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與《桃花扇》的關係研究
《紅樓夢》雖然是一部敘事小說，但是因為作者對傳統文學的偏執愛好與深刻理解，致使該書在小說的形式背後，又時時透露出別種藝術形式的本性來。書中涉及了古代雅俗文學中諸多藝術種類，如詩、詞、曲、賦、誄、謁、古文、對聯、酒令、謎語等，且各有錦篇佳什存在，但是總而言之，《紅樓夢》的本質特徵，則是一為詩性的作品，一為戲曲人生的佳構。關於這兩方面的論文均已極多，只是其間未解的問題仍舊不少，即如，關於清代傳奇《桃花扇》與《紅樓夢》的關係研究就停留地較淺的層次上。
一 《紅樓夢》不提《桃花扇》的客觀事實和《紅樓夢》徵引《桃花扇》的邏輯必要性
《紅樓夢》與戲曲的關係十分密切，一開頭作者即已明示此書不過是「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的一場大戲。據統計，書中提到「戲」字情況大略為：「聽戲」16次，「看戲」43次，「唱戲」40次，「作戲、扮演、妝演、演戲、演等」21次 。概括起來，書中之戲有多種表現。一是命運是戲，將書中主要人物金陵十二釵的命運以曲的形式來表達，即〈紅樓夢曲〉，喻示人生如戲。二是生活是戲，賈府諸人一項重要的生活內容即是看戲，全書提及的戲名共有40種(出)之多 ，每一處戲的安排都對當時的氣氛、人物命運以及情節發展具有某種暗示性。三是人物即戲子，除了賈府特意養了一班小戲子之外，三個主要人物都有此類表現。賈寶玉對戲子琪官的鍾情即可看出他自己的「戲子」身份；第二十二回，因賈母憐愛一個小旦，鳳姐笑道：「這個孩子扮上活像一個人，你們再看不出來？」口直心快的史湘雲捅破了這層紙：「倒像林妹妹的模樣兒。」引起黛玉的極大不滿：「我原是給你們取笑的，拿我比戲子取笑！」 ；王熙鳳在第五十四回也曾有過一次「效戲綵斑衣」的表演呢。至於在創作方法上，《紅樓夢》與戲曲藝術之間的關係，專家也多有論述 。所以《紅樓夢》的「戲曲身份」十分明顯，這也標明作者對戲曲藝術有著深湛的造詣。
書中提及的40種戲目，多數為元明舊戲，但也有明清之交或入清以後的新戲，如邱園(或作朱朝佐)的《虎囊彈》、范希哲的《滿床笏》、陳二白的《雙官誥》 等，最受研究者關注的清代戲則是《長生殿》和《續琵琶記》。據研究，它們都與曹雪芹祖父曹寅有相當的關係，前者是曹寅十分喜愛的戲，他曾於康熙四十三年(1704)春末將《長生殿》作者洪昇邀請至江寧織造府，命家班大演此劇三晝夜，並與作者同觀共研(金埴《巾箱說》)。《續琵琶記》據說為曹寅自己的作品。所以清代這兩部戲的重要功能在研究者心目中只是為了給作者定位用的。
但是，令研究者感到困惑不解的是，既然此書已經提及《長生殿》，卻為何一言不及當時號稱「南洪北孔」的孔尚任之名劇《桃花扇》？
20世紀初，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就已經將《紅樓夢》與《桃花扇》進行美學比較了，第三章〈紅樓夢之美學價值〉：
故吾國之文學者，其具厭世解脫之精神者，僅有《桃花扇》與《紅樓夢》耳，而《桃花扇》之解脫，非真解脫也。……故《桃花扇》之解脫，他律的也，而《紅樓夢》之解脫，自律的也。且《桃花扇》之作者，但借李、侯之事，以寫故國之戚，而非以描寫人生為事。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國民的也、歷史的也；《紅樓夢》，哲學的也、宇宙的也、文學的也。此《紅樓夢》之所以大背於吾國人之精神，而其價值也存乎此；彼《南桃花扇》、《紅樓復夢》等正代表吾國人之樂天之精神者也。
不過，在王國維的心目中，他未必認為二者有什麼創作上的關聯。在該文第五章《餘論》中，為了幫索隱派「寶玉為納蘭性德」之說找證據，他在性德《飲水詞》中發現「『紅樓』之字凡三見，而云『夢紅樓』者一」。其實《桃花扇》中也多處有「紅樓」、「朱樓」之辭彙，卻未能引起他的注意與聯想，因為此前沒有人認為《紅樓夢》與《桃花扇》有關係，而他自己無疑也沒有就此進行過思考。
最早系統地將《桃花扇》與《紅樓夢》進行比較研究的是1983年曲沐〈《紅樓夢》與《桃花扇》〉 一文。文章說：「曹雪芹寫作《紅樓夢》時，究竟看沒看過《桃花扇》的劇作和演出，現無資料可以查證。但從《桃花扇》在京師演出時持續四、五年的盛況，『歲無虛日』、『坐不容膝』，而且『王公薦紳，莫不借抄，時有紙貴之勢』，以及在後來廣為流傳的情況，在曹雪芹的青少年時期，對劇作應該是知道的。」在這個假定的前提下，曲沐認為：
以前有不少論者曾經注意到《紅樓夢》與《西廂記》、《牡丹亭》的關係，考察它們之間的繼承和影響。遺憾的是，很少有人提及《桃花扇》。其實，從創作構思和作品的思想實質來考察，《紅樓夢》和《桃花扇》的關係更為直接，更為密切，可以說更為接近。從作者情況看，曹雪芹，和整理後四十回殘稿(多數認為是續書的作者)的高鶚，與孔尚任，三人的階級屬性一致……，曹雪芹與孔尚任，要比曹雪芹和高鶚更為接近，儘管高鶚整理殘稿上有過貢獻。頗耐人尋味的是，曹雪芹為寫這部書，竟然「淚盡而逝」，孔尚任也因《桃花扇》的問世而被「罷官」，斷送了政治生命。……這些偶然巧合的因素，是否有某些必然的內在呢？這就提醒我們，有必要將這兩部作品放在一起比較一下，或可以從中得到一些有益的理解和啟示。
於是他從「愛情和政治」、「侯方域和賈寶玉」、「李香君和林黛玉」、「兩大悲劇」四個角度將兩部作品作了對比研究，結論是：第一，《紅樓夢》雖然「對《桃花扇》則一處都未提到，但從比較中雄辯地說明，《紅樓夢》恐怕更多的接受了《桃花扇》的影響。」第二，「它吸收和借鑒了以往許多優秀文學作品的成功經驗來豐富自己的創作，其中《桃花扇》應該是主要的。」第三，「這兩部作品都給我們提供了『借情言政』的創作經驗，提供了對悲劇藝術的美學價值的認識。」
此後長時間之內，幾乎沒有人再對《紅樓夢》和《桃花扇》進行專題比較研究了，因為曲沐的研究已經成為定論，所以在沒有新的可靠材料面世之前，這種比較研究很難超出曲沐的結論。後來僅有零星的論文偶及此題，其實也沒有什麼新見。如1994年陸聯星的〈《紅樓夢》與《桃花扇》〉 ，主要論述點是，(一)《紅樓夢》廣涉前代戲劇，唯獨不及《桃花扇》，(二)《紅樓夢》與《桃花扇》都是以愛情為線索寫興亡，(三)《紅樓夢》與《桃花扇》都揭示故事發生在「末世」，(四) 《紅樓夢》寫賈寶玉出家與《桃花扇》寫侯方域、李香君入道，(五) 《紅樓夢》中的一僧一道與《桃花扇》中的一經一緯，(六)《紅樓夢》中之通靈寶玉與《桃花扇》的桃花扇，(七)《紅樓夢》寫晴雯撕扇與《桃花扇》寫張道士撕扇，(八)《紅樓夢》中的歎世曲與《桃花扇》中的悲歌。通過如此細密的比較分析，看起來曹雪芹就像是才思貧乏或者與《桃花扇》作者約好了似的，只好寫一部以《桃花扇》為藝術範本的小說來。既然兩部作品的大綱與細部有如此多的相似之處，能說二者沒有一點聯繫嗎？文章結尾說：「對於《桃花扇》這部傑作，愛好戲劇的曹雪芹必然寓目潛心。《桃花扇》的某些藝術表現，也可能為曹雪芹創作《紅樓夢》所汲取。」既然如此，他卻不提一字，難道說他剽竊了《桃花扇》的藝術匠心卻又不敢公開承認嗎？
又如1998年黃龍的同題論文〈《紅樓夢》與《桃花扇》〉 ，與曲沐、陸聯星之文所論基本相同。文章先是大量舉證兩作中的遣詞用語、文情立意上的相似性，然後仍從曹寅角度多作推問之辭。
曹寅酷愛戲曲，撰有《太平樂事》《北紅拂記》《續琵琶》(其中包括〈胡笳十八拍〉)等，由家蓄之優伶演唱，而在《紅樓夢》中曾點過《續琵琶》之〈胡笳十八拍〉一戲。曹寅是否收藏或演出過《桃花扇》？
孔尚任與曹雪芹均喜讀《牡丹亭》，此點分別反映於《桃花扇》與《紅樓夢》之中，實屬不容置疑。……須知孔尚任與洪昇有「南洪北孔」之稱。曹寅豈能獨厚《長生殿》而輕《桃花扇》？
金埴何許人也？原為曹寅之門下客，曾為《桃花扇》題詞。門人尚且如此欣賞《桃花扇》，何況「主持風雅」的曹公？
曹雪芹舅祖李煦……，其子李鼎串演過《長生殿》；又請蘇州梨園排演蘇昆《桃花扇》，以饗士林。……雪芹曾隨曾祖母看望舅祖李煦，很可能親睹《長生殿》與《桃花扇》之演出。焉能不以先睹《桃花扇》為快？
但曹雪芹隻字不提《桃花扇》，其故安在？孔尚任終因「狗尾」、「龜頭」而被罷官，清廷所忌，正應避諱，何必「甄」言，致於戾咎？
在《紅樓夢》這部具有戲曲本性的長篇大作中，提到前朝新代的戲曲數十種，且戲曲在該書的創作上又是一種重要的營造預示效果的表達手段，怎會覓不到同時期並同格調的《桃花扇》一絲蹤影？從《紅樓夢》的主題與創作上看，作者在書中提到《桃花扇》、運用《桃花扇》來為自己創作服務則是一種符合情理的必然之事，這種常人之思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紅樓夢》的故事背景設在南京這一點就與《桃花扇》具有完全的一致性，時代也比較接近。第二，《紅樓夢》的主題，若用《桃花扇》結尾處所引的《哀江南》套曲中之語「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來概括是再合適不過了，而整套《哀江南》的淒涼警省的風格更與《紅樓夢》十分契合。又如《桃花扇》第四十出〈入道〉：「〔張〕呵呸！兩個癡蟲，你看國在哪裡？家在哪裡？君在哪裡？父在哪裡？偏是這點花月情根，割他不斷嗎？」這簡直就是《紅樓夢》裡的《好了歌》。《紅樓夢》的主題寫「家亡人散」，《桃花扇》則寫「興亡離合」。從文學意象上來看，石頭城、台城、金陵懷古、六朝等在寓意上都支援以上兩種主題的衍繹。當曹雪芹讀了、看了《桃花扇》之後，豈能不引起他的強烈共鳴？第三，《紅樓夢》中，桃花與扇子的意象使用頻率都是非常之高的，如林黛玉的深情之謳《葬花吟》和《桃花行》都是吟的桃花；如賈赦奪人古扇致人家破人亡，晴雯撕扇子作千金一笑，滴翠亭寶釵用扇撲蝶，李紈字宮裁其實也是用的班婕妤《紈扇詩》之意。作者在使用這兩個意象之時，心中豈能沒有《桃花扇》的影子？是作者有意避之，想別出心裁嗎？第四，誠如曲沐、陸聯星、黃龍三位所論說的，《紅樓夢》與《桃花扇》在內容上、結構上有如此多的相似之處，能說它們真的毫不干涉？第五，《桃花扇》於1699年在北京寫成傳出，康熙戊子四十七年(1708)刻印出版之後，其產生巨大影響的時代正在曹雪芹(1715-1764)之前不久，而曹在《紅樓夢》中表現出的廣博的知識儲備與深湛的藝術修養又怎能允許他對《桃花扇》如此無知？第六，修訂過後四十回的高鶚，也曾到過南京，有感於孔尚任《桃花扇》，因有詩〈題雲亭山人傳奇〉：
金粉飄零舊夢休，淒涼往事付歌喉。千秋仕女秦淮渡，萬里風雲鄂渚秋。……牡丹一曲芳塵歇，建鄴城空水自流。……可憐三百年宗社，輕逐煙花付逝波。
高鶚若續寫過後四十回，豈有不提及《桃花扇》之理？尤其是後四十回賈府的衰敗景象又豈能不引起他對《桃花扇》的聯想？他既能「新打」 一曲《蕊珠宮》(第八十五回)，為何不提及現成的《桃花扇》？難道後四十回內容與高鶚無關？
《紅樓夢》對《桃花扇》不置一詞這個事實，與《桃花扇》的內容及產生時代卻要求《紅樓夢》與之必有一層關係這個邏輯之間具有難以調和的矛盾，解開這個矛盾最關鍵的因素是：曹雪芹是否真的熟知《桃花扇》？
二 「曹學」視野中的曹雪芹瞭解《桃花扇》的可能性與矛盾性
今天，「曹學」關於曹雪芹生平的定論是：《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是曾任江寧織造曹寅的孫子，他生於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或1724年，卒於乾隆二十七年或二十八年(1763或1764)年 。這個結論是由1921年胡適《紅樓夢考證》中的結論與1927年發現的甲戌本和1932年發現的庚辰本上的脂批共同推導出來的，是一個「鐵」的結論。從此所有關於版本、作者家世以及創作思想的繼承等問題的研究都必須以此為座標才能展開。也就是說，當我們確定了曹雪芹的生卒年之後，《紅樓夢》的創作時間就得以定位。既然如此，這個被限定了生活時代的曹雪芹，有沒有瞭解、觀看和閱讀《桃花扇》的可能呢？
第一，《桃花扇》的首演是引起轟動的事件，上達天聽，下及世族大家，南北都當知曉。《桃花扇》為清初東魯孔尚任積「十餘載」之功、「凡三易稿而成」的一部漚心瀝血之作，初稿完成於康熙己卯三十八年(1699)。劇本完成後，它的傳播有兩個階段，首先是文本的傳播，〈桃花扇本末〉：
《桃花扇》本成，王公薦紳，莫不借抄，時而紙貴之譽。己卯秋夕，內侍索《桃花扇》本甚急；予之繕本莫知流傳何所，乃於張平州中丞家，覓得一本，午夜進之直邸，逐入內府。
此時主要是在京城的文人圈子中流傳，傳誦者多有品題。「識《桃花扇》者，有題辭，有跋語，今已錄於前後。又有批評，有詩歌，其每折之句批在頂，總批在尾，忖度予心，百不失一，皆借讀者信筆書之，縱橫滿紙，已不記出自誰手。今皆存之，以重知己之愛。」當時經作者手訂的刻本後附有序1、後序1，跋文8，題辭10人74首。
稍後，有條件的大家貴族才開始演出此劇，且形勢十分火爆，〈桃花扇本末〉：
長安之演《桃花扇》者，歲無虛日，獨寄園一席，最為繁盛。名公鉅卿，墨客騷人，駢集者座不容膝。張施則錦天繡地，臚列則珠海珍山。選優兩部，秀者以充正色，蠢者以供雜腳。……然笙歌靡麗之中，或有掩袂獨坐者，則故臣遺老也；燈灺酒闌。唏噓而散。
〈本末〉然後列舉了幾則事例，如「萬山之中」的楚地容美(今湖北鶴峰土家族自治縣)，竟然也有「每宴必命家姬奏《桃花扇》，亦復旖旎可賞，蓋不知何人傳入？或有雞林之賈耶？」又如作者自己到山西恆山拜會太守劉雨峰，「時群僚高宴，留予觀演《桃花扇》，凡兩日，纏綿盡致。」
當然，作者自己撰寫的《本末》，行文間不免有溢美之辭和誇飾之意，但是《桃花扇》的不脛而走則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桃花扇》問世後，因其能勾起故老遺臣對舊朝的感傷之情，所以在文人圈子中產生了很強的傳播效應，很快被人與十年前(1688)曾轟動一時的《長生殿》相提並論：「兩家樂府盛康熙，進御均叨天子知。縱使元人多院本，勾欄爭唱孔洪詞。」(金埴〈題《桃花扇》後二截句〉)。
《桃花扇》在京城引起上下轟動的結局，卻是作者莫名其妙的被「罷官」了。但是孔尚任離開官場與京城之後，《桃花扇》的傳播並沒有也不可能因之而停止。雖然到了乾隆年間，它的影響並不如當時那樣紅火，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一方面《桃花扇》因為已經有了刻本，所以它的影響在讀書人中將會更加深遠；另一方面，因為清代大族世家對戲曲的狂熱偏好，所以在家庭內的演出也不會停止；再者，因該劇內容上的獨特優勢，也容易使漢族文人對之寄寓獨特的懷古幽思，所以《桃花扇》對文人與世家子弟的影響在乾隆年間一定是非常之深的 。
曹雪芹既然生於1715年，則其青少年學習時期——也即曹家敗家(1728)之前，正是《桃花扇》刻本(1708)傳播的前二十年。從表面上看，生活於江寧織造府的曹雪芹能接觸到《桃花扇》劇本甚至觀看其演出的可能性則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他應該以何種方式接觸《桃花扇》呢？
第二，曹寅有條件知悉並收藏《桃花扇》，但曹雪芹不一定有條件從家藏書籍中瞭解《桃花扇》。黃龍在〈《紅樓夢》與《桃花扇》〉一文中已經就曹寅愛好戲曲及李煦家班演出《桃花扇》的情況進行了考察，認為曹寅知道《桃花扇》是可能的。作為皇帝親信並兼文人身份的曹寅在當時社會上是頗具影響力的人物，尤其是在江南地區。曹寅的文學才華也是有據可查的，其文學作品今存詩詞文集《楝亭集》(《楝亭詩鈔》8卷、《楝亭詩別集》4卷、《楝亭詞鈔》1卷、《楝亭詞鈔別集》1卷、《楝亭文集》1卷)。存戲曲作品傳奇《續琵琶》、《虎口餘生》，雜劇《北紅拂記》、《太平樂事》。曹寅自稱「吾曲第一、詞次之、詩又次之」(王朝瓛〈楝亭詞鈔序〉)。既然連康熙皇帝都看重《桃花扇》 ，而作為皇帝耳目、家中大小事務都須以密折上奏的曹寅豈有不知此劇之理！於是紅學家循理推說道：
曹寅不但自作劇曲，而且親自粉墨登場參加演出。根據當時的記載，曹寅在蘇州、江寧織造任上都蓄有「家伶」，並經常在家設宴演劇招待友人。故曹雪芹之家愛好戲劇由來已久，到曹雪芹童年時期已有三十年的歷史 。
從《紅樓夢》來看，曹雪芹具有極高的文學素養則是無疑的，但是他的這種修養是如何培養出來的，卻沒有任何可靠的材料能夠加以說明。研究者一般都從其祖父曹寅那裡尋根究源，甚至從曹寅作品中的字詞來推測曹雪芹進行《紅樓夢》構思的軌跡。如周汝昌《獻芹集》中〈曹雪芹家世生平叢話〉一文沿用此思路，略如：《紅樓夢》中「元迎探惜」四春的名字，在曹寅的《續琵琶》中為蔡文姬的侍女的名字。《紅樓夢》曾引范成大詩句「從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個土饅頭」，在《續琵琶》中，「祭墓」一折中丑角李旺也說過此語。《紅樓夢》中的「開闢鴻蒙……」似從楝亭詩中「茫茫鴻蒙開，排蕩萬古愁」而來。無才補天的石頭，似從楝亭詩「媧皇采煉古所遺，廉角磨礱用不得」脫出。絳珠和神瑛，似從楝亭詩「承恩賜出絳珠宮，日映瑛盤看欲無」化來。黛玉「葬花」之事也見楝亭詩「百年孤塚葬桃花」。《紅樓夢》中黛玉有詩「偷來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縷魂」，而楝亭也有詩「輕含豆蔻三分露，微漏蓮花一線香」。二者用語頗類。稻香村對聯云：「好雲香護采芹人」，楝亭也有詩「野香深護讀書人」。《紅樓夢》中寶玉用「姽嫿」一詞，頗冷僻，而楝亭詩恰有「姽嫿如刺繡」之句。《紅樓夢》用「「瀟湘」、「湘雲」之詞，楝亭詩也有「瀟湘第一豈凡情」、「湘草湘雲自有家」等句 。
先不論這種比附是否能夠說明問題，權且認為曹雪芹真是受了祖父的影響，然而，有一個重要的前提是，曹雪芹從他的祖父那裡到底繼承了多少文學遺產？又是如何繼承的？
按照「曹學」研究成果，一說曹雪芹生於1715年，則乃祖曹寅已經去世(1712)三年。若按另一說曹雪芹生於1724年，則其出生已是曹寅死後12年的事了。曹家敗於雍正五年(1728年)。從時間上看，曹雪芹不可能親聆曹寅的教誨，那麼他如何能從祖父那裡繼承家學呢？有兩種可能，一是從父輩那裡間接學習，二是通讀並領會祖父的著作與藏書。如果是從父輩那裡學習，一則父輩只會像《紅樓夢》裡的賈政一樣，並不贊成而只會反對自己的兒子對詩詞曲大加研習，因為若從傳家立業角度計，研習「時文」才是正道。況且曹顒與曹頫\相繼接任江寧織造後，幾乎一直在為曹家的鉅額虧空而奔走求援，似乎沒有像曹寅那樣優遊閒適的雅興與時間。所以年幼的曹雪芹從他們那裡學習詩詞曲等旁門左道的文章作法，這種可能性是極小的。
若是從祖父的藏書中學習藝文之道，則必須有一個不可置疑的條件：曹寅的豐富藏書最後全歸曹雪芹所擁有！曹寅是藏書家和刻書家，他的藏書不在少數，據《楝亭書目》著錄，共有3287種，分36大類，其中「說部」就有469種。但是當曹家被抄家時，這批藏書的下落如何？紅學家很少正面考察這個問題，他們觀念中總以為這批書後來全歸了生活條件不過是「瓦灶繩床、階柳庭花」的落魄公子曹雪芹了，也就是說，當曹雪芹創作《紅樓夢》時，曹雪芹擁有曹寅的全部藏書作為參考書使用呢！否則又如何解釋曹雪芹那樣高超文化修養的來路呢？
可是，根據「曹學」研究成果，我們明明看到了曹家雍正五年被抄家時的歷史文獻。從中可以看出，曹家敗落時，其財產只有兩個去向，一個是被皇帝賞給了繼任江寧織造隋赫德了，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刑部移會〉引總管內各府同年五月初七日咨文：
曹頫\之京城家產及江省家產人口，俱奏旨賞給隋赫德。後因隋赫德見曹寅之妻孀婦無力不能度日，將賞伊之家產人口內於京城崇文門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間半、家僕三對，給與曹寅之妻孀婦度命。
明文所言曹家的京城與江省的「家產」「俱賞給」隋赫德。又如雍正朝《江寧織造隋赫德奏細查曹頫\房地產及家人情形》：「(奴才)於未到之先，總督范時繹已將曹頫\家管事數人拿去，來訊監禁，所有房產什物，一併查清，造冊封固。……餘則桌椅、床杌、舊衣零星等件及當票百餘張外，並無別項，與總督所查冊內彷彿。」 曹寅的那筆豐富藏書也許一併記錄於冊內，也許早已拿到典當行裡去了。雍正十年，隋(綏)赫德離任時大有虧空，也被革職治罪，因他結交已被革職圈禁的平郡王納爾蘇(即曹寅的女婿)，再次犯事。刑部會審時，他自稱：「後來我想小阿哥是原任織造曹寅的女兒所生之子。奴才荷榮皇上洪恩，將曹寅家產都賞了奴才，若為這四十兩銀子催討不合，因此不要了是實。」 則曹寅的藏書也當是「家產」的一部分，因為以曹寅的地位，其三千餘種藏書當不乏珍本、善本與秘本，且後繼者隋赫德雖然不是一個風雅文人，想他對曹家藏書的價值當不會不清楚。後來隋赫德出於同情而返還給曹家度日的北京「家產」，也只不過是十幾間房子等。曹寅晚年一直在江南為官，他的藏書也一定在南京、揚州等地，所以北京的房子中是不會有他的藏書的。那麼當曹家家眷遷至北京時，年僅十三歲或五歲的曹雪芹怎麼可能與他祖父的大量藏書結伴而行呢？
曹家家產的第二個去向是「暗移他處」。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下達的抄家上諭說：
然伊不但不感恩圖報，反而將家中財物暗移他處，企圖隱蔽，有違朕恩，甚屬可惡！著行文江南總督范時繹，將曹頫\家中財物固封看守，並將重要家人立即嚴拿；家人之財產，亦著固封看守，俟新任織造官員綏赫德到彼之後辦理。伊聞知織造官員易人時，說不定要暗派家人到江南送信，轉移家財 。
此段上諭說了幾層意思，一層是曹家因為預感形勢不妙，已提前將部分財產暗移他處了，所以皇帝命令下臣務必將曹家餘物「固封看守」。二層是曹家家產極有可能是轉移到「重要家人」的家中了，所以既要將「重要家人」拿了，又要將他家的家產「固封看守」，以免曹家轉移來的財產流失。三層是說當賈家得知自己面臨厄難(免官)之時，必然要再一步「轉移家產」，所以要對曹家封鎖即將撤換江寧織造的消息。
自從此諭發出後，曹家的家產再也不能夠轉移，最後必將全歸隋赫德了。即使原先轉移到「重要家人」家的財產也不能逃脫最終被沒收的命運(諭中沒有提到曹家將財物轉移到李煦等親戚家，所以這種可能幾乎沒有，因為李家在此前已先破家)，可見這部分被轉移的家產並沒能真正地轉移成功。
可見，曹寅的藏書作為「家產」的重要組成部分難免被抄沒易主或當時即被典去的命運。據記載，「乾隆中葉有人從琉璃廠買回的書，發現上面有曹楝亭的印章。」 但曹寅本人的著作(刻本)因為量小、便於攜帶，有可能隨著家人回到北京，即使當時沒有攜帶，在後來的歲月中，曹家人也完全可能通過其他渠道重新搜集到。不過，對於曹雪芹來說，曹寅本人的區區幾本著作，不僅其包容的文化資訊十分有限，同時其藝術水準也不能與《紅樓夢》相提並論。所以家敗之時，年僅十三歲或五歲的曹雪芹不僅此前無法從曹寅的豐富藏書中汲取營養來讓自己過早地成為藝術天才，而且也不可能在此後仍然能夠左擁右抱著祖傳之書完成自學成才之任。
既然如此，曹寅即使有《桃花扇》的本子，曹雪芹卻未必能夠因之而知道《桃花扇》。這裡有一個致命的矛盾。當曹雪芹於1728年來到北京時，《桃花扇》影響的餘波一定還沒有消褪，隨著他在北京的成長與交遊，《桃花扇》被他瞭解的可能性只會是百分之百的。因為《紅樓夢》的巨大藝術成就告訴我們，作者是一個多才多藝、錦心繡口、博聞強記、視野開闊、人文修養十分深厚的作家兼學者型的人物，他沒有祖父的藏書可以學習，他又是那樣貧寒無奈，那麼，令人困惑的問題是：他的知識與修養都是從哪裡來的？
無論是曹寅，還是曹雪芹，只要是生活在那個時代，不管通過什麼途徑，他們知道世間有《桃花扇》一文應是不成問題的。但是，即使曹寅對《桃花扇》瞭如指掌，而生活於乾隆年間的曹雪芹從曹寅那裡獲知此事的可能性卻是極小的。因此，研究者以為認定了曹寅與《桃花扇》之間的關係也就解決了曹雪芹與《桃花扇》之間的關係，這種思路未必是靠得住的。
三 「世交說」與「避禍說」均不能成立
既然曹雪芹知道《桃花扇》，那麼是什麼原因讓他對這部讓人「唏噓」不已的名作三緘其口呢？研究者能夠提出的觀點並不多。有一種觀點認為，曹雪芹是知道《桃花扇》的，他之所以在《紅樓夢》中不提此劇，乃是因為「曹府不演《桃花扇》」 。這位研究者發現曹家戲班的曲師朱音仙曾在阮大鋮手下討過生活，所以懷疑道：
《楝亭詞鈔》有《念奴嬌‧贈曲師朱音仙》，注云：「朱老乃前朝阮司馬進御梨園」。曹寅是否因尊重朱音仙而兼及阮大鋮，於是不忍上演《桃花扇》？
因對這種比較牽強的說法不太自信，文章於是又提出另一種解說：
曹府不演《桃花扇》，也許是礙著馬士英之子馬鑾的面子。康熙初年，曹璽曾聘馬鑾為曹寅塾師，師生關係甚好，《楝亭詩別集》卷一有〈見雁懷馬相伯〉、〈哭馬相伯先生二首〉。相對於阮大鋮，馬士英的人品更高一點。……如阮大鋮陰謀將東林一網打盡，而為士英所拒就是一例。而東林黨人免卻這場劫難，又恰恰與曹寅塾師馬鑾有關。據王昶《青浦詩傳‧顧在觀》，馬鑾為阻止其父興大獄，「幾諫至於挽須抱項，涕泣隨之。諸君子得以從容引退，未出亦高臥裡門。」《桃花扇》出於奸臣亡國的安排，對馬士英未免漫畫化了，他的角色也是個大花臉——淨，在〈入道〉一折，讓霹靂雷神把馬士英辟死，更是荒誕。
當《桃花扇》完成之時，馬鑾早已辭世，朱音仙也未必還健在。但曹寅仍不在家中上演《桃花扇》，足見忠厚；而曹雪芹因父祖因誼，不忍提及此劇，也體現了古道遺風。
筆者以為，這兩種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道理僅僅及於曹寅自身，與曹雪芹絕沒有什麼相干。也就是說，曹寅雖然知道並讀過《桃花扇》，但他在家中大演《長生殿》而從不提也不演《桃花扇》，有可能正是這種「忠厚」品質的體現。但是，既然如此，生長於曹府的曹雪芹在幼年時，就連瞭解《桃花扇》的可能也要大打折扣了。這正好可以說明，曹寅與《桃花扇》的關係不能連帶證明曹雪芹與《桃花扇》的關係。
當曹雪芹創作《紅樓夢》時，已是曹寅死後三十餘年的事了，家已敗了，時已變了，事也改了，阮大鋮、馬士英作為誤國奸臣的身份在清初是盡人皆知的，豈能被否認？而曹寅對幼年塾師的一己之私情卻是曹雪芹所無法體會的。如果這點微薄之意就束縛了作者將《桃花扇》寫入《紅樓夢》的手腳，那未免也太不瞭解《紅樓夢》的基本情況了。
第一，《紅樓夢》這本書明明是寫作者自己經歷的「一場夢幻」，書中並不是一味「歌功頌德，眷眷無窮」，而是在營造繁華景象的同時，對這個家族的衰敗過程進行了正面的描繪，對賈府上輩的不正、子弟的不才作了窮形盡相的刻畫。如果「為尊者諱」，則《紅樓夢》一句也寫不出來。
第二，聯繫曹家事實，《紅樓夢》中就有許多「忤逆」之筆。如書中多處直書「寅」字就是對曹寅的大不敬。既然他為了祖父幼年生活中一個背影模煳的馬鑾，都可以忍痛割愛竟至不提在創作邏輯上不能迴避的《桃花扇》，而對自己德高望重的祖父名諱竟然明白寫出，這點就連五六歲的林黛玉在讀寫母親之名「敏」字時也知道改讀「密」字或減筆不書(第二回)，而曹雪芹卻不遵此規矩，這就是不孝之舉！
第三，按「曹學」研究成果，一說曹雪芹是曹顒的遺腹子，一說他是曹頫\之子。不管他是誰的兒子，按照上文的邏輯，他在《紅樓夢》中對馬姓則是不能不敬的，這倒不是因為馬鑾的緣故，而是因為康熙五十四年(1715)三月初七日曹頫\在給皇帝的奏摺中，有「奴才之嫂馬氏，因妊孕已經七月」之語，他的寡嫂即曹顒之妻。而《紅樓夢》第二十五回那個以魘魔之法暗害鳳姐與寶玉的巫婆——「寶玉寄名的乾娘」正叫「馬道婆」呢。如果曹雪芹的母親或與之一起生活的伯母姓馬，從家族情感的角度來看，這也是一個不孝之舉。
第四，作為當時社會名流的曹寅有很多字型大小，據周汝昌《紅樓夢新證》，《八旗文經卷》五十七《作者考》甲葉十一云：「曹寅，字子清，一字楝亭，號荔軒，一號雪樵」；又《八旗藝文編目》子部葉四十云：「曹寅，字子清，一字幼清，一字楝亭，號荔軒，一號雪樵，自稱西堂掃花行者」 。甲戌本第二回側批：「『後』字何不直用『西』字？恐先生墮淚，故不敢用『西』字。」第二十八回側批：「歎歎。西堂故事。」庚辰本第二十八回眉批：「大海飲酒，西堂產九台靈芝日也。」紅學家都認為，這三條脂批均暗指曹寅的「西堂」之號。脂批者如此熟悉曹寅，又怎能不知曹寅號「雪樵」呢？祖父有一個號明明叫「雪樵」，可是這個大逆不道的「不肖」之孫卻可以堂而皇之地將自己的號取為「雪芹」，是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若從作者個人的、家族的私情出發來理解創作上的禁忌，多半是難以自圓其說的。
除了這種比較牽強私密的「世交說」之外，還有一種通常的解釋即「政治避禍說」。前引陸聯星〈《紅樓夢》與《桃花扇》〉即認為：「《紅樓夢》的描寫只涉及《長生殿》而不及《桃花扇》，顯然與政治有關，《桃花扇》寫的是明末清初的事，直接關涉當世，政治色彩太強了。……被抄過家，經受過政治打出的曹雪芹，怎能不忌諱《桃花扇》？怎能不汲取自家和孔尚任的教訓？因此說《紅樓夢》廣泛涉及前代劇作而不及名作《桃花扇》，是為了避嫌，以免引起政治麻煩。」黃龍〈《紅樓夢》與《桃花扇》〉一文的結尾語也是此意：「但曹雪芹隻字不提《桃花扇》，其故安在？孔尚任終因『狗尾』、『龜頭』而被罷官，清廷所忌，正應避諱，何必『甄』言，致於戾咎？」
紅學家認為，《紅樓夢》創作於乾隆年間，其時文網森嚴，文人在創作時唯恐避禍不及，所以脂本在第一回特意交待此書「毫不干涉時事」，即是此意。《紅樓夢》模煳處理故事的時代背景以及官制等手法也與此意有關。但是，若將該書不提《桃花扇》之因也歸為「避禍」目的，卻是不能成立的。
第一，孔尚任的罷官與《桃花扇》之間的關係並不是一件確鑿無疑之事。孔尚任的仕途起點是具有戲劇性的，因康熙南巡經過曲阜時，偶然的機會讓孔尚任為皇帝講經，於是他被優待額外授為國子監博士。這種陞遷與他本人的才學並沒有必然的聯繫，只不過是皇帝為了籠絡孔氏和漢族文人的一種小伎倆。之後，他在官場上無所作為、憂悶無聊地度過了十多年光陰。1699年經十餘年醞釀寫作的《桃花扇》傳奇定稿，如前所述，一時在京城產生了極強的傳播效應，並迅速向外地擴散。第二年，康熙三十九年(1700)三月中旬，孔尚任升為戶部廣東清吏司員外郎，不到一月，即被罷官。其因不外是耽於詩酒、荒廢政務而已。雖然研究者多引他自己及朋友的詩句來證明《桃花扇》是他致禍的原因，但這些詩句只不過是古代文人自歎命薄的模式化表達的產物。如孔尚任〈放歌贈劉雨峰寅丈〉：「命薄忽遭文章憎，緘口金人受謗誹。」可是他的罷官，朝廷所給的原因其實並不明確，即使有因，也不為他本人或友人所認可，所以友人劉中柱《真定集》卷三〈送岸堂〉曰：「身當無奈何將隱，事在莫須有更悲。」
關於孔尚任罷官之由，歷來沒有明確而統一的說法，20世紀研究者各抒己見，相持不下。主要有：(一)因《桃花扇》致禍說，(二)以「疑桉」罷官說，(三)遭人攻訐而罷官說，(四)因《通天榜傳奇》致禍說 。因為自始便沒有可靠的、直接的材料能說明孔尚任被罷官的真正原因，甚至連孔尚任本人也說不清楚，所以認為引用《桃花扇》具有政治風險的說法明顯難以成立。
第二，即使孔尚任被黜後，《桃花扇》也沒有遭禁。孔尚任被罷官後，並沒有立即回歸故里，他似乎還在京城尋找別的機會，一直等了兩年，才於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離京歸鄉。除了不再任職之外，他並沒有受到政府另外的打擊和限制。同時，《桃花扇》的演出在京城也沒有停止。據他在〈桃花扇本末〉中的自述：「庚辰四月，予已解組，木庵先生招觀《桃花扇》。一時翰部台垣，群公咸集；讓予獨居上座，命諸伶更番進觴，邀予品題。座客嘖嘖指顧，頗有凌雲之氣。」所謂「予已解組」即是說已罷官了，而此時，「翰部台垣，群公咸集」，並不見有人畏懼《桃花扇》，眾\人推作者「上座」，也可見作者身上並沒有「政治包袱」。而此後也沒有孔尚任受到其他政治迫害的事件。況且，在他罷官七年之後《桃花扇》且能堂而皇之地刻印出版，書末還附有時人的眾\多題詠，何來「清廷所忌，正應避諱，何必『甄』言，致於戾咎」之事？
第三，雍乾年間及稍後的清人都不諱演、諱觀、諱言《桃花扇》。所演者，據金埴《巾箱說》：「今勾欄部以《桃花扇》與《長生殿》並行，罕有不習洪孔兩家之傳奇，三十年矣。」所謂「三十年矣」，可見說這話時正是乾隆年間。所觀者，據蔣星煜考察，當時著名觀劇詩作者金德瑛(1701-1762)觀劇組詩其八曰：「班書石勒焉能解？想亦人如柳敬亭。」又有楊芳燦(1753-1815)〈消夏偶檢填詞數十種，漫題絕句，彷元遺山論詩體〉之十一：「紈扇桃花血未乾，哀絲急管集悲歡。世人莫共凋蟲技，當作南朝野史看。」又如直隸大興人舒位(1766-1815)《瓶水齋詩集》中載有〈書《桃花扇》樂府後二首〉，其一：「粉墨南朝史，丹鉛北曲伶。重來非舊院，相對有新亭。構黨干戈接，填詞筆硯靈。匆匆樂能唱，腸斷柳條青。」 再往後品題《桃花扇》的就更多了。所言者，據汪龍麟考察：「雍乾以降以迄清末，學屆對《桃花扇》研究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序跋題辭者乙乙不絕，而各類戲曲論著中於《桃花扇》亦多所著筆。」 如楊恩壽、包世臣、李孳銘等人都曾毫不畏懼地研討過《桃花扇》。既然大家都在自由觀看與言說，曹雪芹的「膽小怕事」就是沒有理由的。
第四，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引用了「為世所熟知」的因「政治致禍」的《長生殿》 ，為何就不敢引「莫須有」政治嫌疑的《桃花扇》？洪昇於康熙二十七年(1688)春完成《長生殿》，與十一年後的《桃花扇》一樣，「一時朱門綺席，酒社歌樓，非此曲不奏，纏頭為之增價」(查為仁《蓮坡詩話》卷下) 。甚至到了「愛文辭者喜其詞，知音者賞其律，以是傳聞益遠。畜家樂者攢筆競寫，轉相教習。優伶能是，升價什佰。他友游西川，數見演此，北邊、南越可知已」的地步(吳人舒鳧《長生殿序》)。據考，康熙二十八年(1689)，皇帝觀看了由內聚班演出的《長生殿》，十分欣賞。該年七月，康熙佟皇后去世。八月上旬，內聚班為洪昇演出專場。洪昇於是邀請名流台翰，會於生公園，大演《長生殿》。後因被人舉報，洪昇被國子監除名，受連累者達五十多人。這真是「可憐一曲《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時人贈因此事被革職的翰林院檢討趙執信詩)。但是與後來的《桃花扇》一樣，洪昇雖然被革職，甚至當時曾遭逮捕下獄，而此後《長生殿》並沒有被禁演。十五年後，康熙四十三年(1704) 江南提督張雲翼還邀請洪昇到松江，為其張擺盛筵演出《長生殿》。曹寅就是聞說此事後，才將洪昇邀致江寧同觀《長生殿》的。就是這次從江寧回去的路上，洪昇不幸落水身亡。而他死時，《長生殿》的刻印即將完成了 。
《長生殿》為洪昇致禍之源，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即使曹寅也沒有將觀演《長生殿》視為畏途，《紅樓夢》更是多處引及該劇。而《桃花扇》並不能說是孔尚任丟官的直接原因，則曹雪芹又有什麼必要因為「懼禍」而捨棄如夢如幻、如泣如訴的《桃花扇》呢？
四 也談《紅樓夢》創作於康熙末年說
前文所論，撮其要者不過是：(一)《紅樓夢》不提《桃花扇》是事實。(二)《紅樓夢》作者若生活於雍正乾隆年間(1715-1764)，必定知道《桃花扇》。(三)曹雪芹若生活於曹寅之家，就有可能不知道《桃花扇》；即使知道，也非從曹寅處。(四)曹雪芹既知道《桃花扇》，就沒有理由不將它寫入《紅樓夢》。(五)認為曹雪芹礙於祖父的面子或出於懼禍心理而故意漠視《桃花扇》，二說均不能成立 。
綜合以上五條判斷，不難得出一個與「曹學」相左的結論：曹雪芹寫作《紅樓夢》時並不知道有《桃花扇》一文，《紅樓夢》的創作時間比《桃花扇》的問世要早或大致同時。進一步明確就是，《紅樓夢》並不是成書於乾隆年間而是康熙末年。曹雪芹生活於康熙年間，這個說法不是筆者所創，時在1999年，歐陽健在〈曹雪芹的時代〉 一文中就已系統地研討了這個問題。他因有感於紅學研究中人們往往被「凝固的觀念所左右」，便重新梳理了有關曹雪芹生活時代的材料，發現，曹雪芹極有可能是曹寅的長子曹順，而《紅樓夢》的成書時間當在1704或1705年間。但是，因為紅學家被「凝固的觀念所左右」，他的觀點一經提出即遭到紅學家們猛烈的批駁，即使不發言的紅學家對之也是持否定態度的，因為「曹學」既定的研究成果並沒有因之被撼動，所有的論文仍然在不厭其煩地引用成見並接著討論脂批所提供的矛盾重重的關於曹雪芹和《紅樓夢》的材料。歐陽健的聲音很快便被淹沒了。
筆者經過對讀諸家材料，在這個問題上倒是十分同情歐陽健的觀點，竊以為他講出了許多在理的地方，當然也難免偶有不通之處。比如他尊重袁枚關於曹雪芹為曹寅兒子的記載等材料就是一種務實的態度。尤其是他例舉的《何必西廂》、《兒女英雄傳》、《歧路燈》等書雍正年間的序就已提到《紅樓夢》以及《紅樓夢》不避乾隆早夭的太子永璉之諱等證據，確實能啟人疑竇。他說曹順是曹寅的長子也有可信的一面，但他接著認定曹順即曹雪芹，便不免鑿枘了。因為按康熙二十九年(1690)四月初四日〈總管內務府曹順等人損納監生事咨戶部文〉，當年曹順十三歲，逆推其生年為1678年，若果他就是曹雪芹，《紅樓夢》又完成於1704年左右，則作品完成之時，作者才二十七歲。再減去「批閱十載」的時間，難道他十七歲就開始寫作《紅樓夢》了嗎？若將花在這部大作上的緣起、構思、腹稿時間定為兩年，則他十五歲就準備寫作《紅樓夢》了，就像今天所謂「九十年代作家」一樣，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且《紅樓夢》第一回第一段明明寫著「當此，則自欲將已往……，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談之德，以至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既然他自己有愧於「父兄教育之恩」，若說他是曹寅長子，那麼其「兄」又是誰呢？這不是一個十幾歲孩子的口吻，而是一位飽經滄桑的至少是四十餘歲（「半生」）中年人的感慨之語。
在此，《桃花扇》可以成為推測《紅樓夢》成書時間的一個定位材料。《桃花扇》成稿於1699年，刊刻於1708年。如果承認《紅樓夢》不提《桃花扇》乃是因為作者創作《紅樓夢》時尚不知或者世間本無《桃花扇》的話，那麼《紅樓夢》只能成書於1708年之前，最好是1699年之前。但是鑒於該書已經提到了《長生殿》的內容，則它必在《長生殿》的脫稿時間1688年之後，最好是在該劇刊刻時間1704年之後。於是《紅樓夢》的大體成書時間從寬處算當在1688-1708年間，其創作時間上推十年即在1678-1698年間；保守的成書時間當在1704-1708年間，創作時間在1694-1698年間。這樣一來，生於1678年的曹順自然不可能是作者曹雪芹了。從他三十歲開始創作《紅樓夢》來考慮，則這個曹雪芹當生於1648-1664年間，這個人與曹寅(1658-1712)、曹宣(1662-1705)兄弟生活時代相當。如果這樣，他當然可以取號為「雪芹」而無視曹寅號「雪樵」的事實了；他也無需在《紅樓夢》中為「寅」字避諱了。
其實，《紅樓夢》中還有一個重要的時間定位依據，第十六回趙嬤嬤回憶「太祖皇帝彷虞舜的故事」時提到江南的甄家曾「接駕四次」。據查，康熙一生六次南巡，其中後四次南巡(康熙三十八年至四十六年)，時在任內的曹寅均參與了接駕事務，皇帝駐蹕在江甯織造府內。康熙四十六年為1707年。這一時間沒有超越1704-1708的這個保守的成書時限。
但是，一旦如此推論，新的問題立馬就迫在眼前了。第一，這個與曹寅同輩的人又是誰呢？他們兄弟(包括與他們同祖的曹宜)終其身都沒有淪落到「一技無成、半生潦倒」的地步，曹家並不存在這樣的人。第二，康熙末年，曹家哪裡有「家亡人散」的大悲劇？曹家子弟怎能有如此深沉的人世滄桑之感喟呢？第三，袁枚《隨園詩話》中所謂「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難道也不可信了嗎？
就像歐陽健有感於紅學研究中人們常被「凝固的觀念所左右」而另啟門徑一樣，筆者也無法不走入另外一條邊路：難道曹雪芹非得是曹寅這個家族的成員嗎？曹氏宗譜中不是從來就沒有發現曹雪芹這個人嗎——哪怕他真是生活於乾隆年間？歐陽健1993年6月14日在《程甲本<紅樓夢>新校注本前言》中就已經說過：「曹寅與曹家，與寫《紅樓夢》的曹雪芹是否有某種聯繫，實在是大可懷疑的。」 從這個角度再來回望《紅樓夢》與曹雪芹的諸多無解的矛盾，則我們的思路就要開闊多了。然而，問題只能是到此為止，再往前引申或胡亂猜想，就容易陷入謬誤的泥潭，因為我們至今所能佔有的材料尚不足以解開作者的身世之謎。如果就像眼下互聯網上大加炒作的「洪昇是《紅樓夢》的作者」和「曹寅是《紅樓夢》的作者」那樣亂戴帽子，則只會讓人有「才出虎穴，又入狼窩」的無奈！
因為《紅樓夢》在內容上存在著一些不協調的痕跡，如5-13回，63-69回關於秦氏與二尤的故事在情節、結構、思想觀念、語言風格上都與全書很不合榫 ，所以它完全可能有一個複雜的成書過程，正如第一回指明的，這個過程是：《石頭記》(石頭)—《情僧錄》(情僧)—《風月寶鑒》(孔梅溪)—《金陵十二釵》(曹雪芹)—《紅樓夢》(曹雪芹)，曹雪芹只是它的最後寫定者。這很像歐陽健在《曹雪芹的生活時代》中順便考述的《兒女英雄傳》的成書過程那樣：《金玉緣》(雍正年間無名氏)—《日下新書》(無名氏)—《正法眼藏五十三參》(燕北閒人撰)—《兒女英雄傳評話》(東海吾了翁補綴)—《兒女英雄傳》(文康刪削)，文康只是最後的寫定者。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研究者為了證明《紅樓夢》與《桃花扇》及曹寅著作之間的繼承關係，往往去細緻比對、見疑思同、牽強拉扯，希望二者的相似點越多越好。經一番努力，果然「發現」，《紅樓夢》在結構、主題、風格、人物性格、象徵意象的選擇、甚至在遣詞造語等諸多方面都與《桃花扇》「更為直接，更為密切」，差不多就像不同文體之間的改寫；當然也有很多構思可能「來源」於《楝亭詩》，有的簡直就像是抄襲而來。事實上，這種「看朱成碧」的討論方法是很成問題的，若將《紅樓夢》中詩作與前代同時的其他人作品相比，如唐寅、吳偉業、洪昇的詩，自然也會有許多「驚人的發現」。所以用這種方法比附的結果是，研究者誠心實意的研究無疑是幫了曹雪芹的「倒忙」了：原來曹雪芹的天才是要大打折扣的呢！
當然，《紅樓夢》不是憑空產生的，它必然對以前的作品有所借鑒，比如，作者就一點也不掩飾自己瞭解並借鑒了《西廂記》和《牡丹亭》的痕跡，第二十三回的回目「《西廂記》妙詞通戲語，《牡丹亭》豔曲警芳心」就明確點出這兩部戲的名稱。又如，有人在論到湯氏《邯鄲夢‧〈仙緣〉》中幾位神仙點化盧生的《浪淘沙》(「你是個癡人」)組曲時，認為：「湯顯祖這四段曲文，儼然是對曹雪芹現身說法。如果我們把這幾段曲文雜在《紅樓夢》的曲文中，我相信誰也分不出這是不是曹氏的吐屬；其中表現的思想意識、風格基調、描寫的物件，幾乎無一不同。」 雖然我們確實感覺到《好了歌》可能脫胎於此曲，但令人欣慰的是，《紅樓夢》第十八回元春省親時所點的四出戲中，第三出即是《仙緣》，這是作者讀過《仙緣》的極佳「證詞」。
如果《紅樓夢》在創作之初，作者眼前就擺著一部影響正隆的《桃花扇》，似乎可以想見，《紅樓夢》就未必會像現在這樣開頭了：「冷子興演說榮國府猶如《桃花扇》之『聽稗』一出。整個這一部分，功能上也與《桃花扇》之『傳歌』、『哄丁』、『偵戲』、『訪翠』頗同」 ；更不會明明借鑒了《桃花扇》的各方面藝術構思卻想統統把它忘掉，這不會是偉大作家的通常做法。其實，當我們承認《紅樓夢》與《桃花扇》及《楝亭詩》並無關係的時候，我們就不難領悟到，優秀藝術家的非凡創造能力則是心心相應、息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