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紅學學術爭鳴述要（三）
7．關於曹雪芹家世祖籍問題的論爭
曹雪芹的家世祖籍問題，也有過長期激烈的爭論。這當然也是從胡適開創的「新紅學」開始的。胡適根據一些歷史資料的搜羅爬梳，得出曹家家庭歷史情況的一些基本結論。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並沒有很明確地研究曹家的祖籍問題，但已經涉及《八旗滿洲氏族通譜》，說「曹錫遠，正白旗包衣人，世居瀋陽地方，來歸年月無考。」（《〈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選輯》第一輯第23頁）李玄伯1931年發表《曹雪芹家世新考》，根據在故宮發現的曹寅、曹?、曹俯三人的奏折，以及清初文學家尤侗在《艮齋倦稿》裡《〈松茨詩稿〉序》一文中的記載：「司農曹子荔（曹寅——引者注）與予為忘年交。其詩蒼涼沉鬱，自成一家。今致乃兄沖谷（曹鋡——引者注）薄游吳門，因得讀其《松茨詩稿》，則又體氣高妙，有異人者。信乎兄弟擅場，皆鄴下之後勁也。予既交沖谷，知為豐潤人。」認為：「觀此則知寅與河北豐潤之曹沖谷為兄弟也。」再根據《豐潤縣志》卷五《人物誌》記載：「曹邦，字柱清，咸寧裡（豐潤咸寧裡——引者注）人。明崇禎二年隨清兵出口，及定鼎後，占籍正紅旗。從征屢建奇勳。」認為：既然豐潤曹氏在明末有人入旗，則可得出結論「曹寅實系豐潤人而占籍漢軍」。（引文見王暢《曹雪芹祖籍考論》第60頁，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6月出版。）1947年當時北平的《新民報》「北海」版刊出署名「守常」題為《曹雪芹籍貫》的文章，重提「豐潤說」，並進一步認定：「雪芹上世本為豐潤人，其稱瀋陽，殆為寄籍。」（《曹雪芹祖籍考論》第61頁）胡適1948年2月14日在上海《申報》上發表《曹雪芹家的籍貫》一文，對豐潤說提出了保留意見：「但尤侗這篇序不夠證明他家是豐潤人，只夠證明曹寅曾同豐潤詩人曹沖谷認作本家兄弟。」（《曹雪芹祖籍考論》第63頁）1951年7月26至31日，8月1至7日，上海《亦報》連載了署名余倉（張慧劍）的《曹雪芹》，又肯定了豐潤說。1953年周汝昌出版《〈紅樓夢〉新證》（棠棣出版社），其第三章《籍貫出身》之第一節《豐潤縣人》，對李玄伯和守常的觀點作了詳細的論證和補充。周汝昌考證史料得出，豐潤曹鼎望、曹鈖、曹鋡一族是宋濟陽王（謚武惠）曹彬之後，而曹璽的傳記裡也提到曹振彥到曹雪芹一族出自曹彬。由此認定豐潤曹鋡一族與曹雪芹一族本為同宗。後來周汝昌又在《曹雪芹家世生平叢話》中進一步論證：曹雪芹上世自宋樞密武惠王曹彬的子孫，從河北靈壽南遷至江西南昌新建縣武陽渡，再從武陽渡北遷至河北豐潤，又從豐潤出關到遼寧鐵嶺，再從鐵嶺遷到遼陽。
1957年，賈宜之在《文學遺產增刊》第五輯上發表《曹雪芹的祖籍不是豐潤——評周汝昌先生〈紅樓夢新證〉》，文中引用了當時周汝昌沒有見到過的《浭?曹氏族?》，作了種種分析推斷，最後得出結論說：
「曹雪芹的祖籍問題，由父而祖，祖而曾祖，曾祖而高祖，都是世居遼陽。再者從《八旗通譜》裡，我們知道曹雪芹的祖先自可能追考的始祖起，一直是世居遼陽地方的，文獻足征，鐵證如山，故遼陽者，其雪芹之祖籍也。」（《曹雪芹祖籍考論》第86頁）
李西郊在1962年8月29日《文匯報》上發表了《曹雪芹的籍貫》，反對賈宜之的觀點，維護豐潤說。李西郊敘述了曹雪芹上世從曹彬開始的祖系源流演變，結論是：「曹雪芹本來是原籍豐潤，寄籍遼陽，生於南京，這是很對的。」（《曹雪芹祖籍考論》第87頁）
1963年8月17日至11月17日，文化部、中國文聯、中國作家協會和故宮博物院聯合在故宮文華殿舉辦「曹雪芹逝世二百週年紀念展覽會」。展品中有一部《五慶堂重修遼東曹氏宗譜》，是「五慶堂」後人曹儀簡捐獻的。所謂「五慶堂」，是該譜中所記「三房」曹禮的後世中，有個任過江西九江鎮總兵的曹清保，他有五個兒子：惠慶、溥慶、榮慶、積慶、裕慶，這兄弟五人把他家原在北京順治門城根松樹胡同的宅第命名為「五慶堂」，《宗譜》就由這「五慶」兄弟所修。曹儀簡是「五慶」兄弟中排行第二的「溥慶」之曾孫。引人矚目的是，宗譜在所記「四房」曹智系下空五世而記入了曹雪芹上祖曹錫遠以下「六世」共十一人，譜文後還附錄有《熙朝雅頌集御序》和曹寅詩五十五首。朱南銑於1963年寫了《關於〈遼東曹氏宗譜〉》一文，當時由中國作協內部排印，後來刊於《〈紅樓夢〉研究集刊》第一輯（1979年11月出版）。朱南銑此文提出了幾個重要觀點：否認曹雪芹祖籍豐潤，認為曹雪芹一家屬於曹智的後世，肯定曹天祐是曹顒的兒子，曹雪芹是曹俯的兒子，說曹雪芹的祖籍至明初已經是東北等。
馮其庸于于1976年第1期《文藝研究》發表了《曹雪芹家世史料的新發現》，此後還寫了《〈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題 名考》、《〈五慶堂重修遼東曹氏宗譜〉考略》和《〈五慶堂曹氏宗譜〉的重見和曹氏祖墓的發現》（收入《夢邊集》，陝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出版），1980年7月又出版了《曹雪芹家世新考》，成為「遼陽說」最重要的代表。馬國權在1979年第12期《瀋陽師範學院學報》發表了《曹雪芹祖籍遼陽的實證》，列舉了一些史料，也為曹雪芹祖籍「遼陽說」提供了基礎和佐證。「遼陽說」 的中心觀點是：「曹雪芹的上祖與五慶堂的上祖是同一始祖即曹俊，曹雪芹的上祖是曹俊的第四房，五慶堂的上祖是曹俊的第三房。」「曹家的籍貫確是遼陽，後遷瀋陽，而不是河北豐潤。」（《曹雪芹家世新考·自序》第1—3頁）此後，馮其庸又引嘉慶《山西通志》中說「曹振彥，奉天遼陽人，貢士，順治十二年任。」《敕修浙江通志》中「曹振彥，奉天遼陽人，順治十二年任。」以及《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重建玉皇廟碑》碑陰題名中有曹振彥來作為佐證。接受了「遼陽說」而比較有代表性的學者還有吳新雷、李廣柏、張書才、朱淡文、張慶善等。
歷史學家楊向奎早在1947年讀了署名萍蹤（可能即守常的另一筆名）發表的《曹雪芹的籍貫》一文後就曾寫信給胡適詢問曹雪芹是否豐潤人，他於1988年寫了《曹雪芹世家》（《文史哲》1988年第6期），探討曹雪芹的家世問題，認為「曹鋡、曹寅之兩曹，一如寧國、榮國之兩國府」。1993年6月6日《光明日報》發表《豐潤發現曹氏重要墓誌銘和墓碑》的報道以後，《光明日報》、《中國文物報》、《文匯報》、《中國青年報》等都發表了報道，說：史學家楊向奎認為，曹雪芹即豐潤曹鼎望之嫡孫，曹鋡之子，自幼寄養在遼東曹寅家，曹雪芹便在曹寅家長大。1994年1月8日，《文藝報》發表了王家惠的《曹淵即曹顏——曹寅曾過繼曹鈖之子》和劉潤為的《曹淵：〈紅樓〉的原始作者》。王文根據康熙二十九年《總管內務府為曹順等人捐納監生事咨戶部文》，提出這件檔案材料所記載的曹寅之子內有『曹顏』者，就是入嗣的豐潤曹鼎望之孫、曹鈖之子、曹鋡之侄曹淵，入嗣後改名為曹顏。劉文則在王文的基礎上，認為曹淵是《紅樓夢》的原始作者，即小說中的情僧、石兄，曹雪芹不過是《紅樓夢》的披閱增刪者，曹雪芹也是出於豐潤曹。1994年3月9日，《中國文化報》發表楊向奎《關於〈紅樓夢〉作者研究的新發展》，肯定了王家惠和劉潤為的文章，說：「《紅樓夢》一書的原始作家出現，七十年來的懸案至此解決」。以楊向奎為代表的這一次關於曹雪芹祖籍的討論，被稱為「新豐潤說」。此後圍繞著「新豐潤說」，展開激烈的爭論，以馮其庸為代表的一些紅學研究者發表了批評的意見，認為王家惠、劉潤為、楊向奎的三篇文章「多是猜測之辭，沒有任何可靠的根據，論點根本不能成立」（署名連柱《「〈紅樓夢〉研究方法論問題」討論會在京舉行》，《〈紅樓夢〉學刊》1994年第4輯）。這一期間還有圍繞著中央電視台於1995年3月14日播放的電視專題片《〈紅樓夢〉與豐潤曹》而展開的論爭，遼陽說的贊成者們對這一電視片提出異議。
1996年6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王暢著《曹雪芹祖籍考論》，又以四十餘萬字的篇幅論證了曹雪芹祖籍豐潤，反駁了「遼陽說」。該書從「『豐潤說』的提出與確立」、「『遼陽說』的提出與確立」、「『豐潤說』與『遼陽說』的新論爭」、「關於《五慶堂曹氏宗譜》的真偽問題」、「『豐潤說』的論證」等幾個方面追溯源流，詳述豐潤說與遼陽說各自的根據與彼此的分歧，其最後的正面結論是：
「曹雪芹上世之籍貫，確實有一個流動、變遷過程，不可只以一個固定的地點而定是非。從宋初的武惠王曹彬，到清代的曹雪芹，這一曹族之籍貫的歷史變遷過程應為：
靈壽——武陽——豐潤——鐵嶺——瀋陽——遼陽——北京。
……
現在關於曹雪芹祖籍問題的爭論，或者說曹雪芹祖籍問題研究中的難題，就在於曹雪芹上世自曹端廣入遼後至曹錫遠之間的六代失記的問題上面。……」（《曹雪芹祖籍考論》第523——524頁）
李奉佐又出版了《曹雪芹祖籍鐵嶺考》（春風文藝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此書的基本立場是同情豐潤說反對遼陽說提出鐵嶺說，具體考證曹雪芹上世遷徙到遼寧鐵嶺後的情況。
王暢與李奉佐的書出版之後，《〈紅樓夢〉學刊》曾發表張書才、李廣柏等人的商榷文章，從遼陽說的立場上對豐潤說、鐵嶺說繼續提出質疑。但大多數人已經對爭論沒有多大興趣，曹雪芹家世祖籍問題的論爭告了一個段落，仍然是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
8．曹家被抄沒是「政治原因」還是「經濟原因」的論爭
曹家在康熙當政時期受信任寵愛而榮華富貴，到雍正五年則被治罪抄家而一敗塗地。對於曹俯被抄家的原因，紅學界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是政治牽連說，另一種是經濟虧空說。周汝昌是力主政治原因導致曹家被抄的代表，他在《〈紅樓夢〉新證》中作了許多考證，提供了歷史材料，作了詳盡分析。當然周汝昌並不否認江寧織造府的經濟虧空與曹家被抄有關，但認為那只是表面原因而不是實質原因，是雍正皇帝整治政治反對派的借口。在《曹雪芹小傳》中，周汝昌說：「雍正將他的頭號政敵們——手足兄弟——都治死了、幽囚了，同時，雍正對他老子作下的孽、給『奴才』們?啎U的虧空、築下的債台，也概不認帳，要徹底清結。糟糕極了的是，曹、李兩家不但都是大『虧空家』，而且又都和雍正的死敵發生過往來關係。於是，他們雖然只不過是包衣奴隸，雍正也絕不肯輕易地放過他們。」（《曹雪芹小傳》第42頁，百花文藝出版社1980年4月出版。）紅學界的許多人都接受這種看法。趙崗在《〈紅樓夢〉新探》中說：「曹顒之罷官被抄，獲罪重心，已不再是虧空。」（《〈紅樓夢〉新探》上篇第34頁，香港文藝書屋1970年7月出版。）
黃進德是經濟虧空說的主要倡導者。他發表了《曹雪芹家敗落原因新探》、《再論曹雪芹家被抄的原因》等文章（吳新雷、黃進德著《曹雪芹江南家世考》第159頁、第211頁至259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力主此說，認為曹家被抄就是雍正要整頓吏治，而江寧織造府經濟虧空巨大，理所當然要被查辦，與政治牽連無關。張書才又提出另一種觀點，說曹俯騷擾驛站獲罪是被抄的主要原因。1986年6月哈爾濱國際《紅樓夢》研討會上，展出了一件新發現的雍正六年六月二十一日總管內務府題本的原件，內容有山東巡撫塞楞額的奏疏、曹俯的口供等，似乎為此說提供了佐證。劉夢溪則認為，經濟罪案說「無法與雍正上台後對曹俯採取的基本態度及一系列做法相吻合，因而說服力是很微弱的，遠不如政治牽連說證據充分，尤其缺乏政治牽連說所具有的歷史感。」（《〈紅樓夢〉與百年中國》第94頁）「雍正六年總管內務府題本的發現，非但未給曹家被抄的經濟罪案說和單純的騷擾驛站罪案說添增論據，反而暴露出此二說的重重矛盾，揆情度理，還是政治牽連說更接近歷史實際。」（同上第102頁）
9．與曹雪芹有關的一些文物和遺跡真偽的論爭
圍繞著曹家歷史和曹雪芹生平的研究，有一些發現，對這些發現的真偽與價值總要引起爭論。
1973年吳恩裕在《文物》第二期發表《曹雪芹佚著及其傳記材料的發現》，介紹了曹雪芹的一部佚著《廢藝齋集稿》。吳恩裕介紹說，佚著原有八冊，現在保存下來的部分，有《集稿》中的《南鷂北鳶考工志》的彩繪風箏圖譜摹本、扎繪風箏的歌訣、《考工志》的「自序」及董邦達寫的序言，還有曹雪芹寫的一首《自題畫石》詩及敦敏寫的一篇《瓶湖懋齋記盛》。
1973年5月陳毓羆、劉世德寫了《曹雪芹佚著辨偽》（先內部油印，後發表於《〈紅樓夢〉論叢》，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出版），對《廢藝齋集稿》的真偽提出質疑。他們認為，從文章風格和遣詞造句方面分析，曹雪芹的自序、董邦達寫的序言和敦敏寫的《記盛》都像是出自一人之手，而《自題畫石》詩則查出是出自富竹泉《考盤室詩草》，向吳恩裕提供《廢藝齋集稿》線索的孔祥澤又是富竹泉的外孫。這都使《廢藝齋集稿》的真實性大可懷疑。胡文彬和周雷寫了《曹雪芹佚著〈廢藝齋集稿〉析疑》（《文物》1974年第7期），針對陳、劉之文提出的疑點作分析說明，傾向於《廢藝齋集稿》是真實可靠的。吳恩裕則寫了《論〈廢藝齋集稿〉的真偽——兼答陳毓羆、劉世德兩同志》（《中華文史論叢》1979年第一輯），對陳、劉文章提出的疑點作辨析。但吳恩裕於1979年12月逝世，此後雖然還有幾篇關於《廢藝齋集稿》真偽問題的文章發表，但沒有太多新的進展，其中日本學者伊籐漱平寫的《論曹雪芹晚年的「佚著」——圍繞「廢藝齋集稿」等真偽問題的札記》（《〈紅樓夢〉研究集刊》第七輯譯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較有影響。
曹雪芹的畫像先後發現兩幅。一幅是王岡繪《獨坐幽篁圖》手卷，像後有皇八子永璇、錢大昕、倪承寬、那穆齊禮、錢載、觀保、蔡以台、謝慵等乾隆時人的題詠，這些題詠除一人上款署名雪琴外其餘都署名雪芹，因此被認為是曹雪芹的畫像。現在只有照片傳出，是原畫藏主李祖韓之妹李秋君的摹本。吳恩裕、吳世昌、朱南銑相信這幅像確是曹雪芹，周汝昌先肯定後存疑。胡適1961年寫了《所謂曹雪芹小像之謎》（香港《海外論壇》第二卷第一期），認為畫像畫的不是曹雪芹，而是浙江籍的一個翰林。吳世昌發表《論王岡繪曹雪芹小像》（香港《大公報》1963年4月19至22日），吳恩裕發表《結合文獻和傳說來看曹雪芹》（《圖書館》1963年第3期）反駁了胡適的觀點。1980年李祖韓的家屬從文革抄家物品中發還的書畫中發現了三頁題跋，是從畫像上剪下來的，有皇八子永璇、觀保、謝墉、陳兆侖四人的題詩。陳兆侖的題詩有「進老學長兄」的上款，另外三人不具上款。這與以往所傳說的題款不同，再加上剪下題款這一行為本身，更使畫像的真偽疑點重重。鄧紹基又寫了《關於「曹雪芹小像」的部分題詠詩》（《〈紅樓夢〉研究集刊》第五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陳毓羆和劉世德寫了《談新發現的「曹雪芹」小像題詞》（《文學遺產》1980年第2期），繼續論證王岡繪像可能是俞瀚，而不是曹雪芹。宋謀暘寫了《「曹雪芹小像」像主非俞瀚辨》（《文學遺產》1981年第1期），提出對鄧、陳、劉的商榷意見。
第二幅畫像乃陸厚信所繪，河南省博物館的范殿鈞1963年從商丘縣的郝心佛手中購得，現藏館內。上海文化廳的方行將畫像照片寄給王士菁，轉周汝昌目驗。周汝昌寫了《關於曹雪芹的重要發現》，發表於1963年8月17日《天津晚報》，肯定畫像「非常可靠，既不是贗品，也不是另外一個名叫雪芹的人的畫像，價值極高。」劉世德寫了《曹「雪芹」畫像之謎》，以生蕤的署名發表於9月14日《天津晚報》，提出陸厚信畫的是俞瀚字楚江，不是曹雪芹。周汝昌寫了《再談曹雪芹小像》（1963年9月21日《天津日報》）和《雪芹小像辨》（香港《大公報》），堅持小像畫的是曹雪芹。此後捲入這一爭論的史樹青、梅節、馮其庸等都認為這幅畫像畫的不是曹雪芹，宋謀暘則持相反意見。這場爭論後來牽涉到郝心佛作偽的問題，1982年在全國《紅樓夢》學術研討會上，河南省博物館副館長韓紹詩宣讀了調查報告，結論是陸厚信畫的是俞楚江，畫面上的五行題記是售畫人郝心佛串通朱聘之、陸潤吾等偽造的。但周汝昌、宋謀仍然認為結論不可靠。後來又發生了宋謀暘與程德卿的爭論，以及陸繪印章是「陸厚信」還是「陸厚培」等一系列爭論。宋謀暘寫有《曹雪芹小像爭鳴親歷記》的長文，詳述小像問題爭鳴的種種糾葛，發表於《黃河》1997年第6期。關於這幅畫像的真偽，八九十年代大多數人已經相信河南省博物館的調查報告。但近年來從商丘又傳出消息，說郝心佛是因為自己有歷史問題而被迫作了偽證，河南省博物館的調查報告仍有內幕。周汝昌在《曹雪芹傳》中說：「最近，商丘王長生先生，經過深細訪察，找到數字知情人，方知郝在當時（歷史問題：馮玉祥部下少將）寫出『揭謎』一文，實非得已，蓋有難言之苦。雪芹小照，本來真實。三十餘年之奇案，至此方得初步澄清。王長生有文發表，茲不多贅（文載《商丘社會科學》）。」（《曹雪芹傳》第417頁，東方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
圍繞著一對紅松木舊式書箱是否是曹雪芹的遺物也曾展開爭論。鄧遂夫根據書箱上的題字考證出曹雪芹的續絃妻子的姓名叫李芳卿。馮其庸發表了《二百年來的一次重大發現》（《〈紅樓夢〉學刊》1980年第1輯）。蔡義江說：「1977年10月在北京還發現了一對木製的書箱，上面刻有『題芹溪居士』句的一首五言絕句和蘭花，署『乾隆二十五年』。箱背面墨筆寫著一些抄藏本子的名稱和一首不甚協律的、經塗改的七言律詩。研究者認為是曹雪芹的遺物，是他續絃時友人所贈；『芳卿』是他新娶後妻之名。七律即她為傷悼剛剛死去的丈夫所寫，因為有『停君待殮鬻嫁裳』?壞y。吳恩裕同志為此寫了文章，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作徵求意見稿印出。但見其文或知此事而疑有人作偽者甚多。」（《蔡義江論〈紅樓夢〉》第334頁）
北京香山正白旗舒家老屋是否「曹雪芹故居」也曾有所爭論，但見之於文字的不多，大多數紅學研究者都認為這所舊房子與曹雪芹無關，只是礙於某種緣故不願著文辯證反駁而已。主張這處舊房子是曹雪芹故居的代表性著作是文化藝術出版社、香港蔡和平製作有限公司1982年9月出版的胡德平（胡耀邦之子）著《〈紅樓夢〉作者——曹雪芹故居的發現》。蔡義江1979年1月說：「所謂新發現曹雪芹故居——北京香山正白旗38號——是胡扯淡。香港《明報》月刊第150、151期發表黃震泰、黃庚的《曹雪芹故居發現》一文，信口編造說香山正白旗38號的壁上詩是曹?楫鄐妝狶@，還借此攻擊我們的文化政策。到目前為止，香港已有十幾篇文章與之進行商榷。其實，這些題壁詩文，現已幾乎全部查明了它的出處。有的抄自《東周列國志》，有的抄自《西湖志》，也有的抄自《唐六如居士全集》等書，也考出了『抗風軒』與『悼紅軒』毫不相干。最近，我與研究古建築的專家陳從周教授剛去過那裡，他鑒定這幢所謂故居的房屋的建造，還不到二百年，而曹雪芹逝世已有二百十幾年了。」（《蔡義江論〈紅樓夢〉》第335頁）
除了前八十回的《紅樓夢》之外，曹雪芹只留下了兩個斷句，即敦誠《琵琶行傳奇》的題跋中提到的：「白傅詩靈應喜甚，定教蠻素鬼排場。」1973年左右，在《紅樓夢》研究者中有一首詩流傳，據說是曹雪芹《題琵琶行傳奇》的全璧。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編印《〈紅樓夢〉研究資料》予以刊載：「唾壺崩剝慨當慷，月荻江楓滿畫堂。紅粉真堪傳栩栩，淥尊那勒感茫茫。西軒鼓板心猶壯，北浦琵琶韻未荒。白傅詩靈應喜甚，定教蠻素鬼排場。」後來吳世昌與徐恭時以《新發現的曹雪芹佚詩》為題對這首詩作了註釋箋解和分析評論，發表在南京師範學院編《文教數據簡報》（1974年9月印發）上面，《哈爾濱師範學院學報》又予以轉載（1975年第1期）。梅節在香港《七十年代》（1979年第6期）發表《曹雪芹佚詩的真偽問題》，說佚詩是當代人所作。吳世昌在《七十年代》（1979年第9期）上發表《論曹雪芹佚詩，辟辨『偽』謬論》，堅持認為全詩為真。梅節又寫《關於曹雪芹「佚詩」的真相——兼答吳世昌先生的〈論曹雪芹佚詩，辟辨『偽』謬論〉》在1979年11期香港《廣角鏡》上發表予以答辯（後收入梅節、馬力《紅學耦耕集》）。吳恩裕在《曹雪芹佚著淺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中有一則「瑣記」 ，對「佚詩」的來歷有所透露，希望周汝昌出來釋疑。周汝昌1979年寫了《曹雪芹的手筆「能」假托嗎？》（原發表於《教學與進修》，《獻芹集》第428—430頁），說佚詩前六句是自己所補，而且一共補了三首，時間在1970年秋從湖北干校回到北京之時。周汝昌在文章中說：「第一首因為被人傳出去了，有些同志來問及它，我當時因礙於某種原因，不欲說出原系自擬之作，但已著重聲明：這是現代人續補的，千萬不要誤認為是『真』的！這種聲明，在任何場合都未曾含糊過。不過，今天既然將謎底揭出，我還是該向那些同志表示歉意。」（《獻芹集》第430頁）
1992年北京市通縣張家灣鎮發現一塊墓石，墓石正中有「曹公諱沾墓」、下角有「壬午」字樣。圍繞著這塊墓石的「真偽」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這塊墓石據說是1968年冬平整土地時出土，被張家灣村民李景柱帶回家中。認為墓石為真的有劉世德、馮其庸、陳毓羆、鄧紹基等，認為墓石為偽的有周汝昌、秦公、蔡義江、嚴寬等。這個問題的核心是李景柱是否偽造作假。李景柱其人雖在，卻也不得要領，蔡義江說：「一九九二年，河北通縣張家灣農民李景柱獻其自鑿『曹公諱沾墓壬午』字樣階石一方，玄其說，京城內外轟動，新聞媒介紛紛披露。知李之為人者及上過當者，則進而揭其慣以誑語騙人之伎倆。」（《蔡義江論〈紅樓夢〉》第230頁）墓石的真偽問題仍然是一件無頭公案，信者宣其真，疑者辨其偽。文化藝術出版社1994年出版了馮其庸編的《曹雪芹墓石論爭集》，收集了一部分正反兩方面的代表性文章。
《西北大學學報》1994年第4期刊出袁卿武一篇《新發現的曹雪芹詩詞抄本》。1995年1月7日陝西《文化藝術報》發表了一篇《曹雪芹佚詩在西大發現，袁卿武一舉震動紅學界》，其中說：「1994年11月，一條爆炸性的新聞傳開了：『西北大學圖書館古籍部主任58歲的的副研究員袁卿武發現了曹雪芹的8首佚詩。』」從而引起了轟動效應。胡文彬1995年1月22日寫了《既非「第一」亦非「完整」——關於「曹雪芹佚詩」發現的原委》，予以辨證，指出：「《新發現》的作者提供給我們的『曹雪芹佚詩』，卻是『名花有主』，根本就不是曹雪芹的作品。……『新發現』的抄本不是『曹雪芹詩詞抄本』，而是『節抄』《紅樓夢》中的詩詞抄本。」（胡文彬《引君入夢話紅樓》第75—76頁，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由於這次「發現」屬於常識性錯誤和新聞炒作，所以一旦真相大白，也就煙消雲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