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的政治傾向
《紅樓夢》是一部具有鮮明政治傾向的小說。這種政治傾向表現為政治思想領域中新的、進步的勢力與舊的、腐朽勢力的鬥爭。這種鮮明的政治傾向，在「四人幫」把持文藝陣地的時期，在他們反動文藝思想的影響下，卻被抹煞了。像洪廣思就單純統計《紅樓夢》中被迫害死的幾十條人命和計算四大家族每年的剝削量；把《紅樓夢》看成是純客觀的一部歷史資料，這就抹煞了作為一部現實主義小說的典型概括的意義。又像柏青則化了很大功夫捕風捉影地研究《紅樓夢》與雍正奪嫡的關係，在「四人幫」陰謀篡黨奪權的情況下，他們拋開《紅樓夢》的思想內容，而在「奪嫡」問題上大做文章，其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了嗎?恩格斯曾讚揚說：「悲劇之父阿斯契拉斯和喜劇之父阿里斯托芬尼斯都是表現得很鮮明的有傾向的詩人，但丁和塞萬提斯也是如此，而席勒底《陰謀與戀愛》底主要價值就是在於它是第一部德國的有政治傾向的戲劇。」而且進一步說。「我認為傾向應當是不要，特別地說出而讓它自己從情況和行動中流露出來，同時，作家不應該把他所描寫的社會鬥爭底將來的具有歷史意義的解決在現成的形式下給與讀者。」(《給明娜·考茨基的信》)他不但重視文學作品的傾向性，而且指出應當如何表現傾向性；但是洪廣思等人雖然口頭上也講「政治歷史小說」，實際上他們抹煞了文學作品形象思維的特點，抹煞了作為現實主義小說典型概括的特點，把《紅樓夢》看成是一部自然主義的暴露文學。因此，從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入手，分析《紅樓夢》的鮮明政治傾向及其在當時的意義，肅滑「四人幫」在《紅樓夢》評論中散佈的流毒和影響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紅樓夢》產生在十八世紀中葉清代乾隆朝那個特定的歷史環境中。那個歷史時期，八旗皇族的土地所有制開始衰落，大地主對土地的買賣經營逐漸發展，官營手工業大量被皇族「監督」造成了嚴重的財政困難，城市私營手工業的發展，卻對社會經濟起了一定的推進作用，皇族所控制的商業和對外貿易停滯不前，私營商業則趨向繁榮，銀用貨幣的逐漸被使用，商品經濟關係在增長，手工業開始和農業分離，我國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特殊形態逐漸被打破；「一條鞭法」代替「兩稅法」的制度進一步完善實施，使「農墾」、「耕織」的男女分工對生產的束縛逐步被解除。一句話，清朝建國初期曾經被摧殘了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開始復甦。馬克思曾經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會條件上，聳立著由各種不同感情、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觀構成的整個上層建築。」(《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作為這種新的萌芽狀態的「所有制形式」在上層建築領域裡的反映，出現了新的感情、幻想，新的思想方式。這種新的因素是從舊營壘中產生的，它一方面對封建制度有衝擊作用，另一方面也擺脫不了舊營壘和傳統思想的影響。新的要衝破舊的，而舊的又束縛著新的。這是一個新與舊、進步與保守、先進與反動激烈鬥爭的時代。
這個時代在上層建築領域中最腐朽、最保守、最反動的思想是程朱理學。理學是封建社會後期儒家思想的發展，「宋儒，今之堯舜周孔也」（《習齋記余》卷三）就是講理學是儒學嫡傳。理生學的核心是「存天理，滅人欲。」（《朱子語類》）他們把反動的倫理綱常說成是「天理」，而把一切違背、反抗「三綱五常」的思想要求，看成是萬惡的「人欲」，企圖用反動的倫理綱常扼殺一切反封建的鬥爭。這種倫理綱常是清代社會的精神支柱，是全部封建制度的政治思想基礎。曹雪芹站在新的進步的立場上，代表新的感情，幻想，新的思想方式向舊的反動的歷史潮流進行了猛烈的衝擊， 對保守、腐朽的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倫理道德、宗教信、戀愛婚姻等整個上層建築，進行了徹底的批判。在批判中滲透了自己的理想、願望和對未來的憧憬，「從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馬克思《致盧格》)。
一、對政治法律的批判清朝的政治法律制度，都是在「存天理，滅人欲」這個反動哲學思想基礎上形成的。所謂「滅人欲」，主要是針對農民起義的，在他們看來，農民造反是最大的「人欲」，同時也是針對其他階級或階層的反迫害反摧殘的鬥爭的。清朝的政治法律制度的確立，都是從鎮壓和消災一切反封建鬥爭的總目標出發的，他們的最終目的是「存天理」，即永久維護其封建統治秩序。
乾隆年間《大清律例》的重修，乃是集歷代刑法之大成。它說明清朝統治者對人民的統治和鎮壓更加嚴密和殘酷，說明地主官僚階級魚肉人民的貪酷慾望得到了更有力的法律的保障。「告示出的越厲害，越是想錢的法兒。」這是下層人民在長期被壓迫被剝削的過程中對封建的司法制度和司法機關最清醒的認識。那末，清朝統治者所制定的刑律、法典越嚴密、完備，越說明他們想更嚴酷地搾取、敲剝人民，以滿足自己貪得無厭的私慾。
封建社會的政治法律，從根本上講都是維護官僚地主階級利益的，官僚地主階級在根本利益上也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通過政治法律去鎮壓、勒索人民的問題上，他們又各懷鬼胎，互耍陰謀，因此造成了最高統治者這個立法人和大官僚、地方官吏等這些執法人之間的錯綜複雜的矛盾。官吏這類執法人，為了個人的私利，可以對國家法律進行各種解釋和補充，也就是「徇私枉法」。而最高統治者這個立法人，則深怕「以天生有限之物力，民間易盡之脂膏，盡歸貪吏私囊。」（《清聖祖聖訓》卷十)便大懲貪污之風，以充實他的「公橐」，因此形成了無休止的明爭暗鬥。至於那「以鑽營為取進之階，以苟且為服官之計」、(《清史稿·洪亮吉傳》)的亟亟營私的作風，更是極為普遍和嚴重。在這種上下各級官吏竟相壓搾、迫害下，人民的苦難就更深重了。
《紅樓夢》的作者就深刻地揭露了在反動的政治法律的壓迫下人民的苦難遭遇。毛澤東同志曾經指出：「軍隊、警察、法庭等項國家機器,是階級壓迫階級的工具」(《論人民民主專政》)。封建的司法制度和司法機關就是封建國家機器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它直接行使官僚地主階級專政的職能，是鎮壓人民的殘酷工具。《紅樓夢》就尖銳地批判了作為官僚地主階級向人民專政的官府、法律的階級實質，深刻地揭露了官府、法律等封建國家機器是人民苦難的根源。儘管作者在卷首聲明:「此書不敢干涉朝廷」，「亦非傷時罵世之旨」，那不過是在清代文網嚴密的情況下，為了逃避政治迫害所散佈的煙幕，所謂「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以假飾真，真寓於假。和尤侗寫《鈞天樂》時聲明:「莫須有想當然，子虛子墨同列傳，遊戲文成聊、寓言」，道理一樣，都是由於政治上的苦衷，而不得已焉。實際上他的筆鋒是真接指向那個「朝廷」，指向那個「時世」的．他有時直書「自臨濁世」，更多的情況是通過具體的描寫抨擊「時政」。這種描寫自第四回「葫蘆僧判斷葫蘆案」開其端緒，而貫串於全書。
「葫蘆僧判斷葫蘆案」在表現作者創作意圖和思想的前五回中是關鍵的一回，是作者有意的安排，匠心的經營，是他著意打進去的一個楔子，是全書的序幕。這一回描寫了賈、史、王、薛四大家族依靠他們的豪富、權勢，互相勾結起來利用政權、司法機關壓迫、剝削、殘害人民的罪行。這種封建家族在當時具有時代的特徵，因為我國封建宗法社會中，一些政治集團往往是由幾個同姓家族結成的，他們上可以傾動朝廷，下能夠操縱官府，「扶持遮飾俱有照應」。康熙年間大官僚徐乾學、高士奇極相比呢，就有「『九州貢賦歸東海，萬國金珠獻澹人』之謠。」(昭褳《嘯亭雜錄》卷一「優客大臣」)徐是昆山人，高字澹人，所以說「歸東海」、「獻澹人」。又大官僚馬齊、馬武兄弟「權重一時，時諺云:『二馬．吃盡天下草』雲。」(昭褳《嘯亭雜錄》卷九「馬太傳」)《紅樓夢》中賈、史、王、薛四大家族正是這種歷史現象的典型概括。毛澤東同志曾深刻指出：「在封建國家中，皇帝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在各地方分設宮職以掌兵、刑、錢、谷等事，並依靠地主紳士作為全部封建統治的基礎：」(《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同志的話揭露了官僚地主階級專政的實質。一紙「護官符」所反映的就是這種官僚地主階級在政治法律方面對人民的專政。
在這種官僚地主階級專政下，廣大人民則處於水深火熱之 中，官僚地主階級的所謂「盛」，不過是廣大人民的地獄。他 們的斬斷殺伐、姦淫搶掠，事實上都得到政權、法律的保障 馮淵、英蓮就是在這種殘酷的政治法律迫害下的犧牲者。馮淵被呆霸王薛蟠白白打死了，家裡人「告了一年的狀，竟無人做主」，不能申冤，而薛蟠「卻視為兒戲，自謂花上幾個錢，沒有不了的」，逍遙法外，像沒事人一般。英蓮從五歲被拐出來，受了拐子七八年的折磨，問她底細時，「他說是打怕了的，萬不敢說，……再四哄他，他又哭了，只說：「我原不記得小時的事！」這是一幅多麼悲慘的景象！後來被賣給馮淵，偏偏又逢上．這個「弄性尚氣」的霸王，「打了個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個 英蓮拖去，如今也不知死活。」這是封建帝王和作為他的統治基礎的地主紳士統治下的血淋淋的階級壓迫的事實。面對這一事 實，「從前的官府，都因礙著情分臉面」，置之不理。賈雨村則由於自己升任應天府尹，全系「賈府王府之力，此薛蟠即賈府之 親」，便「徇情枉法，胡亂判斷了此案」。從此賈雨村便成了賈府的座上客，薛蟠依然淫逸無度，馮淵仍舊含冤九泉，英蓮由火坑又陷入無邊苦海。這說明官僚地主階級專政是廣大人民苦難的根源，說明官僚地主階級「滅人欲」，是為了滿足自己最大的私慾。
曹雪芹在描寫「護官符」這個案件時，匠心地用「葫蘆僧判斷葫蘆案」這個回目。「葫蘆」是古代俗語「葫蘆提」一詞的簡化，就是糊里糊塗的意思。那末在作者看來，這個案件的處理就是是非顛倒、皂白不分的。脂硯齋甲戌本對這個故事批道：「起用葫蘆字樣，收用葫蘆字樣，蓋雲一部書皆系葫蘆提之意也，此亦系寓意處。」可謂深得作者的原意。那就是說《紅樓夢》全書都是寫四大封建家族依靠政治法律任意壓迫、殘害人民的罪行，葫蘆僧判案不過開其端緒而已。
「財富是間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運用它的權力的」，它可以「直接收買官吏」，或者「政府和交易所結成聯盟」(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這是恩格斯對資產階級國家的分新。在封建社會中，官僚地主階級也同樣利用它的財富支配著政府和官吏，為非做歹，欺壓人民，殘害百姓。就以薛蟠這個霸王來蟲說，他除了打死馮淵、搶走英蓮之外，還打死了酒店裡「當槽兒』的張三。案子證據確鑿，無法抵賴，薛家卻「花了好些錢，各衙門打通了」，又用威脅利誘的手段買通了證人、書吏、改輕了「屍格」，果然把「死罪撕擄開了」。清代「五刑贖罪之例」規定：「若過失殺傷人，自笞罪至紋罪者，並准收贖。」這實際上是為有錢的官僚地主階級特設的方便之門，是慫恿他們為非做歹的官樣文章。而張三的母親呢?他只靠張三當酒保來維持生活，在公堂上她「哭著亂嚷」，要求官府秉公裁斷，而知縣卻喝令眾衙役：「攆他出去!」這就是封建官吏和法律的階級實質。賈赦貪圖幾把古扇，賈雨村便乘機獻媚，把個「窮得連飯也沒的吃」的石呆子，抓到衙門裡，「訛他拖欠官銀」，「把這扇子抄了來」，送給賈赦，逼得石呆子家破人亡。王熙鳳貪圖三千兩銀子，包攬詞訟，指使長安節度使雲光，拆散了地主女兒張金哥和長安守備的兒子訂立的婚約，逼得他們一個懸樑自殺，一個投河而死。特別是王熙鳳發現賈璉偷娶尤二姐之後，指使張華到察院去控告一段，可以說是她自編自導的一出鬧劇。為了要挾、訛詐賈珍父子，王熙風讓張華告賈璉「國孝家孝之中，背旨瞞親，仗財倚勢，強逼退親，停妻再娶」之罪。背後文讓家人拿三百兩銀子去打點階段察院，要他們「只虛張聲勢，驚唬而已」。她既唆使張華堅持要人，讓察院把尤二姐判歸張華，又派人將張華嚇跑，讓察院不予追究。「都察院又素與王子騰相好」，「都和賈、王兩處有瓜葛」，「深知原委」，都被王熙鳳遙控著。王熙鳳曾狂妄地說：「便告我們家謀反也沒事的」，有恃無恐到了極點。這生動地說明了所謂「朝廷公堂」，是為官僚地主階級的財富支配著，它完全掌握在官僚地主階級手中，並為他們任意撥弄，它是官僚地主階級向人民專政的工具。
曹雪芹揭露和抨擊封建的司法制度和司法機關，從思想、藝術上講是有他的淵源的。《聊齋誌異》中的《席方平》寫封建官府的黑暗腐朽：「金光蓋地，因使閻摩殿上儘是陰霾，銅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無日月。」另外象《潞令》、《梅女》、《夢狼》、《成仙》、《向杲》、《石清虛》、《紅玉》等都揭露了貪官蠹役、土豪劣紳壓迫、殘害人民的罪惡行徑。《儒林外史》中的南昌太守，念念不忘的是「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彭澤縣令對來告搶劫鹽船的案子，不但不處理，反而打了來告者二十大板。這都是封建社會末期政治、法律更加腐朽、窳敗的表現，具有那個時代的特徵。《紅樓夢》不僅是真實的反映而已，而是包含著作者曹雪芹對這個問題的深刻認識。他通過鬼判官說：我們陰間「比你們陽間，瞻情顧意有許多關礙處。」他認識到封建的司法制度和司法機關是維護官僚地主階級利益的，是他們手中任意撥弄的工具，是被壓迫人民苦難的根源。
二、對階級剝削的批判清朝統治者倡導的反動理學家的「存天理」，就是存三綱五常，存孔孟之道，存剝削有理、壓迫有理，就是反抗無理。他們「滅人欲」，正是為了滿足自己肆無忌憚的貪慾。清代中葉，隨著社會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官僚地主階級從廣大人民身上搾取的血汗財富也越來越多。清初一些有地的農民，這時也逐漸被兼併，當時人說：「近日田之歸於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為佃耕之戶。」(《清朝經世文編》卷三九，戶政)他們還「放債以權子母之利，刀錐相竟以魚肉鄉曲。」(乾隆《歷城縣志》卷五)結果造成「富者日益其富，貧者日見其貧」(《霍東華錄》乾隆五一年五月辛未)的現象。這些官僚地主階級的生活更其窮奢極欲，他們的女婢每「日至高舂，晨睡方起，即索飲人參龍眼等湯，梳盥甫畢，已晌午矣。制食必精庖為之，乃始下箸，食後輒按牙歌曲……又復理晚妝尋夜宴。」(鈕誘《觚賸》卷五)一些旗籍官僚都依靠錢糧供養，宴飲無度，「彈箏擊築，衣繡策肥，日從賓客子弟飲。」(金德純《旗軍志》)而廣大人民則處在飢寒交迫有的死亡線上，他們一年生產之後，「公稅私租償債之外，其場遽空者什八九。」乾隆《震澤縣志》卷二五）如果「一遇早潦，盡所有以供富民之租，猶不能足。既無立錐以自存，又鬻妻子為乞丐以償丁負。」(《清朝紀世文編》卷三，戶政)可見，這些官僚地主階級的生活窮奢極欲之時，正是廣大人民困苦欲死之日。這些情況，在《紅樓夢》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紅樓夢》卷首即說：「今之人，貧者日為衣食所累，富者又懷不足之心。」又說:「昨貧今富人勞碌」，「貧富不一，性情參商。」揭露出當時向兩極分化的階級關係。《紅樓夢》揭示了封建社會末期階級的對立，一方面是官僚貴族階級的豪華奢侈生活，一方面是被壓迫被剝削人民的苦難。元妃省親，只是「置辦花燭綵燈並各色簾櫳帳幔」和「採買女孩子，置辦樂器行頭」，就用了五萬兩銀子。大觀園變成了「玻璃世界，珠寶乾坤」，甚至元妃見了也發出「奢華過費」的感歎。賈母八十壽辰，「所有的幾千兩銀子都使了」。秦可卿大出喪，作者並未具體寫耗費了多少錢，但賈珍說得很明白：「不過盡我所有罷了!」在日常生活中，賈珍和一些紈褲子弟比賽射箭，以做飯為賭注，「天天宰豬割羊，屠鵝戮鴨，好似『臨潼斗寶』一般」，用人民的血汗取樂。賈母的飯「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寫了，天天轉著吃」。他們吃一頓茄鯗，「到得十來隻雞來配他」。連家有「百萬之富」的薛姨媽都說：「你們府也都想絕了，吃碗湯還有這些樣子。」王熙鳳說得更露骨：「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若不嫌人肉酸……」從形式上看，賈府這群貴族、寄生蟲並未真正吃人，但是從《紅樓夢》的具體描寫看，他們的一粥一飯都是搾取人民的膏血，他們的華燈美筵都是建立在窮苦人民的骷髏之上的，窮苦人民確是他們刀俎間的魚肉。
《紅樓夢》的作者有意識地在揭示貧富之間的尖銳對立，特別是官僚貴族階級和農民的對立。這些大官僚、大貴族，一年四季每月每日都在吃喝玩樂，而農民呢?「種地種菜，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風裡雨裡，那有個坐著的空兒?」官僚貴族家裡的大櫃，比農民「一間房子還大、還高」!他們用來糊窗的軟煙羅、霞影紗，農民「想他做衣裳也不能」。他們吃一頓螃蟹，「夠我們莊家人過一年了」!他們尋歡作樂的木製套杯，那木頭是農民生活的必需品，「困了枕著他睡，乏了靠著他坐，荒年間餓了還吃他。」官僚貴族階級用來宴飲取樂的，正是農民荒年用來救命的，官僚貴族的朗朗笑聲中包含著農民的血淚!作者通過群眾的口說：「寧國府，榮國府，金銀財寶如糞土。吃不窮，穿不窮，算來總是一場空!」發出了對這些寄生階級即將垮台、完蛋的詛咒!
《紅樓夢》不但揭示了封建社會末期階級的對立，而且進一步揭示了官僚貴族階級對人民的殘酷壓搾和剝削。《紅樓夢》中所揭露的官僚貴族階級對人民的壓搾和剝削，主要是通過地租和高利貸。其中所寫的地租剝削，不僅是烏進孝交租一處，前前後後許多地方都提到。如二十四回寫小紅的父母「現在收管各處房田事務」。七十二回賈璉說：「凡處房租、地稅，通在九月才得呢。」七十五回王夫人說：「這一二年旱澇不定，屯裡的米都不能按數交上來。」八十八回周瑞「經管地租莊子銀錢出入，每年也有三五十萬來往」。九十二回賈政說：「衣租食稅」。九十三回管地租的人說：「十月裡的租子，奴才已經趕上來了。」一○六回賈政「再查東省地租，近年所交不及祖上千半。」這好像一條線時隱時現地貫串於全書的始終，說明賈府窮奢極欲的生活完全建立在對廣大農民殘酷的剝削基礎之上。當然，最說明問題的還是烏進孝交租那－段。烏進孝是個莊頭，對賈府來說他是奴隸，對莊上的農民來說卻是半個主子。他所交給賈府的財物之多，已足夠令人觸目驚心的了，但還不包括他自己的搜刮在內。從他交租的單子看，貴族官僚階級的生活，從吃、穿、燒、用，花到玩，都是農民的血汗。即使在早、澇、雹三災嚴重的情況下，他們也毫不放鬆剝削，反而凶相畢露地說：「這一二年倒賠了許多，不和你們要找誰去!」活現出一副剝削有理的反動嘴臉，把自己的敲骨吸髓的剝削看成是天經地義的行為，也就是所謂「存天理」。
《紅樓夢》中也有不少地方揭露高利貸剝削的。這些官僚貴族階級唯利是圖，無孔不入。他們「把錢當命」，「若提起錢勢二字，連骨肉都不認了」。何況對下層人民呢!賈璉的脾氣「油鍋裡的錢還要找出來花呢」！何況一般情況下的搜刮呢！當然，最苛毒的還要算女管家王熙鳳，她銀錢－過手，就剋扣一二百銀子，連她的丈夫都說：「你們太也狠了」，可見她比賈璉更勝一籌。她在家裡等著，「那三百銀子的利錢，旺兒媳婦送進來」。她扣下丫環的些許月例錢，去牟取暴利，據平兒揭發：「這幾年拿著這項銀子，……利錢一年不到，上千的銀子呢!」她說自己「千湊萬挪」才不至於住到破窯裡去。所謂「千湊萬挪」就是指她費盡心機的鑽營搜刮。賈府被抄時，從「東跨所抄兩箱子房地契，又一箱借票，都是違例取利的。」這種「違例取利」的具體情況，《紅樓夢》的作者雖沒進一步揭示，但當時卻有這樣的記載：「八折出借，滾算月利，不及一年，利過於本。」(《雅公心正錄》卷三)從此當可推斷賈府剝削的殘酷程度，無怪乎連封建官府的酷吏都驚訝：「好個重利盤剝!」作者通過自己筆下的人物無情地揭露說：「天下人都被你算計了去!」
《紅樓夢》還揭露了典當剝削。典當是封建社會最殘酷的剝削形式之一，是搾取窮苦人民膏血的最兇惡的手段。據歷史記載，乾隆年間「京城內外官民大小當鋪六、七百座」(《東華錄》乾隆九年十月已酉)。四大家族之一薛家，就是幹這樁事兒的。他們蠅營狗苟，巧奪豪取，連他們的不瞭解內情的後代聽了都感到新奇，驚歎。「人也太會想錢了!」作者不但描繪出他們鑽營、不擇手段的剝削，而且指出：「天下老鴰一般黑」，揭露了他們的共同的剝削本質。
在官僚、貴族階級的殘酷壓搾、剝削下，廣大農民呢?天災人禍造成「方近一千三百里地，連人帶房，並牲口糧食，打傷了上千上萬的」，「連吃的都沒有」，「都要餓死了」。寶釵說：「人急造反」，《紅樓夢》的作者認識到這一階級鬥爭的客觀情況，描寫出猶如「地火在地下運行」(魯迅《野草·題辭》)的人民的反抗鬥爭。王熙鳳就預感到「再放一年，都要生吃了我呢。」湖州一帶「鼠盜蜂起，無非搶田奪地」。平安州界「－夥強盜，已將東西劫去。」恆王的故事雖屬明代，但卻有清代社會的投影。所謂「黃巾、赤眉一千流賊餘黨，復又烏合，搶掠山左一帶。」並且「頗有詭譎智術」，殺了恆王，嚇得青州城內文武官員都要獻城投降。這不但寫出了農民起義的燎原之勢，而且寫出了他們的智謀和威力。
《紅樓夢》的作者並不贊成農民起義，相反卻仇恨農民起義，誣蔑農民起義為「鼠盜」，為「賊黨」，歌頌與農民起義為敵的林四娘。他也不反對剝削，他曾借寶玉之口對探春說：「只管安富尊榮才是。」但是為什麼他能寫出封建社會末期階級對立的現象，能揭露出官僚、貴族階級對人民的殘酷剝削呢?那是出於他對被剝削階級的深切同情，基於對社會貧富懸殊的不平等現象的極端不滿。他曾經「勸人生濟困扶窮」，他筆下的人物寶玉就想把那些道士們的傳道的法器「出去散給窮人」。可見作者鮮明的思想傾向。他還通過寶玉的嘴說：「物不平則鳴」，他筆下的正面人物湘雲為邢岫煙被虐待，想「出去打個報不平兒」。由於對社會的不平，他憤憤不滿，才揮筆濡墨給予封建社會以無情的揭露。他的這種平等思想具有時代的特徵。和他同時的思想家唐甄就曾說過：「天地之道故平，平則萬物各得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則彼薄，此樂則彼憂， 為商台者必有尖子光天化日之洿池，為安乘者必有繭足。王公之家一宴之味，費上農一歲之獲，猶食之而不甘。吳西之民，非凶歲為??粥，雜以荍稈之灰，無食者見之以為天下之美味也。人之生也無不同也，今若此，不平甚矣!」(《潛書·大命》)《紅樓夢》作者的思想正是這種進步思潮的反映。他是基於對被剝削階級的同情，基於對社會不平的不滿，來揭露官僚貴族階級對下層人民的殘酷剝削的，他是順應歷史的進步思潮來批判壓迫有理剝削有理的反動思想的。
三、對封建倫理的批判封建倫理道德是封建統治者用以強化統治的有力工具，是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主要思想武器。它的基本內容即三綱五常，即君臣、父子、夫婦，仁、義、禮，智、信。它的核心即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宋代理學家朱熹把封建的綱常提到先驗的超階級的「天理」的地位，認為「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萬世磨滅不得」(《朱予語類》)。清代統治者極其重視利用封建的綱常鞏固自己的統治，康熙對朱熹那一套就曾「崇禮表彰」。他們嚴格地確定這種君臣、父子的尊卑長幼關係，是為了防止「犯上作亂」，為了防止人民起來造反，最終目的還是為了鞏固君權，鞏固封建君主專政。這種思想體繫起源於孔子，強化於朱熹，抬高於清代。清代統治者把朱熹列為「十哲之次」,但他的權威卻被推崇在「十哲」之上。
《紅樓夢》的作者對這種倫理綱常表現了極大的懷疑和輕蔑，他通過具體的描寫給予這套反動的思想體系以深刻有力的批判。有時他直接指斥孔子和朱熹。他的理想人物寶玉在續《南華經》時就尖銳地批駁孔子這個「聖者」、「智者」，指出「聖」、「智」是天下禍亂的根源，決心「絕聖棄智」，「殫殘天下之聖法」。這段文字雖然是莊周的話，但寶玉讀了卻「意趣洋洋」，正是作者在思想上發生了共鳴，是作者借莊周的話來抒發自己的思想情感，表現了對孔子大膽的批判精神。他又借探春的口說。「登利祿之場，處運籌之界者，竊堯舜之詞，背孔孟之道。」那就是說．為了自己一時的需要，可以隨便剽竊堯、舜、孔、孟的話，而違反孔孟的原意。堯舜孔孟的話，可以唯我所用，不是唐突「聖人」嗎!對當時處於權威地位的朱熹的著作，他直接了當地指斥為「虛比浮詞」。朱熹的言論被看作是客觀世界的法則——「天理」，他卻斥責為毫無根據的空話，表現了強烈的戰鬥精神。
對孔子、朱熹等所宣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說教，作者在卷首雖然聲明本書所寫的都是「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倫常所關之處，皆是稱功頌德，眷眷無窮。」好像是按照孔子、朱熹所規定的倫理綱常寫的，但實際上他通過具體的描寫卻深刻地揭露和鞭撻了倫理綱常，揭露了這種倫理綱常的虛偽、欺騙和殘酷。 ．
「君」在封建綱常中是至高無上的，什麼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都是為了鞏固君權，君權是統轄一切的，是全部綱常之綱。《紅樓夢》的作者以飽和著血和淚的筆揭露封建君主，戳穿了他們以仁孝治天下的反動實質。他們自認為是「至孝純仁」，為了讓被他們霸佔了的嬪妃才人和他們的父母「略盡骨肉私情」，「遂天倫之願」，便准許他們回家省親。但省親的結果怎樣呢?完全是按照皇家規矩行事，既行國禮，又行家禮，父母跪拜女兒，女兒垂簾行參，「滿心裡皆有許多話，只是俱說不出。」只有啼泣嗚咽，全家一片哭聲，這個「金門玉戶神仙府，桂殿蘭宮妃子家」，一時卻成了悲慘世界。最後還是元春說了一句話：「當剛既送我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一語道破了封建統治階級尊崇為最神聖的「宮廷」，不過是人間地獄，封建帝王不過是人們悲慘生活的製造者。封建統治者雖然讓嬪妃回家「盡骨肉私情」，而元春卻感到「終無意趣」。賈母等雖不忍分別，「怎奈皇家規範，違錯不得」，只得含淚而去。所謂「天倫之樂」，不過如此!所謂「體仁沐德」，不過如此!同樣的內容，八十三回賈母等入宮探視元春的病情，九十五回賈母等入宮和將死的元春告別時，都表現了出來。作者把批判的筆鋒指向了封建的「皇家規範」，「國家制度」，在國家制度的鉗制下，骨肉之間要留戀片刻都不可能，女兒死了，「又不敢啼哭」。所謂「仁」是什麼，「孝」是什麼，不是很清楚嗎?它的虛偽性、反動性不是也很清楚嗎?
清代的封建君主，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曾多次南巡，在當時這被譽為極大的「盛典」。《紅樓夢》中寫了「太祖皇帝訪舜巡的故事」，就是這段歷史生活的反映。據趙嬤嬤回憶，當時「把銀子花的象淌海水似的」，「憑是世上有的，沒有不堆山塞海的。」哪兒來的這麼多錢?還不是搜刮的人民的膏血。這樣的「盛典」，在作者看來，不過是個「虛熱鬧」，真是「罪過可惜」!直接指斥為犯罪行為!．清代的思想家黃宗羲批判封建君主說：「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訪錄·原君》）《紅樓夢》作者通過藝術描寫，揭示了同樣的道理，可謂異曲同工。
「臣」是封建君主統治人民的爪牙和工具。封建統治者根據孔孟之道為臣立了一個效忠國君的標準，就是「文死諫」、「武死戰」，而封建臣子也以此相標榜。長期以來竟成了做「忠臣」應守的大名節。《紅樓夢》揭露了他們的欺騙性，認為「必定有昏君，他方諫，他只顧邀名，猛拚一死，將來棄君於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戰，猛拚一死，他只顧圖汗馬之名，將來棄國於何地?」這就戳穿了所謂「忠臣」的假面具，戳穿了他們所標榜的名節，不過是邀功取寵的幌子。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紅樓夢》中所描寫的臣僚沒有一個好的。像「沽清正之名而暗結虎狼之屬」的應天府尹賈雨村，趨附權貴的長安節度使雲光，賣官鬻爵的內監戴權，乘火打劫的趙堂官，受了幾千銀子私賄的太平縣知縣，虐害百姓的平安州節度，少了個戲子就活不下去的忠順王，標榜風雅並善於結黨營私的北靜王，還有那襲了世職的王子騰、史鼎、賈赦、賈珍和工部員外賈政等等。這些被封建君主信任和重用的臣子，作者通過他的理想人物寶玉說，都是「國賊綠鬼」、「混囤濁物，可有可無」，一筆把他們抹煞掉了。
「父權」是封建宗法制度的基礎，是君權在封建家庭中的體現。封建階級為控制管教自己的兒子，經常採取訓斥、責罵、毒打等一系列嚴厲的手段。《紅樓夢》深刻地批判了父權，揭露了在「父慈子孝」掩飾下的冷酷的倫常關係。從賈家祖輩來講，當年賈代善打賈政「誰沒看見的」，對賈赦「也是天天打」。至於賈代化打賈敬，更不用說，「什麼兒子，竟是審賊」!到賈政這一代，仍然繼承了祖風，叫寶玉滿口是「畜生」，「孽障」，從來沒有一句正面稱呼。見了寶玉「眼都紅紫了」，直要用板子打死，用繩子勒死，「亦絕將來之患」。把兒子看成賊，看成禍患，以至於要除禍滅賊，這就是父權的淫威!做兒子的怎樣呢?以寶玉來講，他往常間「高談闊論」，一見了賈政「便惟唯唯而已」，竟像個「避貓鼠兒」似的，賈政一走，他又指手劃腳，「如同開了鎖的猴兒一般」。見了父親，有如見了閻王，嚇得連話都講不出來，這就是兒子的處境。所謂「父」何嘗慈!而「子」又何嘗!在寶玉思想中，雖然「只是父親，伯叔、兄弟，因孔子是亙古第一人說下的,不可忤慢。」但實際上他並不是心悅誠服的，他對賈政畢恭畢敬，乃是由於在父權的淫威下的不得已。他騎馬去舅舅家時．告訴跟隨的人:「咱們打這角門走罷，省得到了老爺的書房門口又下來。」這是一種越禮的行為,反映了寶玉對父權不滿的潛在的意識活動。對於伯叔的關係，寶玉是經常忤慢的，他曾對秦鍾說：「以後不必論叔侄，只論兄弟朋友就是了。」他「竟一味隨心所欲」地這樣講，也具體的這樣做。賈家的規矩，「凡做兄弟的都怕哥哥」，而寶玉卻不讓人怕他，自己也並不想「要為子弟之表率」。這些都是作者對父子，伯叔、兄弟等倫常關係的態度，表現了他對這種倫常關係的不滿和反對。
母親的權力在封建綱常中不居首位，但在「尊卑有別，長幼有序」的宗法家庭裡也極端重要。賈母就是賈府中的最高權威。《紅樓夢》也對母權提出了挑戰，芳官的乾娘打芳官說；「一日叫娘，終身是母。」寶玉批駁她是「鐵心石頭腸子」，「不能照看反到折挫」，對這種封建倫理表現了極大的不滿。對自己的母親王夫人，他也毫不留情，嘲笑她「叫金剛菩薩支使糊塗了」。賈政說寶玉「無法無天」，賴嬤嬤說他「天不怕，地不怕」，並不說寶玉眼中沒有封建皇帝，不怕封建皇帝，乃是說他目無倫理綱常，而這卻被封建統治階級看成是永久不變的「天理」。
《紅樓夢》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的倫常關係，揭示出封建的君權、父權等已經不能維持封建社會秩序，整個倫理綱常都陷入了嚴重的危機。在批判封建綱常的過程中，、也滲透了作者的理想，寶玉深感被封建綱常束縛之苦，黛玉就說他「子之遭兮不自由」!他想擺脫這種束縛，在夢遊太虛幻境時說：「我就在這裡過一生，總然失了家也願意，強如天天被父母師傅打呢。」就是作者對未來生活的幻想。 ，
四、對封建文化教育的批判清代統治者為了鞏固他們的統治，在文化教育領域中也加強了控制。作為當時統治階級的統治思想「存天理，滅人欲」，在這個領域中也表現得特別突出。封建統治階級為了把自己的後代培養成「文章經濟」、「為忠為孝」的人物，使他們能按照自己階級的意志傳宗接代，便將朱注《四書》當作書院學校和科舉考試的教條，用來「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警愚頑」(康熙的《學宮聖諭》中之兩條)。以求「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中庸章句》)。這是當時封建統治階級的歷史思潮。《紅樓夢》的作者是逆潮流而動的， 他反對封建統治階級倡導的「理」，主張抒發個性，抒發反封建秩序的思想感情。《紅樓夢》卷首云：「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就是說明他沒有按照封建教育的要求去做。他筆下的人物寶玉被人稱為「愚頑」、「不通俗務」，被世人「百口嘲謗，萬目睚眥」，也是因為他的思 想、言行和孔、孟、朱熹一類儒學的要求大相背謬。
賈政曾喝令寶玉「只是把《四書》一氣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從表面上看，寶玉好像不反對讀《四書》，因為他講過「除《四書》外，杜撰的太多!」但從實質上看，他對《四書》是十分厭惡的，對賈政的訓斥總是陽奉陰違，何嘗一日聽從過!當賈政要檢查他的功課時，他慌了手腳，計算一下：「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夾生的，若憑空提一句，斷不能接背的；至下《盂》，就有一大半了。」可見寶玉對儒家的「經典」，並無虔誠態度，完全是敷衍，偶爾一讀，不過是應付理學家父親的督責而已，哪裡有什麼入聖超凡的想法!更有意義的是他用讀《四書》作幌子來掩飾自己的異端行為。他看《西廂記》，當黛玉問看的是什麼時，他卻說：不過是《中庸》、《大學》。」口頭上作搪塞的是孔孟「經典」，實際上醉心的卻是為孔孟思想所不容的《西廂》。儒家「經典」是幌子，反儒家思想的書籍是實際內容，作者反對儒家「經典」的思想何其鮮明!
《紅樓夢》的作者不但反對讀《四書》，而且嚴厲地批判了朱熹)對儒家「經典」的註釋，揭示出這些註釋不過是用封建的倫理來扼殺人們反封建的思想意識。寶玉讀書，「看著小注，又看講章」，感到「在這個上竟沒有頭腦！』當賈代儒讓他講「後生可畏」和「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兩句時，他聽了「卻有些刺心」，特別是後一句，感到「這句話沒有什麼講頭」。其實封建階級不過是讓他講出。「德乃天理，色是人欲，人那裡肯把天理好的像人欲似的?」的道理，而寶玉在思想上卻產生了強烈的牴觸情緒。這就說明朱熹的註釋是根本違背人們的思想要求的，是極其反動的。寶玉經常說：「除《四書》外，杜撰的太多!」所謂《四書》之外，除了指那些被認為「既非經傳，復非子史，展轉相承，皆杜撰之語」(顧炎武《日知錄》)的八股文之外，同時也包括朱注。他是認為《四書》本文之外都是杜撰。這就尖銳地批判了朱注的憑空捏造和虛擬妄作。襲人指責寶玉「又說只除『明明德』外無書，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聖人之書，另出己意混編纂出來的。」就更明確地點出了那些註釋是前人不瞭解聖人意旨的胡扯八道。襲人還指責寶玉「只管批駁誚謗」，『背前背後混批評』。這『混批評」、「批駁誚謗』都應當是指對朱注的批判。在朱注《四書》被最高統治者奉為封建「法典」的情況下，《紅樓夢》的作者敢於批判朱注，確是大膽的鬥爭精神。這比他稍前的思想家傅山之批判理學家的註釋為「明王道，辟異端，是道學家門面，卻自己只作得義襲工夫」(《霜紅龕集》卷三十六《雜記》)更前進了一步。
清代統治者除了法定朱注《四書》為學校的教材，還規定必須以朱注《四書》做的八股文取士，並且以功名利祿為誘餌，引導士大夫走讀《四書》，做八股文、應舉、求祿的道路。這給當時的思想界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李頤在《匡時急務》中說：「自救化陵夷，父兄之所督，師友之所導，當事之所鼓舞，子弟之所習尚，舉不越乎詞章名利，此外茫不知學校為何設，讀書為何事。」(《二曲全集》卷十二)寶玉的處境就是如此。賈政教訓寶玉說：「比如應試選舉，到底以文章為主。……自今日起，再不許做詩做對的了，單要學習八股文章。」在起身赴外任時，還「選了百十篇命他讀」。寶玉的態度怎樣呢?他對這一套「平素深惡，說原非聖賢之制撰，焉能發聖賢之微奧」，「不過拿些經書湊搭湊搭」，「東拉西扯，弄的牛鬼蛇神」。至於「應試選舉」，用它來考查一個人的品德學問，那更是扯淡，「不過作後人餌名釣譽之階」，完全是「拿他誆功名，混飯吃」罷了。在當時那種把八股文看得有如聖經賢傳，認為八股文若做好了，「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條痕，—摑一掌血」(《儒林外史》)的情況下，《紅樓夢》的作者借寶玉之口，抒發了自己的見解，揭露了科舉考試的腐朽本質，戳穿了八股文的神聖面紗。
理學家提倡讀《四書》、八股文，以取得功名利祿，同時他們也崇尚「空談」，認為談談講講也可以增進仕途學問。這就是顏元所批評的「講話多而踐履少」(《存學篇·理性評》)。賈政之所以願意寶玉多和賈雨村接觸，就是為了讓他多「談談講講些仕途經濟」，他指責寶玉「全無一點慷慨揮灑談吐」，也是指寶玉不善於這套仕途學問，即所謂「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但寶玉和這一套卻全異其趣，他「本就懶與士大夫諸男人交接」，一見了這些道學家「仍是葳葳蕤蕤」，連話都講不出來。當別人勸他留心此道時，他頓時拉下臉來，當面給人家難堪。為此，他曾驅逐過和自己極親呢的湘雲說：「姑娘請別的姊妹屋裡坐坐，我這裡仔細污了你知經濟學問的!」為此，他曾辱罵過威嚴端莊的寶釵說：「好好的一個清淨潔白女兒，也學的釣名沽譽，入了國賊祿鬼之流!」在作者看來，走仕途經濟的道路，還是鄙棄這條道路，是涇渭分明，不容混淆的。在這個原則問題上。不論親疏都表現出鮮明嚴厲的態度。作者不但鄙棄這一套學問，而且揭露這一套學問的真相，認為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言堅辭，原為引導後世的鬚眉濁物」而捏造出來，因而斥之為「混賬話」。
《紅樓夢》的作者對這些為做官而讀書的利祿之徒，是深惡痛絕的，罵他們是「祿蠹」，對儒家的所謂「經典」，也是十分疾恨的，他通過筆下的人物說：「除《四書》外，竟將別的書焚了。」作者對《四書》的態度是表面上承認它，實際上卻否定它。那末曹雪芹的的確確有「焚書謗儒」的思想。這是他反對儒家「經典」的思想發展的極致。《紅樓夢》的作者反對讀《四書》，批判朱熹對儒家「經典」的註釋，反對走讀書求祿的道路，批判仕途經濟那套學問。那末他主張讀什麼書，走什麼道路呢?這還要從他的理想人物寶玉的言行來看。寶玉「素喜好些雜書」、「雜學傍收」，特別喜好「古今小說」和那「傳奇角本」，一見了便「如得了珍寶」一般，讀起來，「過目成誦」，連飯都不想吃。他讀書和腐朽、反動的儒者之泥古不同，認為「古人中也有失誤之處，較量不得許多。」要根據自己的理解，闡發新意．他做文章「又不希罕那功名，不為世人觀閱稱讚」，「卻任意纂著」，所以汪洋恣肆，跌宕流暢。《芙蓉誄》就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寫成的。這些都是反傳統的新思想。在人生的道路上，寶玉「不習文，也不學武」，說什麼「丟了印平常」，可謂糞土王侯。他「放蕩弛縱，任性恣情」，可謂目無禮法。他不願做忠臣孝子，即所謂「於國於家無望」。但是他的前途究竟是什麼，卻很渺茫。在探討人生的程途上也充滿了痛苦、哀傷、希望和失望，有時他甚至說：「我想這個人，生他做什麼；天地間沒有了我，倒也乾淨!」反映了他找不到出路時精神上的苦悶。還是黛玉解釋的好：「有了人，便有無數的煩惱生出來：恐怖、顛倒、夢想，更有許多纏礙。」這應當是作者對他的前途的探討，指出有了人就有矛盾，有纏礙，有夢想和希望。這正是作者自己衝破反動理學的束縛對未來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