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評考證派紅學
「紅學」本來無所謂新舊之分，自胡適起，人們便把「五四」以前的紅學研究以及以蔡元培為代表的紅學研究稱之為為「 舊紅學」，而以胡適為代表的紅學研究稱之為「新紅學」。舊紅學也稱「索隱派」，新紅學又稱「考證派」。
作為學術界公認的學術派別，新紅學自有其獨特的學術理念和研究方法，令人遺憾的是，對其具體內涵進行深入探討的極少，馮其庸、李希凡主編的《紅樓夢大辭典》設有專門的條目，但缺乏系統而嚴謹的界定。現據可考的文獻材料，最早使用「新紅學」一詞的是顧頡剛，他是在1923年3月5日為俞平伯的《紅樓夢辨》所作的《序》中使用了「新紅學」這個詞：「我希望大家看著這舊紅學的打倒，新紅學的建立，從此悟得一個研究學問的方法，知道從前人作學問，所謂方法實不成為方法，所以根基不堅，為之百年不足者，毀之一旦而有餘，現在既有正確的科學方法可以應用了，比了古人真不知便宜了多少。我們正應當善保這一點便宜，趕緊把舊方法丟了，用新方法去駕御實際的材料，使得噓氣結成的仙山樓閣換作了磚石砌成的奇偉建築。」 1 從這段話裡可以看出他是把新紅學作為舊紅學的對立面並列提出的。舊紅學顯然是指先前王夢阮、蔡元培等人的索隱派紅學，新紅學則是指胡適、俞平伯等人發起的紅學研究，自此以後「新紅學」一詞被普遍接受和使用。但是二十世紀紅學界和學術界對該術語的使用和認知情況來看，「新紅學」一詞的內涵有廣義與狹義之別。廣義的新紅學主要指時間上的新，具體來說是指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展開的《紅樓夢》研究，即《紅樓夢大辭典》所說的「胡適以前的紅學為舊紅學」，「胡適、俞平伯和顧頡剛以後的紅學為新紅學」 2 ，除胡適、俞平伯等人和索隱派的研究外，它還包括其它學者的研究，而此意義上的舊紅學不僅指王夢阮、蔡元培等人的索隱派紅學，也包括王希廉、張新之、姚燮等人的評點派紅學，以及其它專書專文評論等；狹義的新紅學則主要是指研究思路和治學方法的新，具體說來，是指以胡適、俞平伯等人為代表的關注作者、版本問題、注重文獻資料、以考證為特色的《紅樓夢》研究。學術界主要是紅學界經常使用的是後一種，本文也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新紅學」一詞的。
一、「新紅學」的迷誤------從胡適說起
本來小說在古代屬於「小家珍說」，沒有什麼重大價值的，經過近代梁啟超等倡導的「小說界革命」，小說的地位到「五四」前後得到空前提高，《紅樓夢》研究，也在這個時候也被提到了科學考證和科學探討的議事日程上來了。胡適用近代科學考證方法，開創了「新紅學」，並為之進行了近四十年的紅學研究，先後寫了近三十萬字的著述。
胡適在紅學史上的地位是靠《紅樓夢考證》一書奠定起來的，新紅學也是由是書而奠定，胡適紅學研究的中心是作者的身世、成書年代以及版本的辨偽，他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開拓性工作，對於胡適的功績，海外的余英時先生在《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中得到充分的肯定：「胡適可以說是紅學史上一個新『典範』的建立者。這個新『典範』，簡單地說，便是以《紅樓夢》為曹雪芹的自敘傳。」3在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出來以後，俞平伯與顧頡剛一起用通信的方式討論《紅樓夢》，在此基礎上，寫成《紅樓夢辨》一書，從觀點到方法，都和胡適一脈相承，而且更為豐富和完備，成為新紅學的奠基性著作，《紅樓夢辨》的出現和胡適的《紅樓夢考證》互相呼應，至此，新紅學真正成為氣候。
新紅學的成就，紅學界已有很多的探討，這裡僅引用權威的《紅樓夢大辭典》中所作的評價為例來進行分析：
「在紅學史上，新紅學派不可磨滅的功績有：一、破除了人們對舊紅學的迷信，使紅學進入了一個實質性階段；二、有意識地對作者的家世、生平和交遊作了考證，為更好地研究作者和小說本身打下了基礎；三、肯定前80回為曹雪芹原著，後四十回為高鶚所補；四、根據脂評和其它材料，校勘出前80回的殘缺情形，探索出80回以後的情節線索，使研究者的眼光更加開闊；等等。新紅學派的缺陷也是明顯的，如他們把小說與『自傳』等同，把賈家與曹家，把賈寶玉與曹雪芹機械地類比，把具有廣闊生活領域的紅學，搞成曹家一家的家世，降低了《紅樓夢》的社會意義和美學價值。」 4
這裡之所以這樣引證，主要是這個評價代表了二十世紀紅學史對新紅學的權威定位，應該說這個評價基本上是客觀而公正的，但是這個評價也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問題：
所謂的「舊紅學」被一棍子打倒，包括評點以及專門性的評紅文章，這是一種極端化的做法，抹殺了「舊紅學」應有的成就，這是不客觀的，也是不公正的。
「新紅學」的缺陷遠不止辭書上所列的幾條，最難令人接受的是胡適對《紅樓夢》藝術價值的評判，他以考證曹雪芹的家世和《石頭記》版本起家，卻得出結論說曹雪芹是一個「破落戶舊王孫」， 「我寫了幾萬字的考證,差不多沒有說一句讚頌《紅樓夢》的文學價值的話」, 「《紅樓夢》的見解與文學技術當然都不會高明到那兒去」，「《紅樓夢》在思想見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學技術上比不上《海上花》（韓子雲）,也比不上《儒林外史》,------也可以說,還比不上《老殘遊記》。」5對自己曾經說「《紅樓夢》是一部自然主義傑作」這樣一句評價並不高的話，他甚至都後悔地說：「說老實話，我這句話已經過分讚美《紅樓夢》了。」6胡適說這些話的時候好像還有點兒得意似的,本人作為研究《紅樓夢》的人，面對著這樣一個祖師爺，心裡確實憋氣得慌。由此可以發現胡適是一個藝術氣質較差、文學感悟能力有限的人，這樣也就影響了他對《紅樓夢》藝術價值的評價，
胡適自己在晚年曾有很實在的夫子自道：「我是曾經在四十年前，研究《紅樓夢》的兩個問題：一個是《紅樓夢》的作者的問題；一個是《紅樓夢》的版本的問題。」7 但恰恰是在這兩個問題上胡適都犯下了不可彌補的嚴重錯誤。
一、《紅樓夢》的作者問題
對於雪芹的著作權，現在仍時有異議，這當然不是胡適的錯，關於曹雪芹的資料太少，他能考定曹雪芹的大略生平已經是相當了不起了。
當然，我是堅信曹雪芹的著作權的，這裡僅探討胡適論證材料上的失誤。
最早記載曹雪芹著《紅樓夢》的證據是袁枚《隨園詩話·卷二》第23條；
「康熙間，曹練亭為江寧製造。……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備記風月繁華之盛。明我齋讀而羨之。（坊間刻本無此十字）當時紅樓中有某校書尤艷，我齋題雲……」8
此處所引的為改定稿，有小注「坊間刻本無此十字」 ，實際上是十四個字，而且放錯了位置，應該放在「明我齋讀而羨之」 之前，《隨園詩話》最早版本為乾隆五十五年（1790）隨園刻本，補遺為嘉慶年間隨園刻本，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英志校點的 《隨園詩話》9是以嘉慶隨園藏版本為底本校訂的，也沒有「中有所謂大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這十四個字。胡適後來的所有考據就來自袁枚這一句無從證實的話，他當時還沒有看到《四松堂集》中的明義《題紅樓夢三絕句》及自注，這裡有個問題：袁枚所記是否為傳言？如果是聽人誤傳呢？袁枚說的「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和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紅樓夢》是不是同一本書呢？後來不就發現過所謂的「雪芹小像」嗎？可見號雪芹的並不是《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一個人。 這裡有兩個疑點胡適並沒有解決:一是胡適寫的這段話是節選,中間還有一句說「當時紅樓中有某校書尤艷」,明我齋還寫詩讚美這個校書的美，校書在古時是妓女的雅稱,《紅樓夢》中除了寫到有個叫雲兒的是妓女以外是沒有什麼妓女的，那是賈寶玉和薛潘他們喝花酒的時候叫的。在袁枚心裡《紅樓夢》好像是寫妓女的書，那麼《隨園詩話》中的這個《紅樓夢》是否就是現在我們所看到的《紅樓夢》就很難說了。二是胡適引用的這段話有假，因為《隨園詩話》有好幾個版本。最早的版本為乾隆五十五年（1790）隨園刻本，出版時袁枚還在世,這裡面就沒有「中有所謂大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這句話，王英志校點的《隨園詩話》就沒有這句，這句話應該是在袁枚死後再版時書商加上去的。胡適引用的是道光四年的刊本，事實上,袁枚生活的時代離曹雪芹並不是很遠,他還做過江寧的知府(曹寅長期擔任江寧織造),按理說,他應該更加有條件去瞭解《紅樓夢》,可是從他的《隨園詩話》來看,他根本沒有看過《紅樓夢》。至於對曹雪芹的瞭解,從「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備記風月繁華之盛」這一句滿是錯誤的話來看，幾乎是一無所知。用這種材料來對曹雪芹進行考證，其可信度是可想而知的。
二、高鶚續書的問題
胡適《紅樓夢考證》中最受非議的一點是所謂的「高鶚續書」說：即認為後四十回是高鶚所續。胡適的所列舉的四條證據是：
第一，張問陶的詩及注，此為最明白的證據。
第二，俞樾舉的「鄉會試增五言八韻詩始乾隆朝，而書中敘科場事已有詩」一項，這一項不十分可靠，因為鄉會試用律詩，起於乾隆二十一二年，也許那時《紅樓夢》前八十 回還沒有做成呢。
第三，程序說先得二十餘卷，後又在鼓擔上得十餘卷。此話便是作偽的鐵證，因為世間沒有這樣奇巧的事！
第四，高鶚自己的序，說的很含糊，字裡行間都使人生疑。大概他不願完全埋沒他補作的苦心，故引言第六條說：「是書開卷略志數語，非雲弁首，實因殘缺有年，一旦顛末畢具，大快人心，欣然題名，聊以記成書之幸。」因為高鶚不諱他補作的事，故張船山贈詩直說他補作後四十回的事。10
胡適這四條證據，合起來只有一點，也就是張問陶的詩注，用了一個「補」字， 誰也沒有想到的是這一個字竟然成為紅學疑案。古代人尤其是詩人用字，歷來簡潔，何以見得「補」就是續作？「補」字，也完全可以理解為程偉元、高鶚序中說的：「同友人細加厘揚，截長補短」、「准情酌理，補遺訂訛」，不過是補訂之意，無論是張問陶還是高鶚都沒有自述過「補作」之事，說高鶚作偽是因為他自己不敢道明是自己作了這部小說，更缺乏證據。第二條證據實在不能算證據，因為胡適自己就否定了它，真不知他為何還要列出來，也許是自知證據不足難以服人吧。第三條更無說服力，現在不少人覺得程偉元也許說的是實話。第四條看高鶚的原序說得很清楚，不知胡適說高鶚含糊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張問陶有關高鶚的資料主要在《船山詩草·卷十六》裡的兩條很不起眼的小註：一是《冬日將謀乞假出齊化門哭四妹筠墓》，標題下注「妹適漢軍高氏，丁未卒於京師」；二是《贈高蘭墅同年》，下注「傳奇《紅樓夢》八十回以後俱蘭墅所補」，11這條小注又被震均附會為「張船山有妹嫁漢軍高蘭墅，以抑鬱而卒」12這兩條信息之所以被人重視，就是因為人們相信張問陶一定很清楚高鶚續書的事情。如果高鶚真的是張問陶的妹夫，我們倒可以相信高鶚續書，但事實絕非如此，據胡傳淮在《張問陶的妹夫不是高鶚》一文中說：
「 遂寧張氏系清代蜀中望族，從清初宰相張鵬翮到性靈派大師張問陶，『一家男女盡能詩。』嘉慶二年（1797）冬，張問陶在為其父撰寫的《朝議公行述》中云：『府君諱顧鑒，字鏡千……女二人：長適湖州太學生潘本侃；次適漢軍高揚曾。』次女即張問陶四妹張筠。民國13年刊本《遂寧張氏族譜》卷一載：『張顧鑒，字鏡千……子三人：問安、問陶、問萊。 女二人：長適浙江歸安監生潘本侃，次適鑲黃旗漢軍襲騎都尉高揚曾。』 由此可知：張問陶四妹張筠的丈夫不是高鶚，而是漢軍高揚曾。」13由此可知：張問陶四妹張筠的丈夫不是高鶚，而是漢軍高揚曾。另外台灣成文出版公司1992年出版的《清代朱卷集成》第四冊第37－40頁有高鶚完整的履歷，原影印件發在《紅樓夢學刊》2000年第3期封二和封三上，這份履歷上明明白白地寫著：「妻，盧氏」，14由這些錯誤可以斷定，胡適所考證的高鶚續書之說是不能成立的。
總的來說，胡適創造的新紅學基本上是一門歷史甚至是家史考證的學問，具有強烈的非文學傾向，胡適是一個有歷史癖和考據癖的人，他早期在美國，在康奈爾大學學的是蘋果學專業，他接受的首先是美國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自然科學的影響，另一方面，他又繼承了清代乾嘉學派重考據的風氣，所以在五四以後，胡適開創的以考據為特點的新紅學，是與當時學術界一些受到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提倡考據之學的風氣完全一致的。所以，當我們欣賞胡適考據「成就」的同時，對他考據中的失誤與錯誤也不能視而不見的。
二 新紅學的叛逆者－－俞平伯文本方向
正如余英時先生所說的那樣，新紅學「自傳說」出來以後，主要受到「三種不同的挑戰」15一是索隱派的復活；二是1954年的《紅樓夢》大批判中的「封建社會階級鬥爭」論的挑戰；三是「新典範」的挑戰。「新典範」與索隱派、自傳說、階級鬥爭說不同的是，它有兩個突出特點：「第一，它強調《紅樓夢》是一部小說，因此特別重視其中所包含的理想性與虛構性。……在新典範之下，《紅樓夢》將要從嚴肅的紅學研究者的筆下爭回它原有的小說的身份。第二，新典範假定作者的本意基本上隱藏在小說內在結構之中，而尤其強調二者之間的有機性。所謂有機性者，是說作者的意思必須貫串全書而求之。」16余英時認為：「從各方面條件來看，俞平伯應該是最有資格發展紅學史上新典範的人」17本來胡適是一個典範的創立者，俞平伯是屬於胡適體系的，余英時這樣判斷俞平伯的紅學研究，無疑是在說，俞平伯和胡適走的不是一條路子。如果對二十世紀紅學進行清理的話，余英時的論斷確實是非常有道理的。
俞平伯是紅學史上一個最具自覺意識的學者，他對別人的批評總能深入的思考並進行調整。事實上，早在1923年《紅樓夢辨》出版之後的1925年，俞平伯就在不斷地不斷修正和調整自己地紅學觀點，他在《修正〈紅樓夢辨〉的一個楔子》一文中宣佈「我對於《紅樓夢辨》有點修正的意見，在另一週刊上發佈其一部分，希望過失不致因愈改削而愈多，其他更何所求呢。」18稍後，俞平伯專門撰寫《〈紅樓夢辨〉的修正》一文，對以前觀點作了較大的修正，「究竟最先要修正的是什麼呢？我說，是《紅樓夢》為作者的自敘傳這一句話。這實是近來研究此書的中心觀念」，由於他擔心別人會誤會他是「索隱之學要復活了」，所以就特別對自己的所謂「修正」作以說明，「所謂修正，只是給它一個新解釋，一個新看法，並不是全盤推翻它」，因為「《紅樓夢》系作者自敘其生平，有感而作的，事本昭明，不容疑慮」。他首先從小說兼具敘實和虛構成分的創作實際出發，反思自己在《紅樓夢辨》一書中「眼光不自覺地陷於拘泥」，「不曾確定自敘傳與自敘傳的文學的區別，換句話說，無異不分析歷史與歷史的小說的界線」，自責「我們說人家猜笨謎，但我們自己做的即非謎，亦類乎謎，不過換個底面罷了」，隨後根據文學創作的原理進行分析，指出自己和胡適等人的研究方法與舊紅學索隱派「實在用的是相似的方法」，而要想跳出舊紅學的「樊籠」，「徹底地打破它，只有把一個人比附一個人、一件事比附一件事這個窠臼完全拋棄」。在文章的結尾，俞平伯希望胡適也「以此眼光看《紅樓夢》，覺得發抒活的趣味比依賴呆的方法和證據大為重要，而淨掃以影射人事為中心觀點的索隱派的『紅學』」 19 。但這篇文章中，俞平伯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觀點「趣味的研究」：「小說只是小說，文學只是文學，即不當誤認作一部歷史，亦不當誤認作一篇科學的論文。對於文藝，除掉鑒賞以外，不妨作一種研究；但這種研究，不當成為歷史的或科學的，只是趣味的研究。」20俞平伯先生的這種學術轉向與他認為「昔人以猜謎法讀它，我們以考據癖氣讀它，都覺得可憐而可笑」21有關，所以，從1949年後，他就一直進行著他所說的「趣味的研究」。可以說，1949年以後是他學術研究的第二個黃金時期。從這1949年到1954年10月，俞平伯出版了一部專著《紅樓夢研究》，在《文匯報》、《人民文學》、《光明日報》、《新民報晚刊》、《北京日報》、《大公報》、《東北文學》、《新建設》、《人民中國》等知名報刊發表紅學文章15篇，其中刊於香港《大公報》和上海《新民報晚刊》的《讀紅樓夢隨筆》則是一組近40篇紅學文章。1953年，他還受邀到中國人民大學辦了一場名為《紅樓夢的現實性》的講座，他後來出版的《脂硯齋紅樓夢輯評》和《紅樓夢八十回校本》也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紅樓夢研究》、《讀紅樓夢隨筆》是他這一時期的最重要的成果，《紅樓夢研究》是在《紅樓夢辨》一書基礎上增刪修改而成，其中有些觀點沒有大的改變，比如對《紅樓夢》創作心態和全書風格的體認、對後四十回續書依據的梳理、對後四十回的整體評價、對戚本程本高下的比較等，基本上延續了其原先的立場，同時又對原書作了不少修改和調整，改動的部分超過原書的三分之一。其中改動最大的還是對「自傳說」的修正。相對來說，《讀紅樓夢隨筆》是他建國後的標誌性成果，在這部著作裡，他堅持用文學批評的眼光來看《紅樓夢》，表現出俞平伯對文學本體論批評觀念自覺，當然這也同他在詩詞研究中堅持文學本體論是一致的。
對俞平伯這種學術轉向（即余英時所說的「新典範」），其意義不可低估，但是國內紅學界正面對其評價的並不是很多，余英時倒是這樣評價的：「從學術史發展的觀點看，新典範是從自傳派紅學內部孕育出來的一個最合理的革命性出路。一方面，新典範認為我們對《紅樓夢》作者及其家世背景、撰述情況所知愈多，則愈能把握作品的全部意義；因此，他十分尊重自傳派的考證成績。另一方面，新典範復力求突破自傳說的牢籠而進入作者的精神天地或理想世界；因此它又超越了歷史考證的紅學傳統。」「新典範與其他幾派紅學最大的分歧之一便在於它把《紅樓夢》看作是小說，而不是一種歷史文件。所以在新典範的指引下的《紅樓夢》研究是屬於廣義的文學批評的範圍，而不復為史學的界限所囿。其中縱有考證式的工作，但這類工作仍是文學的考證，而非歷史的考證。」22確切地說，這種分析是很到位的，海外紅學也確實體現了這種新典範的繁榮和發展，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俞平伯的這種修正僅僅局限在他個人的自覺上，既沒有影響到其它研究者，更沒有改變這一學派的基本研究格局，自然也談不上改變整個紅學研究的格局了。儘管俞平伯發出了把《紅樓夢》當小說看的呼籲，然而當局者迷，胡適一生都沒能意識到或修正這一缺陷。尤為可貴的是，俞平伯對新紅學的修正不僅表現在具體的學術觀點上，同時還體現在研究方法上，他對自傳說的反省就已經包含了研究方法上的變化，很顯然他已經認識到考證派在方法上的缺憾，就在於「我們歷史眼光太濃厚了」，書中固然有「作者之平生寓焉」，但「不當處處以此求之，處處以此求之必不同，不同而勉強求其通，則鑿矣」，並體察到考證派與索隱派在方法上的相似之處，認為「謂考證之紅學亦索隱之一派可也」，「索隱而求之過深，惑矣，考證而求之過深亦未始不惑」23 「以之笑索隱，則五十步與百步耳」。在20世紀的眾多紅學研究者中，很少見到像俞平伯這樣不斷對自己觀點和研究方法進行修正者，其可貴的反思精神和學術創新勇氣堪稱典範。
俞平伯學術思想的新變化已經與胡適、周汝昌大為不同了，儘管人們依舊把他看成是新紅學的代表人物。
三 新紅學的完成：周汝昌《紅樓夢新證》的迷誤
周汝昌先生一生著述甚豐，但最有影響的是《紅樓夢新證》，這部輝煌巨著，既是周汝昌先生的代表作，也是新紅學的代表作。這部書草創於1947年至1948年間，計三十九萬字，由上海棠棣出版社1953年九月初版，1998年8月華藝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新證》已經有七十三萬七千字。可以說，《紅樓夢新證》是繼胡適的《紅樓夢考證》、俞平伯的《紅樓夢辨》之後所出現的一部卷帙浩繁內容博瞻新紅學巨著。這部書出版以後，影響很大，海外的周策縱評價是「劃時代的最重要的著作」 24 。劉夢溪評價說：「考證派紅學的中堅、集大成者不是俞平伯，而是周汝昌」25。《紅樓夢新證》之所以受到紅學界的極大重視，是因為周汝昌先生在這部書裡，一手發掘了曹家上代的三軸誥命、四軸《楝亭圖》、敦敏的《懋齋詩鈔》、裕瑞的《棗窗閒筆》、蕭奭的《永憲錄》等孤本文獻，其中《史料編年》一章，引用典籍在一百二十種以上，引用書目多達七百餘種。1976年增訂時，擴充為三十六萬字，約佔全書篇幅的二分之一，另外周汝昌先生還撰有《曹雪芹家世生平叢話》、《曹雪芹小傳》等，可以說有關曹雪芹家世生平的所有的歷史資料，周汝昌基本上是一網打盡，周汝昌的紅學體系，就是憑這些考證材料建立起來的。
這裡值得一提的是，周汝昌同俞平伯、顧頡剛等人一樣，走上紅學研究之路與胡適的熱情鼓勵和耐心引導是分不開的。在同周汝昌的交往中，胡適再次顯示了其寬容大度和提攜後進的高貴品格，當時周汝昌還是燕京大學的年輕學生，胡適則是北京大學校長、名聲顯赫的學者。胡適是看到周汝昌發表在《民國日報》圖書副刊上的《曹雪芹生卒年》一文後主動給周汝昌寫信的。在信中，他肯定周汝昌發現《懋齋詩鈔》是「大貢獻」 ，同意周汝昌對「《東皋集》的編年次序」的推定和其「推測雪芹大概死在癸未除夕」的觀點。同時還表示「關於雪芹的年歲，我現在還不願改動」，並說明理由。胡適的來信讓周汝昌感到「欣幸無已」 ，由此開始了《紅樓夢》的研究。在《紅樓夢考證》、《紅樓夢辨》出版以後，舊鈔本、宮廷檔案等紅學新資料不斷發現，周汝昌就開始將這些資料進行梳理匯總，並以此為依據對種種紅學問題進行概括和總結。
《紅樓夢新證》一書分引論、人物考、籍貫出身、地點問題、雪芹生卒與紅樓年表、史料編年、新索隱、脂硯齋和附錄等部分，作者將該書性質界定為「一本關於小說《紅樓夢》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證書」26 。《紅樓夢新證》一書對此前發現的紅學文獻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梳理和辨析，發展並完善了新紅學的主要觀點，對一些重要問題，比如曹雪芹籍貫、家世、生卒年、紅樓夢地點、脂硯齋何人等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全書39萬字，資料豐富翔實，表現出深厚的學術功力。不過，從紅學史的角度看，該書的重要貢獻不在具體觀點的提出，而在其對有關文獻的總結和歸納，正如作者本人所言：「本書對於這類材料，搜羅得自然遠不敢說『無遺』，但是相當豐富則尚堪自信。」 它為其後的《紅樓夢》研究提供了一個堅實的文獻基礎。
作者自己在1998年華藝出版社再版的《紅樓夢新證》的總序中是這樣總結這本書的：「此書的首創行與價值所在，一是建立了『曹學』；二是將『曹學』與『紅學』緊密結合，體現出一個根本認知：『曹學』方是『紅學』的根本基礎；三是從文、史、哲三大方面來綜合闡釋《紅樓夢》的高層次文化意義。」27周汝昌先生說這段話的時候，有一個前提，就是他反感別人「總超不出『資料豐富』這種表面現象」，而他自己認為這本書的「真正精神意度」在於以上三點，確實，周汝昌先生和胡適是大不相同的，胡適否定《紅樓夢》的文學成就、僅僅考證著者和本子，而周汝昌先生則對曹雪芹和《紅樓夢》極為推崇，認為曹雪芹是世界上的一流作家、《紅樓夢》是世界上的一流作品，對曹雪芹家世的探討則遠遠超越了胡適，可以說這些都是超越了胡適的。如同余英時所說：「就考證曹雪芹家世而言，周君確實是後來居上，在『自傳說』的典範之下，《新證》足可以當集大成的稱譽而無愧。」緊接著余英時就轉而批評道：「但是從學術發展的觀點看，《新證》則顯然只是胡適考證的擴大與加深，沒有任何基本理論上的突破可言。」28但是，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也招到了不少批評，而且，這些批評也是很中肯的、正確的批評，如郭豫適先生就這部書提出了三個疑問：「第一，周汝昌的徹底的『自傳說』、 『生活實錄』說符合文藝創作的一般原理和規律嗎？第二，周汝昌的『寫實自傳』說、『生活實錄』說及其『科學的考證』真是合乎科學嗎？第三，周汝昌的『寫實自傳』說、『生活實錄』說能夠正確說明《紅樓夢》的價值和意義嗎？」29郭豫適先生只肯定了周汝昌對索隱派的批評和對曹雪芹的讚美，對《紅樓夢新證》的基本觀點，如寫實自傳說以及考證上合二為一的原則和方法，郭豫適用了三個字來評價：「謬誤的」，「這個錯誤是跟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所散佈的自然主義文藝觀和實用主義的煩瑣考證方法的影響是分不開的。」30 郭豫適先生的批評應該是比較客觀的，也比較公正。余英時也對周汝昌先生的紅學研究給予尖銳的批評，這個批評並不僅僅針對《紅樓夢新證》這部書，他所針對的是周汝昌先生的整個紅學研究：「這個新紅學的傳統至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1953年）的出版而登峰造極。在《新證》裡，我們很清楚地看到周汝昌是把歷史上的曹家和《紅樓夢》小說中的賈家完全等同起來了。其中『人物考』和『曹雪芹生卒與紅樓年表』兩章尤其具體地說明了新紅學的最後歸趨。換句話說，考證派紅學實質上已蛻變為曹學了。《新證》以後雖然仍有大量的考證文字出版，並且在個別難題的解決上也多少有所推進，但從紅學的全面發展來看，自傳說的『典範』已經陷入僵局。這個『典範』所能解決的問題遠比它所不能解決的問題為少。這就表示自傳說的效用已發揮得極為盡限，可以說到了功成身退的時候了」31這是迄今為止對周汝昌先生的評價中最為客觀公允的，曹學（作家的研究是不應該稱為什麼「學」的）、探佚學也確實到了功成身退的時候了。
四、結束語 只有超越胡適才能發展二十一世紀紅學
胡適創建的新紅學開創了中國現代學術史的建立，也為近代紅學的發展開闢了一條新路，可以說沒有胡適，也就沒有考證派新紅學。但是胡適、周汝昌這些學術大師的貢獻在為我們提供了學習、研究《紅樓夢》新材料的同時，也整整誤導一個世紀的紅學研究。儘管胡適一生屢屢以「大膽假設，小心求證」8字真言金針度人，但實際上就連他本人也沒能做到，其紅學考證的錯誤與疏漏也是很突出的。學術界對新紅學將曹家家世等同小說的傾向始終持批評態度，認為胡適將曹家家世比附小說內容的做法與他所批評的笨伯猜謎似的索隱法並沒有本質的區別，後來的周汝昌先生更是將這種比附法發展到極限，將曹家家世與小說嚴格等同，混淆了歷史研究與文學研究的界限，將紅學研究引入了歧途。功夫雖然下得很大，但對小說本身研究的貢獻很少，這種傾向至今也未能完全克服。
新紅學三大家中，真正代表紅學轉向和未來研究方向的是俞平伯先生，它在1985年對《文史知識》談話時說：「我看紅學這東西始終是上了胡適的當。現在紅學方向就是從'科學的考證'上來的：'科學的考證'往往就是繁瑣的考證。《紅樓夢》何須那樣大考證？又考證出什麼來了？」這一連串的苦惱，終於導致了俞平伯先生去世之前的懺悔：「胡適、俞平伯是腰斬《紅樓夢》的，有罪；程偉元、高鶚是保全《紅樓夢》的，有功。大是大非。」俞平伯和胡適不一樣，他是一位有人類良知的真正的大學者，一位傑出的文學史家，他能反省自己，一生都在不停地探索、思考和修正，不像胡適那樣一生都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錯誤。更不想周汝昌那樣一生只堅持一個並不是很正確的真理，而且一直頑固不化地走下去。胡適地「偉大」之處在於他喜歡推行一種主義、一個思想觀念，在這方面可以說是一個具有雄才大略地人，所以他一生都在引領時代風潮，在這方面他還真的不如他的兩個弟子俞平伯和周汝昌，一生都在研究紅學，相比之下胡適總是把學術玩弄股掌之間，並為個人的政治目的服務。可是這點俞平伯就做不到。也許俞平伯最終領悟到了胡適當初著力《紅樓夢》之考證、並做出其驚天動地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真正用心了，所以他才說出上面那些話，最後痛心疾首地：「千秋功過，難於辭達」。
所以，俞平伯的文學考證與文學研究相結合的方法，是代表今後紅學研究方向的，而胡適的研究和周汝昌的研究在今天是該功成身退了，如果我們依然在胡適劃定的思路，沿著曹學的誤區一直走下去的話，紅學研究就會成為成為紅學黑洞，因此，在二十一世紀，紅學研究如果不能PASS胡適，就不能有真正的紅學研究的發展。超越胡適，走出胡適的局限，是當代紅學發展的首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