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別真贗 心識古今－ 和蔡義江先生討論《 紅樓夢》...
版本乃紅學之本，關係到千百萬讀者以哪個本子為《 紅樓夢》 的真本，作為閱讀、鑒賞、研究對象的大問題；因此，而對《紅樓夢學刊》 一九九三年第三、四期刊發的六、七篇和我商榷灼大作，我特別歡迎專談版本的蔡義江先生的《〈史記〉 抄襲〈漢書〉之類的奇談》 及其續篇，並十分樂意就有關問題同蔡先生作迸一步的討論。
一
版本學屬於實證研究的範疇，它的對象是可以觀察到和觸摸到的實在物體，只要本著有多少證據說多少話的態度，一般是不會出大的問題的。
比如說，甲戌本將「灌愁水」抄成「灌愁每水」一事，蔡義江先生說：「我欣賞歐陽先生的詼諧幽默，但不能欣賞他所用的手法。甲戌本上明明是『灌愁海水』，並無絲毫塗改添加的痕跡，怎麼硬說它『誤沙成「灌愁每水』，還說己、庚本『添上三點水，戍了「海」字「，這不又是憑空捏造嗎？如果歐陽先生在哪裡見到過這樣的版本，請明示以廣見識。」（《 紅樓夢學刊》一九九三年第四期233 頁。以下只註明期數與頁碼）話既說列這個份上，看來不將「這樣的版本」展示一下是不行了，那就不妨「展示」一下罷：
原來甲戌本莊中國大陸先後影印出版過三次：第一次是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二年版，線裝二冊；第二次是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平裝一冊，以一九六二年影印本為底本；第三次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平裝一冊，《重印說明》 雖說是「據原影印本重印」, 「其內容、款式及收藏者批注、校語、印章等則一仍其舊」，但實際上與第一次影印本頗有不同。除卷首加添葫適《影印緣起》 、胡適《 鈔曹雪芹自題詩兩句》 ，卷末加添胡適的《 跋》 外，被一九六立年版消去的胡適留在本子上的痕跡，如卷一第一頁被撕去的右下角經裝裱後由胡適加上的「多口口紅樓」、「鑒是」幾個字及兩個胡適的印章，卷一第四頁B 面眉批：「此下四百二十四字，戚本作『席地而坐，長談，見』七個字」，卷二七第八頁眉批「在，徐本作再，適之」，卷末劉銓福跋語中胡適的兩條批語等，一九八五年版都按原樣恢復了。因此，此版級然問世較晚，反倒是更接近於底本的。
現在，再來驗看一下「灌愁每水」：一九六二年版卷一第九頁B 面第五行，「灌愁海水」中的「海」字，三點水是清晰的；而一九八五年版中，「海」字的三點水，卻消失得無影無蹤。這是怎麼問事呢？答案是：底本正作「灌愁每水」，三點水是一九六二年版添上的。如今，蔡義江先生拿著這一改動的影印本，責備我「憑空捏造」，卻不知道還有一個比較真切地反映了底本面目的一九八五年版在！不過，話又要說回來：一九八五年的影印本，是據胡適一九六一年台灣影印本翻印的，而一九六一年本影印時，已被胡適自己刪去了五條跋文（其中胡適三條，俞平伯一條，周妝昌一條，見馮其庸：《漱石集》 308 頁），可見也不是太忠實於底本的。馮其庸先生曾經提醒大家：「影印本與原本仍有一間之差，有些東西在原本上有的，到影印本上就出不來了 ，甚至有的在修版時已被修去了，更有的是原本上根本沒有的，是印製時候加上去的」（《 漱石集》 404 頁），說的就是這個問題。
從蔡義江先生對於甲戌本的幾種影印本的差異毫不留意來看，有關脂硯齋評《 石頭記》 抄本的鑒定，他大概也不會特別上心的。但是，既然要談「本子」，就萬萬不可忘記：「眼別真贗，心識古今」，正是版本學的靈魂，這是萬萬馬虎草率不得的。《 紅樓夢》流傳至今，版本現象十分複雜，版本與版本之間，各種版本與歷史背景、社會環境之間，版本與作者、與讀者、與出版者之間，都有著千絲萬縷知聯繫，這些聯繫，有的是顯而易見的，有的則是無形的，需要下功夫去考索，甚至用靈機去捕捉的。作為一個慎重的學者，如果從根本上丟棄了「眼別真鷹」的原則，盲目地、無條件地接受所謂「被紅學界普遍接受的」 ( 3 · 152 ）定則，而拒絕獨立檢驗一些本該重新檢驗的東西，竊以為是不可取的。
比如，迫究甲戌本的來歷，這本是版本鑒定上天經地義的事，而蔡義江先生卻大而化之地說：「胡適對此書來歷不止說過一次，有時間、地點、甚至登廣告一起辦新月書店的人，還要他怎麼個『具體交代』？是不是非要找出那位已找不到了的賣書人的姓名地址，問個一清二楚才算『具體交代』? 」 ( 3 · 154 ）其實，以此來責備胡適的大有人在，周策縱先生早在一九七二年就說過：「胡適在跋文裡說，他把『那位原藏書的朋友』的『姓名住址都丟了』。這又是一件奇事，即使姓名住址丟了，為什麼連是什麼樣的人都不肯一提呢？一九四八年我在上海的時候，有個姓顧的朋友告訴我說，那人姓劉，可能是劉銓福的後裔。」（《 海外紅學論集》 3 頁）甲戌本的來歷不明，可以說是有意隱瞞造成的，而巨是同它本身的許多疑點（包括紙張墨色、字體行款、題署諱字等）有著內在聯繫的。蔡義江先生一概視而不見，卻辯解說：「胡適說『紙已黃脆了，已經了一次裝襯』，有『朱評』，有『墨筆眉批』，難道說的不是『紙張墨色』? 『每半頁十二行，每行十八字。楷書。』難道說的不是『字體行款』？書名、題跋都一再說了而且對照了筆跡，作了無可辯駁的鑒定，怎麼說他沒有對『題署』等『進行鑒定』? 」 ( 3 · 154 ）蔡先生在這裡分明是把對版本外部特徵的一般描述與對版本時代真偽的科學鑒定混為一談了。其一，所謂題署，指的是版本卷端書名之下撰著者或評注者的署名，這是確定此書著作權最重要的依據，同藏書者在書後添加的「題跋』夕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碼事。題署在版本學上的重要性，胡適應該是清楚的，當他發現首次右下方這一最重要的部位被撕去了一角，而且已經看出是「有意撕去」時，他完全應該想到這單是香有包含題署的可能性，但他沒有這樣做，反毫無道理地說是「藏書人的圖章」，這就是一種有意的誤導，因為他既未親眼看見未撕時的情形，又憑什麼如此判斷呢？懷疑「胡適在蒙騙人，或者胡透被書賈、被製造假貨灼人給蒙騙了」 ( 3 · 145 ) ，都是完合全乎邏輯的。其二，所謂字體行款，也不限於半頁幾行，每行幾字，對於寫本來說，尤其要注意鑒別它是稿本還是抄本，是一人所抄還是多人合抄，抄手水平與抄寫態度如何，等等。甲戌本多有空缺待補文字，又有許多錯別字，可見決不像胡適所說，是什麼「曹雪芹自己」的本子。蔡義江先生當然是完全贊成胡適「《紅樓夢》 的最早本子都有總評，有夾評，又右眉評」的觀點了，但當他把我說的原本應是「白文本」譏為「別出心裁」 ( 3 · 163 ）時，卻沒有想到，為他所信賴的劉銓福的跋語中，恰有「翁叔平殿撰有原本而無脂批，與此文不同」之語，翁叔平的「原本」，不正是一種「白文本」麼？其三，利用避諱字來鑒定版本，早已成為公認的通則，陳垣先生在《史諱舉例序》 中指出，利用諱字，「可以解釋古文書之疑滯，辨別古文書之真偽及時代，識者便焉。蓋諱字各朝不同，不捨為時代之標誌，前乎此或後乎此，均不能有是，是與歐洲古代之紋章相類。」對我指出甲戌本不避「玄」字，蔡義江先生一則說「就是這一點，也不是歐陽健的發明，馮其庸先生早在一九八O 年六月在美國舉行的紅樓夢國際研討會上，在討論甲戌本的論文裡，早就指出甲戌本玄字不避諱的問題了… … 這早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歐陽健卻似乎了無所知，把這個『玄』字不避諱的事當作自己的驚人發現大講特講，這樣的『學術研究』不有點令人驚歎嗎？」 ( 3 · 165 ）再則說「小說是通俗讀物，抄本是私藏的，抄手又非飽學之士，當然不會像官場行文或公開刊本那樣恭肅謹慎，留心避諱。道光年間被俄國人從我國攜走的列藏本，據文章介紹，原收藏者還在修補裝訂時，將乾隆《御制詩》 拆開反折起來，作了這部『淫書』的頁間襯紙，這豈非比未避『玄』字更大逆不道？然而事實就是如此。」( 3 . 162 ）甲戌本「玄」字不避諱，稍有古籍版本常識的人都可一望而知，自然不是我的發明，但據此推斷「抄本出自民國」 ( 3 · 162 ) ，倒是自我開始的；至於說小說是通俗讀物，就可以不避諱，堪稱蔡先生熊驚人發現，但要作出這一類的結論，需要的不是膽量，而是足夠的版本實物的證據，如果蔡義江先生確實掌握了這樣的版本，也請「明示以廣見識」。好像有人說過因為曹雪芹具有「反封建」的意識，所以他敢於犯諱，這恐怕也是一種想當然。晚清許多革命派的反滿小說，尚且嚴格避諱，這主要是避諱字在教學、使用中已經成了規範，原與「反封建」與否無涉。蔡先生還用列藏本之「大逆不道」反證在乾嘉時代「玄」字之可以不避，也是不恰當的類比，何況列藏本之是否於道光年間攜往俄國的結論，還只是得自於別人「文章介紹」的呢。
為了證明脂本的絕對可靠，蔡義江先生還搬出裕瑞的《 棗窗閒筆》 作為一項傍證。他說：「裕瑞的話不可能每個字都有事實依據，比知『脂硯齋』前的『其叔』二字，就有可能出於揣側或傳聞，但他在程、高未刻板前就見到抄本上『脂硯齋之批語一，引其當年事甚確』, 卻是已被今存之『三脂本』證明了的千真萬確的事實。」( 3 · 1 弱）本來是要用《 棗窗閒筆》 來證明「三脂本」的可信，到臨了反用「三脂本」來證明《 棗窗閒筆》 的真確了。蔡先生在行文中對《棗窗閒筆》 總算有了若千的保留，但仍未及從來歷、字跡、印章以及內容方考慮過它的真偽問題。如果我說《 棗窗閒筆》 確實是後人的「胡編亂造」，倒並不是被蔡義江先生「猜到」，而是確有證據，這就是它對於「自傳說」的否定。試想，生活在嘉道間的裕瑞，居然站出來否定一百年後胡適的觀點，說賈寶玉不是作者的「自我寫照」（自傳），倒真成了《史記》 批判《 漢書》 的奇談了。
蔡義江先生還竭力為劉銓福辯冤，大有代其「以誹謗罪向法院起訴歐陽健」( 3 · 1 59）之勢，卻毫不觸及我指劉銓福偽托的根據－ 跋語中「今則寫西法輪齒，仿《 考工記》 」 （此點楊光漢先生在《 紅樓夢學刊》一九九三年第四期發表的《 甲戌本題記辨證》 中論及了，但他將「仿《 考工記》 」說成是指曹雪芹寫小說是錯了的，因為一個「今」字，是無法迴避的），恐怕法院也不會受理的罷，至於從道德人品上為之辯護，說他是「當時收藏古物之富『都下無比』的大收藏家，從來也沒有聽說這樣的人會去造一本假書的」 ( 3 . 159 ) ，又從技術上為之開脫：「劉銓福的題跋有四條之多，且是行草，蓋的許多印章不說，這筆跡又誰有這麼大的本領能偽造得出呢？」 ( 3 . 155 ) 甚至還發問道：「『為了迎合胡適考證的需要』剛剛製造好的本子，怎麼能『紙已黃脆了，已經了一次裝襯』呢？「「字是真的，本子是假的，同治年間的跋語，為胡適需要而親筆題寫於民國十一年之後，天下有這樣的怪事嗎？」( 3 · 155 ）凡此種種，都是對版本學、辮偽學過於隔膜的表現。須知比劉銓福更大更著名的收藏家書畫家，製造鷹品或為鷹品。！沂騙的事，可謂層出不窮，· 點也不值得大驚小怪。脂本作為一種低劣的抄本，無論在外觀上還是內容上，都堪謂破綻百出，比起那班染紙制舊、配紙接補、挖改牌記、撤序抽目以偽造宋元舊槧的高手來，實在是小巫見大巫。
實際上，脂硯齋是不是劉銓福的偽托，從蔡義江先生的大作中就可以找到回答。他說：
我說這些是為了說明歐陽健的想像存在著根本性的錯誤，他以為清代會有人去冒充「與雪芹同時人」而宣稱「事皆目擊」，不管是不是所謂的劉銼福。不，沒有人會這樣做，因為沒有人相信書中所寫是作者自家事，根本不存在想證明這種關係的需要，造出來又能吸引誰呢？( 3 · 165 )
蔡義江先生的意思是說，劉銓福說「脂硯與雪芹同時人，事皆目擊」是真話，而不會是冒充的；那麼，第一，生活在同治年間的劉銓福，有什麼根據判斷乾隆年間 的事呢？第二，既然當時大家都「並不關心作者是誰」( 3 · 165 ) ，與作者毫不相干的劉銓福跑出來鄭重「證明」這種「關係」，又是為什麼呢？須知，認為《 紅樓夢》 是寫「作者自家事」的觀念，恰是胡適第一個於一九二一年提出來的，從此，紅學界才開始「存在想證明這種關係的需要」了，「偽托知情者加批語把書中所述一與作者經歷、家一世聯繫起來」( 3 · 165 ) ，也才有了現實的需要與可能，這恰恰就道出了脂本作偽的實質！
二
蔡義江一先生說：「文字是判別版本早遲及其價值的決定性因素，但判別工作不是簡單地用一種尺度去衡量就可以解決問題的，對《紅樓夢》 這樣傳抄過程十分複雜的本子來說，尤其是如此。」( 4 · 228 ）話是不錯的，但這並不意味著通過異文比對來判別版本的早遲就無能為力了，更不是用「某句話、某個字A 本是對的，B 本是錯的，它們間的早遲可能得出兩種相反的結論）, ( 4 · 228 ）這樣模稜兩可的話所可搪塞的。梁啟超早就提出過「從字句罐漏處辨別」的方法，原因是「作偽的人常常不知不覺的漏出其偽跡於字句之間，我們從此等小處著眼，常有重大的發現」（《古籍真偽及其年代》 ）。事實上，蔡義江先生所做的，也是用若干例句來證明他相信的「一種可能性」。為使文章不致枝蔓，現謹就蔡先生提到的幾個例證，作一番「綜合考察、多方比較」:
一、關於甲戌本第一回多出的寫頑石求二仙攜帶下凡的四百二十餘字的問題。
蔡義江先生首先引用「研究者」推算「甲戌本的底本每頁的字數」，謂此四百二十餘字系原本就有，諸本「過錄時恰好漏抄了雙面一頁」（4· 229 ）１ 「甲戌本的底本」誰也不曾親見，它的版式行款如何，大約蔡先生也無從揣度；同為脂本的己卯、庚辰本乃至有正本均無此段文字，胡適並且指出「此下四百二十四字，戚本作『席地而坐，長談』七個字」，則二本顯有異文，決非「漏抄」。說到此段文字的內容，蔡義江先生指責我「說一僧一道稱羨榮華富貴，完全是憑空捏造，這段文字根本沒有那樣寫」( 4 . 230 ) ，但在甲戌本中，兩位「骨格不凡， 丰神迥異」的仙師，「高談快論」說的是「紅塵中榮華富貴」，及至引動石頭的凡心以後，又答應攜帶他去「受享受享」，豈止是「艷羨」，簡直是誘惑了。蔡先生說「石頭思凡」之事不止四百字獨有，同回僧道答應帶他到「溫柔富貴鄉去安身樂業」、「恰近日這神瑛侍者凡心偶熾，乘此昌明太平朝世，意欲下凡造歷幻緣」，正是同一個意思（4 , 230 ）。然而，所有這些，統統是脂本妄改之文，前者程甲本作「溫柔富貴鄉那裡去走一遭」，後者程甲本無之。按上文明明交代，一僧一道攜了石頭投胎入世，為的是「造劫歷世」，所謂「劫」，乃佛教用語，意謂萬事萬物都必定要經歷的從毀滅到再生的週期。小說中一干風流冤家的投胎下凡，都不取決於自身的意願，而是為了「歷劫」。脂本不明此意，居然要石頭到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去「安身樂業」，豈不可笑？設若賈寶玉是這種「凡心已熾」、經「苦求再三」方得下凡的石頭的後身，一旦「得入紅塵，在那富貴場溫柔鄉里受享幾年」的心願已遂，又怎麼會「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呢？充其量只會是薛蟠式的紈褲膏粱子弟罷了。脂本對石頭「凡心」的反覆渲染，難道不是與全書的基調相扞格嗎？
蔡義江先生指責我「妄評」的最關鍵的一條是：
原來歐陽健讀不懂《 紅樓夢》 的字句，把一句並不難懂的話，讀了破句，又解釋錯了。小說原文是：「那僧又道：『若說你性靈，卻又如此質蠢，… … 』」用現在通俗說法，即：「如果說你聰明靈巧，可是你的樣子又長得這麼粗大笨重。」是說他的外表還不能與其內質相稱，所以才要變化其外形，根本沒有什麼矛盾。歐陽健竟把上一句中的「性靈」二字硬割下來，安置在下一句頭上當主語，曲解成「頭腦（或心靈、智為）卻又如此之愚蠢」，以便指責其「前後矛盾」。「性靈」者，即所謂「靈性已通」也，不是名詞，不能解作智力、智商。「質蠢」者，形相粗大醜陋也；此「蠢」字，不作愚蠢、弱智解。－ 我要像教學生那樣逐字逐句地解說，確實感到喪氣。（4 , 280 )
按：「性」字解作本性，《 莊子· 庚桑楚》 ：「生之謂性」，《 荀子，正名》 ：「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故有性善、性惡之說；「靈」字的本『義為靈魂，《大戴禮· 曾子天圓》 ：『陰之精氣曰靈」，故有靈氣、靈明之說。「性靈」二字連用，解作性情，如含吐性靈、申舒性靈、陶冶性靈，皆此類也。蔡義江先生逐字逐句解說的「聰明靈巧」，大約相當於現代口語中「心靈手巧」de 「心靈」，但「心靈」二字在古漢語中，也訓作思想感情或意識精神，如《 梁書· 鍾嶸傳》 ：「凡此種種，感蕩心靈」，《楞嚴經》 一：「汝之心靈，一切明瞭」。 總之，「性靈」也好，「心靈」也好，都用作名詞，而非形容詞。蔡先生還有一條理由是，那僧是說石頭「外表還不能與內質相稱，所以才要變化其外形」，假如這種說法能夠成立，當頑石變成了「鮮明瑩潔」的可托於掌上的美玉，外形與內質總該「統一」了吧？但後文僧道因何仍然稱之為「蠢物」呢？可見此處之「質蠢」 ，決非「形相之粗大醜陋也」。混淆了古今詞義的變異，還要以開蒙導師自居，是否也可以算是一種「不堪」呢？
至於「且」字的用法，蔡先生用「歌且舞」為例，指責我「又是誤解句意而生出來的歪理」( 4 · 231 ）。其實，「歌且舞」乃「且歌且舞」的省稱，即「又歌又舞」，說的仍是兩事而非一事。只要想想：《紅樓夢》 之成書，遠在《 西遊記》 、《 封神榜》 之後，豬八戒尚且有三十六變，而「二仙師」將一塊石頭變成美玉，竟然要「唸咒書符，大展幻術」，且自詡為「大施佛法」，豈不貽笑大方？其為後人之妄加，決無疑義。
二、關於「媚人」是否為後人擅改的問題。
媚人乍一登場即不再復出，分明是一個很大的漏洞，蔡先生卻舉衛若蘭為例，證明「八十回前光點到名字而不寫灼，並非只有媚人」 ( 4 · 232 ）。然而，媚人乃寶玉四大婢之一，位在襲人之後，晴雯之前，脂本有側批曰：「一個再見」、「二新出」，可見地位之重要，絕非偶爾列名的衛若蘭輩可比，怎麼可能從此消失？賈府丫鬟之名，多兩兩相配，如侍書、入畫之類，若媚人確有其人，又有經典可據，則寶玉為襲人改名時，就該交代媚人的出典了。
「媚」，在古代往往與「狐』夕聯在一起，「狐媚」者，「狐魅」之謂也。駱賓王《 代徐敬業討武氏檄》 中即有「狐婿偏能惑主」之句，便是在《紅樓夢》 中，王夫人也罵晴雯「一心只想裝狐媚子哄寶玉」，而蔡先生硬說「媚字不是個壞字眼」，但查其《 紅樓夢詩詞曲賦評注》 第125 頁，「花媚玉堂人」的媚，正解作「對人獻嫵媚之態」。一個大家，給丫鬟起這樣的名字，讓她天天「對人獻嫵媚之態」，有人偏說「雅致得很」，又有什麼辦法呢？
三、關於「秘情果」與「蜜青果」的問題。
「蜜青果」明明是脂本的硬傷，而蔡義江先生說：「『蜜青』諧音『秘情』便是『離言』，猶『青埂』諧音『情根』，這是作者慣用的方法。若娜以其寓意直接命名，反無『深湛』可言。否則，青埂蜂何不就叫情根峰？群芳髓、千紅一窟、萬艷同杯何不就叫群芳碎、千紅一哭、萬艷同悲？探春、英蓮、馮淵何不就叫歎春、應憐、逢冤？可見『秘情果』倒是後改的。」( 4 · 233 ）《 紅樓夢》 的命名藝術，論者多矣，其以諧音寓言命名之手法，總是和對像巧妙結合起來的，青埂的「埂」，就與「峰」有著內在的聯繫，群芳「髓」、萬艷同「杯」，亦與撰飲相通；絳珠仙子吃的是「果」，而非「青果」，飲的水（不管叫「灌愁水」還是「灌愁海水」 ）不用諧音法，則食的果亦不當諧音。蔡先生說：「歐陽嘲笑己、庚本改『密』為『蜜』，成了『蜜債的青果』，他不覺得『灌愁水』之名也有點像加工飲料嗎？」 ( 4 · 233 ）話雖說得幽默鄉其實仍難掩自知「蜜漬青果」理虧的心跡。
四、關於「金雌彝」與「玻璃盒」的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蔡義江先生引經據典作了不少考證，臨了說： 「試想，在榮國府最莊重的正堂上，懸掛的是御題匾額、『待漏隨朝墨龍大畫』，還設有『三尺來高的青綠古銅鼎』，倘一邊放著殷周器皿，另一邊卻放一隻小小的玻璃盒與之相配，這不太滑稽了嗎？」( 4 · 234 ）在這番陳述中，不知是出於有心還是無意，漏掉了一件極重要的物品－ 「雕螭案」。且看甲戌本：
抬頭迎面先看（程甲本作「見」）一個赤金九龍青地大匾，匾上寫著斗大三個字是「榮禧堂」，後有一行小字：某牟月日賜榮國公賈源，又有萬幾哀翰之寶。大紫檀雕螭案上設著三尺來高青綠古銅鼎，懸著待漏隨朝墨龍大畫，一邊是金蜼彝（程甲本作「鏨金彝」 ) ，一邊是玻璃𥁐（程甲本作「玻璃盒」) ，地下兩溜十六張楠木交椅。
《 紅樓夢大辭典》 釋大紫檀雕螭案曰：「雕刻有蟠螭紋樣的紫檀木大型條案。這種大型條形案常見的式樣有平頭案和翹頭案兩種類型。根據康乾時代室內陳設特點，榮禧堂堂屋正面擺放的這種大型紫檀雕螭案應屬於翹頭案，也稱天然幾。明· 文震亨《 長物誌》 卷六：『天然幾以文木如花梨、鐵梨、香楠等木為之，第以闊大為貴，長不可過八尺，厚不可過五寸，飛角處不可太尖，須平圓，乃古式。』" ( 1 37頁）文震亨只講了天然幾的長與厚，卻沒有說明它的寬，據一般經驗，大約在一尺五寸左右。在這有限的几案上，究竟擺設了些什麼？首先是青綠古銅鼎，這是最貴重的一件古器，所以擺在正中，還要鄭重寫出它的高度和顏色來；其次才是兩邊的器物。按脂本文字，一邊是金雄彝，一邊是玻璃盒；而據程本所寫，一邊是鏨金彝，一邊是玻璃盒：究竟誰正誰誤呢？按，尊、彝均為盛酒之器，「尊彝」連用，則為禮器之共名。《周禮· 春宮宗伯第三，「司尊彝」舉六彝，曰：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雌彝，其中「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罄，諸臣之所作（醉）也。」賈公彥疏云：「其虎彝蛤彝，當是有虞氏之尊。」可見是極為珍貴的上古文物，其價值不捨無名銅鼎之百倍，若真的落於賈府，則須置於正中方得相稱，豈有擱在一邊之理。蔡先生為證實「金」雄彝之「無懈可擊」，舉青銅古稱金為證，殊不知六彝中的「黃彝」，又叫黃目尊，鄭玄注謂「黃目以黃金為目」，可見確有在青銅器上飾以黃金之工藝，程本「契金彝』，是正確的。否則，若「金」等於「銅」，那麼上文的銅鼎，為什麼不叫金鼎呢？再說玻璃盒。且不說盒為中國古代之酒器，後世人連它是什麼形狀也不清楚，決非外國人所能懸擬；單以盒為「盛酒之大器」而論，古代酒的度數很低，故有「酒池肉林」之說，彝已是盛酒之器了，盒大約要大上好兒倍，說不定像個酒缸，試問，窄窄的几案、薄薄的案板，能承受得了嗎？因此，如程本所寫，在几案的兩邊，分別安放小巧的黎金彝和精緻的玻璃盒，才是合適的。
在關於文字問題一段結束時，蔡義江先生大聲疾呼：「我只想奉勸廣大讀者一句：歐陽健所說的『幾乎一律是程甲本文字精當而脂本卻相形見細』的話，絕對不可信，最好不要讓他的奇談怪論把你的頭腦搞得稀里糊塗。」( 4 · 235 ）我倒是一點不擔心廣大讀者的識別力，脂本與程本文字的優劣高下，讀過《紅樓夢》 的人，都可以作出自己的獨立判斷；怕的是告誡和提醒別人的人，是否真的被自己的「定力」搞糊塗了。
三
脂本之是否出於偽造，除了文字的是否篡易外，還包括脂硯齋是否作者同時代人，他的加批是否「得到作者允許」、「作者還把自己的創作意圖告訴過他」 ( 4 · 236 ）的問題。為了證明「脂評是誰也偽造不出來的，隨著紅學界研究的深入，不斷發現那些隱約其詞、初讀難懂的評語之所指」( 4 , 237 ) ，蔡義江先生列舉了六個例子，雖然這些例子統統是人家的研究成果——例一「好防佳節元宵後，便是煙消火滅時」，甲戌本批語「前後一樣，不直云『前』而云『後』，是諱知者」的含義，用的是孫遜先生關於賈家被抄時間的考證；例二關於「南巡」、「接駕」之批，用的是顧領剛先生康熙南巡的考證；例三關於「文忠公之臉」之批，用的是周汝昌先生關於傅恆的考證；例四關於「樹倒猢猻散」以及「上推三十五年」之類，雖未註明出處，大抵也是孫遜等先生的成果；例五關於「西」字，則直抄陳慶浩先生的大段文章，例六關於賈政賜了主事之銜，用的又是周妝昌先生的研究－ 但蔡義江先生顯然是完全贊同的，所以信手拈來，以為這種種內幕，「別說嘉慶、道光年間無人知曉，即便是作者同時人，若非關係特別密切的家屬親友，又有誰能弄清曹家幾十年前發生變故的確切時間？所以，光憑這一條就能確定脂評是真的，而絕不可能是偽造的。」( 4 · 238 )
「新紅學」號稱是與「索隱派」相對立的「考證派」，其實，就其實質而言，說《 紅樓夢》 寫曹家的歷史與說它寫其他什麼人的家事的索隱派並無二致。新紅學的開山祖師俞平伯先生就對人說過：「你不要以為我是以『自傳說』著名的學者。我根本就懷疑這個東西，糟糕的是『脂硯齋評』一出來，加強了這個說法，所以我也沒辦法。你看，二十年代以後，我根本就不寫關於曹雪芹家世的文章。」 （《 紅學世界》 50 一51 頁）他一九八五年還在對《 文史知識》 談話中說：「我看『紅學夕這東西始終是上了胡適的當。」這些，都是一個經歷了千般坎坷以後大徹大悟的誠實的學者的心聲。「新紅學」的大廈，完全建立在胡適的一項「假設」之上，他說：「我的假設就是說，《紅樓夢》 是作者的自傳，是寫他親自看見的家庭，賈寶玉就是曹雪芹，《 紅樓夢》 寫的就是曹家的歷史。」（《 胡適紅樓夢論述全編》 109頁）這項假設遠未得到證實，連曹氏家譜中，都還沒有找到曹雪芹、曹霜這個人，又有什麼根據說「它自始至終都表明小說是在作者自己親身經歷、親聞親見的基礎上寫成的」( 4 · 236 ）呢？脂硯齋筆下一些似是而非的「秘聞」，往往被紅學家看成是得了曹家的「內情」，是十分滑稽的。「樹倒猢猻散」乃極平常的俗諺，豈有曹寅一個人才說得出？曹府抄家、康熙南巡之類的花樣，都是胡適一九二一年為證明自己的假設才傳開的，而脂本正出在一九二七年以後，這本身就是一件蹊蹺的怪事。俞平伯先生說：「歷來評『紅』者甚多，百年以來不見『脂研』之名，在戚本亦被埋沒（今已得證），及二十年代始喧騰於世，此事亦甚可異。」 （《 紅樓夢學刊》 1992 年第2 期281 頁）脂研為什麼到了二十年代會喧騰於世？就是因為它迎合了新紅學的需要！
現在且讓我們從蔡義江先生舉出的例子中提出一條來剖分一下，就可見上言之不妄：
談省親一段中還有一條周汝昌先生認為錯了位置、該指趙嬤嬤的脂評說：「文公忠之臉。」乾隆時，謚號文忠的是傅恆，評語意謂趙嬤嬤的說話全是傅恆乳母的聲口。傅恆與曹家有親姻關係，與雪芹飲談交往的明琳為其侄輩，而明琳又是後來《 棗窗閒筆》作者裕瑞的母舅，這些關係是近幾十年由周先生窮考力索所得（《 紅樓夢新證》 105 一109 頁），在此之前的作偽者，又豈能憑空想像出一個「文忠公之她」來？( 4.239 )
蔡義江先生對文字的診解，表現了他非凡的洞察力和想像力．明明是說趙嬤嬤乃「文忠公之臉」，怎麼眨眼間成了「趙嬤嬤的說話全是傅恆乳母的聲口」？就算雪芹與明琳之「飲談交往」確有其事，但明琳是傅恆的侄輩（此點周汝昌先生也僅是懷疑：「這個明琳，我疑心也是傅恆的侄輩，因為這一輩從明字排，下一字如『仁』與『義』，也排著。所以明琳很可能與明瑞為胞兄弟，因為都從『玉』旁的字排下來，當是富文一支的。如果我的猜想不錯，則傅曹二家之為親串便也有蹤跡可尋。」（見《紅樓夢新證》 108 頁），並不等於與他「飲談交往」的曹雪芹就與傅恆有「親姻關係」。胡適的「假設」之後再加周汝昌的「猜想」，到蔡義江先生那裡，一概當成了鐵的事實，並且又大大「憑空想像」了！
從版本鑒定上講，這條批語的位置是很不正常的。庚辰本中趙臉臉的登場在第十六回影印本第328 頁第6 行：「一時賈璉的乳母趙嬤嬤走來，賈璉鳳姐忙讓吃酒，令其上炕去，趙嬤嬤致意不肯」（按此處之「致意」，三脂本皆誤，程甲本作「執意）；第329 頁，330 頁，331 頁，332 頁，趙嬤嬤一直在與賈璉鳳姐答話，「脂硯齋」一無表示，而到了332 頁最後一行，忽添上側批：「文忠公之檢」，且又錯了位置，可見加批者之粗疏。
蔡義江先生也許會說，正因為粗疏，反而更顯其真。那麼，我們不妨深入考辮一下它所包含的史實。據《 清史稿》卷三O 一《 傅恆傳》 ，傅恆字春和，富察氏，滿洲鑲黃旗人，乾隆孝賢純皇后親弟。乾隆十年命在軍機行走，十二年摧戶部尚書，十三年加太子太保，三十四年七月卒，謐文忠。庚辰本既稱其謐號，則此批最早只能寫於乾隆三十四年七月以後，這就同脂硯齋批於甲戌（十九年）、己卯（二十四年）、庚辰（二十五年）的說法對不上號了。庚辰本上署的干支，最晚的是丁亥（三十二年），這些署有干支的眉批，統統是畸笏叟的作品；出於脂硯齋之手的，一般認為是行間側批和文中夾批，「文忠公之婚」正是側批，當然亦不例外。假定脂硯齋確有其人，他該活到什麼時候呢？從此本之內證看，他絕對活不到丁亥以後，這有畸笏叟「前批書者聊聊，今丁亥復，只剩老朽一枚，寧不痛乎」的批語為證。趙岡先生從「己卯以後無法找到判然是脂硯所寫的批語，這一點到壬午年尤其明顯」，推斷「脂硯應是一七六一年後半期去世，次年初（壬午）此稿本便歸畸笏所有」（《 海外紅學論集》 442 一443 頁），所以「文忠公」的批語，決非脂硯齋所加。退一步講，是否可能出畸紛之手呢？比脂硯年長得多、到丁亥已自稱「朽物」的畸紛，也不會撐到幾年以後，胡亂批上一個「文忠公之婚」的。
再者，《 紅樓夢》 之寫傅恆家事說，乃索隱派中的一家，其說之價值，誠如蔡義江先生所言：「他們一開始就落人了『迷津』，於是以為寫順治皇帝和董小宛愛情故事、納蘭明珠家事、金陵張侯家事、和坤家事、傅恆家事、宮鬧秘事等主張紛紛提出，不一而足。在這方面他們還真引了不少史料，作過一番站不住腳的考據。」( 3 · 164 ) 需要補充的是，傅恆家事說，恰是此類「站不住腳的考據」裡頭後起的一家，其說最早見於《批本隨園詩話》 卷二：「乾隆五十五、六年間，見有抄本《 紅樓夢》 一部，或雲指明珠家，或雲指傅恆家。書中內有皇后，外有王妃，則指忠勇公家為是。」批本恍惚言「乾隆五十五、六年間」，則距彼時已遠，其之記述不會早過嘉慶初年。
而從「傅恆說」自身的體系說來，《 紅樓夢》 既是寫的傅恆的家事，則小說中唯一可以與之相當的人物，非賈寶玉莫屬。這樣一來，傅恆的乳母，在小說中就該對應為賈寶玉的乳母李嬤嬤，而不是賈璉的乳母趙嬤嬤了。蔡義江先生也許又會引用周汝昌先生的話：「乳母的來源，往往是外家或親戚，則此批蓋謂『趙嬤嬤，為來自傅恆家之嬤嬤」（《 紅樓夢新證》 108 頁）加以解釋，殊不知王侯大家的乳母是極有體面的，《 紅樓夢》 中的李撞臉不過仗著賈寶玉吃了幾口奶，竟「慣的比祖宗還大」，誰也不敢招惹，豈有皇后親弟傅恆家，倒會把自己的乳母轉薦給他人之理？脂批是以曹寅家事說為其基準的，但加批者偏離了軌道，自作聰明把他偶爾聽得的傅恆家事說的讕言摻雜其間，遂爾引起了內在的衝突。套用蔡義江先生的話：「光憑這一條就能確定脂評不是真的」，因為它不僅暴露了加批時間之晚，也暴露了加批性質之妄。「文忠公之婚」一類批語，絕十不是什麼「隱約其詞、初讀難懂的」、直到近幾十年方得破譯的密碼，而是近二百年無數關於《紅樓夢》 「本事」流言中的一種，只是被低能的、貪多的作偽者信筆抄來，從而破壞了自身的統一，留下了「罅漏」，讓我們抓住了而已。
四
縱觀蔡義江先生的宏文，一種以著名紅學大家君臨，切的姿態，一種對「不顧常識」的謬說義憤填膺而又郡薄輕蔑的情緒，一種力求造成致對方於難堪地位的戲劇性效果的意圖，貫串始終。只是在命筆為文之際，蔡義江先生的意識深處，似乎絲毫沒有如下的觀念：在科學研究中，「常識」有時極可能是靠不住的東西，那些「被普遍接受的」、「公認的」、「沒有疑問的」東西，由於被反覆講述、宣傳、運用，在一些人心目中，儘管已經成為不證自明的公理或先驗的邏輯起點，甚至成為下意識的思維習慣，但這決不意味著它是科學研究的最高法則，是不容許任何批評和挑戰的，所以，當他所服膺的紅學信念受到懷疑的時候，他所採取的態度不是用自己的眼睛去辨明真質，用自己的心靈去識別古今，而是毫不猶豫地急切地捍衛以往成說的一切。可惜，從他的文章中透露出來的自命不凡而又張皇失據的矛盾狀況來看，他顯然是未曾很好地完成自己的使命的。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１ 此說為周紹良先生首倡，他在《 讀劉銓福原藏〈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散記》 中說：「依我的推斷，相信另外有個抄本是每半葉十二行，行十七字至十九字，並不像甲戌本這樣規矩的每半葉十二行，行十八字，因之這個本子在第一葉的前半葉抄至『丰神迥』三字而正，而在第二葉的後半葉的起頭九個字是『一塊鮮明瑩潔的美玉』，後來人們借抄這部書的時候，在匆匆翻書葉時，將兩葉作一葉翻了，以致中間一段遺落不知，於是便成了『丰神迥一塊鮮明瑩潔的美玉』，完全是一句莫名其妙的話。重抄者因為這裡不通，顯然從『迥』字以下有問題，於是便補上『異來至石下席地而坐長談見』十二個字的不倫不類的話；勉強敷衍過去，遂使中間失落的正是四百三十字。」 （《 紅樓夢研究論集》 第136 一137 第）周紹良先生假定甲戌本「另外有個抄本」、不是什麼「甲戌本的底本」 ) ，它的行款不像甲戌本「規矩」每行的字數不一，但他相信此本是每半葉十二行的。這樣，兩個半葉，共二十四行，此段文字共四百三十字（不是胡適計算的四百二十四字），除以二十四，則每行平均十七點九字，實際上接近每行十八宇的規格（只缺二字，就恰為每行十八字了），周先生之所以要推想抄本「每行十七至十九字」，就是因為有兩個字不好辦。即使我們認可這種假定，也有一個難題無法處理：此本首葉除回次與回目所佔兩行，還剩下十行，而其文字，當為甲戌本首葉的一百八十字加次葉「骨格不凡丰神迥別說說笑笑來至峰下」擊一六字，共一百九十六字，則每行字數平均為十九點六字：此一抄本首葉與次行的行款竟相差如此之遠，是完全不可思議的。再說人們抄書時，因粗心將兩葉作一葉翻過去，是有可能的，但此人在抄第一葉時就翻錯了，也未免太粗心得離奇了。蔡義江先生說：「諸本最初依據之本在過錄時恰好漏抄了雙面一頁，這結論是可信的」，不知「恰好」二字，從何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