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的作者和思想問題

《紅樓夢》的作者和思想問題

紅樓評論

這篇東西不是一篇獨立的論文。今年春間，我草《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將刊於香港《中文大學學報》第二期)，其中一條附註牽涉到「索隱派」紅學問題，因此引起了我對於《紅樓夢》中所謂「反清」思想的一些感想。這條附註寫得太長了，不是原文所能容納，我只好將它抽了出來，準備以後有時間再重加整理改寫。最近《中華月報》的主編催稿如棠債，而我自己又無時間從容落筆。在這種情形下，我只好將舊稿發表出來。由於原文是附註性質。因此語意頗有不足之處，希望讀者將來能和《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合看。

這篇東西只討論到兩個問題：第一是關於《紅樓夢》的作者問題。伹是我在這裹僅涉及這個大問題的極小部份。這一部份主要是對潘重規先生《紅樓夢新解》的一點商榷。而且重點不是放在結論方面，而是放在考證方法論方面。第二是關於《紅樓夢》作者的政治思想問題。留言之，即是作者對於滿清究竟採取甚麼態度。不過我在這裹僅僅根據新發現的「靖本」批語推測作者有諷刺滿清或同情明亡的可能。這個問題的本身尚待遞一步研究，目前絕無法得到任何具體的結論。如果我這個推測將來能夠得到初步的證實，那麼，幾十年來紅學研究中「自傅派」和「索隱派」的爭執也未嘗不可以獲致某種程度的調和。

首先我想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潘先生考證功力的深沉。一九五八年吳恩裕出版《有關曹雪芹八種》一書中有《考稗小記》一篇。其中一則討論到永忠弔雪芹詩「欲呼才鬼一中之」之句。俞平伯說「一中之」之「中」或當作「申」字。吳恩裕不同意此說，謂「中」字在此句中為動詞，猶言「是正」、「就正」之意。潘先生曾引此段而指出「中之」出《三國誌·徐邈傳》，乃是斟酒飲酒的意思。(見《紅樓蘿新解》)，頁一七五——一七六)潘先生的說法自然是正解。一九六三年吳恩裕擴充八種為十種時，此則即根據潘說改寫，並引《三國誌·徐邈傳》為證。(見《十種》，頁一四七)潘書出版在一九五九年，吳恩裕必見及之，伹因《新解》是海外出版的，所以沒有說明改稿係從潘說。這是不足深責的。

潘先生在其他紅學貢獻甚多，不必一一列舉。但潘先生在否定曹雪芹是《紅樓夢》作者這一點上，立論和材料都還有使我不敢苟同的地方。他曾引程偉元的刻本序言(「作者相傳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新解》，頁一五九)和裕瑞的《棗窗閒筆》(「聞舊有《風月寶鑑》一書，又名《石頭記》，不知為何入之筆。曹雪芹得之，以是書所傳述者，與其家之事跡略同，因借題發揮，將此部刪改至五女。」頁一六○)為證，來支持他的結論。在我看來，這兩個旁證都有問題。第一、高、程二子在紅學考證中乃是被告。從嚴格的方法論的觀點說，正像陳援菴先生所謂「在其本身誣事未了以前，沒有為人作證的資格。」(見陳援菴給胡適的信，《胡適文存》第四集，頁一八七)第二、潘先生在同書的另一文中曾列舉了敦敏、敦誠\、永忠、明義和裕瑞五人，指出二敦與雪芹交誼最深，伹無曹雪芹著《紅樓夢》)之說。(按：這是解釋的問題，茲不論。)而「其餘永忠和雪片素昧平生，明義也和雪芹並無直接關係，至於裕瑞更是年輩相去甚遠了。」(《新解》，頁一六七——一六八)可見根據潘先生的標準，裕瑞的話並無證據的價值。據吳恩裕的考證，裕瑞是明義的外甥，故《棗窗閒筆》言曹雪芹事謂「聞諸前輩姻戚言」，即聞之明義諸人。(見《十種》，頁一六四)如果明義不可信，則裕瑞自然更不可信了。潘先生此處的推論是合理的。但奇怪的是潘先生在上文因著重「曹雪芹得之」那句話，卻又特別推崇他的證人身份。潘先生說：「可見恩元齋主人裕瑞也是滿人中的學者，他的說法是有份量，值得注意的。」(同上，頁一六一)同一裕瑞，何以在闆書十頁之內，重要性忽高忽低?此誠\令人大惑不解。

但問題倘不在此。裕瑞同書尚有一大段評當時一種偽託的後三十回續書。這段話在我看來十分值得注意。茲略引其最有關係的一節如下：

至於《後紅樓夢》三十回，又和詩等二回，則斷非雪芹筆，確為逍遙子偽託之作。其和詩二回，本載別號，謂非雪芹筆者勿論，但論其三十回中支離矛盾處而已。其開卷即假用雪芹老母家書一封，弁之卷旨為序，意謂請出如此絕大對證來，尚有誰敢道箇不字。作者自覺甚巧也，殊不知雪芹原因託寫其家事，感慨不勝，嘔心始成此書，原非局外旁觀人。若局外人徒以他人甘苦澆已塊壘，泛泛之言，必不懇切逼真，如其書者。余聞寶玉係雪芹叔輩，而後書以雪芹為賈政之友，為寶玉前輩世交，以姪反作為乃叔之前輩，可笑。又每混入書中，參雜不離，前書中何未見雪芹自道隻字乎?再按雪芹二字，不似其名，而此書曹太夫人札稱雪芹兒雲，豈有母稱其子之字號之理。(見《紅樓夢卷》，第一冊，頁一一四——一一五)

如果潘先生真的相信裕瑞的證見，那麼這一段話明明肯定曹雪芹是《紅樓夢》的作者，而且是(「寫其家書，感慨不勝」，又將怎樣去理解呢?周汝昌批評裕瑞「自打嘴巴」，是不錯的。(見《紅樓夢新證》，頁五六七)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逍遙子的偽本《後紅樓夢》前面居然假造了曹雪芹的母親的一封信，作為「絕大對證」。可見至少當時的讀者大概都認為《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否則這封信豈非無的敖矢麼?我們不知道這個逍遙子的偽書成於何時。擄裕瑞說，程、高問世後「作《後紅樓夢》者隨出，襲其故智，偽稱雪芹續編，亦以重價購得三十回全璧。猶恐世人不信，偽撰雪芹母札，以為確證。」(《紅樓夢卷》，第一冊，頁一一二)我們知道，程甲本刊行於一七九一年，程乙本刊行於一七九二年。裕瑞既雲此本「隨出」則當在十八世紀末年或十九世紀初年，與程、高的年代極相近。我們當然不能根據這個偽本來解決《紅樓夢》的作者問題。我引此說，僅在說明兩點：一、程、高本問世不久，已有很多讀者相信曹雪芹是原作者。而潘先生的斷案，說「裕瑞所得《紅樓夢》作者的資料，還是不知何人之筆。還是曹雪芹刪改五次。」(頁一六○)是不夠全面的。潘先生只採取了《棗窗閒筆》的一個說法，而忽略了其中的一個說法。二、逍遙子襲程、高故智「偽稱雪芹續編，亦以重價購得三十回全壁」。這更加深了我們對程、高後四十回的懷疑。潘先生如取裕瑞「曹雪芹得之」之說，便很難拒絕他對後四十回是「贗鼎」的判決。「順我者生，逆我者死」是考證方法上的大忌。所以，我認為《棗窗閒筆》只能表示十九世紀初葉一般人對於《紅樓夢》的一些傳說，而沒有確定的證據的價值。

但是裕瑞關於逍遙子的三十回本《後紅樓夢》的記載則是第一手的證據。俞平伯只知道程、高本外尚有「舊時真本」，(見《紅樓夢研究》，頁一，又一八六——一九三)周汝昌則另添上一本不止百廿回的《石頭記》「舊版」。(見《新證》，頁四四三——四四四)據裕瑞的長文(《後紅樓夢書後》，《紅樓夢卷》，第一冊，頁一一二——一一六)則此本確是從八十回後續起，而且內容與上述「舊時真本」輿「舊版」皆異。是八十回後之續書又增一種矣。周汝昌曾引及《閒筆》，但似未注意此書是八十回之續本。又引作「二十回」，似誤。(《新證》，頁四三八)是另一可注意之處。今天大家都知道曹雪芹尚有未完成的三十回本。這是由於脂評中有「後卅回」之話的緣故。此逍遙子木竟不多不少也是三十回，恐非偶然。我頗疑心作偽者是研究過脂評之後才下筆的。

回到潘先生的《新解》，我對於他的「風月寶鑑」一解尚有疑問。《紅樓夢》第一回楔子有「柬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賓鑑》」一語。甲戌本脂硯齋眉評說：「雪芹舊有《風月寶鑑》之書，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己逝，余睹新懷舊，故仍因之。」這是自胡適以來大家公認為曹雪芹是《紅樓夢》的作者的重要根據之一。潘先生也說它「似乎確指《紅樓夢》的作者。」但是接著又有下面一段分析：「曹雪芹的《風月寶鑑》寫了些甚麼雖不得而知，但可斷定決不是《紅樓夢》。因為批語明說『睹新懷舊，故仍因之。』正謂雪芹舊作和《石頭記》別號同名，為了追念逝者，故不把重複的書名改掉，決不能說曹雪芹著《風月寶鑑》即是《紅樓夢》。」(《新解》，頁一四。)我覺得潘先生此處的立場不夠謹嚴，斷語下得太快。僅僅根據這八個意義含混的字，潘先生就得到兩個重要結論：一、曹雪芹寫過一部書，名為《風月寶鑑》，現在已不存。二、曹雪芹的《風月寶鑑》恰巧與《紅樓夢》的別號同名，但決不是《紅樓夢》。事實上，這個《風月寶鑑》的雙包案，是無中生有的。除非我們今天發現了一本與《紅樓夢》完全不同的曹雪芹所著的《風月寶鑑》，我們沒有理由說曹雪芹。舊有《風月寶鑑》之書」不是《紅樓夢》。因為甲戌本楔子上說「吳玉峰題為《紅樓夢》，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鑑》」，顯然是同一作品的兩種不同的名稱也。問題在「新」、「舊」及「因之」的「之」究竟何指。潘先生似乎是把「新」當作別號《風月寶鑑》的《紅樓夢》，把「舊」當作曹雪芹「舊作」的《風月寶鑑》，而「之」則指「重複的書名」——即《風月寶鑑》。如依此解則脂評《紅樓夢》不應稱《石頭記》，而當叫作《風月寶鑑》了。可是我們知道，在《紅樓夢》的版本史上，它從來沒有以《風月寶鑑》的獨立名號出現過。認真地說，只有同一本書先後因修改之故而內容有異，才可以稱之為「新」「舊」。作者和內容都全不相同的兩部名著作斷無所謂「新」「舊」。《唐書》可以有「新」「舊」之分，《長慶集》則只有元、白之分，沒有「新」「舊」之別。如果潘先生一定要否認曹雪芹是《紅樓夢》的作者，那麼他只能把脂評中「舊有《風月寶鑑》之書」的「舊有」兩字解為「舊藏有」或「舊獲有」，而不應解為「舊撰有」。但這樣一來，那個「因之」的「之」字又頗費安排了。

    吳世昌也是把「舊有」解作「舊撰有」的，故英譯為：had forme- rly written。他說「舊」是曹雪芹的初稿，「新」是甲戌改本，「之」則指「棠村序」。(On the Red Chamber Dream，PP.63—64)依吳說，不但甲戌本第一回頭一段至『十年辛苦不尋常」都是「棠村序」，而且以後許多回的所謂「總評」也是「棠村序」。所以他書成紀詩有「棠村小序分明在，紅學專家苦未知」之句。吳說是否正確是另一閩題，但確近情理，至少沒有內在矛盾。

但吳說雖巧，卻於潘解無助。因為「反清復明」的立足點之一正繫於開頭一段是否一位不知名的遺民志士所撰。所以，無論這段文字的撰者是棠村、雪芹自己或其他與雪芹有關係的人，對於「反清復明說」都足以構成致命傷。潘先生得出新、舊兩部《風月寶鑑》的結論也許是一種不得已。

但是依照潘先生對《風月寶鑑》的解釋。這裹面還有另外的難處。潘先生一再強調《風月寶鑑》即是《明清寶鑑》。(按：嚴格講，應說「清[風]明[月]寶鑑」。)他並舉出清代文字獄的詩句，如徐述夔詩：「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之類作為旁證。(見《新解》，頁九——一七四，及二一○——二一一)我有幾個疑問：一、曹雪芹的寫作年代正在乾隆一朝，即文字獄發展到最為「咬文嚼字」的一段時期。如果他寫了一部與《紅樓夢》毫不相干的書，何以偏偏要叫它作《風月寶鑑》呢?何況潘先生又說：「清風明月這個詞頭還有人不熟習的嗎?」(頁九)看曹雪芹的作品如佚詩及《廢藝齋集稿》之類，(這裹不提《紅樓夢》，因為它在潘先生理論中是「被告」，不能作證。)再加上他的朋友對他的推崇，至少他也是一個十分敏感的人，為甚麼他對「風月」兩個字毫無所覺?而脂硯齋也竟糊塗到這種地步，還要「故仍因之」呢?(當然，如曹雪芹的《風月賓鑑》即是《紅樓夢》，其事又當別論。)二、如果曹雪芹「舊有風月寶鑑之書」，那麼，脂硯所謂「睹新陵舊」的「新」當然是指《石頭記》或《紅樓夢》了。可是潘先生又說，《石頭記》可能是曹寅的藏書，落到了曹雪芹的手上。(見《新解》頁一六三及《〈近代的紅學述評〉商榷》，頁十八)姑假定這個推測完全正確，那麼《石頭記》應該是比雪芹「舊有《風月寶鑑》之「舊」更「舊」的書了。然則脂硯怎盛會稱它為「新」呢?甲戌本是脂硯的重評本，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叫它「新」也。唯一的解釋就是回到裕瑞的說法，「曹雪芹得之」。即曹雪芹除了「舊」撰有《風月寶鑑》一書外，又「新」得到了一部別號《風月寶鑑》的《石頭記》。可是裕瑞的證據價值頗成問題，已如上述。所以這個困難並不能如此解決。事實上裕瑞所謂「聞舊有《風月寶鑑》一書」這句話和甲戌本脂評的「雪芹舊有《風月寶鑑》之書」太像了，只多了一個「聞」字。我很疑心裕瑞這一整段話根本就是根據甲戌正本及評語改寫的，而又走失了原文的意思。(可能因受到某些「傳聞」的影響。)總之，脂評「睹新懷舊」四字如指根本不同的《風月寶鑑》而言，則這裹面所包含的內在矛盾必需求得徹底的解決才行。三、俞平伯曾指出，《紅樓夢》第五回關於秦可卿的曲子有「擅風隋，秉月貌，便是敗家的根本」，已點明可卿輿《風月賓鑑》的關連。(見《影印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十六回後記，註一八，頁三三二；並可參看正文頁三一四——三一七。)如「風月」指明清，這個曲子豈不是把明清兩朝同樣痛斥了麼?這怎麼可能是出自一位「反清復明」的遺民之口呢?四、大陸上曾發現署名「曹霑」的筆山，底面刻句曰：「高山流水詩千首，明月清風酒一船。」這是曹雪芹名「霑」的唯一實物證明。(見周汝昌《紅樓夢及曹雪芹有關文物一束》，《文物》第二期，頁二五——二六)所以曹雪芹「明月清風」這個詞頭本有直接而密切的關係，雖然這裹並看不出任何反清復明的意思。但我因此而引起一個極大膽的妄說，姑著於下。

我想曹家雖然是「從龍入關」，並屬於正白旗，但到了曹雪芹這一代，由於屢經政治風波，家業消亡，未嘗不感到「奴才」之難做。(旗人對皇帝例自稱「奴才」。)敦誠\《寄懷曹雪芹》詩有云：

少陵昔贈曹將軍，曾曰魏武之子孫。君又無乃將軍後，於今環堵蓬蒿屯。揚州舊夢久已絕，且著臨邛犢鼻禈。

這首詩紅學家考證爭辯甚多。我現在只想用這開首幾句說明一個問題，即曹雪芹已十分明確地意識到他自己本是漠人。而他又生值清代文字獄最深刻的時代，眼看到許多漢族文士慘遭壓迫的情形，內心未嘗不會引起一些激動。這種激動自然不會達到「反清復明」的程度，但偶而對滿清朝廷加以譏刺則完全是可能的。曹雪芹因家恨而逐漸發展出一種「民族的認同感」，在我看來，是很順理成章的心理過程。許多現代的紅學家因拘於曹雪芹是旗人的事實，從來不肯往這一方面想。好像以為曹家這一系早巳數典忘祖，而曹雪芹自己必然是站在滿清一邊的。事實士以曹雪芹之敏銳，他不致於對當時文字獄所表現的滿漠衝突毫無鹹應。然而今天的紅學家寧可強調曹雪芹的反封建意識，強調曹雪芹是貴族階級的叛徒，卻不願設想曹雪芹固有可能發展了某種程度的反滿的意識。其實反封建、叛階級是我們今天的觀念。這些觀念對於曹雪芹而言，遠不及反滿及同情漢族來得具體而真實。《紅樓夢》中有許多控訴當時上層社會的話，這是不爭的事實。這些所謂「反封建」或「叛階級」的思想應該是作者目睹自己貴族大家中種種黑暗和險惡而發生的。但是《紅樓夢》也確實有些可疑的字句，如「大明角燈」及芳官改名耶律雄奴(匈奴)的故事，未嘗不可解釋為對滿清的譏刺。「自傳派」紅學家遇到這種地方便有些含糊支吾，無所措手足。

他們也知道這些字句可疑，但又不願說雪芹反滿，因此只好不了了之。(最明顯的如吳恩裕對於「大明角燈」的問題的態度，見《有關曹雪芹十種》，頁一二六及一五七——一五八，俞平伯對「耶律雄奴」問題的特徵，見《紅樓夢研究》，頁九三——九四○)我不明白，為什麼要說曹雪芹有勇氣反封建、叛階級，而獨不承認他有勇氣叛滿歸漠?

如果我們承認曹雪芹可能具有某種程度的反滿意識，則紅學研究中所遇到的有些困難也許可以因此避免了。如永忠的《延芬室集》稿本中有弔雪芹三首詩。上面有瑤華(即弘晤)的眉批云：

此三章詩極妙。第《紅樓夢》非傳世小說，余聞之久矣，而終不欲見，    恐其中有礙語也。(見《紅樓夢卷》，第一冊，頁十)

瑤華的批語也是考證派紅學家爭論不決的問題之一。大體上說來，有兩種意見：一是以「礙語」為綺語，(見周汝昌《新證》，頁四五四——四五五)一是以「礙語」為「謗書」，是政治上有「關礙」的話。(見吳恩裕《十種》，頁三八——四○)我傾向於「謗書」的說法，但並不贊成「謗書」是所謂對封建社會或專制統治的譏評和諷刺。這是今天所謂「有政治理論水平」的紅學家的鹹覺。以弘眸的「理論水平」來說，曹雪芹縱使是有意識地「反封建」、「叛階級」，他也未必看得懂。吳恩裕曾以「文字獄」為說。其實乾隆一朝的文字獄基本上是漢人反清問題。所以我覺得弘晤所說的「礙語」正不妨解為《紅樓夢》中有譏刺滿清的話題。更有意義的是最後發現的所謂「靖本」《紅樓夢》第十八回有一段長批。全文如下：

孫策以天下為三分，眾才一旅；項籍用江東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崖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斂者，合從締交；鋤耰棘矜者，因利乘便。將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乎!是知併吞六合，不免幟[軹]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呼，山嶽崩頹，既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不免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淒滄[愴]傷心者矣!大族之敗，必不致於如此之速；特以子孫不肯，招接匪類，不知創業之艱難。當知瞬息榮華，暫時歡樂，無異於烈火烹油，鮮花著錦\，豈得久乎?戊子孟夏，讀虞[庾]子山文集，因將數話繫此。後世子孫，其毋慢忽之!

周汝昌說得很對，如果只是一家一族之事，就不會引錄像庾信《哀江南賦》序文中的那樣的話了。所以此批(以及還有一些類似的)還是很值得注意的。(均見周汝昌前引文，《文物》，第二期，頁二四)但周君所持「封建階級沒落」和「皇室爭位」之說，在此並不相應。其困難與吳恩裕之解「礙語」相同。所可惜者，靖本中其他類似的評語，周汝昌沒有整理發表，否則我們對這一長批的意義必能有更深入的瞭解。

據我的看法，批者引庚子山《哀江南賦序》，序有「將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乎」之語，並深致其感慨，應該是指朝代興亡而言的。如所測不誤，則這段批語就很可能暗示明亡和清興。批語所云：「大族之敗，必不致如此之速；特以子孫不肯，招接匪類，不知創業之艱難。」合起來讀，很可以附會明代的終結。至於批語下截，說：「當知瞬息榮華，暫時歡樂，無異於烈火烹油，鮮花著錦\，豈得久乎?」則也可以解釋為對滿清未來命運\的一種判斷或警告，至於出於善意，抑或惡意，那就無法確定了。此批寫於戊子，即乾隆三十三年(公元一七六八)，距雪芹之死才五、六年(壬午，一七六二或癸未，一七六三)。照年代看，此批應出畸笏之手。(見周汝昌《新證》，頁五四一——五四七)無論畸笏和脂硯是一是二(此點紅學家意見不同)，總之批者和曹雪芹在思想上是頗有契合之處的一個人。因此，這個長批也可以加強我們對於曹雪芹具有某種程度反滿意識的猜想。

但是說《紅樓夢》中偶有譏剌滿清的痕跡，卻並不等於回到「索隱派」的「反清復明」理論。「反清」或「刺清」在《紅樓夢》中只是作者偶然的插曲而存在的，它決不是《紅樓夢》的主題曲。《紅樓夢》第一回明說所記為作者「親睹親聞的這幾個女子」，又說「亦不過實錄其事」。索隱派如果堅持《紅樓夢》是「反清復明」的血淚史，那就必須要把《紅樓夢》的全部或至少一大部份加以「實錄」化。換句話說，他們必須另編一部晚明抗清史來配合《紅樓夢》的整個故事的發展，這部歷史縱不能與《紅樓夢》吻合無間，至少也應該是大體無訛。這並不是我們特別對「索隱派」苛求，而是「索隱派」的基本假設非如此即不得謂之證實。在這一點上，「索隱論」的處境比「自傳說」還要困難。因為「自傳說」，只牽涉到曹家一姓的興衰史。一家一姓的史料容易散失，證實較難。儘管如此，周汝昌的《新證》已可謂做到差強人意的地步，雖然「自傳說」的內在矛盾也不免因此而暴露。而「索隱派」的題目則來得至大無外。它涉及了十七世紀全部漢族的被征服史。我們今天雖不能說對晚明時代漢人抗清的事實知道得鉅細無遺，但重大的事件和人物總是有文獻可徵的。「索隱派」至少也該有一部像周汝昌《新證》這樣的論著纔能和「自傳說」分庭抗禮。否則在數十萬言的大書中找出幾十條「索隱」是不能證明甚麼問題的。錢靜方說得好：「此說旁徵曲引，似亦可通，不可謂非讀書得間。所病者舉一漏百，蜜寥釵、黛數人外，若者為某，無從確指。」(《紅樓夢考》，見《紅樓夢卷》，第一冊，頁三二六)所以，我認為，與其誤認「反清復明」為《紅樓夢》的主題曲，並因此而不得不剝奪曹雪芹的著作權，倒不如假定曹雪芹在窮途潦倒之餘逐漸發展了一種漢族認同感，故在《紅樓夢》中偶而留下了一些譏刺滿清的痕跡。但是這個假定究竟能否得到證實，那就要由未來的研究和新資料發現的情況來決定了。

附記：本節寫成以後，我才看到吳恩裕的《曹雪芹的故事》。這本小書是用小說體裁寫的，但想像的部份都多少有文獻上的根據。吳恩裕先生在本書中也承認曹雪芹有反滿的思想傾向。他說：「我又深信他深惡痛絕專制統治，特別是『異族』的統治。在《紅樓夢》和脂批中肯定是有這種隱微的流露的。但是這既不是否定階級關係，也不能和蔡元培所謂『作者持民族主義甚篤』的看法相提並論。」（「小序」頁四)我很高興吳先生在這個問題上已先我而發。他的基本論點都是我可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