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地則同，易時而通
此文揭示出不同國籍和時代的作家由於歷史輪廓的某些一致，作家經歷的相似，創作主張的趨同，則可以寫出相仿的話語來，這說明文學藝術創作心理活動能夠異地相契、異時而通。這也是比較文學 值得研究的一種現象。
把《紅樓夢》和《堂吉訶德》相提並論，豈非不倫不類？可能讀者看到這個題目，就會產生驚訝之感。但是，這兩部世界文學名著確有某些相通之處，特別是塞萬提斯為《堂吉訶德》寫的前言，和《紅樓夢》第一回的寫法非常相似，如果不復按原文，簡直難以置信。
《堂吉訶德》是塞萬提斯在貧困掙扎中寫成的，第一部出版於1605年，當時他為這部著作的出版寫了一篇饒有風趣的前言。他說他原想只講個直捷簡單的故事，不用前言或開卷例有的十四行詩、俏皮短詩、贊詞之類。因為他感到寫前言很吃力，好多次提起筆來，不知從何說起。恰好這時來了一位很有見識的高明的朋友，在這位朋友的幫助下，他的疑難才得以解決。都有哪些疑難呢？塞萬提斯說：
我這個故事乾燥得像蘆葦，沒一點生發，文筆枯澀，思想貧薄，毫無學識，也不像別的書上那樣書頁的邊上有引證，書尾有註釋。我多少年來默默無聞，早已被人遺忘，現在年紀一大把，寫了這樣一部作品和大家見面；讀者是對作者制定法令的前輩先生，想到他們的議論，怎不慄慄畏懼呢？別的書儘管滿紙荒唐，卻處處引證亞里斯多德、柏拉圖等大哲學家，一看就知道作者是個博雅之士，使人肅然起敬。瞧瞧他們引用《聖經》吧，誰不說他們可以跟聖托馬斯一類的神學大家比美呢？他們非常巧妙，上一句寫情人如醉如癡，下一句就宣揚基督教的寶訓，絕不有傷風化，讀來聽來津津有味。我書上可什麼都沒有。書頁的邊上沒有引證，書尾沒有註釋。人家書上參考了哪些作者，卷首都有一個按字母排列的名表，從亞里斯多德起，直到塞諾封、索伊洛，或塞歐克西斯為止，儘管一個是愛罵人的批評家，一個是畫家。我不知自己參考了另幾位作者，開不出這種名表。而且卷頭也沒有十四行詩；至少沒有公爵、侯爵、伯爵、主教、貴夫人或著名詩人為我作詩。其實我有兩三個朋友還是行家呢，如果我向他們求詩，他們一定答應，他們的詩決不輸國內最著名的詩人。
由於上述這些理由，塞萬提斯認為與其出版《堂吉訶德》，不如讓堂吉訶德先生埋沒在拉·曼卻的文獻庫裡。他說「自覺才疏學淺，沒這個本事」，而且「生性懶惰」，不願奔走求人，因此只好在攤著的紙張面前發呆。他的朋友聽了這番述說，在自己腦門上拍了一巴掌，不覺哈哈大笑，說：「老哥啊，我認識你這麼久，一直沒看清你，今天才開了眼睛。我向來以為你幹事老練，現在看來，你跟我料想的真是天懸地隔。你這麼一副靈活的頭腦，困難再大，你也能應付自如；這一點點不足道的細事，很容易辦，怎麼竟把你難倒，弄得束手無策呢？說老實話，不是你沒本事，你太懶，太不動腦筋了。」接著，便一條一條地加以論證駁難，把塞萬提斯的顧慮一掃而空。當然，塞萬提斯的這位高明的朋友，不過是他的假托，是作者故弄狡獪，借別人的嘴巴說出自己想說的話。這種寫前言的方法，是很巧妙也很別緻的，讀來饒有韻致，不感枯燥。
《紅樓夢》的卷首沒有前言，甲戌本第一回前獨有的一篇《凡例》雖然帶有前言性質，但那不是曹雪芹所寫，不能完全代表作者的觀點。可是，《紅樓夢》第一回在交代故事緣起時，插入一段石頭和空空道人的對話，對《紅樓夢》的內容和作者的創作思想多所說明，完全可以當作前言來讀。而且在寫法上也是一問一答，空空道人提出問題，石頭加以解釋，和《堂吉訶德》的前言如出一轍。當然石頭也好，空空道人也好，都是作者信手虛擬人物，無非是故弄狡獪，使讀者增加閱讀的興味。石頭是作者自況，空空道人相當於塞萬提斯的那位朋友。但答問內容，《紅樓夢》作者即石頭站在正面，空空道人處於被駁難的地位；《堂吉訶德》相反，作者被駁難，他的那位朋友站在正面。塞萬提斯感到煩難的是，他的書沒有引證，沒有註釋，書前缺少按字母排列的參考作者的名表，同時也沒有達官顯貴的題詩。曹雪芹借空空道人的嘴提出的問題是：「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考；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只不過幾個異樣女子，或情或癡或小才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縱抄去，恐世人不愛看呢。」石頭針對空空道人的發問，一一作了回答，就像塞萬提斯的那位高明的朋友解除他的疑難一樣。塞萬提斯的朋友責怪他「太懶，太不動腦筋」，嘲笑他遇到一點點不足道的細事就束手無策；石頭則認為空空道人傻氣，說「我師何太癡耶」。不獨寫法，連語言、格調都何其相似！
至於在內容上，塞萬提斯通過他那位朋友的嘴，講出了一個重要的文學主張，就是：「描寫的時候摹仿真實，摹仿得愈親切，作品就愈好。」這是典型的現實主義文學主張，同時也是塞萬提斯寫作《堂吉訶德》的指導思想。我們知道，《堂吉訶德》這部具有世界意義的作品，主要通過主人公堂吉訶德和他的侍從桑丘的遊俠經歷，對十六至十七世紀初西班牙的社會現實，作了逼真的多方面的妙趣橫生的描寫，人物近七百個，包括貴族、僧侶、市民、地主、農民、兵士、商人、演員、理髮師、騾夫、牧羊人、強盜等，應有盡有，觸及到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道德、法律、習俗各個方面，充份揭示出西班牙社會面臨的重重矛盾和它的已經趨於衰落的歷史趨勢。在世界現實主義文學的歷史上，《堂吉訶德》佔有不可代替的位置。《紅樓夢》的現實主義藝術成就更是舉世皆知，它創造的具有鮮明個性的典型人物比《堂吉訶德》要多得多，反映的社會生活的畫面也極為廣闊。所以如此，不能不歸功於曹雪芹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和他的鮮明的現實主義文學主張。曹雪芹在第一回裡通過石頭的嘴說道：「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徒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者。」這和塞萬提斯提出的摹仿真實的文學主張完全相同，只不過曹雪芹作了進一步強調，認為在描寫的時候應該「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使人不容置辯。當空空道人說《紅樓夢》沒有朝代年紀可考時，石頭立即予以反駁，說：「歷來野史，皆蹈一轍，莫如我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別緻，不過只取其事體情理罷了，又何必拘拘於朝代年紀哉。」這也是作者在申明自己的現實主義文學主張。「取其事體情理」，實際上是要求作家反映生活要符合生活的邏輯，塑造人物性格要符合人物性格的邏輯。這樣來提出問題，使曹雪芹的現實主義文學主張更具體化同時也更理論化了。
《紅樓夢》的創作，在曹雪芹是有反對風行於清朝中葉的才子佳人小說的目的，因此他在第一回裡一再強調：「歷來野史，或訕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姦淫兇惡，不可勝數。更有一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污臭，屠毒筆墨，壞人子弟，又不可勝數。至若佳人才子等書，則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終不能不涉於淫濫，以致滿紙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己的那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擬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間撥亂，亦如劇中之小丑然。且環婢開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話。」對才子佳人小說的抨擊，是曹雪芹現實主義文學主張的另一個側面，他處處把《紅樓夢》和那些「胡牽亂扯，忽離忽遇，滿紙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紅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舊稿」對立起來，唯恐界限劃得不清。而塞萬提斯創作《堂吉訶德》，則是為了掃蕩西班牙當時盛行的騎士小說。作者在前言裡讓他那位朋友反覆申明：「你這部書是攻擊騎士小說的。」「你這部作品的宗旨不是要清除騎士小說在社會上、在群眾之間的聲望和影響嗎？那麼，你不必借用哲學家的格言、《聖經》的教訓、詩人捏造的故事、修辭學的演說、聖人的奇跡等等。」又說：「總而言之，你只管抱定宗旨，把騎士小說的那一套掃除乾淨。那種小說並沒有什麼基礎，可是厭惡的人雖多，喜歡的人更不少。你如能貫徹自己的宗旨，功勞就不小了。」而且在作品的故事情節行進當中，作者也借題發揮，用各種辦法嘲諷、揶揄、斥責騎士小說。最有代表性的是第六章：「神父和理髮師到我們這位奇情異想的紳士家，在他書房裡舉行有趣的大檢查。」塞萬提斯寫神父和理髮師趁堂吉訶德睡覺的時候，由主人的外甥女帶領，進到了他的書房，看見裡面有一百多部精裝的大書，還有不少小本子，全部都是當時流行的騎士小說。管家婆深知她的主人是由這些書所害，所以當即拿來了一盆聖水和一柄灑水的帚子，說：「學士先生，請您屋裡灑上聖水吧。別讓書裡哪一個魔術家窩藏下來作怪搗亂。咱們要把他們趕出人世呢，他們不會乖乖地依順。」然後神父、理髮師就一本一本地翻檢，翻出一本，扔到天井裡一本，準備燒掉。按照神父的意思，還可以有所選擇，略加區分，不一定全部判處死刑，堂吉訶德的外甥女說：「不行，對哪一本書都不能開恩，因為都有罪。」事實上，《堂吉訶德》出版以後，西班牙的騎士小說基本上銷聲匿跡了。
《紅樓夢》除第一回闡明作者的反對才子佳人小說的主張外，第五十四回還借賈母的口把這類陳腐舊套痛快淋漓地揭露一番。賈母說：「這些書都是一個套子，左不過是些佳人才子，最沒趣兒。把人家女兒說得那樣壞，還說是佳人，編的連影兒也沒有了。開口都是書香門第，父親不是尚書就是宰相，生一個小姐必是愛如珍寶。這小姐必是通文知禮，無所不曉，竟是個絕代佳人。只一見了一個清俊的男人，不管是親是友，便想起終身大事來，父母也忘了，書禮也忘了，鬼不成鬼，賊不成賊，那一點兒是佳人？便是滿腹文章，做出這些事來，也算不得佳人了。比如男人滿腹文章去做賊，難道那王法就說他是才子，就不入賊情一案不成？可知那編書的是自己塞了自己的嘴。再者，既說是世宦書香大家小姐都知禮讀書，連夫人都知書識禮，便是告老還家，自然這樣大家人口不少，奶母丫鬟伏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麼這些書上，凡有這樣的事，就只小姐和緊跟的一個丫鬟？你們白想想，那些人都是管什麼的，可是前言不搭後語不是？」賈母又說：「編這樣書的，有一等妒人家富貴，或有求不遂心，所以編出來污穢人家。再一等，他自己看了這些書看魔了，他也想一個佳人，所以編了出來取樂。何嘗他知道那世宦讀書家的道理！別說那書上那些世宦書禮大家，如今眼下真的，拿我們這中等人家說起，也沒有這樣的事，別說是那些大家子。可知是謅掉了下巴的話。」賈母這番破才子佳人小說陳腐舊套的話，比之《堂吉訶德》裡的神父、理髮師、管家婆和堂吉訶德的外甥女對騎士小說的攻擊，有過之而無不及。和《堂吉訶德》在西班牙文學史上的作用相似，《紅樓夢》傳世以後，那些陳陳相因的才子佳人小說便沒有什麼市場了。
《堂吉訶德》的前言裡，還有這樣的話：「你還須設法叫人家讀了你的故事，能解悶開心，快樂人愈加快樂，愚笨的人不覺厭倦，聰明的愛它新奇，正經的不認為無聊，謹小慎微的也不吝稱讚。」無獨有偶，《紅樓夢》第一回也引「作者自雲」說：「雖我未學，下筆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悅世之目，破人愁悶，不亦宜乎？」同時通過石頭的口說：「我這一段故事，也不願世人稱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悅檢讀，只願他們當那醉淫飽臥之時，或避世去愁之際，把此一玩，豈不省了些壽命筋力？」彷彿曹雪芹並不認為自己的書有多麼大的作用，在這點上，他也和塞萬提斯所見略同。當然這裡面有掩飾之詞，《紅樓夢》的反映封建社會現實的深度和它的反對傳統思想形態的批判力量，曹雪芹並非毫無所知，否則他也就不必寫下「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這樣的寓意深遠的詩句了。《堂吉訶德》的客觀意義，也比塞萬提斯的主觀創作意圖豐富得多、闊大得多、深遠得多。
《堂吉訶德》的藝術風格是輕鬆、具有諷刺意味，並富於傳奇性的。初讀這部作品，人們會認為這是一個荒唐可笑的遊俠故事，作者的態度也許並不十分認真。十七世紀的西班牙批評家瓦爾伽斯就說過：「塞萬提斯不學無術，不過倒是個才子，他是西班牙最逗笑的作家。」轉引自楊絳先生的《堂吉訶德》譯本序。據《堂吉訶德》的中文翻譯者楊絳先生說，英國是最早重視《堂吉訶德》的，但比較早的英國讀者也把堂吉訶德看作可笑的瘋子。顯然，這種看法對塞萬提斯和他的主人公是一種誤解。實際上，塞萬提斯的寫作態度是極其嚴肅的，他對自己的荒唐的主人公充滿了熱情。誠如楊絳先生所說：「塞萬提斯對他的笑不是冷冷的譏誚，而是溫暖的笑。他雖然在故事的開頭幾章把堂吉訶德作弄得很粗暴，他對這位瘋狂的騎士並沒有憎恨。他有時也微微的笑，好像是看透了堂吉訶德隱微之處而在笑他。可是不論大笑或微笑，都和同情交融在一起，分拆不開。」（見《堂吉訶德》中譯本楊序）。堂吉訶德的行為是可笑的，態度是嚴肅的，內心是真誠的。同樣，《紅樓夢》的主人公賈寶玉也有很多荒唐之處。他的吃女兒臉上的胭脂，閒了沒事跟鳥兒說話，聽劉姥姥講茗玉抽柴而神往，看齡官劃薔則發呆，以及每日裡「雜學旁搜」、「無事忙」，都說明他的言語行為不無荒唐的特點。正如寶玉出場時那首《西江月》詞所形容的：「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為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但賈寶玉的態度也是嚴肅的，內心尤其真誠。他對未婚女兒們的態度，開始有泛愛主義的傾向，後來隨著大觀園內外不斷發生人生的悲劇，自我意識逐漸覺醒，在戀愛觀上不獨意專，情也專了。賈寶玉未嘗不可以稱為大觀園中的一個「騎士」，只不過因環境的壓迫，他的主觀能動性發揮得不夠充份，最後反而為險惡的環境所埋葬。
曹雪芹寫作《紅樓夢》時的心境，遠沒有塞萬提斯寫作《堂吉訶德》時輕鬆，他的個人寄托太多，政治寓意太深，是飽含血淚進行創作的，因此寫出來的是沉重的人生和社會的大悲劇。而塞萬提斯，在寫作時則比較超脫，很多地方有意開當時西班牙社會的玩笑。《堂吉訶德》也是悲劇，但喜劇乃至鬧劇的因素很多，在這點上，《紅樓夢》與它迥然有別。就作者對作品主人公的態度而言，《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和《堂吉訶德》的作者塞萬提斯，則又殊途同歸，他們都對自己的主人公寄寓極大的熱情，即使描摹人物的荒唐舉動，有所嘲諷，但同時也流露著作者的拳拳之愛。他們不惜讓自己的主人公做他們自己明知做不到的事情，這又使得《紅樓夢》和《堂吉訶德》兩部作品在真實的描寫現實的同時，都寄寓著作者的理想成份。
《堂吉訶德》和《紅樓夢》所以會有這些相同和相通之處，一個重要原因，是由於塞萬提斯和曹雪芹各自生活的時代環境，從人類歷史發展的大輪廓來說，不無共同點。塞萬提斯生於公元1547年，卒於公元1616年，正當西班牙社會由強盛走向衰落的歷史時期，如同馬克思在《革命的西班牙》一文中所說：「西班牙的自由在刀劍的鏗鏘聲中，在黃金的急流中，在宗教裁判所火刑的凶焰中消失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461頁）。 但人民群眾的反抗教會、反對專制統治的鬥爭並沒停止，由於文藝復興的影響，反而在十六世紀初開始形成一股人文主義的文學思潮，《堂吉訶德》就是這股文學思潮的代表作。《紅樓夢》的出現，也是在清王朝的由盛而衰的轉折時期，作品的基本思想和明中葉以來開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有著內在的聯繫，也體現了一定的人文主義思想。同處於歷史的轉折時期，代表著共同的文學思潮，這是這兩部文學名著在思想上和藝術表現上有相同之處的根本原因。當然，兩位偉大作家的生活經歷也有一些共同點，他們都飽經風霜，歷盡坎坷，對人生的理解比一般人要深刻得多。塞萬提斯是一個窮醫生的兒子，很早就投入西班牙駐意大利的軍隊，曾多次負傷，後來又被俘，靠親友贖身才得以回國。《堂吉訶德》是他在獄中開始寫作的，作品剛出版時在社會上並沒有什麼影響，甚至當塞萬提斯於1616年4月23日去世時， 他葬於何處也不為世人所知。曹雪芹的處境則更加悲慘，雖生於榮華，但被抄過家，晚年飄零，貧居北京西郊，食不果腹，在「舉家食粥酒常賒」的境況下，時斷時續地創作《紅樓夢》，「書未成」，便被貧病奪去了生命，真可謂「千古文章未盡才」。《堂吉訶德》和《紅樓夢》在寫法上和反映生活的深度上有某些相似之處，可能也和他們的作者的相似的經歷有關吧。
我們把《堂吉訶德》的前言和《紅樓夢》第一回加以比較，並不是想以此證明這兩部世界文學名著具有同等的思想高度和藝術成就，更不是說它們描寫的社會生活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質和內容。而是通過比較寫法的異同，希望從中探尋出某些共同性的創作規律來。人類對藝術的創生能力，特別是藝術創造的心理活動，往往異地相契、異時而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