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非學術
最近，拜讀了王文元先生發表在《汕頭大學學報》上的《紅樓夢研究的現狀與問題——兼論紅學非學術》。王先生指出：紅學研究存在種種問題，紅學不是學術，紅學研究應納入文學評論之中；紅學不是顯學，也不應該成為顯學；《紅樓夢》是中國諸多優秀古典文學作品中的一部，應該以平和的心態對待它。１
應該說，王先生指出的「紅學研究存在種種問題」、「紅學研究應納入文學評論之中」以及「應該以平和的心態對待《紅樓夢》」等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王先生認為「紅學非學術」、「紅學非顯學」卻並不妥當。當前，在惡搞、解構紅學已氾濫成災，一定程度上混淆了視聽，影響了《紅樓夢》研究正當開展的背景下，很有必要就「紅學非學術」、「紅學非顯學」以及對待《紅樓夢》研究的態度等問題，向王先生求教。
紅學不是學術？
我們在討論紅學是否是學術的時候，必須對「紅學」、「學術」有一個相對一致的看法，否則就沒了討論的平台。
關於「紅學」，《紅樓夢大辭典》指出：「紅學，是指研究《紅樓夢》的學問，它包括研究《紅樓夢》的思想意義、藝術價值、創作經驗，作者曹雪芹的生平家世，《紅樓夢》的版本、探佚、脂評，等等。也有人認為，紅學研究的範圍是指曹學、版本學、探佚學和脂學，與對《紅樓夢》自身的研究無關。這種意見沒有得到廣泛贊同。」２辭典提供了兩種解釋，一種是大部分人比較認可的解釋，另一種是少數專家提出的觀點。不知道王先生同意哪一種觀點，還是另有創見？就王先生的行文看，王先生是將紅學定位為研究《紅樓夢》的學問的。大家知道，紅學研究的範圍比較廣，只要和《紅樓夢》相關，有助於人們理解、欣賞、評價《紅樓夢》的，都可歸入其中。比如對紅學的反思文章以及論述紅學史研究的文章，就當然地屬於紅學——這有《紅樓夢學刊》中刊載的大量的紅學反思文章為證，陳維昭先生著的《紅學通史》也將紅學反思和紅學史研究類的文章劃入紅學範疇。如果王先生承認這一點，那麼王先生本人寫的這篇文章就是紅學反思文章，仍然屬於紅學，不知道先生的這一篇論文是否算學術文章。如果算，那又如何否定紅學的學術性呢？
關於「學術」，《現代漢語詞典》解釋為「有系統的、較專門的學問」３。顯然，紅學是以研究《紅樓夢》文本為核心的、與《紅樓夢》相關的專門學問，而且經梳理，各種紅學知識可以較為清晰地歸入其中的某一類別，這從《紅樓夢大辭典》編排系統可以發現這一點，可以說紅學知識已經較為系統化了。因此，紅學符合「學術」的定義要求，完全可以稱為「學術」。當然，王先生更關注的是這紅學的「學」的科學性如何。在王先生看來，既是學術，則必須做到三點：一是真實，二是答案唯一，三是正確。
應該說這三條是對紅學研究中的事實還原領域的基本要求。事實上，紅學考證孜孜以求的就是努力做到這些。當然，由於人們對相關材料的理解、認識角度不同，也由於相關材料還不足以達成共識，因此，對有些問題的認識可能還存在分歧。但這並不能否定大家求真的努力——個別只圖製造轟動效應的研究者除外。
但是，在紅學研究的意義闡釋領域，我們就不能簡單地以此作為要求。比如，要求「答案唯一」就不適合。原因是「人文科學不是要提供一個定論性的、唯一的排它性的答案，而是要依據人類不同時代所面對的變化發展了的環境與條件，作出新的與時代需要相吻合的重新解釋與說明。……人文科學是一種對人生意義和生活持寬容態度的、允許不同的人們對人生不同理解和選擇的開放性的科學」４。因此在意義闡釋領域，由於視角、立場、背景不同，人們對某一對像研究，結論不盡相同，甚至完全相反，是完全可以存在的，我們不必因為其結論不一，就否定其科學性。而且任何「科學」的結論，都是相對的，不可能是絕對的。一些觀點在某一階段看可能有一定科學性，但隨著人們認識水平的提高，可能還有更為妥當的看法。可見，科學性也只是相對的。再說，現代接受美學也表明，人們對文本的解讀，可以是多元的。因此，對一個問題存在多種看法，是容許存在的。
王先生引「《易》無達占」來嘲笑紅學無定見，認為紅學非學術５。所引既不全面，也不科學。董仲舒說的是：「所聞『《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天。」６可見在儒學大師那裡已經很通達地認識到，不僅哲學的《易》「無達占」，而且文學的《詩》「無達詁」，史學的《春秋》「無達辭」。文史哲都存在無定見現象。看來自古皆然，並不希奇，但人們並沒有因此否定易學、詩學和史學的學術性。倒是王先生不引「《詩》無達詁」和「《春秋》無達辭」，似乎有蒙蔽讀者之嫌。
所謂「《詩》無達詁」，指「作者用一致之思，讀者各以其情而自得」７，即清末詞人譚獻所說的「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８，清人張書紳所說的「以一人讀之，則是一人為一部《西遊記》；以士農工商、三教九流、諸子百家各自讀之，各自有一部《西遊記》」９。事實也是如此，不獨《紅樓夢》研究存在著這一現象，其他的古典文學名著研究也存在著諸多無定見現象，存在著多元認識。我們又怎能因此就簡單地說它們不「學術」呢？
王先生為消解紅學的學術性，說：「在某種意義上說，研究紅學是在續寫《紅樓夢》，是『小說創作』之繼續。這不正說明『紅學』非學術嗎？」十如此認識，令人哭笑不得，小說續寫的意思是學術研究？抑或學術研究的意思是小說續寫？只聽說逍遙子的《後紅樓夢》、秦子忱的《續紅樓夢》、蘭皋居士的《綺樓重夢》、海圃主人《續紅樓夢》等等是續寫《紅樓夢》而成的，還沒有聽說過胡適的《紅樓夢考證》是《紅樓夢》的續寫。如此將用抽像思維寫成的學術研究文章當作小說續寫作品，來否定紅學的學術性，恐怕沒有什麼說服力。
王先生否定紅學的學術性，主要原因在於紅學研究中存在著諸多問題。他認為紅學三大派都存在問題，如紅學離不開附會，就是紅學研究代表人物馮其庸、周汝昌的一些代表性的觀點也經不起推敲等等。他說：
「紅學家」不會不明白考證是怎麼回事，所以近年「考據派」、「索引派（當為索隱派——引者注，下同）」一直遭受「紅學界」的批評，「索引派」被譏諷為「笨伯猜謎，附會大家」。按照王國維的思路，研究分析《紅樓夢》的內容、藝術風格與思想性，固然比考證、索引好，然而即使這樣做，也不能謂之「紅學」，更不該將其升格為「顯學」。紒紜矠
應該說，紅學家對考證、索隱提出批評，並沒有否定紅學的意思。相反，倒是讓人們看到紅學家們的自省精神，反映了紅學家們的學術良知。
王先生問「考證或變相考證一部小說究竟有什麼意義呢」紒紝矠？對王先生這樣的博學鴻儒來說，考證也許是沒必要——但我疑心王先生對紅學知識瞭解得那麼多，恐怕還是看了相關考證論文才知道的——王先生自己就說他「所收羅到的紅學考證書（與長文）已逾三百種」紒紞矠。一部小說之所以需要那麼多的考證，那還不是因為《紅樓夢》博大精深，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小說，文本中有諸多問題需要多方考證才能搞清楚；加之，從知人論世的角度看，需要瞭解作家的相關身世，而作家的身世又十分複雜，自然需要考證一番；《紅樓夢》的版本、評批也很複雜，也需要考證才能弄清真相。紅學考證為讀者讀懂《紅樓夢》、更好的欣賞《紅樓夢》作出了貢獻。至於王先生說考證者只是「為飯碗而忙碌」、「為稻糧謀」，沒有帶來社會效益紒紟矠，恐怕不太妥當，至少是不全面。考證作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手段，不可能帶來直接的、功利的效益，帶來的只能是長遠的、非功利的效益，因此，用世俗的、物質化的標準來衡量紅學考證是不妥當的。另外，王先生還通過清朝考據學繁榮與當年乾隆大力提倡有關，認為考據為的是轉移學界視線，來暗示紅學家疏遠現實，紅學家「惟利是圖」紒紡矠，似乎也很不當。清朝考據學的興盛出現於「避席畏聞文字獄」的時代，說那時的著述者「著書都為稻糧謀」也許是現實寫照。而１９４９年之後的學術考證與此情況可能恰恰相反，像王先生這樣的博雅之士似乎應該知道，其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是「避席畏聞考證學」的，能夠放心大膽地進行紅學考證，恰恰是一個開明時代來臨的表徵，「著書亦為讀者謀」的體現。
紅學中確實存在著附會現象。但「附會」主要是索隱文章存在的問題。比如劉心武先生的「秦學」，穿鑿附會得讓人忍俊不禁。就是對索隱，我們也應抱著知人論世的態度，基於「瞭解之同情」，從學術源流看，不過是對我國傳統學術中的今文學研究方法的繼承。加之曹雪芹自己說：「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撰此《石頭記》一書也。」紒綷矠其中隱去的真事究竟是什麼？作者沒有點明，所以引得後世一大批學者去索隱，比如蔡元培。對索隱這種文字遊戲，這種錯誤的學術方式，我們不必大動干戈，認為它如何地大逆不道。只須在此類錯誤一出現時，就及時地加以批駁，讓人們及時地瞭解事實的真相就行了，而不必待其長成毒瘤後再興師動眾，與之費神勞力。
至於炒熟飯現象，一方面是一些研究者不瞭解紅學研究歷史，不瞭解紅學研究成果，因而老調重彈。這種現象隨著學術規範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將大為減少。另一方面，也是作為人文學科的特點所決定的，人文學科探究的是一種關於人類存在的終極關懷問題，不同時代的人們都要面對這一問題，都要追問這一問題，因而「人文學科似乎總在重複著舊的話題老調重彈，以至於常常有人認為今日的人文科學家似乎並不比兩千年前的聖賢聖哲們有什麼更先進之處。……但你不能簡單地因此就說人文科學是一種沒有進步發展的科學，因為你不能用自然科學的進步發展模式來判斷人文科學的進步與發展問題」紒紤矠。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紅學研究，包括其他人文學科研究，存在一定的重複研究是可以理解的。當然，允許適當的重複研究，即對一個話題可以作重新解讀，並不是說可以重複抄襲。陳維昭先生就對９０年代以來出現的一些陳詞濫調現象提出批評，認為這「不僅以其自身的平庸而令人反感，而且也使人們對整個紅學產生了反感」紒紮矠。但要說明的是，這種重複研究現象並非主流，認真讀讀《紅樓夢學刊》上的文章，就可以得出適宜的結論。因此，王先生認為批評派只會翻來覆去分析什麼主題、性格、創作手法，沒有新意紒紦矠，很不妥當。
對批評派紅學的紅學觀點，王先生採用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方法，擺出考證派大師馮其庸、周汝昌的觀點（這本身就是一種批評錯位，應該對批評派的文章進行批判，比如何其芳、蔣和森、王蒙的文章。當然，也可能是運用擒賊先擒王的策略，打倒了馮、周，其他的紅學家也就得乖乖投降了），證明他們所說的《紅樓夢》是中華民族文化的代表沒道理，馮其庸所說的有反封建思想不正確。
針對馮其庸所說的「《紅樓夢》是我國悠久的傳統文化、思想和藝術的高度綜合和結晶，從《紅樓夢》的時代來說，這部書既是對傳統文化思想藝術的繼承，又是對它的飛躍和發展」紓紛矠批評說：「與唐詩宋詞相比，《紅樓夢》中的詩詞充其量只能算是三流……至於思想，《紅樓夢》恰與儒家正統思想反對，……難以找到『中國傳統』的正統思想。」紓紜矠針對周汝昌認為《紅樓夢》擁有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特點特色批評說：「賈寶玉、林黛玉都是儒家文化的叛逆，……無法讀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特點特色。」紓紝矠對此，我認為，一、正如王先生自己認為的「《紅樓夢》確實蘊含傳統文化」，而且傳統文化含量豐厚，這恐怕是不爭的事實。二、《紅樓夢》對待儒家文化的態度很複雜，既有認同，也有否定。認同方面，正如張畢來先生所說：賈府不存在反儒反孔的思想傳統紓紞矠，林黛玉的思想中也沒有什麼反孔反儒的成分紓紟矠。賈寶玉不願中舉做官，但對「四書」和孔孟程朱畢恭畢敬紓紡矠，他所反對的是八股文章，「說這原非聖賢之制撰，焉能闡發聖賢之奧，不過是後人餌名釣祿之階」紓綷矠。劉敬圻先生進一步指出寶玉推重四書，景仰孔聖及儒家楷模，強調大觀園題詞必須頌聖，認為朝廷受之於天，要為君父生色，一戲一笑，也該稱頌，批文死諫、武死戰不過是以更加維護朝廷的角度來批文武之死的。至於對儒家的孝，寶玉也是恪守的，可見以宗法觀念為根基的儒家倫理精神已經滲入到賈寶玉生命本體中去了。因此，劉先生得出結論說：「在閱讀中，在感覺上，在通常情況下，總認為賈寶玉與儒家文化傳統最為疏遠，可一旦走出感覺的誤區，一旦把人物整個地還原到文本之中，一旦在比較研究中進行觀照，則發現賈寶玉恰恰與儒家文化傳統的關係最為親近。」紓紤矠由此可見，王先生認為的「怎麼也讀不出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的正統思想」的說法不科學。當然，有肯定，並不是說寶玉就完全臣服於儒家觀念，比如「修齊治平的價值系統已失去了對他的感召力與約束功能」，「尊重人與尊重個性已成為思維定勢與行為慣性」紓紮矠。因此，王先生的批駁沒有說服力。三，王先生將《紅樓夢》詩詞與唐詩宋詞相比，這本身就有點不倫不類，理由是沒有可比性，因為小說人物的詩歌應按照小說人物的身份、教養寫，其水平不可能一樣。合理的做法是，王先生應該找出曹雪芹本人的詩歌來和唐詩宋詞作比較，或者拿唐傳奇、宋話本中的詩歌來與《紅樓夢》中的詩歌作比較。
至於對馮先生認為的「《紅樓夢》這部書不僅是對兩千年來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社會（包括它的意識形態）的一個總批判，而且它還閃耀著新時代的一線曙光，它既是一曲行將沒落的封建社會的輓歌，也是一首必將到來的新時代的晨曲」紓紦矠，王先生不是針對小說，不是針對馮先生提出的論據作批評，而是採取釜底抽薪的辦法，一是認為「《紅樓夢》所處的時代與『封建社會』風馬牛不相及。中國的封建制早在公元前２２１年就壽終正寢了」，「中國封建社會已經死亡兩千年了，那裡有死兩千年才為死者寫輓歌的？！」二是「作者沒有能力對其進行『總批判』，『總批判者』的頭銜應該戴在胡適的頭上」純紛矠。
關於第一點，關涉到對封建、封建制度的理解。在《辭海》中，「封建」指：１、「封國土，建諸侯」；２、即封建制度；３、指與封建制度相聯繫的。純紜矠顯然，王先生關於「封建」的意思用的是第一義項，沒有考慮其他義項，這是不妥的。
「封建」本是我國古代所固有的詞語，而「封建制度」卻有譯介外來語所具有的特定涵義。我國古代的「封建」是「封土建國」的簡稱，一般認為「封建」自周公始，在秦以後被郡縣制所代替，「封建」的原有意義已發生了變化。關於「封建制度」，《辭海》解釋為：以封建地主佔有土地剝削農民（或農奴）剩餘勞動為基礎的社會制度。純紝矠由此可見，「封建」可以解釋為封建制度，而封建制度不宜解釋為「封建」，換句話說，封建制度不是「封土建國」。因此，說封建社會已經在兩千多年前就完結了，恐怕與史學界的基本共識不符。關於封建社會終結於何時，大家的基本共識是終於１８４０年鴉片戰爭。所以，王先生的這種釜底抽薪法不能讓人信服。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國封建社會結束於何時不可以探討，比如最近就有人提出恢復「封建」的本義，認為我國封建社會結束於秦統一，秦統一後的社會形態用「宗法地主專制社會」來指稱純紞矠。但是此時的「封建社會」已與馮其庸先生所說的「封建社會」不是一個概念了。作為批評文章，必須建立在尊重對方立場的視點上，建立在大多數人的共識基礎上，使討論有一個公共平台。否則，討論就失去了意義。
關於第二點，曹雪芹沒有給我們留下什麼社會批評、文化批評方面的論文，我們無法找到他關於對封建社會的直接批判文章。但是，這並不能說曹雪芹就「沒有能力對其進行『總批判』」，因為批判的武器可以是論文，也可以是形象化的作品，比如小說。
另外，王先生對一些紅學家比較贊同的賈寶玉、林黛玉所走的人生道路進行了冷嘲熱諷，認為這是今人不能走的道路，人們要是都像賈寶玉那樣不讀聖賢書，傳統文化早就斷香火了。純紟矠首先要澄清的是，寶玉並非不讀聖賢書，只是不喜讀後人杜撰的「聖賢書」而已；其次，王先生將藝術理解與世俗生活同一化了，如此功利化的讀解恐怕並不科學。比如，我們儘管十分欣賞斷臂維納斯，在生活中卻不能像維納斯那樣也來個斷臂。
王先生還認為紅樓夢研究應該歸入文學評論，莫非這樣就可以解決「紅學非學術」問題了？其實這本身就是一個悖論：文學評論是不是學術研究？如果文學評論是，那又怎麼能說明研究《紅樓夢》的學問——紅學不是學術？
因此，將「學術」概念狹隘化，簡單地以答案是否唯一，粗暴地以《紅樓夢》研究存在問題來解構「紅學是學術」的觀點是不當的。
紅學不是顯學？
本來，《紅樓夢》的研究史已經證明了紅學是學術，是顯學，無須置喙。但王先生說不是，對一些學者認為紅學與甲骨學、敦煌學並列為２０世紀三大顯學很是不滿，認為紅學熱是「人為加溫造成的」，是現代性迫使中國人的審美興趣「由雅變俗」造成的，它致使《紅樓夢》「成為俗文人的追逐對像」，被用來「填補空虛的心靈」，《紅樓夢》研究被「請上學術殿堂的高階，將其『金玉其外』，造成學術繁榮假象，一方面遮掩無聊文人的偃蹇狹陋與喜新厭舊的浮躁心理，另一方面無需勞神，通過炒《紅樓夢》冷飯而將自己留名於中國文學史」純紡矠。
第二，他認為「英國可以有『莎學』，中國不該有『紅學』」，一是因為莎士比亞作品後人難以理解，需要研究，「莎學從來沒有鑽進考證索引與重複評論的死胡同，也沒有自詡為『顯學』」。二是莎士比亞是英國第一文豪，適當讚美甚至神化可以理解；曹雪芹不同，「他在中國文學史上進不了前十名」。其三，英國文學史簡單，以小說類作品為主（莎士比亞戲劇應算作小說），誰的小說寫得好誰就可以坐第一把交椅。「隨著『紅學』的走紅，詩詞歌賦已漸漸被國人遺忘，……中國古典文學將徹底斷其統續。」純綷矠
第三，中國文學寶庫中，有無數優秀的作品，「何必一棵樹吊死，貴其一而賤其餘，強分伯仲叔季而徒心血耗乎」純紤矠？
針對王先生的上述三條理由，我們先談第三條：為何《紅樓夢》能以一書名學，而其他作家的作品為何不能？這是不是不公正？其實這一點，劉夢溪先生在他的《紅樓夢與百年中國》中，就以專章形式作了詳盡回答。劉先生指出：一是《紅樓夢》自身特點決定的，它具有反映時代的深刻性、思想內容的豐富性、藝術表現手法的多樣性和成書過程的複雜性等，可以為研究者提供廣闊的研究天地。二是考據學引入《紅樓夢》研究，促成了紅學成為一門專學。三是「五四」以來出現了一批深孚眾望的畢生以研究《紅樓夢》為業的學者。四是紅學具有超學科的特點，不僅具有重要的文學價值，而且還具有深厚的歷史價值，不同專業的學者都可以切入紅學研究。五是《紅樓夢》在中國古典文學裡面是最具有典範意義的作品；《紅樓夢》是綜合藝術，集中表現了中國文學和中國藝術以及中國文化的主要特徵，對此加以研究，對瞭解本民族文藝學的特性，建設中國文藝學大有好處。純紮矠
再談第二點：「英國可以有『莎學』，中國不該有『紅學』。」王先生所舉理由很不充分。一是莎士比亞作品難懂，《紅樓夢》也不太好懂，《紅樓夢》畢竟是帶有文言色彩的古白話小說，和普通話還有一定距離，加之涉及的知識面廣，現在一般的青年人能一遍看懂的實在是少。這就需要研究。莎學的複雜性一點也不比紅學簡單，比如，是否真有莎士比亞其人，作品是真是偽，莎士比亞和英皇室是否有隱情等等，有考證，有附會，有索隱，也有一大筆說不清道不明的糊塗帳；莎學是世界性的學問，紅學也是。儘管莎學可能沒有被稱作顯學，但誰也沒辦法否定其顯學地位。二是王先生認為曹雪芹進不了前十名，和《紅樓夢》同樣偉大的文學作品不下二十部純紦矠，沒有統計意義，也沒有得到廣大學者的認同，只能是自言自語。所以想以此來否定紅學研究價值是沒道理的，想以此來證明紅學不能和莎學相提並論也沒有學理依據。王先生的第三條依據更顯荒謬，莎士比亞的戲劇是小說？把兩種不同的文體混為一談，恐怕很難讓人認同。
關於第一點，紅學熱的問題。首先王先生在這裡不是說理，而是在漫罵、詆毀了：什麼研究《紅樓夢》是「俗文人」，什麼「填補空虛的心靈」，「什麼『金玉其外』」，「遮掩無聊文人的偃蹇狹陋與喜新厭舊的浮躁心理」等等。最滑稽的是，王先生在最後又說，他「不否定《紅樓夢》研究者」，並列舉出了王國維、馮其庸、周汝昌和王蒙四位大家。除了這四位，莫非其他的紅學研究者就是俗文人、無聊文人了？難道王國維、馮其庸、周汝昌和王蒙的《紅樓夢》研究不是紅學？如果是，那又如何判定他們的學術性？其次，王先生似乎還適應不了文化變遷，古代詩歌是高雅的，但畢竟是聖化社會的正宗文學。自明中葉開始，我國已經開始向世俗化社會轉型，儘管這一轉型到現在還沒有徹底完成。文學的樣式隨之有了巨大變化，人們的審美趣味也發生了變化，我們有什麼必要必須抱殘守缺，死守傳統一成不變呢？何況《紅樓夢》作為一部集大成之作，充滿著詩意，充滿著哲理，並不粗鄙呢？第三，紅學熱的出現並非完全人為造成的，也不是最近幾十年才出現的。自《紅樓夢》誕生後就曾出現一浪又一浪的紅學熱潮。「開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也枉然」紕紛矠並不是現在才有，「不談新學談紅學，誰似蝸廬考索多」紕紜矠，正是當年紅學熱的寫照。
至於王先生說的「隨著『紅學』的走紅……中國古典文學將徹底斷其統續」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用俗語說，就是「不會睡覺怪床歪」。古典文學是否斷其統續，關鍵在於古典文學是否能夠適應當代社會生活需要，在於國家重視與否，在於中小學語文課程建設以及高校中文教學質量如何，與紅學興盛不是呈反比關係——相反，要是人人真能讀懂《紅樓夢》，搞清楚《紅樓夢》中有關詩詞歌賦的來龍去脈，搞清楚《紅樓夢》中引用到的古典文學作品及相關文學大家的作品，我堅信，古典文學會「綿綿無絕期」的。再說，《紅樓夢》本身就是古典文學作品之一呵。
寫到這裡，還忘了交代「顯學」的意思，據《辭海》，指的是「著名的學說、學派」紕紝矠。顯然，紅學是合乎上述定義的。在《紅樓夢》研究中，稍有風吹草動，無論其觀點正確與否，都很容易引起國人廣泛關注。比如王先生的觀點，就很新奇，也沒有什麼人要故意炒作——相信王先生本人也懷著學術良知，沒有自我炒作之意，卻很快就引起了《人大複印資料》紕紞矠和《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紕紟矠這樣權威雜誌的關注，並加以轉載、摘登，這大概也從一個側面可以說明，紅學作為顯學，不須炒作，她自來紅，是自然紅，而不是蘇丹紅。
正確對待紅學研究
王先生之所以有上述偏見，恐怕與王先生對待《紅樓夢》、紅學以及研究者的態度有關。
對待《紅樓夢》，儘管王先生說「應該以平和的心態對待」，卻又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紅樓夢》的價值。過分神化《紅樓夢》固然不妥，因為這可能使我們對其中存在的問題視而不見，但過分低估《紅樓夢》的成就，恐怕更是不當。
對待研究者的態度，一方面，王先生說：「我反對給予幹這個行當的人以過高評價，讓做著一般事情的人洋洋得意到以為自己在做一種偉業。」紕紡矠此話令人激賞。因為無論是多麼著名、重要的學科，如果研究者做不出什麼業績來，人們也不會把他當回事兒。因此，搞紅學研究的不必拉大旗作虎皮，自認為高人一等。但是，另一方面，王先生有時又情不自禁地稱《紅樓夢》研究者是「俗文人」、「無聊文人」，似有不妥。因為我可以不同意他的觀點，但不能不尊重他的人格。當然，這不是說，因為要尊重他，就不能批評他的觀點。
對紅學研究中存在問題，王先生提出批評意見，值得歡迎。但是，如果將這種不滿上升到否定一切，上升到否定紅學的學術性，否定紅學的顯學地位，似乎不妥。紅學研究歷經２５０年，成果豐碩，我們不能兩眼漆黑，只見問題，不見成績。確實，紅學作為一門學科，其自身的研究體系尚未完全建立。比如談起紅學，僅僅是列舉式地談到紅學的研究範圍，掛一漏萬，顯然是不妥當的。因為我們要問的是：紅學的本體論究竟是什麼？紅學研究的價值論呢？方法論呢？範疇論？外延論？規範論？評價標準論？等等。比如目前對紅學研究的學術規範問題，似乎還只是泛泛而談，並沒有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視。如引用別人的觀點或對批評到的觀點不加註明，令人摸不著頭腦的現象就時有出現。因此，很難說紅學體系已經完全建立起來了。但我們不應因此就認為紅學非學術。作為研究者，應該進一步探討出現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並進而探討、建立、完善紅學本體理論，使之在健康軌道上發展。這才是科學的研究態度。
對研究成果的使用價值，王先生抱著功利態度，恐怕不妥。其實，紅學研究成果只要能有助於人們弄清真相，有助於對《紅樓夢》正確讀解即可。我們應該以審美的、非功利的心態來對待紅學研究成果，不能以立竿見影的功利心態來看待紅學成果。
在對待曹雪芹問題上，把曹雪芹捧得太高，看不到曹雪芹身上存在的問題固然不妥，但一下子又認為曹雪芹還不夠偉大，毫無理由地將其開除出前十名之外，恐怕也是不當的。
在對待紅學前景的態度上，王先生對紅學前景並不看好，認為「《紅樓夢》已經評了一二百年了，話差不多已說盡，繼續評下去斷難再出彩章」紕綷矠。關於紅學研究前景如何，陳維昭先生曾解釋說：「關於《紅樓夢》的事實還原（實證）領域的研究，是一種常規性的研究，如果有新的材料出現，這一類的研究將會有明顯性的進展。至於意義闡釋領域，其研究方向將是如何的，這卻不是《紅樓夢》本身所能決定的。意義闡釋行為在本質上是一種視界融合，《紅樓夢》的意義永遠處於『待釋』（等待闡釋）的狀態之中，它等待著另一視界的出現。至於另一視界能否出現，另一視界的價值如何，則不是任何人所能夠預知的。但我們可以預料的則是，《紅樓夢》的意義闡釋所等待的將是未來時代的主潮。」紕紤矠這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否定王先生的論斷。因之，我贊成馮其庸先生曾滿懷豪情所賦的詩句：「大哉紅樓夢，再論一千年。」
要之，王先生認為「紅學不是學術」、「紅學不是顯學」的觀點是不妥當的，也是與事實不相符的。其影響可能也是不好的。「惡搞」、解構紅學對學術發展並無益處。我們應正確對待紅學中存在的問題，以平和的心態對待紅學研究，使其始終在健康的軌道上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