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與佛學思想
一、問題的提出
《紅樓夢》從第一回「甄士隱夢幻識通靈」到最末一回「賈雨村歸結紅樓夢」，從空空道人訪道求仙到賈寶玉出家做和尚，都有一個佛學思想問題的影子在背後。看《紅樓夢》的人被這部古典作品的藝術魅力吸引住了，不一定會去注意這一事實。但為了更好地評價和研究《紅樓夢》，談談這個問題，不是沒有意義的。
在全面評價《紅樓夢》時，首先應高度肯定它在中國乃至世界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這是主要的一面；同時也必須看到作者曹雪芹(還有續著作者高鶚)在世界觀和創作方法上存在著某些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而這次要的一面，又是同佛教(主要是禪宗)唯心主義在當時思想文化界的影響分不開的。
佛教這個從古代印度傳入的外來宗教，在近兩千年歷史上，早已和中國固有的文化思想交流融化而成為整個封建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社會各方面的影響是極其廣泛而深刻的，哲學史不待說，文學史、藝術史方面的深厚影響也不容低估。對《紅樓夢》中佛學思想的研究，正可從側面佐證這一情況。但過去從事研究《紅樓夢》的，不是完全忽視這一方面，不能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就是過分誇大這一方面，像有些地主資產階級紅學家，簡直就把《紅樓夢》看做一部宣揚佛教「色空」觀念的小說了。這兩種傾向都是應該反對的。
二、《紅樓夢》創作的時代背景與禪宗思想影響
《紅樓夢》產生於十八世紀下半葉。那時中國已產生資本主義萌芽，但還是封建社會。在所謂「乾隆盛世」一度迥光返照之後，古老的封建社會更呈現著日薄崦嵫的淒涼晚景，而作者曹雪芹又早因一次皇室內訌的牽連，經過大抄家後，陷於破產窮困的境地。「字字看來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紅樓夢》之所以可貴，就在於作者根據其不平凡的一生遭遇和切身體驗，運用時代的筆觸，譜寫時代的聲音。它塑造了那麼多富有典型性格的人物形象，男女老少，好人壞蛋，個個栩栩如生，留給後人回憶。它通過對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興衰史的典型概括，真實地揭露了封建社會末期種種罪惡，預示了這個社會走向崩潰的必然趨勢。毫無疑問，榮國府內，以賈政、賈赦、王夫人、賈珍、賈璉、王熙鳳等一撮地主階級統治者為一方，以賈寶玉、林黛玉和晴雯、尤三姐、鴛鴦等封建叛逆者為一方，他們之間不可調和的鬥爭，只能是當時整個社會階級鬥爭的反映和縮影。正如列寧稱讚托爾斯泰時說的，這位大文豪「是激烈的抗議者，憤怒的揭發者和偉大的批評家」(《列‧尼‧托爾斯泰》)。把這個評語移用到《紅樓夢》作者身上，也是完全恰當的。《紅樓夢》是時代的產物，又走在時代前面，它反映了隨著資本主義萌芽而即將到來的啟蒙思潮，蘊藏著一股熱情奔放地追求個性解放和自由民主理想的潛流。《紅樓夢》稱得上是一部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結合的古典文學著作，我們以有這樣的優秀文學遺產而感到驕傲!
那麼，為什麼還要提到佛學思想呢?難道《紅樓夢》創作的指導思想是佛學嗎?不是。肯定佛學思想的指導作用，就等於承認新舊紅學家所強加於這部作品的什麼「宣揚色空觀念」或「情場懺悔之作」一類的昏話，這是極其荒謬的。然而佛學思想畢竟在這部作品上留下了不少的痕跡，這除了作者的時代和階級局限性之外，還要求我們對佛學——主要是禪宗思想在當時思想文化界的影響作一番探討。
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千百年來，佛教以它所特有的一套宗教唯心主義思想體系和宣傳方式，符合封建統治階級從精神上麻痺人民的需要，獲得廣泛而淊?入流行的社會基礎。佛教的基本教義，是它的苦空觀，把現實世界看做無邊的苦海，教人看空一切，逆來順受，放棄任何反抗鬥爭和改善生活的慾望，把唯一希望寄托於來生善報，以修行成佛，進入「涅槃」神秘境界。宣揚這種把現實世界說成絕對空幻不實的世界觀，為的是把他們虛構的天國說成絕對真實，以堅定受騙者追求「成佛」的信仰。成佛是假的，但在階級壓迫下苦難深重的人民要求解脫苦難，可不是假的，而是一種真誠的願望。佛教正是利用人們這種願望，扯起「普渡眾生，脫離苦海」的旗幟，推銷進入天國的門票，誘騙人們甘願忍受塵世的一切苦難。
隋唐曾是佛教發展的全盛時期。在當時創建的各大宗派中，禪宗比較晚出，卻是唯一的由中國佛教學者獨創的一個宗派，有著反映當時中小地主階級興起的一般傾向。其他宗派為天台、法相、華嚴等宗，都大搞其煩瑣教義、經院哲學和繁複的戒律儀式，使人望而生畏；更大吹其天國如何遙遠，成佛如何困難，又使人望而卻步。只有淨土宗和禪宗(南宗)提倡一種簡便而快速的成佛法，盡量縮短天國距離，騙取群眾信仰，所以後來居上，終於打敗和取代了其他各宗的地位。淨土宗提倡念佛法門，認為只要多念「南無阿彌陀佛」，就可到達西方極樂世界。禪宗中的南宗一派提倡「頓悟」法門，倡言「眾生皆有佛性」，「見性成佛」，「西方即在目前」，連經也不要念，佛也不要拜了，更是簡便快速之至。淨土宗沒有多大理論，比較適宜於下層社會，對思想界影響不大。禪宗則除一掃各宗煩瑣經院習氣和戒律儀式外，更獨創了一套絕對虛無主義、反理性主義的主觀唯心主義思想體系，比較流行於知識分子階層，對後來宋明理學特別是陸王一派影響極大。
禪宗的「頓悟成佛」說，把天國直接搬到人的心中，是一大宗教騙局。後來它的虛無主義的發展，就由反對唸經拜佛而達到「訶佛罵祖」，連它的老祖宗釋迦牟尼也否定了；它的反理性主義的發展，就由擺脫煩瑣經義而轉向「機鋒」、「棒喝」，連任何正常思維認識活動也否定了。這些，不能不在佛教內部起著破壞作用，而在一定條件下又有著被利用來作為反傳統的批判武器的可能。
當然，正如馬克思指出的，宗教把對一切已使人受害的弊端的補償搬到天上，從而為這些弊端的繼續在地上存在進行辯護。禪宗對客觀世界的徹底否定，為的是要建立一個主觀世界的天國。它既已把這個天國從天上搬到地上，放在人們的心中，這樣，它的否定一切現實，實際上正是為一切不平等的苦難的現實祝福，教人們把現實世界看成幸福的天國。用他們自己的話說：「不壞世法而入涅槃，若壞世法即是凡夫」。「世法」就是現實世界的一切，包括「君臣父母，仁義禮信」等等，都是破壞不得的，破壞了，就是「凡夫」，取消「成佛」的資格。至於「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則更可使那些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安心睡覺：橫豎今天殺人，明天不殺了，照樣可以「成佛」，何樂而不殺呢?禪宗如此寬容地肯定一切罪惡現實，如此廉價地傾銷天國門票，欺騙廣大勞動人民，難怪在天台、法相等宗相繼衰落之後，禪宗教義卻反而盛行起來，成為封建社會後期唯一繁榮興盛的佛教宗派。
由於禪宗思想影響的擴大和深入，一般唯心主義者固然望風披靡，有如宋明理學。即使某些唯物主義者和進步思想家，或因其地主階級的所決定，或因政治上的失意，或因需要借用思想武器，也往往對禪宗思想進行不同程度的妥協，喪失了批判能力。而曹雪芹之所以接受禪宗思想影響，大體上?也與上述三種情況有關。
曹雪芹出身於由盛而衰的封建貴族大家庭。他的曾祖父到伯、父輩四代，都曾以皇帝親信連任外放肥缺的江寧織造。「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是他青年時代的一段生活歷程。可是好景不常，由於雍正奪位，皇室內訌而遭遇的一次大抄家，使得曹家徹底破產敗落，他的下半生已是「滿徑蓬蒿草不華，舉家食粥酒常賒」，寒酸得不成樣子。古人有「詩為愁工」、「窮而後工」的說法，當然不止是詩，一切古典文藝差不多都這樣。對曹雪芹來說，沒有後一段敗家、淪落和貧困的遭遇，可能也不會產生《紅樓夢》。至於他為什麼會找到佛教禪宗思想作為批判武器，則屬於當時殘酷思想統治下一般不得志而具有反抗精神的知識分子的一種時髦風尚。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
曹雪芹在飽含血淚的藝術創作中早就提出了這個問題：「誰解其中味」?魯迅在評價《紅樓夢》時說過這樣的話：「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那麼我們究竟看見一些什麼呢?
三、曹雪芹的世界觀和創作方法在佛學影響下的矛盾
《紅樓夢》是我國古典文學中思想性和藝術性結合得最出色的一部作品。據曹雪芹自述，這部小說是他「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的結果。我們應該相信，曹雪芹不是躲在悼紅軒裡關門寫書的；由於他既有親歷其境的切身慘痛的經歷和憤慨不平的感情，又特別留心觀察現實，深入社會生活，才能寫出這樣的作品來。《紅樓夢》的價值，正如魯迅說的：「其要點在敢於如實描寫，並無諱飾」，「其中所敘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紅樓夢》真實地反映了時代矛盾，精心塑造了封建叛逆者和封建衛道者兩種不同形象，深刻地再現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單從這方面看，我們完全可以斷言，作者的世界觀是具有鮮明的唯物主義和樸素辯證法的特徵的，在政治上還體現出初步民主主義思想的珍貴因素。《紅樓夢》的創作方法，無疑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結合，是我國古代文學從《詩經》、《楚辭》以後優秀傳統的高度發揚。
但我們這裡要講的，是《紅樓夢》中的佛學思想，是因受這種思想影響而表現在創作方法上的某些局限性。這些局限性是什麼呢?
首先，從現實主義方面說，一是表現為大膽揭露現實與宿命論觀點的矛盾。
翻開歷史一看，清朝初期文字獄的殘酷，是歷代罕見的。當時讀書人做文章，寫詩詞，一字一句不慎，不僅本人殺頭，還要夷九族，成千成萬的人就這樣無辜地犧牲了。在當時，要通過寫小說來揭露現實，真是談何容易!何況曹雪芹揭露的，處處是這個封建末代王朝黑暗腐爛的瘡疤，處處要和這個王朝採用的統治術如用科舉籠絡士人、用程朱理學加強反動思想統治等等公開作對；而曹雪芹本人又恰恰是雍正朝因政治牽連而遭受嚴重迫害的一位窮士。他當然知道「傷時罵世」、「干涉朝廷」的危險，所以往往用許多迴避政治的表態語來為自己掩飾，不免流露「此地無銀三百兩」的矛盾心情。然而他並非「心有餘悸」，而是花了十年功夫，終於大膽地完成了這部卓越的現實主義文學創作。
應該指出，正是禪宗思想，在這裡起了三方面的作用：一是掩護作用，因為清統治者對這個流傳極廣的佛教宗派也是注意加以利用和提倡的；二是武器的作用，在理學獨尊找不到任何其他理論武器的情況下，禪宗那種殺佛罵祖的「反傳統」精神，還不失為一種批判武器；三是一犧?消極的作用，這就是現在著重要說明的大膽揭露現實與宿命論觀點的矛盾了。
大膽地揭露和控訴現實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怎樣對現實進行解釋是問題的另一方面，在這裡，作者卻陷入了佛教因果報應的宿命論的窠臼。
小說第一回「冷子興演說榮國府」，第五回「賈寶玉神遊太虛境」，作者以大量篇幅渲染了賈家這個已歷百年之久的「功名奕世，富貫流傳」的封建貴族家庭終於到了「遠終數盡，不可挽回」的地步，樹倒猢猻散，或曰「飛鳥各投林」，乃是「冤冤相報自非輕，分離聚合皆前定」的結局。而且「榮辱自古週而復始」，既是天數決定，自然逃不出宿命論的循環。就是大觀園內那一大批女孩子們的身世遭遇吧，不僅前生注定，而且在「太虛幻境」的「薄命司」裡，還有登記她們命運的「正冊」——「金陵十二釵」，和其他女孩兒的「付冊」、「又付冊」等一整套檔案底冊可查；她們都不過是「風流冤家又將造劫歷世」，薄命是注定的，什麼封建社會對婦女的歧視和階級壓迫等統統不見了。至於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悲劇，那更是命運前定，因為在年代遙遠的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就已經存在著神瑛侍者(賈寶玉的前身)和絳珠仙草(林黛玉的前身)的一段夙緣；後來林黛玉多愁善感，常常哭臉，則被說成是「把一生所有的眼淚還盡」，以報答賈寶玉前生對她「以甘露灌溉」之德；而寶玉、黛玉和薛寶釵之間三角關係的糾纏不清，則有著「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緣」為之前定。寶玉頸上掛的那塊五彩晶瑩的通靈寶玉，則被視為這位貴族公子的命根子，一時一刻也離開不得的。所有這些，事實上是把封建禮教桎梏下因婚姻不自由所遭受的痛苦，所產生的悲劇，都用宿命論來解釋了。
這樣，一方面揭露和控訴了黑暗現實，一方面又在宿命論的掩蓋下，對黑暗現實無形中宣告了妥協。
當然，我們不能要求曹雪芹在兩百多年前就能運用階級分析方法去解釋他所提出的許多現實問題，但至少，這種籠罩全書的宿命論的氛霧，不能不降低《紅樓夢》的積極批判的意義，也不能不貶損它作為一部完整的現實主義作品的價值。
二是表現為封建叛逆性格與「補天」思想的矛盾。
曹雪芹塑造了賈寶玉和林黛玉這對男女青年作為封建叛逆者的優美形象，使整個《紅樓夢》閃耀著十八世紀中國所能達到的民主主義思想的光芒。那麼，曹雪芹能不能算是真正反封建的革命者呢?不能。因為他的立場基本上還是站在封建階級一邊的。
「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風月憶繁華」。曹雪芹是抱著一片惋惜、留戀、無可奈何的心情來寫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衰亡史的；這位八旗貴族子弟終究和滿清封建王朝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即使北京西郊生活窮困到「蓬牖茅椽，繩床瓦灶」那樣兒，也還不時流露出他對「天恩祖德」的懷念。他對這個面臨「忽啦啦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的末代王朝和整個封建社會，並不是希望它快點崩潰、滅亡，而是夢想如何修修補補地去挽救和維護它。請看他虛構的大荒山無稽崖下那塊頑石背面的四句偈：「無才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此系身前身後事，倩誰記古作奇傳?」這表達了作者以「無才」「補」封建社會的「天」而感到遺憾。據說大荒山那塊頑石是賈寶玉的前身，可見作者塑造賈寶玉的叛逆性格，也無非是為的「補天」，他假托賈寶玉以表達自己的心情，只恨「無可奈何花落去」，寶玉或自己也太不中用，所以空有「幻形入世，無才補天」的嗟歎。這種「補天」思想顯然是同叛逆思想直接矛盾著的，說明作者不可能真正同情反封建的農民群眾，他的「補天」思想是不能找到徹底叛逆的出路的。
叛逆，是否定封建社會；「補天」，卻還在肯定封建社會。這種矛盾之所以產生，除了政治上找不到出路、看不見前途這一地主階級立場的根本原因外，也是接受禪宗思想作為批判武器本身的軟弱性所決定的。上面說過，禪宗對客觀世界的徹底否定，在其走向極端時，又必然是對客觀世界的全部肯定。因為從主觀唯心主義的禪宗看來，「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壇經》)，一切決定於「心」，只求在「心」上也就是思想上解決問題，認為就夠了，更不必有任何具體實踐；而人們的改造客觀現實，如果不通過實踐，結果就不是改造它，而是對現狀的全部肯定。大膽設想與軟弱實踐之間的矛盾，總是以一場空夢而告終。如果說《紅樓夢》真有什麼「夢」的話，那麼就是「夢」在這裡。後來的地主階級改革派如龔自珍、魏源等，也都從《紅樓夢》中吸取了這種「補天」思想，提出一些「更法」、「改制」的主張。但「補天」式的改良主義，在歷史上總是行不通的，何況封建末世?只有革命，才是出路。《紅樓夢》從某一側面，正好提供了後人這一歷史教訓。
其次，在浪漫主義方面，一是表現為現實的人生悲劇與虛無夢幻境界的矛盾。
發生在大觀園內外的一切，幾十條人命案，層出不窮的凶災變故，一群無辜女子的慘遭蹂躪、殺害，黛玉的夭死，寶玉的出家，對這一幕幕現實的人生悲劇，作者既如此真實地給以描繪，如此憤慨地予以控訴，引起無數讀者的深切同情，又能以浪漫主義結合現實主義的手法，把叛逆者的精神境界提到一定的反封建的民主主義的理想高度，這確實是難能而可貴的。但正是這個問題上，所謂浪漫主義的理想高度，仍然被佛教虛無主義的迷霧所遮蔽了。作者有意把現實人生悲劇和一種虛無夢幻境界等同起來，說是要使那些「看破的遁入空門」。小說一開始，就對所謂「太虛幻境」作了繪影繪聲的插畫。什麼是「太虛幻境」呢?續作者高鶚在第一百二十回裡作了最後說明：「太虛幻境即是真如福地」。「真如福地」，指唯一真實的，永恆的幸福天國，是佛教的理想世界；而「太虛幻境」則象徵著現實世間，是絕對虛幻的、變滅無常的。禪宗叫人相信天國即在世間，也就是說，「真如福地」即在「太虛幻境」，只要憑一念「頓悟」就能達到。因此，虛構這樣一個虛幻不實境界的目的，還在引導人們看破現實世界的同樣虛幻性、非真實性。「太虛幻境」有一付對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這是說：假的就是真的，真的就是假的，你說真就真，說假就假，橫豎一切空幻，有什麼真假差別?
我們知道，浪漫主義不全是幻想虛構，而是現實生活的昇華，是比現實主義更高一層的理想境界。浪漫主義在反映現實上，容許作者運用大膽的想像，誇張的手法去塑造形象，以抒發對理想世界的熱烈追求，而引導讀者走向前進、光明的道路。這是積極的浪漫主義。而消極的浪漫主義則相反，它引導人們走的是一條虛無主義和消極厭世的道路。用「太虛幻境」來反映現實人生——「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夢盡荒唐」。在這裡，一切矛盾，一切苦難，一切悲劇，不僅是前生注定，在劫難逃，而且也是虛幻的，非真實的，不值得計較的。在這裡，沒有了是非，沒有了真假，都不過是「一夢盡荒唐」。罷了。作者既設計這樣一個虛幻的神秘境界，又叫賈寶玉夢裡去神遊一番，由「警幻仙子」帶路指引，「領略此仙閨幻境之風光尚然如此，何況塵世之情況呢?」這樣皊?想像和虛構，固然極「浪漫主義」之至，可同作者運用現實主義筆觸所描繪的現實人生發生牴觸，也同作者塑造叛逆性格與民主理想那種浪漫主義的積極一面不能相容。
二是表現為正當愛情關係與「色空」觀念的矛盾。
《紅樓夢》雖不是什麼宣揚「色空」觀念的小說，但它著重地描寫了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悲劇，作為全書的一根重要線索，並且從頭到尾都有著關於「色空」觀念的渲染，這也是事實。「色空」觀念，通俗地講，就是看破紅塵，想做和尚。既要談愛情，又要做和尚，這不是一大矛盾嗎?文藝是要突出矛盾的，要突出人物的內心衝突的。《紅樓夢》突出談愛情又談「色空」這一對矛盾，不止暴露作者個人的內心矛盾問題，也反映著一個時代思想的矛盾，值得我們研究。
小說第一回在敘述空空道人在大荒山無稽崖下抄寫了那本《石頭記》後，從此「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並且自己改名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情僧」這個名字很奇特。照佛教其他宗派的清規戒律，「情」和「僧」是不能並提構成一個名字的。「情」主要指愛情，「僧」是和尚。哪有談愛情的和尚呢?然而對禪宗來說，卻沒啥希奇。禪宗打破一切教規，罵佛殺祖，有著由否定又走向肯定的特色。談愛情，做和尚，正是否定中的肯定，肯定中的否定，有何不可?而上面那四句偈，把「色」和「空」的關係，談得那麼「玄之又玄」，不知講的什麼，實際上是相對主義和折中主義的詭辯，是掩飾既要談愛情又要講「色空」的一種遁詞。在這裡，正可見曹雪芹並不是真正的佛教信徒和「色空」觀念的提倡者，不然，他為什麼要「十年辛苦不尋常」地寫出這麼百萬字的大部頭小說呢?
從《紅樓夢》所描述的情節看來，賈寶玉用出家做和尚結束他同林黛玉的一幕戀愛悲劇，並不是林黛玉死後才決心這樣做的，他早就拿「做和尚」一方面作為對林黛玉表示愛情的海誓山盟，一方面也是他抗議封建包辦婚姻的一種武器，雖然這種武器是極消極的，也並不中用的。在第三十一回裡，寶玉對黛玉講：「你死了，我做和尚去。」大概「做和尚」早成了寶玉的口頭禪，所以黛玉馬上譏笑他：「做了兩個和尚了!我從今以後，都記著你做和尚的遭數兒」。書中還有關於「寶玉悟禪機」、「寶玉妄談禪」的多次描述，可見他和黛玉平日談愛情常是以交流對佛學思想的體會，作為知心談話的一個內容，唱的是愛情和「色空」的交響曲。相反，一提到科舉仕進、功名利祿和倫理綱常之道，他就極端蔑視地斥之為「混賬話」，罵那些讀書做官的人是「祿蠹」、「國賊祿鬼」、「文死諫、武死戰」等等。這又說明，禪宗思想在當時確又在封建叛逆者的思想中生了根，是他們反理學、反封建禮教、反「學而優則仕」的一種精神支柱。
在禪宗哲理領會方面，據作者的描寫，似乎林黛玉的水平還在寶玉之上。在第二十二回裡，黛玉為了測驗寶玉的佛學水平，出了一道試題：「寶玉，我問你：至貴者寶，至堅者玉，爾有何貴，爾有何堅?」寶玉竟不能答，引起黛玉連同在場的寶釵一起大笑：「這樣愚蠢，還參禪呢!」寶玉聽到一個有意思的曲文後，自以為對禪機有所領悟，當下寫了一偈：「你證我證，心證意證，是無有證，斯可雲證，無可雲證，是立足境」。黛玉看了，認為「還未盡善」，就續了兩句：「無立足境，方是乾淨」。這裡，黛玉把寶玉還承認有一個主觀存在的「立足境」也根本否定了。這一徹底否定，正符合於禪宗六祖惠能所謂「本來無一物」的根本精神，連寶釵也不甊?落後地當場指了出來。寶玉、黛玉明明在談情說愛，互表傾慕之忱，卻又津津有味地大談其「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佛教哲理，他們在唯心主義的道路上相互競賽，又是跑得多麼遠啊!這種愛情與「色空」的矛盾心理和複雜情調，恐怕已不是我們時代的男女青年所能體會的了。但在閱讀這部名著時，如何堅持用批判的態度以對待這類不健康的思想，還是值得注意的。
要之，作為一種浪漫主義的描寫手法，《紅樓夢》不同於一般言情小說，它是把寶黛愛情關係提到一定的反封建的民主主義的理想高度和政治基礎上來處理的，這是《紅樓夢》的成功之處；而由於時代和認識上的局限等原因，又畫蛇添足地加上那麼些「色空」觀念的渲染，自又不免損害了這種浪漫主義的完整性，增添了《紅樓夢》中的糟粕成分。
《紅樓夢》這部不朽之作，從問世到現在，已經兩百多年了。「開談不講《紅樓夢》，縱讀詩書也枉然」。這是《紅樓夢》一出世就在知識分子中廣泛流傳和受到特別重視的證明。而且，從這兩句詩來看，把一部往往受人輕視的裨官小說和儒家經典的詩書擺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更可見它一開始就在封建正統思想鉗制下發揮了一種批判武器的作用；而這種批判武器的思想基礎，在當時找不到任何其他理論武器的條件下，又是借助於士大夫中流行的禪宗學說思潮來充當的。
禪宗思想在歷史上起過兩重作用，一方面是「頓悟成佛」的宗教騙局起著麻痺人民的極端反動的作用，一方面是它的訶佛罵祖、否定一切所起的批判武器的一定的積極作用。當然，即使是後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批判它的主觀唯心主義和虛無主義的反動實質。千百年來，佛教思想在人們意識上的流毒，習非成是，見怪不怪，再加以反動勢力的有意提倡，妄圖「化腐臭為神奇」，為其反動的政治目的服務。看《紅樓夢》的人難道不應該從這裡吸取某些有益的教訓嗎?
我們探討了《紅樓夢》中的佛學思想，誠然，佛學是搞虛無主義的，但我們決不能用虛無主義來對待佛學，因為佛教哲學同樣是我們祖國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紅樓夢》，我們一分為二，認為其中民主性的精華是主要的，與佛學影響有關的那些封建性的糟粕則是次要的。對《紅樓夢》中的佛學思想影響也同樣一分為二，認為這種影響在作者世界觀上所表現的虛無悲觀色調的消極作用是主要的，而作為批判武器被作者利用的一點積極作用，我們也予以承認，雖然只是次要的，並且應該批判地予以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