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紅學如何走出象牙之塔
--讀鄧遂夫校訂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校本》札記
文學研究與文學閱讀的分化是文學發展成熟的必然產物，並因現代學術制度的建立而得以規範和強化，如果當下的文學研究者還在想以自己所歸納的條條框框、定義定理來指導閱讀乃至創作，那只能是一廂情願的單相思。文學研究的專業化特性決定它注定是一場少數人參加的邊緣化的文化表演，而文學閱讀則逐漸演變成體現公眾潛在文化素質和精神走向的日常生活方式。全社會的文學閱讀往往可以解讀為社會良性運作的一種表徵，而對文學研究的全民參與則只能證明社會運作的失衡和秩序的破壞。就由一部小說而形成的專學——紅學而言，儘管整個二十世紀它一直喧鬧異常，因獲得了過多參與和關注而成為人文學科的顯學，但仍基本局限在知識階層，即使是五十年代參與人數較多的對胡適、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也仍是如此。不過倒是有一次例外，１９７３年１０月，毛澤東他老人家以其個人無與倫比的政治號召力，由一次看似不經意的談話，造成了一場眾多人等參與的會戰式的讀紅運動，一時間，工農商學兵齊上陣，各文化機構緊急動員，紅學論文成批推出，構成了本世紀甚至是整個人類學術史上空前絕後的學術奇觀，當然也可以稱之為學術災難。其結果怎麼樣，相信每一個過來人心中都有數。這場全民防空演練似的的參與已成為紅學史上的一場夢魘。
但是近年來在紅學研究界中存在一種傾向——借助公眾的訴求。這種訴求的原因並非是來自外界的壓力，而是來自紅學研究人士自身，準確地說這是一場突圍表演。就其動機而言，不外兩種：一種是陷入學術爭論後的求助。一部紅學史也是一部學術論爭史，其爭論之激烈之混亂，令人驚歎，構成現代學術史上的一道奇異風景。由於過多外界非學術因素的干擾，使紅學爭論在很大程度上淪為一場缺少裁判、背景複雜的名利較量。此時的呼喚公眾儘管給人一種尋找裁判的表象，但其實質不過是借用輿論和媒體的力量壯大個人的聲勢，以戰勝對手。近年來，紅學爭論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這種態勢，傳媒日益增強的巨大影響力，使紅學人士對其產生出異常的親和感，但對學術研究來講，這不過是干擾方式的一種潛在置換，即從先前的借助政治權力轉向如今的借助話語權力。不過，於此倒是可以讀出社會文化的深層變遷。另一種動機乃是出於對紅學研究狀況的不滿，即不滿於考據之學的過分發達，不滿於公眾對紅學的隔膜。儘管這種動機無疑包含有一種使命感，似乎有著毋庸置疑的正當性，但它更多的停留在表達階段，表現為一種重新整合紅學研究格局的企圖。因為到目前為止，還很少見到那種真正面向公眾的紅學讀物。對具有高度專業化的紅學研究來講，公眾只能是這座金字塔外的他者，而不是紅學突圍表演中的接應者，他們沒有能力也無意去做紅學人士所希望的那種裁判。況且他們的參與對紅學並不見得就是好事，也許相反，只會給紅學家們帶來更大的壓力，甚至是對研究的破壞。因為在公眾實用主義的價值尺度面前，很多紅學中以瑣細問題為特徵的學術爭論會失去其正當性和合理性，從而顯得荒謬。像曹雪芹的家世、祖籍等爭得異常激烈的學術問題，儘管在紅學界內部具有十分嚴肅、重要的意義，但老實說，對公眾而言，這只能成為他們茶餘飯後的談資。紅學內部的爭論只能在內部解決，這注定是一次體系內的革命，群眾眼睛雪亮的神話如果不是一個幻想，其適用範圍也限定在特定領域。
如果瞭解和溝通也可以理解為一種參與的話，筆者倒是贊同這種形式的公眾參與。畢竟在高度分工、專業化的現代社會裡，人們的視野變得異常狹窄，成為以專業為壁壘的「井底之蛙」，一個人文學者很可能不知道有關宇宙起源的大爆炸理論，一個科學家也很可能不知道當今最走紅的暢銷作家。如此看似荒誕實則平常的現實使相互間的溝通和理解顯得更為重要。僅僅有科普還不能代替所有領域的學術研究，有必要另外進行人文領域的學術普及。
再者，文學研究和文學閱讀的區別只是學術制度建立後一種專業化、職業化的區分，絕對不是兩者徹底斷絕往來的理由。就其實質而言，文學研究也是一種閱讀，一種高度專業化、精細化的閱讀。因此，向非專業的文學閱讀提供閱讀指導和背景資源，也是文學研究者應盡的一份社會職責。儘管《紅樓夢》在近一百年來已被視為民族文學的代表，成為全民閱讀的範本，但紅學研究自身仍只能是喧囂紅塵外的象牙之塔，其內部爭論不休的祖籍、版本等問題細節並非公眾閱讀的必要資源。不過，紅學家們可以通過一些實際的工作為公眾提供更好的閱讀文本和為紅學家所公認的背景資源，而不是借助喜歡惹事生非的各類媒體，將紅學內部的裂痕展示出來，以自我表白的方式求得公眾的同情和支持。讓紅學走出象牙之塔的呼喚，在筆者看來，應該解讀為一種將少數人智力遊戲的樂趣讓公眾所分享的高尚行為。因此，對為此所進行的各種嘗試和努力都應當給予肯定和支持。通過這種溝通而引發公眾閱讀《紅樓夢》的興趣是可能的，倘要由此從民間發掘出一些紅學家期盼中的重要研究資料，從理論上講，也並非不可能，但若幻想由此產生出幾個能開紅學新風的年輕紅學家來，卻只能是一種美好的想像。未來的紅學家只能是現代教育和學術制度的產物，紅學本身即是如此。自學成材在博士、碩士等專業人才成批製造，職業培訓和終身教育制度日益完善的當代社會裡，只能成為學術史上的特例，更多的是一種精神感召層面的意義，因為這種成材方式日益不能適應越來越專業化的社會分工需求，不管這個事實是不是令人感到悲哀或無奈。紅學研究本身就是一門具有嚴格分工的職業，在謀生的同時還能帶來一些精神上的愉悅。此話雖然比較低調，也許讓一些紅學家感到憤慨，但它確實是一個正在發生的現實。
以上是筆者閱讀鄧遂夫先生《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校本》書前《走出象牙之塔》一文時所引發的一些感想，並非是對這套叢書得失的具體評論，這是應當說明的。至於該書體例之謹嚴、校勘之精良等種種特點，筆者將另文評述。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校本》，鄧遂夫校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