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紅樓夢》 與女性文化形象的塑立（一）
當社會生活的行程進人到現代，時髦的婦女讀物比比皆是，在知趣的男士們「女士優先」的禮讓之中，像《紅樓夢》 這樣一部以中國傳統女性為描寫對象的作品，還能引起當代女性多大興趣呢！
如果我們並不健忘，昨天，女性還只是作為男子的附屬物失落在歷史的長河中，根本沒有作「人」的權利；如果我們還想上進，今天，在社會和家庭雙重角色的困擾下，解放了的現代女性仍在尋找出路。歷史和現實都昭示我們，女性的解放是一個複雜的多層次的問題。首先，必須擺脫依附性和奴隸性，成為具有獨立人格的人，爾後，在更高的層次上回復為女人－ 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女人或新式賢妻良母，而是具有豐富文化內涵和良好心理素質的，正視自己性別身份的現代女性。
在這兩個層次上，即呼喚女性的人格尊嚴和展示中國女性豐富的文化性格方面，《 紅樓夢》 都具有典型的意義和恆久的魅力。這裡，有必要消除兩種誤會，即認為「男女都一樣」就是男女乎等，認為洋化、西化就是現代化。須知，女性要求得解放並非就是要同化於男性，女性要走向世界亦並非要失落中國。《紅樓夢》 誠然屬於過去，卻仍然可以伴隨中國現代女性通向未來。
一
人類的文明和進步是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的，一定意義上，是以人類的一部分即女性的非人格化為前提的。女性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中滯留家庭，被迫封閉。在男性中心的社會結構中，女性想要走出傳統家庭的狹小圈子，介入社會生活，有所作為，就不得不按照男性社會通行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規範去做人行事。在這過程中，常常不得不喪失自己的女性特點，以致被男性社會同化，或者乾脆隱蔽自己的女性身份。歷史上那些女扮男妝的故事正是這樣一種典型的文化現象，流傳久遠的木蘭從軍的故事，家喻戶曉的梁祝哀史，以及戲曲小說中諸多女狀元、女附馬、女俠客的形象，都屬此列。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晚清，還出現了一大批此類作品，如《天雨花》 、《再生緣》 、《 筆生花》 等，均為鴻篇巨製，而且作者都是女性。其中，《 筆生花》 洋洋一百二十萬字，作者邱心如，一生坎坷，作為知識婦女，內心深處懷有走出閨閣建功立業的強烈渴望，卻始終未能邁出一步。於是便把這種渴望寄托在女主人公身上，使她女扮男妝，中舉做官，帶兵十萬，解救國難，甚至夜半入宮救駕，做出了當時男子也未必能做到的事。這種文化現象，不能不令人深長思之。設想花木蘭如果不是在夥伴「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的前提下，根本不可能躋身行伍，替爺出征，祝英台假定不是女扮男妝，也不能離家遠行，與梁山伯同窗共讀。她們贏得了讚賞稱道，固然為女子揚眉吐氣，然而，其隱匿性別身份這一事實本身，恰恰反證了女子不見容於廣闊的社會，不可以涉足家庭以外的世界，閨閣之外正是男性的一統天下。
還有一種情形是，儘管女性身份並未隱匿，她們的才能智慧也得到褒揚，然而一則此類卓異女子如鳳毛麟角，數量極少，根本不足以同「創造歷史」的男子相提並論，再則這些女子本身總有一種恨不能身為男子的遺憾和渴望，因為建功立業本是男子的專利。清代有一批專寫「才女」的小說，其中一位著名的女主人公山黛（《平山冷燕》 ）就慨歎「只可惜，我山黛是個女子，沉埋閨閣中。若是一個男兒，異日遭逢好文之主，或者以蘭寸柔翰再吐才人之氣。亦未可知。」這可以說是古往今來傑出女子的共同心態。《紅樓夢》 中幹練如鳳姐，也點明她「自幼充男兒教養」；明敏如探春，也發出這樣的慨歎：「我但凡是個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業」。可見，即便是自強的女子，她們的心理同樣滲透著男性中心社會的價值觀，除此之外，別無參照。
當然，鳳姐、探春等等不過是作家筆下的人物，事實上作家要比她的人物高明得多。我們看到，《 紅樓夢》對女性的描寫既不採取女扮男妝的模式，也不一味誇張女子的文才武藝，而是在尊重女性人格地位的前提下，著眼於中國女性的文化性格，深入開掘，多方觀照，展現了其全部豐富性和微妙處。作家並不標榜她們有什麼奇才大德，不過「小才微善」，是自己身邊熟稱常見的女子，從而對其生活命運、感情．乙態，深悉洞察，筆觸所至，毫纖畢現。可以說，就女子作為獨立的和並未失落其性別的豐富的人而言，《紅樓夢》 都是難以企及的。不必說那些充滿了偏見的正史中的列女傳，即使是歷來記述和描寫女子的奇才卓行的文學作品，在《 紅樓夢》 這部傑作面前，也不免顯得乾枯、單薄、以至失真了。
現代法國著名女作家、婦女理論經典之作《 第二性》 的作者西蒙娜· 德· 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 , 1905 一1986 ）曾經、寫道：「在人類的經驗中，男性有意對一個領域視而不見，從而失去了對這一領域的思考能力。這個領域就是女性的生活經驗。」西蒙娜是生活在本世紀的女權主義者，她不知道兩百年前在遙遠的中國有位傑出的男性曾鄭重地面對這一領域——女性的生活經驗包括她們的心靈生活經驗，對此進行了深沉的理性思考井給予了出色的藝術描繪。面對曹雪芹的傑作，西蒙娜的經典言論也減少了幾分權威。我們應當鄭熏娜恢復和確立《紅樓夢》在世界女性學學術史上的地位。須知國際婦女解放運動通常以1789 年法國大革命一中的婦女人權要未作為起點，而在此以前，曹雪芹已經通過自己的藝術創作呼籲女子應當是人並且是豐富的人，這是不可等閒視之的。揭明此點，才能與《紅樓夢》 在文化卑而不僅是文學史上的地位權稱。
二
十分有意思的是，上面提到不凡的女性內心深處總渴望自己是個男子，翻過來卻從來沒有哪個男子希望變成女性的，如有例外的話，那就是《紅樓夢》 的主人公賈寶玉。這真可謂古今罕見，世上無雙。他對著女兒發出由衷的讚歎：「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華靈秀，生出達些人上之人來！ 」他是那樣傾慕女性，自慚形穢，認定「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水仙庵祭奠丫鬟金釧之時，小廝茗煙代為祝告說：「保佑二爺來生也變個女孩兒，和你們一處相伴，再不可托生這鬚眉濁物了。」恐怕正是寶玉的內心獨白。《紅樓夢》 中除主人公外，男性的總體形象黯淡無尤，他們似乎沒有多少精神生活，文化品性，相對於女性而言，顯得單調、平庸、呆滯、僵化，缺少生氣和活力，生命之樹似乎植在女性世界的文化上縫上。就正常的男女兩性相輔相成組合的社會生話而言，這種描寫似乎失之片面，然而對於長期的男性中心的社會結構而言，則是一種深刻的片面，多麼新穎大膽，把歷來被忽略的、失落了的女性，還給了她們自己。
賈寶玉的向女兒世界認同，使得這個形象很大程度地女性化了。他並未男扮女妝，只因長得秀氣，自幼在閨閣中廝混，常被誤認為女孩，比如賈母便曾眼錯把他和湘雲混同，齡官在雨中喚他作姐姐。賈寶玉生來喜歡調脂弄粉，愛紅成癖，與女兒同止同息、同憂同樂，以至願與他們同命同運、同生同死。如果由此而認為賈寶玉缺少男子漢氣度，而鄙夷嫌棄他，則未免是皮相之見。因為這種女性化實質上是一種理想化，使人物去濁趨清、脫俗入雅、棄舊圖新。這裡有一點值得注意，賈寶玉對女兒雖則關愛備至，但他從不充當保護神和救世主的角色，即他主觀上並不高看自己，不過是閨閣良友，平等相待而已。一次在馮紫英家飲酒唱曲，妓女雲兒說酒令，「女兒悲，將來終身指靠誰？」, 「女兒愁，媽媽打罵何時休？」薛蟠接口道：「我的兒，有你薛大爺在，你怕什麼！" 「前兒我見了你媽，還吩咐她不叫她打你吶。」薛蟠硬充大好佬保護者的角色，是以女性主宰者的身份為前提的，或曰正是一種男性中心意識的典型表現。這種心態在賈寶玉那裡是看不到的。有的讀者或以金釧受辱寶玉未能挺身救護為恨，責以窩囊無用；或以黛玉心病寶玉未能直陳胸臆求准親長為憾，終成鏡花水月。其實就寶玉個人而言，在現實社會中並無權柄實力，連他自己也做不了自己的主，又何能奢談按自己的意願安排別人的命運！何況在他的主觀意識中也從無居高臨下、支配他人的意向。脂評曾有寶玉「為諸釵護法」之說，這「護法」井非依仗強權實力的抱打不平，而是出自衷心至誠的呵護關愛。為平兒理妝、替香菱換裙之類，都應作如是觀。僅僅就這一點，在相沿成習的男性中心社會氛圍中，就是十分難能可貴的了。
由這一相對平等的視點出發來觀察女性的生活和命運，就較少偏見，閨閣生活的本來面目，才能顯露出來。《紅樓夢》 的價值原不在於記載了中國歷史上多少巾幗英雄的輝煌業績，也不在於保存了古往今來那些才女名媛的佳作名篇，而在於展現了中國女性豐富而獨特的文化性格。所斜「閨閣中歷歷有人」是指她們各各經歷了可資記取的生命軌跡，各各具備了可供歎賞的資質秉賦，又各各成為某種文化性格的標本範式。自黛、釵、湘、妙，元、迎、探、惜，晴、襲、鴛、紫，鳳、平、執、秦，以至著墨不多的女伶小鬟，她們的風采神韻無不鮮活如生，簡直就像伴隨在我們左右，甚至可以在她們身上看見自己的影子，渴望在自身肌體中復現她們的某種氣韻。曹雪芹筆下的女性總是保持其完整鮮明的性別特色和性格特色，不論其扮演何種社會角色，是主子還是奴才，是貴族還是平民，是小姐還是丫鬢，是女兒還是母親，是妻子還是侍妾… … 也不論其具有怎樣的個性特色，是癡還是狂，是懦還是強，是貞還是淫，是內向還是外向，是豪爽還是嫻靜，是在做人還是做詩……所有這一切，都讓人領略到中國女性在人生舞台和審美舞台上可以有怎樣出色的表現！
三
中國傳統女性氣質或即所謂「東方女性氣質」常為人們稱道，東方女性為了這一美譽曾經歷了深重的苦難，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紅樓夢》 展現的「千紅一哭」、「萬艷同悲」的畫卷，已經對此作出了最深刻的寫照和發出了最深沉的歎息。在這歷史的歎息聲中，我們對東方女性氣質的豐富內涵和複雜情況應當持一種分析的態度。流行的看法，認為東方女性氣質就是溫順、賢淑，就是指容忍、克制、含蓄、凝重一類品性，其前提當然是她們的依附性。本來，婦女的依附性或奴隸性是男權社會的產物，這種依附關係是一個社會文化問題，而不是生命本身的問題，女性身上的美好品性不能因其社會地位低下而一筆抹煞。從漢代劉向的《古列女傳》 起，就有關於女子雋才卓識、奇節異行的記載（這是後代尤其是宋、明以來正史中那些以節烈為中心的列女傳所遠遠不及的），其中不乏至今還有價值的東西。《 紅樓夢》中那些扮演賢妻良母角色的東方女性，所提供的個性內涵則要豐富得多。倘若按照劉向的標準，賈母大約入得「母儀傳」，寶釵入得「賢明傳」，李紈入得「節義傳」，迎春入得「貞順傳」，如此等等，作為小說的《紅樓夢》 並非記載那麼一點事跡或講述一個故事，它展示了人際關係的全部複雜性和各人文化性格的多面性，我們由此看到了女性在傳統文化建構中具有的那種基礎的、原型的、模本的意義。
中國封建宗法社會是以家庭為本位的，家庭的存在、維持以及正常運轉，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女性來實現和完成的。假若沒有女性的存在，家就不成其為家，家庭的功能也就無法實現。今天我們很難揣想曹雪芹為什麼要構築賈母這樣一個人物，來作為這個貴族大家庭的寶塔尖，如果略知作者的家世，便可以推斷這樣一位老祖母一定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一定意義上，這比寫一個男性家長更能透視中國封建宗法家庭的奧秘。舊時的評家無不認為賈母是位福壽雙全、才德具備的老太君、老祖宗。賈母頗有居安思危、處變不驚的氣度。我們從她的人生態度和處世準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婦女在維繫家族的穩定和衍續方面，有其不同於男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賈母之尊固然同她的輩份、出身相關，但老祖宗權威的樹立並不單靠說教和強制，往往是以她的生活經驗和人間閱歷來判斷是非、解決問題，贏得信服。她對後代的影響力多半不是甩斥責和板子，而是用愛護和寵信。本來潛移默化更勝於強行灌輸。曾有人把「不肖種種大承笞撻」一節析為「嚴父之愛與慈母之愛的火拚」，指出兩者都未能使逆子就範。從後果來看當然是如此，但慈母之愛與嚴父之愛畢竟是有區別的，前者更多的訴諸感情，這對後代，特別是在童少年時代對性格形成和心理結構有著更為深遠的影響。賈寶玉個性的獨特性也說明了這點，沒有賈母的溺愛作為後盾和庇護，賈寶不這顆忤逆的幼芽也許早就摧折了。即使在貧寒之家，像劉姥姥這樣一個鄉村老嫗，其人生經驗和對家庭的義務感，對改變這個家庭的生活和命運也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劉姥姥決不是個只會阿諛奉迎的淺薄之輩。她對兒孫的關愛、庇護，使她甘於忍恥到大戶人家去碰運氣找機遇，也是以一種內在的堅韌、機變、自我奉獻為基礎的。
李紈式的清心寡慾自然是舊式女教的結果，而這種模式是極富代表性的。賈珠早夭，她把人生的希望都轉托到賈蘭身上。不論是丈夫還是兒子，作為男性，如果沒有女性的認同、支持和自我犧牲，男性便沒有了依托和動力。女性的文化品性之所以對文化的承傳、衍續和發展起到一種原動力的作用，使之生生不息，同她們在家庭、在人際關係中的位置和義務感密切相關。儘管在社會上、史傳中總是把婦女排除在外，世世代代，她們扮演女兒、妻子、母親、祖母的角色，但她們畢竟存在著並以自己的方式潛移默化地作用於社會。
這裡不能不涉及早已成為熱門話題的「釵黛優劣」的公案。前述所謂「東方女性氣質」，往往看重「停機德」而忽略「詠絮才」，這是不全面也是不公道的，有關涉及審美範疇的「詠絮才」後文還要論及，這裡只說對於「停機德」這一悲劇性格的性質，人們已經談論很多、剖析的很透徹了。重綠紅學前輩王崑崙半個世紀以前所寫的《薛寶釵論》 的一段結語，依然感到十分警策，他說：「薛寶釵是一個以身衛道的實踐者呢？還是一個為了自己而殘害別人的自私者呢？我們的作者不作善與惡的宣判。如果人們說她是個善良的人，她比李紈善良得深刻吧！如果她是一個罪惡的人，她比王熙鳳罪惡得高明吧！至少她是一個堅決而完整的強者。黛玉是戀愛，寶釵是『做人』。秉著自己時代的教養，她學習一切，她應付一切，她努力要完成女性生活的最正常最標準的任務，她有權利為了做成一個人妻子而戰鬥。她不知道——是不主張多知道超越這個以外的東西。想不到那鐫著『不離不棄，芳齡永繼』字跡的金鎖，卻正是引導著她趨於慘敗的魔鬼。黛玉沒有金鎖鎖住，被拋到時代外面去了，寶釵死抱著自己的項鏈，卻被活埋在時代的裡面！」（《紅樓夢人物論》 第207 頁）這裡至少包含著兩層十分深刻的意思，耐人體味和發揮：第一，這個女性在竭盡全力實踐著那個社會的文化規範、文化期望的同時，本身卻越來越成為那個文化規範的犧牲者。或者可以說，女性由於自身的文化行為導致了自身的悲劇，這是一種典型的文化悖論。第二，充分評價了薛寶釵的深刻處、高明處、她的完善、她的堅定、她的教養、她的權利。她所努力求取的正是當時女性生活最正常、最標準的一切。筆者曾經循著這一思路探討過薛寶釵的自我修養，認為她堪稱高度成熟的封建文明孕育出來的典範，幾乎無懈可擊。那一規範已屬於過去，不足傚法；但自我修養本身則不必加以摒棄。與這種修養功夫伴生的許多性格素質在新的規範下將是十分可貴的東西，比方說，清醒理智的生活態度、入世向上的務實精禪，她對環境的適應力、對自我的控制力、對變故的承受力均屬一流，以及博學多識通情達理，這種種色色方方面面難道不是中國現代生活中具有健全品格和良好素質的女性所應當具備的嗎？也許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寶釵性格得到了相當廣泛的認同和讚賞。
四
既然「東方女性氣質」不是一種單一的、表淺的東西，上文僅僅對於所擁賢妻良母型稍加討論就已經能夠窺見其豐厚內涵的一角了。何況作家的視界遠比那些正統文人開闊得多、深邃得多。他迥異於流俗的女性觀使他真正開發了女性世界的精神礦藏。女性絕不僅僅是默默的忍受、消極的適應，在既定的社會角色和強大的歷史慣性面前，她們的內心波瀾和外在表現都足資證明，東方女性氣質更為本質的東西，是她們具有處理人際關係的高超藝術和特別良好的自我調節機制。她們不僅敏感細緻、善解人意，而且睿智果斷、堪當大任。賢妻良母們尚且有其深層的內涵和另外的側面，在其它類型各具特色的女性身上則更見光彩。莎翁名言：「女人，你的名字叫軟弱。」實在只有相對的真理性。在曹雪芹看來，女子的潛能理應得到充分的開掘和發揮。
於是我們的目光很容易便落到了鳳姐、探春這樣一些人物身上，今天，在呼喚所謂「女強人」時也常常提到他們。但願這種呼喚不止停留在簡單的比附，而能較為深入地對她們的性格作些文化的反思。如果放在中國傳統宗法社會的文化背景下來考察，以「殺伐決斷」著稱的鳳姐，其個性的獨特之處在於，歷來融化在中國女性人格中深入骨髓的從屬意識，在她身上相對弱化，不僅可與男性爭馳，甚至還能居高臨下。鳳姐不但才識不凡，並且具有自我實現的強熟故望。這一切當其出格出眾，向男性中心的社會示威時，確乎揚眉吐氣、令人神旺，當其為所欲為、機關算盡，危及他人包括同為女性者的生存權利時，則又令人寒心。二者交織，形成了一個以 「辣」為特色的中國女性的性格奇觀。對於鳳辣子這個人物，不論是褒是貶，人們都不能不歎服她的才幹、謀略、機心、魄力。舊時代的評家贊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好雄」，可見作家「金紫萬千誰治國，裙釵一二可齊家」不是一句徒托大言的空話，乃是一種令人信服的真實。鳳姐式的人物也許就在你的周圍。
如果說鳳姐的才幹主要表現在掌權執政、造就威重令行的實績，那麼探春的才幹則側重於識見遠慮、因有興利除弊的善政。探春識文斷字，更有頭腦，但不幸的是她旁支庶出，諸多掣肘。單是批復舅舅趙國基喪葬費一宗，便有「刁奴蓄險心」和姨娘鬧上門的干擾。難為三小姐沉著果斷，不中圈套，不拘私情，秉公處置。在探春的理智和明斷背後並非沒有感情的波瀾，那委屈的淚水就包含著內心的隱痛。她竭力淡化自己庶出的身份，力求以才幹識見彌補這種先天的缺憾。我們似乎不應過多責備她缺少親情，透過這一性格包蘊的豐富文化內容，對探春應當有更多的理解。
雙重角色或曰雙重人格的困擾，是女性由來已久的難題，《 紅樓夢》 中以賢孝才德選人宮中的元春就面臨這樣的難題。以社會角色論，她屬君臣關係中的君，主奴關係中的主，位居尊上；以家庭角色言，她是祖孫關係中的孫，父女關係中的女，輩屬幼下。理性使她自願啃嚙那深宮寂寞的苦果，強迫自己履行貴妃的義務和儀節，感情又使她勢難割捨親子之愛、天倫之情的血緣紐帶。兩種角色間的矛盾和悖謬使她處在一個張力場中，「省親」之舉實在是對她心理素質的嚴峻考驗，角色變化之速、感情起伏之大，需要非同一般的自我控制力和調節能力。以現代眼光觀之，弄不好就可能精神分裂或者發生心理障礙，然而在元春，竟有血有淚、有情有感、有分有寸、有理有禮地度過了這一關。她雍容尊貴、情理兼至的大家風度由此得到承認，儘管著墨不多，這一極富特色的文化性格便深印在了人們的腦海中。
具有出家人身份的妙玉，其實與r閨中少女有同樣的情懷。品茶、贈梅、飛帖諸端無不牽動著怡紅公子的心。單調的禪門日課遠不能解除她精神生活的孤寂，於是自稱「檻外人」的妙玉讚賞「文是莊子的好」，憑藉著文藝、茶藝、棋藝、園藝這些難趣，同庵牆之外才得有某種溝通的渠道。人們由此窺見她「雲空未必空」的內心矛盾，揣想她如何在尼姑與小姐雙重人格的煎熬下生存。
從心理學的角度看，每個人的人格結構中都存在著社會人格和自我人格兩個方面。社會人格浮在人格結構的表層，是表現於外的自我。它是由於人類必需在社會生活中扮演某種角色而發展起來的，使人在各種社會關係中得以適應和生存，有的心理學家稱之為人格面具。自我人格呈現的則是內在的自我，反映人的天性要求和自由心靈，體現人格的本質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說，誰都具有雙重人格，元春作為貴妃和妙玉作為尼姑，是社會規定她們必需扮演的角色，這是她們的社會人格，她們的自我人格必然受到壓抑和扭曲。至於其他女性，人格面具也是普遍存在的，比如寶釵的以理制情，即以社會要求的道德規範來抑制內心的感情，探春的依宗法觀念來弱化親子之情，以至於象黛玉這樣率真地表露自己天性和自由心靈的人，也不免要受閨範的約束。可見「面具」是自我控制的結果，有它調節和適應群體生活的合理方面，當然也有壓抑和摧殘人的自由天性的負面。《紅樓夢》 以極其深微婉曲的筆觸，揭示了在那個社會條件下，女性社會人格和自我人格的分離和悖謬，從而顯示出她們在心理張力場中非凡的承受能力和出色的調節機制。
相對而言，缺少人身自由的丫鬟更少有可能表現她們的自由天性。作家選取了一種十分獨特的角度來展示她們的人格、發掘她們的才能。位卑而任重，或說兼有丫鬟身份和主子權威，幾乎成為《紅樓夢》 中著名丫鬟的一大特色。
賈母的首席丫鬟鴛鴦是被人們公認為「尊貴」的一個女兒。當然與元春的隸屬於皇家的尊貴不同。她一出娘胎便注定了為奴的命運，因為是「家生女兒」，從父輩開始便是賈府的一種財產。這樣卑微的出身和她在賈母身邊須臾不可缺少為地位，其間形成了極大的反差。鴛鴦將何以自處，又何以處人？這真是一道艱難的人生課題。自尊自重和體恤他人，是鴛鴦給出完滿答卷。這裡不必贅說抗婚拒嫁這樣一些人們熟知的衛護自身人格尊嚴的高風卓行，只消看看「金鴛鴦三宣牙牌令」中，鴛鴦以賈母代表的身份，當眾謝了坐，吃了一鍾酒道：「酒令大如軍令，不論尊卑，惟我是主，違了我的話，是要受罰的。」令出如山，何等氣概！王夫人以下，誰敢不遵。雖則是遊藝，鴛鴦的位尊言重未嘗不可以看作是現實生活的一種寫照。她自重而從不僭越，位尊而處處體恤他人。對賈母的侍奉照料自不待言，即使對劉姥姥，雖為使賈母開心而有意留客，而心懷歉意和臨行饋贈都出自至誠。鳳姐賈璉的私下借當得到鴛鴦的默契，司棋與表兄的幽會托庇於鴛鴦方不致敗露。她的有膽識、有擔當不亞於任何主子姑娘，更為那些鬚眉濁物望塵莫及。鴛鴦不卑不亢地生活著，無愧於自己，還能澤概及他人。以一個微不足道的家生女兒，贏得闔府上下由衷的推重愛戴，這不能不是一個奇跡。「體面尊貴」的考語，鴛鴦當之無愧。這化卑為尊、以小馭大的奧妙也許就是鴛鴦性格令人傾倒的獨特之處。
其實，以本屬低微的出身而能受寵信得人心之「體面」的大丫頭，原不止鴛鴦，平兒何嘗不是。相比而言，平兒做人的難度更大。鴛鴦雖是家生女兒，在婚嫁問題上，尚有些許自由意志可言；平兒則身不由己地由鳳姐作主成了賈璉的通房丫頭，具有更大的依附性和從屬性。何況，鴛鴦侍候的是老祖宗一人，平兒要侍奉璉鳳二人，老祖宗已頤養超脫，退居二線，璉鳳現正當家，正處在各種現實矛盾的焦點之中，加之二人同床異夢，各懷鬼胎。以鳳姐之威、賈璉之淫，要周全體貼，誠非易事。在平兒，經常處於矛盾的夾縫中，既不能得罪賈璉又不能失信於鳳姐。當然，鳳姐既要收伏平兒，又要倚仗平兒，賈璉既為平兒夫主，也有求助於平兒的時候。這就使得平兒能撰情測理，審時度勢，掌握某種主動，起到調節器和安全閥的作用。她的替鳳姐收利銀保密，幫賈璉掩飾與多姑娘的私會，都有這種消弭事端化解矛盾的作用。尤其作為鳳姐治家的臂膀，平兒經常要面對各種錯綜複雜的矛盾，體察入微，處理得當。「判冤決獄平兒行權」便是佳例，查明了案情，解脫了無辜，穩定了大局，戒飭了初犯，點到為止，留有餘地。平兒真可謂身居權要，心存淳厚，是炙手可熱的鳳姐身旁的一襲綠蔭。她處理人際關係的高超藝術和排解複雜問題的決策能力，令人信服地證明了女性智慧和才幹的巨大潛能。
須知《 紅樓夢》 中的丫 鬢幾乎都不識字，但決非沒有文化。文化包括人們的行為規範和處世準則，固然可以從書本獲得，更多地是從社會氛圍、歷史積澱中潛移默化形成。一個人的教養、氣質、談吐、舉止無不與文化息息相關。賈母是以擅長調理女兒著稱的，調解得「水蔥兒似的」，這恐怕不單是形貌出落的惹人喜愛，同樣包括她們的慧心巧手、待人接物的合乎大家風範。按規矩每位姑娘都有幾個「教引嬤嬤」，挑選和培訓丫鬟，自然也有一定的水準和規格。在處理人際關係這門學問上，善自處、知進退、分寸合宜，言語得體，《紅樓夢》 的丫鬟，尤其大丫鬟都表現得很出色。上舉鴛鴦和平兒固然是此中佼佼者，其實，夾在寶黛當中的紫鵑也不遜色。每當寶黛二人慪氣，鬧得不可開交，一個在瀟湘館臨風灑淚，一個在怡紅院對月長吁，總是紫鵑調停其間，打破僵局。「如論前日之事，竟是姑娘太浮躁了些。別人不知寶玉那脾氣，難道咱們也不知道的。」「豈不知寶玉只有三分不是，姑娘倒有七分不是。」「我看他素日在姑娘身上就好，皆因姑娘小性兒，常要歪派他，才這麼樣。」賈府上下，能夠這樣直陳黛玉闊失、仲裁寶黛糾葛的，也只有紫鵑一人而已。這個人物決不是紅娘模式的簡單蹈襲，與寶黛的新型關係相應，紫鵑性格也有更高層次的文化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