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與《兒女英雄傳》（一）
《紅樓夢》創作一百多年後，《兒女英雄傳》問世，它的作者是文康。對於這部作品的出現，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一書中指出： 自《三國》《水滸》《西遊記》《金瓶梅》《紅樓夢》之後，「時勢屢更，人情日異於昔，久亦稍厭，漸生別流，雖故發源於前數書，而精神或至相反，……其所以然者，即－緣文人或有憾於《紅樓》，其代表為《兒女英雄傳》」。魯迅的這一段話是很有見地的，他從文學歷史發展的角度，指出《兒女英雄傳》發源於《紅樓夢》，但其精神正好相反。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種文學現象。文康有意與《紅樓夢》唱反調，並且想壓倒《紅樓夢》，「思奪雪芹一席，而阻《紅樓》行世」。這樣就給《紅樓夢》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對立面，通過這個對立面，我們可以更加深入地認識《紅樓夢》的思想和藝術，並用這一生動的實例豐富我們對中國小說歷史發展規律的認識。
(—)
把曹雪芹的《紅樓夢》和文康的《兒女英雄傳》加以比較，我們很快就會發現，這兩部作品的思想傾向是相反的，但它們作者的身世，遭遇卻十分相似。
曹雪芹的家族是一個世代簪纓的貴族地主，從曹雪芹的曾祖曹璽起，經曹寅、曹頤，祖孫三代相繼任蘇州織造和江寧織造，達六十餘年，成為江南世襲官職、顯赫一時的「百年望族」的牽連而被革職抄家，從此徹底敗落，曹雪芹也從錦衣玉食的溫柔富貴之鄉，降為「環堵蓬蒿」的村居生活，最後竟至悲歌燕市，賣文為生，窮困潦倒。曹雪芹經歷家世盛衰的巨大變化，目睹封建統治者的種種罪惡，這些親身的感受與這個時代階級鬥爭條件相結合，促使他世界觀發生變化，並獲得了創作《紅樓夢》的深厚的生活基礎。
關於文康的身世，「光緒戊寅(四年)古遼馬從善序」中寫道：
《兒女英雄傳》一書，文鐵仙先生(康)所作也。先生為故大學士勒文襄公(保)次孫，以貲為理藩院郎中，出為郡守，洊擢觀察，丁憂旋里，特起為駐藏大臣，以疾不果行，遂卒於家。
先生少席家世餘蔭，門第之盛，無有倫比。晚年諸子不肖，家道中落；先時遺物斥賣略盡。先生塊處一室，筆 墨之外無長物，故著此書以自遣。其書雖托於稗官家吉，而國家典故，先世舊聞，往往而在。且先生一身親歷乎盛 衰升降之際，故於世運之變遷，人情之反覆，主致意焉。先生殆悔其已往之過而抒其未遂之志歟?
這說明，曹雪芹和文康都經歷過一段家世從繁華到中落的盛衰升降的生活。
曹雪芹的晚年，貧病交困，但艱難的生活並沒有使曹雪芹束筆擱墨，它不僅投有摧毀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堅強意志，相反，大大地激發起他的創作熱情。「蓬牖茅椽，繩床瓦灶並不足妨我襟懷；況那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得潤人筆墨。這是一種怎樣的襟懷、筆墨啊！曹雪芹在世遭變遷、盛衰升降之中，看清了康雍乾三朝在盛世外衣掩蓋下政治、經濟、思想的深刻危機，看清了封建制度的腐朽和沒落，並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以描繪和揭露，從而深刻地概括了封建社會末期的領導歷史。曹雪芹在中國封建制度走向衰落的時期，以艱苦卓絕的藝術勞動，把中國文學的優秀傳統推向空前的高峰。
《兒女英雄傳》的創作，距曹雪芹的《紅樓夢》有一百二、三十年左右，那時中國的封建制度比曹雪芹的時代更加腐朽，更加沒落，繁榮的假象已經剝落殆盡，特別是在鴉片戰爭以後，在帝國主義侵略下，中國的封建制度日益解體。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文康在窮愁潦倒之中，塊處一室，著書自遣。往日的盛世和繁榮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就轉而到藝術的虛無飄渺的幻想中去求得滿足。在兒《女英雄傳》中他創造了一個理想的封建家庭，塑造了眾多被稱為「兒女英雄」的封建階級的理想人物，以此來「抒未遂之志」。
從十八世紀中葉到十九世紀中葉，這是中國封建制度走向沒落、解體，資本主義開始萌芽、發展的時期，它帶有過去時代不曾有過的歷史特點，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時期，這個時期激烈的階級鬥爭產生了曹雪芹這樣的人物，也產生了象文康這樣的人物，他們都出身於貴族階級，他們思想和創作道路的不同，生動地表現了封建社會末期統治階級內部的階級分化。我們驚異文康的迂腐保守、頑固守舊，我們更加驚異曹雪芹對時代的敏感。曹雪芹和文康，我們如果撇開對他們高低優劣的評論，無論他們本人，還是他們的作品，都在他們所屬的範圍內，各自表現了自己的典型意義，它們相當充分地概括了中國封建社會末期思想上和文學上的鬥爭。
（二）
《兒女英雄傳》書首有觀鑒我齋寫的序，觀鑒我齋是文康的化名。在這篇序言中，文康說明了他寫作《兒女英雄傳》的動機，指出《兒女英雄傳》與《紅樓夢》等書的根本不同之點。
第一，文康認為《西遊記》《水滸傳》《金瓶梅》《紅摟夢》等書雖立旨在「誠正修齊平治」實托詞於「怪力亂神」。因此，他要寫出一本「格致」之書。
《西遊記》《水滸傳》《金瓶梅》我們存而不論。關於《紅樓夢》，文康在序言中說：「曹雪芹見簪纓巨族、喬木世臣之不知修德載福，承恩衍慶，托假以言談真事，意在教之以禮與義，本齊家以立言也。」這種議論，在封建文人中是屢見不鮮的，他們竭力抹煞《紅樓夢》對封建禮教、封建制度的批判精神，把《紅樓夢》變成一本「寓意勸懲」的庸俗作品。文康一面感慨《紅樓夢》「至今不得其人一批，世道多信為談情，乃致誤人不少」。文康反對《紅樓夢》的談情說，目的是要抵制《紅樓夢》通過談情所表現出來的叛逆思想，他希望象金聖歎這樣的人出來闡發《紅樓夢》「修身齊家」的意旨。他一面創作《兒女英雄傳》，以正統的「格致」之書反《紅樓夢》怪，力、亂、神的異端叛逆。
朱熹在《四書集注》中說：「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這幾句話,文康在序言中也是引用的，並且把它作為全書的指導思想。在朱熹的思想體系中，「理」是哲學的最高範疇，是產生天地萬物的根據或本源。朱熹所說的「理」，並不是指存在於客觀事物中固有的規律，而是指一種封建的道德規範,即三綱五常之類的東西。其中是通過哲學論證，把封建制度封建秩序神聖化。所以，「格物致知」也好，「即物窮理」也好，都不是指要人們通過實踐去認識和把握事物的客觀規律，而是指要人們通過每一件事，即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去領會三綱五常的「天理」。把人們的思想感情都納入封建階級的道德規範。這正是《兒女英雄傳》所要表現的思想內容。
第二，所謂「隱教」和「顯教」。文康認為，「修道之謂教，與其隱教以『不善降殃』為背面敷粉，曷若顯教，以『作善降祥』為當頭棒喝乎?」在文康看來，《紅樓夢》描寫賈府「不知修德載福承恩衍慶」因而敗落，就是「以『丕善降殃』為背面敷粉」的「隱教」作品，他要創作一部「以『作善降樣』為當頭喝棒』的「顯教」作品，這就是《兒女英雄傳》。
把賈府敗落說成是由於「不知修德載福承恩衍慶」，這當然是一種歪曲，是舊紅學的老生常談。但文康把「隱教」和「顯教」二者對立起來加以論證，對我們也有一種反面意義上的啟示。《紅樓夢》與《兒女英雄傳》的區別，不在於文康所說的一是「隱教」，一是「顯教」，而在於對「教」的不同態度，對「教」所維護的封建制度的不同態度。文康不過是把對封建禮教的不同態度變成「隱教」和「顯教」的區別罷了。文康的不滿「隱教」，實際上是不滿於曹雪芹對封建禮教的揭露和批判。
這裡還提出一個「善」的問題，所謂「善」與「不善」，在階級社會中，對於同一件事，不同的立場和觀點，完全有不同的看法。在《兒女英雄傳》的作者看來，凡是符合封建統治階級利益的，符合三綱五常的就是「善」，違反的就是「不善」，就是「惡」。《兒女英雄傳》就是要寫出一個時時事事都以封建道德為依據的家庭，通過這樣一個「為善」之家的形象證明封建倫理封建秩序的無比美妙，證明在這個制度下生活的人，從統治者到奴隸，一個個都「恰守其分」，生活得津津有味，其樂無窮，並且因而得到上天的保佑，祖宗的維護得以「不離而合，不悲而歡，有榮無枯，有休無咎」。所以，我們可以說，《紅樓夢》是「四大家族」的衰亡史，《兒女英雄傳》是安家的興旺史。
文康所說的《紅樓夢》和《兒女英雄傳》的區別，是從封建統治階級的立場加以論證的。他提出「怪力亂神」與「格」，「隱教」與「顯教」的對立,加以分析，我們從中可以見《紅樓夢》和《兒女英雄傳》之間分歧的深刻性及其所包含的意義。這是兩種根本不同性質的文藝，這是圍繞著《紅樓夢》展開的進步文藝和反動文藝鬥爭的一起典型的事件。
(三)
在《兒女英雄傳》卅四回中，文康把《紅樓夢》的人物和《兒女英雄傳》的人物，逐個加以對比，這個對比不用說是完全站在封建統治階級立場上的，但很能說明問題。
文康稱《紅樓夢》是「齊家」之書，他首先責備賈政不知修身,沒有在窮理盡性上下功夫，他說：
不過安公子的父親合賈公子的父親，看去雖同是一樣的道學，一邊是實實在有些窮理盡性的功夫，不肯丟開正經；一邊是丟開正經……自己先弄成個文而不文正而不正的賈政，還叫他把甚的去教訓兒子。
在《紅樓夢》中，賈政是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道統的集中代表。對於這樣一個人物，為什麼文康表示不滿呢?是否在這兒表現出什麼反封建的思想呢?當然不是。文康的不滿，是出於更加嚴格、更加頑固，更加腐朽的封建觀念。
曹雪芹說賈政「訓子有方，治家有法」、「謙恭厚道，大有祖父遺風」，以後又說他「人品端方、風聲清肅」。但是作者又不斷暗示這一些都是假的。賈政，假正經之意。
「教子有方」的賈政，隨時隨地與賈寶玉處於對立狀態之中。例如第十七回描寫賈政和寶玉，眾清客大觀園題對額，每到一處，賈政都有一番議論。到了稻香村，賈政對其設置大加讚美：「未免勾引起我歸農之意。」熱心功名利祿的賈政，要歸農，豈非怪事，這是要把自己功名利祿的思想隱藏起來，假裝出清高、隱逸、與世惡爭的隱士的姿態。眾清客擔心賈寶玉吃虧，暗示他去附和賈政，賈寶玉對此置之不理，卻反駁說：「但古人常云『天然』二字，不知何意。」園林，作為一種藝術，像稻香村一類建築，反映了封建統治階級和封建思想的虛偽性。賈寶玉因其人力穿鑿扭捏而成，表示厭惡，正面提出「天然」兩字的主張，這種主張包含有反對封建思想虛偽性的內容，也是對賈政「假正經」面貌的揭露。
賈寶玉和眾姐妹組成的世界是充滿生機和詩意的，但只要賈政走到那裡，那裡就出現了死一樣窒息的空氣，人人鉗口禁語，個個噤若寒蟬。七十五回中秋賞月，賈母等擊鼓傳花取樂，鼓聲兩轉，正好落在賈政手中，因為是賈母規定，無奈只好罰說笑話一個。賈政和笑話怎麼能連接在一起呢?看來，作者有意要把賈政置於這樣難堪的地位，眾姊妹兄弟都你悄悄的扯我一把，我暗暗的又扯你一把，心裡想著，倒要聽聽是何笑話。是何笑話呢?原來是一個怕老婆的故事，這個低級庸俗的故事，撕破了他的「假正經」的面孔，把他真實的精神描繪得淋漓盡致。
所謂「治家有法」，賈政所要維護的只是賈府表面的名聲，對賈府內裡每時每刻發生的穢行醜事，視若無睹，置若罔聞，金釧跳井，賈芹醜事，他首先想到的是「若外人知道，祖宗顏面何在?」而對賈府的種種矛盾和沒落的命運，賈政只會搓手頓足，更是一籌莫展。
賈政這個形象說明了什麼呢?說明了隨著封建制度的衰落，封建綱常名教日益變得虛偽，說明了這個階級正在失去政治上思想上的統治地位和領導能力。這正是文康所不滿的地方。
封建社會的歷史告訴我們，封建社會愈是趨向沒落，封建統治者就愈加需要三綱五常倫理道德來維持舊制度舊秩序。文康所謂的「窮理盡性的功夫」就是要發揮人所固有的遵守綱常名教的本性，要人們象宗教徒那樣虔誠恭敬地維護綱常名教的神聖性，嚴格按照封建道德規範行事。安學海就是這樣的人物，作者寫他為官清正，是要寫出他的「忠」，寫他棄官訪十三妹，是要寫出他的「義」，在家庭內部，他嚴格按照封建倫理行事，使父子、夫妻、妻妾、主奴之間各守名分，和諧相處，所以文康稱安學海「蹈仁履義、折矩周規，不得不謂之醇儒。」《紅樓夢》通過對賈政「假正經」的描寫，揭露了封建倫理綱常名教的虛偽性，《兒女英雄傳》通過安學海的形象，美化封建倫理綱常名教，把已經揭開的醜惡面貌又重新掩蓋起來。
(四)
林黛玉、薛寶釵和賈寶玉之間愛情婚姻關係的描寫，在《紅樓夢》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具有非常深刻的社會內容。恩格斯指出：「對於王公本身，結婚是一種政治行為，是一種借新的聯姻來擴大自己勢力的機會;起決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決不是個人的意願。」統治階級在實踐上，結婚總是首先考慮政治和經濟的利益，以個人意願即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則是從來沒有過的。
《紅樓夢》描寫林黛玉、薛寶釵和賈寶玉的愛情婚姻，開宗明義地提出了「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緣」的問題。所謂寶玉和寶釵的「金玉良緣」就是以家族的政治經濟利益為基礎的婚姻，所謂寶玉和黛玉的「木石前盟」就是以個人意願即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問題就是這樣鮮明地提出來。它們從一個方面反映了封建衛道者和叛逆者，封建思想和已經萌芽的資本主義新因素的矛盾。這個問題提出的本身，說明了曹雪芹具有敏銳的觀察力和很高的思想水平。
可是，《兒女英雄傳》的作者文康連理解一下的水平都沒有，他說：講到安公子的眷屬何玉鳳、張金鳳，看去雖合賈公子那個幃中人薛寶釵，意中人林黛玉同一艷麗聰明，卻又這邊是刻刻知道愛惜他那點精金美玉，同心合意，媚茲一人，那邊是一個把定自己的金玉姍緣，還暗裡弄些陰險，一個是妒著人家的金玉姻緣，一味肆其尖酸，以至到頭來，弄得瀟湘妃子連一座血汨成斑的瀟湘館立腳不牢，慘美人魂歸地下，畢竟玉帶林中掛，蘅蕪君連一所荒蕪不治的蘅蕪院安身不穩，替和尚獨守空閨，如同金釵雪裡埋，還叫他從那裡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這就是說，他把林黛玉和薛寶釵之間的矛盾說成是女子的爭風吃醋。這是一種很膚淺的觀點。文康也就在這樣膚淺理解的基礎上，創造了與林，薛相對立的，封建統治階級完美的婦女的典型何玉鳳，張金鳳。
文康對何玉鳳性格的描寫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寫何玉鳳父親被權奸所害，她不得不與母親一起出走，避禍青雲嶺，這一特殊的生活遭遇逼成她一副剛烈俠義的心腸。但作者一再指出，這「不是他本來的面目」。第二階段是從安學海訪問青雲嶺開始，此時何玉風母親逝世，父仇已報，孤兒獨女，遂動了出家的念頭。作者強調何玉風是「情性中人」，經過安學海和張金鳳傾心吐膽曉以綱常大義，終於打消了跳出紅塵的念頭，立消俠氣，頓悟良緣，完成寶硯雕弓的婚姻大禮，使何家的香火有繼,成了何家父母的孝子，安家的孝順媳婦。她與張金鳳一起，重整門庭，孝敬翁姑，勸勉安公子奮志讀書，成就了丈夫的一生事業。這才是何玉風的本性，何玉風的本來面目。
張金鳳也是一個「認定性情」的女子，作者特別表現她和何玉風肝膽相照，心甘情願要成就何玉鳳和安驥的婚姻，聯成「一床三好」。作者用「陽奇陰耦，乃造化之微，此倡彼隨，是人生之至理」的反動腐朽的思想歌頌何玉風、張金鳳「同心合意姆茲一人」。《紅樓夢》曾經充分表現的封建婚姻制度所固有的矛盾，在「兒女英雄」面前蕩然無存化為烏有了。
現在我們可以明白，為什麼文康既不滿於薛寶釵，也不滿於林黛玉，是因為他們失去了「情性」，、犯了婦女「第一不可犯的」爭風吃醋的毛病。他們最後的遭遇，一個慘歸地下，一個獨守空閨，完全是咎由自取，是違反綱常名教，違反婦道的懲罰。按照文康的思想，薛寶釵、林黛玉、賈寶玉應該聯成「一床三好」』薛寶釵、林黛玉應該像何玉鳳，張金風那樣「同心合意媚茲一人』。這樣一來，《紅樓夢》也不成其為《紅樓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