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紅樓夢》之文學成就及賈寶玉之感情心態

談《紅樓夢》之文學成就及賈寶玉之感情心態

紅樓評論

這一篇文稿，原是我對於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之研究中的一節，全部研究共分兩大部份，第一部份為對王國維這一位人物的研究；第二部份為對於他的文學批評之研究。第一部份曾寫為論文兩篇，一篇題為《從性格與時代論王國維治學途徑之轉變》；另一篇題為《一個新舊文化激變中的悲劇人物——王國維死因之探討》，此二文曾先後發表於香港《中文大學學報》第一卷第一期及第三卷第一期。至於第二部份，則其中有關《人間詞話》的一章，曾發表於台灣書評書目社所出版的《文學評論》第一期，題為《人間詞話中批評之理論與實踐》，而其結論部份，則曾發表於香港之《抖擻》雙月刊第十四期，題為《人間詞話境界說與中國傳統詩說之關係》。現在所發表者，則為第二部份中論王氏早期雜文一章中的一節，這一節的初稿原來與第一部份的全部，都是在一九七○年的暑期寫出的，迄今已有八年之久。其所以一直未曾發表者，主要是因為自己對於此節文稿鹹到不滿意，一則因為當日草寫此節文稿時，暑假已近結束，時間匆促，寫得過於潦草；再則因為在討論王國維《紅樓夢評論》一文中的錯誤時，不得不牽涉到《紅樓夢》一書之意義與價值的問題，但本文既非討論《紅樓夢》之專著，而《紅樓夢》所牽涉之間題又甚廣，因此在行文的取捨之間，極難掌握一種繁簡適當的分寸。寫成後既感到不滿意，遂將之擱置一邊未加理會。近日因中文大學的友人有意將全部文稿彙集出版，屢次來信勸我將此節文稿重加寫定，並惠寄參考數據，情意極股，因此遂又將舊稿取出，重讀之下，鹹到自己的看法輿八年前初寫此稿時已略有不同。初稿只論《紅樓夢》在文學方面之成就，現在則感到《紅樓夢》中所表現之感情心態，也有值得注意之處。於是遂於討論王國維以叔本華哲學來詮釋《紅樓夢》的得失之後，又以相當篇幅對《紅樓夢》之文學價值及內容意義略加研討，以為就文學價值言，《紅樓夢》在對話和人物各方面敘寫之成就，固早為眾所共見。然而此書最大之成就，實不在此種敘寫之技巧而已，更在於它在本質方面，對於舊小說傳統之一種突破，使之從不具個性的說故事的性質，轉變為具有極強烈的文學感發之生命的，有深度有個性的創作，至於就內容意義而言，則《紅樓夢》中所寫的寶玉對於仕宦經濟之途的厭惡之情，以及靈石的不得補天之恨，實在也反映了舊日封建官僚的社會中，一些有思想有性情的讀書人找不到理想之出路的一種威情心態。在討論中，我曾經以《紅樓夢》的文學成就，及賈寶玉的感情心態，來與詞人中的李後主及詩人中的陶淵明相此較，以說明《紅樓夢》這本小說，無論就文學價值言，或內容價值言，都是既有著舊傳統的根源，又能突破舊傳統之限制的作品。如果忽視了這種傳統的關係，而只就西方之哲學思想，或今日之革命理論，來批評《紅樓夢》，恐怕都極難真正掌握到這部小說的精神生命之所在。至於本文則既是舊稿的改寫，而且看法又有今昔之不同，所以行文之繁簡，及前後之呼應，難免有許多不盡周至之處，因於篇首特加說明，希望能得到讀者的諒解。一、《紅樓夢評論》之寫作時代及內容概要

    王靜安先生的《紅樓夢評論》一文最初發表於《教育世界》雜誌，那是在清光緒三十年(一九○四)的時代，比蔡元培所寫的《石頭記索隱》早十三年(蔡氏索隱初版於一九一七年)，比胡適的《紅樓夢考證》早十七年(胡氏考證初稿完成於一九二一年)，比俞平伯的《紅樓夢辨》早十九年(俞氏文初版於一九二三年)。蔡氏之書仍不脫舊紅學的附會色彩，以猜謎的方法為牽強附會之說，識者因早以為不可採信。至於胡氏之考證作者及版本，與俞氏之考訂後四十回高鶚續書之真偽得失，在考證工作方面，雖有相當之成績，可是對於以文學批評觀點來衡定《紅樓夢》一書之文藝價值方面，則二者可以說都並沒有什麼貢獻，而早在他們十幾年前的靜安先生之《紅樓夢評論》一文，卻是從哲學與美學之觀點來衡量《紅樓夢》之文藝價值的一本專著。從中國文學批評的歷史來看，在靜安先生此文之前，中國從來沒有任何一個人曾使用這種理論和方法，從事過任何一部文學著作的批評。所以靜安先生此文在中國文學批評的歷史中，實在可以說是一部開山創始之作。因此即使此文在見解方面仍有未盡成熟完美之處，可是以其寫作之時代論，則僅是這種富有開創意味的精神和眼光，便已足以使其在中國文學批評之拓新的途徑上佔有不朽之地位了。這正是我們為什麼在正式討論這篇論著前，先要說明其寫作年代的原故。因為必須如此，纔能明白這篇文章在中國文學批評之拓新方面的意義與價值。

    根據《靜安文集》自序，《紅樓夢評論》一文乃是寫作於他正在耽讀叔本華哲學的年代，所以這篇論著乃是全部以叔本華的哲學及美學觀點為依據所寫的一篇文學批評。為了便於以後的討論，現在先將全文主旨做一概略之介紹[1]：

    《紅樓夢評論》一文共分五章，首章為《人生及美術之概觀》，以為「生活之本質何?欲而已矣」，而由「欲」所產生者，則唯有痛苦，所以「欲輿生活輿痛苦，三者一而已矣」。人生之本質既為痛苦，而美術之作品則可以「使吾人離生活之欲之痛苦」。至於美之為物雖又可分為優美與壯美之不同，而壯美之「存於使人忘物我之關係，則固與優美無異」。所以「凡人生中足以使人悲者，於美術中則吾人樂而觀之」。這種對人生及美術的看法，是靜安先生衡量《紅樓夢》的兩大重要標準。於是第二章《紅樓夢之精神》，即舉出《紅樓夢》之主旨「實示此苦痛之由於自造，又示其解脫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而「解脫之道存於出世而不存於自殺，蓋因自殺之人未必盡能戰勝生活之欲者」。而出世之解脫則又有二種，「一存於觀他人之苦痛，一存於覺自己之苦痛」，「前者之解脫宗教的也，後者之解脫美術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後者悲感的也，壯美的也」，「此《紅樓夢》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鵑而為賈寶玉者也」，所以《紅樓夢》一書之精神主旨乃在寫實玉由「欲」所產生之苦痛及其解脫之途徑。第三章《紅樓夢之美學之價值》，靜安先生首先舉出叔本華的三種悲劇之說，以為《紅樓夢》正屬於第三種之悲劇，足以「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2]。而悲劇所表現者多為壯美之情，可以「使人之精神於焉洗滌」，最高之悲劇可以「示人生之真相及解脫之不可以已」，《紅樓夢》正為此種之悲劇，其「美學上之價值正與其倫理學士之價值相聯絡」。於是第四章便繼而討論《紅樓夢》之倫理學上之價值，主要在說明「解脫」為「倫理學上最高之理想」，然而此一說法，實在極難加以證明，所以靜安先生乃設為疑難以自辯答，其大要蓋謂世界與人生之存在，並無合理之根據，而當世界盡歸於「無」，則可以「使吾人自空乏與滿足、希望與恐怖之中出，而獲永遠息肩之所」。且世界各大宗教，皆以「解脫」為唯一之主旨，「哲學家如古代希臘之柏拉圖，近世德意志之叔本華，其最高之理想亦存於解脫」。《紅樓夢》正是「以解脫為理想者」，此即為《紅樓夢》在倫理學上之價值。第五章為余論，主要在說明舊紅學家之紛紛在《紅樓夢》中尋找本事的考證，是一種錯誤的觀念。因為「美術之所寫者，非個人之性質，而人類全體之性質也」。所以「考證本事」並不重要，而考證真「作者之姓名輿作書之年月」方為正當之考證途徑。所以《紅樓夢》一書之價值，並不在其故事之確指何人何事，而在其所表現之美學與倫理學上之價值。

    從前面所介紹的全文概要來看，做為一篇文學批評的專著，《紅樓夢評論》是有其長處也有其缺點的。先從這篇文章的長處來看，約可簡單歸納為以下數點：第一，本文全以哲學與美學為批評之理論基礎，僅就此一著眼點而言，姑不論其所依據者為哪一家的哲學或美學，在七十多年前的晚清時代，能夠具有如此的眼光識見，便已經大有其過人之處了。因為在當時的傳統觀念中，小說不僅被人目為小道末流，全無學術上研討之價值，而且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也一向沒有人曾經以如此嚴肅而正確的眼光，從任何哲學或美學的觀點，來探討過任何一篇文學作品，所以我們可以說這種睿智過人的眼光，乃是《紅樓夢評論》一文的第一點長處。第二，如我們在前面所言，中國文學批評一向所最為缺乏的便是理論體系，靜安先生此文於第一章先立定了哲學與美學的雙重理論基礎。然後於第二章進而配合前面的理論來說明《紅樓夢》一書的哲理精神之所在。再以第三章和第四章對此書之美學與倫理學之價值，分別予以理論上之評價。更於最後一章辨明舊紅學的誣妄，指出新紅學研究考證所當采的正確途徑，是一篇極有層次及組織的論著，這在中國文學批評史士，也是前無古人的，所以批評體系之建立，乃是本文的第二點長處。第三，在《余論》一章中，靜安先生所提出的辨妄求真的考證精神，使紅學的研究能脫離舊日猜謎式的附會，為以後的考證指出了一條明確的途徑，這是本文的第三點長處。

    不過，儘管《紅樓夢評論》一文有著以上的許多長處，可是它卻無可挽回的有著一個根本的缺點，那就是完全以叔本華哲學為解說《紅樓夢》之依據的錯誤。本來，從哲學觀點來批評一部文學作品，其著手的途徑原是正確的。只不過當批評時，乃是應該從作品的本身及作者的生平和思想方面，來探尋作品中的哲學意義，此一哲學含義，與任何一位哲學家的思想雖大可以有相合之處，然而卻不可先認定了一家的哲學，而後把這一套哲學理論，全部生硬地套到一部文學作品上去。而靜安先生不幸就正犯了此一缺點。因此在這篇論著中，雖也有不少精闢的見地，卻可惜全為叔本華的哲學及美學所限制，因而遂不免有許多立論牽強之處。

    第一個最明顯的錯誤乃是他完全以「生活之欲」之痛苦，與「示人以解脫之道」做為批評《紅樓夢》一書之依據，甚且對寶玉之名加以附會說：「所謂玉者不過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3]，這種說法從《紅樓夢》本身來看，實在有著許多矛盾不合之處。首先，《紅樓夢》中的「寶玉」決非「欲」之代表，靜安先生指「玉」為「欲」，不僅犯了中國舊文學批評傳統之比附猜測勉強立說的通病，而且這種比附也證明了他對於《紅樓夢》中寶玉之解脫，與叔本華哲學中絕滅意志之欲的根本歧異之處，未曾有清楚的辨別。叔本華的哲學雖然曾受東方佛教哲學的影響，可是因為東西方心性之不同，所以其間實在是有著許多差別之處的。而最根本的一點差別，則是東方佛教乃是認為人人皆具有可以成佛的靈明之性，這纔是人性的本質，至於一切慾望煩惱，則是後天的一種污染。所以佛教的說法乃是「自性圓明，本無欠缺」，其得救的方法只是返本歸真，「直指本心，見性成佛」。這與叔本華把宇宙人生一切皆歸於意志之表現的說法，實在有很大的不同。《紅樓夢》一書中雖表現有佛家出世之想，然而其實卻並不同於叔本華之意志哲學。如果「寶玉」在《紅樓夢》中果有象喻之意，則其所象喻的毋寧是本可成佛的靈明的本性，而決非意志之欲。如在《紅樓夢》第二十五回「通靈玉蒙蔽遇雙真」一節，作者便曾藉著癩頭和尚的口中說過：「那寶玉原是靈的，只因為聲色貨利所迷，故此不靈了」[5]。而且在書中開端作者也曾敘述這隗寶玉原是經女媧氏鍛煉之後遺在青埂峰下一塊未用的靈石，雖曾降世歷劫，最後仍復回到青埂峰下。從這些記敘來看，則此「玉」之不同於叔本華的意志之「欲」，豈不顯然可見。再則靜安先生全以「滅絕生活之欲」「尋求解脫之道」為《紅樓夢》一書之主旨所在，如此則寶玉之終於獲得解脫，回到青埂峰下，豈不竟大似西方宗教性喜劇，這與全書的追懷悼念的情緒，也顯然有所不合。三則靜安先生在第四章論及《紅樓夢》之倫理學上之價值時，對於叔本華哲學之以解脫為最高之理想，也曾提出了疑問說：「夫由叔氏之哲學說，則一切人類及萬物之根本一也，故充叔氏拒絕意志之說，非一切人類及萬物各拒絕其生活之意志，則一人之意志亦不可得而拒絕，……故如叔本華之言一人之解說，而未言世界之解脫，實與其意志同一之說不能兩立者也」[6]。其後靜安先生在其《靜安文集》自序中，也曾提出過他用叔本華哲學來批評《紅樓夢》之立論，其中原有疑問，說：「去夏所作《紅樓夢評論》，其立論雖全在叔氏之立腳地，然於第四章內已提出絕大之疑問」[7]。既然靜安先生也已經承認了叔本華之哲學本身就有著矛盾疑問之處，然則靜安先生自己竟然想套用叔氏的哲學來評論《紅樓夢》，則其不免於牽強附會的誤解，當然也就從而可知了。

    除去以上我們所提出的用叔本華哲學來解說《紅樓夢》的基本的錯誤之外，這篇評論還有著其它一些矛盾疏失之處。其一是靜安先生既把《紅樓夢》的美學價值，建立在與倫理學價值相聯絡相合一的基礎之上，因此當其以「解脫為最高之理想」的倫理學價值發生疑問而動搖之時，他的美學價值的理論基礎，當然也就連帶著發生了動搖。何況靜安先生於論及《紅樓夢》之美學價值時，不過僅舉叔本華的三種悲劇為說，而對於西方悲劇之傳統，及美學中美(beauty)與崇高(sublime)之理論，也未能有更深刻更正確地理解和發揮。而且當靜安先生寫作此文時，對於曹雪芹之家世生平，以及後四十回為高鶚及程偉元之續作的事，也還完全沒有認知，因此他在第三章所舉出的第九十六回寶玉與黛玉最後之相見一節，當然便也決不能做為《紅樓夢》一書美學價值之代表。凡此種種當然都足以說明靜安先生以西方之哲學及美學來解說和批評《紅樓夢》，在理論方面實在有著不少疏失之處。

    總之，《紅樓夢評論》一文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其主要之成就，乃在於靜安先生所開拓出的一條有理論基礎及組織系統的批評途徑，而其缺點則在於過份倚賴西方已有的成說，竟想要把中國的古典小說《紅樓夢》，完全納入叔本華的哲學及美學的模式之中，而未能就《紅樓夢》本身真正的意義與價值，來建立起自己的批評體系，其成功與失敗之處，當然都是值得我們做為借鑒的。

    靜安先生以叔本華之哲學來批評《紅樓夢》的牽強錯誤，固己如上所述，於是我們就自然會引發出下面的兩點問題，其一是《紅樓夢》這部小說本身的意義與價值究竟何在?其二是以靜安先生平日為學之審慎，何以在批評《紅樓夢》時竟然陷入於叔本華哲學之窠臼，雖明知其有矛盾疑問，而霓不能自拔，其致誤之原因又究竟何在?以下我們就將對此二問題分別試加探討。

    首先我們要討論的，當然是《紅樓夢》一書之意義輿價值究竟何在的問題。多年來中外的學者對此已經有過不少討論和爭辯，本文既不是討論《紅樓夢》的專著，因此不想對之多加徵引。何況《紅樓夢》之意蘊豐富，大有「橫看成嶺側成峰」之勢，每一家的說法似乎都各有其體會之一得，我們也難以對之妄加軒輊。不過，整體的說起來，則無論是索隱一派之說，本事一派之說，或以西方哲學及文學體系立論的各家之說，自表面看來，他們的著眼和立說雖然各有不同，可是他們實在卻有著一個共同的缺點，那就是要把《紅樓夢》一書的意義與價值，完全納入他們自己所預先制定的一種成見之內。而因此當然也就造成了對《紅樓夢》一書之真正意義與價值的一種歪曲和拘限。本文既不想捲入以前諸家異說的糾紛之中，也不想更立新說，為《紅樓夢》一書更多加一種新的歪曲和拘限。我們現在所要做的只是以最樸素客觀的看法，對《紅樓夢》一書的意義與價值略加說明。首先我們要討論的是《紅樓夢》何以有如此傑出的成就。第一點我們該提出的，就是《紅樓夢》的內容意境，對於舊小說傳統而言，有一種顯明地突破。一般說來，中國舊小說大多取材於神話、歷史或民間之傳聞，即使是寫社會人情的小說，作者也並無介入的感情，所寫者只是觀察和知解的所得而已。可是《紅樓夢》一書則不然，它的取材乃是作者曹雪芹一段銘心刻骨的切身經歷。然而此書卻又決非膚淺的自傳，作者之感情的介入，也並非偏狹盲目的發洩，而是透過切身的感受，表現了他對人間諸相的更深刻的觀察和理解。惟其因為這個原故，所以這本小說纔能具有極強烈的感發之生命，可以提供給不同的讀者以不同的威受和聯想。因而批評者便也可以自不同的觀察角度，歸納出許多不同的結論。做為一部文學作品，能對讀者具有如此強銳而豐富的感動和啟發的作用，這當然是一種偉大的成就。而究其根本原因，則可以說是由於這部小說是取材於作者極深刻的感受和觀察之所得之故。如果我們套用一句靜安先生在《人間詞話》中的評語來說，則這部小說之成就正是「以其所見者其所知者深也」。這一點應該纔是此書何以能突破舊小說傳統的主要原故。如果只就這一點成就而言，曹雪芹在小說方面的成就，與李後主在詞一方面的成就，是頗有著相似之處的。李後主也和曹雪芹一樣，同是既有著過人的真純深摯的感情，又曾經遭受到過人的悲哀慘痛的經歷。曹雪芹既透過一己家族的盛衰，表現了人世的諸相；李後主也以其深銳的感受，透過自己家國的敗亡，寫出了人間無常的

普遍的悲苦。因此李後主的詞纔使得「詞」這種文學形式突破了歌筵酒席間的沒有個性的艷歌性質，而達到了如《人間詞話》中所說的「眼界始大，感慨遂深」的境界；正如曹雪芹的《紅樓夢》，也突破了舊小說傳統的沒有個性的說故事的性質，而透過個人深銳的感受，表現了豐富的人生意蘊和人世諸相。不過，這種比較只是就他們相似的一點而言，並非全面之此較，如果全面此較起來，則曹雪芹與李後主實在也有著許多相異之點。首先當然是二者所用以表現的文學形式之不同，李後主所使用的是篇幅極短的小詞；曹雪芹所使用的則是卷帙浩繁的小說。前者只是主觀抒情的性質；後者則是客觀地敘事的性質。因此前者的感慨之深便只能從其精神氣象方面去做體會；而後者則可以把各種人物和場景都納入作品之中。因此曹雪芹所寫的便不僅是一個人或一個家族的悲劇而已，同時更反映出了產生這一個悲劇的整個時代和社會的背景。而因此也就造成了李後主與曹雪芹的另一點主要的不同，那就是李後主對於過往的繁華，只有單純的悼念而已，然而卻既無反省又無觀察，對於自己所原屬的剝削統治階層的思想情意，始終無法超越；可是曹雪芹則因為具有觀察和反省的思辨，因此他的眼光遂有時可以突破他自己所屬的階層的限制，而更深入地見到了不同階層不同利益的人與人之間的種種不平和矛盾。所以後主詞和《紅樓夢》，雖然都能以其強銳真摯的鹹受，突破了他們所使用的文學形式的舊有傳統，為之拓展了一種更深廣的意境，可是後主詞所表現的便只是人世無常在感情方面的一點共相而已；然而《紅樓夢》所表現的，便不只是感情方面的共相，同時還表現了人間世態在現實生活方面個別的諸相，這種對舊傳統的突破，和對自我的超越，是《紅樓夢》一書的最可注意的成就。

    以上我們所談的，可以說是《紅樓夢》這本小說之所以偉大，在本質士的一些最重要的因素。此外，這一部小說在敘寫的態度方面，也有一些非常值得注意的特色，我們也願對這一方面略加分析。第一點可注意者，乃是作者在敘寫時對於真與假的雜揉和對舉，在本書一開端作者就曾說過「將真事隱去」及「用假語村言」的話，這種說法與中國一般舊小說的敘述習慣實在頗有不同，因為一般寫小說的人，總是要想盡量使人相信其所說者為真，常在故事一開端便寫明「話說在某朝某年某地」如何如何，而《紅樓夢》一書卻在開端先說明已將真事隱去，使讀者信其所說者為假，這種態度的表明，可能有三種原因。其一，正因為作者故事的取材與他自己親身的經歷有著密切的關係，所以纔不得不先說一番真真假假的話，造成一段鹹情上的距離，然後纔可以無所顧忌的發抒敘寫；其二，則《紅樓夢》一書中對於封建統治階層的奢靡腐敗的生活和剝削欺壓的行為也確實有所不滿，而作者卻又恐怕因此而致禍，所以纔不得不藉著真真假假的話以造成一種與現實之間的距離以求免禍。因此在書中一開端，除去真假的說明以外，作者就還曾特別提出說：「上面雖有些指奸責佞貶惡誅邪之語，亦非傷時罵世之旨」，又說「因毫不干涉時世，才從頭至尾抄錄回來問世傳奇」[8]，其恐懼以文字召禍的心情，是顯然可見的；其三，《紅樓夢》一書原不僅只是敘寫故事而已，作者更想藉著書中的故事來表現自己的一些理念，因此書中的一些神話寓言，在事雖為假，然就理念言之則可以為奠。而《紅樓夢》一書也就在這種真假揉雜的敘寫中，表現了它的豐美深刻的意蘊。這是本書的第一點特色。第二點可注意者則是《紅樓夢》中透過寶玉所表現的，對其所歸屬之階層既反抗又依戀的正反相矛盾的心理，所以書中在介紹主角寶玉出場時，便曾經用兩首《西江月》詞來描述他，說：「潦倒不通庶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為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9]。其所謂「庶務」文章」實在指的並不是一般的事務和詩文，而是專指的謀求仕宦的做官的本領和取得科第的八股文，這裡所提出的正是寶玉所歸屬的階層對於一個子弟所要求的傳統標準，可是寶玉對於這種要求卻顯然有著強烈的反抗。有一次賈雨村來了要會見寶玉，寶玉不願見他，史湘雲勸賈玉說：「也該常會會這些為官作宦的，談講談講那些仕遼經濟，也好將來應酬事務」，寶玉聽了「大覺逆耳」，馬上請史湘雲真「別的屋裡坐坐吧，我這裹仔細腌臢了你這樣知經濟的人」，而且罵這些話是「混賬話」[10]。寶玉之所以如此反對仕途經濟之學，便因為他早已看清了在當時社會中，這些為官做宦的都只是一些「國賊祿蠹」，而徇私枉法草菅人命的會做官的賈雨村，當然便是一個典型的例證。再者寶玉一切行事都以自己純真誠摯的心意感情為主，這種作風當然也大有違背於仕宦之家所講求的偽善的禮教，所以寶玉便被他父親賈政認為「不肖」，而在第三十三回「不肯種種大承答撻」一節，寫到寶玉因為結交蔣玉函及金釧投井等事，被賈政打得幾乎半死之後，在下一回寫到黛玉來看他時，他卻仍然對黛玉說：「我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願的」[11]，則其反抗性格之堅強自可想見。可是另一方面則寶玉對於他所歸屬的這個階層的家族和生活，卻實在並不能與之徹底決裂，這一則因為事實上之有所不能，再則也因為感情士之有所不忍，三則也因為勇氣方面之有所不足。因為這個舊傳統的封建家族，雖然有其腐敗墮落的一面，可是寶玉卻曾生於斯、長於斯，這家族裹面也有著他最親近的、愛他也被他所愛的人物，因此寶玉對他所歸屬的階層和家族，事實士是雜揉著既反抗又依戀的正反相矛盾之兩重心理的。因此在書中介紹寶玉出場時的第二首《西江月》詞，便還有著「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肯無雙」[12]的話，這種口氣一則雖可能是反諷，然而寶玉既不肯與「國賊祿蠹」之徒同流合污，則其終身自無出路可言，對於尊長的期望，也可能確有一種無以為報之情。而也就正是這種既反抗又依戀的矛盾心理，才使得《紅樓夢》這一部小說具有多種觀察和敘寫的角度，因而繼表現出有善也有惡、有美也有丑、有可愛的一面也有可惜的一面之真正的人生世相，而並非僅只是按照某一種哲理或教條而編寫出來的枯燥單調的故事，這是本書的第二點特色。第三點可注意者則是作者彷徨於出世與入世之間的矛盾的情緒，這種矛盾，即使僅在開端有關石頭的寓言中，便已經表現出來了。首先作者曾介紹這一塊石頭說是「自經鍛煉之後，靈性已通，因見眾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材，不堪入選，遂自怨自歎，日夜悲號慚愧」[13]。從這種冀望被選用的情緒來看，當然是屬於入世之情，其後求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將之攜入紅塵，這種要求當然也還是入世之隋；然而最後這塊石頭於「歷盡離合悲歡炎涼世態」以後[14]，卻終於又回到原來入世以前的所在，把自己的經歷寫在石上，請空空道人鈔錄傳世，於是空空道人遂「因空見色，由色生隋，傳情入色，自色悟空」[15]，這一段敘寫當然就又表現得有出世的情緒了。至於寫到紅塵中的故事，又以聽了跛足道人的「好了歌」當下便隨之去出家的甄士隱為開始，其所表現的便似乎也仍是出世的情意[16]，可是值得注意的是這塊石頭既把自己的經歷寫下來，還求人鈔錄傳世，便分明是不肯已忘情；而甄士隱在遇見跛足道人前，在夢中也曾見一儈一道，又聽那道人讚美這一段通靈寶玉的故事以為其所以異於一般「風月故事」者，是因為郵些故事「並不曾將兒女真情發洩」[17]，然則這一部發洩兒女真情的故事，豈不更是屬於入世之情。何況作者在開端所說的「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軌褲之時，飫甘靨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負罪固多，然閨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肯，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也」[18]，這一段話也決不是出世忘情的口吻。靜安先生只看到書中某些出世的情緒，因此便聯想到了叔本華之以滅絕意欲為人生最終之目的與最高之理想的悲觀哲學，這從表面看來，雖然似乎也有可以相通之處，然而仔細一分析，就會發現其中實在有著極大的不同，那就是《紅樓夢》所寫的出世解脫之情，其實並非哲理的徹悟，而不過只是一種感情的發抒而已。小說中雖然表現了對於出世的嚮往追求，然而整個小說的創作的氣息則仍是在感情的羈絆之中的。所以書中對於過去生活的懷思悼念，固然是一種情感的表現，即使是對於出世解脫的追求嚮往，也同樣仍是一種情感的表現。作者既以其最純真深摯之情，寫出了入世的耽溺，也以其最純真深摯之情，寫出了出世的嚮往。耽溺的痛苦固是人生的真相：因痛苦而希求解脫也是人類共同的嚮往，真實的人生原就蘊含著真實的哲理，不過《紅樓夢》所寫的畢竟是人生而並非哲理，所以纔會同時表現了入世與出世的兩種矛盾的鹹情，這是《紅樓夢》的第三點特色。

    從以上的幾點特色來看《紅樓夢》一書實在是以「真與假」，「正與反」，「入世與出世」多種相矛盾的複雜的筆法、態度、心理和感情所寫出的一部意蘊極為豐美的傑作。然而也就正因其敘寫時所採取之矛盾複雜的筆法過多，因此遼造成了讀者要想分析和解說這部小說時的許多困難。何況更遺憾的一點是作者曹雪芹生前，並沒能把這部偉大的作品完全寫定完成，而且已完成的一部份也尚未定稿刊印，因此在早期的抄本中，遂出現了許多異文，其後高鶚和程偉元在續書時，又以自己的意思做了不少改動。因此當然也就造成了後來讀者在追尋這部小說之含義和主旨時的更多的困難。如我們在前面所言，過去的「索隱」「本事」「哲理」諸派之說，其所以往往不免歪曲和拘限了《紅樓夢》一書真正之含義與價值的原故，便正是因為有時迷失於此書之多種矛盾複雜的敘寫中，而未能掌握其真正意蘊之本體，因此遼不免但就其各人所見片面之一點而妄加臆測。索隱一派可能只看到了書中對清代政治和社會的一些不滿之情，因此遼以其為影射清代之政治或寓有反清復明之意；本事一派可能只看到書中情事與某人某事的一些偶然暗合之處，於是遂不顧小說與歷史二者性質之基本不同，而竟想以真人真事相比附；至於哲理一派，雖似較前二者為進步合理，不再以書外之事相牽合，而開始切實就小說本身之意蘊來做分析，可是也仍然不免各自有其迷失和局限，往往因為只看到了《紅樓夢》之矛盾複雜之敘寫角度中的某一點，於是便不惜將之誇大，來與自己所設想出的一點理念相牽附。即如靜安先生便因為看到了《紅樓夢》中對出世之嚮往的一點情意，於是便將此書牽附於叔本華之美學與哲學來為之解說；也有人因為看到了書中所強調之托喻對此的一點寫法，於是便聯想到西方宗教傳統中樂園與凡世之對立的觀念，以為作者對書中大觀園之一水一石的描寫，都有著很深的托意；又有人因為看到了書中對官僚和禮教之封建社會的一點反抗不滿之情，於是便特別強調反抗鬥爭的觀念，儼然把《紅樓夢》看成了一部敘寫兩條路線鬥爭的政治小說。以上各種解說中所提出的意念，無疑地都是構成《紅樓夢》一書之所以偉大豐美的一些重要成份，所以每一種論點可以說都有部份的正確性，只可惜這些論點卻都不是《紅樓夢》作者所要表現的真正主旨。這一則因為他們所說的論點都不足以籠罩書中全部的故事和情意；再則也因為在曹雪芹的時代，還不能明確地具有像他們所說的這種種哲學性或革命性的理念；三則更因為《紅樓夢》一書所表現的強烈的興敬感動的力量，似乎可以提供給讀者極多的啟發和暗示，也決不像是一部先有某一種理念，然後再依照一種理念而寫出的作品。因此如果想要為《紅樓夢》尋找出一個真正的主旨，也許首先我們該做的就是把這些理念都暫時撇開，而以最樸素最真率的眼光和態度，對小說自己本身的敘寫做一番體會和觀察。

    說到小說自己本身的敘寫，我們願提醒大家注意，在《紅樓夢》第一回，當作者寫到空空道人在青埂峰下發現那塊歷劫的大石士面的記述時，在所記故事之後原來還題有一首愒語云：

    無材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此系身前身後事，倩誰托去作奇傳。[19]

    很多人在看《紅樓夢》時，於情節故事之外，雖然也曾注意到像「好了歌」所表現的悲觀出世的思想，和「金陵十二釵」正副冊的題詞，以及《紅樓夢》曲子所表現的對未來情事之預言和感慨，可是卻往往忽略了開端的這一首短短的偈語。其實這一首開端的愒語，應該纔是想耍瞭解全書主旨的一個重要的關鍵。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在首句「無材可去補蒼天」七個字旁邊，便曾清清楚楚地寫了一句批語說：「書之本旨」。又在第二句「枉入紅塵若許年」七個字旁邊，也寫了一句批語說：「慚愧之言，嗚咽如聞」[20]。以脂硯齋主人與作者曹雪芹關係之密切[21]，和對於書中人物情事瞭解之深刻，這兩句批語實在可以說是對書中主旨的分明漏洩。從這條線索去追尋，我們就會發現這一首偈語所寫的通靈之石的不得補天之恨，實在也就是枉入紅塵的一事無成的寶玉之恨。循此更加追索，我們就會發現寶玉之被目為「不肯」「無能」，原來正是因為他堅決不肯步入世人所認為有用的「仕宦經濟」之途。而其不肯步入此一途徑，則是因為他對於封建官僚的腐敗社會有著深惡痛絕的厭恨。可是這種對封建官僚社會的深惡痛絕之情，卻因為有所避忌，而不敢在害中做明白的表達，因此作者曹雪芹纔不得不在故事的開端借用假想的「不得補天」的靈石來做為托喻。在這首偈語中，第一句指的是靈石，第二句指的是寶玉，就小說所寫的「幻形入世」而言，則寶玉是假，而靈石方是真；可是如果就真正人世的生活而言，則寶玉方是真，靈石反而是假。此種喻假為真又將真做假的敘述，其實正是作者既想表達自己的憤激之情卻又恐懼召禍而有心安排的一種寓托的手法。因此在第三句偈語，作者便用「身前」「身後」將靈石與寶玉一起綜合，暗示二者之原為一體。無奈大多數的讀者卻竟然都被作者的一番真假混雜的敘述瞞過，遂忽略了故事開端所暗示的全書主旨。其實如果我們真正替寶玉這樣的一個人想一想，我們就會知道以寶玉的性格思想，在當時封建官僚的腐敗社會中，本來就是找不到出路的。這實在不僅是寶玉的一段深恨，也應該是作者的一段深恨。於是在對於「補天之用」的期望落空以後，寶玉以其真純深摯的戚情所追求的，便只剩下與其相知相愛之人能長相廝守的一點安慰，這也正是《紅樓夢》中寫寶玉與黛玉之間的感情能表現得如此刻骨銘心，與其它中國舊小說中所寫的男女之情都有所不同的原故。一般舊小說中的男女之情，多只是美色和情慾的愛悅和耽溺而已，而寶玉與黛玉之間，則別有一種知己相感之情意的存在。至於寶玉對其他女子的關心，我們也可以感到他的關心只是多情，而並非濫情，所謂多情者，是對於天下所有美好的人與物自然興起的一種珍惜賞愛之情，而決非肉體的自私的情慾。所以《紅樓夢》中常寫到寶玉對於他所關心賞愛的女子，只要有為她們做事服務的機會，他便覺得有一種怡然自得之樂，而決無私慾之心，這是《紅樓夢》中所寫的感情的一種境界，與其它舊小說的公子佳人的俗套，是有著極大的分別的。而且寶玉還不僅是對美好的女子關心而已，書中寫他對於一些貧苦的人或被欺壓的人，也都自然有著一份關切的同情。然而卻也就正是由於他的情感之過於純真善良，於是遂反而被充滿殘酷不平的現實社會目為愚傻瘋顛，這當然是寶玉在不得「補天之用」以外的又一層悲哀。而其欲與相知相愛之人長相廝守的一點慰安，也終於在封建禮教的壓迫之下，被徹底地摧殘，這當然是寶玉的又一層斷腸碎心的長恨。而且寶玉不僅與其所相愛之人不能長保，即使是他所賴以庇護自己，使能遁逃於自己所痛恨之腐敗污濁的社會以外，而得適情任性以徜徉其中的一個理想境地——大觀園，也同樣不能長保。在所有的願望、安慰和蔭蔽都全部落空以後，於是作者遂在最後為寶玉安排了一個「懸崖撒手」的結局，表面看來似乎是了悟，從書中的神話寓言看來，也似乎是這塊靈石又歸回到了青埂峰下，然而如果就其偈語所揭示的寫書本旨而言，則是其想用以「補天」的願望終於未能實現，他的「懸崖撒手」只不過表現了他對此殘酷不平處處憾恨之人世的徹底絕望與徹底放棄而已。如果「青埂峰」的名字，果然有諧昔「情根」之意[22]，則這一則故事所表現的情感，實在大有如義山詩所寫的「荷葉生時春恨生，荷葉枯時秋恨成」的綿綿長恨的意味。所以作者曹雪芹在此書開端敘述緣起之時，便又曾題有一首詩說：「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23]。這種辛酸之情，與諸家用以解說《紅樓夢》的一些哲學的或革命的理念，當然有著極大的不同。不過在辛酸的體驗中，當然也可能引起這些理念的感發，這正是偉大的文學作品之意蘊之可以具有豐富之感發力的最好的證明。

    從這一則故事看來，其表面所寫的雖然似乎只是寶玉一個人的悲劇，然而仔細想來，則其所寫的實在是在封建官僚的虛偽不平的社會中，凡屬真正有想理、有個性、有情感、有良知的人，所可能遭遇到的共同悲劇。只不過因為作者借用了真真假假的一些托喻，把現實距離推遠了一步，因此讀者雖然也可以從害中感受到強烈的感動和共鳴，可是卻把這一則悲劇故事與人生最切近的一點主旨忽略掉了。其實《紅樓夢》所敘寫的悲劇內容，其感情與思想所顯示的某些心態，與古典詩歌中所顯示的某些有理想有性情之傳統讀書人的心態，是頗有著相通之處的。因為在歷史悠久的封建舊社會中，所謂讀書人的出路，原只有仕宦之一途，然而在官僚腐敗的社會中，則仕宦的官場卻早已成為了爭名奪利藏垢納污的所在。因此凡是有真性情真理想的讀書人，當然便對於此種官場中的人物和行為覺得難以忍受，這正是中國傳統思想之菁華的代表人物陶淵明之所以終於解除了印綬而決心歸隱田園的主要原故，所以陶淵明在其《感士不遇賦》中，就曾經明白表示過對當時社會的不滿，發出了「方今之世，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風，市朝驅易進之心」[24]的感慨。在《歸去來兮辭》中則更曾坦率的說明了他的去職歸田，是因為以他的真淳的性格，對於此種官場生活無法忍受，堅決地表示了「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25]的不肯妥協的決志。至於《紅樓夢》中的寶玉，在德操方面雖也許不及陶淵明，可是他之所以受到講求仕遼經濟的家人親友們的勸責，被目為「古今不肯無雙」的子弟，卻也正是由於他也一樣的具有。「非矯厲所得」的真淳自然的天性，而且對於官場中的人物和行為，也同樣有著真「違已交病」的無法忍受的厭惡之情的原故。而在長久的封建社會之專制和禮教的壓迫下，一般士人即使有著憤激不滿之情，卻既沒有改革的信心，也缺乏反抗的勇氣。因此一些真正有理想有性情的傳統讀書人，在他們的心態中，便只有由憤激不滿所造成的悲觀絕望，而看不到一點改革的希望和解決的出路。在這種情形下，他們所能做的安排，便只有為自己尋一個退隱蔭蔽之所，或者為自己尋一種感情上的慰安而已。陶淵明雖然以其過人的智慧和意志，堅持住「固窮」的操守，不惜付出勞苦的代價而選擇了「躬耕」，因而找到了他自己退隱蔭蔽的一個立足之點，然而在理想方面卻依然既看不到社會改革的出路，在感情方面也依然沒有具體的慰安，於是便只有寄情於飲酒，在「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26]的寂寞中，空懷著對《桃花源記》中公平樸素之社會的嚮往[27]，和對《閒情賦》中柔情雅志之佳人的遐思[28]，藉之聊以自慰而已。至於《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則一向所過的既然是世家公子的依附寄托的生活，因此他所賴以自求蔭蔽的「大觀園」便也只能建築在依附寄托之上，而完全沒有獨立的自我安排選擇的能力，何況他所托身蔭蔽的大觀園，其存在又完全植根於他所深懷厭惡的封建官僚的社會基礎之上，這種矛盾，當然是寶玉最大的悲劇，因此在他的心態中，不僅看不到出路，而且連一個自己的立足點都並不存在，所以他最喜歡說的便是和所愛的人一同化做飛灰。而當他連唯一相知相愛主人也不能保有時，他對此污濁之社會與悲苦之人生，當然也就更無冀戀，於是便只有借出家來尋求解脫了。所以《紅樓夢》中所寫的故事，表面上雖然真真假假撲朔迷離，然而基本上所表現的則是舊日專制封建的社會中，一般有理想有感情的讀書人，在理想和感情兩方面都找不到出路時的共同悲慨與共同心態。而這種深具中國傳統特色的悲慨和心態，如果想完全借用西方哲學或文學某一家的理論來加以分析解說，當然便都不苑會產生偏狹扭曲的弊病。靜安先生用叔本華哲學來解說《紅樓夢》所表現的牽強附會的缺點，便是這種嘗試的一個失敗的例證。

    靜安先生之治學，一向原以謹嚴著稱。然而在《紅樓夢評論》一文中，他卻有著許多立論不夠周密的地方。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主要大概可以歸納為以下數點：其一，就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發展而言，在光緒三十年的時代，中國既未曾有過像這樣具有理論系統的著作，更未曾有人嘗試過把西方的哲學美學用之於中國的文學批評。靜安先生此文是在他所拓墾的洪荒的土地上建造起來的第一個建築物，所以既發現了叔本華哲學與《紅樓夢》所表現的某些思想有一點暗合之處，便掌握住這一根可以做為棟樑的現成材料，搭蓋起他的第一座建築來，而未暇於其質地及尺寸是否完全適合做詳細的考慮。這種由拓荒嘗試而造成的失誤，當然是使得《紅樓夢評論》一文立論不夠周密的第一個原因。其二，則是由於靜安先生之性格及心態，與叔本華的悲觀哲學及《紅樓夢》中悲劇的人生經驗，都有著許多暗合之處，因此他對於叔本華的哲學和《紅樓夢》這部小說，遂不免都有著過多的偏愛。李長之批評《紅樓夢評論》一文，便曾特別提出過靜安先生對《紅樓夢》之強烈的愛好，說：「王國維把《紅樓夢》看著是好作品，便此常人所以為的那樣好法還更好起來。」[29]於是靜安先生遂因自己性格和心態與之相近而產生的一點共鳴，把叔本華的哲學和《紅樓夢》的悲劇，都在自己的偏愛的感情下結合起來，而寫出了這一篇評論。所以這一篇論文在理論方面雖有許多不夠周密之處，可是另一方面，靜安先生卻恰好藉著叔本華的悲觀哲學及《紅樓夢》的悲劇故事，把他自己對人生的悲苦絕望之情，發揮得淋漓盡致。這種性格和心態的因素，實在纔是使得靜安先生不顧牽強附會而一府隋願地以叔本華的悲觀哲學來解釋《紅樓夢》，大談其「人生」與「欲」及「痛苦」三者一而已矣，而且以為「解脫之道唯存於出世」的一個最基本的原故。而靜安先生之所以有如此悲觀絕望之心態，便也正是因為他在自己所生活的腐敗庸愚爭競屠殺的清末民初的時代中，同樣也看不到希望和出路的原故。關於這一點，我在以前所發表的《從性格與時代論王國維治學途徑之轉變》[30]及《一個新舊文化激變中的悲劇人物》[31]兩篇文稿中，已經對之做過詳細的討論，所以不擬在此更加重述。

    總之，每一個作者都會在自己的作品中流露出自己的感情心態，而每一種感情心態的形成，又都與作者之性格及其所生之時代，有著密切的關係。才智傑出之士，雖偶然可以突破環境之限制，在作品中表現出對人世更為深廣的觀察和體會，但終究也仍不會真正超過歷史的限度。如果以本文中所談到的幾個作者相此較的話，李後主雖然以其過人之深銳的感受能力，對人世無常之悲苦有著較深廣的體認，在這一點上超過了只拘限於個人外表情事之敘寫的另一個亡國的君主宋徽宗[32]，可是李後主畢竟是一個久已習慣於唯我獨尊之地位的帝王，在他的思想意識中，他一向所過的奢靡享樂的生活，都是他本分之所應得，他所悲慨的只是這種享樂之生活不能長保的今昔無常的哀戚而已；曹雪芹筆下的賈寶玉之勝過李後主的一點，則是他雖然也生長在富貴享樂的環境中，然而他卻超越了自己階層的限制，看到了不同階層間的矛盾和不平。不過在現實生活方面他卻又畢竟仍依附於他所歸屬的官僚腐敗的家族之上，並未能配合自己在思想意識方面的突破，而在生活實踐方面也有所突破；至於陶淵明則不僅在思想意識方面有自我的覺醒，而且更能在生活實踐方面，真正突破了他所厭惡的官僚腐敗的社會階層，而以躬耕的勞動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點。不過，陶淵明所完成的僅是「獨善其身」的一種自我操守而已，對於真正有理想有性隋之讀書人在封建腐敗之社會中所感受的困境，並沒有什麼改革和解決的幫助。因此在陶淵明以後的一千多年的清代，這種沒有出路的困窘的心態，和悲觀絕望的情緒，還一直存在一些不甘心與腐敗之官僚社會同流合污的有理想有性情的讀書人之中。曹雪芹所寫的「枉入紅塵」「無才補天」的寶玉，當然就是作者自己心態和感情的反映。關於這一方面，在香港中華書局最近出版的《曹雪芹與紅樓夢》一書中，周汝昌和馮其庸的一些論文都曾對曹雪芹的時代家世與他的思想和創作的關係做過詳細的探討[33]，他們雖偏重強調曹雪芹的反叛性格，然而曹雪芹筆下的賈寶玉最後卻只能以「懸崖撒手」為結束，則其困窘無出路之心態，實在並未能在現實生活中有所突破，這當然是《紅樓夢》一書所受到的歷史的局限；至於對《紅樓夢》特別賞愛的王靜安先生，則最後竟然以自沉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其心態之仍在悲觀困窘之中，更復可知。其實靜安先生所生之時代，正是中國舊日封建腐敗之社會，從崩潰走向新生的一個突破的轉折點，不過舊的突破和新的誕生之間，當然會產生極大的矛盾衝突，甚至要經歷流血的艱辛和痛苦。靜安先生以其沉潛保守而缺乏反叛精神之性格在此激變之時代中，竟然以其深情銳戚只體會了新舊衝突間的弊病和痛苦，而未能在艱辛擾亂之時代中，瞻望到歷史發展的未來趨勢，他的局限實在並不只由於歷史的限度，而更有其個人性格之因素在。這一點不僅是造成靜安先生個人自沉之悲劇的主因，也是限制了他的文學批評，只能做主觀唯心的欣賞和評論，而不能透過歷史的和社會的一些客觀因素，對作品中意識心態的主旨有更深入之瞭解和批判的主要原故。所以靜安先生對於《紅樓夢》中的悲觀絕望之隋，雖有極大極深之感動，然而卻未能對書中的主旨做出更為客觀正確的分析。如果說《紅樓夢》意蘊的豐富正有如我們在前面所說過的「橫看成嶺側成峰」之妙，則靜安先生之「不識廬山真面目」，可以說就正是由於「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原故了。

    從以上的討論來看，靜安先生用西方叔本華的哲學來解說《紅樓夢》，其所以造成了許多疏失錯誤的結果，原來自有屬於靜安先生個人之時代及性格的許多因素在，我們當然不可以據此而否定一切用西方理論來評說中國文學的作品和作者。不過從《紅樓夢評論》一文之疏失錯誤，我們都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作品來附會某一固定之理論，原來是極應該小心警惕的一件事。李長之就曾批評《紅樓夢評論》一文說：「關於作批評，我尤其不贊成王國維的硬扣的態度，……把作品來遷就自己，是難有是處的」[34]。而現在一般文學批評的通病，卻正是往往先在自己心中立定一項理論或教條，然後再勉強以作品來相牽附。這種文學批評，較之中國舊傳統說詩人的愚執此附之說，從表面上看來雖似乎稍勝一籌，好像既有理論的系統又有進步的思想，然而事實上則東方與西方及古代與現代之間，在思想和戚受方面原有著很多差別不同之處，如果完全不顧及作品本身的質素，而一味勉強地牽附，當然不免於錯誤扭曲的缺失。然則如何擷取西方的理論系統和現代的進步觀點，為中國的古典文學做出公平正確的評價，這當然是今日從事文學批評者，所當深思的課題和所當努力的方向。

    如我在開端的前言中所說，本文既原為我對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之研究中的一節，因此在草寫此文時，便不得不時時顧及到本節與全部研究中其它各部分之聯絡，所以在體例和篇幅方面，便不免受到了若干限制，不好做任意的發揮。其實關於《紅樓夢》之價值與意義，如果更詳盡的加以探討，本來還可以舉出不少值得注意的問題和例證，以充實我們在本文中所提出的一些說法，不過大旨既已表明，讀者自可循此而探索追尋，本不該在此更為費辭，然而卻不見仍加上此一段贅語者，則是因為我們既談到了舊社會中一些有理想有性情之讀書人的悲觀困窘之心態，便不免會使人聯想到現代中國人在文學作品中所表現的，又是一種怎樣的心態呢?關於此一問題，台灣的文學作品與大陸的文學作品，有著頗為不同的表現。有些人以為台灣的作品內容變化此較多，而大陸的作品則過於公式教條化，尤其是自從「文革」以來，大陸作家所受到(林、江等)的迫害摧殘，可以說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如果我們不僅看這種表面現象，而更深入一點看一看作品中所表現的內在的戚情心態，我們就會發現台灣一些現代詩和現代小說的作者，在他們的作品的表面繁榮下，裡面隱藏的卻實在是中國舊傳統的悲觀困窘，與現代西方之荒謬孤絕相混合的一種感情心態，這種心態之形成，當然是因為他們在自己所處身的周圍社會中，既看不到理想的出路，也還沒有勇氣為自己打破一條出路的原故。至於大陸的作者，他們在革命鬥爭的小說中所寫的一些英雄人物，雖然因為有時表現過於高大完美，而使人覺得不可盡信，可是前幾年在香港曾經流布過一時的所謂「黑詩歌」黑小說」，以及不久前纔經過搜輯整理而彙編出版的兩冊《天安門革命詩抄》，這些作品的出現，卻有力地證明了中國人的心態確實已經有了極大的改變。因為在這些作品的作者中，包括了各行各業的無名的人士，他們的作品都不是為了求名求利，或為了標榜任何口號教條而寫作的。他們當時也正處身於「四人幫」的黑暗壓迫之下，然而他們所想到的，卻不再是悲觀，不再是絕望，不再是賈寶玉式的懸崖撒手，而是聯合起來向邪惡的勢力鬥爭。他們原來都並不是有名的作家，他們的作品在文藝技巧方面也都不夠成熟完美，但是他們的血淚，他們的勇氣，他們的憤怒，他們的鬥爭精神，都明白地表現出來中華民族真正從歷史久遠的封建腐化的心態下，有了徹底轉變覺悟的一種新生。他們所追懷悼念的周恩來總理，他的為國家為人民、無私無我的奉獻精神，更有力地擊碎了千百年來國賊祿蠹的官僚政府的黑暗，為政府與人民的關係，留下了何等光輝的榜樣。這種光芒的透露，和這種心態的轉化，纔是中國革命所獲得的最大的成功，也是中國未來的最大的希望。這種千古未有的民族心態的轉變，是每個流有炎黃血液的中國人，無論在大陸、在台灣、在海外，都應該對之珍惜重視，而加深自己的思索和反省的。因論《紅樓夢》以及舊傳統讀書人的心態，遂順筆記之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