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熱泡沫泛起?
一部《石頭記》，多少解夢人。自《紅樓夢》這部巨著問世，各種研究從未停歇。今年8月，劉心武在央視《百家講壇》18集講座記錄文本《劉心武揭秘〈紅樓夢〉》出版，廣受歡迎。3個月不到，重印11次，銷量達15萬冊，將近年連綿不斷的「紅樓夢熱」推向高潮。市面上與《紅樓夢》沾邊的書籍都在熱賣中：不同版本的《紅樓夢》、張愛玲的《紅樓夢魘 》，劉心武的《紅樓望月》，周汝昌的《紅樓十二層》、《定是紅樓夢裡人》等等，連台灣美學家蔣勳也借雲門舞蹈團在上海作舞劇《紅樓夢》封箱演出之時，推出圖書《舞動紅樓夢》簡體字版本，並對公眾大談自己理解的《紅樓夢》。真是你未唱罷，我便登場，好不熱鬧。
究竟誰可評說《紅樓夢》？
這裡有文化的「紅樓」，也有世俗的「紅樓」，有經濟、政治的「紅樓」，也有藝術的「紅樓」。《紅樓夢》似乎成了社會萬花筒，每一個握著它的人，都只想看到自己想看的那一面。而社會越多元，《紅樓夢》的鏡像組合也越多變。
「紅學熱」泡沫泛起？
自1991年開始，陳維昭就致力於紅學史的研究，最近他的百萬字紅學史著作《紅學通史》，得到不少好評。在這本著作中他提到了當下正熱的「劉心武現象」。
《紅樓夢》中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兩立兩廢的太子胤礽的女兒。如果廢太子能擺脫厄運，當上皇帝，她就是一個公主，賈家因為這種潛在的政治資本，冒險收留了「秦可卿」，並隱瞞其身世。而賈元春原型是曹家當選王妃的一位女性，並且曾將「秦可卿」身世秘密向康熙告發，造成這位落魄公主之死。
這就是劉心武在央視《百家講壇》所講的核心內容，也是其一系列「秦學」著作的一個重要研究結果。紅學界一些專家對他的紅學研究提出尖銳批評。紅學家胡文彬認為他的研究全憑想像瞎猜，沒一項能拿出證據；在最近一期《藝術評論》上，蔡義江、孫玉明、張書才、吳祚來等紅學專家、清史專家撰文或接受採訪表示，劉心武的研究比以往的索隱派走得更遠，有生編硬造之嫌，不符合學術規範，甚至有人將其「秦學」譏為「紅外學」，認為會對讀者產生誤導。為此，記者採訪了《紅學通史》作者陳維昭先生。
「紅學」小說
記者：您怎麼看待劉心武的紅學研究？
陳維昭：劉心武的書給我的感覺好像是借助紅學、借助探佚學的成果來寫小說，捕捉他在文學創作上的新的生長點，與其說他在做學術研究，不如說是用學術來寫小說。他的「秦學」在學術界也沒有得到承認。
記者：那為何劉心武的研究廣受歡迎？
陳維昭：在紅學史上，探佚紅學與索隱紅學的每一次出現，基本上都是「大受群眾歡迎」的。劉心武用的是探佚學、索隱派的方法。想像，是探佚研究和索隱紅學推出結論的不可或缺的心理方法。由於想像的大量運用，探佚研究和索隱紅學都具有較強的故事性、文學性、可讀性，都可以獲得「文采風流」的撰述效果，因而它們都擁有比其他紅學分支廣泛得多的讀者群。而且，探佚紅學與索隱紅學一樣，有著一個遊戲機制，這個遊戲機制是它們得以存在、展開、對話的前提與基礎。對於遊戲，參與其中的人必須遵守規則，一旦遵循遊戲規則，就可以發現遊戲的其樂無窮；但是，遊戲規則本身是不用經過科學性的鑒定的。要求探佚紅學、索隱紅學遵守「科學性」原則，就像要求遊戲規則必須符合科學性一樣，對方反而會覺得你缺乏情趣、缺乏幽默感。
「紅學熱」泡沫成分
記者：您如何看待現在的紅學熱？
陳維昭：我曾說過，《紅樓夢》可以普及，紅學卻不能普及。因為一旦學術研究「大眾化」、「民間化」，勢必以學術規範的喪失為代價。90年代以來，有關紅學的專書，動輒幾十萬字，一些專書幾乎自始至終都是陳詞濫調，把書中的水分蒸發之後，剩下的也許就是幾句讀後感。這類專書不僅以其自身的平庸而令人反感，而且也使人們對整個紅學產生反感。鼓勵「紅學」的民間化，實質上是對紅學釜底抽薪，使紅學不能真正成為學。我們看看劉心武的紅學，其中有不少思路、觀點、材料、論證方式，都是來自於周汝昌先生的，比如對於「日月雙懸」的問題，關於弘晰的思路，都是來自於周先生1983年的一篇文章，但劉心武在「揭秘」時卻不交待他的觀點與材料的出處。不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這首先就是不遵守學術規範的一種表現。目前出現「紅學熱」，原因很多，但我們要警惕任何一種「熱」中的泡沫成分。
記者：有人認為，劉心武用自己的創作經驗來解讀《紅樓夢》，不見得就比鑽在故紙堆裡的紅學家們的學術研究更遠離作品的本真。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紅樓夢》，劉心武從自己的角度去解讀，得出不同於學術派的觀點是很正常的，並不能因為他不「學術」就抹殺他的觀點，就不能到央視去講，畢竟這又不是散佈什麼謠言。對此，您是怎麼認為的？
陳維昭：劉心武的「揭秘」客觀上確實起了一種推動作用，讓更多的人去關注《紅樓夢》。但是，如果老百姓是因為劉心武這種探佚、索隱而去讀《紅樓夢》的話，他們在有意無意之間也會把探佚、索隱作為閱讀《紅樓夢》的興趣，甚至去鑽牛角尖。《紅樓夢》在結構、人物、環境等方面的描寫存在著諸多漏洞，如果把這些漏洞都認為是深藏玄機，然後到歷史文獻中去尋找答案，其結果只能是「強行作合」，為這些漏洞編造出一個又一個神秘動聽的歷史故事，以迎合「大眾」的獵奇、窺隱的心理。劉心武當然有自由以自己的方式解讀《紅樓夢》，但長期以來，央視在中國觀眾的心目中有一種權威性，在傳播知識這一方面也有一種可信性。央視當然也有權利選擇開講《紅樓夢》的紅學家，但選擇了劉心武，其必然的結果就是在今後觀眾的心目中，也就培養出一種「姑妄聽之」的心理。我想，這是央視在為收視率飆升而竊喜的同時所應該擔憂的。
《紅樓夢》不存在普及問題
記者：如今學院紅學研究給人的印象是非常瑣碎，毫無意義，讓人望而卻步，一些人甚至把《紅樓夢》妖魔化了，發展成一種與原著本身無關的學術玄學與文字遊戲。至少劉心武的揭秘對於要普及的《紅樓夢》還是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何況，用學術研究來普及《紅樓夢》，是不是有點曲高和寡了，反而不利於普及？
陳維昭：歷來人們對紅學史的發展有一種非常普遍的、占主導地位的判斷，即認為紅學史經歷了從「舊紅學」到「新紅學」再到「小說批評」這樣一種過程。這種看法其實是非常膚淺的，是不符合紅學史的實際的。我們應該看到「舊紅學」與「新紅學」的深刻的內在聯繫。如果我們看到了這種聯繫，我們就可以捕捉到「劉心武現象」的文化淵源。我在《紅學通史》中有一個基本的判斷：胡適的「新紅學」的基本構成是「實證與實錄合一」，這一判斷可以幫助我們解決一系列紅學史上的重大問題。「新紅學」採用了實證的方法，這是它的科學合理的一面，但是「新紅學」的實錄觀念則與索隱派紅學一樣，旨在還原《紅樓夢》中的歷史本事，這樣的觀念是有悖於科學精神的。但這一觀念卻在紅學史上獲得了強盛的生命力，從曹雪芹時代的脂硯齋，到高鶚時代的周春，再到20世紀的王夢阮、蔡元培、鄧狂言、胡適、顧頡剛、俞平伯、周汝昌，再到80年代以後的霍國玲，乃至於目下的劉心武，他們都是這股「實錄洪流」中的一朵浪花。這一朵朵的浪花，每一次出現，幾乎都吸引了當時讀書界的主要視聽。我曾說過，與索隱紅學相比，「新紅學中存在著一種更加潛在、更加隱蔽、更加危險的索隱。這種索隱與科學精神、與文學性立場是背道而馳的，但它卻往往以「科學」的面目出現，並在當今的紅學界大行其道。」實錄觀念在《紅樓夢》研究上的展開，必然要走向「妖魔化」、「玄學化」、「遊戲化」，不管是索隱紅學、還是新紅學、還是當今的劉心武，都是絕好的例證。所以對於「劉心武現象」，我們所要做的不是去對它進行「意識形態化討伐」，而是應該對「新紅學」、對實錄觀念的非科學的一面進行澄清。
從這個角度看，把當今的紅學分為「學院派」與「民間派」，這樣的區分是不得要領的。現在不少人把劉心武當成是「民間紅學」的代言人，實際上，劉心武的實錄觀念與學院派的「新紅學派」的實錄觀念是同出一轍的。最近不少以「科學的」、「學院的」、「學術的」姿態出現對劉心武進行口誅筆伐的學者，他們本身的研究就與劉心武一樣是建立在「實錄」信仰之上的，他們與劉心武一起，正在唱雙簧。
至於《紅樓夢》的普及問題，這其實是一個「偽問題」。《紅樓夢》是一部小說，每一個讀者都可以按自己的興趣去閱讀它，在《紅樓夢》的閱讀上是不存在「普及」問題的。
【原載】 《新民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