左右。再加「笏」與「頫\ 」字讀音相近，有些人猜他是雪芹的叔叔曹頫\，也是完全可能的。他的評論，開始於「已卯冬月」所以他沒有參加曹雪芹早期的構思與創作活動，對雪芹的原意不甚了了。因此脂硯有批說：諸公之批，自是諸公眼界；脂硯之批，亦有脂硯取樂處。
但是畸笏乃是曹家舊主－ 如果他是曹頫\的話，他渡過了自己大起大落、崎嶇不平的一生，他的心是極不平靜的，他須要借《紅樓夢》 的酒杯來澆自己心中的塊壘，他有一肚皮的辛酸往事，須要傾吐。在當時，已經是「故國不堪回首」的時刻，他讀到《 紅樓夢》 ，想起那「秦淮舊夢」，想起那失落的天堂，他怎能不泣涕滂沱呢？他讀到賈政「桌上磊著書籍茶具」，忍不住就要「傷心、落淚」。黛玉一到賈府就去拜望大舅舅賈赦．賈赦不肯見她，說是：「連日身上不好，見了姑娘彼此倒傷心，暫且不忍相見」等，他就因為「赦老亦能作此語」而不勝感歎了。及至《元春省親》 的一回，提起元春對寶玉的教導，批者竟放聲大哭起來，說是「批書人領此至教，故批至此，竟放聲大哭，俺先姊仙逝太早，不然，余何得為廢人耶？」在以上提到的三段裡，批者分別把自己看作是賈政、賈赦和寶玉，把他姐姐當作皇妃。這種無端的比附，又有多大的參考價值。曹家既然沒出過皇妃，這種胡拉亂扯的比附，就顯得更可鄙了。作者和脂硯，似乎勸阻過他們不要亂批，以免犯「點金成鐵」的錯誤。( 27 回）。待到脂硯和作者逝去以後，這種「點金成鐵」的評論就肆無忌憚地氾濫起來。畸笏說：
歎不得見玉兄懇崖撒手為恨，丁亥夏畸笏叟。
這說明他知道雪芹寫了《 紅樓夢》 的後半部，可是他直到丁亥年（1767 ）也沒有見到。而他在他的評語裡卻說：樹（數）處引十二釵總未的確，皆系漫擬也。至回末警幻情榜，方知正、付。
應該說，王符這種「不足一格降人才」的觀點是對的。《 ＜潛夫論＞箋》 的校正者彭鐸先生曾對《 賢難》 篇有按語云：「此篇論蔽賢之為害，傷直道之難行。世不患無賢，而患賢者之不見察。」可以說，彭先生深諳《 賢難》 篇之真諦。王符在《 賢難》 、《 明暗》 諸篇中，對「蔽賢之為害」確有切膚之痛：「世之所以不治者，由賢難也。所謂賢難者，非直體聰明服德義之謂也。此則求賢之難得爾，非賢者之所難也．故所謂賢難者，乃將言乎循善則見妒，行賢則見嫉，而必遇患難者也。… … 處士不得直其行，朝臣不得直其言，此俗化之所以敗，暗君之所以孤也．… … 故德薄者惡聞美行，政亂者惡聞治言，此亡秦之所以誅偶語而坑術士也．… … 今世主之於士也，目見賢則不敢用，耳聞賢則恨不及．… … 眾小朋黨而固位，讒妒群吠 賢。… … 以面譽我者為智，諂己者為仁，處奸利者為行，竊祿位者為賢爾．" （《賢難》 ）「當塗之人，恆嫉正直之士，… … 故飾偽辭以障主心，下設威權以固士民。」（《 明暗》 ）
在《 考績》 篇中，王符對那種「名實不相副，求貢不相稱」的弊端有維妙維肖的描繪：「今… …令長守相不思立功，貪殘專恣，不奉法令，侵冤小民。… … 侍中、博士諫議之官，或處位歷年，終無進賢嫉惡．抬遺補闕之語．而貶默之 。群僚舉士者，或以頑魯應茂才，以桀逆應至孝，以貪婪應廉吏，以狡猾應方正，以諂應直言以輕薄應敦厚，以空虛應有道，以囂暗應明經，以殘酷應寬博，以怯弱應武猛．以愚頑應治劇。名實不相副，求貢不相稱．富者乘其材力，貴者阻其勢要，以錢多為賢，以剛強為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聽所以數亂荒也。」
東漢後期的社會風氣呈現出種種衰敗的景象，王符在《 浮侈》 篇有詳盡的記述和暴露，而彭鐸先生在該篇的按語中則有全面而準確的概括：「東漢浮偽，諸所譏刺，自衣食器用之靡，車輿廬舍之僭，下至游敖博弈之紛，徘倡戲弄之巧，巫祝禱之誕，婚姻禮節之繁，無鉅細鹹列舉之，而尤痛疾於喪葬祠祭之濫．」僅就彭先生寥寥數語一按，東漢浮偽則一目瞭然，一葉知秋。
王符把批判的矛頭還直接指向了東漢王朝的最高統治者，他有一個綜合性的分析和結論，這就是：今漢土之廣博，曾無一良臣，而欲久立，自古以來，未之嘗有也．這一思想在《潛夫論》 的有關篇章中多有表露，僅舉數例，以窺一斑．王符指出：「世主欲無功之人而疆富之，則是與天斗也．使無德況之人與皇天鬥，而欲久立，自古以來，未之嘗有也。」（《思賢》 ）又在《 實貢》 中指出：「以漢之廣博，士民之眾多，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治，而官無直吏，位無良臣．……今漢土之廣博，天子尊明，而曾無一良臣，…… 」上面的引文中，王符雖然提到了「朝廷之清明」, 「天子尊明」，但全系溢美之詞，其實是反義，是一種嘲諷，「而曾無一良臣」, 「而欲久立，自古以來，未之嘗有也」，則是漢末的真實寫照，是王符所作的正確結論。
由以上這些揭露可知，漢代杜會特別在和、安以後，確實從根基上 爛透了。這就是為什麼無數明經或正直清高之士不受徵召，要遁世隱居？為什麼安帝時經學會急劇衰落、以浮華相尚？為什麼皇帝只能依賴宦官、奸邪，不能有所作為？從根本上說，就是整個社會衰朽了，「病入膏育」，不可救藥，風氣已經完全頹蔽、淫穢，道德敗壞，財利至上，不是任何個人的力量所能拯治挽救的。無怪乎王符哀歎：「嗚呼哀哉！凡今之人，言方行圓，口正心邪，行與言謬，心與口違；論古則知稱夷、齊、原、顏，言今則必官爵職位；虛談則知以德義為賢，貢薦則必閥閱為前。」（《交際》 ）這就是作為一代批判大師的王符所謂的此「皆衰世之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