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隱紅學的發展
我曾經指出，索解「本事」的方法是中國傳統的解經方法中的一種， 本事解經模式的一大動機就是防止釋義的發散性、解釋性，確保釋義的封閉性，確保不同閱讀主體對經典形成一致的理解。儘管一些研究者（特別是今天的研究者）把本事註解模式或詩歌紀事模式當作搜求文獻的獨特途徑，但是，這一模式的原初出發點卻是從屬於注經學的〔1〕。
史官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價值體系中佔據著主導地位， 這導致了其他非史官文化形態紛紛向這一中心趨近。史官文化在歷史撰述方面有一個重要的信念：史述必須實錄，在實錄中寓褒貶（即春秋筆法）。
由於史述行為是由個體去完成的，個體的主體性改變了史實的性質， 所以任何史述都不是實錄。但是，這樣的觀念只有到了現代闡釋學出現之後才有可能得到普遍的認同。中國傳統史學毫不動搖地堅守著實錄信念，執著地追求可以寓春秋筆法於實錄之中的史述境界。這種境界在文學批評中被描述為「史筆」。在這種境界的感召下，文學創作界形成了「史詩」的傳統。相應的，傳統注經學追求還原本旨，「考索本事」成為還原本旨的重要途徑。這種解經意向與價值取向在文學批評界形成了「史筆」的評價標準和「本事注經」的解讀範式。
自孟的《本事詩》出現之後， 中國的詩歌批評史上出現了引人注目的「本事詩現象」，此後歷代都有本事詩作品問世。紀昀認為，本事批評是建安黃初以來文學批評界五大批評模式之一〔2〕。本事注經方式也滲透到小說創作和小說批評當中。把歷史本事作為表象進行藝術運思，成了不少文人進行小說創作的獨特方式。小說本為敘事之書，按照傳統注經學的說法，作者的意向是明確的。但是，由於一些小說採用了獨特的方式去偽裝歷史事實，於是，挑明「本事」就成為小說批評者的一個重要任務。
紅學中的索隱研究的中心任務即是索解《紅樓夢》中的歷史本事， 它與紅學同時誕生，即在脂批中已經出現。其索隱從理念、方法和框架上走過了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大致說來，可以分為4個階段：（1）萌芽期（1754—1901年）；（2 ）第一個高峰期（1902—1949年）；（3）海外興盛期（1949—1978年）；（4）多元時代的全面興盛期（自1978年至今）。
一、索隱紅學的萌芽
脂評是紅學的總源頭，脂評的索隱集中在兩方面：一是以諧音方法訓讀《紅樓夢》人名的寓意，二是提示《紅樓夢》的歷史本事。
脂評對《石頭記》的「史筆」揭示在很多脂本中都不時出現。如「嫡其實事， 非妄擬也」（甲戌本第二回批語）、「此語余亦親聞者，非編有也」（庚辰本第六十三回批語）、「一段無倫理信口開河的混話，卻句句都是耳聞目睹，並非杜撰而有，作者與余實實經過」（庚辰本第二十五回批語）等。《石頭記》的評者不僅與作者一同經歷或見證這部書所關涉的歷史本事，而且還參與了這部具有春秋筆法的作品的製作。脂評產生了一個影響深遠的闡釋維度：還原《紅樓夢》的歷史本事、揭示人物姓名的寓意。
戚蓼生承接脂硯齋等對《紅樓夢》的史傳文化背景的強調， 把史學視界引入了《紅樓夢》的批評之中，以史學中的最高撰述原則「春秋筆法」對《紅樓夢》的寫作方法作出了高度的評價：
……第觀其蘊於心而抒於手也，注彼而寫此，目送而手揮，似譎而正，似則而淫，如《春秋》之有微詞，史家之多曲筆，……蓋聲止一聲，手止一手，而淫佚貞靜悲慼歡愉，不啻雙管之齊下也。噫，異矣！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迂乎！
然吾謂作者有兩意，讀者當具一心。譬之繪事，石有三面，佳處不過一峰； 路有兩溪，幽處不逾一樹。必得是意，以讀是書，乃能得作者微旨。如捉水月，只挹清輝；如寸天花，但聞香氣，庶得此書弦外音乎！〔3〕
這篇序文實際上是在闡明《紅樓夢》符合史學的最高原則：皮裡陽秋。既然如此，那麼，最好的解讀《紅樓夢》的方法即是本旨還原的注經方法，「作者有兩意，讀者當具一心」，這「一心」即是捕捉「作者微旨」和「此書弦外音」。戚蓼生這篇序文可以視為索隱紅學的第一篇方法論總綱。
周春的《閱紅樓夢隨筆·紅樓夢記》（1794 年）是紅學史上第一篇正式的索隱專論。他不僅熱衷於索隱，而且對索隱的學理依據進行了闡發，他說：「閱《紅樓夢》者，既要通今，又要博古，既貴心細，尤貴眼明。當以何義門評十七史法評之。若但以金聖歎評《四大奇書》法評之，淺矣。」〔4 〕他要以清代著名學者何焯評十七史的方法去評《紅樓夢》，認為如果像金聖歎那樣僅僅以文章學或小說學的方法評《紅樓夢》，則是膚淺的，把《紅樓夢》當作小說，那是小看了《紅樓夢》。只有把考證方法引入到對《紅樓夢》本身的批評上，才是高明的。只有考索《紅樓夢》中所隱之歷史本事，才是深刻的讀法。對於一位索隱者來說，在知識構成上有比小說批評者更高的要求，那就是通今博古，熟諳文獻典故。「倘十二釵冊、十三燈謎、中秋即景聯句，及一切從姓氏上著想處，全不理會，非但辜負作者之苦心，且何以異於市井之看小說者乎？」１他對《紅樓夢》的諸多人物事件進行索隱，如指「黛玉」之取名本自白居易《詠新柳》詩：「須教碧玉羞眉黛，莫與紅桃作麴塵。」該詩題旨是詠柳樹，而「柳」是與「曹」有關係的，如柳敬亭本姓曹，而「曹」字在寫法上又與「林」相關，所以這首《詠新柳》也與「林」有關，則此詩中已隱藏著「林黛玉」3個字。這裡， 周春所使用的方法在後來的索隱紅學中被概括為「分身法」、「合身法」、「轉換法」等等。連一些從事實證的研究者也受其影響２。此外還有六書方法，他說：「十二釵冊多作隱語，有象形，有會意，有假借，而指事絕少，是在靈敏能猜也。若此處一差，則全書皆不可解矣。」〔4〕
可以說，索隱紅學的重要方法，周春都已經用上了， 此後的索隱紅學基本上沒有超出這些方法，只是進行優化、豐富而已。
此外，關於《紅樓夢》的歷史本事還有各種各樣的說法，乾隆年間的袁枚， 在他的《隨園詩話》中說，曹練亭之子雪芹撰《紅樓夢》，小說中的大觀園的歷史原型即他的隨園。乾隆時福建總督伍拉納之子對《隨園詩話》進行批點，認為：「鈔本《紅樓夢》一書，或雲指明珠家，或雲指傅恆家。書中內有皇后，外有王妃，則指忠勇公家為近是」〔5〕。在「明珠說」與「傅恆說」兩種本事索隱的說法中，「明珠說」更多地被引用、引申〔6〕。裕瑞則提出「曹家本事說」， 認為小說中的寶玉是作者的叔輩，元、迎、探、惜四春是隱寓其姑輩〔7〕。
二、索隱紅學的第一個高峰
19世紀末，在康有為的倡導下，今文經學興盛， 梁啟超的功利主義思想影響了這個時代的學風，20世紀初的紅學中出現了功利主義思潮。在這種思潮的感召下，人們試圖對古典小說進行社會政治闡釋，吳沃堯說：「近日忽有人創說蒲留仙實一大排外家，專講民族主義者，謂《聊齋》一書所記之狐，均指滿人而言，以『狐』、『胡』同音也。故所載淫亂之事出於狐，無非其寓言云云。若然，則紀曉嵐之《閱微草堂筆記》所載之狐，多盤踞官署者，尤當作寓言觀矣。」〔8〕狄平子認為《紅樓夢》是一部憤滿人之作，作者著如此之大書一部，而專論滿人之事，其間大有深意〔8〕。眷秋認為《紅樓夢》不同於一般的小說，它記錄著清代之秘史，事跡人物，全有著落，正文「當日地陷東南」6字實指明末南都之陷落。以此推之，則所紀皆福王被虜以後諸事。「故甄士隱出家時，曲中又有『從此後真方唱罷假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等語，歎靦顏事仇者之無恥也。嗚呼！異族之辱，黍離之痛，所感深矣！」〔9〕反滿的革命思想藉著傳統的索隱方法而得以表達。
這樣的索隱誕生於反滿民族情緒高漲的晚清，其政治功利主義立場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大規模的、集中的索隱卻要等到王夢阮、沈瓶庵和蔡元培的出現才形成。
1916年，《紅樓夢索隱》一書出版，它採用評點的形式， 對小說一百二十回中有隱可索的地方進行索解，把索隱附在小說的正文中，與小說正文一起流傳。從此，關於《紅樓夢》的索隱基本上都採用了相當的規模，力圖構成自圓其說的體系。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也於1916年在《小說月報》第7卷第1～6期上連載，1917 年正式出版。出版之後，在閱讀界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形成了索隱紅學的第一個高峰。
在《紅樓夢索隱提要》中，王夢阮把他的《紅樓夢索隱》的基本宗旨、觀點、 方法都作了提綱挈領式的陳述。他認為：「看《紅樓》須具兩副眼光，一眼看其所隱真事，一眼看所敘閒文。兩不相妨，方能有得。拘拘於年齒、行輩、時代、名目，則失之遠矣。」〔10〕王、沈之後的一切索隱紅學都是在這一模式下操作的。雖然每一位索隱者對所隱的「真事」有著各自獨特的索解，但都遵循著王、沈所建立的解讀方法論。這個模式的要點有二：一是讀者須有兩副眼光，二是兩副眼光各不相妨。
王夢阮明確指出《紅樓夢》的影射採用了「或數人合演一人， 或一人分扮數人」的方法，這可以說是索隱紅學發展史上首次明確表達了「分身法」與「合身法」的觀點。此二法是索隱紅學的最重要的方法，是它實現圓滿解說、實現多重轉換的基本方法。「書中代情僧者，不止寶玉一人，而寶玉為大主腦；代小宛者不止黛玉一人，而黛玉為大主腦。」〔10〕這就是後來索隱者所說的「合身法」。賈赦、邢夫人、賈政、王夫人4人之名姓合成「攝行政王」4字，這也可以視為「合身法」的結果。王夢阮又指出，「書中寫寶玉，亦有時兼指辟疆。」寶玉可以分別影射清世祖和冒辟疆，王夢阮稱之為「梨園演劇法」，後來的索隱者則稱之為「分身法」。至於黛玉，黛玉為未嫁之人，小宛為兩嫁之婦，並不吻合。但是，王夢阮說：《紅樓夢》的作者以6個人物分寫小宛，「《紅樓夢》好分人為無數化身，以一人寫其一事，此其例也。」〔10〕這6人便是秦可卿、薛寶釵、薛寶琴、晴雯、襲人、妙玉，加上黛玉，則是7人。自作者的角度看是「分身法」，自索隱者而言則是「合身法」。可見，有了「梨園演劇法」（「分身法」和「合身法」）之後，索隱的結論一般來說都可以達到自圓其說的效果。
蔡元培進行《紅樓夢》索隱之日，正是全國排滿反清情緒高漲之時， 所以他的「本事」確認就朝著反滿的方向進行。蔡元培之閱讀《石頭記》，與他倡揚民族主義的反滿清政治傾向密切相關〔11〕。反滿清的政治傾向成為他閱讀《石頭記》時的心理定勢。於是《石頭記》語言的隱喻性在他的理解中統統指向反滿清的政治之維。蔡元培以其獨特的身份、懷抱排滿的目的而進行索隱，其《石頭記索隱》把當時的排滿革命情緒作了一次集中的表達，故引起了廣泛的影響。事實上，從索隱紅學自身的發展來看，從索隱方法的成熟、全面來看，他的《石頭記索隱》還不能與王夢阮、沈瓶庵的《紅樓夢索隱》相比，也不能與此後的鄧狂言等人的索隱相比。
蔡元培進行《紅樓夢》索隱之日，又正是胡適大肆倡揚實驗主義、科學主義、 考證方法之時。所以他的索隱被胡適當作弘揚科學考證方法的絕好祭品，胡適以犀利乃至近乎刻薄的語言對蔡元培等的索隱紅學所進行的抨擊，遂為此後的紅學史論者所普遍認同。
在王夢阮、沈瓶庵和蔡元培進行索隱的前後，還有其他人在進行著同樣的工作，在胡適對索隱紅學進行猛烈轟擊之後，索隱紅學不僅沒有銷聲匿跡，反而愈演愈烈，後出轉精。
鄧狂言的《紅樓夢釋真》一書採用了逐段評點的形式，逐段進行索隱。 在索隱的具體方法上，鄧著不求助於周密的轉換方法、轉換程序，而是採用「甲即乙」的直解方式。鄧狂言認為《紅樓夢》原書是一部明清興亡史，曹雪芹得之，對它進行增刪，進行一番「隱」的功夫。《紅樓夢》為順、康、雍、乾諸朝之影射〔12〕。闞鐸對《金瓶梅》、《紅樓夢》兩書進行比較，索解方法甚是有趣、別出心裁，比較的內容包括兩書之僧尼、皇親、王姓、官、造屋與賣藥、做生日出殯、官吏賣法、扶正、敘事章法、詞曲等。他以心理象徵解釋《金瓶梅》與《紅樓夢》的關係，把《紅樓夢》當成《金瓶梅》性描寫的偽裝〔13〕。壽鵬飛認為《紅樓夢》是「明代孤忠遺逸所作」，是一本「康熙季年宮闈秘史」，影射胤禎諸人奪嫡的史實。寶玉是傳國璽，林黛玉的「林」字是指康熙的36個兒子（「林」字拆成十八加十八），襲人是龍衣人〔14〕。景梅九的《石頭記真諦》一書寫於1934年，在民族存亡之際，他感覺到「《紅樓夢》為民族革命文書」。他頻繁地使用「分身法」：「傻大舅笑談真武廟假牆，一為點明畫薔之為畫牆；二為譏笑明末邊牆之不固，暗寫洪吳諸人；三為實寫康熙不修邊牆一事雲。」一事可以分影三事。人物則可以一人分影二人或二人合影一人：前半部甄寶玉影宏光帝，與賈寶玉影胤 相同，下半部的甄寶玉則影永歷，「所以說出顯親揚名著書立說言忠言孝立德立功一片語絕非宏光所能講。」〔15〕湛盧於1947年8月至10月間在北平的《北平時報》上連載了《紅樓夢發微》的系列文章，基本的觀點是《紅樓夢》是一部擁護明朝、反對清朝的民族小說。
這一時期的索隱紅學雖然不能如考證紅學那樣獨佔鰲頭， 卻也可以說是盡領風騷了。
三、海外索隱紅學
以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隱派紅學在以胡適為代表的考證派紅學的大量嚴密考證面前敗北了。以胡適為代表的「新紅學」的出現，在紅學史上不僅被視為新的學術流派的出現，而且被視為索隱派衰落的標誌。然而，導致蔡元培時期的索隱派紅學敗北的原因，究竟是索隱方法喪失生命力，還是該時期索隱方法的不成熟？是值得辨析的問題。
1949—1978年，索隱紅學在中國大陸被定性為唯心主義，基本上銷聲匿跡。 但在海外卻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後來的索隱派紅學專著在方法上已遠比蔡元培時期成熟、全面，尤其是在整體把握上注意各條索解不相矛盾，力求無懈可擊。《紅樓夢考釋》的作者、台灣杜世傑說：「研究紅樓，要像求證幾何一樣，要從各個角度去求證，例如設寶玉扮演帝王，必需求證其父母為帝王皇后，其祖父母為帝王太后，其妻妾為后妃，其兄弟為阿哥親王，其姊妹為格格公主，其奴僕為侍兒太監，住處為皇宮，戴的是皇冠，穿的是龍袍……這一切若都吻合，而仍不信寶玉扮演帝王，那也真是難矣哉了。」〔16〕
這一時期索隱紅學的特點是充分利用文獻考證方面固有的和最新的成果， 以之為新索隱的基礎，使得其索隱更加精緻。索隱者有一些是在文獻考證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的學者，如周汝昌、潘重規等。也可以說，這一時期索隱紅學的一大特點是：把本事考證建立在更加豐富的文獻資料之上，尤其是新發現的曹學資料和版本資料。潘重規認為《紅樓夢》裡蘊藏著一段民族沉痛，此書是一位民族主義者的血淚結晶〔17〕。這種索隱的產生與潘氏立足台灣、面對大陸而堅守的政治意識形態立場相關。
海外的索隱紅學中最為講求方法之圓渾的是杜世傑。杜氏於1971 年出版《紅樓夢悲金悼玉實考》一書，該書經修訂，於1972年以《紅樓夢原理》為書名進行重印。後又進行修訂，以《〈紅樓夢〉考釋》為書名，於1977年自印。該書第2篇「《紅樓夢》的組織和讀法」專門闡述索隱派紅學的方法論，闡述了索隱紅學的主要方法：謚號命名法、諧韻添字法、拆字法。更重要的還有「兩面像」法：「紅樓人物都具有兩面像，有時演真方，有時扮假方。也有時扮男，又有時演女。」〔18〕一人而具真、假、陰、陽4種屬性。其實也就是「分身法」與「合身術」。
考證派紅學的攻擊，使索隱派紅學明白自己的弱點所在， 進而以各種方法使索隱工作更靈活、更能「消除一切矛盾」。從解謚法到諧韻添字法、拆字法，再到一手二牘法，經過了多次的轉換。每一個轉換，都遵循一定的法則，體現了某種合理性，要說索隱派「全是務虛」，則不符合實際。每一個轉換都是實的，但用以轉換的工具則建立在假定性的基礎上。經過多次轉換之後，其索解出來的結果則已看不出與《紅樓夢》原文有什麼血緣關係。
四、索隱紅學的多元化
1978年以來的索隱紅學出現了新的變化， 變化之一是索隱者充分利用關於曹寅家世研究和《紅樓夢》版本研究的考證紅學的成果，有些研究者本身即是在這些方面有深入研究的，如周汝昌、李知其等，所以這一時期的索隱紅學與曹學出現了難解難分的局面。這些索隱者往往既可歸入索隱派，也可歸入「新紅學派」。變化之二是這一時期的索隱者（如趙同、李知其）公開聲稱索隱紅學的智力遊戲性質。變化之三是這一時期的一些索隱紅學與大眾文化合流，強烈的消費性推動著索隱紅學的大量湧現。
（一）索隱紅學與曹學合流
以往的索隱紅學大都認為《紅樓夢》的作者不是曹雪芹， 也拒絕把《紅樓夢》與曹家本事聯繫起來。這一時期的很多索隱者也是如此，如李知其等。但是，另一些研究者把曹學的新成果運用到對《紅樓夢》的索隱上，把《紅樓夢》本事與曹家聯繫起來。而曹學中本來就存在「曹、賈互證」傾向，這種傾向在本質上也是一種索隱。索隱紅學與曹學的合流正是水到渠成。於是索隱紅學便出現了一種新面貌。
以前的《紅樓夢》索隱所索出的「本事」是順治帝與董小宛（王夢阮、沈瓶庵），接著是康熙朝政治（蔡元培）。霍國玲等的《紅樓解夢》則索解為雍正朝雍正帝與曹天祐之間的關係。霍著充分利用「自傳說」，利用胡適以來紅學界對於曹雪芹身世與家世的研究成果，把曹雪芹的身世與家世作為《紅樓夢》的本事〔19〕。
索隱紅學與曹學的合流之極境出現在周汝昌的紅學研究中。 周汝昌的紅學研究可以歸結為兩大還原：一是還原《紅樓夢》的歷史本事，二是還原《石頭記》的原本面貌。自1947年周汝昌開始涉足紅學，這兩大還原便貫穿了他一生的研究。只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他的兩大還原表現出不同的面貌。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國大陸，由於學界以「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的對峙模式作為衡量與評估的尺度，索隱方法被列入「唯心主義」方法之中，於是，以「影射」為表述的索隱紅學在中國大陸銷聲匿跡。周汝昌在1976年修訂《紅樓夢新證》時刪掉了1953年版的「新索隱」一章，並把初版中大量的索隱表述刪改掉。索隱紅學以更加隱蔽的形式頑強地生存著。後來他在復興「自傳說」的時候，曾這樣表白自己的心態：「說是修改，其實也只是字句枝節上的變動，修補一些年輕時候所寫的過分幼稚荒唐的地方。全書存在的中心問題是主張『自傳說』，全部各章各節，都是從這個錯誤觀點出發，拱衛著它，簡直成了一個『體系』。我想過的，這種東西，如要修改，只能整個棄如敝屣，重寫一部全新的書。」〔20〕他說：「我那拙著仍然是『主張自傳說』，並未也根本不曾打算『修』掉。」〔21〕1978年之後，周汝昌發表了一系列引起廣泛關注的文章，如《〈紅樓夢〉「全璧」的背後》、《雙懸日月照乾坤》等。這些文章受到了紅學界的廣泛批評。但是紅學界的批評並不深刻。周汝昌的這些文章已經不能用索隱紅學、考證紅學、曹學、探佚學、脂學、版本學等來歸類，這些文章是所有這些「學」的融會貫通。周汝昌瀟灑地游刃於各「學」之間，令人瞠目結舌而難置一詞。不是批評者力拙氣短，而是批評者在一定程度上、一定範圍內走的正是周汝昌的路子，只不過他們只能窺見周汝昌的一面，而不能統觀其整體。
在《〈紅樓夢〉「全璧」的背後》一文中，周汝昌把曹學、脂學、版本學、探佚學熔化於一爐之中，把關於作者、版本的考證與「歷史本事」的考證交融在一起。至此，索隱與考證再也難解難分。這篇文章所運用的材料，有一部分是很多研究者所常見常用的，但他得出了一個令人震驚的結論：和出重金延請文士（以程偉元、高鶚為代表）、為他續補《紅樓夢》，然後將偽續一百二十回本的《紅樓夢》進呈乾隆皇帝〔22〕。周汝昌的這種索隱是建築在大量的可信材料的基礎之上的。在確證乾隆皇帝讀過《紅樓夢》、和熟讀過《紅樓夢》這一點上，周汝昌搜集了大量的材料，尤其是引用了和本人的詩集，從而為他那個驚人的結論構築了一個較為穩固的基礎。而他在材料之間的過渡則全憑「悟」性的自由翱翔。這是一篇考索並用、以考帶索、有索必考的典範之作。
至此，索隱紅學達到一種透徹玲瓏、渾然成熟的境界。
此外，同樣呈現索隱與曹學合一趨勢的還有台灣王關仕的系列論著３〔23、24〕、邱世亮的《紅樓夢影射雍正篡位論》〔25〕、中國大陸馮精志的《曹雪芹披露的故宮秘聞》〔26〕、周夢莊的《紅樓夢寓意考》〔27〕、柳存仁的《寶玉和順治皇帝——清初的政治、宗教和文學》〔28〕、郭衛的《紅樓夢鑒真》〔29〕、孔祥賢的《紅樓夢的破譯》〔30〕、秦淮夢的《〈紅樓夢〉本事編年新探》〔31〕等。
（二）索隱紅學的新定位
此前的索隱紅學基本上都認為自己是在從事嚴肅的考證。 這一時期的索隱紅學同樣堅持這一立場，但同時，一些研究者則公然聲稱：索隱即是猜謎。趙同的索隱專著即名為《紅樓猜夢》〔32〕，李知其的索隱專著則題為《紅樓夢謎》。在他們看來，猜謎與考證並不矛盾，相反，猜謎即是一種考證。
在這一時期，中國大陸首先以一副索隱姿態出現的是許寶騤的《抉微發隱， 共話紅樓》的系列文章，它們於1982年在《團結報》上連載。其時的理論界雖擺出一種容納多元的姿態，但索隱方法在上一時期實在是被批得臭名昭著，此時的理論界依然無法接納。其實，許寶騤的索隱從內容上來說並不新穎，手法上跟以前的索隱紅學相比更是顯得粗簡，但它是中國大陸經過「昨夜西風凋碧樹」之後新一輪的肇始者，故也成了一個有目共睹的對象。
李知其的《紅樓夢謎》把索隱研究與版本研究結合起來， 為其索隱研究建立牢固的基礎，儘管李著大量採用王夢阮、沈瓶庵的觀點，但版本考證和紅學史視野賦予它的索隱以一種特別的外觀。該書上篇為第一章「《紅樓夢》角色猜謎舉例」，下篇包括第二章「《紅樓夢》事物猜謎舉例」、第三章「《紅樓夢》面面觀」和第四章「『紅學』的議論」共三章，續篇為第五章「《紅樓夢》百二十回一貫藏謎猜小」，二續為第六章「對『新紅學』基礎論述質疑」。這裡有正面的索隱研究，有對《紅樓夢》的版本研究，有對紅學史上各種流派的得失之研究。但無論哪一個方面，該書都是以索隱為核心，把所有相關問題與這一核心緊密聯繫在一起。
在上篇中，李知其提出了「正射」、「副射」、「偶副射」的索解方法。 他說：「《紅樓夢》第五回說太虛幻境薄命司的封櫥上有金陵十二釵正冊，又有金陵十二釵副冊和金陵十二釵又副冊，意在暗示書中人物有正射、副射和偶副射。」他的根據是：「射字作射箭用時讀去聲；但作射覆用時可以讀入聲，音繹。詩韻入聲十一陌裡就有一個『射』字；冊、射、繹都同屬十一陌。」正射、副射和偶副射的具體內容是：
小說裡的某一角色可能影射幾個不同的歷史人物，分別以正射、副射、 偶副射的姿態出現，就像戲台上一樣，稍加化妝便可兼演別個角色。小說裡若干角色又可以合力影射某一個歷史人物，戲台上也是一樣，有些武藝動作做不來也可找替身的。……《紅樓夢》對角色的影射有時是兩射一覆，有時又可以兩覆一射，而不必似數學涵數那樣有一對一的映像。……所以我們不必執著於一個角色只限影射一個歷史人物的習見標準。４
上篇說薛寶釵的正射是順治帝后，副射是洪承疇。
所謂的「兩射一覆」和「兩覆一射」， 其實就是杜世傑所說的「兩面像」法和「一手二牘法」，後來中國大陸霍國玲等人所說的「分身法」和「合身法」即是其另一種表述方式。他們的共同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為其不受限制的語義轉換確立學理上的依據。以這種方法把《紅樓夢》索解成任何時空中的任何人物，都將可以收到「若合符契」的結果。
（三）索隱的文學化與大眾消費化
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思想解放的時期， 人們開始相對寬容地對待各種研究方法，索隱方法雖然還是受到批評，但已經不像從前那樣被群起而攻之。換一個角度說，它已經不像從前那樣備受關注了。20世紀90年代，市場經濟全面推行，讀者的口味成為文化生產最為重要的依據。讀者就是文化生產的消費者，它左右著文化產品的生產、銷售、回收、再生產、再銷售、再回收這樣的循環過程。正是在這一點上，這一時期的索隱紅學獲得了勃勃生機。
同時，市場機制的切入，消費觀念的強調， 使得這一時期的索隱紅學出現了新的特點，這就是文學性的加強，這種加強有時到了縱橫恣肆的境界。它不受學術研究的規則約束，而受市場機制的支配。它已經不能滿足「分身法」與「合身法」、「某某影射某某」的對應式枯燥單調的索解，而是最大限度地發揮索隱者的想像，並把這種想像化為富於文學可感性的具體情節。它已經不能滿足對《紅樓夢》進行解構，它要把自己的索解通過文學想像而重新建構成一個新的文學文本。它強調觀賞性、可接受性。而出版社、書商正是在這一點上捕捉「賣點」和商機的。
從索隱紅學的研究者本身來說，其索隱的動機不一定是出於市場目的，但是，它的存在與發展、它的大受歡迎，顯然只能在市場經濟時代才能具備更充分的理由。這也是這一時期的索隱紅學不是在學術界產生影響、而是在大眾消費市場上備受歡迎的原因所在。它有時為高校的大學生所喜聞樂見，這並不意味著它在學術界的被關注，而是意味著大學生的閱讀品味正在向著大眾消費的方面傾斜。
牟潤孫曾聲稱，他不想走索隱派舊路線。但實際上，他的《論曹雪芹撰〈紅樓夢〉的構想》一文仍是一篇不折不扣的索隱文字。他說：
《紅樓夢》是小說，小說中每個人物不能只是象徵一個人，每一個小說人物， 可能是好多實在人物形象的集合體。在賈府興盛時，寶玉某些形象是象徵皇帝，到賈家被抄，寶玉遭難，其形象就是李煦或曹{J2P107}家族中某些成員的象徵。即在平時，曹雪芹筆下的寶玉，也並非時時象徵皇帝，只是從住進大觀園，一群女孩子圍繞著他，和他與女人關係，這兩項故事上說他象徵皇帝而已。大觀園在賈貴妃省親時象徵皇帝行宮，賈貴妃傳諭令人住進大觀園也有此象徵。及至曹家被抄，則象徵普通官員的園林而已。〔33〕
這其實就是索隱紅學常用的「分身法」、「合身法」， 只不過把索隱紅學常用的「影」、「影射」等詞換成「象徵」這一具有文藝學色彩的詞語而已。
在牟氏的索隱中， 已經可以見到這一時期索隱紅學的新的苗頭：索隱的故事化、可讀化。這是20世紀90年代前後霍國玲等的《紅樓解夢》的先聲。
劉心武曾經提出「學術小說」的概念，創作了《秦可卿之死》〔34〕、 《賈元春之死》等作品。所謂的「學術小說」實質上就是索隱紅學的文學化，由一位小說家來進行紅學索隱，其可觀賞性顯然要超過此前的其他紅學索隱。在劉氏的「學術小說」中，我們看到了索隱與探佚的合流，看到了索隱與探佚的二位一體。劉心武提出「學術小說」的概念，實際上是把《紅樓夢》佚稿研究的成果以小說形式表現出來。
劉心武說，他對秦可卿這一形象及相關問題的研究，即所謂的「秦學」， 「並不完全屬於『探佚學』，也就是說，『秦學』不僅要『探佚』，也還要牽扯到『曹學』、『版本學』、『文本學』乃至於『創作心理學』等各個方面，它其實是『紅學』諸分支間的一個『邊緣學科』。」〔35〕劉心武這裡所聲稱的「秦學」與「探佚學」的不同，只不過是與從事探佚研究者所認為的「探佚學」不同，而在實質上，他的聲稱恰恰揭示了「探佚學」的本質：融文獻研究、作品研究與創作心理學於一爐。
劉心武說，他的「秦學」的探佚空間有4個層次：（1 ）探究未刪改的那個關於秦可卿的文本究竟是怎樣的；（2）曹雪芹的構思；（3）曹雪芹為什麼要這樣寫、這樣構思；（4）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人文環境。這4個層次正是一切關於《紅樓夢》的探佚研究的一般運思方式，只不過探佚者從來不願意公開或面對探佚過程中的創作心理學因素而已。
霍國玲等的《紅樓解夢》在文獻資料的查證上用力甚勤， 而它在文學想像上也是極盡所能，只不過與正宗的文學作家劉心武相比，霍氏等的文學想像表現出鮮明的民間大眾通俗文學的特點而已，霍氏如此展開想像：
……但14週歲一過，在香玉身上便奇跡般地發生了變化：身量長高了，兩腿修長，腰肢纖細；胸部豐滿了，肌膚瑩潤，容光煥發；眼睛明亮了，清澈傳神，深邃莫測。她週身透發出一股天然風韻，令人視而忘俗。〔19〕
如此天外作想的筆法，已經超出了中國傳統考證學中索隱方法的範圍， 超出了學術研究的範圍。它為大眾消費所歡迎。
這個由考證成果加上文學想像而構成的索隱故事是通過種種「秘法」：分身法、合身法、諧音法、用典法、拆字法而實現的。
縱觀250年的索隱紅學史，可以說，索隱紅學一方面切入了《紅樓夢》與中國學術傳統（尤其是經學傳統）的關係，另一方面又以經學旨趣對《紅樓夢》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表意實踐。如果認同索隱紅學的遊戲規則，就會覺得其樂無窮；如果拒斥其遊戲規則，就會發現它的荒謬絕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