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語言研究
《紅樓夢》是我國古典小說語言藝術的典範。在20世紀《紅樓夢》研究成為「顯學」時，這部巨著的語言藝術成就也備受關注，研究成果顯著，據不完全統計，研究其語言的論文就有三四百篇之多，此外還有若幹部專門研究其語言的專著。爬梳上個世紀《紅樓夢》語言研究的成就，對我們今後的研究工作不能說是沒有意義的。
曹雪芹的語言觀及《紅樓夢》語言藝術研究所涉及的理論問題
殷孟倫在《略談〈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對語言藝術的認識》(《文史哲》1955年第2期)中探討了曹雪芹自己對語言藝術的理論見解。他認為：「《紅樓夢》的語言，是『血』的語言的記錄。因而它的個性和風格，是作者所特有的。而作者的生活實踐、人生態度和長期學養又是產生他的語言的源泉。」殷孟倫在引證寶釵「更有顰兒這促狹嘴，他用春秋的法子，把市俗的粗話攝其要，刪其繁，再加潤色，比方出來，一句是一句」之後指出：「這裡關於語言藝術在作品內容的適應和語言揀擇、加工、精練、概括、具體等問題不是已由作者『夫子自道』地和盤托出來了嗎？原來語言藝術，不是容易的事兒，一切得面向生活，面向現實，然後把生活、現實轉化到作品裡去。」「作者要求語言要素樸、本色、高度集中」，史太君兩宴大觀園的描寫就說明這個問題，「作者掌握了這個發展規律，語言的『端詳斟酌』，都是緊隨著人物形象的言談行動在運動著，絕不『千人一面，千部一腔』」。「足見別人有極好的經驗或絕技，我們不能不向他們學習，但到自己運用，就得加一番精選定奪。這在作者的語言藝術的表現上，確是絲毫不苟，精練切合的。」「在『大觀園試才題對額』這一回裡，作者更透露出語言適應要符合真與美的要求的這個主張。」殷文探討曹雪芹的語言觀，別闢蹊徑，很富新意。
邢公畹《〈紅樓夢〉語言風格分析上的幾個先決條件》(《南開大學學報》1963年第12期)一文從語言學、風格學和文藝學等不同學科領域的交叉研究提出問題。他認為要解決《紅樓夢》的語言風格上的特點，必須先依次解決三個問題：第一，《紅樓夢》語言風格上的作為文藝作品的語言的共性；第二，《紅樓夢》語言風格上的民族性；第三，《紅樓夢》語言風格上的個性。他說：「曹雪芹對漢語簡明性與感覺暗示性的基調是有深刻的認識的」，「研究曹雪芹在如何選擇詞，安排語段，構造語句和更大的句群的問題上發揚了漢語簡明性和感覺暗示性，以及為了達到什麼目的而利用了傳統小說風格，是分析《紅樓夢》語言風格的一個方面。」然後他對《紅樓夢》的直接描寫和直接語言在小說風格中的重要作用進行了深刻分析，具有很大的啟發性。
杜正堂《〈紅樓夢〉語言魅力三題》(《紅樓夢學刊》1989年第3輯)認為文學作品是否能激發讀者想像，關鍵在於語言是否具有激發想像的機制，他分析論證了《紅樓夢》語言所遵循的一些規律：1.在具象與抽像之間，有想像漫遊的綠洲。「曹雪芹很善於在『不遠不近』的位置上去『看』，用『不即不離』語言來寫，從而造成一種『似有若無』的迷人境界。」2.在歷史共時的交叉處，由想像整合畫面。曹雪芹有時在不同人物身上，使用了相似乃至相同的字眼。但是「在歷史共時的交叉處，來自讀者歷時與共時的聯想」，使這些相似、相同的字眼在不同人物身上卻有著各自的內容，互不雷同。3.「從能指到所指之路，靠想像穿行的幽徑。」曹雪芹利用了「言」與「心」對立統一關係，創造了令人回味無窮的人物自身語言。
對《紅樓夢》語言藝術成就的總評價
1947年9月，太愚在《國文月刊》(第五十九期)發表《紅樓夢的語言》一文，指出長篇小說的口語化是逐漸發展的。與《三國演義》、《水滸傳》相比，「《紅樓夢》才進入到語體文高度純化的階段」。「人民的語言包容著很豐富的成語，其中很多都是生動、潑辣，賦予諷刺性的表現力；《紅樓夢》最能充分地使用這種從人民生活經驗結晶而成的精煉語言，書中很多的人物都善於用成語來增加他們的說話力量與風采。」「為了要表現某些特殊概念而又無現成的詞類可用，作者就假借書中人物的口頭創造出若干新奇有趣的用語來。」太愚認為從根本上說，首先，要學習《紅樓夢》作者那種對口語忠實學習的精神。其次，應當學習作者使用語言與行動配合的方法。再次，是作者常使方言與他的主要用語相配合、融化。同時，太愚指出《紅樓夢》語言中存在的若干重要缺點：第一，濫用象徵的詞類與語句；第二，某些場合也採用文言濫調；第三，處理對話不夠精煉。
俞平伯在《讀〈紅樓夢〉隨筆》(香港《大公報》1954年1月1日-4月23日)的「增之一分則長，減之一分則短」這一節中，以《紅樓夢》中「賢襲人嬌嗔箴寶玉」和「張太醫論病細窮源」為例，分析論證《紅樓夢》是做到了「一字不能增減」的好文章。
王永的《論紅樓夢的語言藝術》(《延河》1957年第1期)認為：「紅樓夢的語言的獨特風格，在於文字簡潔、樸素、生動、優美、恰到好處。同時，作者曹雪芹善於繼承我國古典小說的優秀傳統，保持和發揚了我們民族語言的氣派和風格。」「曹雪芹多方汲取了構成語言的因素，同時把這些語言完全和他要表達的生活融化在一起。他的敘述方法，也往往是按照廣大人民的口語習慣來提煉和概括，這些語言深入淺出，有血有肉，所以每當我們讀到它的時候，就不能不深深為它的活力所感動，完全陶醉在我國民族語言的優美意境裡。」「在語言的組織結構中，他善於探求那些樸實、平凡語言中的深厚內涵，運用它們表達出深刻複雜的感情。」「還有些章節的語言，經過作者提煉加工後，文字鏗鏘，音節響亮，讀起來富有節奏感。這種語言的音節、旋律，直接傳達了生活的節奏，加強了文字的表達力。」「即在普通敘事中，作者也善於運用生活的色彩和音響來感染讀者。由於他對客觀事物有敏銳的觀察力，因而他能夠準確地描繪出這些色彩和聲音。在描寫這些色彩、音響、光波時，作者總是根據作品中人物的心情和感受，給它們加上了強烈的感情氣氛。」此外，王永還談道：「紅樓夢裡所寫的不論是人物、景物或場面，都能給人以立體的感覺。由於他善於把形象、描寫、敘述、抒情和分析交錯在一起，善於從人物的上下左右，四面八方來描寫它，因而便形成人物形象的浮雕性。即使描寫一個場面，他也是通過每個人物的談吐笑貌，內心活動和它們之間的關係，來烘托一個活動的整體。他善於利用一切活動的因素來表現生活的複雜性和真實性。」
蔣和森在《〈紅樓夢〉藝術論》(《紅樓夢論稿》，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出版)中指出：「《紅樓夢》在語言上的特色，主要表現為明暢、洗練、富於表現力。但它明暢而不流於淺露；洗練卻又無刻削之痕。至於它的表現力，也不是呈現於辭句的表面，而是常常深含在內裡。它用筆平實，往往好像是不經意地隨手寫來，既顯得自然流瀉，然而又時見波瀾生於腕底。它著墨深細，層層皴染，然而卻又不顯得瑣碎和繁複。」
徐遲的《〈紅樓夢〉的語言藝術》(《文藝論叢》1980年第9輯)一文認為：「在我國現代語言發展史中，《紅樓夢》第一個成功地記錄和提煉了一直到今天我們仍然在說著寫著的語言文字，因此《紅樓夢》的出現，就是我國近代的一次語言革命。它簡直是驚蟄的春雷。它為現代中國語言破了土，並奠了基，建築了一座精美絕倫的大觀園，作為典型環境的榜樣示範。」
聶石樵《論〈紅樓夢〉的語言》(《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63年第3期)一文說：「《紅樓夢》的語言力量，不僅是一般地表現了內容，從而構成了藝術形象，而且是特別突出、深刻、鮮明地表現了內容，創造出輝煌的藝術形象。」「《紅樓夢》語言最鮮明的特色，是清新和自然。」他認為，《紅樓夢》的語言是樸質自然的，但並非自然形態的語言，作者對自己所運用的所有的語言都下了很深的去粗存精的錘煉工夫。「曹雪芹很重視煉字、煉句，同時更重視煉意。」他還說：「概括、含蓄是《紅樓夢》語言的另一特色。」「《紅樓夢》語言蘊藉含蓄，可是語意絕不含混，而是極鮮明準確。」「《紅樓夢》語言的鮮明，特別表現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他認為《紅樓夢》的語言中也存在一些缺點，「其中有些還因襲了我國傳統小說的公式和舊套」，寶玉初見黛玉的形貌描寫和寫警幻仙子出場的那篇賦等，「多是陳詞濫調，毫無生氣」。
騰雲《〈紅樓夢〉文學語言論》(《紅樓夢學刊》1981年第1輯)認為；「曹雪芹對語言的錘煉是自覺的，他有理論主張，有明確的追求。」這些追求和主張是：一、曹雪芹在創作中十分重視吸收樸素、自然、率真的人民口頭語言。二、曹雪芹在創作中又十分重視生活語言的文學加工。三、曹雪芹對應該把語言加工成什麼樣子，也有具體要求。他說：「在中國古典小說史上，也許沒有第二人像曹雪芹這樣，在一部小說作品中，直接間接地提出作家錘煉文學語言的這些豐富而深刻的見解。」「《紅樓夢》的文學描寫本身所客觀地呈示出來的曹雪芹在語言錘煉方面的成就，要比曹雪芹在書中以議論的方式表達出來的生動、具體、細緻、豐富得多。」
薛瑞生《淡極始知花更艷——論〈紅樓夢〉的語言藝術》(《紅樓夢學刊》1983年第3輯)從美學的角度，探討了《紅樓夢》語言藝術的內在規律和深厚的意蘊。一、在人物對話的問題上，「《紅樓夢》中的人物對話，卻不僅具有刻畫人物的功能，而且具有敘述功能，揭示主題的功能，概括人物性格的功能，等等」。「人物語言的多功能表現，這是曹雪芹對小說語言的突破。文學上的創新，總是自由與規律的結合。」二、在語言的表現力上，「言簡意賅，在《紅樓夢》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它既簡潔，又豐富，既明白曉暢，又意蘊無窮」。「《紅樓夢》描寫人物的手段是多種多樣的，然而從語言的角度來看，卻體現了寓『艷』於『淡』的特點，簡潔之極，也豐富之極。」三、從形式上看，《紅樓夢》的語言「就有一種樸素的美」，「這種樸素之中，又包含著濃郁的詩意。這種詩意，當然與主要人物所作的內容和形式都非常優美的詩詞有關，但更重要的是他用樸素的語言，詩化了生活、詩化了環境、詩化了人物的感情與性格。」「樸素而富有詩意的語言，使《紅樓夢》達到了絕佳的藝術境界。」
徐振輝在《〈紅樓夢〉音韻美蠡測》(《紅樓夢學刊》1984年第3輯)中，強調《紅樓夢》是富於音韻美的作品。「《紅樓夢》的音韻自有其獨特的地方，它不像《鏡花緣》那樣，脫離人物和情節而大談音韻知識，而是緊扣主線，編織在人物形象之中，成為作品的有機部分；即使是在詩文體制、句式、節調等方面所具有的音樂美，也有其明顯的特點。」其特點表現在體例具備，韻式豐富；散句駢化，和聲調諧。「《紅樓夢》中的音韻之所以使人感到豐富優美，是因為它融匯於性格鮮明、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造成聲情並茂的個性美。」他還分析了《紅樓夢》在運用音韻來顯示聲律美和個性美時所採用的三種引導讀者賞析的方法：指點法、意會法和對比法。他說：「一部《紅樓夢》集詩歌音韻技巧之大成，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因而《紅樓夢》具備了『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的『美』。」
王蒙《〈紅樓夢〉的語言與結構》(《紅樓啟示錄》，三聯書店1991年出版)中認為：「讀《紅樓夢》常有一種『如聞其聲』『盡聞其聲』的感覺。」關於產生這種效果的原因，他說：「第一，《紅樓夢》的語言是絕對生活化的口語，是響叮叮(不說『響噹噹』，因為『當當』太鏗鏘了)的活人話語，絕對沒有半文半白、半中半西的那種二手三手的『文學語言』，那作家讀書讀多了讀癡了造作出來的文詞兒字話。」「第二，《紅樓夢》人物語言是高度性格化的，各有己腔，各有已調。……特別是人多嘴雜的場面，最見作者功力，硬是寫了個『面面俱到』。」「第三，這些人物語言，不但有外在的生動、幽默、或俏皮或尖刻或憨厚或圓熟的色彩，更常常使人想到它們背後、它們深處的沒有說明的東西，可以說是說話人的潛台詞，可以說是一種『語勢』，即說話人的全部思想感情的趨勢，使讀者在『如聞其聲』的同時『如見其人』『如見其狀』。」他還說：「相對說來，《紅樓夢》中較差的是作者的敘述語言，作者的敘述語言似乎沒有完全擺脫開歷來章回小說、話本小說、演義小說的套路，作者常在敘述語言中用一些似文似白的四六套句，似『散』似駢的行文熟腔，乃至用一些陳詞濫語。有的意思極好，但說的反顯俗氣。如寫到幾個人物的肖像、冠戴服飾，寫到寶玉黛玉的心理等，常給人這種遺憾之感。」
孫占琦的《〈紅樓夢〉語言藝術四談》(《紅樓夢學刊》1995年第3輯)認為：「《紅樓夢》的語言藝術，是深得辯證法機趣的。」「曹子爐火純青的語言藝術，像生活一樣，好像沒有成文的章法，但又有其內在的必然規律。來源於生活，畢肖於生活，但仔細咀嚼，卻又有如『大橄攬』，味道遠遠高於生活的濃度。這些語言像生活一樣質樸、自然，卻又是生活中美的集合。」他認為《紅樓夢》獨特的語言風格主要有：整散相間，虛實相生，雅俗相諧，形神相和。
吳籃玲在《言外意、弦外音、境外味——簡析〈紅樓夢〉語言的橄欖美》(《修辭學習》1997年第7期)一文中分析了橄欖美的藝術境界，他說：「簡練而別有韻味，質樸自然而又令人回味無窮，以『有限追求無限』的含蓄蘊藉正是『橄欖美』的核心。整個作品不管是人物語言、敘述語言、描寫語言，曹雪芹所欣賞、所讚美、所追求的正是這種言語藝術境界——言語的『橄欖美』。」「這位語言藝術大師正是掌握了讀者的審美心理，或言此意彼，或引而不發，用含蓄蘊藉的言語，充分調動讀者的審美想像，對讀者就有一種創造的樂趣，而其言語的美味，猶如一顆青色的橄欖，須細讀細嚼細品，方有『五味』俱全而有無限醇美的滋味。」「《紅樓夢》語言的橄欖美誠如橄欖一樣，質樸、自然、平實而又極具表現力。」
《紅樓夢》的語言究竟是「洗練的北京話」， 還是「純粹的京語和道地吳語」的並存
早在1920年，佩之在《〈紅樓夢〉新評》(《〈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選輯》第3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出版)中，就認為「《紅樓夢》所用的文字，是純粹的北京土話」。
太愚《紅樓夢的語言》一文亦認為：「《紅樓夢》作者生在一個居住江南的北京人家庭裡，他說的是極純熟的北京話，也可以因必要而加入些南方詞類和語法。十八世紀以來，由於滿清政治之高度集權，以及交通之日益發達，北京話已變成近世中國的中心語言。因此二百年前《紅樓夢》中人物所說的話，到今日還流行在我們的社會中，和大多數讀者的口語沒有多少距離。」
俞平伯也在《〈紅樓夢〉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東北文學》1954年第2期)中指出，《紅樓夢》裡面雖然夾雜一些文言，但這種文言在書中占的比重極小，全書基本上仍然是用流利的白話寫成的。這些圓轉流利的白話在人物的對話中尤其成功。在《紅樓夢》的地域色彩方面，「《紅樓夢》裡的對話幾乎全部是北京話，而且是經作者加工洗練過的北京話，真是生動極了」。聶石樵的《論〈紅樓夢〉的語言》(《北京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1963年第3期)也認為「《紅樓夢》是用北京話寫的」。
吳世昌《論〈石頭記〉的舊稿問題》(《紅樓夢研究集刊》第1輯，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則認為《紅樓夢》裡人物對話不純粹是北京方言，也有吳語，並舉了60個例子來說明。但他指出，吳語詞彙在全書的比例是微不足道的，書中人物對話主要還是北京方言。戴不凡《揭開〈紅樓夢〉作者之謎》(《北方論叢》1979年第1期)指出《紅樓夢》是「京白蘇白夾雜」，「純粹京語和道地吳語」並存的作品。
陳熙中、侯忠義《曹雪芹的著作權不容輕易否定·就〈紅樓夢〉中的「吳語詞彙問題」與戴不凡同志商榷》(《紅樓夢學刊》1979年第1輯)反駁了戴不凡的觀點，他們認為：「《紅樓夢》中的語言，基本上是典範的北京話，同時吸收和運用了一些方言詞(其中包括吳語詞彙)這是客觀存在的。」認為戴文所說的「京白蘇白夾雜」或「純粹京語和道地吳語並存」的觀點，「顯然是把方言(如吳語)和方言詞(如吳語中的某些詞彙)混為一談了。」
邢公畹《〈紅樓夢〉語言風格分析上的幾個先決條件》認為：「《紅樓夢》基本上是用乾隆時候的北京話寫成的，但曹雪芹的方言知識豐富，除當時北京詞彙外，為了刻畫和塑造上的需要，還吸收了當時南京及其它地區的方言。」
啟功《漫談〈紅樓夢〉的語言藝術》(《紅樓夢研究集刊》第4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認為：「《紅樓夢》語言的地方性，是『北方話』，也即是今天『普通話』的範疇，雖有一些『文言』語句和地方『土語』，但常是在特定的用途上使用。又除了『話說』、『下回分解』等一些詞句外，那類舊小說的習俗套語，是用得極少的。」
王利器《〈紅樓夢〉是學習官話的教科書》(《紅樓夢學刊》1979年第1輯)認為：「產生於乾隆年間的《紅樓夢》，就是以官話寫成的社會百科全書，體大思深，語言豐富，是學習官話最理想的教科書。」「所謂的官話，即指北京話，當時謂之為京話。」「《紅樓夢》是普通話的典範。」
盧興基在《〈紅樓夢〉南方話考辨》(《紅樓夢研究集刊》第3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中提出：「《紅樓夢》裡有南方話」，同時他還舉例並論證出以下的觀點：「《紅樓夢》是這樣一部作品，它的語言，是以北方官話為基礎的高度成熟的文學語言。此外它至少還吸收了其他三種語言成分，即(1)北京地區的口頭俗語土語；(2)江南地區的南京話，吳語方言；(3)傳統的文言詞語。而第二種語言成分很少引起《紅樓夢》研究者的重視和肯定，其實它是和其他兩種同樣重要，同樣值得重視的成分。《紅樓夢》的語言成就和作者對這三種語言成分的精心選擇與錘煉分不開的。不過，一些方言俗語，到作者手裡，經過精心選擇和加工，已成為整個作品的文學語言的不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分了。」他還指出：「在後四十回裡，對前八十回裡經常的習慣用語，高鶚很注意保留。雖然有時顯得很笨拙。」「在高鶚的用詞上，五花八門，南腔北調，前八十回語言的純淨性被破壞了。」
滕雲《〈紅樓夢〉文學語言論》認為：「《紅樓夢》既不是純粹京語作品，也不是『京白蘇白夾雜』的作品，它的語言文字，是以北京話為基礎而又不限於京白的『官話』——十八世紀通行與社會的民族共同語。」《紅樓夢》的語言體式，大概有如下四類：一類是純粹的口語體；一類是接近口語而稍有文言成分的白話體；一類是平淺通俗的文言體；還有一類是古典散文和韻文。
王世華《〈紅樓夢〉語言的地方色彩》(《紅樓夢學刊》1984年第2輯)指出：「《紅樓夢》語言的地方色彩突出地表現在書中有不少下江官話的語音、詞彙、語法現象。——這裡的『下江官話』，具體說來，是指揚州、南京一帶的方言。」他說：「不同版本的《紅樓夢》，縮減方言現象並不完全一致。」他還用了一百多條《紅樓夢》中的方言(下江官話)來論證這些觀點。他認為曹雪芹運用下江官話，有這樣一些特點：一、方言現象的出現，人物對話中大大多於敘述、描寫的行文中。二、有身份、有文化教養的，一般在口語中方言並不多見。但如林黛玉，則揚州方言現象特多。三、在運用方言問題上，作者不止一處地「提醒閱者眼目」。但不少人沒有被「提醒」。所以整理、抄刻時改易、刪除方言者有之，不理解方言現象而標點錯誤者有之，望文生義註釋方言詞語者有之，「曹雪芹諳熟下江官話，把它運用到作品中，絕非濟北方話之窮，也並非個人語言習慣的不自覺的流露，而是有意識地運用方言達到自己的目的；描述中用方言表現地方色彩；對話中用方言表現人物的鄉貫、成長環境、身份、性格、情態等等。」
聶鴻音《從諧音字和葉韻字論〈紅樓夢〉的基礎方言》(《紅樓夢學刊》1987年第2輯)認為《紅樓夢》的基礎方言是北京話，只有黛玉和警幻仙子二人說的是曹雪芹杜撰的江淮話。
宋秀雯《〈紅樓夢〉裡的北方和滿洲地方俗語》(《中外學者論紅樓》，北方文藝出版社1989年出版)指出：《紅樓夢》中除了北京話外，還有一些滿洲地方俗語。《紅樓夢》裡的北方俗語，多半都是以北京話為主，其中有一些東北話。過去有些校注《紅樓夢》的人，對某些北方及滿洲地方俗語，或是沒注意到，或是編校的人對北方話不熟悉，所以有些不妥當的地方。
王蒙《〈紅樓夢〉的語言與結構》說：「《紅樓夢》裡的人物說的是哪兒的話？帶哪個地域的方言味道？看來是北方方言系統而不是吳語粵語溫州語……當無疑問。對此做出學術論斷，非我所能。但據我的晚了二百多年的有限經驗來看，有趣的是，《紅樓夢》人物語言能『活』到今天的北京話中的較少，『活』到天津話或天津以南的河北省農村(如筆者的祖籍滄州專區)裡的很多。」
第一部研究《紅樓夢》語言的專著
最早研究《紅樓夢》語言的專著是周中明的《紅樓夢的語言藝術》(漓江出版社1982年出版)。在書中他對《紅樓夢》的語言進行了比較全面細緻的研究。
在《悲喜映照及其它——談〈紅樓夢〉語言藝術的整體美》中，他指出《紅樓夢》的美，首先是具有語言藝術的整體美。作者充分地運用和發揮了藝術的辯證法，使其達到了對立統一，互相結合，彼此襯托，映照生輝的藝術效果。
在《質樸自然——談〈紅樓夢〉語言藝術的風格美》中，他認為《紅樓夢》比生活更美，而又像生活本身一樣質樸自然，這是《紅樓夢》在語言藝術上的重大成就和顯著特色，是《紅樓夢》在藝術上達到「最高的要求」的一個重要標誌。
在《詩人、歷史家和哲學家的三位一體——談〈紅樓夢〉語言藝術的哲理美》中，他提出《紅樓夢》的語言富有哲理雋永的特色。他說：「《紅樓夢》作者運用哲理性語言的特點：它不是作者外加的，而是跟他的全部藝術描寫水乳交融在一起的；因此，它不僅使用極具哲理性詞語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它從全書的歷史性內容和藝術整體上，反映了含義雋永的哲理美。」
在《文淺意深——談〈紅樓夢〉語言藝術的寓意美》一文中，他談到《紅樓夢》具有深遠的寓意美，這是《紅樓夢》語言藝術的一個重要特色。他談論了作者所用的主要的方法是：1.由表及裡地揭示出隱藏在現象後面的社會本質問題。2.以小寓大。3.鮮明的對比。4.語言力求從個別體現出一般，把讀者的思路由個別引向一般。而在《情趣盎然——談〈紅樓夢〉語言藝術的生動性》中他認為曹雪芹在他的《紅樓夢》中創造出了情趣盎然的藝術境界。他論述了作者採用的五種主要的藝術手法。
在《「只有一個詞可以表現它」——談〈紅樓夢〉語言的準確性》中，他認為《紅樓夢》在遣詞造句上，堪稱達到了「一字不可更改，一字不可增減，入情入神之至」的境界。《紅樓夢》語言的準確無比，首先表現在曹雪芹對社會現實觀察得深刻和對人物思想刻畫得入情入神上，還在於作家對人物形象的「這一個」有獨到的觀察和深刻的感受，並表現在對人物感情色彩的描繪上，準確地選擇最富有感情色彩的詞彙。他還分析了曹雪芹《紅樓夢》的語言能做到準確無比的根本原因。
在《「念在嘴裡倒像有幾千斤重的一個橄欖」——談〈紅樓夢〉語言藝術的含蓄有味》中，他提出含蓄有味正是曹雪芹所欣賞、所讚美、所追求的一種語言藝術境界。他論述了曹雪芹使語言做到含蓄有味的十種方法。
他在《惜墨如金——談〈紅樓夢〉語言藝術的境界美》中說：「簡潔，是《紅樓夢》語言藝術的一個重要特色。」他分析了曹雪芹能使語言做到簡潔精美的四條經驗和曹雪芹為什麼能夠使他的《紅樓夢》語言達到如此簡潔精美的境界的原因。
他在《行文似繪——談〈紅樓夢〉語言藝術的繪畫美》中寫道：「曹雪芹不僅在主觀上有這個自覺性，而且在客觀上創造出了具有繪畫美的語言藝術境界。」他談到了關於曹雪芹如何把繪畫藝術創造性地運用於他的《紅樓夢》語言藝術之中的五個方面的問題。在《詩情畫意——談〈紅樓夢〉語言藝術的境界美》中他說：「曹雪芹憑借詩畫方面的才能，使他能夠在《紅樓夢》中創造了一種富有詩情畫意的語言藝術境界。」他還分析了曹雪芹使《紅樓夢》的語言藝術具有詩情畫意的三種手法，同時他還探討了關於曹雪芹《紅樓夢》的語言藝術能夠達到詩情畫意境界的三方面原因。
周氏這部著作之後，研究《紅樓夢》語言的專著主要有林興仁的《〈紅樓夢〉的修辭藝術》(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出版)、《語言藝術皇冠上的明珠》(內蒙古教育出版社1986年出版)，盧興基、高明鸞選編的《〈紅樓夢〉的語言藝術》(語文出版社1985年出版)，何士龍的《紅樓夢語言美鑒賞》(中國地質大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等。這些專著的相關內容將在下面有關部分述出。
《紅樓夢》運用俗語的成就
《紅樓夢》中的俗語是指謠諺、古話、格言、成語、歇後語等，它凝練、深刻、深含哲理，是一種壓縮性的語言，言簡意豐，耐人尋味；它具有通俗性和流傳性的特點。《紅樓夢》的作者對俗語的運用是極為重視的，全書中共有三百多條俗語，大都用得精妙傳神。
陳雨《〈紅樓夢〉中成語的運用》(《廣州日報》1959年12月4日)舉例論證了曹雪芹「匠心妙手」運用成語的功夫，他認為：「這些成語的運用，對人物的刻畫，語言的生動，都有很大的好處。」
何仲英《〈紅樓夢〉的歇後語》(《上海外語學院季刊》1958年第1期)從兩方面論證了《紅樓夢》中歇後語的獨特風格。「第一，《紅樓夢》選材適宜，力求形式和內容的一致，絕沒有庸俗粗糙或者偏僻難懂的歇後語。」「第二，《紅樓夢》的歇後語善於變化，不拘一格，要怎樣說得好就怎樣說。不因襲、也不捏造。不淺露、也不含糊。它的一切構成規律，總求符合於民族語言的傳統性，而又不可捉摸，極變化之能事，具有創造性和獨特的風格。」他總結《紅樓夢》歇後語有以下幾種形式：只有比方，沒有說明；先比方，後說明；先說明，後比方；下半截比方解釋上半截比方；幾個歇後語連用，或者跟別的俗語混合用。他說：「作者歇後語所以有這樣的成就，是由於能恰到好處地表現作品中人物的情感。這是作者的風格和個性的表現。」
騰雲《〈紅樓夢〉文學語言論》認為曹雪芹將生活中的方言詞、俗語詞、社會習慣語、俗語等予以文學化所達到的成就在於：首先，作者將大量的非文學詞彙「馴化」為文學詞彙，又輸入了不包括在已有的書面文學語言之內的新的詞彙，從而豐富了我們的文學詞彙。其次，曹雪芹利用、改造成語、諺語、俗語、行業語、階級同行語、隱語、粗俗語最突出的有兩點：一是利用這些詞語深廣的社會含義，即加強、提高這些詞語的思想性；一是利用這些詞語為塑造典型環境與典型人物服務，即發揮、提高這些詞語的文學性。另一方面，《紅樓夢》中的俗語等，具有較高修辭格的意義，成為塑造性格的手段。
周中明《藝術皇冠上的明珠——談〈紅樓夢〉中對俗語的運用》(《紅樓夢學刊》1980年第1輯)說：「在文學作品中運用民間俗語來增強文學語言的表現力，這是人們屢見不鮮的。然而，卻很難得有像《紅樓夢》這樣，把民間俗語廣泛運用到正確觀察和反映社會生活，構思和組織作品的故事情節，揭示和體現作品重大的政治傾向，刻畫和突出人物的典型性格，使民間俗語成為藝術皇冠上的燦爛的明珠。」
高國藩的《〈紅樓夢〉中的民間諺語》(《紅樓夢學刊》1981年第3輯)，將《紅樓夢》中二三百條諺語從形式上分為了十大類，他認為：「《紅樓夢》中所選擇的諺語內容上的特點就是在簡短的語句中包含了深廣的意義，它們都是清代民間諺語中的精華部分。」他將《紅樓夢》中民間諺語的藝術性概括為四個特點，即：語言的整齊性；形式的多變性；音韻的和諧性；形象的豐富性。他舉例論述了《紅樓夢》諺語的五個藝術表現方法：比喻；對偶；矛盾；對比；反襯。他認為《紅樓夢》中民間諺語的思想性表現在鮮明的民族性，鮮明的鬥爭性，鮮明的婚姻問題的特色，鮮明的傾向性。他還討論了《紅樓夢》中運用民間諺語的特點，第一，曹雪芹對民間諺語作過精細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每條諺語只用一次，只有幾條諺語是重複使用的；第二，集中運用民間諺語，對不同的典型人物和典型環境運用不同的諺語；第三，曹雪芹所掌握的民間諺語比高鶚所掌握的民間諺語多得多；第四，《紅樓夢》在註解和批語中儲有清代民間諺語的寶藏。
林文山《要點在於本色——從〈紅樓夢〉說到文學作品的語言藝術》(《長春》1982年第8期)一文認為，《紅樓夢》在引用俗語方面總的說來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也有個別地方似乎堆砌過分。以尤三姐罵賈珍、賈璉的那段話為例，他說「堆砌那麼些諺語、歇後語，倒不如少用幾個更見明朗。用『偷的鑼兒』來比尤二姐，也不像一個妹妹的口吻。看來，要點也在於恰如其分」。
宋德胤《〈紅樓夢〉俗語論》(《延邊大學學報》1983年第1期)認為：「曹雪芹就是這樣匠心獨運地把這些閃光的俗語熔鑄到《紅樓夢》中，用來刻畫人物，展開情節，增強作品的生動性和趣味性，深化作品的主題。」一、在塑造人物方面，「當作者讓他們在讀者面前活動起來的時候，往往用最經濟最概括的筆墨，恰到好處地用一句或幾句俗語，便把人物的個性和靈魂給勾勒出來了」，尤三姐性格的刻畫便是成功的一例。「《紅樓夢》中用俗語來刻畫人物，不僅是讓人物自己說出極有個性的俗語來，還表現在由第三者客觀的評述上。」興兒評論鳳姐的俗語真是一語破的，入木三分。二、在展開情節方面，他以冷子興演說榮國府的俗語、抄檢大觀園時探春的口中的俗語以及秦可卿給鳳姐托夢的俗語，論證「俗語是含義尤深的。曹雪芹在安排情節時，他用這深含哲理的俗語來統攝全局，這就引導和預示了情節的展開，使全書形成了完整的藝術整體。情節是人物性格發展的歷史。曹雪芹就是在這波瀾起伏的情節中刻畫他筆下的人物的。這樣，用俗語來預示和安排情節、展開情節，無疑是增加了作品的廣度和深度，為人物性格的完善提供了條件。在曲折生動的情節中，俗語是起了特殊的作用的」。三、在深化主題方面，「曹雪芹深諳俗語的深刻性。在他把俗語融入《紅樓夢》中時，有意地用俗語深化了作品的主題」。
鍾必琴《〈紅樓夢〉運用俗語刻畫人物的藝術》(《紅樓夢學刊》1985年第2輯)認為《紅樓夢》運用俗語，既豐富又精彩，俗語的運用，符合特定的生活情景和不同人物的身份及性格特色。俗語跟特定的生活內容和特定的人物性格，已融合在一起，成為不可分割的藝術整體。「在人物描寫上，《紅樓夢》運用俗語已經達到了性格化的高度。」
鍾必琴《論〈紅樓夢〉對俗語的熔鑄和提煉》(《紅樓夢學刊》1991年第3輯)認為：「《紅樓夢》運用俗語來刻畫人物、發展情節、表現主題，達到了很高的思想藝術水平。」「《紅樓夢》運用俗語的藝術，不只是一般地表現在選擇恰當、使用準確、富於生活內涵上，而且還表現在作者對俗語進行精心的熔鑄和提煉上。」《紅樓夢》對俗語的熔鑄和提煉，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改動字詞；二、改變句型或語氣；三、改變句式；四、相似或相同俗語的不同運用。
《紅樓夢》語言藝術手法的貢獻
傅憎享《〈紅樓夢〉的省筆藝術》(《紅樓夢學刊》1981年第3輯)分析了《紅樓夢》中許多省筆之處的妙用後得出結論：《紅樓夢》中的省筆在塑造人物性格和服務意境、同時調動讀者的聯想等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有些省筆在情節發展，或是渲染氣氛方面尤有「筆斷意連」之妙。
陳堅《〈紅樓夢〉中藝術修飾語運用上的幾點特色》(《南開大學學報》1982年第2期)認為：「藝術修飾語，在《紅樓夢》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無論在人物形象的刻畫上，景物的描寫上都給讀者留下了深刻而鮮明的印象。」他重點分析論證了《紅樓夢》中藝術修飾語運用上的幾點特色：逼真、準確和貼切；鮮明、形象；精練、概括；方式活潑；巧用典故，造成特殊的表達效果。
傅憎享《從比喻論〈紅樓夢〉語言的形象化問題》(《紅樓夢學刊》1982年第2輯)認為：「《紅樓夢》喻語不拘一格，千姿百態，出神入化。」「《紅樓夢》常以肖物傳神之比喻，衝破小說非直觀的局限，達到繪聲、繪色、繪形、繪情的化境。《紅樓夢》中的『潤色比方』，不僅達到了其他藝術手段所能達到的效果，而且還達到其他藝術手段所未能達到的境界。」「比喻起著形象意識作用，使《紅樓夢》語言形象化、視覺化了。」
周中明《精當貼切，自然奇警——談〈紅樓夢〉中對比喻的運用》(《紅樓夢的語言藝術》)指出：「主要地從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出發，為突出人物性格服務，這是《紅樓夢》作者善用比喻的基本特點。」關於曹雪芹的《紅樓夢》究竟是怎樣善用比喻來為突出人物性格服務的問題，他認為有以下幾點：1.根據人物的性格特徵來運用比喻，通過比喻，又進一步使人物的性格特徵更加顯豁、生動、豐滿、渾厚，這是《紅樓夢》作者善用比喻為塑造人物性格服務的一個特點，即首先要使比喻切合人物的性情；還要使比喻契合人物的神髓；要使比喻與人物在作品中的整個表現相呼應；要使比喻能充分顯示出人物性格的複雜性。2.根據人物的心理特徵來運用比喻，通過比喻，又進一步深入到人物的心底，使人物的內心感情和思想性格，得到更加生動傳神而又形象感人的表現。3.根據人物所處的典型環境來運用比喻，通過比喻，既進一步揭示出人物性格的階級本質，又充分寫出人物性格的複雜性，使環境和人物的典型性都得到高度的統一和極大的提高。同時也提到由於歷史和階級的局限，《紅樓夢》中也有極少量的比喻，是用得不恰當的，有損於作品的人物形象和主題思想感情。
林興仁《妙極之文，巧極之法——談〈紅樓夢〉的仿詞藝術》(《名作欣賞》1982年第4期)認為：「曹雪芹在《紅樓夢》裡廣泛大量地運用仿詞手法，把它跟人物性格的刻畫，故事情節的發展，對話語言的安排緊密地結合起來，以它豐富的表現力，造成了感人的藝術情趣，更好地刻畫了人物，推動了情節發展，獲得了明快犀利、幽默風趣的藝術效果。」他舉例分析了曹雪芹運用仿詞手法的特色：1.揭示事物的矛盾對立關係，增強情趣盎然的藝術特色；2.曹雪芹仿詞手法運用得巧妙、機趣，具有含蓄的意味，富於幽默感；3.人物對話中運用仿詞手法刻畫人物性格，使人物性格異常鮮明；4.《紅樓夢》裡的仿詞是先諧音後臨時仿造新詞，富有意趣。
林興仁《用字得神，得體理之至——談〈紅樓夢〉對尋常動詞的藝術化》(《名作欣賞》1983年第2期)認為：「《紅樓夢》，在多數情況下，正是使用最普通的一些詞語，使尋常動詞藝術化，而具有永久的魅力。」《紅樓夢》很講究對尋常動詞的藝術化，「從而對動詞的運用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處處閃耀著藝術的光芒」。他分三點舉例說明《紅樓夢》運用動詞的特色：1.寓褒貶色彩於動詞中，富有深意；2.動詞喻義化，更加形象具體；3.運用動詞曲盡「神」、「理」，為描寫動作神態，渲染情景，刻畫人物性格平添了藝術光彩。
林興仁《具有整齊美和音樂美的優美句式——談談〈紅樓夢〉的對偶》(《名作欣賞》1984年第1期)討論了《紅樓夢》中的敘述語言和對話語言中對偶的幾個特色：一、善於在一段散文句式中運用連續對偶，把句意闡發得更深透，把聲韻安排得更精美。二、善於在上下文中，或上下句中，以個別詞語相對偶，不但使句式音韻朗暢，而且往往還獲得了活潑、詼諧、風趣的效果。三、善於運用句中對偶，就是在一個較長的散句(或稱奇句)內，以句子成分對句子成分，使句式散中有駢，駢中有散，既有整齊美，又有參差美。他認為，曹雪芹在發揮散句和對偶句式的修辭作用的時候，很注意二者的協調，不走極端。全書大量運用散文句式，必要時偶爾用些對偶句式。由於大量運用散句，全書語言顯得活潑、自然、流暢；又由於偶爾用些對偶句式，以調劑散句比較鬆散、韻味不濃的局限性，因而全書語言既有整齊美又有音樂美；還由於全書將散句和偶句交錯運用，駢散完美結合，文字富於變化、富於波瀾。這種辯證地運用偶、散句式的修辭藝術，是文學作品語言藝術的典範。
王緋《愛君詩筆有奇氣，直追昌谷破樊籬——從〈紅樓夢〉的韻文看曹雪芹之創新》(《紅樓夢學刊》1984年第1輯)認為，《紅樓夢》的韻文，正是對我國古典長篇小說傳統寫法的大膽突破，表現了曹雪芹巨大的創新成就。《紅樓夢》對人物事件品評的韻文，「不再是作者硬性附加上去的點綴，而是熔鑄於整個藝術形象之中，與小說的情節水乳交融，成為不可分割的散韻緊密結合的有機體」。「同具有品評性質的韻文一樣，曹雪芹用以寫景狀物的韻文也是獨步千古……具有了多方面的重要意義，成為作者出色地寫出『大觀園記』的關鍵手筆」，「他在《紅樓夢》中不僅熔煉出了完美的用以品評和寫景狀物的韻文形式，還熔煉出大量人物詩詞，並以此作為塑造人物形象的藝術手段，再一次顯示出他獨創的才能」。王緋同時強調，雖然「《紅樓夢》中的韻文，有不少反映出作者或作品人物的思想弱點，在藝術上也是全然不能與具有獨立意義的名家詩詞相提並論；但是它們卻在從屬範圍裡顯示出特有的思想、藝術價值，為曹雪芹贏得了榮譽」。
林興仁《試探〈紅樓夢〉的語音修辭手段》(《紅樓夢學刊》1985年第2輯)認為：「整部《紅樓夢》，音韻節奏安排合拍，宮商和諧，音趣盎然，富有語言的音樂美。」「《紅樓夢》在語音修辭手段的運用上取得了傑出成就」，「創造出繪聲繪色、聲情並茂的藝術境界，使讀者如聞其聲，使作品富有音趣，形成極強的藝術感染力」。他就曹雪芹所利用的多種語音手段如諧音、諧音仿詞、諧音雙關、疊音、擬聲、雙聲疊韻、兒化韻、語氣口吻口氣等分類舉例進行了分析。
冷宇《淺談〈紅樓夢〉中的顏色詞彙》(《紅樓夢學刊》1987年第2輯)認為：「繪畫藝術所專用的顏色，在《紅樓夢》中成了語言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究其原因，首先，作者選擇大量的女性來做主人公，而她們的衣著、起居行止，甚至心理活動都離不開色彩。其次，書中人物所處的典型環境也要求作者能嫻熟自如地描繪顏色。再次，曹雪芹在寫作中，善於運用再現生活畫面的手法來塑造形象，有畫面就必須有顏色，否則，其藝術效果就會大打折扣。冷宇認為顏色詞彙在《紅樓夢》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第一個作用是與全書主題密切相關」；第二個作用「則是有助於人物肖像描寫的逼真、鮮活、傳神」；第三個作用是「狀物寫景，以景寓情」；同時，「還起著發展故事情節或暗示事件進程的作用」。關於作者使用顏色詞彙的方法，他舉例分析了以下幾種：明用、暗用、喻用、巧用。
徐振輝《謊言：〈紅樓夢〉中特殊的語言設計》(《紅樓夢學刊》1989年第2輯)一文認為，曹雪芹超越了傳統小說中「謊言」只是「反角」的專利品的語言模式，有意設計了五十多處謊言，發揮了美感作用，使得《紅樓夢》中人物性格語言精妙，形神欲活紙端，生活氣息撲面，情趣韻味十足。「無論是情節性謊言還是細節性謊言，都為作品的語言設計增添了生命活性和藝術張力。由於這些謊言滲透在各種描寫手法之中，渾然天成，所以讀者幾乎看不出這是一種技巧。不易察覺的技巧卻是真正的技巧，它彷彿是風行水上，自然成文，顯示出了《紅樓夢》語言藝術的高超境界。」徐文強調：「不管是情節性謊言還是細節性謊言，它們都有以下的特點：情節的偶合性、論辯的進逼性、逗趣的怡悅性；從接受謊言信息方面，還有反饋的多樣性。」
杜永道《<紅樓夢>幽默語段的特點》(《紅樓夢學刊》1990年第2輯)統計，《紅樓夢》中人物對話裡的幽默語段很多，僅前八十回就達70例以上。「這些幽默語段對人物形象的塑造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作者在運用幽默語段刻畫人物性格、揭示人物內心世界方面，匠心獨運，很有特點。」首先，《紅樓夢》中幽默語段在運用上的特點是：「1.緊密結合語境，依場景而設置，因而幽默語段與上下文敘述的情景銜接得十分自然，沒有絲毫插科打諢的痕跡。也就是說，作者在運用幽默語段時，重視帶有很強烈的場景意識。」「2.不同人物說出的幽默語段，都帶有鮮明的人物身份、性格、思想烙印。讀者讀時，有明顯的身份感。可以說，作者在運用幽默語段時，總是帶有強烈的人物意識。」其次，《紅樓夢》前80回幽默語段的分佈特點是：1.在前80回中，中間部分分佈得明顯集中，數量較多。2.從人物看，幽默語段分佈最多的是鳳姐(12例)和黛玉(10例)。3.根據統計，76例幽默語段中，只有5例是作者敘述的話構成的，其餘71例全部都是小說人物的話構成的。再次，《紅樓夢》幽默語段的構成可分為兩大類，即一類是用已知的某種修辭手法構成的，暫且稱為修辭型。另一類是用其他方法構成的，暫且稱為非修辭型。杜文對用「飛白、仿詞、比喻、誤解法、狼狽法、悖謬法」和「異用法」所構成的幽默語段分別進行了論述說明。
林興仁《〈紅樓夢〉與漢語修辭》(《紅樓夢學刊》1990年第2輯)認為：「《紅樓夢》集漢語語音修辭手段、詞彙修辭手段、句式修辭手段、修辭格、語體風格之大成，充分展示出漢語的修辭美，在讀者面前矗立起了一座我國語言藝術、修辭藝術的高峰，為漢語修辭藝術樹立了一個典範。」在修辭格方面，「《紅樓夢》裡它們不但種類繁多，而且運用得新意層出，達到出神入化，爐火純青的程度。這些固定的修辭方式，在《紅樓夢》裡，既有色彩鮮明的比喻，又有具體形象的借代；既有誇大而真實的誇張，又有巧妙而含蓄的雙關；既有以物擬人的擬人，又有以人擬物的擬物；既有援引成文的引用，又有暗含深意的用典……這眾多的修辭方式在曹雪芹的筆下運用自如。……曹雪芹的語言之所以富有藝術魅力，扣人心弦，跟他善於運用這些富有表現力的修辭方式(修辭格)是分不開的」。
陳家生《〈紅樓夢〉中模糊語言的運用技巧》(《紅樓夢學刊》1995年第2輯)說：「《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及其續作者，也經常在書中嫻熟地運用了大量的模糊語言，來刻畫人物形象，表現人物性格，構成故事情節，揭示題旨內涵。書中模糊語言成功運用的範例比比皆是。」「《紅樓夢》中大量的模糊語言的成功運用，形式多樣，特點各異，效果強烈。它對擴大作品審美感染力，使讀者獲得動人的美感和意境的昇華，讓人物典型形象豐滿生動，起了特殊的重要作用。」就《紅樓夢》模糊語言運用的類別特點與藝術效應而言，大體有以下幾種：一是用喻寫形，以虛寫實；二是欲言還休，耐人尋味；三是一語雙關，言此意彼；四是用語朦朧，含蘊無窮；五是巧借語境，心領神會。
鄒光椿《「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紅樓夢〉中的囈語藝術》(《修辭學習》1998年第2期)認為：「在《紅樓夢》中只有賈寶玉得到曹雪芹的青睞，讓他獨佔囈語藝術。」曹雪芹利用多種囈語藝術的表現形式，從而塑造出「古今不肖無雙」的賈寶玉，表達了《紅樓夢》反封建的主題。鄒文從三方面對囈語藝術的作用進行了論述說明，一、保護傘護身符，隱蔽叛逆神韻。二、突出怪譎性格，豐滿『護花』形象。三、創設迷幻語境，延伸多姿情節。
《紅樓夢》人物的語言是充分個性化的
魯迅對《紅樓夢》語言評價很高，他在《看書瑣記》(《申報》1934年8月8日《自由談》)中說：「高爾基很驚服巴爾扎克小說裡寫對話的巧妙，以為並不描寫人物的模樣，卻能使讀者看了對話，便好像目睹了說話的那些人。中國還沒有那樣好手段的小說家，但《水滸》和《紅樓夢》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讀者由說話看出人來的。」可以說這是對《紅樓夢》人物語言的經典評價。
計開《紅樓夢的對話》(1942年8月桂林《文學批評》創刊號)認為：「《紅樓夢》的精華，也就是那些對話，猶之《儒林外史》的精華是人物動作的描寫一樣的各有千秋。」「《紅樓夢》不太寫人的面影姿態，即寫也不怎麼對讀者有用。卻在對話中，把人物的『眼波、笑影、以至於一舉一動』，都顯現出來了。」小說中的「男男女女，上上下下，諸色人等，都各個賦予一種性格。人物的各種性格之特徵、矛盾、轉變，或發展，都交代給那些對話來理落」。
署名「人」的《紅樓夢的對話》(1947年3月23日漢口《星報週刊》第31期)一文認為：「明齋主人嘗謂《紅樓夢》所引俗語，一經引用罔不如妙，描寫口吻一一逼肖。對於《紅樓夢》藝術之文藝技巧，實為中的之論。」
太愚《紅樓夢的語言》認為：「《紅樓夢》中人物的語言永遠沒有脫離過他們自己的身份。」「寫實主義者只是善於從人物心地去挖掘他們自己的聲音，用他們自己一定的語言表現出他們一定的個性。寶釵的語言是那麼合理，湘雲的語言是那麼直率，鳳姐的語言是那麼爽利潑辣，黛玉的語言是那麼尖酸刻薄，使現在的讀者凡聽到某種說話的風格就會立刻聯想到《紅樓夢》中某個人物的語氣，這就因為他確已做到了高度的『性格的語言』的緣故。」「中國舊小說運用人物的語言以描繪心理，配合動作，尤其是構成對話，《紅樓夢》要算是登峰造極。」
王永《論紅樓夢的語言藝術》認為紅樓夢語言的一個特點是人物語言的個性化，「作品中的每個人物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講話」。「人物語言的個性化，透露著每個人物特殊的生活經驗、教養和心理。」「人物的語言可以反映出人物的思想意識，讀者可以從許多人物分歧複雜的語言裡看出他們的品質和道德。」「有些人物語言的本身，並未涉及階級內容，但在表達方式上卻滲透著某種社會階層的語言習慣。這種語言很能夠反映人物的內在的思想情感。」
啟功《漫談〈紅樓夢〉的語言藝術》認為：「在《紅樓夢》中，語言的特點，正和其他著名作品一樣，無論在敘述部分或代言部分，都能極其恰當地表現出各個方面的典型；尤其在表現人物的性格上，更有特殊的成就。」《三國》、《西遊》等著名作品，常見對於某些主要人物的語言用力較大，對於一些配角，有的就不免一帶而過。但《紅樓夢》在眾多的人物和複雜的關係描述中，每個人物、甚至某句話，都是作者費過苦心創造的。因此「《紅樓夢》語言最特殊、最成功的地方，首推性格化這方面。所表現的不但形象鮮明，並且個性突出、互不雷同。常常從片言隻語裡表現一個人物的靈魂深處。其次是從人物的語言中表現人物之間的關係，像尊卑、親疏、矛盾、愛憎等等，尤其是那些不可明說而又不能不說的話，表現得更為巧妙。當然作者的敘述或替人安排的自白、背供也起了相輔相成的作用。至於人物的對話，還常具有使情節映照和襯托的功能」。
殷孟倫《略談〈紅樓夢〉的人物語言——以王熙鳳語言作例》(《文史哲》1955年第1期)認為：「《紅樓夢》作者所賦予他所創造的人物的語言藝術的適應和創造，通過每個人物的口吻，伴隨著每個人物的身份、地位、環境、交談對像、時間，以及其他條件等等，在各不相同的說話裡面，都能夠從心靈深處，把這些人物複雜多樣的內心世界，以一種具體、生動、鮮明、正確和強有力的語言表現在人們面前，無可掩飾地、全盤地再現出來。」「是什麼人，說什麼話」，「所以使得他所塑造的每個人物，不論是『大人物』，或『小人物』，不論是說話的多和少，他總是安排得很恰當，做到了真有其人，如聞其聲，如見其形。因此，就能夠使得每個人物的形象永遠地活現在人們心裡。」
傅繼馥《〈紅樓夢〉藝術欣賞札記》(《合肥師範學院學報》1963年第1期)從三個方面進行了論述：一張口說了兩家話；出神入化的白描手法；詩化了的美。在「一張口說了兩家話」這一部分他特別分析了人物的語言特點，如：1.小說用語言來創造形象，作者最大可能地調動了讀者的想像力。2.在人物聚談的場合上，曹雪芹能把它用文字表現得像生活本身那樣鮮活複雜，主要技巧有兩點：其一，描寫角度的轉換和銜接場面的異常靈活。這樣就讓在場諸人隨時都進入讀者視線以內，使讀者時時都保持著眾人聚談的整體印象。其二，不把人物對話寫成人物獨白，而讓它反映出談話人與在場眾人的多方面的複雜關係。3.把人物自己和敘述人的雙重身份統一於一身，而不露絲毫痕跡。
周中明《怎樣才「能使讀者由說話看出人來」——談〈紅樓夢〉人物語言的性格化》(《紅樓夢研究集刊》第3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認為，《紅樓夢》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讀者由說話看出人來的。他認為作者能達到這樣的藝術境界，主要原因在於：1.作者筆下的每個人物都有自己獨特的語言表達方式；2.與行動相配合的說話，無論是寫人物語言和行動的一致或矛盾，都能緊緊地扣住突出人物的性格和形象；3.作者非常仔細地琢磨有性格的對話，沒有任何一個多餘的字；4.人物之間的對話，針鋒相對地展開矛盾衝突，從而使人物性格和對話更加鮮明突出；5.通過相互對比襯托，鮮明地把不同人物的性格和不同的語言特色顯露出來。
張煉強《〈紅樓夢〉人物的語言風格淺談》(《紅樓夢學刊》1981年第3輯)認為：「《紅樓夢》寫了為數眾多的人物，他們以各自不同的身份、思想、學識、經歷、性格、作風等等說著各自的話。他們所說的話，在語言風格上往往很不相同。而人物的語言風格，是和人物自身的特點、人物說話的語言環境、人物語言的語言因素的運用(如選詞、造句、佈局、修辭等)有著密切關係的。」「同樣的內容，出自不同人物之口，語言風格可以很不相同」，如冷子興和周瑞家的，同是談論鳳姐，談的內容可以說幾乎是完全相同，但出自冷子興之口的，詞語比較典雅，不免有些平板的「字話」；而出自周瑞家之口的，卻是詞語俚俗，顯得十分生動的口語。這是由於二人職業不同，身份也有所差別所致。此外，「同屬一個階層的人物，其語言風格也是千差萬別的，並不存在著千人一腔的現象」。賈政和賈珍同為賈府主子，但語言風格卻頗不相同。鳳姐和黛玉都很善於笑謔，但語言風格極不相類。「同一個人，其語言風格可以因語言環境不同而不盡相同」。黛玉比較喜歡講雙關語，但是她對長輩、對下人不講雙關語，就是對同輩姐妹探春、迎春等也不怎麼講雙關語，惟獨一沾上寶玉，特別是關涉到寶玉、寶釵和她自己三方的時候，雙關語就脫口而出。這顯然和語言環境有關。
鄧星雨《說焦大罵人——兼談人物語言個性化》(《紅樓夢學刊》1981年第3輯)一文細緻地分析了焦大罵人的語言，他認為焦大罵人做到了「滴水見滄海，一罵顯靈魂」。「曹雪芹確實把握著焦大的個性化特徵和特定環境下用語的特殊性，所以，才把焦大罵人寫得如此鮮明、深刻，有分寸、有力度。」
滕雲《〈紅樓夢〉文學語言論》認為，小說中的「人物對話除了作為性格刻畫的手段外，還作為結構手段，敘述描寫手段，交代背景、點逗主題、烘托生活情味和渲染氛圍的手段，等等」。「從性格化的角度說，《紅樓夢》中的人物對話，已達到了小說語言藝術的極高境界」。第一，《紅樓夢》寫出了百人百聲口；第二，《紅樓夢》寫出了一人百聲口；第三，關於《紅樓夢》人物對話，具有許多技巧性的問題。
何士龍《林黛玉、薛寶釵語言特色比較》(《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2年第1期)認為：「林黛玉口齒伶俐，有辯才，長於辭令。這是構成林黛玉語言突出特點之一。」「薛寶釵也有一定口才，也有說話詼諧，貧嘴賤舌的時候。……但與林黛玉比起來，終遜一籌。」「林黛玉的口才還表現在聯想快捷，反應機敏，善於暗語映射，詠桑寓柳，射言托意，借題發揮，這也是薛寶釵所少有的。」「薛寶釵的口齒雖不及林黛玉的靈巧，但她用心深細，又遠非林黛玉所及。」異中求同，他指出兩人的語言都有雅言的特色，她們的語言打上了知識分子的印記。兩人的語言中都有引經據典的特點。但僅就這相同的特點來看，「兩人的語言也絕不相混」。「林黛玉的語言顯得十分自然，沒有雕琢的味道。而薛寶釵卻不免有些矯揉造作，帶著秀才掉書袋的酸氣。」「薛寶釵的語言不以才智機敏取勝，而以學歷深厚見長。她平時廣聞強記，雜學旁收，知識面是比較廣闊的。」而這些特點，又恰好是林黛玉所沒有的。他還認為：「由於思想性格不同，語言表達內心的方式，兩個人也是不同的。林黛玉的語言真誠直率，表裡如一，任情任性，是自然天性的盡情流淌。她說話無所顧忌，也不考慮後果，所以表現出尖刻的特點來。」「林黛玉的語言和性格是那樣天真無邪，淨如秋水，清似明鏡，沒有半點見不得人的骯髒東西。」「而薛寶釵的語言卻往往口是心非，表裡不一。」「這個封建思想意識濃厚的循規蹈矩的女孩子，是很不容易流露出自己的真實感情的。所以，很自然形成了她語言中的虛假特色。」作者認為這兩人的性格和語言特色的形成有她們主客觀方面的原因，「曹雪芹遵循著存在決定意識，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的客觀規律來塑造典型的性格，刻畫人物語言。雖然他還不可能自覺地掌握這一規律，然而卻由於他忠實於生活，忠實於藝術真實，因而達到了現實主義藝術的高峰，使他的創作符合於生活的規律，反映了生活的規律。這一點，在林黛玉、薛寶釵兩人的語言塑造中也體現了出來」。
王向峰《人物的口吻——〈紅樓夢〉藝術筆法瑣談》(《紅樓夢研究集刊》第8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認為：「一個人的地位、身份、經歷，是一個人的重要的社會性的存在條件，它們不僅要影響人的性格，也要影響到人的言語的色調。」他以《紅樓夢》第三十九回，劉姥姥和賈母這兩個老太太的對話為例論證了這一點。他還說：「曹雪芹寫人物，很注意在人物的心理氣質的基礎上，有重心地開拓人物的鮮明性格。」他以王熙鳳為例指出：「在寫人物的口吻上，他(曹雪芹)也是獨領風騷的一代才人。」
黃進德《論〈紅樓夢〉人物語言的個性化》(《紅樓夢研究集刊》第10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認為：「曹雪芹創作《紅樓夢》是在有意識地力圖擺脫成規俗套，另闢蹊徑，著意『讓世人換新眼目』。」他探討了《紅樓夢》中那些成功的人物語言之所以能夠「畢肖其人，符合個性的要求」的奧秘。曹雪芹能把鳳姐寫活了的原因，就在於「精心描繪了她的言談舉止和心理狀態。而她的語言，尤為精彩」。他還強調：「人物性格的個性化並不等於單一化，而人物性格表現形態的豐富性又必然體現為人物語言的多樣化。」
孫蓀《說話的藝術》(《百花園》1983年1月號)認為：「通過對話，能夠使人『聽』出人物的表情以至性格，這就是精彩的富有個性特徵的人物談吐的對話的神奇力量，同巴爾扎克的著作一樣，在《紅樓夢》裡，這種特點異常突出而且觸處可見。」。
何士龍《通過人物之口評論人物語言——論〈紅樓夢〉中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