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父權制與《紅樓夢》中的大觀園
《紅樓夢》作為一部被豐富詮釋的文本（text）〔1〕， 吾人常可從不同的研究方法及角度，來一窺其中隱而未現的多樣面貌，歷來亦常被視為是最足以體現中國文化（如思想、社會、生活、情感等）的小說之一。從性別（gender）〔2〕的角度來看， 書中乃立基於「女清男濁」的觀念，以女子及歌頌女兒文化的男子（賈寶玉）為主要的描寫對象。而在此小說舞台上，能任其一顯才情、展現生命風華之自由天地，便是「銜山抱水建來精」「天上人間諸景備」的「大觀園」了。
關於大觀園的研究，前人已在地點、佈局及園林藝術的研究上，展現了相當豐富的成果，除此，還有強調與探究大觀園「理想」特質的論著〔3〕，以為大觀園的詮釋上，注入更多的生命。近來由於受到西方性別理論的影響，亦有學者自女性主義的角度來研究大觀園〔4〕， 使得大觀園作為一個女性空間（female space）的論述，有了一更新視野的呈現。在女性主義角度的觀照下，父權制常是在文本解讀過程中的被批判的核心與焦點。而當我們面對西方女性主義所常強調的：女性在行之已久的父權制之壓迫下，必得去反抗、批判或顛覆這一套以男性利益為考量的價值體系，才能確立自己主體性的存活空間這樣的觀點時，卻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雖說父權制的存在，具有跨越文化的成立基礎，但在中國文化中，卻可能有著不同的進行方式與面貌，自然，女性在此中的因應方式，亦將與西方女性主義所述有所不同。
《紅樓夢》作為一部體現中國文化以及提高女性被論述之價值之小說，若從中國父權制此一視角來作探究，或許，可一窺大觀園之所以能出現、成立，甚或導致後來衰敗的深層文化意義。
一、孝悌與名位——中國父權制特色
父權制（patriarchy）這個概念，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主要指的是：以「父視權力」為原則，支配一切的社會體制，或者是由群體內年長的男性獨掌家庭和公共政治權威的社會體制。對於在人類早期社會中，父權制與母權制孰先孰後，學界曾有不同的看法，但基本上，學術界一致認為，在人類家庭發展史上，父權制是一普遍存在的事實。
多數研究西方古代文明的學者（如H.Maine、F.de Coulanges、 G.Jellinek）均大抵同意：我們最原初的父系權威的類型，則可追溯到羅馬人的「父權」〔5〕。著名的社會學者韋伯（M.Weber）則曾進一步指出，羅馬法中保存了最完整的父權權力法條。韋伯認為：父權制確實是「截至目前為止最重要的『傳統支配的類型』，而中國與羅馬帝國正是父權制與世襲支配的原型〔6〕。韋伯將此意義擴大並系統化後， 便認為：儒家將「孝順」此一道德原則，從家中孩童對父權權威的孝順，擴及於官員對統治者、低階官員對高階官員，及一般人對官員和統治者的依順，故而將此觀念修潤得更具一致性〔7〕。因此， 在中國的家族中，父祖是統治的領袖，而且也可說是一切權力的集中者。
西方學者從權力的角度出發，去思考父權制所帶來的「壓制」性時，往往會得出：女性及年幼的男性是其中的被壓迫者的結論。誠如米勒（Kate Milletts）所言：「性支配主權（sexual dominion）在我們的文化中，是如此普遍的意識形態（ideology），而且，它可謂提供了一個最基本的權力觀點，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我們的社會，就像所有其他之歷史文明一樣是父權制（patriarchy）的緣故。〔8〕」因此，女性做為一個群體，唯有正視這個問題，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威頓（ Chris Weedon）在「女性主義與理論」（Feminism and Theory ）一文中，便直言不諱地宣稱：「身為女性主義者，我們的起點是社會的父權結構。『父權的』（Patriarchal）這個詞，指涉女人的利益從屬於男人利益的權力關係。……女人的性質與社會角色乃是相應於男性的規範而界定的。〔9〕」在如此具權力從屬結構的思考裡， 父權制便是一個造成女性被壓迫的最本質性（essential）的要素。
觀察中國的父權制，我們可發現：強調權力／從屬關係以及由此所產生的壓迫／被壓迫的解釋，並不能全面地解釋中國父權制的特色。筆者以為，只有從孝悌與名位所形成的序列結構，才能得見中國父權制中，男性與女性間微妙的權力流轉以及女性在此結構中的生存策略（ politics）〔10〕。
「父」在字義上確實有首領、領導的意思〔11〕，事實上，在中國重宗族倫理的社會中，「父家長」的色彩更為濃厚〔12〕。但中國人並不從父家長的「權力」來著眼，而是從「孝悌」與「名位」之規定中，來見出角色扮演與順從要求之後的權力義務關係。若比較中西的不同，此倒可以以詹密笙（George Jamieson ）所說的為準則：「在羅馬法中強調父親的主權，這隱含著在兒子一方的義務與順從。而在中國的法律中，則是從相反的方向來看待：它強調兒子的義務與順從，於其間則隱含著在父親一方可施行的權力。〔13〕」以儒家傳統下的中國社會而言，齊家與治國的發展是平行而對應的，家族中的父長便如同一國之君一般，子女與臣子必須要對其絕對的服從，為了家族與國的秩序與和諧，「孝」「悌」此一根本的道德原則便會被強烈地要求著，並且循此德行，擴而為「忠」的基本內容（所謂「移孝作忠」「忠孝難兩全」之類的講法，均可見「孝」與「忠」在中國人思考上的平行對應關係）。如《論語·學而篇》即云：「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儒家學說的著重孝悌，使得父權制的父長權力核心更為穩固〔14〕。
「孝悌」的道德原則還必須與「名位」的概念相結合，方能使「孝悌」能夠長久以來，成為鑒別中國人個人道德人格的重要準則。
「名位」的概念在先秦時即已萌芽，孔子所言之「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論語·子路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論語·憲問篇》）等，即為中國人的正名觀念確立基礎〔15〕。正名的觀念使得子或臣的角色扮演有了一明確的要求與依據，這一方面代表了身份的差序，另一方面也規定了當其位者應循的禮節內容，在此序列的結構中，家族裡的人子、幼輩便理所當然的接受了孝悌所規定的內容〔16〕，當此內容被規定的同時，亦即暗示了父祖所隱然被賦予的權力。事實上、中國的家族、經濟、政治早已混融為一體系，所以，由家到國，可謂已全面地籠罩在父權制之中。
而在此情形下，女性的處境又是如何呢？這可就兩個方向來談：
一、雖然，在中國父權制下，女性的「順從」早已被規定著——「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禮記·郊特牲》）但，當女性的角色從女兒轉變成母親時，中國父權制對兒子應遵行的孝道的強制力，便會在身為兒子的男性身上展現，而《禮記》中的「夫死從子」與此卻並不衝突。因為，中國人在此本就不從「權力」著眼來思考，而是從「名位」的意義及其所具有的道德原則來作思考。因此，當孝道成為中國社會中的重要道德要求時，身為母親的女性，便在兒子「侍親」「順從」的相對性中，獲取了權力。當然，在父親與母親的關係中，「夫為妻綱」仍是不變的指導原則。因此，當我們看《紅樓夢》中的賈母時，便可見其隱然彷彿是賈府中擁有最高權力的大家長，但事實上，這是源於兩個先決條件——同輩的男性（夫、叔伯）已死（或出家）以及成為深受儒家道德洗禮的兒子的母親。因此，賈母的尊權便是在這樣的前提下成立。而女性可能的被壓迫命運亦就此改觀。
二、由於中國強調名位的序列特色，為了達到鞏固社會秩序的目的（也就是儒家所謂的「正名」），「名」的神聖性和正當性便需要經由先聖先王、以及由來已久的傳統（如「禮」）來確立與保證，但當傳統「名」的系統實際運作時，它的現實性便會增強，也因此，在「名」的形式之下，「實」的呈現便有了因時因地制宜地、屬於中國人式的「拿捏分寸」的轉化〔17〕。因此，在名實之間，便存在了一些可能的空隙，而這也提供了女性在中國父權制下，另一個可能存活的空間。《紅樓夢》中大觀園的出現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中國父權制下，女性雖有一定的局限，但卻並不必然被全面地壓制著，這實乃源於在中國人的思維中，對於「權力」有著與西方不同的態度與看法，西方強調的是一種權力意志的精神，而中國則著重在位置角色扮演的意義，由於位置的可能轉換，使得權力亦在其中產生了自然的變化。當然，深受儒家學說影響所引致的特殊社會文化自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二、父權制名實空隙下的大觀園之成立
如前所述，中國父權制在著重「孝悌」與「名位」的特殊文化下，產生了一些女性在孝道倫理下之翻轉的機會；同時亦在名與實中間，提供了一些的可能空隙。事實上，這也誠如莫伊（Toril Moi ）所言：「只有意識形態概念，當其以分歧、滑動及不協調來標示出其矛盾結構時，便會令女性主義解釋，何以即使是最嚴歷的意識形態壓力，亦會產生他們自己的空隙了。」〔18〕
大觀園的出現，在小說情節的安排中，初始完全是因為「元妃省親」的緣故〔19〕。這個如御苑般的園子能夠被建造起來，而後又能讓一些姊姊妹妹們住進來，儼然如女兒國一般，實是由於它能在父權制的「空隙」中成立的緣故。
元妃是賈政的長女，回賈府來省親。若是以一個「女兒」的身份回來探望父母，賈府原是不必如此大費周章的。但由於她的角色位置——元妃，標示了背後的「君王皇室」，在父權制的序列結構中，這可說是最高的位階了。賈府歷來是深被皇恩，襲官封爵的；因此，對榮寧二府而言，「元妃省親」便是一樁共同的大事了。是以，大觀園之籌建，便完全是賈府站在「君／臣」的臣子的立場，以相應於皇室的排場規模來做考量的，但其實也真是「不過是拿著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誰家有那些錢買這個虛熱鬧去？」（十六回趙嬤嬤語）。我們可以這樣說，由於賈元春所處的這個名位，讓她可以在形式上如被接聖駕般地對待著，這種因皇妃之名而有的形式意義，亦展現在她與賈政的對話中；當元春強忍心中幽處深宮的傷悲（誠如元春向賈母、王夫人言「當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十七至十八回語），向其父感慨「骨肉各方，終無意趣」時，賈政卻以一派冠冕堂皇的臣子口吻來感念皇恩，所謂：
臣，草莽寒門，鳩群鴉屬之中，豈意得征鳳鸞之瑞。今貴人上錫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遠德鍾於一人，幸及政夫婦。且今上啟天地生物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曠恩，雖肝腦塗地，臣子豈能得報於萬一！……願我君萬壽千秋……貴妃切勿以政夫婦殘年為念……惟業業兢兢，勤慎恭肅以待上，庶不負上體貼眷愛如此之隆恩也。便可見出，隨著元妃回賈府而看似為元妃所建的「省親別院」大觀園，事實上的重點，乃完全是為了成就君／臣之義，而烘染出富麗堂皇（即連元妃都「默默歎息奢華過費」）的形式上的虛名罷了！
說大觀園乃為「形式上的虛名」而建，主要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談的。首先，就其講究的規模氣勢而言，它並不是針對元妃個人性情和她實際需要來著眼的（「貴妃崇節尚儉，天性惡繁悅樸」「且說賈妃在轎內看此園內外如此豪華，因默默歎息奢華過費」——十七至十八回），它乃純就符應社會上大家都如此行的「迎皇室之排場」之必要準備（如十六回賈璉所言：「現今周貴人的父親已在家裡動了工了，修蓋省親別院呢。又有吳貴妃的父親吳天祐家，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在這過程中的面子和排場方是賈府所不敢輕忽的，而這對於身為女性的元春而言，奢華之排場卻只不過是父權制文明所堆積出來的價值罷了。除此，就賈府的實際情況而言，本身實原已有供休憩、賞玩的園子（如寧國府後邊的會芳園，及榮國府東北——賈赦院之後的園子），故是不必要為修砌庭園再大費周章的。是以，大觀園的立意設計確實是為了元妃省親當下的豪華氣勢及遊樂賞景的考量，因此便在園內設計了許多供休憩的樓亭房舍。就「頌揚皇恩」而言，大觀園確實在形式上，於元妃幸此園時，展現了它的功能。
我們可以說，大觀園以「如實的建造」來頌揚了「父權之名」，但矛盾之處也在這裡：當省親結束後，這當下的「崇高的」「父權之名」功能亦同時完成而消失，然而，此「實際的」「如實的建造」卻仍依然矗立在那裡，它原初看似的神聖之名和供游賞遣玩的園子的實用價值之間，有了一段差距，而這確也突顯出轉眼即逝的「父權之名」本身所帶有的一種虛妄特性。對此，賈元春有深切地瞭解：「自己幸過之後，賈政必定敬謹封鎖，不敢使人進去騷擾」（廿三回）
在這因「崇高之名」而有的「現實之實」二者之間，所造成的可能空隙，提供了元妃以「父權之名」來行成立「女兒國」之實的機會。此能實現的最大關鍵乃在於，元妃是個「擁有權力的女兒」。
由於元妃是在父權制下的最高父權——皇權的依附者，因此，對於父權的結構而言，她可說超越了家族的父祖權力核心，而徑至了國的父祖權力核心，因此，趁這父權之名所形成之虛妄空隙，元妃運用了皇權，將賈府中的姊妹及認同女性價值之寶玉均移置進了園內，讓他們在空間上得以暫時離開了與父權制過於密切的關係（如父權制所帶來的價值體系，所給予女性的定位所造成的限制；甚且後來那些女兒們便在園內吃飯，連到園外吃飯請安之禮亦都免了——五十一回），誠如元妃所以為的：「況家中現有幾個能詩會賦的姊妹，何不命他們進去居住，也不使佳人落魄，花柳無顏」（廿三回）。因此，大觀園便在這樣的前提下，成為了女兒們的王國，而取代了初始建園的目的。這其中的轉換，就女性而言，毋寧說是一種成功的「策略」（politics）運用。脂批有言：「大觀園原系十二釵棲止之所，然工程浩大，故借元春之名而起，再用元春之命以安諸艷，不見一絲扭捻。」〔20〕脂批之言，實可再解為「借元春背後的父權之名而起，再用為女性考量的女兒用心來安置諸艷」，此中，女性在父權制下所運用的「偷龍轉鳳」策略，確實使得女兒們覓得了屬於自己的存在空間。
大觀園成為女兒國的事實，亦可在以下幾個方面得到相映成輝的例證。首先，由園內的客觀環境而言，園內乃是以象徵女兒的「水」（第二回寶玉即嘗言「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為主景設計〔21〕，其次，當姊妹們移進園內後，小說更強調以「花」來象徵女性的有別於父權制下男性文明的「潔淨與純粹」（如廿三回黛玉葬花，即是為了避免撂在水裡的花，「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髒的臭的混倒，仍舊把花遭塌了」、六十三回的占花簽，便以女子形象和花相輝映，以及四十回賈母向薛姨媽笑道：「他們姊妹們都不大喜歡人來坐著，怕髒了屋子」）。另外，這些姊妹們還擁有了為園內景物命名的「命名權」〔22〕（七十六回當湘雲贊「凹晶館」此名取得新鮮、不落窠臼時，黛玉言：「實和你說罷，這兩個字還是我擬的呢。因那年試寶玉…也有存的，也有刪改的，也有尚未疑的。這是後來我們大家把這沒有名色的也都擬出來了…所以凡我擬的，一字不改都用了」）是以，女兒命名權的展現，更標示了大觀園是女兒國的事實，因為，女兒們可以以他們自己的情性和想法，以命名的符號表徵方式來初步地構建了屬於他們自己的天地。
三、隱匿與逃避——父權制下大觀園女兒國的存在之道
在姊妹們和寶玉都搬進了大觀園後，寶玉是「每日只和姊妹丫頭們一處，或讀書，或寫字，或彈琴下棋，作畫吟詩，以至描鸞刺鳳，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無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樂」（廿三回）；而女兒們則更是「正在混沌世界，天真爛熳之時，坐臥不避，嬉笑無心」（廿三回）。在這樣一個渾然天成的屬於女兒（文化）的「桃花源」內，女兒們所進行的活動意味著什麼？而這與父權制的關係又是如何？在西方面對父權壓迫而有的「反制與解構」的思考下，大觀園相對於中國父權制，卻展現了另外一番「隱匿與逃避」的思考與因應策略。
有別於中國父權制之講求「名位」與「孝悌」之序列結構，大觀園內乃以「情」來作為女兒們間重要的聯繫要素（相關於「情」的論著已很多，此便不再贅述），在這宛如沒有父權制干擾的世界中，園內的女兒們，置身在如詩如畫的景致中，便以成立詩社（海棠社與桃花社），以做詩（偶而填詞）的方式，托物寄「情」地呈現他們自己，展現他們的「感情」「性情」與「才情」，而這也可說是他們最美妙的審美活動。
大觀園的女兒們透過「詩」的表述形式，建立了有別於園外的世界，由與大觀園平行敘述的情節中可知：園外的男子行酒令、放縱性慾、或者缺乏活潑的詩心，而園外的女子則忙於家族事務。在此大觀園的世界中，女兒們的鮮活的主體特質逐漸地被建立起來，而她們的詩作也都表徵了她們的性格與形象。以詩作為表述形式，看似全盤模擬重複了父權制文明下的形式與標準，就如探春初發起成立詩社，邀請眾姊妹來共襄盛舉時的動機即是：「孰謂蓮社之雄才，獨許鬚眉；直以東山勤之雅會，讓余脂粉」。（卅七回），此中女兒們意不在論述上建立一套顛覆主流論述形式的「陰性書寫」（ceriture feminine）〔23〕， 而是借用了男性文明由來已久的「言志」形式來呈現他們的主體性。誠如伊莉葛來（Luce Irigaray）的分析，可知女性在父權制下，是沒有本身之語言的，而只能模仿男性論述，故連作品也無可避免會是如此〔24〕。大觀園內的女兒們展現了在父權制下，女兒不被角色規定的生命風采，就這點而言，從香菱（薛蟠妾）的由園外移置園內後，方能開始學做詩（四十八回），更可清楚見出大觀園已成為女兒耀動生命光華的主要空間了。而這也可說是大觀園所具的較積極性的功能。
此處值得注意的是，表徵他們主體的詩作，和園外世界的關係是如何？就這點而言，寶玉和探春黛玉的對話極堪玩味。在四十八回中，便有這麼一段描寫：
寶玉道：「…前日我在外頭和相公們商議畫兒，他們聽見咱們起詩社，求我把稿子給他們瞧瞧。我就寫了幾首給他們看看，誰不真心歎服。他們都抄了刻去了」。探春黛玉忙問道：「這是真話麼？」寶玉笑道：「說謊的是那架傻釀懈紜薄ｗ煊裉醬禾擔嫉潰骸澳閼嬲婧鄭?且別說那不成詩，便是成詩，我們的筆墨也不該傳到外頭去。」寶玉道：「這怕什麼！古來閨閣中的筆墨不要傳出去，如今也沒有人知道了。」
由探春黛玉的反應可知，雖有作品為人所欣賞的欣喜，但她們卻不願自己的詩作往園外流傳，而與男性的論述相結合。六十四回的寶釵亦是此種態度，雖寶釵向來抱著「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但仍認為詩作「傳揚開了，反為不美。」她們不願詩作外傳，事實上，我們可從「主體與客體」的角度來解讀。首先，女性在以男性為主的父權制中，往往是群被視作「客體物」（object）的存在，而在嚴男女之防的禮法社會中，女性更是一被撩撥起極大好奇的「偷窺」的對象。故而，凡與女性相關的事物或者是其書寫的創作，便往往是以男性為主的主流論述所欲窺論品評的對象〔25〕。大觀園內的女兒們借由詩作來展現他們的主體性（subjectivity），他們在其中相互品評，玩笑取樂，但一旦詩作外傳時，他們原來自足性的主體存在，便會在轉瞬間成為了客體，而且是他們並不認同的父權制下的男性標準的客體。誠如黛玉曾針對寶玉說道：「其實給他看也倒沒有什麼，但只我嫌他是不是的寫給人看去」（六十四回，寶玉而後也同意了：「我豈不知閨閣中詩詞字跡是輕易往外傳誦不得的。自從你說了，我總沒拿出園子去」）。這樣的心態，倒也和她自比為花，乃「質本潔來還潔去」的心境不謀而合。
大觀園內的女兒們借由詩展現了他們的生命力和創作力（七十六回的黛玉與湘雲聯詩，真可謂是女兒們創發力的極致表現），並為他們的天地，點染出更多的色彩。但這些與園外的父權制的男性文明是不相關涉的。我們甚至可以說，他們「隱匿」在父權制中，在不教人窺視的女兒們的共識中，存全了他們的主體性，當然，這仍拜於大觀園為他們區隔出來這樣一個有效的空間。那麼，當家族中象徵父權的賈政、賈赦入園時，情況又是如何？我們可見女兒們的才情和主體性，則更是自然地「隱匿」了起來，七十五中即描寫到賈赦、賈政一同與賈母及眾人在「凸碧山莊」上賞月，不僅寶玉「踧踖不安」， 甚且一干有才情的女兒也都安靜消音了，唯待賈政等人離了園子，女兒們才又重獲了發言的機會，而女兒們的詩情詩才亦方才有了躍動的可能（黛玉與湘雲精采的聯詩，即是一例）。
就父權制的序列結構而言，大觀園的這種「隱匿」性，更是展現在尤二姐的未被收編前的安置上。
在六十八回中，賈璉背著鳳姐在外偷娶了尤二姐，鳳姐得知後，便趁著賈璉不在，假作好人地對尤二姐說道：「你我姊妹同居同處，彼此合心諫勸二爺……同分同例，同侍公婆，同諫丈夫……」，使得尤二姐便放心地隨鳳姐進了賈府，但因此事乃在賈璉服孝中所做，不合「孝悌」道德原則之要求，再加以此事又尚未稟明賈母（賈府女眷中位階最高者），故而，大觀園便在此時展現了它的作用。
鳳姐即對尤二姐說道：「我們家的規矩大。這事老太太一概不知，……如今且別見老太太、太太。我們有一個花園子極大，姊妹住著，容易沒人去的。你這一去且在園裡住兩天，等我設個法子回明白了，那時再見方妥」，由於尤二姐尚未被「明媒正娶」，自然便在不被公開（鳳姐一一的吩咐的眾人：「都不許在外走了風聲……」）的情形下，住進了大觀園，我們可以這樣說，在他還未被「正式」收編入此父權制「名」的序列結構中之前，大觀園相對說來扮演了一「隱藏」的功能，由於在空間上的一種隔絕性，使得園內也暫時成為了絕佳的隱匿之所。果然，直待尤二姐見過賈母，首肯之後，尤二姐才「自此見了天日，挪到廂房住居」。
大觀園此一女兒國，不論是面對父權制文明、父權制結構或者是面對家族中的父權象徵，它都以隱匿的方式來因應、而這也可說是它的一種生存之道。因此，它有別於西方的壓迫／反抗的對應父權制方式，而展現了屬於「中國式」的因應策略。
大觀園除了是一種「隱匿」的存在外，它還為女兒們提供了一個「逃避」的空間。大觀園的「逃避」性，主要可在以下幾段事件情節中得到說明：
（一）平兒避居大觀園
在四十四回中，賈璉趁著鳳姐在賈母處樂和著過生日，便和鮑二家的在房裡私通，鳳姐得知消息，帶著幾分酒意走至窗前，正巧聽到他們咒自己贊平兒，氣不過地便「回身把平兒先打了兩下」，一腳踢開門進去之後，便邊罵邊打人。賈璉也因吃多了酒，便上來踢罵（平兒）。鳳姐又把氣轉架給平兒，「打著平兒，偏叫打鮑二家的」，最後鬧到賈母那兒，還是尤氏等人說了公道話：「……平兒沒有不是，是鳳丫頭拿著人家出氣。兩口子不好對打，都拿著平兒煞性子。平兒委曲的什麼似的呢，……」在這場混戰中，因著賈璉的婚外偷腥，而使得平兒無故遭此飛來橫禍，但因著自己妾的身份，且又正當是鳳姐的生日，且看平兒如何自處？
此處有一個重要的關鍵描寫，讓平兒避開了這個平白受冤，教自己有口難辯的場面，——「原來平兒早被李紈拉入大觀園去了」。
在接下來的這段情節描寫中，平兒受到了寶釵、襲人的好言安慰，更且得到了寶玉盡心的溫慰與照顧——「好姐姐，別傷心，我替他兩個賠不是罷。」「『可惜這新衣裳也沾了，這裡有你花妹妹的衣裳，何不換了下來，拿些燒酒噴了熨一熨。把頭也另梳一梳，洗洗臉』一面說，一面便吩咐了小丫頭子們舀洗臉水，燒熨斗來……，『姐姐還該擦上些脂粉……』寶玉忙走至妝台前，將一個宣窯瓷盒揭開，裡面盛著一排十根簪花棒，拈了一根遞與平兒。……寶玉又將盆內的一枝並蒂秋蕙用竹剪刀擷了下來，與他簪在鬢上」。後來，李紈打發丫頭來喚他，當晚，「平兒就在李紈處歇了一夜」。
受了委曲的平兒避居到了大觀園，得到了身心的全面照顧與尊貴的對待，在這事件中，大觀園完全展現了它的「逃避」功能，使得女兒們可以逃進園中，得到暫時的安頓。
（二）鴛鴦心煩逃至園中
在四十六回中，因賈赦看中了賈母身邊的丫頭鴛鴦，「稟性愚強，只知承順賈赦以自保」的邢夫人，便支使著鳳姐一同到賈母處來，先來探問探問鴛鴦，鴛鴦雖獲賈母歡心，但畢竟只是個丫頭，當著邢夫人面，不知如何拒絕，只能用「低了頭不動身」「只管低了頭，仍是不語」的沉默來傳達他的不願意，邢夫人以沒有人會「放著主子奶奶不作，倒願意作丫頭」的心理來揣度鴛鴦，便一頭熱的，逕自進行著。且看此時的鴛鴦如何抒解情緒——「這裡鴛鴦見邢夫人去了，必在鳳姐兒房裡商議去了，必定有人來問他的，不如躲了這裡」。
就這樣，鴛鴦心煩氣悶地「躲」進了大觀園。
平兒（早先已進園）和「將來都是做姨娘」的襲人，先是和她取笑，而後才在對話中，引得鴛鴦道出了她的心聲：「我只不去就完了」「老太太在一日，我一日不離這裡；若是老太太歸西去了，他橫豎還有三年的孝呢……縱到了至急為難，我剪了頭髮作姑子去；不然還有一死。一輩子不嫁男人，又怎麼樣？樂得乾淨呢！」「『牛不吃水強按頭』？我不願意，難道殺我的老子娘不成？」而後，鴛鴦的嫂子尋至園中相勸，不僅被鴛鴦譏諷，而且平兒、襲人也幫著搶白一頓。這三人後來便一同隨寶玉回怡紅院來。「寶玉將方纔的話俱已聽見，心中自然不快，只默默的歪在床上，任他三人在外間說笑。」
鴛鴦的怨、鴛鴦的怒、以及她的不順從，都在躲進這個園子後，得到了暫時的舒解，而那紛擾且充滿了令人氣悶無處發的世界，也都暫時地被隔開了，大觀園可說是在鴛鴦不知所從、強大壓力逼臨時，所最先想到的去處。
（三）迎春嫁人後的重返逃避之處
由於賈赦的作主，大觀園內的女兒迎春便嫁給了所謂的世交孫家。在七十九回中，描寫到邢夫人等將迎春接出大觀園，寶玉「天天到紫菱洲一帶地方徘徊瞻顧，見其軒窗寂寞，屏帳倏然，……再看那岸上的蓼花葦葉，池內的翠荇香菱，也都覺搖搖落落，似有追憶故人之態，迥非素常逞妍斗色之可比。」由於迎春的出嫁，引得寶玉大為感傷，園內之景物亦增添悲淒的氣氛，誠如寶玉跌足自歎道：「從今後這世上又少了五個清潔人了」（另陪嫁四個丫頭過去），女子的命運只有寶玉能感同身受了。
到了八十回，描寫迎春回賈府，方哭啼地訴著委曲，原來孫紹祖是「一味好色，好賭酗酒，家中所有的媳婦丫頭將及淫遍。略勸過兩三次，便罵我是『醋汁子老婆擰出來的』。又說老爺曾收著他五千銀子，不該使了他的。如今他來要了兩三次不得，他便指著我的臉說道：『你別和我充夫人娘子，你老子使了我五千銀子，把你准折賣給我的。好不好，打一頓攆在下房裡睡去。…』」迎春「被安排」嫁給孫紹祖的原因，以及他後來悲慘的生活，都在這裡得到了說明，他的婚姻可以說就是：自己的父親為了私利而和自己的丈夫所定訂的買賣與交換。雖然，迎春哭道「我不信我的命就這麼不好！從小兒沒了娘，…如今偏又是這麼個結果！」但這一切都已是無可改變的事實，面對著強大的父權制的威逼以及自己無力改變的悲慘命運，迎春此時所想的，便是親近的姊姊妹妹和大觀園了。
且看迎春說道：「乍乍的離了姊妹們，只是眠思夢想。二則還記掛著我的屋子，還得在園裡舊房子裡住得三五天，死也甘心了。不知下次還可能得住不得住了呢！」，由她的自白中可知，迎春於回賈府時的最大心願，其實便是重回大觀園了，因為那兒有她「過了幾年心淨日子」（迎春語）的痕跡，而那也實代表著眾女兒們的曾經快樂無憂的自在天地，在迎春遭受痛苦折磨時，大觀園隱然也成為，她可以暫時逃開平日丈夫所加諸在她身上桎梏與魔咒的地方。
以上的敘述都在說明大觀園女兒國所展現的存在特色，它的重點不在於與父權制做「正面的」、「公開的」對抗，而是默默地採行了一種「非公開」的「潛藏」之道。事實上，大觀園以「隱匿」與「逃避」作為它因應父權制種種的策略，實不能維持長久，因為，當隱匿「被揭開」，逃避「被發現」時，大觀園相對於父權制的存在基礎，便容易產生了動搖，而當女兒國的存在精神不復往日時，便也同時暗示著大觀園可能瓦解與衰敗的命運。
四、大觀園暴露公開後的走向衰亡
大觀園作為一個「清淨」、「理想」的女兒國而言，走向衰亡似乎是一個無可避免的命運，誠如余英時所以為的：「這個理想世界自始就和現實世界是分不開的：大觀園的乾淨本來就建築在會芳園的骯髒基礎之上。……乾淨既從骯髒而來，最後又無可奈何地要回到骯髒去。」〔26〕但是，若從父權制的角度來看，大觀園的衰亡尚還有其他的必然因素。
大觀園因為有了姊妹的進入，方才構建了一個有別於園外的世界，或者，我們可以說是，有別於父權制的世界。在其中沒有以父權標準所建立的位階關係，一切都以女兒的活動、女兒的談笑、女兒的論述為主，所充滿的一個女兒文化的世界。而唯一能加入其中的男子寶玉，亦就是奠定在能強烈認同於此，甚至，強烈視此為尊的基礎之上，方能成為其中一員的。是以，大觀園乃能成為一個獨具女性色彩的地方。然而，此處值得注意的是，大觀園的成立，卻原就有它依附父權制的基礎，亦就是說，在父權制的一定條件下，方才有了所謂女兒國的出現。而事實上，弔詭之處也在這裡，因為，沒有一個結構能真正徹底獨立於支配結構以外〔27〕。因此，大觀園雖展現了它的獨特性與主體性，但在父權制的體系底下，大觀園仍不可免的受到了它一定的制約和影響。我們可以說它是既獨立於其外，而又內含於其中的。因此，觀察大觀園的衰亡，便要由此入手，方能進一步突顯出「被發現」「被公開」之後，對大觀園帶來的殺傷力。
首先，就園內的女兒而言，誠如寶玉所以為的：清淨潔白的女兒一旦沾染了男子的濁氣（指女兒出嫁），或者一旦認同了父權制文明的價值標準，入了國賊祿蠹之流，那麼，女兒的純淨便容易消失了〔28〕。姑且暫不論女兒失去純淨本質的說法，是否會瓦解了女兒國，此處值得注意的是：寶玉的說法確實暗示了，若女兒被收編在父權制的序列結構中時，他便失去了女兒們共處一地時，所享有的主體自由與自在，亦就是，他開始要為了他的角色位置盡責任與服膺父權的義務；這也饒堪玩味，為何園內的女兒若不是特殊如丈夫已死的李紈，便多的是父親不在的身份了，如黛玉、湘雲、寶釵、惜春、妙玉、香菱、襲人、晴雯等，以及爾後加入的邢岫煙、李紋、李綺、薛寶琴等人，亦都是如此。這些女兒們只有在父親過世，父權暫被稀釋的情形下，方有機會尋得自己片刻的自由，亦方才有可能加入這女兒國的行列。即便是有賈政此父在上的寶玉、探春，他們在大觀園內做詩行樂、詩社達至巔峰狀態時，亦是賈政離開賈府的這段時間；賈政自卅七回欽點學差出遠門時，便正是探春發起成立詩社之時。
但女兒們終須面對父權制網絡的再次收編，從大觀園的隱匿與逃避中再次進入，因著「嫁人」此被命定的選擇，女兒國的四散而去，便是可以預見的結局。在前八十回中，即以迎春的出嫁來標示著身為女性，在父權制底下的永難擺脫的命運。此不是僅如寶玉所言的，出了嫁便是顆沒有光彩的死珠子（五十九回）的情形而已，而是女兒被收編在父權之下後，他原有的生命光華所散發的主體特質，便愈見消失，而轉而成為一從屬的、為扮演在夫家家族中的被規定的角色而存在。
而若當女兒們傾向於認同父權制的結構和標準時，自然也易自女兒國中出走。大觀園中，明顯有此傾向的，便是「隨分從時」的薛寶釵了，是以，當大觀園被抄、出現了頹象與不祥時，隔天，他便輕易地即刻搬離。寶釵的說辭是：「只因今日我們奶奶身上不自在……我今兒要出去伴著老人家夜裡作伴兒。……等好了我橫豎進來的……」（七十五回），自然，這番表面上的說辭，讓當場的李紈、尤氏皆瞭然於胸「李紈聽說，只看著尤氏笑。尤氏也只看著李紈笑」，而寶釵確也從此再沒進了園子。他的離開大觀園，不再與其他女兒為伍的作法，實可由此來做另一角度的理解。
而殘酷的事也在於，七十四回中，王夫人的下令抄檢大觀園，確實標示著大觀園女兒國的走向衰亡。因為經此一抄後，寶釵搬出、晴雯（寶玉的大丫鬟，沒多久便病死）、四兒（寶玉的小丫鬟）、司棋、入畫（迎春與異春的大丫鬟一輩）被逐、及一干原各姊妹分的唱戲的女孩子們亦一概被發配出去。如此一「整治」後的大觀園，失去了往日歡樂、熱鬧的情景，且看寶玉來到寶釵住的蘅蕪苑的描寫：「只見寂靜無人，房內搬的空空落落的……」寶玉默默出來後「又見門外的一條翠樾埭上也半日無人來往，不似當日各處房中丫鬟不約而來者絡繹不絕……。悲感一番，……大約園中之人不久都要散的了」。（七十八回）。
而在這一片女兒國的凋零聲中，我們不禁要思考的是：為什麼大觀園這個女兒國會面臨被抄檢的命運？抄檢的行動對大觀園而言，意味著什麼？又，大觀園的存在策略在此次行動中，為何無法奏效？這些都值得我們深入探究。以瞭解在「女兒出嫁」此不得不讓女兒國最終散了的命運到來之前，何以抄檢一事，具有如此大的影響，它所帶來的象徵意義，又是什麼？
大觀園的被抄檢，它最直接的原因，則是在七十一回中，因為司棋和表弟潘又安於園中廝會，不小心遺下了上有春宮圖的「繡春囊」而引起的。因這「繡春囊」為癡丫頭傻大姐所拾，而後又遇著邢夫人，邢夫人將其轉交給王夫人，故便由王夫人下令，鳳姐領命，和王善保家的及周瑞家的來趁夜抄檢大觀園。
這個事件有人以為，乃因此囊污了這女兒國的「清淨」之地，所以才遭致此運，或者是否因司棋與人在「清淨」之地，意欲干下男女之事，引此「濁氣」，方才導致女兒國的衰亡，又或者，從四十九回平兒的鐲子於園內被偷，而斷言大觀園的衰敗，自此已露徵象。以上的這些說法都有他看似合理之處，卻也極為片面，因事實上，我們從大觀園的成立、它的存在特質（隱匿與逃避）、以及它與父權制的關係來思考的話，便知道，事情的關鍵不在於「繡春囊」的「遺落」於大觀園，或者是是否發生了男女之事，以及園內是否發生了不合於道德、不好（如偷竊）的事。而是，經過了「繡春囊」的「被發現」「被公開」，使得這種「揭開」與「暴露」的行動，再次嚴重地挫傷了大觀園原本的存在狀態。
就「繡春囊」這類帶有春意、低俗的東西而言，它並非是不能擁有之物。早在王夫人獲此物時，便原猜測可能是鳳姐所有，關鍵不在於是否能「有」此物的問題，而是如王夫人所質問的：「這樣的東西大天白日『明』擺在園裡山石上，……我且問你，這個東西如何遺在那裡來？」甚且，如果是「你姊妹看見，這還了得……外人知道，這性命臉面要也不要？」（七十四回），因此，一切的顧慮，關鍵都在於，這個東西若已「曝光」「為人所見」「為人所知」時，該怎麼辦？是以，在這種標準下，「繡春囊」的被發現，自然便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了。
在中國父權制下，與「性」相關的東西，除了在夫婦倫常之名外，原就未被賦予一正當性價值，而在宋元以後，更由於道學家「存天理」「去人欲」的觀念甚囂塵上且深入人心，使得被視為「人欲」的「性」，無法獲有在正式、公開場合中被談論的合法社會基礎。是以，癡傻單純的傻大姐，拾獲此囊時，只覺得可愛有趣，不僅不識此囊之春意，更不知它背後所代表的文化禁忌，唯有在此父權制中，深深瞭解其運作規則的邢夫人、王夫人，才會有「嚴重」的反應：邢夫人是「接來一看，嚇得連忙死緊握住」（七十三回），而王夫人是「氣色更變……含著淚，從袖內擲出一個香袋子來」，和鳳姐說：「你婆婆（邢夫人）才打發人封了這個給我瞧，說是前日從傻大姐手裡得的，把我氣了個死」（七十四回）。由於擔心這個禁忌的公開會擴大，更且會再接二連三出現，因此才促使了抄檢行動的產生。
王夫人帶著父權制下的認訓標準，為一勞永逸地解決此禁忌公開後的後果，便尋思要暗暗查出此囊背後的主人，逐了出去。因此，方才會採用了王善保家的之提議：「等到晚上園門關了的時節，內外不通風，我們竟給他們個猛不防，帶著人到各處丫頭們房裡搜尋。……那時翻出別的來，自然這個也是他的。」（七十四回）這趁著夜晚，神不知鬼不覺的抄檢行動，「猛不防」地給向來「隱匿」在父權制中的大觀園一個致命的一擊。園內的女兒們由於空間上的區隔，自來便與園外父權制種種保持一定的距離，他們採行了隱匿與逃避的因應策略，而能在其中自由的活動。但這次的抄檢行動，挾帶著父權制標準的餘威而來，是以，凡是不合此標準的人事物，便一併在此株連之內。
前文已提及，在中國父權制中，由於講求孝悌與名位，女性可以因為成為母親，隨著兒子對孝道的依循而相對地獲取了權力，從另外一方面來看，兒子也可說是母親希望與權力來源之所繫。對於王夫人而言，原就死了一個兒子（賈珠）在先，因此，寶玉對於王夫人之意義，自是又加深了一層，三十三回賈政痛打寶玉時，王夫人便傷心地哭道：「……今日越發要他死，豈不是有意絕我……」見寶玉被打重了，則更是「兒」一聲，「肉」一聲地：「……這會子你倘或有個好歹，丟下我，叫我*那一個！」王夫人在這種現實情況和心理的前提下，他對寶玉的「保護」可說是更為嚴密了。因此，父權制象徵的王夫人也才會在「金釧兒事件」的陰影下，趁著抄檢之便，一併逐走了長得標緻，有「勾引」之嫌的晴雯，以及長得「有幾分水秀」與寶玉同一日生的四兒，而因「唱戲的女孩子，自然是狐狸精」（王夫人語，七十七回），故也將原唱戲的女孩逐了出去。
此處值得注意的是：寶玉平日與女兒們無傷大雅的玩話，由於旁人的私傳告狀，都成了「有一點分外之事」嫌疑的把柄，王夫人的提醒：「我身子雖不大來，我的心耳神意時時都在這裡」（七十七回），在在強烈地標示著：父權制所代表的標準，會不時地察鑒著大觀園，讓一切都無所遁逃。而這也是「抄檢」行動最大的象徵意義。在這一連串的「揭開」之後，大觀園此女兒國隱匿與逃避的存在策略，至此終於失去了它的效力。有意思的是，同樣是趁父權制之名來行動的元妃，乃是以「女兒用心」來真正「讓女兒自由」，而今王夫人卻因母親之私，頂著父權制之價值標準來摧殘這個女兒國，不僅驚動了女兒，更是讓原本保衛、呵護著女兒的寶玉，唯有「自不敢多言一句，多動一步」，真正失去了保護女兒的能力！
五、結語
大觀園在所處的中國父權制下，原就是一個特殊的存在，甚至，我們可以說，它原就不是為了姊姊妹妹們的女兒國所建的，因此，若沒有中國父權制下名實的可能空隙，大觀園女兒國根本很難產生。在這種情形下，它的相對於父權制，可說即是一個邊緣與主流的關係，在此關係中，它並無意對男性主流文化與論述進行顛覆與對抗，它採行了一個隱匿與逃避的方式，來使自己得到抒展與自由，而這也是它對女兒們的最重要的意義。
而事實上，隱匿與逃避在中國文化中，並不是個陌生的傳統，歷代凡是被排拒於社會權力中心之外，不為主流價值（如儒家）所容的男性文人，通常便會以這種方式來存全自己，而這些邊緣，處弱勢的男性文人，亦極易將自身處境，投射在同是邊緣存在的女性身上〔29〕。例如「美人香草」之喻，以及以女性「畫眉」之象徵自喻的文學作品都可由此得到理解。而我們由這種現象，也可見到，在歷史上常常消音了的女性，他的存在樣態與心思，似也常透過社會邊緣的男性文人之筆，巧妙地再現（represent）了出來。
在《紅樓夢》這部文本中，我們即看到了，作者如何站在一個非主流的論述立場〔30〕，來細細描摹了一個女性的世界，在其中，也透顯了作者對邊緣存在的一種深刻的同情與瞭解。當然，在文本中所構作的「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第一回）的真假、虛實之論述策略，亦或者乃再次提醒閱者眼目，大觀園女兒國的看似真實的存在，事實上，亦不過只是社會邊緣論述的一個虛幻的投射罷了！？當然，這又是另外一個值得再深入探究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