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三十年
我國建國三十年來，各條戰線取得了巨大成績，同時也經歷了艱難和曲折。我們有許多可供總結的正反兩方面的寶貴經驗。只有認真地正確地總結這些經驗，我們的事業才能更好的前進。《紅樓夢》研究作為學術文化戰線上的一個具體學科，三十年來同樣走過了曲折的道路，這方面的經驗也值得總結。
《紅樓夢》與我們民族的關係太密切也太特殊了。如果沒有了《紅樓夢》，對我們歷史悠久的民族文化來說，將是怎樣的一種缺陷啊!《紅樓夢》的問世，雖然是在已經進入封建社會末期的十八世紀中葉，這以前，我們的民族早經創造了光輝燦爛的古代文化，湧現出不少對民族文化藝術作出寶貴貢獻的偉大作家；但無可否認，《紅樓夢》一經出現，就與我們的民族結下了不解之緣，成為我們民族文化的象徵，它向全世界證實——中華民族的文學藝術的水準在時代允許的條件下，能夠達到怎樣的高度。
《紅樓夢》研究成為一種專門的學問——紅學１，開始於清朝的光緒年間，但《紅樓夢》廣為流傳和引起人們研究的興趣，乾嘉時期就開始了２，那時距離《紅樓夢》問世不過幾十年。此後，二百多年來，閱讀和研究《紅樓夢》蔚為風氣，致有「開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也枉然」的諺語流傳，各個時期出現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棟３，歷久而不衰。全國解放後，由於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是繼批判電影《武訓傳》之後的一次重大的文藝思想鬥爭，使《紅樓夢》這部作品格外引人注目，紅學成了最熱門的學問，每年都有大量的研究論文發表４，甚至當「四人幫」推行法西斯文化專制主義、學術文化慘遭荼毒的黑暗時刻，還一度出現了百學俱廢唯獨紅學「勃興」的畸形局面。應當怎樣看待這種歷史現象呢?對建國以來《紅樓夢》研究的進展狀況、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問題，應當怎樣估計?本文擬作一些初步的考察和探討。
一
《紅樓夢》在全國解放後很快受到重視，不是偶然的。我國革命是在一個歷史悠久、文化發達的文明國度裡進行的，黨的領導者特別是毛澤東同志，對歷史文化遺產始終給予高度重視，早在民主革命時期就規定了批判地繼承一切優秀的文化藝術遺產的正確的方針政策。這一政策，使得即使在炮火紛飛的戰爭年代，許多文物古跡得到了妥善的保存。奪取全國政權以後，我們也沒有犯民族虛無主義的錯誤，和蘇聯不同，沒有出現拉普派５。一九五一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根據毛澤東同志提出的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發出了《關於戲曲改革工作的指示》，這一重要文件是周總理親自簽發的。同時，人民出版機關整理出版了一批優秀的古典文學作品，《紅樓夢》就在其中。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作家出版社整理出版的新版《紅樓夢》印行九萬冊，贏得了空前廣泛的讀者群，受到了新的欣賞藝術的公眾的歡迎。
但是，怎樣認識《紅樓夢》的思想意義和藝術價值，如何把古代的藝術珍品變成新的歷史時期的群眾所能夠接受的寶貴財富，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當時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占統治地位的，是胡適派主觀唯心論的研究方法，他們用實用主義的哲學代替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的方法，古代作家和作品的進步性常常被加以扭曲乃至抹煞。新版《紅樓夢》整理出版的同時，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出版了６，隨後他又發表了《紅樓夢簡論》７。這些論著對幫助向讀者介紹《紅樓夢》，是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的，但它不能給讀者以正確的觀點和方法。讀者希望正確理解《紅樓夢》的思想內容和客觀上還沒有正確闡釋?《紅樓夢》的著作，這兩者之間發生了矛盾。李希凡、藍翎批評俞平伯的文章８，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應運而生的。正如馬克思所說：「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９李、藍文章的產生，有其歷史的必然性。他們尖銳地指出了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的觀點和方法存在著四個方面的主要問題：一是簡單地把《紅樓夢》當作作者「感歎身世」的「情場懺悔」的自傳，從而否定了它對封建社會進行全面解剖的典型概括意義，二是提出「釵黛合一」論，抹煞《紅樓夢》鮮明的反封建的思想傾向；三是認為《紅樓夢》是「怨而不怒」的作品，它的主要觀念是「色空」；四是在論述《紅樓夢》和傳統文學的關係時，進行簡單比附，否定了《紅樓夢》的獨創性。這些批評是嚴肅而中肯的，雖然批評的是《紅樓夢》研究中的錯誤觀點，但對整個古典文學研究來說，具有普遍意義，實際上是對資產階級治學方法的一次衝擊。而且，李希凡、藍翎在進行批評的時候，並沒有完全抹煞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勞績，《評〈紅樓夢研究〉》一文特意列舉了俞平伯在考證方面所作的貢獻，指出「這些屬於考證學範疇的成績，都是俞平伯先生三十年來最可珍貴的勞動成果，對於《紅樓夢》的讀者是有很大幫助的」；《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的結尾處也說：「所有的舊紅學家們，一直到俞平伯先生，在考證《紅樓夢》和對《紅樓夢》若干細節的分析和批評上，都或大或小地作出了一些貢獻，這是值得我們研究和接受的。」採取的基本上是實事求是，擺事實、講道理的態度。後來毛澤東同志支持了李希凡、藍翎的文章，並於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寫信給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關同志，提出批評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不是個小問題，而是「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十，要求引起重視。這以後，便展開了一場以批判胡適派主觀唯心論為目標的規模巨大的文藝思想鬥爭。當時進行這場鬥爭，我以為還是有一定必要性的，因為新型的人民政權剛剛建立，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思想污垢，還在散發著霉爛的氣息；為了鞏固政權，需要徹底打掃舊的基地，而開展積極的思想鬥爭，會促進打掃基地的工作加速進行。但是，三十年後重新看待這場鬥爭，認真檢驗思想鬥爭波濤的沉澱物，可以發現它確實存在著缺點和局限。這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雖然帶有思想鬥爭的性質，但畢竟是學術問題。從總結經驗來說，對待學術問題搞全國性的群眾批判運動，不是一種好的方法，不利於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二)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觀點和方法是錯誤的，但對《紅樓夢》具體問題的考證，對版本源流和成書過程的分析，有不少正確的地方，不是毫無可取，李希凡、藍翎最初的文章已經注意到了這一點；可是後來隨著群眾性批判運動的展開，對俞平伯的觀點乃至整個新、舊紅學，就缺乏具體分析的態度了，而是形而上學地認為，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污水和嬰兒一起潑掉了。
「五四」後出現的以胡適為代表的新紅學，其觀點和方法上的局限和錯誤，是無庸諱言的，他們沒有並且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也不可能做到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論為指導。胡適在《紅樓夢考證》、《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⑾等文章中，反覆闡述的「賈政即是曹俯」、「賈寶玉即是曹雪芹」的「自敘傳」說，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給《紅樓夢》研究製造了極大的混亂，其結果不是有助於闡發而是貶低了《紅樓夢》的深刻的社會意義。但是，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如果從學術發展史的角度加以考察，應該承認新紅學強調結合作者的生平家世來研究《紅樓夢》，重視版本的辨偽工作，還是對的，比起舊紅學來是一個進步。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基本上採用的就是胡適的一些觀點。他在《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說」中，緊接引用蔡元培《石頭記索隱》的觀點之後，即寫道：「然胡適既考得作者生平，而此說遂不立，最有力者即曹雪芹為漢軍，而《石頭記》實其自敘也。」⑿又說：「迨胡適作考證，乃較然彰明，知曹雪芹實生於榮華，終於苓落，半生經歷，絕似『石頭』，著書西郊，未就而沒。」⒀對胡適考證《紅樓夢》的觀點，基本上給予了肯定⒁。在新、舊紅學的各家中，胡適的觀點還是有不少合理的成分的，不能因為他的政治立場後來走向反動而全部加以抹煞。俞平伯的《紅樓夢辨》和《紅樓夢研究》，其主要方面是沿襲胡適的觀點和方法，他超過胡適的地方，是對《紅樓夢》思想藝術的考訂和分析更為細密，涉獵的問題也較廣泛，具有一定的體系性，實為新紅學派的集大成者；如果撇開他的唯心主義觀點，撥開由煩瑣考證造成的恍惚迷離，我們是不難找到它們的合理的內核的。
新紅學是與舊紅學相比較而存在的。舊紅學諸派別中，以索隱派影響為最大。索隱之說，在紅學史上發源甚早，晚清之時曾有多家張揚此說，而尤以陳康祺在《燕下鄉脞錄》中提出的「納蘭成德家世說」⒂、王夢阮在《紅樓夢索隱》中提出的「清世祖與董鄂妃故事說」⒃和蔡元培在《石頭記索隱》中提出的「康熙朝政治狀態說」⒄更具代表性，附會者極多。他們的共同點，是強調《紅樓夢》的政治寓意，方法是「闡證本事」，尋求書中物事和歷史上的物事的「關合」之處。特別是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是索隱派紅學的壓卷之作，儼然成一體系，為推求《紅樓夢》中的人物與清初歷史上的人物的關係，他提出了所遵循的方法論原則三項，即(一)品性相類者；(二)軼事有征者；(三)姓名相關者⒅。這就把索隱派紅學從理論上固定下來了。《紅樓夢》是小說，是文學作品，硬要把它和歷史上發生的具體事件相比附，指書中的某個人物寫的就是現實中的某個人物，這種研究方法顯然不正確，也行不通。當時就有錢靜方在《紅樓夢考》中予以批評：「此說旁征曲引，似亦可通，不可謂非讀書得間。所病者舉一漏百，寥寥釵、黛數人外，若者為某，若者為某，無從確指。雖較明珠之說似為新穎，而欲求其顯豁呈露，則不及也。」又說：「要之，《紅樓》一書，空中樓閣，作者第由其興會所至，隨手拈來，初無成意。即或有心影射，亦不過若即若離，輕描淡寫，如畫師所繪之百像圖，類似者固多，苟細按之，終覺貌似而神非也。」錢氏這些批評是有道理的。但他自己又傾向於「納蘭家世說」，結果陷入了矛盾，目的在批評其他的索隱派，實際上也批評了他自己。胡適對索隱派的批評，也頗中肯，他說索隱派紅學是「牽強附會的《紅樓夢》謎學」⒆，話雖尖刻，卻能概括舊紅學的方法論的實質。但是，任何一種有影響的學術觀點的出現，都不應視為偶然的現象，都有其所由產生的客觀條件和時代背景，自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舊紅學的基本研究方法是不對的，但它主張不把《紅樓夢》看作單純的愛情小說，希望能綏?發掘和探索作品的政治寓意，還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從這點上說，即使對於舊紅學，也不能採取全盤抹煞的態度。一九五四年的《紅樓夢》研究批判，於新紅學於舊紅學都有簡單化的傾向，這一學術上的教訓，足堪記取。
二
一九五四年開展的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宣告了胡適派新紅學的終結，標誌著《紅樓夢》研究的新的歷史時期的開始，就其對紅學的發展來說，它還是從總的方面起了向前推進的作用。全國解放後《紅樓夢》一下子引起那麼廣泛的注意，吸引那麼多的研究者，不能不認為與一九五四年的批判運動有直接關係。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上半年，絕大多數古典文學研究者、文藝理論工作者和作家，都對《紅樓夢》評價問題發表了意見，其中不少文章，如王崑崙的《關於曹雪芹的創作思想》、楊向奎的《曹雪芹的思想》、霍松林的《試論〈紅樓夢〉的人民性》和舒蕪的《〈紅樓夢〉故事環境的安排》⒇等，對曹雪芹的創作思想和《紅樓夢》的思想藝術，論述得頗有見地，曾獲得了好評。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編輯出版的《紅樓夢問題討論集》四集註釋(21)，共收入討論文章一百二十九篇，近一百萬字，盛況實屬空前。但一九五四年的批判，主要的是一次思想鬥爭，因而線條勾勒得比較粗，批判和鬥爭有餘，對《紅樓夢》本身的思想藝術作深入的研究則顯得不夠。真正使《紅樓夢》研究進入新的軌道，還是在那場大批判運動過去之後。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五年，即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批判之後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是《紅樓夢》研究正式進入新軌道後穩步發展的階段，是我國紅學發展史的一個嶄新的時期。這一時期的紅學，明顯地帶有自己的特點，並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就。
第一、這一時期關於《紅樓夢》及其作者曹雪芹的研究資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取得了很大進展，開始形成系統性。任何科學研究都必須有充分的翔實可靠的資料為前提，歷史上新學科的建立，都需要經過搜集和整理材料的階段。《紅樓夢》成書過程的複雜性和紅學流派的繁多，使得《紅樓夢》研究的資料工作顯得更加重要。我國由於資本主義發展不充分，社會科學各學科的資料搜集和整理工作，遠不夠充實，缺乏系統性，疏漏也比較多，特別社會情況較完備的材料，根本沒有建立起來註釋(22)。但《紅樓夢》研究比較特殊，紅學在其一開始就重視資料工作。新紅學派在資料的搜集和整理上是有成績的，胡適的《紅樓夢考證》、《跋〈紅樓夢考證〉》、《重印乾隆壬子本紅樓夢序》、《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以及俞平伯的《紅樓夢辨》、《紅樓夢研究》和《讀紅樓夢隨筆》註釋(23)等著作，都曾為《紅樓夢》研究提供過有用的材料。《紅樓夢》早期的兩個重要抄本庚辰本和甲戌本註釋(24)，都是胡適最先看到並介紹於世的註釋(25)。俞平伯一九五七年輯錄出版的《脂硯齋紅樓夢輯評》註釋(26)，為研究脂硯齋等人的批語提供了方便，省卻了研究者的翻檢之勞；他以戚本為底本校訂的《紅樓夢八十回校本》註釋(27)，也有助於對各種不同版本的比較和研究。一粟編的《紅樓夢書錄》和《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紅樓夢卷》註釋(28)，是彙集《紅樓夢》研究資料最豐富的兩部書，受到紅學界的普遍重視和歡迎。周汝昌獨闢蹊徑，對曹雪芹上世資料的發掘，獲得了豐碩的成果，他寫的《紅樓夢新證》註釋(29)作為一部資料書，使任何有志於紅學研究的人都無法繞行。吳恩裕對有關曹雪芹生平事跡和交遊方面的資料的搜求，更見辛勤，一九五四年下半年，他發表了《曹雪芹的生平》的長篇文章註釋(30)，一九六三年出版《有關曹雪芹十種》註釋(31)，一九六五年出版《曹雪芹的故事》註釋(32)，填補了《紅樓夢》作者生平方面的許多空白。吳世昌在英文版《紅樓夢探源》以及回國後撰寫的文章中，對庚辰、甲戌、夢稿等《紅樓夢》的早期抄本和脂硯齋的批語，作了大量的深入的研究註釋(33)，提出了系統性的看法。同時，為了使更多的研究者都能看到第一手材料，文學古籍刊行社和中華書局先後影印出版了《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甲戌本和乾隆百二十回抄本《紅樓夢稿》，以及研究曹雪芹生平的許多重要資料，如愛新覺羅·敦誠的《四松堂集》、愛新覺羅·敦敏的《懋齋詩抄》、張宜泉的《春柳堂詩稿》、明義的《綠煙鎖窗集》、裕瑞的《棗窗閒筆》、周春的《閱紅樓夢隨筆》和《高蘭墅集》、《月小山房遺稿》等。這些一向被紅學家視為珍本秘籍的重要資料的印行，打破了極少數人對資料的壟斷，推動了《紅樓夢》研究向普及方面發展。而文化部、全國文聯、作家協會和故宮博物院於一九六三年八月聯合舉辦的「曹雪芹逝世二百週年紀念展覽會」，陳列出二千多件展品，包括曹雪芹的生平家世，《紅樓夢》產生的時代背景，《紅樓夢》的版本、繪畫和對《紅樓夢》的評論研究，以及以《紅樓夢》為題材的戲劇、電影、曲藝和工藝美術作品等等，內容十分豐富，許多展品都是首次搜集到的註釋(34)。可以認為，截至文化大革命前夕為止，關於《紅樓夢》和作者曹雪芹的研究資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成績是至為顯著的，為走上新軌道的《紅樓夢》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第二、這一時期《紅樓夢》研究的一個突出特點，是絕大多數研究者都力圖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評價曹雪芹和他的《紅樓夢》，盡量同索隱派舊紅學和胡適派新紅學劃清界限。和以往不同，大家不願意再搞不觸及重大問題的煩瑣考證了，也不再就事論事或簡單地到思想裡面去找產生思想的原因，而是注意解剖明清之際社會經濟形態的變化，從經濟關係中尋找《紅樓夢》這部書產生的客觀依據。因此，對《紅樓夢》產生的時代背景的研究受到了普遍的重視。這裡，我要特別提到兩篇文章，一篇是鄧拓寫的《論紅樓夢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意義》註釋(35)，另一篇是翦伯贊寫的《論十八世紀上半期中國社會經濟性質——兼論紅樓夢中所反映的社會經濟情況》註釋(36)，這是兩篇結合歷史背景、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正確闡釋《紅樓夢》的思想意義的力作，掌握材料之豐富和論述問題之深刻，至今沒有另外的同類文章能夠在這方面超過它。這兩位著名學者因「四人幫」的殘酷迫害不幸先後逝世，紅學界的同志們在追念他們的時候，當不會忘記他們為紅學的發展所作的貢獻。在具體研究和分析《紅樓夢》的思想藝術方面，也有兩篇文章需要提到，這就是吳組緗的《論賈寶玉的典型形象》註釋(37)和何其芳的《論紅樓夢》註釋(38)。前者實為通過分析人物形象闡發《紅樓夢》的思想內容和解剖作者創作思想的拔萃之作，讀者至今會記得這篇文章對賈寶玉思想的弱點和局限所作的警辟論斷：「一個樵夫，坐在樹枝丫上面，用斧子砍他所坐的那枝丫；他所要砍掉的，正是他賴以托身的。」用這樣一個民間故事作比，是非常貼切的。何其芳的《論紅樓夢》，是經過較長時間的醞釀和準備寫出來的、全面論述《紅樓夢》的思想和藝術的文章，他自己對這篇文章也比較滿意，雖然文中有些觀點曾引起過爭論，但作為研究紅學的一家言，它的理論價值是不容忽視的，對幫助讀者正確認識和理解《紅樓夢》的思想內容和藝術特點，起了頗為有益的作用。「四人幫」時期把何其芳的《論紅樓夢》誣為「修正主義紅學」的代表作，是完全錯誤的，今天應去掉那些誣蔑不實之詞，恢復它的本來面目。此外，五十年代後期還有一些評論文章，如陳中凡的《〈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世界觀和創作方法》、羅根澤的《曹雪芹的世界觀和〈紅樓夢〉的現實主義精神及社會背景》、蔣和森的《曹雪芹和紅樓夢》、殷孟倫的《略談〈紅樓夢〉的人物語言》、郭沫若的《〈紅樓夢〉第二十五回的一種解釋》，以及劉世德、鄧紹基的《評〈紅樓夢〉是「市民文學」說》、王佩璋的《〈紅樓夢〉後四十回的作者問題》等註釋(39)，論述上均有一定深度，或提出了新鮮的見解，或表示了不同的意見，也曾在紅學界引起過注意。
第三、在研究途徑、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上，這一時期的紅學是多采多姿的，初步呈現出了百花競放的局面。清末民初和全國解放以前，《紅樓夢》研究是比較單調的，占壓倒優勢的是索隱和考證兩大派別，很少有人從思想和藝術的結合上作深入的研究，即使有，也是零星片斷的感想，不為人所重。全國解放後，隨著對胡適派新紅學的批判，研究風氣變了，除部分研究者繼續從事考證外，大量出現的是研究《紅樓夢》的思想和藝術的文章和論著。研究的路子越來越開闊，思想內容的研究既有總論，也有分論，有的研究作品的主題，有的研究人物形象，有的研究作者的世界觀和創作思想；藝術方面有的則研究人物描寫，有的研究語言，有的研究結構；形式上有單篇文章，也有專著。涉及範圍之廣和形式之多樣，遠遠超過了解放前。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劉大傑的《紅樓夢的思想與人物》註釋(40)，是一本值得注意的著作，它主要從分析人物形象入手，對《紅樓夢》的思想和藝術作了比較全面的分析和評價。一九五七年，李希凡、藍翎的《紅樓夢評論集》註釋(41)出版，收論文十七篇，基本上包括了作者批判新、舊紅學和研究《紅樓夢》的思想和藝術的學術成果。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出版的蔣和森的《紅樓夢論稿》註釋(42)，是對《紅樓夢》作藝術分析的有一定特色的著作，作者用抒情的筆調細緻剖析《紅樓夢》的思想、人物、藝術，別有一種風格；後來對這本書所進行的批評，雖說未嘗沒有抓住一些不妥貼之處，但總的看來是屬於簡單化的批評。商榷討論可以，採取從根本上否定的態度，是不公平的。在這一時期的《紅樓夢》研究中，人物論的形式似乎格外發達，據不完全統計，僅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五年十一年間，關於人物論的文章就發表了六十一篇。這是《紅樓夢》研究的一個進步，它和《紅樓夢》裡面的人物形象典型程度高以及紅學歷來有分析人物的傳統有關。在為《紅樓夢》人物著論的諸家中，王崑崙的成就最為突出，早在四十年代他就撰寫了《紅樓夢人物論》一書註釋(43)，一九六二年以後又逐篇作了改寫，立論穩健，分析透闢，文筆通脫，自成體系，不愧為紅學研究中一束別具特色的鮮花。
第四、這一時期《紅樓夢》研究的另一個特點，是各種觀點逐步趨於明朗化，特別對《紅樓夢》所反映的思想性質的不同認識，旗鼓相當，擺開了陣勢，所有的研究者都不能不在這個問題上亮明態度，決定去取。對《紅樓夢》的思想性質和思想傾向如何理解，長期以來一直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看作是新、舊紅學的爭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續。舊紅學的索隱派認為《紅樓夢》是政治小說，新紅學則認為是作者為情場懺悔而寫的自傳，這是他們對《紅樓夢》思想性質的理解。經過一九五四年對胡適派主觀唯心論的批判，原封不動地堅持這些觀點的不能說沒有，但畢竟不多見了。如果撇開對一些枝節問題的爭論不談，關於《紅樓夢》所反映的思想性質和思想傾向問題，這一時期總的可以概括為兩種互相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紅樓夢》雖然寫的是一個封建大家庭的衰落，卻可以看作是整個封建社會的縮影，書中表現的一定程度的平等觀念、要求婚姻自由和反對束縛人的個性的思想，已經不能簡單地看作是封建主義的意識形態，而是明中葉以後就已經存在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的一種反映；另一種觀點不贊成上述說法，認為《紅樓夢》反映的思想雖具有進步性，但那不過是我國古已有之的進步思想傳統的繼承而已，在本質上沒有提供出什麼新東西。前者以李希凡、藍翎等為代表，他們一九五四年在《評〈紅樓夢研究〉》一文中就曾提出：「關於賈氏衰敗的問題，這體現著紅樓夢主題思想的基本的一面。它是和整個清代社會史的發展相聯繫著的，它表明著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化。」鄧拓、翦伯贊等支持李、藍的觀點，他們通過對明清社會經濟形態的研究，得出了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在許多方面取得發展的情況下，產生思想上和政治上傾向於自由主義的分子是很自然的結論。鄧拓指出：「曹雪芹就是屬於貴族官僚家庭出身而受了新興市民思想影響的一個典型的人物……他基本上是站在新興的市民立場上來反封建的。必須從這一點來分析，才能更清楚地認識《紅樓夢》的歷史意義。」註釋(44)後者以何其芳為代表，他在《論紅樓夢》一文中，系統地反駁了前一種觀點，並申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說：「新興的階級的思想除了這種和過去的傳統的繼承關係或相類似而外，還必須有質的差異，還必須有它那個階級特有的色彩。而我們從清代的幾位思想家和《紅樓夢》的思想中都找不到這種質的差異，這種特有的色彩。」註釋(45)這就是說，在何其芳看來，不僅《紅樓夢》不代表新興階級的思想，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等清初的思想家，也不代表新興階級的思想。曹道衡在《關於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思想及其與〈紅樓夢〉的關係》一文中，對這種觀點作了更加具體的闡述，認為清初的幾位思想家不是一個流派，和《紅樓夢》「並無顯著的關係和相互影響，因此牽合這些思想家來研究這些小說的辦法是不科學的」註釋(46)。對《紅樓夢》反映的思想性質和思想傾向的不同理解，還特別集中表現在對賈寶玉典型形象的不同評價上。李希凡、藍翎在論述賈寶玉的思想特徵時寫道：「賈寶玉不是畸形兒，他是當時將要轉換著的社會中即將出現的新人的萌芽，在他的性格中反映著人的覺醒，他已經感受到封建社會的一切不合理性，他要求按照自己的理想生活下去。這種性格愈發展愈明顯愈強烈，也就與封建官僚地主階級所要求的距離越大，當時的社會也就會更加迫害他，賈寶玉的性格與社會的衝突也就愈來愈尖銳。但是當時的社會卻是沒有給這樣的人準備下出路，這些『英雄』也只能夠以個人的形式去反抗當時的社會，同時也注定了他反抗的無力因而他的結局就只能是悲劇的。但這不是個人的悲劇，因為正是通過了賈寶玉的悲劇性格，透露了社會新生的曙光。」註釋(47)另一種觀點與此相反，他們認為「賈寶玉的男女平等觀念只是屬於自古已有的平等觀念，並未帶有近代的色彩。它既不能被刊?入『市民思想』或近代民主主義思想的範疇，而且與資本主義萌芽也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註釋(48)他們的結論是：「作者的基本立場是封建地主階級的叛逆者的立場，他的思想裡面同時也反映了一些人民的觀點。」註釋(49)這兩種觀點孰是孰非，本文不打算作具體評述，但不同的觀點這樣明朗地擺出來，對紅學的發展來說是件好事。也有的研究者用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是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來解釋《紅樓夢》的思想傾向和思想性質，提出「《紅樓夢》的思想基礎，是建築在農民力量的基礎上」註釋(50)。但這種看法是極少數研究者在討論中提出的，沒作進一步的闡述，沒有形成事實上的紅學派別。構成紅學派別的還是上述兩種觀點，他們各有自己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特點，所依據的方法論和對材料的處理也大有差異，而且各自團結了一批擁護者，可以看作是紅學研究新的不同學派的開始萌生。
第五、自一九五四年對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批判開始，到文化大革命前夕，這段時間紅學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如波浪起伏，時高時低。大體上一九五九、一九六○、一九六一年，《紅樓夢》研究比較沉寂，發表的文章比較少，尤其一九六○年，全年只有《光明日報》和《山東大學學報》各發表一篇文章註釋(51)。一九六二年開始回升，到一九六三年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週年的時候，出現了研究高潮，許多報刊都發表了紀念文章註釋(52)，有的學報還出了專號。其中較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文章，有茅盾的《關於曹雪芹》、何其芳的《曹雪芹的貢獻》、俞平伯的《紅樓夢中關於十二釵的描寫》、李希凡的《悲劇與輓歌》、張天翼的《略談曹雪芹的紅樓夢》、劉世德和鄧紹基的《〈紅樓夢〉的主題》、吳組緗的《賈寶玉的性格特點和他的戀愛婚姻悲劇》、郭預衡的《論寶黛愛情悲劇的社會意義》、蔣和森的《紅樓夢愛情描寫的時代意義及其局限》、周立波的《讀「紅」瑣記》、黃秋耘的《紅樓夢瑣談》、袁世碩的《〈紅樓夢〉在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發展中的地位》、鄧魁英的《王熙鳳的典型意義》、聶石樵的《論紅樓夢的語言》、邢公畹的《紅樓夢語言風格分析上幾個先決問題》、楊絳的《藝術是克服困難》、趙齊平的《關於〈紅樓夢〉成書過程》、陳毓羆的《紅樓夢是怎樣開頭的》、吳世昌的《紅樓夢稿的成份及其年代》、鍾敬文的《近代進步思想與紅學》、童慶炳的《談高鶚續〈紅樓夢〉的功過》等註釋(53)。這一批文章無論對《紅樓夢》思想藝術的探討，還是對有關版本及成書過程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深度，代表著建國後《紅樓夢》研究的新水平。茅盾寫的《關於曹雪芹》註釋(54)，以高度凝練的語言深刻地闡述了《紅樓夢》產生的時代背景、這部書的思想價值和藝術成就，以及作者曹雪芹的生平家世、創作經過、紅學研究的歷史和現狀等等，稱得上一部紅學簡史。茅盾在這篇文章中明確指出：「表現在賈寶玉身上的思想積極因素，一方面是繼承了李卓吾、王船山的反封建的思想傳統，另一方面也是中國十八世紀上半期新生市民階層意識形態的反映。」接著，文章對《紅樓夢》產生的時代背景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說：「十八世紀上半期的中國，城市手工業和商業雖有發展，而封建經濟仍然占支配地位，封建政權仍然很強大，而且利用政權工具，通過壟斷性的官辦手工業大工場，對城市手工業和商業進行多種多樣的壓迫和限制。在這樣的情形下，商業資本家找到了一條風險較小的生路，即以高利貸形式剝削農民乃至中、小地主，進一步兼併土地，取得又是商人又是地主的兩重身份。同時，大地主和官僚也放高利貸，也經商(且不說當時還有「皇商」呢)，對小商人、個體手工業者和小作坊所有主進行剝削。這樣，當時市民階層的上層分子和封建地主、官僚集團，既有矛盾，又有勾結；而市民階層的廣大底層(小商人、個體手工業者和小作坊所有主)則經濟力量薄弱，且處於可上可下的地位，對封建主義又想反抗又不敢、不能反抗到底。這就決定了當時市民階級思想意識中的積極因素(要求廢除封建特權，要求個性解放等等)，從來不是以鮮明的戰鬥姿態出現，這也就決定了他們反封建之不會徹底(正如李卓吾、王船山之反封建思想不能完全徹底，而帶著時代和階級的烙印)。這也就決定了十八世紀中國市民階層之歷史命運——不能發展為資產階級。」他的結論是：「《紅樓夢》中賈寶玉的一生，象徵了當時新興市民階層的軟弱性和它的歷史命運。」茅盾在這篇文章中，還從藝術結構、人物描寫、文學語言三個方面，高度評價了《紅樓夢》的藝術成就。這篇文章因發表於已開始進行「文藝批判」的時候，不久就開始了文化大革命，沒有受到紅學界應有的重視。現在應去掉塵埋，使它固有的光彩重新放射出來。
這裡還有必要提到，在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週年前夕，紅學界還開展了一場關於曹雪芹卒年問題的爭論。當時這場爭論的規模很大，僅一九六二年三月十日至七月八日三個月的時間，《光明日報》、《文匯報》就連續發表了吳恩裕、吳世昌、周汝昌、周紹良、陳毓羆、鄧允建等寫的駁難文章十二篇註釋(55)。關於曹雪芹的卒年，歷來有兩說：一為壬午說，即主張曹雪芹卒於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公歷為公元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二日；一為癸未說，主張曹雪芹卒於乾隆二十八年癸未除夕，公歷為一七六四年二月一日。壬午說提出最早，根據的是甲戌本《石頭記》第一回的一條脂批：「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淚，哭成此書。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余嘗哭芹，淚亦待盡。每意覓青埂峰再問石兄，奈不遇癩頭和尚何。悵悵。」自胡適一九二八年在《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中提出此說後，二十年間基本上沒有異說。直到一九四七年周汝昌在天津《國民日報》上發表《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註釋(56)一文，才根據敦敏《懋齋詩抄》的《小詩代簡寄曹雪芹》詩，提出了曹雪芹卒於癸未年除夕。全國解放後，分別支持兩說的文章都曾發表過註釋(57)，但由於材料所限，沒提供出新證據，各執一說，莫能上下。一九六二年曹雪芹二百週年忌在即，周總理聽說對卒年有不同意見，提出可以討論一下，遂發表了上述文章。應該說，這次討論是有收穫的，雖然還不能最後作結論，但兩說對材料的分析更加深入了一步，論點和論據整理得愈來愈清晰了。後來姚文元對這次討論大肆狂吠註釋(58)，誣蔑這次討論是資本主義「大復辟」的一個表現，完全是別有用心的，他的反動矛頭所向是敬愛的周總理，今天應該把這個舊案翻過來。
總之，到一九六三年前後，《紅樓夢》研究又深入了一步，許多跡象表明，紅學研究的新的突破正在醞釀之中。
三
歷史的發展是充滿曲折的，紅學發展的歷史也不例外。正當已經走上正確軌道的《紅樓夢》研究醞釀著新的突破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掀起了一股狂熱的否定一切的思潮。始而在越是精華越要批判的口號下，《紅樓夢》和它的作者遭到了粗暴的批判和否定，繼而這部作品便當作「黃色小說」和大批中外優秀遺產一起被打入冷宮。同時，解放後《紅樓夢》研究的成果也全部一筆抹倒，世間的事物一夜之間彷彿都翻了一個過：堅持用馬克思主義觀點評價《紅樓夢》，被認為是「文藝黑線」在紅學研究中的集中表現。似乎只有認為人類歷史從「四人幫」開始，才有可能為自己爭到生存的權利。
但《紅樓夢》的遭遇畢竟有點特殊。就像曹雪芹是個善於創造奇跡的天才一樣，《紅樓夢》的流傳始終是富於傳奇性的。可以說自《紅樓夢》問世以來，無論反動統治階級怎樣絞盡腦汁，想方設法地刪削、篡改、禁止、銷毀這部作品，都無濟於事，《紅樓夢》照樣流布，並越來越深入人心。「四人幫」橫行時期也是這樣，《紅樓夢》繼續擁有自己的讀者，甚至以新的抄本的形式秘密流傳；而且讀這部作品的人還可以為自己找到辯護的理由，這就是毛澤東同志曾經高度評價過這部作品，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最充足、最無法辯駁的理由。
毛澤東同志的確對《紅樓夢》評價甚高，不僅支持了一九五四年對新紅學派的批判，而且後來也經常談到曹雪芹和他的《紅樓夢》。一九六二年一月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同志分析了《紅樓夢》產生的時代背景，提出：「十八世紀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時代，《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個時代，就是產生賈寶玉這種不滿意封建制度的小說人物的時代。乾隆時代，中國已經有了一些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但是還是封建社會。這就是出現大觀園裡那一群小說人物的社會背景。」註釋(59)一九七三年十月，毛澤東同志在一次重要會議上，又一次談到了《紅樓夢》，他說《紅樓夢》是思想和藝術結合得最好的一部古典小說，提議幹部要多讀幾遍，並批評了認為《紅樓夢》主要是寫愛情的膚淺的看法，明確指出《紅樓夢》是寫政治鬥爭的，談情是為了打掩護。同時也指出，建國以來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紅樓夢》的還不多。這以後，報刊上便開始陸續發表關於《紅樓夢》的文章，而且越來越多，形成了一個熱潮，據不完全統計，僅一九七四年一年，中央和地方報刊就發表了三百一十九篇評論《紅樓夢》的文章。就其群眾性與廣泛性來說，這次評紅運動是空前的。
應當怎樣看待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四年的「評紅熱」呢?這裡有種種複雜情況，需要作具體分析。首先，就廣大群眾來說，他們參加這次評紅運動，是試圖用毛澤東同志闡述的關於《紅樓夢》的觀點，來研究和分析這部古典文學名著，特別著重對這部書的思想內容作分析，肯定《紅樓夢》不是一般的描寫愛情的小說，而是具有深刻的政治內容和政治寓意的作品，這是應予肯定的，它對推動《紅樓夢》研究有一定意義。其次，就一部分古典文學工作者來說，在「四人幫」砸爛傳統、摧殘學術文化的反動政策之下，長期以來不能從事研究工作，他們趁毛澤東同志肯定《紅樓夢》的機會，通過這部書做點文章，不能說沒有一定寄托的性質。第三，在當時極左思潮氾濫的情況下，許多評論《紅樓夢》的文章，形而上學、絕對化的傾向，是非常嚴重的，大都過分強調了書中反映的階級鬥爭的內容，到處都在計算書中一共寫了多少條人命，賈府有多少血淚帳，每天揮霍了多少兩銀子；很少有人作藝術分析，特別對愛情描寫重視不夠，彷彿《紅樓夢》裡根本沒有描寫愛情似的。這是當時評紅當中的一種很不好的傾向，實際上就是庸俗社會學的沉渣泛起。第四，「四人幫」乘機插手了評紅運動，他們散佈了一些極其荒謬的觀點，如反黨野心家江青以「半個紅學家」自詡，提出《紅樓夢》裡有「幾十條人命」，「好了歌」是《紅樓夢》的䊸?題歌等等，流毒極廣。他們甚至想方設法把評紅納入篡黨奪權的軌道。如所周知，當時「四人幫」為了轉移對林彪反黨集團的批判，發起了一場規模巨大的批孔反儒運動，在某種意義上，評論《紅樓夢》也成了這場運動的組成部分，因而一個時期闡述《紅樓夢》反孔反儒思想的文章倍增。《紅樓夢》及其作者曹雪芹具有反孔學、反儒學的傾向，是毫無疑義的，闡述《紅樓夢》思想的時候，應該指出這一點；但是，一時間出現那麼多說明《紅樓夢》如何反孔的文章，不能不說是受了那時的風潮的影響。特別是「四人幫」的御用寫作班子梁效、方巖梁等寫的文章，陰陽怪氣，王顧左右而言他，看不出有任何研究《紅樓夢》的誠意；而有的文章，如《封建末世的孔老二——〈紅樓夢〉裡的賈政》註釋(60)，則含沙射影地把矛頭指向敬愛的周總理。這已經變成陰謀紅學了。「四人幫」搞的這一套，對紅學是一種褻瀆，是三十年來紅學研究的大倒退。我以為對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的群眾性評紅運動，必須作這樣的具體分析，才或許能夠較為符合實際，籠統地全盤加以否定或肯定，都是不正確的。
現在《紅樓夢》研究中有一種傾向，就是對「四人幫」橫行時期流行過的一些觀點，不加分析，都一律加以否定；尤其對「四人幫」打著毛主席的旗號來歪曲毛澤東思想的伎倆，估計得不夠充分，致使在批判「四人幫」的時候，連同毛澤東同志講述過的一些關於《紅樓夢》的觀點，也輕易地給予了否定。例如毛澤東同志曾講過《紅樓夢》是政治歷史小說，內容是寫政治鬥爭的，談情是打掩護，又說過第四回是全書的綱等等。這些觀點對不對呢?我以為作為《紅樓夢》研究的一說，是可以的。《紅樓夢》確實不只是寫愛情的作品，書中有許多尖銳的政治內容，有些描寫甚至直接把矛頭指向最高統治者，為什麼不可以說它是政治小說呢?實際上，《紅樓夢》問世以後，許多讀者和研究者都看到了這一點。甲戌本第一回在跛足道人說英蓮「有命無運，累及爹娘」八個字上面有一條脂批，寫道：「八個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詞客騷人，今又被作者將此一把眼淚灑與閨閣之中，見得裙釵尚遭逢此數，況天下之男子乎?看他所寫開卷之第一個女子，便用此二語以訂終身，則知託言寓意之旨，誰謂獨寄興於一情字耶!」這條脂批斷然駁斥了《紅樓夢》只是言情的說法。至於後來，除蔡元培在《石頭記索隱》中直稱「《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註釋(61)以外，《乘光捨筆記》的作者也曾說過「《紅樓夢》為政治小說」註釋(62)。孫靜庵在《棲霞閣野乘》中則說：「《紅樓夢》一書，說者極多，要無能窺其宏旨者。吾疑此書所隱，必系國朝第一大事，而非徒記載私家故實。」註釋(63)昭琴也說：「吾國之小說，莫奇於《紅樓夢》，可謂之政治小說」註釋(64)；並以元春歸省為例，進一步解釋說：「其歸省一回題曰『天倫樂』，使人讀之蕭然颯然，若淒風苦雨起於紙上，適與其標名三字反對。絕不及皇家一語，而隱然有一專制君主之威在其言外，使人讀之而自喻。」註釋(65)這說明政治小說是自有紅學以來就有的一種說法，並不是後來的新的發明。而《紅樓夢》對封建社會末期廣闊生活面的描寫，對今天的讀者來說，確可以當作歷史來讀。因此，就這個意義而言，稱《紅樓夢》是政治歷史小說是可通的，不至於發生誤解，以為書中寫的是清以前的歷史題材。至於以談情掩護書中描寫的政治內容，確實也是作者運用的一種手法，可以列舉大釋?例證加以證明。例如《紅樓夢》第一回有這樣一段描述：
空空道人聽如此說，思忖半晌，將《石頭記》再檢閱一遍，因見上面雖有些指奸責佞貶惡誅邪之語，亦非傷時罵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倫常所關之處，皆是稱功頌德，眷眷無窮，實非別書之可比。雖其中大旨談情，亦不過實錄其事，又非假擬妄稱，一味淫邀艷約、私訂偷盟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時世，方從頭至尾抄錄回來，問世傳奇。｜這裡所說的「大旨談情」，和所謂「毫不干涉時世」一樣，都是一種掩飾之詞。不僅如此，書中在描寫愛情糾葛的過程中，有時也會出現一些政治性很強的寓意深長之筆。如第十六回，寶玉將北靜王水溶送給他的「聖上親賜」的香串轉贈給林黛玉，黛玉當即擲還，說：「什麼臭男人拿過的，我不要他!」一句話，把王爺連同皇帝都打入「臭男人」之列了。這些地方，愛情描寫就起了打掩護的作用。而認為《紅樓夢》裡的愛情描寫具有掩護作用，也不完全是新說，早在光緒十三年，潘德輿在《讀紅樓夢題後》中就曾提出：「吾謂作是書者，殆實有奇苦極郁在於文字之外者，而假是書以明之，故吾讀其書之所以言情者，必淚涔涔下，而心怦怦三日不定也。」註釋(66)《紅樓夢說夢》的作者二知道人也說：「蒲聊齋之孤憤，假鬼狐以發之；施耐庵之孤憤，假盜賊以發之；曹雪芹之孤憤，假兒女以發之。同是一把辛酸淚也。」註釋(67)孫渠甫在《石頭記微言》中說得更明確：「《石頭記》一書，其底裡真實之事，皆寓於邊僻之處，須看其不要緊處，方能得之……書面為談情之書，書底為傷饞哀怨之書。」註釋(68)王夢阮《石頭記索隱提要》也說：「蓋嘗求之，其書大抵為紀事之作，非言情之作，特其事為時忌諱，作者有所不敢言，亦有所不忍言，不得已乃以變例出之。假設家庭，託言兒女，借言情以書其事，是純用借賓定主法也。」註釋(69)這不足以說明，毛澤東同志說的《紅樓夢》裡的談情有些是打掩護的，是有所本的嗎?至少這是《紅樓夢》研究中的一說，為什麼不可以這樣提呢?又比如，毛澤東同志還曾提出第四回交待「護官符」，在全書中可以起到綱領的作用，這個觀點，是從認為《紅樓夢》是政治歷史小說直接派生出來的，我認為同樣沒有什麼大錯。《紅樓夢》的讀者和研究者若想不被書中大量的愛情描寫所迷惑，能夠抓住《紅樓夢》的反封建的政治內容，正確認識和理解第四回是個重要關鍵，因為這回書提出了賈史王薛四大家族之間的榮損與俱的不尋常關係。這個關係可以使薛蟠打死人不償命，還可以把地方官吏變成唯他們之命是從的走狗，由此可見那一社會是何等黑暗。抓住這個綱領，就不會簡單地認為《紅樓夢》是愛情小說了。戚本第四回有一首回前詩，也表示了類似的觀點，這首詩寫道：「請君著眼護官符，把筆悲傷說仕途；作者淚痕同我淚，燕山仍舊竇公無。」看來這首回前詩的作者是頗有眼光的。當然，我並不是說由於這種觀點是毛澤東同志所贊同和支持的，就不可以有不同看法，不能進行討論；不是的，在進行學術討論和探討真理的過程中，每個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沒有並且不可能有什麼不准問津的禁區，而是說在探討和討論的時候，要實事求是，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能從一個極端一下子跳到另一個極端，更不能因人廢言，因為「四人幫」作惡時期曾流傳過這些觀點，就全盤抹煞這些觀點。
「四人幫」橫行時期，《紅樓夢》研究遭到了破壞；另一方面，也有兩項意外的收穫，這就是發現了有關曹雪芹生平事跡皊?新材料，關於《紅樓夢》版本的研究有新的進展。吳恩裕在一九七三年《文物》第二期上發表的《曹雪芹的佚著和傳記材料的新發現》一文註釋(70)，首次介紹了新材料的內容，包括曹雪芹佚著《廢藝齋集稿》的大概內容、《集稿》中《南鷂北鳶考工志》的彩繪風箏圖譜、扎繪風箏的歌訣、《考工志》自序、董邦達為《考工志》寫的序言和敦敏的《瓶湖懋齋記盛》殘稿等。後來，吳恩裕又陸續發現了《廢藝齋集稿》的《岫裡糊中瑣藝》冊中曹雪芹論光與畫的殘篇、講編織印染的殘文、《斯園膏脂摘錄》的片斷及關於金石印章的部分殘存文字註釋(71)。一九七七年十月，吳恩裕又發現了曹雪芹生前用過的兩隻書箱，書箱上有曹雪芹續絃妻芳卿寫的一首悼亡詩註釋(72)。對這些發現的真偽紅學界儘管尚有不同看法註釋(73)，但應當肯定，這些發現是頗為難得的，在沒有充分證據的情況下，就貿然斷定其為偽作，不能認為是科學的態度。現在發現這些材料的吳恩裕已經故去了註釋(74)，他在苦心搜求曹雪芹傳記材料方面獲得的成果，將永遠為人民所紀念，紅學界不會忘記他的勞績。
關於《紅樓夢》版本研究方面的新進展，主要表現在這個時期大家對《紅樓夢》的版本情況極為關注，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影印出版了庚辰本和甲戌本，並第一次影印出版了戚蓼生序本；香港的刊物上同時刊出了對蘇聯亞洲人民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藏的一種《石頭記》抄本的介紹，據信這是一個頗具特色的抄本註釋(75)。此外，還有南京出現的靖應鶤藏抄本《石頭記》，也是一種較早的抄本，毛國瑤曾將該抄本不見於戚本的批語過錄下來，周汝昌在《〈紅樓夢〉及曹雪芹有關文物敘錄一束》中作了詳細介紹。這為《紅樓夢》的版本研究提供了方便條件，許多研究文章於是出現註釋(76)，推動了《紅樓夢》版本的研究工作。原中國歷史博物館藏的只有三回又兩個半回的一種《石頭記》殘抄本，經吳恩裕、馮其庸研究鑒定，確認是原北京圖書館藏的己卯本的散佚部分；同時根據「曉」、「弦」、「祥」等字缺筆，考定己卯本《石頭記》是怡親王弘曉家的原抄本。這一發現也是很有意義的，它可以幫助我們瞭解《紅樓夢》問世之初在上層流傳的情形註釋(77)。馮其庸對庚辰本的研究，也頗見功力，他的《論庚辰本》註釋(78)一書，是在詳細比較己卯和庚辰兩本之後寫成的，是近年來研究《紅樓夢》版本的有價值的專著。此外，還有兩點也值得提出：一是馮其庸對曹雪芹上世的研究，取得了新的成果註釋(79)，一是文雷經過多方搜求，發掘出一批關於程偉元的新材料註釋(80)，證明並不像通常所認為的那樣，程氏只是個書商，而是同時還是一個交遊頗為廣泛的文士，乾隆五十六年(公歷一七九一)百二十回本《紅樓夢》的校訂和刊刻，他是發起人和主持者，所下功夫不一定比高鶚少註釋(81)。
歷史的發展是曲折而又矛盾的。「四人幫」時期掀起的「紅學熱」，究竟是壞事還是好事?就他們歪曲《紅樓夢》、甚至妄圖把紅學研究納入篡黨奪權的軌道來說，這是壞事；而就學術文化淪於荒蕪的情況下，《紅樓夢》研究仍然引起人們的重視，並得到了真實的收穫這點說，又是好事。正如馬克思所說：「如果現象形態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成為多餘的了。」註釋(82)考察三十年來《紅樓夢》研究的歷史，各種現象和本質之間充滿了矛盾，我們應盡量避免表面化和浮面化的理解，絕對需要的是透過紛繁迷離的各種表象，真正抓住事物的本質。
四
建國三十年來，《紅樓夢》研究取得的成績是顯而易見的，比起古典文學其它方面的研究，或許要更突出一些。但不容否認，這個領域的困難和尚待解決的問題，還是很多很多，可以說幾乎在所有問題上，諸如《紅樓夢》反映的思想性質、曹雪芹的世界觀和創作方法、《紅樓夢》的成書過程、後四十回的作者及其評價，以及主要人物的分析或對一個情節、一隻曲、一首詩的理解，無不存在著針鋒相對的意見。文藝領域中還很少有另外一門科學象《紅樓夢》研究這樣，研究者的意見如此眾說紛紜，令人莫衷一是。這種情況固然說明我們對這部書研究得很不夠，同時也預示著紅學將有一個大的發展。馬克思說過：「真理是由爭論確立的，歷史的事實是由矛盾的陳述中清理出來的。」註釋(83)不同觀點的對立，爭論激烈，正是一門科學發展的徵兆。現在的問題是，如何使《紅樓夢》研究在已有的基礎上能夠有所突破，從而求得紅學的新的更大的發展。
我們在前面曾經說過，在一九六三年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週年的時候，出現了一批有深度的比較好的文章，當時已開始醞釀著紅學研究的新突破。但隨之而來的文化大革命的風暴把剛剛出現的紅學突破的萌芽席捲得無影無蹤了，使《紅樓夢》研究出現了大曲折。這自然是紅學發展的很不幸的事情。但是，我們如果往深一層去看，從事物的發展規律方面加以理解，則會認識到曲折的出現不是偶然的，這裡面有許多理論和實踐上的經驗教訓可供總結。
如果從學術思潮發展的角度考察，我認為紅學的發展一開始就醞藏著危機。《紅樓夢》早期在傳抄過程中，脂硯齋以及其他批書人，是把作品和作者身世經歷聯繫起來閱讀的，這印證了《紅樓夢》的寫實性。後來刊本問世，又被主要當作言情之作在社會上發生影響。但這時還不能說已經有了紅學。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隱派的出現，標誌著紅學的誕生，可是這一派的基本方法是尋求影射，離開作品本身，別求深意，結果不是把《紅樓夢》當作文學作品，而是變成了歷史人物和歷史事變的圖解。儘管如前所述，索隱派紅學不是毫無可取之處，它的別求深意確因為作品中有一定深意可求，但不能不承認，它問世的同時便陷入了無可擺脫的危機。新紅學否定舊紅學，是紅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進步，但它著眼於作者身世的考察，又把《紅樓夢》當作了僅僅是作者感歎身世和情場懺悔的自敘傳，甚至只講作者身世，不及作品情節，在離開《紅樓夢》本身研究紅學這點上，恰與舊紅學殊途同歸。一九五四年開始的對新紅學的批判，抓住了把《紅樓夢》當作作者自傳勢必貶低作品的社會意義的實質，這在形式上似乎有點向舊紅學復歸，因為都強調《紅樓夢》的政治含義。但實際上一九五四年開始的《紅樓夢》研究的新途徑，既不同於新紅學，也不同於舊紅學，它更強調從作品出發，真正把《紅樓夢》還原為經過典型概括的文學作品，所以打開了《紅樓夢》研究的新局面。建國三十年來《紅樓夢》研究取得的成績，就是這場批判帶來的積極結果註釋(84)。另一方面，必須看到，一九五四年對新紅學的批判，和新紅學對舊紅學的批判多少有一點相似之處，就是發展到後來採取的是否定一切的簡單否定的立場，不加分析，全盤予以抹煞，而不是辯證的否定，沒有在否定的同時有所繼承，像馬克思否定黑格爾那樣。列寧指出：「辯證法的特徵的和本質的東西並不是單純的否定，並不是任意的否定，並不是懷疑的否定、動搖、疑惑(當然，辯證法自身包含著否定的因素，並且這是它的最重要的因素)，並不是這些，而是作為聯繫環節、作為發展環節的否定，是保持肯定的東西的、即沒有任何動搖、沒有任何折衷的否定。」註釋(85)沒有繼承的簡單的否定，不保持肯定的東西的否定，對於應被否定的對象來說，是缺乏攻擊力的，同時也不利於自身的發展。無論新紅學還是舊紅學，都是紅學發展鏈條上的一個環節，強行割斷它們之間的聯繫是行不通的。紅學的發展前後相繼，沒有舊紅學就沒有新紅學，而沒有新、舊紅學，也不會有一九五四年以後紅學發展的新局面。有一種現象似乎不是很好理解，就是經過一九五四年那樣大規模的群眾性的批判之後，為什麼考證派新紅學還有市場，並一度出現了方興未艾的趨勢；索隱派舊紅學也沒有徹底銷聲匿跡，不時地還有局部的復活。原因何在?就在於那次批判沒有實事求是地把新、舊紅學中的合理因素肯定下來。不肯定它的合理因素，合理因素仍然客觀地存在著，而且必然頑強地表現出來，甚至不合理的因素巧妙地用合理的因素包裹起來，重新出現以示「抗議」。相反，如果新的發展了的紅學充分吸收新、舊紅學中的合理成分，那末新東西就壯大了，更有力量了，舊的東西便失去了繼續存在的理由。毛澤東同志六十年代對胡適的《紅樓夢》研究適當予以肯定註釋(86)，後來又講《紅樓夢》是政治歷史小說，就意味著對新、舊紅學合理因素的部分吸收。這樣做是完全正確的，不是向已經批判過的事物投降，而是從既存思想材料汲取滋養，使新的事物發展得更加茁壯。但是，毛澤東同志關於《紅樓夢》的思想性質和藝術表現手法的特點的概括，遭到了「四人幫」的歪曲，使紅學研究一度走上了庸俗社會學的道路，論者只看到《紅樓夢》裡反映的封建社會末期的形象歷史，而忘記了《紅樓夢》本身乃是一部經過高度藝術概括的文學作品，結果走上了自己願望的反面，仍然離開了作品本身，和新、舊紅學在這點上不得不處於同病相憐的境地。更有甚者，「四人幫」時期有一種評論《紅樓夢》的文章，可以利用作品中某個人物說的一句話，如王熙鳳向劉老老苦窮時講的「大有大的難處」，就洋洋灑灑，作出萬言大文註釋(87)，而毫不涉及《紅樓夢》的思想和藝術，通篇都是社會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如何如何。如果這也算《紅樓夢》研究的話，只能叫做「借題發揮」的紅學。
由此可以窺到一個帶有規律性的現象，就是《紅樓夢》研究最容易犯的毛病是脫離開作品本身，不把《紅樓夢》當作文學作品，亦即《紅樓夢發微》的作者弁山樵子所謂：「人物外別有人物，事實外別有事實，評論於書外者也。」註釋(88)歷史上的舊紅學、新紅學以及「四人幫」猖狂時期的庸俗社會學的紅學或「借題發揮」式的紅學，都是在這裡失的足。當然並不是說不需要研究作品產生的時代背景和作者的身世經歷，做這樣的研究是完全必要的，只是這種研究只有和作品本身緊密結合起來，才有意義；單純地研究《紅樓夢》產生的歷史背景，單純地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生平，那是歷史學或「曹學」，與紅學不能同日而語。因此，我認為要使《紅樓夢》研究有所突破，提高新時期紅學發展的水平，首要的一步是需要研究者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作品本身的探討上，使《紅樓夢》的研究真正變成研究《紅樓夢》。對於全國解放後三十年來《紅樓夢》研究的成果，須予以充分肯定，並發揚其優良傳統；對於歷史上的各派紅學的合理因素則應抱著無所不包括、無所不師承的態度，在批評謬見的同時盡量吸收其合理因素，為我所用。新紅學考證《紅樓夢》的許多成果，實際上已為不少研究者所吸收，今後還應當這樣做。索隱派舊紅學的思考問題的某些線索，也可能給我們以有益的啟示。這裡不妨舉一個例子。《紅樓夢》第五回太虛幻境中「金陵十二釵正冊」上關於元春的判詞是：「二十年來辨是非，榴花開處照宮闈。三春爭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夢歸。」應當如何理解這四句判詞的含義?能像程偉元、高鶚補上去的後四十回的作者那樣，由此附會為元春死在「寅年卯月」嗎?還有人引唐代張的《宮詞》「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加以解釋，說元春進宮以後「辨識出什麼是生活的歡樂和痛苦」。這自然也可以聊備一說。但「虎兔相逢」呢?能夠簡單地認為作者是用兔喻指元春而以虎喻指封建宮廷嗎?據史料記載，康熙帝死於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公歷一七二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按干支為壬寅即「虎」年；雍正於同年十一月二十日(公歷十二月二十七日)奪嫡繼位，次年為雍正元年，按干支為癸卯即「兔」年。而曹雪芹家族在康熙朝深得貴寵，雍正上台後不久即抄沒其家產，政治上遭到致命打擊，雪芹由貴族公子一變而為罪囚的後代，人世遭逢，如此突兀，真不啻人間一夢。曹雪芹被抄家在雍正六年(公歷一七二八年)，當時他大約十三歲；己卯本《石頭記》定稿的年份是乾隆二十四年(公歷一七五九年)，如「披閱十載」可信的話，則上溯十年為乾隆己巳(公歷一七四九年)，上距曹氏抄家恰好二十年。依此，我疑心「虎兔相逢」是暗指康熙和雍正政權的交替註釋(89)，「大夢歸」則指作者政治上遭受的打擊，即《紅樓夢》開頭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這樣理解元春的判詞，或不失作者的原意和苦心。也許有人指我為索隱派，但我想，如果索隱派的某些見解確有價值，也不妨姑且取來，讓它為發展新時期的《紅樓夢》研究服務。
《紅樓夢》研究中經常遇到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研究《紅樓夢》的思想藝術和考證的關係問題。這個問題處理得正確與否，直接關係紅學的命運。直到今天，還有人認為對《紅樓夢》的思想藝術作理論評述不算研究，只有考證才叫紅學研究；相反，也有人認為考證是不必要的，主張反對一切考證。《紅樓夢》研究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都停留在考證上，所謂紅學，其實就是考據學。這種情況的出現，原因有客觀和主觀兩個方面，同時也和中國學術傳統的影響有關。就客觀來說，《紅樓夢》這部書確有很多可供考證的地方。例如這樣一部文學名著，竟然是個未完稿，前八十回和後四十回不出自一個人的手筆，因此勢必發生前八十回和後四十回的作者到底是誰，前後兩部分的思想和藝術孰優孰劣的問題。還有，前八十回的作者曹雪芹到底寫了多少回?為什麼沒有寫完?還是寫完了沒有傳出來?前八十回每一回的結尾為什麼沒有統一的形式?又比如《紅樓夢》的版本很不統一，有刻本又有抄本，抄本本身也千差萬別，回目、文字均有許多不一致之處，人們自然想知道為什麼會有這許多差異。而且早期抄本都附有朱墨兩色的各式批語，署名最多的是脂硯齋和畸笏叟，這兩個人在批書時很動感情，常常聲淚俱下，且彷彿書中描寫的都是他們親身經歷過的事情，那末這兩個人究竟是誰呢?如弄清楚了批書人的真實姓名，會加深對《紅樓夢》創作過程的認識和瞭解。這還不說，作者在第一回就聲稱他所以撰寫《紅樓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