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 紅樓夢》 的悲劇性
一
《 紅樓夢》 是偉大作家曹雪芹傾注畢生心血澆灌和培育而成的一朵奇葩，它是作家在「歷過一番夢幻之後」對於人生、社會的一種獨到感受、體會和理解，真可謂「字字著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二百多年來，人們對這部千古傑作的思想主旨的探討，可以說是眾說紛紜，見仁見智；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如「愛情說」、「色空說」、「情場懺悔說」、「掩蓋說」、「正反說」、「政治歷史小說說」、「封建家族衰亡說」、「反封建說」、「青年女子悲劇說」、「雙重悲劇說」、「後繼無人說」以及「多重主題說」等等，真是令人眼花繚亂。然而，各家之說雖然看起來各具其妙，各有道理，但要想用某一兩個提法真正、準確地把握和概括《紅樓夢》 的主題又談何容易。換句話說，《 紅樓夢》 不是用某一兩種主題所能概括得了的。
《 紅樓夢》 作為中國古典小說的最高總結和最傑出的代表，集中國古代文化之人成，其思想L主旨（主題）也必然可以從多方面來尋找答案，也就是說，其主題不可能是單一的、可以明確界定的。找們認為，《 紅樓夢》 的主題同李自、陶淵明、阮籍、秘康以及屈原、莊子等人的作品所表現的主題具有一致性，即它同中國古典文學是一脈相承的。《紅樓夢》 中所表現的，也就是屈原在《 離騷》 、司馬遷在《 史記》 、李白在他的詩中所表現的對於人生的感慨，對於人生有限與無限的感慨。我們從作品中可以看出，曹雪芹顯然是受了上述作家的影響，因而上述作家的作品中所經常表現的主題在曹雪芹這裡得到了更為集中、更加突出的表現。
眾所周知，越是偉大的作品，其內在蘊含的潛能就越豐富，與讀者的關係也就越複雜，讀者與讀者之間的差距也就越大，而且這種差距幾乎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對此，魯迅先生就曾說，《 紅樓夢》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 ，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１ 這種因讀者的眼光不同而有種種命意的現象，正說明了《 紅樓夢》 主題的複雜、深邃和不易把握。
所謂主題，其實不過是個人對世界的一種態度。２ 《 紅樓夢》 這種「多主題」的現象，恰恰說明了曹雪芹對人、人生、社會等（世界）的體會和理解（態度）的深刻，不是用一兩個主題所能表達得完整、準確的。因此，單純從任何一種角度（如從寶、黛、釵愛情、婚姻悲劇角度或從賈府等封建家族衰敗角度）來研究、探討《紅樓夢》的主題，都將是片面的，不能較為完整、準確地把握作品的思想主旨。這正是《 紅樓夢》 主題的複雜性之所在。然而，既然探討主題，就不可避免地要對之作一定的概括，並且這種概括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既使如此，也難免掛一漏萬），那麼，這種探討仍然需要從某種角度入手。這也許正是《紅樓夢》 主題問題矛盾的對立統一或者說是一種悖論吧。
如前所述，《 紅樓夢》 幾乎將中國古代文學中常常表現的主要幾種主題都包容了進去，可以說，它集注了中國古代文學和中國古代文人對人、人的價值、人生意義的關注與思考，其有超越時空的普遍性和延展性，並且蘊含著恆量與變量的對立統一。因而，對於《紅樓夢》 似乎總有說不完的話，它屬於那種「總要留給下一個時代說一些新的、更正確的話」的作品，「並且任何一個時代都不會把一切話都說完」，３ 因為每個時代的人都有著自己的「眼光」。如果說《紅樓夢》 有一種主題的話，那也只能說是它表現了作者對人、人的價值、人生及其意義的一種獨到的感受和理解。而論者所說的《 紅樓夢》主題，當然是論者對作者這種「感受和理解」的感受和理解了，這當然又因不同時代不同論者（讀者）的不同眼光而異了。所以說，對於《紅樓夢》主題的認識，只能是一個近似值，可無限地接近一致，但不可能完全一致。由此可見，《 紅樓夢》 的主題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多重的，或者說是太豐富、太深刻，蘊含的內容太深廣了。因此對《紅樓夢》 的主題不可能完全闡述清楚，這不僅僅有見仁見智的問題，還因其本身具有模糊性和不確定性因素存在。
二
對於《 紅樓夢》 的土旨，作者其實已經在書中第一回作了明確地交待：「此回中凡用『夢』用『幻』等字，是提醒閱者眼目，亦是此書立意本旨。」４又說此書「其中大旨談情」，並且在批評才子佳人小說時它們
「不曾將兒女之真情發洩一二」，這無疑從正反兩方面說明了《紅樓夢》是充分體現了「兒女之典情」的。對此，一向被論者視為深知《紅樓夢》 「擬書底裡」的脂硯齋在第一回 「究竟是到頭一夢，萬境歸空」的後面評曰：「此四句乃一部之總綱」。並進一步闡明說：「一部大書起是夢，寶玉情是夢，賈瑞淫又是夢，秦氏之家計長策又是夢，…… 故紅樓夢也。余今批評亦在夢中，特為夢中之人特作此一大夢也。」又，第一回總評中行一段說得也很明確，「開卷即云『風塵懷閨秀』，則知作沓本意原為記述當日閨友閨情，並非怨世罵時之陣矣。雖一時有涉於世態，然亦不得不敘者，但非其本旨耳，閱者切記之。」（重點為筆者所加）可見，《 紅樓夢》 重筆濃墨所著力刻劃和表現的就是這種人的情感及那種「像一道看不見的強勁電弧一樣在男女之間產生的那種精神和肉體的強烈傾慕」５ 的愛情，是作者對於人性的一種夢想（幻想），是應有的一種人性的夢想以及對這種美好夢想必將破滅的無可奈何。
在《 紅樓夢》 中，性與情始終是交織在一起的。作者在第十六回借賈璉之口說：「想來父母兒女之性，皆是一理，不是貴賤上分別的。」這個「父母兒女之性」正是作者要抒寫的—— 也就是人性的一種，很重要的一種，即父母兒女之愛；而男女之性也是人性中的一種，即男女之愛。《 紅樓夢》 可以說處處流淌著這種人類之情、人類之愛，它謳歌了人性之美，肯定了人的價值，並因此點燃了人們感情中的希望之火。
《紅樓夢》 中除了抒寫這種「父母兒女之性」以外，抒寫的壇多，也是最深刻的，就是這種男女（兒女）之性、男女之情（兒女之真情），這種「情」是人性中固有的，是與生俱來的，不應受到禁錮和束縛，而應讓其正常地發展。孟子所謂「食色，性也。」 即是指此而言。
《 紅樓夢》 正是以此批判了程朱理學以禮泯情、以禮滅情的禁慾主義、封建倫理思想，弘揚了人性。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的禁慾主義思想，使人失去了人性，而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把失去的人性又找了回來，找回了人性的樂園－ 大觀園。在大觀園中，人性得到了復活。請看，「壽怡紅群芳開夜宴」，不分尊卑、不分長幼，大家尋歡作樂，猜拳行令，開懷暢飲，一醉方休，並且「三不知的又都唱起來」，連一向恪守封建婦道以賢惠著稱的襲人「還唱了一個呢」，其他人更是「連臊也忘了」，直鬧了一夜，至「四更天才橫三豎四的打了一個盹兒」。又如，「史湘雲醉眠芍葯裀」,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蘆雪庵爭聯即景詩」,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等等，都充滿著理想生活的情趣，只有在此時此地，人們才放開了自己的天性，盡情地享樂，盡情地歡笑，無拘無束，忘記了人觀園以外的世界。
像這些充滿優雅情趣和自由自在的理想生活的和睦氣氛的情形，在大觀園之外是根本不可能出現的。大觀園的確給了這些少男少女們在別處不可能有的自由，它是作者理想的寄寓之所，在這裡，青年女子們身上都洋溢著一種青春的美、人性的美，曹雪片正是看到了這種美，並竭力去發掘這種美。這種青春美、人性美在青春少女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這是她們身上一種特有的美，這種美是男性所無法具備的，用賈寶玉的話說，就足「山川靈秀之氣，只鍾於女子」、「男人不過是渣滓濁沫」而已。也正因如此，作者對女兒也就特別寄予了深厚的同情和更加深沉的愛。
大觀園中的青年女子大都同賈寶玉一樣是那「正邪兩賦」而來一路之人，並有著自己的主體意識，閃耀著獨特性格的人性美、人情美的光輝。在這甲，人的價值得到了體現，而人的價值也就是人生的最高價值。所以，曹雪芹對這種合乎人性的理想追求，對這種人生的最高價值給予了熱情的歌頌，並為這些價值的最終被毀滅而感到惋惜和悲痛，因而才寫出了這悲金悼玉的《 紅樓夢》 。魯迅先生說，悲劇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人的價值的被毀滅是最大的悲劇，《紅樓夢》就是一出最大的悲劇。
《 紅樓夢》 中描寫了各種悲劇，而愛情、婚姻悲劇又是其中最主要、最普遍的一種，從寶黛之間刻骨銘心的真摯愛情，到司棋與潘又安之間的真情表露、雙雙殉情；從張金哥與守備公子之間至死不渝的愛情，到尤二姐對柳湘蓮的一往情深，可以說無一不是令人痛惜的愛情悲劇。即使象小紅與賈芸之間的遺帕相思，賈薔和齡官之間的情意纏綿，也都帶有淡淡的哀傷。其他如尤二姐的愛情婚姻悲劇，薛寶釵、元春、迎春、李統、平兒、香菱等的婚姻悲劇等等，不勝枚舉。《紅樓夢》 正是通過這些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青年女子的愛情、婚姻悲劇，揭示了當時（封建）社會「自由戀愛」的不可能成功的必然性及封建包辦婚姻和一夫多妻制、封建禮教等給婦女帶來的痛苦和不幸，同時也說明了這些青年女子的愛情悲劇是歷史的悲劇，在那個時代她們的愛情之花是必然要枯萎的。
然而，儘管在當時青年男女的愛情必將遭到扼殺，他們的愛情理想不可能實現，曹雪芹還是將這種人間美好的愛情理想展現在了人們的面前，使人們石到了人間不只是黑暗的醜惡，人間還有許多美好的東西，還有許多值得留戀的東西－ 這就是人本身的美、人性的美。所以，《 紅樓夢》 中總是閃耀著理想的光輝、人性的光輝。作者正是看到了這種人性之美，就愈加感到她的可貴、可愛，同時，作者也看到了這種美的被摧殘、被毀滅，因而也就愈加對這個濁惡世界感到不滿，也就愈加痛恨和憎惡摧殘人性的封建禮教、封建制度，於此同時，作者也就有意無意地將這種感情滲透到了《紅樓夢》 的創作之中，因此從客觀效果上說，《 紅樓夢》 也就具有了反封建的意義。
三
我們知道，《 紅樓夢》 描寫了各種各樣的悲劇，而各個悲劇又構成《 紅樓夢》 整個的大悲劇，因而《紅樓夢》整部書都充滿悲劇氣氛。從第一回甄家的衰敗，就預示了後來賈府的衰敗。這種悲劇氣氛在甄士隱和賈雨村這兩個全書最早出場的〔 塵世）人物身上都有所體現，並且，這兩個人物本身都是悲劇性的。比如，第一回在甄士隱家還很富足的時候就籠罩著一層悲劇氣氛，書中說士隱「如今年已半百，膝下無兒，只有一女」，這從當時「人丁興旺」的角度來看，甄家已顯出後繼無人的荒涼景象來了，幾偏又遇上一僧一道說了些「瘋話」，就更覺不祥。後來，甄家遭火災敗落，甄士隱落了個出家的結局。甄家的這個悲劇，全面預示了賈府的悲劇，甄（真）就是賈（假）、賈（假）就是甄（真）。
賈雨村也是如此，「因他生千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盡，人口衰喪，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因而進京求取功名，卻「又淹蹇住了」。雖然他在「大比之期」「十分得意」, 「己會了進士，選入外班」並升任了知府，然而兒經沉浮之後，坡終還是被「被籍為民」，回歸本初。就賈雨村一生迫求功名，想施展自己的才幹並有所作為而到頭來仍一無所獲來說，他同樣是悲劇性的人物。和甄士隱一樣，他作為人的價值最終沒有得到實現。
甄士隱和賈雨村這兩個人物，一個出家，一個為官，走的是兩條人生之路，這是由他們各自的性格決定的，這從他們對待未來的態度上便可見出：一個是感覺「無聊之甚」，欲「消此永晝」；一個則是「未卜三生願，頻添一段愁」的憂心忡忡。一道一儒，兩種人生態度判然可見。這兩種人生態度是中國古代文人對待人生的最主要的兩種態度，也是截然不同的兩種－ 以上是個人選擇的結果。儘管如此，他們最後的結局卻是一樣的－ 都沒有實現人的價值，都是悲劇性的—— 這是由社會造成的，不僅僅是個人對人生道路選擇的鑽果。書中對賈府的描寫也是如此。縱然在中間幾回有時顯出賈府的勢力和一度興盛，但不過是「瞬息的繁華，一時的歡樂」，並且自第二回一提到賈府時就給人一種「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以及「如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的悲涼感覺，直至讀完全書，也始終不能擺脫那種悲劇意識的纏繞。可以說，《紅樓夢》 整部書始終都籠罩在悲劇的氛圍裡，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悲涼之霧，遍被華林」。６
《紅樓夢》的這種悲劇氣氛不僅人現在對於可悲事物的描寫具有悲劇感，更重要的是在歡樂中也透著一種悲涼。這種悲涼是無形的，它不是通過作者直接描寫出來的，而是讀者通過作者的描寫讀出來的，並在歡樂的背後滲透出來的。如第二十九回，賈母等到清虛觀去拈香，本來是熱熱鬧鬧，說笑不絕，但當賈珍在神前拈了三出戲後，回說「第三本是《南柯夢》 」, 「賈母聽了便不言語」。再如第二十二回 ，賈府制燈謎慶元宵，但並沒有使人感到元宵佳節的輕鬆快樂，相反，倒給人一種冷冷清清，「悲之將至」的感覺。又如元女己省親，雖然描寫得熱鬧非常，賈府上下人人面帶喜色，但我們從這熱鬧之中卻感覺不到輕鬆、歡快，而只有沉重、淒涼，特別是元妃與賈毋、王夫人、賈政等人相見的描寫，簡直不像是貴妃省親，而是在寫生離死別 。那麼，為什麼作者在寫這種本應該歡樂、愉快的場而時卻沒有使人感到歡樂而反倒使人感到悲哀呢？其原因很明顯，這就是在那種壓抑、毀滅人性的環境中，不可能有真正的歡樂、愉快，即使像元春那樣貴為皇妃，也還是沒有人身自由（就這一點來說，她同大觀園中的下層奴脾並沒有什麼不同，甚至還不如）, 就連最起碼的天倫之樂也不能得到，誠如她自己所說的，「田舍之家，雖裔鹽布帛，終能聚天倫之樂，今雖富貴己極，骨肉各方，然終無意趣！」裔鹽布帛的田舍之家雖可享天倫之樂，但生活沒有保障，苦楚不堪，更談不上有人格的尊嚴；富貴已極的賈府雖呼奴使婢，威風無比，但「骨肉各方」，飽嘗分離之苦，不能共享天倫之樂，同樣是可悲的。可見，這種人性的被壓抑、被毀滅並不是個別現象，而是相當普遍的，這是整個社會對人性的壓抑和毀滅。《紅樓夢》所描寫的正是這樣一個社會：在這裡，人失去了最起碼的尊嚴，失去了自由，失去了自我。對於女性來說，它更是無底的深淵和可怕的地獄。在這個社會裡，要想平平安安地生活都是不可能的，到處都是黑暗的深淵，人的自我、自由完全被剝奪了，人已像牲畜一樣只能被牽著走。
要之，《 紅樓夢》 中處處體現著悲劇意識，充滿悲劇氣氛，還表現在《 紅樓夢》 中所有的人物都是悲劇性的，都是悲劇人物。為什麼這樣說呢？這是因為，《紅樓夢》 中所有的人物的「人的價值」不但沒有得到實現，反而都被壓抑、被毀滅了。金陵十二釵及下層奴婢們的命運是悲劇性的不用說，即如賈雨村、賈政、賈母、王夫人等，其作為人的價值也沒有得到實現，而且其人格也為社會所異化、所扭曲，以致迷失了本性，喪失了自我，在這種意義上說，他們也是悲劇性的人物。比如賈政，在自己的女兒面前竟自稱為「臣子」、「雞群鴉屬」等等，在忠順王府的人麵筋，他也只有陪笑相迎，沒有一點兒「老爺」的威風了。又如賈母，她在賈府中雖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但是當身為貴妃的孫女元春省親歸來時，她也不得不早早地迎出大門之外，並且當元春「欲行家禮」時，「賈母等俱跪止不迭」，一副誠惶誠恐的樣子。賈政也好，賈母也好，當他們這麼做的時候，並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合適，或者說他們認為本應該如此，他們是不自覺地按照封建倫理道德所規範的去做的，這時的他們，頭腦中沒有自己的上體意識，有的只是既定的規範。這正是他們的可悲之處。賈母、賈政等人對於元春、忠順王府的態度，固然也說明了封建倫理道德在他們思想意識中滲透之深，同時一也表現了他們對於皇權存有一種畏懼心理。這種畏俱心理一方面說明他們身上也具有奴性（只不過這種奴性不十分明顯罷了），另一方面也說明封建禮教和制度的嚴酷無情及對人的精神的壓搾和摧殘之深重。
當然，我們說《 紅樓夢》 中「所有的人物」都是悲劇性的，是從特定角度、就特定意義來說的，並不等於說《紅樓夢》中每個人物都能構成人物悲劇。因為有些人物只是在整個《 紅樓夢》 的悲劇組合中才具有悲劇性，離開整個《 紅樓夢》 的悲劇組合，單就其形象來說，則不具有悲劇性，更不會產生悲劇效果。但是，《紅樓夢》中幾乎每一個人物又都不是游離於整個悲劇結構之外的孤立形象，而是與之有著內在聯繫的。例如，薛寶釵的貼身侍婢鶯兒，這一人物形象可以說其本身不具有悲劇性，她不像晴雯、司棋等人可以說是悲劇人物。但是，若將她與整個《 紅樓夢》 的悲劇組合聯繫在一起，她的前途、命運，也難免是悲劇性的。試想，在那個時代等待鶯兒的除了像其他女奴一樣最終「配個小子」繼續為奴或者當「通房大丫頭」、姨太太以外，還能有什麼更好的命運嗎？她也下過是屬於「暫時做穩了奴隸」的那類人，但「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比「想做奴隸而不得」的，其命運不見得好多少，他們並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他們的命運都是悲劇性的。因此說，在《紅樓夢》這個大悲劇中，像鶯兒這樣的人物形象也具有悲劇性。又如王一帖 , 張道士等，雖然是－閃即逝的人物，但其形象都很鮮明、突出，特別是王一貼這個人物，他的油嘴、圓滑，又不乏幽默和真城，給人以深刻的印象。然而他們都不能算是悲劇人物，王一貼甚至還可說是喜劇人物，但我們仍能從他們身上看到深深的悲劇印記。可見，在《紅樓夢》 中，所有的人物都可以說是悲劇性的，都可以說是悲劇人物。
四
魯迅先生曾說，人生最痛苦的是夢醒了無路可走。要想不被這最大的痛苦所毀滅，尚有一條路，那就是在無路可走時再給自己構畫出一個夢。曹雪芹的《紅樓夢》 可以說就是作者在無路可走時為自己構畫的一個夢：一個描繪人生悲歡、社會滄桑的人生之夢，一個感歎人生無常、生命如幻覺的「無可如何」之夢，一個人性理想的幻滅之夢。
曹雪芹生活的時代，是封建社會末期的十八世紀中葉，這時的清王朝雖處於鼎盛時期，但也不過是表面的繁榮，而實際上卻已經是危機四伏了，封建社會已走到它的盡頭。尤其是明中葉以後，思想解放的社會思潮有力地衝擊著人們的思想觀念，王艮的強調個性，李贄的童心說，王夫之等人的反對專制，等等，都有力地從根本上動搖了封建正統思想的基石，封建社會的精神支柱面臨著崩潰。曹雪芹也深深受到了這種社會思潮的影響，特別是李讚的「童心說」對他創作《紅樓夢》 具有很大影響。可以說，賈寶玉的「意淫」及其「女兒論」等，實質上就是李贄「童心說」的豐富和發展。
不過，近兩千年的封建統治思想，其根植於中國的土壤中畢竟太深，要想一下子拔除是決不可能的，況且，晚明以後的社會思潮雖然強調「主情」，反對「存天理，滅人欲」，反對專制，已具有一定的民主主義思想，但仍達不到反封建的高度，並且又被清初嚴酷的思想統治壓了下去。所以，面對這紛繁複雜的社會思潮，許多人都感到迷惘，感到無所適從，似乎世界的末日就要到了，有一種末世之感，正如曹雪芹對他筆下的人物所發出的感歎：「生於末世運偏消」。人們好像失去了自己精神的家園。曹雪芹就深深感到了這種「家」的破敗的痛苦，因此他「懷著一種鄉愁的衝動，到處去尋找家園」。（德國詩人諾瓦利斯語）《紅樓夢》 可以說就是他這種尋找的結果。他在《 紅樓夢》中提出了些「關於人的合理的幸福的生活的夢想」７ ，並展示了這種理想的光輝，即建構一種人與人之間相互平等、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理想的人際關係和社會制度，但他又感到自己的這種設想也下過是一種夢想而已，這種夢想也最終會像夢幻一樣歸於破滅，不可能實現；他看到人性中美的品格，特別是在青年女性身上看到了人性中這種美的品格，然而他同時也看到了這種美的繼續毀滅，「千紅一哭」, 「萬艷同悲」。他不能不為之而悲掉、而傷心、而悲憤。在悲憤、傷悼之餘，他又深深地感到，這也是一種無可奈何的事，他實在找不到一條理想的出路，只有借《紅樓夢》 這部千古奇書來「將兒女之真情發洩一二」。《紅樓夢》 正是由於抒寫了人性、人性之美，發洩了「兒女之真情」，才會具有如此之大的藝術魅力，也正因如此，她才會得到不同民族、不同階級階層的共同賞識，並成為世界文化寶庫的珍貴遺產。
《 紅樓夢》 又名《 石頭記》 、《情僧錄》 、《 風月寶鑒》 、《 金陵十二釵》 等，其中「風月寶鑒」又是小說中人物賈瑞臨終前手中所持的跳足道人送給他的一面鏡子，這面鏡子「恰是作者對其書所做的既形象又具體的一種比喻」，８ 但我們認為，這面鏡子的正反兩面並不是用來比喻「小說內容」和「隱於小說中的歷史」９ ，而是用來比喻生活本身。生活中既有「風月繁華、溫柔富貴、兒女情長的一面」,
又有「白骨粼粼、哭聲陣陣、血淚斑斑的一面」，既有悲歡離合，又有陰晴圓缺，… … 這也是作者對人生的看法，他提醒人們，富貴、歡樂，風月繁華等都只是一時的，不能永遠依恃，「究竟是到頭一夢，萬境歸空」。這種看法固然有其消極的一面，但我們卻不能簡單地將其歸結為悲觀主義、宿命論等等，因為這實際上表現了作者的積極探索的人生態度。是的，人來到世上走一遭，究竟是為了什麼呢？這是困擾曹雪芹的一個啟人深思的問題，也是文學的永恆的主題。曹雪芹正是抱著一種積極的人生態度去進行探索的，他想尋找一條理想的人生之路，但又苦於找不到，他感到迷惘，並由於時代的局限，最終轉向了宗教。
但是，曹雪芹並沒有因此陷人宗教的迷壇，我們從《 紅樓夢》 即可見出，他既沒有執迷於佛教，也沒有為道教所束縛。《紅樓夢》 正體現了中國文化非宗教化的特色。當然，《 紅樓夢》 作者的思想中難免會有道家及佛教的思想影響，特別是他自己的親身經歷（家世的由盛而衰），更會加重這種思想影響的濃度。然而，作者對現實的清醒認識以及傳統的、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的影響，又使他所創作的《紅樓夢》 的主題思想不是那種「看破紅塵」，勸人出世的宗教主義，正如王國維氏所說的，此所以《紅樓夢》 的主人公為寶玉，而非惜春、紫鵑者也。
細讀《 紅樓夢》 我們會發現，《 紅樓夢》 中所有的人物如果說有一點是他們共同具備的話，那就是：他們都不能把握自己的命運，冥冥中似乎有一種不可知的力量在支配著他們－ 這也是人物所具有的悲劇性－ 下層奴婢們是如此，公府千金、豪門弟子是如此，顯赫一時！稱霸一方的王侯府尹也還是如此。曹雪芹賦予他筆下人物這樣一種共同特點，反映了命運觀念對中國古代文人的影響既深又廣，連曹雪芹這樣的偉大作家都沒能例外地受到了它的影響。同這種命運觀念糾結在一起而同樣影響著中國古代文人的是一種人生無常之感。但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其均來源於宗教，這是因為中國古代文人在飽經憂患或自身的社會價值失落後大都轉向宗教去尋找精神寄托。曹雪芹讓其小說的主人公最後「懸崖撒手」，也不能不說是有這方面的影響。曹雪芹看到了當時社會是不合理的、不合人性的病態社會，但卻又看不到合理的，符合人性的社會的曙光，因此他只能通過賈寶玉這一藝術形象將自己的理想寄托出來。曹雪芹看不到出路，賈寶玉自然就沒有出路，曹璧芹雖不必出家，但賈寶玉卻必須「懸崖撒手」。
總之，《 紅樓夢》 通過一系列人物形象的描寫，反映了當時社會對人性的扭曲和剝奪，寫出了當時人被「異化」的現實，並在客觀上對其進行了批判。曹雪芹通過《紅樓夢》 而表現出的他對於人性中美好事物的追求，對於人生理想的寄托，雖然符合歷史發展的要求，是進步的、合理的，是「歷史的必然要求」，但在當時卻又是「不可能實現」的，因而這只能歸結於「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悲劇性的衝突」[11] 了。曹雪芹也感到了這種理想的不可能實現，於是他便把這種難以追求到的美好的理想視為如夢一般渺茫了。所以我們說，《 紅樓夢》是人性的夢，是對那些美好事物的追求之夢，是對人性中美好東西的迫求之夢，是《 紅樓夢》 的作者在人生之路上感到無路：走時為自己構畫的一個大夢。
１ 見《 集外集拾遺· 〈絳洞花主〉小引》，《 魯迅全集》 第8 卷，第145頁，入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版。
２ 參見〔 美〕 烏爾利希· 韋斯坦因《比較文學與文學理論》（中譯本），遼寧人民出版社1937 年版。
３ 參見《 別林斯基選集》（中譯木）第276 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年版。
４凡作品引文均據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年版的三卷本《 紅樓夢》，以下不再注出。重點為筆者所加。
５[ 保〕 基· 瓦西列夫．《 情愛論》，三聯書店1984年（中文）版。
６《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７何其右語。見《 何其芳文集》第5 卷，第194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年版。
８９ 參見霍國玲《 反照風月寶鑒－ 試論〈紅樓夢〉 的主線》 ，《 山西師大學報》1987 年第4 期。
十 見《恩格斯致斐迪南· 拉薩爾》《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9卷，第586頁。
【原載】 《紅樓夢學刊》 一九九四年第四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