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的歷史世界二－－－思想環境
賈政，字存周，任工部員外郎。在中國歷史上，是查不出這樣一個人務物的，然而，在《紅樓夢》中，賈政，實實成為了中國歷史上一類人物的代表，成為了「正人君子」的典型。
這位「正人君子」，在《紅樓夢》第三回中就辦了一件「大事」。
「……雨村先整了衣冠，帶了小童，拿著宗侄的名帖，至榮府門前投了。彼時賈政已看了妹丈之書，即忙請入相會。見雨村相貌偉，言談不俗，且這賈政最喜歡讀書人，禮賢下士，拯溺濟危，大有祖風，況又系妹丈致意，因此優待雨村，更又不同，變竭力內中協助。題奏之日，輕輕謀了一個復職候缺。不上兩個月，金陵應天府缺出，便謀補了此缺，拜辭了賈政，擇日到任去了……」。
好一個「禮賢下士，拯救濟危」，實際上是官場上的礙於關係「內中協助」，以便拉派結黨。
這位賈政先生的根底，倒是讓冷子興摸了個透。「……賈政,自幼酷喜讀書，……原欲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遂額外賜了這政老爹一個主事之銜，令其入部習學，如今現已升了員外郎了。」
原來這位文不能賦，武不可功的賈政先生是依賴父親的本子弟走上仕途的。
「自幼酷喜讀書」，賈政讀的是什麼書？第九回中，寶玉入塾，賈政過問「……他到底念了些什麼書？」並指示「……就說我說的:什麼《詩經》、古文，一概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被《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
看來，當年賈政苦讀的也是文「《四書》」一類。為什麼？
因為這是從「科舉」走向仕途的必須。《四書》指的是朱熹注的《四書集注》。而當時的科舉考試，也只考《四書》《五經》這九部書。它們成為科舉考試的標準答案，向官場出發的資本。朝野只准遵守，不准懷疑。士子們以它為獵取功名利祿的工具。清廷推行儒家思想，而沒有弄清儒學與理學之分野，一種教本式的、僵死的思想，對於封建文化專制的實行和封建社會秩序穩定有必要有利的。而這種思想在封建社會的後期，成為了對歷史發展起消極作用對社會發展的惰力。
《紅樓夢》中，寶玉最為頭疼的就是聽到「老爺喚他」問讀書的事。寶玉稱那些士子們為「國賦、祿蠢」。
《紅樓夢》中有許多有關佛、道的描寫，甚至書名亦被稱為「 情僧錄」。
於是《紅樓夢》中，存不存在「色空思想」，則稱為爭論的一個焦點。
而實際上，弄通中國十八世紀那一段社會塑像文化的整體背景和對作者、對《紅樓夢》的影響，則是把握《紅樓夢》創作意旨和思想構成的最重要的，最關鍵的一環。
在那個時代，清廷政府在調整滿漢一體的政策下，大力提倡後儒學的同時，一些有識之士，已看出了腐朽的理學思想對社會發展的阻礙到．於是往往借助禪學道學，對理學從側面進行抨擊．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有記有這樣一則故事：
肅寧有塾師，講程朱之學．一日游僧乞食塾外，木魚琅琅，自辰逮午不肯息．塾師厭之．自出叱使去．且曰：爾本異端，愚民或受爾或目．此地皆聖賢之徒．爾何必作妄想？僧作禮曰：佛之流而而募衣食，猶儒之流而求富貴也，同一失其本來，先生何必定相苦？塾師怒，自擊以夏楚．僧振衣而起曰：大惡作劇．遺布囊於地而去．意必復來，暮竟不能．捫之．所貯皆散錢．諸弟子欲探取．塾師曰：誒其久而不來，再為計．然須數明，庶不爭．甫啟囊，則群蜂坌湧，蜇師弟面目盡腫．號呼撲救，鄰里鹹驚問，僧忽排閉入曰：聖賢乃謀匿人財耶？提囊徑行，臨出，合掌向塾師曰：異端偶觸忤聖堅，幸見恕．觀者燦然．
這個小故事雖短，但鮮活的勾畫出了，叱責僧人佛教是異端邪說的，奉程朱之學為聖賢的師，士子們的貪婪，醜惡之心態，
那麼這個理學是什麼，又是如何淵源發展的呢，到了中國的１８世紀，它又是一個什麼樣子呢？
理學，指程顥，程頤所創立的學派，他們認為〞理〞是不以人民意志轉移，不受時空限制，永恆存在的宇宙萬物的本體．對自然界來說，則「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河南程氏文集》卷九）；對人類社會來說，則「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過此則無理」（《河南程氏文集》卷五），可見，這個〞理〞不但被認為是自然界的最高原則，而且是人類社會的最高原則．這樣一個學派，出現在了北宋時期．而唐代焊愈所倡導的儒學復興運動和儒佛道三家的長期融合，為理學的產生作了必要的思想準備．二程吸收佛，道融合三家，從自然觀，認識論，人性論各個方面，貼出了〞天理〞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用這個體系，來解釋人類社會，其必然的結果，只能是〞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河南程氏文集》卷五）於是，倫理綱常就成為神聖不可改變的〞恢恢天理〞．二程初步完成了宋代統治所需哲學思想的歷史任務，儒僧道三家思想的融合，是理學的思想淵源，理學是被一種被改造了的新儒學，或者說是宗教化了的新儒學。
理學的產生，把中國古代哲學發展到了一個高峰，理學家順著儒、釋、道三教歸一的趨勢，以儒家禮法，倫理思想為核心，融合佛道教的宇宙生成，萬物化生的理論和佛教的思辯哲學，改頭換面，來彌補儒家哲學學說的沒有嚴密體系的缺陷，建立成了一個比較精緻，圓滑的哲學體系。
朱熹有鑒於韓愈等排佛的教訓，認為其失是未能做到從「本然之全體」上闢佛。在批佛反道的同時，吸收了佛道思想，以便從「本然之全體」上回答佛，道的結難。周敦頤，邵雍的《太極圖說》，和《先天圖》便是這種嘗試。二程進一步的援佛，道入儒。將自然，社會人生等問題，統統納入了「道學」體系，「天理」範疇。提出了「理氣」「道器」「形而上」「形而下」「格物致知」「天理人欲」「天命之之勝」等一系列基本範疇，為朱熹集「道學」之大成奠定了基礎。
朱熹哲學思辯結構的最高範疇是理，又曰「道」「太極」，本體「理」自身具有「天造作」，「無極度」等特點。是一個純然絕對，遠離塵世，「空闊潔淨」的世界。朱熹認為理借「氣」而存在，而「氣」派生「物」，「理隨氣」入物，而「格物窮理」的認識之法破除「物」與「理」之間的障礙，使本體理自己與自己結合。從而復歸到體「理」。
通過「積累」而「貫通」，由淺入深，由粗到精的認識過程，理復歸於理，從物返回於理，構成了朱熹所謂「格物窮理的認識論和進化觀。
總體來說，朱，程理學在哲學思辯結構上強調，把世界歸結為一個絕對精神本體－理。
當然在理學範疇內，還有陸九淵的「心學」，「心學」 在批判程朱「道學」的同時，也向朱程「道學」妥協。由於符合時代的要求，朱熹、二程的理學觀念流行開來，並長期成為了官方哲學。
中國古代的綱常倫理，自周禮開始，春秋有了初步的定型。在漢代董仲舒那裡確立了它天經地義的地位。在《春秋繁露·基義》中說：「君為陽，妻為陰……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而理學家們則更加提倡發展和鞏固了綱常倫理。
二程曾說「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司馬光說「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子無說君父不是第的道理」。朱熹的弟子陳諄在其《北溪字字義》中就說「綱常倫理」進行了特別闡發，造成了對後世十分深遠的影響。
而到了清初，清廷為加強集權統治的力度，也需進一步對以宗子和族長為中心的宗法制度的加強，成為鞏固其統治的社會基礎。為適用這種需要，被理學家財所強化了的「三綱五常」成為了維繫宗法關係的鏈條。而理學本身也被升高到了至高無上的、具有絕對性、永恆性、普遍性的地位。「天理」「三綱五常」成為人、物，甚至禽獸都無法逃脫的「佛」「道」也無法逃脫的規律定式。理學此時已成為了御用哲學。
在統治者和理學繼承者大肆 「存天理，滅人欲」的影響下，造成了兩大災禍。一是，文字獄的大興。二是，「以理殺人」。在「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枷鎖下，不知有多少青年和生命被摧殘，被慘殺。
而理學及理學的追隨者，對社會的作用愈來愈消極和反動。
理學曾提出「人只有一個公私，天下只有一個邪正」（朱熹《朱子語類》）他們利益與國家民族之利益聯繫起來，社會才能發展，人生也可走向崇高。
而理學繼承者們將這一點偽裝在其外，而內心中早已「只營私利」「克服公為己」，他們滿口的「天理」如何為至上，「人欲」如何至下，而其骨子裡卻充滿了私慾的極度膨脹。《紅樓夢》中對賈政、賈雨春等的所作所為似乎平淡而平和的描寫，正式對他們的無情揭露。
戴震說「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而賈政等一流人不但「以理殺人」，而且他們已經不是「後儒了」，而是蛻變了的「後儒」。
面對「蛻變」了的後儒門，理學家們在明末之際產生了另一類的哲學思辯，這是一個社會歷史巨大變化在思想領域的反映，它被稱為「實學」，也稱為「智學」。明清實學從社會的現實出發，吸收了一些重大的理論問題，都重新進行了詮釋，並實現了一些重大理論問題上的超越。在長期人們爭論不休的儒家義利觀問題上，十分具有典型性。
明末清初之際，中國社會面臨這樣兩大巨變：首先是自明中晚期以來，社會生活發生巨大變化的同時，人們的思想觀念也在發生巨大變化，其次是明末清初之際，又是中國歷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而以朱程理學為代表的官方哲學，以成為社會與思想發展的嚴重障礙。明清實學適應社會要求，對宋明理學展開了批判，並且在批判的基礎上建立了新的自然人性論，以及相應的新的理欲觀，新的道德觀。而追求個性解放與理性的覺醒，則是明清實學家最為顯著的特徵與前提。
按照學術思潮發展理路來講，明清實學首先是對理的反對。由於假道學充斥社會，使儒家原本就有些朦朧的觀念，變得更加含糊不清，理學的獨尊，更是造成了人們思想深處的奴性意識。實學思潮則一反這種現狀，主體價值得到了空前高度的被認可，一部明清實學思想史，就是以主體價值的張揚為避免基礎而展開的。先是裡李贄發出了「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的號召，而明代萬曆年間的呂坤，則強調〞自家天趣〞不依附任何體系，更反對因襲僵化，注重〞我只是我〞個性解放的思潮，到了清代，更呈現出一種澎湃之勢．以傅山，顧炎武，黃宗，王夫之等為代表．傅山主張蕩滌奴性〞把如俗齷齪意見打掃乾淨，」顧炎武則把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八股取士制度，認為八股取士〞敗壞人才〞的罪魁禍首．王夫之認為在理學的統治桎梏下，造成了〞舉世天可用之才〞的局面，他認為人應該有〞大勇浩然〞，亢王侯而非忿〞等等．明清實學所強調的個性解放，也是以人性論為基礎的，從整體上看，明清實學所秉承的是一種自然人性論，他們強調人的天賦自然，並在此基礎上肯定了人的慾望是合理的，建立了新的理欲觀，而明清實學的義利觀測是其新的人性論，新的理欲觀的符合邏輯的新結論．
明清實學，在對傳統利益觀的詮釋上，一反理學企圖而義吞利的流弊，表現了一種明顯的功利主義的傾向．明清實學利義觀從人性自然論出發，適應於已經萌芽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時代需要，把〞利〞提到了被高度重視的地位．明清實學普遍承認〞人皆有私〞，包括聖人也不例外，他們認為理學所標榜的存理滅欲，是極其迂腐的，是違背人性的．李贄認為，人的一切活動都是以獲利為最終目的，並且以種田為例，他說〞如服田者，私有秋之獲．而後治田必力．〞在李贄看來，即如漢儒董仲舒所謂正義明道，其實最終目的也是為了記功名利，只是沒有說明罷了．從而又揭露了理學的偽善性．清代的顏元，是儒家功利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對程朱理學的空談性理之學，提出了嚴厲批判．職責他們是〞上不見一扶危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對國家以及個人都是毫無益處的，所謂〞分毫無益於社稷生民，分毫無功於疆場天地。〞顏元明確主張〞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認其功〞。他認為，〞謀道不謀食〞只能是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話，只能是令饑寒者立死而露出者立斃。
清明實學強調義利統一。明確提出了義利並重的觀點，吳廷翰提出了〞義利原是一物，更無分別的命題。他認為：〞捨義而言利者，必有人欲陷溺之危；捨裡利而言義者，亦無天理自然之安．〞〞義即在利中，道理即在貨財中〞。同時清明實學也強調〞公利〞與〞私利〞的統一。強調既對於私利的充分肯定，又將國家利益置於不可或缺的位置，他們既強調〞天下之利弗能去〞，同時於以社會的實際功利作為檢驗道德的標準，這是針對理學家空談道德而提出來的。因而他們不再奉行道德倫理至上主義，如唐甄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取修身治天下為一帶，取修身害治天下，不成治天下，亦不成修身．〞又說：〞立國之道無他，惟在於富．〞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明清實學實現了由重義輕利向重利輕義的轉化，因為實學認為〞義〞本身就體現為一種精神，它在利的獲取過程中，只是起到一種導航作用。
很明顯，在《紅樓夢》中，作者接受了〞實學〞的一些理念，但又不能完全對〞實學〞所倡導的〞重利〞思想完全滿意，但對其人性顯張的一面還是十分贊稱的。
《紅樓夢》中寶玉，黛玉的思想，王熙鳳的所作所為，這些不能不說是〞實學〞的先進性在書中的體現。
在清代理學氾濫的同時，道家，道教，佛教，禪宗也都沒有銷聲匿跡。
道家和道教，不完全是一回事，〞道家〞一詞，始見於西漢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是指先秦諸子百家中以老莊思想為代表的哲學體系。而道教，則是在漢代黃老理論基礎上吸收古代神仙家的方術和民間巫術，鬼神信仰而形成的宗教實體．道教是宗教，道家是哲學，二者之間雖有密切聯繫，但也有許多相悖之處，而作為古代哲學，老莊思想對宇宙，對人，對人的精神世界的理解與闡述站在了道教之不能及的高度上。
道教自東漢順帝時，沛人張道陵於鵠鳴山創立，一直奉《老子》為聖經，《老子》為一部富有唯心哲理，精緻的百科全書，其詞句精練簡潔，含意深奧曲折，這樣很多後人覺得混沌不明，神秘莫測．這正給神仙方術提供了向宗教引伸的好條件，並因之建立了以神仙信仰為核心，而以《老子》之學為理論基礎的道教教理體系，而神話老子，抬高老子其主要目的是為與儒家的孔子，佛教的釋迦牟尼相抗衡，以求成為正統宗教．
而莊子的思想由於上升至了人的精神世界的闡述則顯得更神秘，莊子七篇（逍遙游、齊物論、養生主、人間世、德充符、大宗師、應帝王）還有後學們外篇十五（駢拇、馬蹄、胠篋、在宥、天地、天道、天運、刻意、繕性、秋水、至樂、達生、山木、田子方、知兆游）和雜篇十一中都不同程度的雜糅了神秘因素。宗教教徒以宗教的觀點去理解和運用它。則使得道教教體更加完備。
然而老子、莊子是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而非神學家，對於他們原作意旨的依附與歪曲，恰恰限界了宗教與哲學。
而在清代初至康熙時代，無論從民間至皇宮，對道教則重於道家，也就是信徒們以宗教的方式理解道家，而傳播道教，但無論如何，老莊學說，強調認識客觀性，強調齊死生，這於道教追求長生的幻想相牴觸，而還相分離。
康乾時代，道教並不衰落，反而較為興盛。這首先取決於皇家的認可和支持。康乾年清廷便設立「天師府「，天師府成為當時與禮部有密切聯繫的掌管天下道事，祭祀五嶽，行使朝廷賦予的權利和職能的一個機構。
而天師府又在道教內部屬於正一派，主外丹法，這便使主張內丹法的全真派道教在這一時代遜色了。
雍正皇帝的死因眾說紛紜，其中有一說法是服丹藥中毒而死，是否真實，無從證實。但是雍正服丹藥以求長生則是史實。史料計，雍正曾請道士張太虛，王定乾等，到圓明園煉丹，以求吞服靈丹，長生不老。他死後三天，乾隆下令驅逐張太虛，以《清帝外紀世宗崩》中：「惟世宗之崩，相傳修丹所致。」
這些難免讓人想起《紅樓夢》中的賈敬服丹藥而死，賈府囚禁道士。和對清虛觀的皇封「掌道錄司印」的張道士，還有王一帖的著力描寫刻畫。
而對於道家學說，寶玉、黛玉、妙玉這三塊玉都流露出對莊子的欣賞與欽佩。
對於佛教，《紅樓夢》對其既有不同的態度，而佛教本身則又發展出禪宗，禪宗可以說帶有強烈的中國古典式思維的哲學智慧。慧能的一句「既不是風動，也不是旌動，是你的心在動」被當代學者認為是認識宇宙的真諦。《紅樓夢》中既有對饅頭庵老尼姑，王夫人等醜惡行經的描寫。也有對寶玉悟禪，寶釵釋禪的刻畫。
清代佛教是從順治元年至宣統三年共二百六十八年間清朝的佛教，在管理方面在京設立僧錄司，所有僧官都經禮部考選委任。
清朝最初的佛教，是藏傳佛教，清太宗時，盛京（瀋陽）方面已開始和達賴喇嘛五世建立關係，順治九年，達賴喇嘛五世入京，受清朝冊封，順治、康熙、雍正年間佛教信仰大多體現在流傳的佛經上。《華嚴經》《華嚴疏論纂要》，皇家的《龍藏》《極樂願文》《彌勒菩薩發願偈》《釋迦佛贊》等等，都說明了此時仍以印度傳來的佛教信仰為主流。
而擺脫了經院氣息的禪宗，則並沒泯滅。自禪宗從由民間興起的那時，它就帶有強烈的批判精神，排斥經典和偶像的權威所謂「大器者直要不受人惑，隨處做主，立處皆真《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表現了禪宗的一種自尊自信意識，禪宗反對只注重經典解釋的經院派學風，也不局限於一般的止觀靜修，認為應該隨時隨地發覺和體會自己本然的覺悟心性，形成了一種隨緣任運，逍遙豁達的人生態度。
正是這些富於創造力的思想，使禪宗長時間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至清代又以逐漸在與儒、道文化相滲透的基礎上形成了獨特的理論體系。成為了中國文化中極重要的組成部分。
《紅樓夢》的時代，就是這樣一個儒、理、實、道、佛並存，並且相互鉤玄相互排辟，縱橫交錯，紛爭複雜的思想環境。
《紅樓夢》批判了愚昧的迷信，但又理性的哲學思辯是持肯定態度的。重學而輕教。
理學家，援佛道入儒而提出以「天理」滅「人欲」。
《紅樓夢》則援禪，道入情，而以「人欲」反「天理」。
這樣巧妙的對「理學」「後儒」和「蛻脫了的後儒」的批判。可以說是《紅樓夢》創作思想的一個閃光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