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四十年
十年前有人曾寫過《紅學三十年》的文章，這裡拈來套用，加了十年。旨意當然不僅僅在增續。「紅學」這個名詞據《清稗類鈔》最早出現在清代嘉(慶)、道(光)年間，後人又有「鹹(豐)、同(治)以來，紅學大盛」的記載。不過那時代的「自相矜為紅學」的士大夫知識分子嚴格說來不是紅學家，只是耽溺於——「喜讀」、「嗜讀」又好閒聊、神聊——《紅樓夢》這部奇書而已，從本質上看與乾隆末年因酷愛《紅樓夢》以至癡狂而死的一個杭州姑娘和一月連看七遍長歎悲啼心血耗盡而死的一名常州書生沒有什麼不同。「紅學」一詞最初的出現無疑帶有調侃戲謔的味道，絕不是一門嚴肅的學問。真正把研究《紅樓夢》當作一門嚴肅正經的學問來對待則是辛亥之後的事了(王國維1904年評論《紅樓夢》只是借這部書發揮他的哲學與美學)，各種「索隱」、「發微」、「釋真」、「考事」接踵而出，最有代表性的恐怕就是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了。或許是出於那個時代普遍的情緒要求和他個人特定的革命實踐，蔡元培研究的結論是紅樓「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即是後來魯迅說的「革命者看見排滿」的典型，也即是胡適嘲之為「猜笨謎」的典型。
1921年3月胡適的《紅樓夢考證》發表，標誌著新紅學的日出。胡適宣佈：「向來研究這部書的人都走錯了道路……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卻去收羅了許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裡的情節」。「我們只須根據可靠的版本與可靠的材料，考定這書的著者究竟是誰，著者的事跡家世，著者的時代，這書曾有何種不同的本子?這些本子的來歷如何?這些問題乃是《紅樓夢》考證的正當範圍。」——這是新紅學的宣言與綱領。兩年後俞平伯的《紅樓夢辨》出版，新紅學如同八九點鐘的太陽，日光到處舊的索隱派紅學——「牽強附會的《紅樓夢》謎學」——冰融雪消，很快被掃到一個隅角苟延殘喘。顧頡剛為《紅樓夢辨》寫的序中說：「紅學研究了近一百年，沒有什麼成績，適之先生做了《紅樓夢》考證之後，不過一年，就有這部系統完備的著作。……我希望大家看著這舊紅學的打倒，新紅學的成立，從此悟得一個研究學問的方法。」——俞平伯正是悟得並掌握了這個方法，三十年裡把新紅學推向到一個新的境地，展示了整整一個時代紅學研究的寬度與深度，他本人也成了新紅學的權威與大師。全國解放初的頭三四年紅學正是處於這樣的一個大氣象中。
1952年9月俞平伯將三十年前的《紅樓夢辨》作了一番整理加工，刪去書中所有的「胡適」名字，增加了五篇新作，改為《紅樓夢研究》重新出版。1953年5月15日的《文藝報》第9號向讀者熱情洋溢地推薦了這部著作，重新肯定了俞平伯三十年來的紅學研究成就和他個人在國內的紅學權威地位。1953年10月至1954年7月俞平伯又陸續發表了《紅樓夢的著作年代》、《紅樓夢簡論》、《讀紅樓夢隨筆》等一系列重要文章，這些文章著作對於國中廣大讀者要求迫切理解《紅樓夢》這部文學名著無疑是一個很大的滿足。然而當這種滿足漸漸向瑣細的賞析性、趣味性傾斜時有人感到不滿了，尤其是在當時蓬勃的學習運動中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年輕人感到不滿了。他們從《寶玉為什麼淨喝稀的》、《劉老老吃笳子》的《紅樓夢》趣談溯回源頭開始懷疑起俞平伯《紅樓夢簡論》、《紅樓夢研究》的理論大旨。1954年9月號《文史哲》發表了李希凡、藍翎兩人第一次合作撰寫的《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同年18期《文藝報》轉載，但加了個有點不甘情願的「按語」。
10月10日《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專刊刊發了他們的第二篇文章《評〈紅樓夢研究〉》，偏巧也加了一個類似的「按語」。李、藍的文章就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觀點與方法提出了不客氣的批評，矛頭主要集中在三點：一，「自敘傳說」與「色空」觀念——抹煞了曹雪芹對封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形態的全面解剖的典型概括意義；二，「釵黛合一」觀念——抹煞了曹雪芹鮮明的反封建思想傾向，調和釵、黛兩種大是大非嚴重對立的意識形態；三，「怨而不怒」的寫生風格——抹煞了現實主義優秀傳統和代表這個傳統的最成熟的批判意識與否定精神。
兩位「小人物」表現出來的懷疑勇氣和衝擊意識很快得到中南海裡毛澤東同志的共鳴與賞識，10月16日毛澤東同志寫下了那封著名的《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尖銳指出，「小人物」認真開火，「大人物」卻「加以阻攔」，思想文化戰線上的投降派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又聯繫起對電影《清宮秘史》和《武訓傳》批判的流產提醒全黨注意，明白表示不能容忍俞平伯的唯心論，「不應當對他們投降」。他說：「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這顯然不是做預測而是在發號召，口氣十分嚴峻。
10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署名袁水拍的文章《責問〈文藝報〉編者》，就兩個「按語」作了發揮：長期以來，我們的思想文藝界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表現了容忍麻痺的態度，對資產階級權威學者表示委曲求全，而對生氣勃勃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則擺出老爺態度。作者責問道：「難道這是可以容忍的嗎?」於是《文藝報》改組。隨著馮雪峰承認「做了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的俘虜」，郭沫若也跟著承認「做了俘虜」，茅盾不但承認「我做了胡適思想的俘虜」，還追訴了他1935年在一篇有關《紅樓夢》的「導言」裡「完全抄引了胡適的謬論」。——果然，「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的大有人在，「投降派」不少，於是一場對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和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大批判運動風雲緊湊、聲勢浩大地在全國範圍內開展起來了。「我們必須戰鬥」，幾乎所有的意識形態專家、文藝理論家、古典文學研究家、作家、學者一時間都披掛上陣，亮出矛戈。1954年10月至1955年6月的九個月間鑼鼓聲，喊殺聲最為酣急，1955年作家出版社編輯出版的四大冊《紅樓夢問題討論集》就收有批判文章近一百萬字。
這場鬥爭看似轟轟烈烈、萬馬千軍，實際上剛一排開陣勢俞平伯一個回合都沒有招架便投降了，交出了一份《堅決與反動的胡適思想劃清界限》的檢討，說了一句「我的心情是興奮的」便完事，只是獲勝的一方追殺了九個月而已。衝殺在最前面的當然是李、藍兩位，他們在打響「可貴的第一槍」之後便槍聲不斷了。應該說他們最初的兩篇文章，也即是受到毛澤東同志高度評價的那兩篇文章是基本說理的學術性探討，態度是溫和的，措詞是嚴謹的，目的也無疑是善意的。只是當他們意識到自己揭開了一場規模空前的思想文化大戰役時，尤其是受到毛澤東同志讚賞的這一份殊榮使他們萌生了一種巨大使命感時，古老傳統的報恩心理與再立新功的雄心壯志交織在一起，心態開始傾斜了，不由自主地進入了一種角色要求。在他們後來陸續發表的批判文章中聲腔提高了，語氣也不謹慎了，如嘲笑俞平伯「其實連《紅樓夢》是什麼都不懂」，研究了三十年，「實在任何重要問題都沒有解決」。又指責「俞平伯的所謂考證上的成績，實質上都是胡適唾余的擴大和充實」，儘管他們在前兩篇文章中剛對俞平伯的考證成績作了還算是恰如其分的肯定。——他們把原本的一場學術討論提到了政治思想上「走什麼樣的路」的高度。在這一場為了義憤可以隨意偏激的批判運動中，何其芳同志是最溫和的一位參戰者，他的《沒有批評，就不能前進》是一篇完全以理服人的學術討論文字，儘管在立論上不無時勢的影響。筆者還注意到幾乎就是他一個人堅持用了「批評」兩字而不肯輕用「批判」這個已經異化的字眼，他顯然對這種急風暴雨式的政治批判手段持有保留態度。浩浩乎「一邊倒」的批判聲浪中唯一一點不協調的聲音是胡風彈出的，他同俞平伯一樣對《紅樓夢》裡表現的封建末世的社會歷史與階級狀況視而不見，只注意到了曹雪芹對女性的態度，「把女人當人」來描寫，他認為這是《紅樓夢》的唯一可貴之處，也是超出以前所有文學作品之處。——這時的他已經從毛澤東身後的思想文藝大軍中退落了出來，很快便墮為下一場更嚴重的政治文化大批判中的鬥爭對立面。我們再回頭來看看已經成為眾矢之的的俞平伯的紅學罪狀。所謂「自敘傳說」和「色空」觀念，第一個提出自敘傳說的是胡適，魯迅明確附和已無需多說，劉大傑、吳恩裕等堅持自敘傳說也言之鑿鑿，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幾乎就是為自敘傳說而準備的幾十萬字的人事檔案資料，他還宣佈他做「新證」的「唯一的目的即在以科學的方法運用歷史材料證明寫實自傳說之不誤」。就是堅決反對自敘傳說的李、藍本人也承認《紅樓夢》是「自傳性的小說」。——這一點正如周汝昌所說的，「曹雪芹小說之為寫實自傳，卻已是舉世公認的事實了，絲毫再沒有疑辨的餘地」。不過，把自敘傳說發揮到一個新的境界的則是俞平伯，《紅樓夢辨》中他從曹雪芹「身世之感，牢愁之語」中看出著書動機：「舊歡難拾，身世飄零，悔恨無從，付諸一哭，於是發而為文章，以自怨自解，其用也不過破悶醒目，避世消愁而已。」三十年後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刪去這一節話大可不必，我們讀讀《紅樓夢》開頭那一大段楔子，我們聽聽曹雪芹「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的一聲浩歎，埋藏了他多少身世感歎、情場懺悔的積愫，正如李商隱那兩句名詩「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而且曹雪芹還明明白白「提醒閱者」；「篇中間有『夢』『幻』等字，卻是此書本旨」。(庚辰本此處作：「此回中凡用『夢』用『幻』等字，是提醒閱者眼目，亦是此書立意本旨。」話更明確)——這便是曹雪芹「色空」觀念的確證了，故俞平伯說的「《石頭記》本演色空，由夢中人說，色是正，空是反；由夢後人說，空是正，色是反」云云不是沒有根據的鑿空之談，《好了歌》及注正是鐵證。倘聯繫起甲戌本《凡例》中那首詩，尤其是其中曰「夢」曰「幻」的兩句：「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夢盡荒唐」和第一回石頭與僧道對話多出的一段文字中「瞬息間則又樂極悲生，人非物換，究竟是到頭一夢，萬境歸空」來看，曹雪芹之「色空」「夢幻」觀念不是清清楚楚的嗎?至於這種觀念是進步，是落後，是積極，是消極則是我們後人喜歡扯纏不清的問題。曹雪芹「一把辛酸淚」塗出這「滿紙荒唐言」時實在無心顧及，我們也實在沒有必要為他的創作動機作不切實際的拔高和好心而無聊的掩遮，這是歷史主義的起碼要求。事實上，曹雪芹也不會遵循我們的正硊®創作原則去寫書。
「釵黛合一」的問題其實更簡單。第五回太虛幻境的冊子裡釵黛合為一圖、合詠一詩已經暗示得很清楚，脂硯齋第四十二回總評中更說得明白：「釵、玉名雖二人，人卻一身，此幻筆也。」我覺得我們的紅學家應該研究、應該爭論的倒是曹雪芹為什麼始終不肯讓閱者分出釵黛的高下，他在釵黛兩人身上各傾注了、寄寓了什麼樣的審美理想，為什麼用「幻筆」把她倆合作一人?那個「鮮艷嫵媚，大似寶釵；裊娜風流，又如黛玉」的乳名「兼美」的人物又是什麼回事?把她在夢中許配給寶玉是不是有美學意義上的象徵?抑或是什麼意念、符號?這裡有沒有哲學遊戲?這種玄秘的構思——一分為二的精神矛盾與合二而一的特殊顯像有沒有潛在的生命意圖?再進一步，我們在五十年代初如此容易地分出釵黛的高下妍媸，那眾口一詞的結論性意見究竟可靠不可靠?在各個不同審美主體的經驗世界中真是那麼判斷和理解的麼?——只有這些問題研究清楚了，我們才可能更走近曹雪芹。倘若至今還沉浸於維護與反抗封建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對立鬥爭的典型的陳舊見解，未免有點對不住我們已走過的這審美思維痛苦掙扎的三十多年。再，將曹雪芹簡單地納入「批判現實主義」的軌道，我們曾得出一個奇怪的結論：曹雪芹原來是一個「坐在樹枝丫上用斧子砍他所坐的枝丫」的「樵夫」。我終不明白曹雪芹又何嘗這樣愚陋而絕情，用同樣形象思維的話來說，曹雪芹說不定正在那株被風雨和蛀蟲弄得行將倒頹的大樹前無限眷戀地弔祭哩。——「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俞平伯用「公平的鏡子」來比喻曹雪芹自然主義的寫生態度，顯然不很貼切，但自然主義的寫生態度決定了《紅樓夢》「怨而不怒」的風格則是可信的。同所有文學修養極高的天才大手筆一樣，曹雪芹不肯劍拔弩張地拿著批判的武器一往無前的衝殺，這又是與他的根本創作宗旨、立意相吻合的。
筆者不厭其煩地為新紅學的罪狀做了這麼些疏解，或許有助說明1954—1955年那場紅學大批判「學術失落」的實質，可以說那場運動是當時人為變更整個思想文化傳統和意識形態規範的強力意志的產物。曾有位海外學者用「憑借李森科的遺傳學來推翻整個生物學的研究傳統」的比喻來批評這種個人意志規矩學術是非、安排文化方向的不明智之舉。最後十年裡李希凡、藍翎與俞平伯在酒桌上碰杯，俞平伯學術活動六十週年的隆重紀念，與其說是為「孟德爾、摩爾根」落實政策，毋寧說是「李森科們」體面的破產。——學術大批判的群眾運動不僅無力引爆一場真正意義的紅學革命，在實踐上倒是為後來的文化革命做了技術上的樣板。曾有人天真地想起：如果那時的新時代發展了的紅學能夠充分吸收新紅學的合理成份，那麼，那場批判的後果要理想得多。這個「新時代發展了」的紅學果真回頭去充分吸收胡適、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合理成份，他們恐怕立即會被宣佈為「投降了」、「調和了」，還有他們自身的立足之地麼?於是只能「歷史地」向前，拚命向前。
於是，「曹雪芹基本上是站在新興的市民階級立場，以先進的民主主義思想為指南來反封建」的市民說和「醞釀著起義的農民群眾的革命情緒構成了曹雪芹深廣的社會批判的主要動力」的農民說便應運而生。雖然這些新奇的學說的發明者基本上是受啟發於兩個「小人物」「賈氏衰敗的問題是和整個清代社會史的發展相聯繫著的，它表明著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化」一句話而發揮引申出來的，但畢竟反映了嚴謹的學者的開拓意識，本意只在紅學朝正確方向的窊破。願望是值得讚賞的，儘管他們忘記了一個新的階級和階級的思想的興起必須有一個質的變異為前提這一條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說基本定理和文學藝術的某些繁榮時代並不與社會的一般發展相適應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正確論斷。簡單、直接、機械地強調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的最後決定作用只能為庸俗社會學的氾濫打開通路。更有一種必然論者甚至認為，社會歷史發展到清代乾隆年間，中國源遠流長的文學傳統已經奠定了足夠充分的文明積累，如果沒有曹雪芹的誕生，必然還會有張雪芹、李雪芹來寫一部《紅樓夢》的。如果說以上種種探討還有學術的高格調和嚴肅性的話，那麼大批判運動的後期我們更多的是看見咒罵寶釵是「美女蛇」、襲人是「鷹犬」、要求將劉老老清洗出農民階級隊伍之類的真正「大字報」了。——正是在這一派令人振奮而又惘惚的氣氛裡，紅學歷史上第一次轟轟烈烈的「論爭」悄悄地降下了帷幕。
1956年何其芳寫出力作《論〈紅樓夢〉》標誌著又一個新的紅學時代的到來，或者說又一個新的紅學流派的誕生。他團結了一批青年學者在雄辯地駁斥了市民說、農民說的同時，把紅學研究的方向扭回到了寶黛愛情的題旨上，把注意力從「紅外線」引導到了《紅樓夢》核心的內容情節和藝術特點上來。這在當時無疑起了良好的「正風」的楷模作用，在紅學研究史上值得大書一筆。但是由於當時批判俞平伯陰影尚在，顛覆了的前車攔在路口，何其芳的紅學觀點一開始便帶有迴避躲閃的特徵：他對咄咄逼人的自稱是馬克思主義的紅學不敢多有違拗，對俞平伯集大成的新紅學諸多合理因素又不敢明目張膽地汲取，讓開了兩路人馬，他自己前進的路便顯得非常狹窄了。他的「典型共名」說與其說在建設性方面有巨大的理論意義，毋寧說在攔阻漸漸上漲的庸俗社會學、機械唯物論的思潮上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始終堅韌地把紅學研究規範在一個健康的氛圍裡。蔣和森的《紅樓夢論稿》又把何其芳以愛情為中心的「典型共名」說推進到一個新的層次，《紅樓夢》中的人情、人性美、人格力量和自由意識被充分展示出來了，「曹雪芹從生活的整個方面為我們塑造了一個具有人的全部複雜性的人。」抒情的、明麗的美的意境偷偷抹去了曹雪芹創作主旨上的夢幻意識和色空觀念，這顯然對當時的無數少男少女們起了巨大的振奮精神和澄淨情緒的積極作用。這個流派的精神威力一直堅持到六十年代中期，以至於象茅盾這樣的大人物打著市民說的旗幟捲土重來時也絲毫沒有動搖這派理論的堅固地位。可以這麼說，從1956年到1963年的八年中紅學呈現出一種令人興奮刺激的相對繁榮局面。「批俞」風浪寢息，但許多人「紅」興未減，不少有志於真正學術研究的紅學家們乘機脫去緊身的政治外套，開始做起紅學的自由健身運動。——紅學的文章、專著、類書、資料彙編、影印的脂評本以及多種曾經可以壟斷居奇的珍本秘笈紛紛問世，俞平伯也出版了他的《紅樓夢八十回校本》、《脂硯齋紅樓夢輯評》。這個相對繁榮的局面到1963年8月的「曹雪芹逝世二百週年紀念」活動時達到了高潮(儘管考證派的紅學家們對於曹雪芹究竟死在哪一年尚未弄清)。據介紹，「紀念」盛大而隆重，「紀念」所辦的展覽會陳列展品達二千四百餘件，內容極為豐富，甚至陳列了許多曹雪芹時代的當票、借據、租約、賣身契等實物，這對我們進一步深刻認識開當鋪的薛家、批借據的王熙鳳、交年租的烏進孝、賣進賈府的襲人、香菱等藝術形象無疑大有好處。然而當時這一班喜氣洋洋、叮™忙碌碌的紅學家們誰也不曾想到緊接著便是十年的沉寂!——「曹雪芹逝世二百週年紀念」後來在「文革」中被詆為「借紀念為名，行反攻倒算之實」，是新紅學與「修正主義」紅學聯合演出的一場「復辟鬧劇」，「群魔亂舞」，「亂雲翻滾，烏煙瘴氣」。——說到這裡有兩件事不得不要補一筆：就在「紀念」展覽的預展時陳毅同志明確表示，胡適的紅學著作要陳列，還說：「胡適在五四時期是有功的，將來歷史上要記他一筆。」更有意思的是毛澤東同志在1964年8月的一次談話中又重新肯定了胡適的《紅樓夢》觀點。
1963年12月毛澤東同志在一個關於文藝工作的有名批示中提到「許多部門至今還被『死人』統治著」。紅學如果也算是一個部門或某個部門轄下的一塊領地，顯然也在「死人」的統治之下——曹雪芹逝世都二百年了!紅學於是一下子沉寂了下來。其實毛澤東同志厚今薄古的圈圈似乎並沒把《紅樓夢》和紅學圈在裡頭，即便在「文革」前夕的一次談話中，他還鼓勵人讀一讀《紅樓夢》，但是「不是讀故事，而是讀歷史」。「文革」狂風驟雨高潮的1967年5月他的《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作為指導整個運動的光輝文件之一公開發表，《紅樓夢》研究中的資產階級方向又被提了出來，並與「修正主義黑線」掛上了鉤。1973年李、藍的《紅樓夢論文集》被當作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紅樓夢》的模範著作和指導性讀物第三次出版，此書的九則「附記」和三萬餘言的「後記」集中向「修正主義」紅學猛烈開火，何其芳的紅學觀點遭受了全面的清算。何其芳沒有回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