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紅學學術爭鳴述要（一）
《紅樓夢》研究的歷史，或曰紅學的歷史，以王國維1904年完成《〈紅樓夢〉評論》為起始標誌，到2000年12月為止，正好是20世紀一百年的歷程。在這一百年中，發生過多次大大小小的學術爭鳴，波濤洶湧，此起彼伏，蔚為大觀。《紅樓夢》研究與紅學正是在這種不斷的爭鳴中向前發展，走向深入的。本文對一百年的紅學學術爭鳴不可能鉅細無遺，面面俱到，只將其中引起較大反響，或者學術意義的張力很強的論爭問題作一綜述。
1．曹雪芹是不是叔本華？《紅樓夢》是不是以「否定生活意志、求得解脫」為主旨？《紅樓夢》的 「悲劇」具有何種性質？
王國維1904年完成的《〈紅樓夢〉評論》是引進西方的哲學理論來觀照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的第一篇文藝批評，當然也是《紅樓夢》研究中運用西方理論思潮來分析評論作品的開始。王國維引進的是德國哲學家叔本華的哲學，叔本華認為人生＝欲＝苦痛，人生唯一有意義的是從「苦痛」中「解脫」出來。王國維認為《紅樓夢》的故事情節正好印證了叔本華的哲學理念，因此評價《紅樓夢》是「宇宙之大著作」、「我國美學史上之唯一大著作」。他的這種評價是以一百二十回《紅樓夢》為對象的，因為後四十回中寫黛死釵嫁而賈寶玉最後出家為僧，王國維據此推論：人的「欲」分「飲食慾」 和「男女之欲」，「男女之欲尤強於飲食之欲，前者無盡的，後者有限的也」，因此「男女之欲」是造成「苦痛」的最大問題，是「人人所有之問題，人人未解決之大問題也」；《紅樓夢》以前的「詩歌、小說之描寫此事者」「解決之者鮮矣」，只有「《紅樓夢》一書，非徒提出此問題，又解決之者也」，「《紅樓夢》一書，實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於自造，又示其解脫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王國維還把悲劇分為三種：第一種是「由極惡之人極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構者」；第二種是「由於盲目的命運者」，第三種是「非必有蛇蠍之性質與意外之變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之不得是」。《紅樓夢》屬於「第三種悲劇」，是「徹頭徹尾之悲劇」、「悲劇之悲劇」。同時，這種悲劇「大背於吾國人之精神」，「吾國人之精神，世間的也，樂天的也」，所以「代表其精神之戲曲小說，無往而不著此樂天之色彩，始於悲者終於歡，始於離者終於合，始於困者終於享」，「若《牡丹亭》之還魂，《長生殿》之重圓」等等。只有《桃花扇》和《紅樓夢》是例外，《桃花扇》「他律的也」，「《紅樓夢》之解脫，自律的也」。（引文據王國維《〈紅樓夢〉評論》，黃霖、韓同文選注 《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下冊第147—166頁，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出版。）
王國維對《紅樓夢》的這種分析評價在當時不可能引起太大反響，因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叔本華等西方的哲學思潮有所瞭解的人還很稀少。但也有贊成和不贊成的兩種意見發表。署名「濤每 」的《讀王國維先生〈紅樓夢評論〉之後》（《清華文藝》第一卷第二期，1925年10月版）對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表示不同意見，說得相當深刻：「王先生評《紅樓夢》之根本觀點，蓋發源於叔本華之哲學思想。然而《紅樓夢》作者與叔本華二人之所見是否能相合至如此程度，吾人不能無疑？予終覺根據一家言以看他家，終不免有戴起有色眼鏡看物之危險，因所引證理論如何精密，總脫不過作者之成見，而其它不合其成見者，容易忽視過去，譬如以繩穿珠，珠孔有大小，而繩則遺留者為不少也。此實東西學術接觸時作學者所應萬分留意也。」 （《〈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選輯》第三輯第6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6月出版。）他通過論證，得出和王國維針鋒相對的結論：「王先生謂：（一）有生活就有苦痛。（二）要免苦痛，就要拒絕生活之欲。（三）《紅樓夢》之精神在解脫，即拒絕生活之欲。（四）《紅樓夢》之美學上倫理上之價值，均在其解脫之精神，推其極使世界無有。我之意思則以為：（一）有生活就有苦痛，不過看主觀為轉移。（二）要免苦痛，不在拒絕生活之欲，而在認識真正之情。（三）《紅樓夢》之精神，不在解脫，而在言情。（四）《紅樓夢》之價值，不在造成『無的世界』，而在造成『情的世界』。」（《〈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選輯》第三輯第64—65頁）
佛雛發表於《江海學刊》1963年第6期的《對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的再批判》可視為五、六十年代的代表作。雖然難免那個時代的「大批判」痕跡，也還是從理論上切中了王國維文章的一些弱點。此文從叔本華哲學與王國維其人、叔本華的「原罪——解脫」說、「第三種悲劇」說幾個方面比較深入地分析批判了王國維用叔本華哲學解讀《紅樓夢》的失誤，所論雖然有很偏頗的地方，但也不乏合理因素。如說：「王國維的『解脫』論既不是寶玉的解脫，也不是什麼人類的解脫，它只是把那個製造寶黛悲劇的封建社會及其統治人物的滔天罪行完全給『解脫』掉了。這當然絕不是什麼『 《紅樓夢》精神』，而只是王國維，一個十足頹廢而又相當冥頑的封建衛道者的自我寫照而已。拿王國維的《評論》跟他同一時期的那位署名『季新』的《〈紅樓夢〉新評》比，覺前者猶低一籌，因為後者畢竟依據上升期的資產階級哲學政治觀點，談民權、自由，談專制家庭的『流毒』，談『知自重其愛情，尤當知重他人之愛情』等；而前者則始終站在沒落時期資產階級的頹廢反動的觀點上立論，故無一語真正道著。」（劉夢溪編《紅學三十年論文選編》下冊第666—667頁，百花文藝出版社1984年7月出版。）
1980年，綠原在《〈紅樓夢〉研究集刊》第三輯發表論文《曹雪芹不是叔本華》，認為曹雪芹在《紅樓夢》中體現了和叔本華不同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得出的結論是「曹雪芹不是叔本華」。而最有代表性的論文是葉嘉瑩的《從王國維〈紅樓夢評論〉之得失談到〈紅樓夢〉之文學成就及賈寶玉之感情心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周策縱編《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論文集》）一文。葉嘉瑩作了比較深入的分析，她一方面肯定了王國維此文的歷史意義：「從中國文學批評的歷史來看，由靜庵先生此文之前，中國從來沒有任何一個人曾使用這種理論和方法，從任何一部文學著作的批評。所以靜庵先生此文在中國文學批評的歷史中，實在可以說是一部開山創始之作。因此即使此文在見解方面仍有未盡成熟完美之處，可是以其寫作時代論，則僅是這種富有創意的精神和眼光，便已足以使其在中國文學批評之拓新的途徑上佔有不朽之地位了。」（韓進廉《紅學史稿》第221頁，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另一方面，葉嘉瑩也指出了王國維此文的問題：「本來，從哲學觀點來批評一部文學作品，其著手的途徑原是正確的。只不過當批評時，乃是應該從作品的本身及作者的生平和思想方面，來探尋作品中的哲學意義，此哲學含義，與任何一位哲學家的思想雖大可以有相合之處，然卻不可先認定了一家的哲學，而後把這一套哲學理論，全部生硬地套到一部文學作品上去。」（《紅學史稿》第229——230頁）
梁歸智寫於1987年的《〈紅樓夢〉的審美接受及其啟示》（《明清小說研究》1989年第1期）一文中則認為王國維文章的根本問題是他對《紅樓夢》的評論不區分曹雪芹原著和後四十回續書這「兩種《紅樓夢》」：「王國維把對《紅樓夢》的評價上升到形而上哲理的高度，這本身顯示了一種高層次的審美接受。遺憾的是，這一評論仍然以一百廿回的偽全璧為對象，因而對於曹雪芹原著來說，他的評論是一種歪曲，曹雪芹絕不是叔本華，原著《紅樓夢》的主要內容也不限於『男女之欲』，對於高鶚續書來說，他的評論又是一種拔高，高鶚續書並沒有達到蘊含形而上哲理層次。」（《〈石頭記〉探佚》第474頁，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他還認為王國維對《紅樓夢》悲劇的分析也有問題：「王國維這些認識評論自有其獨到之處，尤其是關於中華民族缺少悲劇精神尤為的論。但他對《紅樓夢》的認識卻仍然是錯誤的。曹雪芹的原著《紅樓夢》並不能算是第三種悲劇，倒接近於第二種『由於盲目的命運者』，所謂『忽喇喇似大廈傾』『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也。而高鶚續書中『黛死釵嫁』之『掉包計』，也不是所謂第三種悲劇『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之不得不如是』，而接近於第一種由『惡人』造成的悲劇。賈母、王夫人棄黛取釵,薛寶釵別有用心『想登上寶二奶奶寶座』，王熙鳳耍手腕、弄陰謀，造成悲劇的罪魁禍首是一目瞭然的。王國維這一次失足仍然在於沒有區分原著與續書，也就是說，他對《紅樓夢》本身的把握是模糊的，因而不管他用多麼高超的理論，都是水中撈月。」（《〈石頭記〉探佚》第475頁）梁歸智寫於1983年的另一篇論文《〈紅樓夢〉的兩種悲劇觀》（《山西大學學報》1985年第1期）則對曹雪芹原著和後四十回續書「兩種《紅樓夢》」作了深入的悲劇理論的分析，最後得出結論說：「曹雪芹與高鶚、原著與續書兩種悲劇觀的鬥爭是兩種國民性的產物。高鶚代表了在傳統佔優勢的國民性，其根本特點是輕真而重善，因而具有反悲劇的傾向，其思想根源主要是儒家傳統，曹雪芹則代表了一種叛逆的國民性，對正統國民性堅決反抗，追求以真為基礎的真善美的統一，具有真正的悲劇精神，從思想淵源上追溯，主要是受道家影響。曹雪芹原著《紅樓夢》與高鶚續書的鬥爭是兩種國民性的鬥爭，是兩種文化水平的鬥爭，這種鬥爭在今天仍然具有極其深刻的現實意義。」（《〈石頭記〉探佚》第429—430頁）他後來又在《〈紅樓夢的兩種悲劇觀〉補論》中從「『家國同構』與『家亡人散』」、「從『屈原模式』到 『賈寶玉模式』」、「戀愛悲劇模式的剛柔變?、「『游』悲劇意識的深化」、「天道悲劇意識的昇華 」、「中國悲劇意識消解因素的消解」（《〈石頭記〉探佚》第431—438頁）等六個方面進一步論述了「兩種《紅樓夢》」不同的悲劇意識，實際上對王國維《〈紅樓夢〉評論》中的《紅樓夢》悲劇觀作瞭解構。
2．索隱與自傳——舊紅學與新紅學的世紀之爭
對《紅樓夢》的索隱，早在乾隆時期已經開始流傳，如趙烈文《能靜居筆記》記載說乾隆皇帝曾說：「此蓋為明珠家作也」。然而真正形成學術論著的形式則是1914年發表了王夢阮和沈瓶庵的《〈紅樓夢〉索隱》，1916年出版了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1919年又出版了鄧狂言的《〈紅樓夢〉釋真》三部索隱派著作。
《〈紅樓夢〉索隱》最初發表於1914年第6、7期《中華小說界》，1916年上海中華書局鉛印，其中心觀點是「清世祖與董鄂妃故事」說。該書認為：《紅樓夢》裡的賈寶玉即隱順治皇帝，主要根據是：世祖當皇帝18年，《紅樓夢》後四十回中賈寶玉19歲出家；世祖算滿清興起以來的第七代，賈寶玉出家前說「一子成佛，七祖升天」，又中了第七名舉人；世祖謚章，賈寶玉出家後皇帝給了謚號文妙；世祖不重江山重美人，賈寶玉兒女情深，等等。而林黛玉則隱明末秦淮名妓董小琬，根據是：小琬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綠之意也；小琬書其名常去玉旁，專書宛，故黛玉命名特去宛旁，專名玉，平分各半之意也；小琬和黛玉都是蘇州人，等等。以上是「關合」處，還有「分寫」處：小琬事跡多，非黛玉一人所能寫，故又以秦可卿、薛寶釵、薛寶琴、晴雯、襲人、妙玉六人分寫之。有「分寫」又有「合寫」：薛寶釵隱董小琬，又隱陳圓圓、劉三秀；史湘雲則同時隱顧眉樓、孔四貞等五人。
《〈石頭記〉索隱》認為，《紅樓夢》的「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如「書中『紅』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漢也。寶玉有愛紅之癖，言以滿人而愛漢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漢人唾余也 」，「寶玉在大觀園中所居曰怡紅院，即愛紅之義；所謂曹雪芹於悼紅軒中增刪本書，則吊明之義也」。（《〈石頭記〉索隱》第6—7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他進一步「闡證本事」：「以《郎潛紀聞》所述徐柳泉之說為最合，所謂『寶釵影高澹人、妙玉影姜西溟』是也。近人《乘光捨筆記》謂『書中女人皆指漢人，男人皆指滿人，以寶玉曾云：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也。』尤與鄙見相合。」（《〈石頭記〉索隱》第6頁）他索隱的具體方法則是：每舉一人，先列其事跡，然後引《紅樓夢》中的情節來配合，以三法推求：品性相類者，本事有證者，姓名相關者。推求的結果是：「賈寶玉言偽朝之帝系也。寶玉者，傳國璽之義也，即指『胤礽 』（康熙帝廢太子——引者注）」，金陵十二釵則影射清初江南名士，「林黛玉影朱竹垞（朱彝尊——引者注）也」，「薛寶釵，高江村也」（《〈石頭記〉索隱》第9—13頁）等等。
《〈紅樓夢〉釋真》則認為：曹雪芹「增刪五次」，即影射明崇禎和清順治、康熙、雍正、乾隆五朝的歷史；元春影射崇禎，元春早死，比喻崇禎死而明朝亡，其後乃有南明三王，即迎春影射福王、探春影射唐王（兼影鄭成功）、惜春影射桂王；又說迎春影射吳三桂、吳應熊，探春影射耿精忠，惜春影射尚可喜，等等。
1921年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亞東圖書館出版），他以美國杜威的「實驗主義（實用主義）」為理論方法，考證了《紅樓夢》的「作者」和「本子」，得出《紅樓夢》前八十回是曹雪芹的「自敘傳」、後四十回為高鶚續補的結論。他根據袁枚《隨園詩話》、俞樾《小浮梅閒話》和《揚州畫舫錄》、韓菼《有懷堂文集》、章學誠《丙辰札記》、楊鍾羲《雪橋詩話》以及《江南通志》、《八旗人詩鈔》等歷史文獻資料的考證，把有關曹雪芹的片段材料作了發掘和爬梳，得出了六條結論，而其核心觀點就是：歷史上的曹家由富變窮，《紅樓夢》裡的賈府由盛變衰，賈府就是曹家，「《紅樓夢》這部書是曹雪芹的自敘傳」（《〈紅樓夢〉考證》，《〈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第一輯第2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10月出版），賈寶玉就是曹雪芹。他根據對程高本《紅樓夢》和戚蓼生序《石頭記》的比較，確定了程甲本、程乙本、脂批本等名目，得出戚本更接近於曹雪芹原著本來面目、後四十回乃高鶚續補的結論。胡適據此考證批駁蔡元培等索隱派的觀點是「猜笨謎」，並考證了許多歷史事實以證明索隱派的猜測毫無根據，如順治帝對之傾注感情的妃子是董鄂妃，而不是董小琬，董小琬比順治帝大得多，不可能與順治帝有何糾葛。
俞平伯1922年完成、1923年由亞東圖書館出版《〈紅樓夢〉辨》，把胡適的「歷史考證」向「文學考證」發展。《〈紅樓夢〉辨》上卷考證後四十回文字，中卷論前八十回，下卷是其它續書的考證和雜論。他根據《紅樓夢》前八十回的原文和脂硯齋的批語，研究了曹雪芹原稿的殘缺情形和佚稿的大致情況，研究了作者「真事隱去」「假語村言」的寫作手法，進一步支持了胡適的觀點。由於俞平伯有很高的文學鑒賞眼光，深入《紅樓夢》文本的藝術實際，從具體的故事情節、作家的寫作風格入手作了細緻的分析，使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的文本區別昭然若揭，所以有極強的說服力。
對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說索隱派是「猜笨謎」的批評，蔡元培並不服氣，在報刊上與胡適展開了論戰，後來在《〈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中也回答了胡適的批評，終究沒有力量。此後大多數人基本上接受了胡適、俞平伯的「自傳說」，摒棄了索隱派，新紅學取代舊紅學成了紅學的主流學派。當然索隱派並沒有完全絕跡，192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壽鵬飛的《〈紅樓夢〉本事辨證》，書前有蔡元培寫的序言，說：「同鄉壽?林先生新著《〈紅樓夢〉本事辨證》，則以此書為專演清世宗與諸兄弟爭立之事，雖與余所見不盡同，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此類考據，本不易即有定論，各尊所聞，以待讀者之繼續研求，方可多歧為貴，不取苟同也。先生不贊成胡適之君以此書為曹雪芹自述生平之說，余所贊同。」（劉夢溪《〈紅樓夢〉與百年中國》第188頁，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1934年西京出版社出版了景梅九的《〈紅樓夢〉真諦》，基本上是對蔡元培和王夢阮、鄧狂言等各家索隱的補充和折衷。
索隱派到了五六十年代以後又在海外復活，1959年新加坡青年書局出版了潘重規的《〈紅樓夢〉新解》，認為《紅樓夢》是一本「漢族志士用隱語寫隱痛隱事的隱書」（《〈紅樓夢〉新解》第1頁），表示同意蔡元培的意見，不同意胡適的觀點。《〈紅樓夢〉新解》在具體論證方面也有所發明，說賈寶玉是傳國玉璽的象徵，「寶玉愛吃胭脂，是從玉璽要印朱泥上想出來的」（《〈紅樓夢〉與百年中國》第204頁），林黛玉代表明朝，薛寶釵代表清朝，林、薛與寶玉的愛情婚姻糾葛影射明、清爭奪政權，風月寶鑒是明清寶鑒，等等。1972年杜世傑在台灣自印《〈紅樓夢〉原理》，認為蔡元培「《石頭記》者，清康熙朝之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的觀點「非常正確」，但不滿意只著重於康熙朝的幾個名士，認為蔡元培「沒有發現紅學真實結構，而愈走愈偏，給胡適以攻擊之弱點」（《〈紅樓夢〉與百年中國》第206頁）。杜世傑建構了自己的索隱體系，有許多新鮮說法，如說《紅樓夢》是以佛學為精神，詛咒金人，復興漢族；悲金悼玉是《紅樓夢》的政治意識；生動的文字是《紅樓夢》的儀表，這三方面「合而為一，離而為三，各有其本，各顯其形」（《〈紅樓夢〉與百年中國》第209頁），這就是《紅樓夢》的「三重組合」結構。他說賈寶玉影射順治皇帝，林黛玉影射董小琬，薛寶釵影射洪承疇，王熙鳳影射睿王，賈母影射孝莊皇后，薛蟠影射吳三桂，等等，既繼承了以往索隱派的觀點，又根據「總論」中的理論和方法，搞得更為高深莫測。他說曹雪芹是一個明末遺民的化名，意為「抄寫存」、「抄寫勤」。香港的李知其在1984年自費印行《〈紅樓夢〉謎》上篇，1985年印行下篇，對杜世傑的觀點作進一步補充和發揮。比如他說《紅樓夢》中晴雯與賈寶玉生離死別那一段情節：「晴雯況南明忠臣，她的死，自然引致南明的滅亡。……她褪下的四個銀鐲就是四個鎮幕，指的是名義上歸史可法節制的黃得功、高傑、劉澤清、劉良佐四鎮將軍，這兒具體的借史可法等人來代表整個南明的兵力。」（《〈紅樓夢〉與百年中國》第215頁，省略號為引者所加。後面引文中的省略號除特別註明者外皆為引者所加。）
台北三三書坊1980年出版趙同的《紅樓猜夢》，則融合了索隱派和自傳說派的材料，用考證的方法得出索隱的結論。他說《紅樓夢》的作者是曹俯，曹雪芹只做了批閱增刪的工作，全書所寫的中心內容是影射康熙末年各位皇子爭奪皇位。趙同不同於以往的索隱派，他是不承認後四十回續書的，說「這後四十回不知是誰起的稿，只知道是由高鶚『補』齊的，不過狗尾到底不能續貂，這後四十回的文筆，顯然和前八十回有異，而續文的內容，更是與曹俯的原意差了十萬八千里了。」（《紅樓猜夢》第18頁）但他仍然把小說中人物與歷史人物一一掛鉤，而且一個小說人物往往影射兩三個歷史人物，如說賈母既是皇太后也是曹寅之母，賈寶玉既是皇太子胤礽又是曹俯，林黛玉既是曹俯又是曹俯初戀的表妹，等等。
八十年代中後期，中國大陸有霍國玲、霍紀平姐弟提出一種很轟動的索隱觀點，後來出版了《紅樓解夢》一、二、三集（1989年北京燕山出版出版第一集，1995年中國文學出版社出版第一集的增訂本，1996年中國華僑出版社出版第二集，1997年中國文學出版社出版第三集。）《紅樓解夢》的主要內容是從《紅樓夢》中索出了一個竺香玉，說這個竺香玉即林黛玉的原型，是曹雪芹的愛人，後來竺香玉入清宮成了雍正帝的皇后，與曹雪芹合謀毒死了雍正帝。《紅樓解夢》認為：「曹家興衰史僅僅是《紅樓夢》背後所隱史實中的一部分。除此之外還有：曹雪芹及其所鍾愛的女子竺香玉的傳記，以及他們之間的悲歡離合史；香玉被選入宮，做了皇貴妃、皇后，之後雪芹與她合謀以丹砂害死雍正帝的清宮秘史。與此同時，曹雪芹還在書中隱罵了清朝統治者。」（《紅樓解夢》第三集第19頁）其索隱方法是對包括曹家歷史、脂批、小說人物和清宮秘史等方方面面都作了另一種解讀和分析。此外還有馮精志寫的《百年宮廷秘史——「紅樓夢」謎底》（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2年11月出版）、《曹雪芹披露的故宮秘聞》（文化藝術出版社1995年出版）等三部索隱式研究著作，不過沒有引起太大的反響。
王國華則出版了一本《太極〈紅樓夢〉》（中國國際廣播公司1995年7月出版）。他本來是從《紅樓夢》文本具有「對稱結構」這一合理的前提出發的，認為曹雪芹用對稱的章法來寫小說，有一定的文本根據，但當他進一步要從「九五成章」來找出《紅樓夢》中潛藏的所謂「結構文本」和「太極文本」時，卻走向了另一種形式的索隱。早在1992年，關於 「太極《紅樓夢》」的說法就引起過軒然大波。張國光在天津《今晚報》、《武漢晚報》等報刊上對王國華的觀點提出了批評，批評有合理的成分，但有一些說法和做法又不完全屬於學術範圍，而涉及對為《太極〈紅樓夢〉》寫了序言的周汝昌的不滿。為此，周汝昌寫了《關於王國華「太極〈紅樓夢〉」的答問》（發表於1992年6月16日《南京日報》）。嚴中在《紅學界兩「國」之戰——關於「太極〈紅樓夢〉」的論爭記實》中評介說：「從周汝昌先生的上述文字中可以得知如下信息：他所支持的是王國華的『《紅樓夢》結構說』，是王國華的研究方向和努力精神，而不是諸如『太極〈紅樓夢〉』之類的花拳繡腿。然而恰恰是這『花拳繡腿』 授人以柄，作為無端攻擊周汝昌先生的口實。」（嚴中《紅樓續話》第317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年11月出版。）
對這些新的索隱派，紅學界的主流學派一般是不太予以理睬的，只是由於社會傳媒炒作《紅樓解夢》，《〈紅樓夢〉學刊》組織發表過一些批評文章，其論證也無非是說其「想入非非猜笨謎」，沒有科學性而已。不過索隱派儘管具體觀點五花八門，卻大多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認為曹雪芹的《紅樓夢》中隱藏著有關清代政治的內容，這又與《紅樓夢》中確實存在的超前的逆反和批判的思想傾向有一定關係。所以也有一些紅學研究者表示出對索隱觀點的某種「理解的同情」立場。如梁歸智在《〈紅樓夢〉的審美接受及其啟示》中說：「索隱派執著認為《紅樓夢》影射清初重大政治 ?不是單純的愛情小說，這種看法還是有一定的合理因素，說明他們感受到了一些《紅樓夢》的深廣內涵。索隱派紅學家壽鵬飛說：『然而與其謂政治小說，毋寧謂歷史小說，與其謂歷史小說，不如徑認為康熙季年宮闈秘史之確也。蓋是書所隱括者，明為諸皇子爭儲事。』他那些引自各種『野史』的材料自然不足據，但曹雪芹家的衰敗確與康熙諸皇子爭儲、雍正奪位有關，而《紅樓夢》裡隱約寫到忠順王與北靜王的鬥爭，及原著佚稿中的元妃之死、抄家敗落等，都顯示出《紅樓夢》確有『干涉時事』的內容。」（《明清小說研究》1989 年第1期，《〈石頭記〉探佚》第471—472頁。）劉夢溪在《〈紅樓夢〉與百年中國》的「增訂版後記」中說：「實際上，從胡適之先生開始，就缺乏對紅學索隱一派的深諒明察。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被胡適指為『猜笨謎』，我以前雖然也同情蔡先生，學術立場卻站在他的學生一邊。現在從頭細想，蔡先生是何等樣人物，他會莫名所以、隨隨便便地『猜謎』嗎？即便『猜謎』，他會『猜』得那樣笨嗎？『《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試想這是多麼大的判斷。如果書中毫無此種旨趣，蔡元培能夠無指妄說嗎？」（〈紅樓夢〉與百年中國）第452——453頁）
3．1954年的大批判運動
1952年9月俞平伯把三十年前的《〈紅樓夢〉辨》作了一些加工，刪去其中胡適的姓名，又增加了五篇新文，改名為《〈紅樓夢〉研究》重新出版（棠棣出版社）。1953年5月15日《文藝報》第9號向讀者熱情推薦了這部書，如說：「研究《紅樓夢》，向來有一個渾名，叫做『紅學』。過去所有紅學家都戴了有色眼鏡，做了許多索隱，全是牽強附會，捕風捉影。《〈紅樓夢〉研究》一書做了細密的考證、校勘，掃除了過去『紅學』的一切夢囈，這是很大的功績。」1953年10月至1954年7月俞平伯又陸續發表了《〈紅樓夢〉的著作年代》、《〈紅樓夢〉簡論》、《讀〈紅樓夢〉隨筆》等。1954年9月號《文史哲》發表了李希凡、藍翎合寫的《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它》，1954年18期《文藝報》轉載，但加了一個「按語」，暗示了有所保留的態度。10月10日《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專欄發表了李希凡和藍翎的第二篇文章《評〈紅樓夢研究〉》。李希凡、藍翎的文章尖銳批評俞平伯的觀點，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第一方面是自敘傳說的「感歎身世」、「情場懺悔」，不符合《紅樓夢》對封建社會的典型解剖意義；第二方面是強調「色空」觀念，抹殺了曹雪芹在小說中對整個封建時代政治經濟文化全面批判的意向；第三方面「釵黛合一」的觀點調和了寶釵和黛玉對立的意識形態；第四方面是 「怨而不怒」的風格之 「傳統性」歪曲了《紅樓夢》現實主義的批判精神：
「俞平伯先生未能從現實主義的原則去探討《紅樓夢》鮮明的反封建的傾向，而迷惑於作品的個別章節和作者對某些問題的態度，所以只能得出模稜兩可的結論。……俞平伯先生不但否認《紅樓夢》鮮明的政治傾向性，同時也否認它是一部現實主義作品。……既然《紅樓夢》是『色』『空』觀念的表現，那麼書中人物也就不可能是帶著豐富的現實生活色彩的『典型環境裡的典型性格』，而只能是表現這個觀念的影子。……俞平伯先生的唯心論的觀點，在接觸到《紅樓夢》的傳統性問題時表現的更為明顯。」（李希凡、藍翎《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它》，《〈紅樓夢〉評論集》4、6、10頁，作家出版社1957年1月出版。）
「俞平伯先生把賈氏從當時的社會發展及它所隸屬的階級孤立開來去考察它的破敗是沒有意義的，最後只能說明這一家庭滅亡的事實，而不能回答它究竟為什麼必然要滅亡，亦即是它的社會原因是什麼，而這卻恰恰是《紅樓夢》所反映的『真實』的歷史情勢。……俞平伯先生對於寶釵、黛玉兩個形象的考證，也同樣地抽掉了她們的社會內容，從釵黛合一圖推斷出二者實為一人。……俞平伯先生所謂『怨而不怒的風格』的實質，是他對《紅樓夢》創作自然主義見解的另一表現。」 （ 李希凡、藍翎《評〈紅樓夢研究〉》，《〈紅樓夢〉評論集》24、26、29頁。）
1954年10月16日毛澤東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同志和其它有關同志寫了《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其中說：
「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往往加以阻攔，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這同影片《清宮秘史》和《武訓傳》放映時候的情形幾乎是相同的。……俞平伯這一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當然是應當對他們採取團結態度的，但應當批判他們的毒害青年的錯誤思想，不應當對他們投降。」（西北大學中文系1973年11月編（《〈紅樓夢〉研究資料》第28—29頁）
由此開端，興起了一場全國性的批判胡適、俞平伯的政治運動，到1955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四冊《〈紅樓夢〉問題討論集》，收129篇批判文章，近一百萬字。李希凡、藍翎的文章結集為《〈紅樓夢〉評論集》於195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這場批判運動的基本觀點和傾向，引用李、藍寫的《走什麼樣的路？》一篇中的話就是：
「總之，新紅學的實質就在於它是士大夫階級意識和買辦思想的混血兒，是反動的實驗主義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中的具體實現。……俞平伯先生以隱蔽的方式，向學術界和廣大的青年讀者公開地販賣胡適之的實驗主義，使它在中國學術界中間借屍還魂。……我們要研究《紅樓夢》，首先就應該批評俞平伯先生的這種錯誤觀點和方法；要研究全部古典文學遺產就必須批判與此相同的觀點和方法——即實驗主義的反動哲學通過胡適之過去在中國學術界所長期散佈的流毒。」（《〈紅樓夢〉評論集》42——43頁）到了八十年代以後，由於意識形態背景的變化，對1954年的批俞運動有了新的看法和評價。1986年1月胡繩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共黨委在慶賀俞平伯從事學術活動六十五週年會議上講話，說：「早在二十年代初，俞平伯先生已開始對《紅樓夢》進行研究，他在這個領域裡的研究具有開拓性意義。對於他研究的方法和觀點，其它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意見或批評本來是正常的事情。但是1954年下半年因《紅樓夢》研究而對他進行政治性的圍攻是不正確的。這種做法不符合黨對學術藝術所應採取的雙百方針。《紅樓夢》有多大程度的傳記性成分，怎樣估價高鶚續寫的後四十回，怎樣對《紅樓夢》作藝術評價，這些都是學術領域內的問題。這類問題只能由學術界自由討論。」（講話發表於《文學評論》1986年第2期）對1954年的紅學批判運動持「撥亂反正」觀點的文章發表了不少，比較有代表性的如胡明在《「紅學」四十年》（《文學評論》1989年第1期）中這樣說：
「這場鬥爭看似轟轟烈烈、萬馬千軍，實際上剛一排開陣勢俞平伯一個回合都沒有招架便投降了，交出了一份《堅決與反動的胡適思想劃清界限》的檢討，說了一句『我的心情是興奮的』便完事，只是獲勝的一方追殺了九個月而已。衝殺在最前面的當然是李、藍兩位，他們在打響『可貴的第一槍』之後便槍聲不斷了。應該說他們最初的兩篇文章，也即是受到毛澤東同志高度評價的那兩篇文章是基本說理的學術性探討，態度是溫和的，措詞是嚴謹的，目的也無疑是善意的。只是當他們意識到自己揭開了一場規模空前的思想文化大戰役時，……他們把原本的一場學術討論提到了政治思想上『走什麼樣的路』的高度。」（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 《〈紅樓夢〉研究》 1989年第2期第12—13頁）
石昌渝在《政治介入學術的悲劇——對一九五四年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思考》（《文學遺產》1989年第3期）中則這樣說：
「一九五四年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是建國以後政治第一次大規模地介入學術。這一場被納入政治軌道的學術批判運動，不僅對其後紅學的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而且導致了哲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學術品格的失落，學術失去了自身的目的，淪為政治的附庸。這一場批判，既是被批判者的悲劇，也是批判者的悲劇，對於紅學，對於中國學術，更是一個悲劇。……基於學術一統論的學術取代意識，對於學術有著破壞性。……一九五四年紅學批判運動，指導方針是思想一統論，只允許一種思想存在，俞平伯是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自然被視為敵對思想，剝奪了存在的權利，就是批判中所出現的某些不協調的音符，也要加以消滅。這種思想一統論在學術界滋長了一種取代意識。……一九五四年對『五四』新紅學的批判，就表現著強烈的取代意識，企圖用一種全新的觀點和方法來取代胡適、俞平伯的紅學。結果新紅學倒是消聲匿跡了，但獨領紅學風騷的『馬克思主義紅學』越來越庸俗社會學化，紅學表面繁榮，內裡卻潛伏著深刻的危機。」（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紅樓夢〉研究》1989年第3期第2—8頁）
當然持一定程度保留態度的觀點仍然是有的，如劉夢溪在《紅學三十年》中說：
「當時進行這場鬥爭，我以為還是有一定必要性的，因為新型的人民政權剛剛建立，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思想污垢，還在散發著腐爛的氣息；為了鞏固政權，需要徹底打掃舊的基地，而開展積極的思想鬥爭，會促進打掃基地的工作加速進行。但是，三十年後重新看待這場鬥爭，認真檢驗思想鬥爭波濤的沉澱物，可以發現它確實存在著缺點和局限。……『五四』後出現的以胡適為代表的新紅學，其觀點和方法上的局限和錯誤，是無庸諱言的，他們沒有並且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也不可能做到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論為指導。……俞平伯的 《〈紅樓夢〉辨》和《〈紅樓夢〉研究》，其主要方面是沿襲胡適的觀點和方法，他超過胡適的地方，是對《紅樓夢》思想藝術的考訂和分析更為細密，涉獵的問題也較廣泛，具有一定的體系性，實為新紅學派的集大成者；如果撇開他的唯心主義觀點，撥開由煩瑣考證造成的恍惚迷離，我們不難找到它們的合理的內核的。」（劉夢溪《〈紅樓夢〉新論》第379—381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7月出版。）
李希凡在《毛澤東與〈紅樓夢〉》中則這樣說：
「『文革』後的一段時間裡，以及1988年興起的一股思潮，對這場批判全盤否定，並把它和毛主席的晚年錯誤扯在一起，我是有不同看法的。最近，我看到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對這場批判運動作了這樣的評斷：『1954年，毛澤東從支持兩位青年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批評文章開始，又領導發動了一場對胡適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廣泛批判。胡適是五四運動以後思想文化領域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影響最大的一位，這次批判提出的問題，不僅是如何評價和研究《紅樓夢》這部中國古典文學名著，而且是要從哲學、文學、史學、社會政治思想各個方面，對五四運動以後最有影響的一派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進行一番清理和批評。黨發動這兩次批判（另一次指批判《武訓傳》），提出的問題是重大的，進行這樣的工作是必要的。結合實際的事例，開展批評和討論，來學習如何掌握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是知識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一種方法。這兩次批判，對學習和宣傳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起了好的作用，有其積極的方面。但是，思想問題和學術問題是屬於精神世界的很複雜的問題，採取批判運動的辦法來解決，容易流於簡單和片面，學術上的不同意見難於展開爭論。這兩次批判已經有把學術問題當作政治鬥爭並加以尖銳化的傾向，因而有其消極方面。』（《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312—313頁）我以為，這樣從正反兩個方面來總結這場批判運動，才是有說服力的。自然，也要承認這場運動對俞平伯先生有傷害，給他心理上造成的壓力很大。後來運動升級，批判升溫了，有些文章也就不實事求是了，包括我們後來的一些文章，也有對俞先生不尊重的稱謂和說法。」（李希凡《〈紅樓夢〉藝術世界》第393—394頁，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
對1954年批判運動的分歧意見實際上涉及對1949年到1979年三十年來中國 大陸政治文化路線得失的不同評判。這在藍翎寫的《四十年間半部書》（《黃河》1994年第5期）和李希凡答辯的《「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關於藍翎〈四十年間半部書〉一文的辯證》（《〈紅樓夢〉藝術世界》）兩文中體現得最為鮮明。劉夢溪談到圍繞著他寫的《紅學三十年》一文產生的不同反應時回顧到：
「1980年夏天，全國《紅樓夢》討論會在哈爾濱召開，我將此文提交給大會，也聽到了不同反映。不久，1981年第一期《文學評論》上便刊出了丁振海寫的商榷文章，緊接著，又在該雜誌第三期登載兩篇，一篇的作者是傅繼馥，另一篇署名王志良、方延曦，同時發表了我對丁文的答覆。論爭就這樣開始了。但發起討論的《文學評論》，並沒有繼續發表討論文章，只在1981年第六期摘編了一篇『來稿綜述』。與此同時，《〈紅樓夢〉學刊》卻收到了不少未被『摘編』的《文學評論》的退稿，並在1982年第一輯上選刊了兩篇，作者分別是張春樹和周笑添。這一下使論爭激烈起來，反而不容易繼續討論下去，除《〈紅樓夢〉學刊》在1983年第一輯又刊載了一篇傅繼馥的反批評文章，不同觀點之間事實上已經休戰。」（《〈紅樓夢〉與百年中國》第378頁）
到了二十世紀末，大家對1954年《紅樓夢》研究問題的批判運動有了一種更為超越和客觀的態度，如梁歸智寫於2000年12月的《俞平伯其人與〈紅樓夢〉研究》一文中說：
「討論到這裡，我們可以涉及1954年的那場批俞運動了。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是一個信奉暴力奪取政權和階級鬥爭理論的革命領袖在新政權建立以後意識形態整合的一部分，其過火的政治化、嚴重脫離了學術的偏頗今天已經很清楚了，不須辭費。問題是，曹雪芹原著《紅樓夢》中蘊涵的思想向度的異端性其實是具有某種『革命』意味的，這就和革命領袖的思想碰撞出某些火花，而俞平伯那種逃逸於個人趣味的文人雅士的精神意度，卻正是『革命』所要掃除的對象。所以，僅從思想的層面說，革命領袖是不會對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有太大興趣的，儘管俞平伯對《紅樓夢》的藝術有深入的體會和動人的解說，但革命領袖怎麼會對『怨而不怒』的風格有認同的興趣呢？他更感興趣的當然只是曹雪芹在小說中所透露出來的逆反和異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