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紅樓夢》 成書過程初探
認識一個事物，有兩條途徑：一條是通過親眼看到的事實和親身參加過的實踐認識該事物；另一條途徑是通過對該事物的運動規律的認識來認識該事物。前一條途徑主要是用於認識現實，認識自己所從事的改造現實社會的事業；後一條途徑主要是用來認識歷史，認識自己並未親自看到的事實和自己並未參加過的實踐。對《紅樓夢》的認識，屬於後者。
為了認識《紅樓夢》，為了解開《紅樓夢》研究中的許多「死結」，必須從認識規律入手。《 紅樓夢》 這部書，是一部無名氏作品，是經過了許多人加工修改的一部書。它最初是仿《金瓶梅》，格調不高。在有的版本裡，尤三姐是淫蕩的，可能就是《紅樓夢》的前身留下的痕跡。秦可卿也是如此。第五回關於秦可卿的判詞是：
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漫言不肖皆榮出，造釁開端實在寧。但書中並沒有多寫寧國府，更沒有寫出寧國府是怎樣「造釁開端」的。從秦可卿的喪事，我們可以看到，這是把寧國公夫人的葬禮移植到一個重孫媳婦頭上了。試想，比賈寶玉小一輩的賈蓉這樣孫子輩，不用說當時沒有官銜，就是真有個皇宮警衛隊隊員的頭銜，也不會由東平王、北靜王一級的人去弔喪。從秦可卿的判詞，我們可以推知，如果說《金瓶梅》是寫一個當商人的財主的淫亂的話，那麼《紅樓夢》是一個大官僚及其家庭的淫亂。
從第五回那些判詞來看，《紅樓夢》前身的作者的文才是很差的。拿「一從二令三人木」, 「造釁開端實在寧」這些「詩」和後面的那些詩進行比較，很明顯不是出自一人之手。由此可知，秦可卿「淫喪」的故事，是一位詩寫得很差的人的作品，改寫秦可卿的形象和故事的人，是一位詩寫的很好的人。
這部低格調的仿《 金瓶梅》 小說，人們估計就是《紅樓夢》 第一回所說的《風月寶鑒》 。那麼它產生於何時呢？明末。怎麼知道它產生於明末呢？
第一，書中關於人物和事件，多次指出是「末世」。如「凡鳥偏從末世來」, 「生於末世運偏消」。也許有人說這末世是指賈族的末日。有這個意思，但「生於末世運偏消」很明顯有「盛世多才子，末世顯英雄」這種觀念。「生於末世運偏消」的上句是「才自清明志自高」，這明顯是指才子，才子只能在盛世才能走運；在末世，那是英雄用武之時，這時不是才子的天下。由此可知，寫這本書的是一個生於末世的「才自清明志自高」的文人。
第二，書中不僅寫的是「生於末世」的人，也是寫的末世的事，寫的是一個朝代的「末日現象」。這種末日現象，集中地表現在有權階級身上。他們仗權欺人，以權牟私，表現出不可救藥的腐敗。《紅樓夢》和《金瓶梅》都是反腐文學，《金瓶梅》反的是財主之腐，《紅樓夢》反的是官家之腐。《金瓶梅》實質上也是反官家之腐的放大和詳寫。
胡適派認為《紅樓夢》寫於乾隆初年。乾隆初年不會產生反腐文學。清代的康熙、乾隆都是有為的皇帝，才出現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的康 乾盛世。
迄今前為止，我國的文學史也好，紅學史也好，都把乾隆盛世說成是產生《 紅樓夢》 這部偉大著作的時代條件。錯了。《紅樓夢》 產生於乾隆盛世之說，是把此書的出版背景和此書的創作背景混為一談了。是把讀者的產生背景跟書的作者的產生背景混為一談了，是把此書的發現者、整理者、傳播者跟此書的原始作者混為一談了。一本書的發現、整理和出版，是社會需要的產物；社會需要即讀者群的產生是經濟繁榮的產物，而一本書的作者的思想的形成則是個人的感受的產物。許多作者寫出了個人感受，但是由於當時的社會還不能理解，還沒有產生對他的書的需要，因而不能出版。作者產生創作思想的條件，跟出版者產生出版思想的條件不是同時發生的。《紅樓夢》 祖本和它的作者，「生於末世運偏消」。這個祖本是揭露官僚們的窮奢極欲，荒淫無恥的「風月」小說，書名或者就叫《 風月寶鑒》 。這本書後來被一個托名「曹雪芹」的人發現，對這本書進行了加工改造，改名為《金陵十二釵》，書的主題由揭露官僚們的荒淫變為對女性美的描寫和歌頌。這位「曹雪芹」有著李後主一樣的經歷，也有著李後主一樣的心情，還有著李後主一樣的文才。他的「悼紅」正同於李後主的念紅，都是懷念昔日和自己朝夕相處的那些美麗的少女。這樣，他就把《風月寶鑒》的揭醜改為《金陵十二釵》的寫美。為此，他把秦可卿、鳳姐等人的故事改寫了。鳳姐在原作中是被丈夫「人木」後，哭著回到了自己的金陵娘家。「人木」的原因，那還用問嗎？總不會因為她像《紅樓夢》中寫得那種聰明能幹吧！這位「曹雪芹」是蘇州一帶的人，他寫的那些美麗的女性都是來自「美白之鄉」的蘇、揚二州，因此她們的話中以及《金陵十二釵》這本書中有大量的吳語。《金陵十二釵》對地名和時代都沒有迴避。「金陵」明明就說的是南京。書中寫薛蟠打死人後，三天到達京口，京口是鎮江的原名。鎮江到南京恰恰是三天的路程。《金陵十二釵》也不避時代，最硬的證據就是寫戴權為「大明宮掌宮內相」。清朝就連寫詩也諱忌「明」字，更不能在詩中出現「大明」字樣。現在直寫「大明宮」，很明顯作者不是清朝人：他沒有清朝文字獄迭起後形成的忌諱症。《金陵十二釵》後來被人再一次修改，改書名為《紅樓夢》 ，這時已是在清代了，所以加上了一些怕遭文字獄的聲明。
偉大的天才及其著作的被人們認識，有一個過程。《紅樓夢》作者說他是在「繩床瓦仕」十分清貧的狀況下寫作的。這正說明了沒有人賞識他。他的書不會在寫作過程之中就被人借去傳抄的。要真是那樣，到劉銓福手裡時，不會遺失得只剩下十來回。可是按照胡適派的認識，曹雪芹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既是膾炙人口的走俏貨，又有一個龐大的合作班子，他一面寫，別人一面評閱，還有人謄清。曹雪芹修改了五次，這個班子的人就評閱、謄抄了五次。要是這佯，怎麼產生部份稿子「迷失」，產生無可挽回的「歎歎」呢？須知一共評閱、謄抄了五次呀！偉大的天才及其作品不會在他生活的時代被認識，因而關於《紅樓夢》 原始作者是清代乾隆年間人之說，應予排除。
以上討論的是關於對偉大天才及其作品的認識的第二個規律，由這一「規律」產生了藝術第三「定律」- 「無名律」。
古今中外，所有最偉大的藝術奇跡都是無名氏的作品，在外國，有荷馬史詩、福音書、《天方夜譚》、斷臂維納斯、小夜曲… … ，在中國，有《 詩經》 、敦煌藝術、《木蘭辭》 、《 古詩十九首》、《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 … 在古代，沒有人想借小說來傳名。《紅樓夢》中的那位「曹雪芹」，如果作者有意傳名的話，那他會在「雪芹」前面寫某縣曹某字雪芹。蒲松齡就有傳名之意，所以在書和序中寫上「淄川蒲松齡」。《紅樓夢》作者，既然有意隱瞞作者姓名，說是空空道人從石頭上抄的，那就不可能再寫上自己的名字。
無名氏作品的第四「定律」是「群改律」。《紅樓夢》這本書，不知經過多少人的修改。程偉元刻《 紅樓夢》，聲明他是搜集的一部「不知何人所作」的作品，於是就有人炮製「真本」、「原本」出售。這種「真本」、「原本」已不知發現了多少。炮製者都有一定的水平。他們能發現書中的一些不妥之處，加以修改。《紅樓夢》不是「千金不能易一字」的《呂氏春秋》 ，正如我們在前面指出的，不妥不當之處是很多的，這就給「真本」、「原本」的炮製者提供了「廣闊的天地」。馮、歐兩派都以優劣定先後，寫得好的、對的，是出自偉大的天才曹雪芹之手，壞的、錯的，是後人改的。我在前面說過，修改《紅樓夢》的人都有一定的水平，他連起碼的好醜對錯都分辨不出來，把很漂亮的文字改得醜惡不堪，這種情況是說不通的。考慮文字的優劣，不能只考慮一種可能性：曹雪芹是偉大的天才，是偉大的語言藝術大師，一些傳神的口語，只有曹雪芹本人才能寫得出來。這樣一種認識，是由於不瞭解文學這種藝術，有時是普通老百姓超過大文豪。以《詩經》為例。《 詩經》 中的好作品，都是「勞人思婦」之作，那些毫無詩味的「稚」、「煩」都是文化程度高的文人所作。小說創作也是如此。《 水滸傳》中那些故事生動，語言傳神的篇章，都是普通老百姓的創作，七十回以後後續的部分，則是出自文人之手。《紅樓夢》原始作者、整理者，一直到程偉元，都是一些古文水平很高的人，難免下筆成「文」，難免讓書中的人物「出口成章」，成語迭出。而炮製「真本」的書商們，則是一些對市民的口頭語極為熟悉的市民，他們有能力對人物的對話進行口語化。如「劉姥姥一進榮國府」之前劉氏說的那番話，書商們對劉氏這樣的人，對他們的心理和語言是十分熟悉的，是完全有能力把曹、程半文半白話改成如見其人，如聞其聲的生動傳神的市民語言的，這裡不是取決於文化水平的高低，而是取決於生活。
清代曾出現過「《 石頭記》熱」，風傳《石頭記》 是《紅樓夢》的原本，書商於是紛紛炮製《石頭記》。為了證明自己的這本《石頭記》 是原本，總要作一些修改，許多文學素養很高的文人參與了《石頭記》熱，對詩詞進行了修改，所以出現了各版本詩詞不同這一現象。
證明此書的祖本是產生於明代的第三點理由是：一部作品總要打上時代的烙印。我們在前面所說的是政治生活方面的時代烙印，小說是寫人的，人總是在一定的時代中生活著，他們的衣食住行都反映出時代的特色。從衣著上看，賈寶玉在第三回出場時是「頭上戴著束髮嵌寶紫金冠，齊眉勒著二龍搶珠金抹額，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束著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宮絛… … 。」這顯然不是滿族的衣著，更不是清代公府貴少的裝束。書中北靜王的裝束是「頭上戴著潔白答纓銀翅王帽，穿著江牙海水五爪龍白蟒袍，繫著碧玉紅鞋帶。」這顯然不是清代官服。在稱呼上，清代無某某王這種稱呼，一律稱「王爺」。
再看女裝，大觀園的女兒們多是著裙裝，而滿族婦女是著「旗袍」。上衣，第49 回，黛玉穿的是「一件大紅羽絡面白狐狸皮的鶴髦。」這都不是滿族和清代婦女的裝束。尤其是髮式和首飾，鳳姐「頭上戴著金絲八寶攢寶髻，給著朝陽五鳳掛珠釵。」這明明是明代婦女的髮式和首飾。
在對女性的審美方面，滿族喜歡大足，討厭小腳。清代皇帝曾下過這樣的聖諭：「今鑲黃旗漢軍應選秀女，內纏足者竟至三十九人，殊為非是。此次傳諭後，仍有不遵者，定將秀女父兄照違制例治罪。１ 但《紅樓夢》中賈母相尤二姐，卻「揭起裙子來，賈母瞧畢，摘下眼鏡來，笑道：『竟是個齊全孩子，我看比你俊些。」』揭起裙子，瞧了腳，腳纏得小，在明代叫做「齊全」，在清代旗人那裡是不看腳的。林黛玉的美，集中地代表了明代及其以前關於女性的體形美、氣質美的審美觀，瘦弱小腳，弱不禁風，走起路來婷婷裊裊。黛玉出場是「搖搖的」。這分明是纏足弱女特有的形態。《紅樓夢》作者對健壯的大腳女性是厭惡的，寫傻大姐，特意突出她的「兩隻大腳作粗活簡便爽利」。
據上述，從生活特徵上看，應排除祖本寫於清代；從審美觀上看，應排除原始作者是滿族貴族。
為什麼要強調「祖本」和「原始作者」？因為，書中關於服裝的描寫，是不一致的。這說明是 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參與者所造成的。若作者是滿族貴族，寫於清代，是一個人一手完成的，就不能出現婦式服飾不統一等種種矛盾現象。如賈寶玉出場時是明代的髮式和服裝，但78 回髮式服裝變了：「褲子配松花色襖兒，石青靴子，越顯出這靛青的頭，雪白的臉來了。」這說明賈寶玉由第三回的「頭上戴著束髮嵌寶紫金冠，齊眉勒著二龍搶珠金抹額」的髮式和冠飾變成了第78 回剃光前額，「顯出靛青的頭」，梳著大辮子的髮式了。靴子呢？不是第三回出場時的「朝靴」，而是「石青靴子」。這是清代人喜歡穿的一種靴子。這說明，不同時代的作者是按照自己「親睹親聞」(《紅樓夢》 第一回)的人來寫人物的。不同的「親睹親聞」就寫出了不同的時代特徵。
寫小說，關於作者審美觀的流露和對生活細節的描寫，對作者來說，都是不自覺的。有人說《紅樓夢》 作者把賈寶玉、北靜王寫成明少、模樣，是有意掩飾寫作的時代。若有意掩飾就不會寫寶玉那種藻髮式和裝束了。《紅樓夢》 中也寫了許多清代特有的東西，說明作者並沒有刻意掩飾寫作時代。
第四，為了證明《紅樓夢》 的原始作者是明代人寫了明代，我們在這裡著重指出，明代政治腐敗、國破家亡的禍根是宦官之禍。宦官獨攬朝政大權，賣官育爵。這種情形，在清代是絕對沒有的，特別是從清朝立國到乾隆這幾個朝代，統治者們對「宦禍」的提防是極其嚴厲的。清朝在立國之初的順治十二年辛巳「命於三衙門立鐵牌，諭曰：中官之設，任使失宜，即貽禍亂，如明之王振、汪直、曹吉祥、劉瑾、魏忠賢輩，專權擅政，陷害忠良，出鎮典官，流毒邊境，煽黨頌功，謀為不軌，覆敗相尋，深可借鑒。聯裁定內官職掌，法制甚明。如有竊權納賄，交結官員，越分奏事者，凌遲處死。特立鐵牌，世世遵守。」２ 這道聖諭，在整個清代，確實是「世世遵守」了的。順治十五年，太監吳良輔，因交結官員，受禮納賄而被處斬。（見《清史稿· 世祖紀》 ） 乾隆三年，高宗傳諭：「太監只可當差，接奏事件，不應與外廷官員交言，總管等實力稽查，並嚴行傳諭，不許與王公大人往來交好。」這裡嚴格規定，太監「不應與處廷官員交言」，要「總管等」嚴加「稽查」。乾隆三年，奏事太監王賞貴，違犯了「不應與外廷官員交言」的聖諭，結果，「交內務府、刑部，一併議罪。」（出處同上）
由此可知，清代，尤其是順治至乾隆這段時間，對太監的管理是十分嚴格的。從順治至乾隆，幾代君主都比較英明，絕對沒有《紅樓夢》 中描寫的那種情形。《 紅樓夢》中關於太監的描寫，則完全是明代的情形。
先看大太監戴權。「戴權」這個名字用不著去猜諧音，他確實「戴」著極大的「權」力。他是「內相」。這是宦官掌權時代對「戴權」的宦官的稱呼。「內相」比宰相的權力大。賈府辦喪事，這位內相以王公的資格「坐了大轎，打傘鳴鑼，親來上祭。」在古代，「打傘」不是一般的待遇，清代太監出宮，從來沒有過這種待遇。戴權不但有著王公大臣的儀仗，更有比一般王公大臣大的權力。當賈珍向他提出要為兒子捐官時，戴權當即答應：「事倒湊巧，正有個美缺，如今三百員龍禁尉短了兩員，昨日襄陽侯的兄弟老三來求我，還拿了一干五百兩銀子，送到我家裡。你知道，咱們都是老相與，不拘怎樣，看到他爺爺分上，胡亂應了。還剩了一個缺，誰知永興節度使馮胖子來求，要與他孩子捐，我就沒工夫應他。既是咱們的孩子要捐，快寫個履歷來。」接了賈蓉履歷，戴權「回手便遞與一個貼身小廝收了，說道『回來送與戶部堂官老趙，說我拜上他，起一張五品龍禁尉的票，再給個執照，就把這履歷填上，明兒我來兌銀子送去。』小廝答應了，戴權告辭。」賈珍問：「銀子還是我到部去兌，還是送入內相府中？」戴權道：「若到部兌，你又吃虧了，不如平准一干兩銀子，送到我家就完了。」
看，公侯一級的官，有求於太監，節度使求他，他「沒工夫」理他。一千兩銀子送到內相府，太監有家府，這是清朝的「模式」嗎？這裡又提到一個官銜：節度使。節度使是代表朝廷「節度」地方政府的「使」臣，權力是很大的，品位是一品大員，清朝是總督制，沒有「節度使」。這又證明《紅樓夢》所反映的時代特徵不是清朝。
以上寫的是大太監的賣官瓷爵，再看小太監的敲詐勒索。72 回「夏太監打發了一個小內家來說話」。賈璉「忙皺眉道：『又是什麼話？一年他們也搬夠了！' 」「那小太監便說：『夏爺爺因今兒偶見一所房子，如今竟短二百兩銀子，打發我來向舅奶奶家裡，暫借一二百。』」並且還說：「夏爺爺還說了，上兩回還有一千二百兩銀子沒送來。」鳳姐只好叫平兒拿兩個金項圈去當了四百兩銀子，一半給了小太監，一半辦中秋節。賈璉道：「這一起外祟，何日是了！」又道：「昨日周太監來，張口一千兩，我略應慢了些，他就不自在。」這些「外祟」，使鳳姐做夢也夢見太監來勒索一百匹錦，「不肯給他，他就上來奪！」 胡適說《紅樓夢》 是曹寅的孫子如實地寫曹家的「坐吃山空」。不是的，是明代的人寫明代官家的腐敗。如果是寫曹家的坐吃山空，那賈府不應在京城，也不會一而再，再而三的寫太監的敲詐勒索。這一回寫的是太監為建造私第買民房而向賈府勒索，夏太監前兩次已經勒索了一千二百兩，這回又來勒索，前後勒索了一千四百兩。「周太監來，張口一千兩」。這不是逼著官們貪污索賄，嫁禍百姓嗎？
第五，《 紅樓夢》中描寫的賈府那種豪華的生活情形和巨大的收支情形，也與清代的實際情況不符。一個工部主事這樣的官，他的一個公子哥兒要四個婢女侍候，外加一個書憧。收入呢，光是周瑞經管的莊子，「銀錢出入每年也有三五十萬來往」 （見88 回周瑞的話）。第53 回賈珍說烏進孝所管理的寧國府土地「如今一共只剩了八九個莊子」，並且談到榮國府「八處莊地」比寧國府多幾倍。這不過是榮寧二府所擁有的土地的一部份。這裡所反映的土地集中的情形，又是明代而不是清代。清代在滿族入主中原以後，對土地進行了重新分配。其中分配給王公貴族的土地，是有規定的。《清史稿· 食貸志》載：王爺給地四百二十畝至七百二十畝，國公給地二百四十至三百六十畝。賈府的土地那麼多，顯然不是清代的情形，又是明代官僚進行土地兼併的情形。清代官僚的俸祿也是不高的。曾任大學士的張鵬翩，在北京逝世後，他的兒子竟無錢把棺木運回故里四川。皇上特地給了一千兩銀子。棺木運回後，因自己家僅草房二間，棺木放不下，只好借其叔的房子停放。這雖然是一個少有清官的情形，但傣祿不高的情形，可見一斑。試想賈政僅一個工部主事，有多少傣銀？小說允許誇張，但誇張也要誇張得有根據，令人信服。《紅樓夢》關於賈府的生活的描繪，不是對清代貴族生活的誇張，而是寫的明代官僚的生活情形，則是很明顯的。以上我們討論的是文學藝術規律的第四個規律「群改律」，是想證明《紅樓夢》一書是清代人把明代的故事改成了清代的故事，是清代的北京人把江南人描寫江南女兒的故事，改成了北京一個大官僚家裡的故事。
偉大的藝術奇跡的第五個規律是「維納斯律」和「群續律」。維納斯的斷臂不是「遺失」了，而是作者有意識的造成一種缺陷美。有許多戲劇、小說，作者有意識地在高潮處戛然而止，故意造成有頭無尾，其結局讓讀者自己去補充。藝術品，貴在精彩，不在周全。《紅樓夢》的原始作者打破有頭有尾的「大團圓」的舊套，來一個有頭無尾散伙的新招。作者創造了一個倒敘式的結局暗示法，把主角的結局放在開頭，既是結局，又是懸念。如果作者按那十二支曲子和冊子上的判詞來寫，那這十二支曲子和冊子上的判詞第一是多餘，第二是破壞了懸念。戲劇和小說，向來對結局是嚴守秘密的，不到時候不揭曉，怎麼能把「包袱」抖在故事的開頭呢？這本書既然是「增刪五次，分出章回」，就不能是一本沒有寫完的書。如果「增刪五次，分出章回」的這部書是一部有頭有尾的書，那它被人傳抄出售的時候，抄者不會只抄80 回，造成遺失40 回這一情況。
故意不寫結局這種寫法，《 紅樓夢》不是第一個。《 西廂記》到「草橋驚夢」戛然而止，《 水滸傳》到排座位就不再寫了。精彩的戲都唱過了，後面沒有好戲看了，何必畫蛇添足？
《 水滸傳》 有人出來續它的結局，《 西廂記》 也有續了一折，以大團圓收場。《 紅樓夢》也有人續。不過這續者不是高鸚。程偉元不知道此書是它的作者故意只寫80 回，以為後40 回是散失了，於是到處搜尋，終於搜尋到了。他以為他搜尋到的是作者的原作。不一定，很可能是別人的續作。《紅樓夢》的續作也跟《西廂記》一樣，是「善始善終」既沒有「飛鳥各投林」，也沒有「樹倒瑚孫散」，更沒有「剩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以上是我們對後40 回所存在的問題的解釋，我們認為，只有這種解釋，《 紅樓夢》 前後脫節等矛盾才能解釋得通。
胡適說《紅樓夢》 後40 回是高鸚的作偽。歐陽健駁道，作偽才不能置第五回那些判詞和曲子於不顧呢。是的。高鶚沒有作偽之心，而是忠實於程偉元重價買來的稿子，所以就保留了那些矛盾。
程偉元找到了後40 回這件事，確實也值得思考一下。當時已經有了120 回本，但程偉元不知道。他到處訪求，逢人就打聽。這不能不鉤起脂硯齋式的人物的投機欲，針對程偉元的需要，投其所好。程偉元需要後40 回，賣書的人恰恰就只賣這一部份。他為了裝得像，不是一次性整整齊齊一頁不少的賣給你40 回，而是做兩次，搞得有所殘缺，但又相對完好。續後40 回的人是些聰明過人的人。他們有一定的文才，所以有些地方，如黛玉之死，寫得非常精彩，但「掉包計」則愚不可及，叫人難以相信，用「掉包計」騙人，騙別人也許可以，可是騙賈寶玉，行嗎？後40 回很明顯有模仿痕跡，許多地方是對前80 回的模仿，其中再游一次太虛幻境的模仿，寫得莫名其妙，是敗筆，降低了小說的思想性，尤其是批判性。
偉大的藝術家，既有著奇特的見解，包括藝術見解，又有著奇特的藝術構思。程偉元不瞭解這一點，他按一般市面上的才子佳人小說來看待這本書，所以到處搜求這部書的後半部份。續書人也不瞭解原作者的奇特的見解和奇特的構思，也是按一般小說來續的。但總的來說，續的是很不錯，竟使人看不出是出自不同人之手。對於出於不同人之手這一點，這要經過仔細研究，才能察覺。例如賈寶玉前後不同的髮式冠帶，若出自同一人之手，就不會有偌大的差異。
文學作品的第六個規律性的特點是「自我表現律」。
中國古典詩詞的特點是「詩言志」。其實應該是「詩言情」, —— 詩人抒發的是自己的情感；《 紅樓夢》的主要作者恐怕是「悼紅軒」中的那位寫《金陵十二釵》的曹雪芹。他有著和李後主相似的命運和懷舊的感情。他懷念那些曾和他朝夕相處的美麗多情的少女，他深深地愛著她們，同情她們。這種深厚而真摯的感情，才是這部偉大作品的真正的基礎。胡適說《紅樓夢》的基礎是曹寅家庭那種物質環境，這種認識是完全錯誤的。就算是環境，對胡適所判定的那個曹雪芹來說，從記事起，最多也不過四五年，這與書中作者自己所說的「我半世親見親聞的這幾個女子」的話頭對不上號。胡適所「考證」出來的北京西山那個曹雪芹不會有「風塵懷閨秀」的感情。他不是書中那些男女關係的「過來人」。因此，《紅樓夢》作者不是這位曹雪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除了「懷閨秀」的感情之外，作者還有誇耀他「先前闊」的情緒。他過了「半世」極其豪華奢侈的生活，值得全回憶，值得他驕傲。一個作家，總要流露出他感受最深的生活部分。若是曹頫\的兒子寫小說，全感受最深的是他的家庭的破落過程。如果《紅樓夢》 的作者確實是曹頫\的兒子，他不會不在書中寫出他家的破落過程，寫出在這個過程中他看到的世人的真面目，寫出他深刻而痛楚的感受。如果要「考證」的話，這才是「考」察和「證」明的關鍵，而不是胡適所「考證」的什麼曹頫\排行老二，是員外郎，賈政也是排行老二，也是員外郎之類。這是索隱，是生套事物的「外部聯繫」。考察小說作者不是看這些「外部聯繫」，而是考察作者的思想感情及其形成。我們在書中看不到曹家的衰敗對作者的思想感情和社會認識的影響，看到的是一種懺悔心情，責備自己在「錦衣紈褲之時，飲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 「愧則有餘，悔又無益」, 「無可如何」！這當中所說的「師友規訓」, 也包括了秦鍾臨終勸寶玉「以後還該立志功名，以榮耀顯達為是」。無情的現實是最好的教員：作者在「蓬墉茅椽，繩床瓦灶」的境況下，深悔自己沒有「立志功名，榮耀顯達」，叫人瞧不起。在關於版本的爭論中，各家之說都沒有從作者的懺悔之情這個方面來分析秦鐘的遺言。因而未得要領，作出了錯誤的判斷。
作者的懺悔告訴我們，他落入目前的貧困境況不是由於家遭橫禍，而是由於他本人的不爭氣。他們由此也可以知道，《紅樓夢》作者不可能是曹寅家庭的人。
《 紅樓夢》作者在詩詞方面有極高的造詣。他在書中刻意展示他的詩才。他肯定寫了不少詩。如果他確實是二敦的朋友，他又是旗人，他的詩不會不收入《八旗詩文集》的，不會不因為二敦的關係而流傳一些下來，如果他確實像有人「考證」的曾在尹繼善幕中呆過，那最喜歡和詩人交往的「尹文端公」，不會不和他唱和；和尹繼善過從甚密的袁枚不會不知道這位曹雪芹，不會不在其《隨園詩話》中記幾首這位傑出詩人的詩。可是袁枚從明義的詩中和關於曹寅的傳聞中所知道的曹雪芹，是一百多年前康熙時代的人。這很明顯是誤傳，雄辯地證明了曹雪芹不是尹繼善、袁枚同時代人。
如果這位詩詞造詣極深的詩人是清代人，清代自王漁洋起，興起了「詩話熱」，寫詩話的人到處訪求詩人和詩作，寫詩的人攜詩登門以求摘錄。《紅樓夢》作者的姓名和詩作不會不被詩話的作者們所知，他的詩不會不採入詩話。然而各詩話采錄了大量寫得不怎麼樣的詩，卻不見半首曹雪芹的詩。我們由此可以推知，這位「曹雪芹」可能是生於明代「末世」，生於「文興而詩亡」的時代。他一定寫了不少詩，但他無力付梓，於是改造《風月寶鑒》 ，借小說傳詩。作者在第一回指出的有些言情小說，「在作者不過要寫出自己的情詩艷賦來」，這一動機，在《紅樓夢》 作者自己，仍然存在。這種借小說傳詩，和由此而形成的小說和詩詞相結合的情形，是明代，特別是明末的一個顯著的時代特徵。以上，我們試圖通過對文學作品創作的一般規律的認識來認識《紅樓夢》研究中的許多「死結」。換句話說，要解開《紅樓夢》 研究中的許多「死結」，必須從認識文學作品創作的一般規律入手。這才是從「根本」上認識問題、解決問題。枝枝葉葉，就事論事，按下葫蘆瓢起來，這頭通了那頭堵，永遠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官司永遠打不完，！句題永遠弄不清楚。我們在上面所貢獻的意見，只能是「可備一說」的一家之言。我們貢獻以上意見，是想弄清一兩個問題。愚以為，弄清胡適所考證的關於《紅樓夢》作者，是不是曹寅的後人，是不是敦誠的朋友的那個曹雪芹，現在是到了下否定結論的時候了。下了這個結論，許多「死結」就解開了。《紅樓夢》既然不是曹寅的後人所寫。那麼，脂硯齋那些關於《紅樓夢》寫的是發生於曹家的事的批語，就知道是假冒了。弄清了《 紅樓夢》 不是曹寅的後人所寫，也就否定了庚辰本是怡親王向曹雪芹借《紅樓夢》來抄寫的。這樣，也就否定了「曹學」、「探佚學」這些誤入歧途的「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