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演變中的情結
周汝昌與胡適的關係，可以說也就是近百年紅學發展史諸種紛紜糾纏的一個縮影。而《我與胡適先生》正提供了觀照這種紛紜糾纏的一面鏡子，一面紅學的「風月寶鏡」。
胡適於1921年發表《〈紅樓夢〉考證》，取代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隱派」舊紅學而創立「自傳說」新紅學，胡適也橫空出世，成為一代紅學宗師。但在此後30餘年，自俞平伯1923年發表《〈紅樓夢〉辨》之後，新紅學實際上即有些陷於停滯，並沒有太多新的進展。索隱派的著作又出了兩三種，其實仍然佔領著紅學的少半壁江山。
這一局面從根本上改觀，在於一件事情，即周汝昌受胡適的鼓勵和影響，寫出了《〈紅樓夢〉新證》。新紅學乃胡適、俞平伯開山，周汝昌集大成，這已經是老生常談。
胡適是周汝昌的「恩師」，但周汝昌後來談及與胡適的關係時，一方面對胡適當年對自己的無私、熱情幫助始終表示感謝，銘記終身，另一方面又多次申述自己與胡適學術立場的分歧，甚至似有「怨」言。而在「紅學界」，有的人仍然在批判周汝昌「中了胡適的毒」且「不知悔改」，又有人責備周汝昌對胡適「人為地抹上許多污點」，似有「忘恩負義」之嫌。
這一切，豈不是一個萬花筒？讓人對紅學愈增加了恍惚迷離、莫名其妙之感。其實，「理路」正深隱在這些萬花筒的斑駁變幻之中。理路何在？———就是「詩與學的『分』與『合』。
胡適除了是新紅學的開山祖師之外，更是提倡白話文、新文學，反對文言文、舊文學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鋒和大將，他在中國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他對中華文化之命運走向所起的「積極」和「消極」作用，本身就是一個有爭議的課題。要評價胡適對紅學發展的貢獻與缺欠，其實是不能單論紅學本身的，而必須對胡適這個「全人」作全方位的觀照。
胡適的貢獻是「學」，而他的缺欠是「詩」。
此話怎講？
西方文化是科學型的文化，中華文化是藝術型的文化。「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就是引進了「賽先生和德先生」嗎？胡適對《紅樓夢》版本和作者作考證，始終標榜的是「科學方法」，他對《紅樓夢》文本本身其實不大感興趣，也沒有深度研究的實力。從根本上說，胡適是以西方文化為本位的，正如《我與胡適先生》前序季羨林先生所撰《站在胡適先生的墓前》中所說：「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就是美國政治，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就是美國。這同他的個人經歷和哲學信念有關。他們實驗主義者不主張設什麼『終極真理』。」
胡適對中華傳統文化是評價不高的。他對台北故宮博物院主任委員孔德成說過：「中國的音樂、建築、美術、雕刻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沒有地位。3000年前，商的雕刻也不怎麼樣。美術上，近年來都是模仿。文學上雖人才輩出，但古人路走錯了，杜甫也只是會『對對子』，少佳作啊！」1929年，胡適發表《中國今日的文化衝突》，主張「全盤西化。一心一意走上世界化的路」。胡適作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的整理與考證，其目的和宗旨是：「整理國故，只是要還他一個本來面目，只是直敘事實而已，使人明瞭古文化不過如此。糞土與香土皆是事實，皆在被整理之列。」（朱洪《胡適大傳》）
曹雪芹的《紅樓夢》，卻是中華傳統文化所孕育的一粒最燦爛的明珠，是中華文化的「百科全書」和「一條主脈」，詩化和藝術化是其靈魂和核心。所以，胡適作為新紅學的開山祖師，就成了一種悖論。他既在版本和作者的考證方面蓽路藍縷，功勳卓著，又對曹雪芹其人和《紅樓夢》其書認識偏頗，自我表白「差不多沒有說過一句讚頌《紅樓夢》文學價值的話」，認為曹雪芹不過是一個「滿洲新舊王孫與漢軍紈褲子弟的文人」。
歷史因緣際會，胡適助引周汝昌走上了紅學研究之路，但從一開始，就產生了周汝昌和胡適的文化認同分歧。因為周汝昌正和胡適相反，是一個對中華傳統文化衷心崇拜的人，他就讀於燕京大學西語系，卻得出漢字語言高於英語等西方語言的結論。他浸淫沉溺於傳統的詩詞、書法、琴簫、戲曲、禪宗、園林、古董、梅花大鼓、民間工藝……之中，癡迷不改，終生不衰，立志要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大真大善大美……因此，他把曹雪芹奉為天人，對曹雪芹原著《紅樓夢》讚不絕口，相關聯的就是對後四十回續書深惡痛絕，認為它篡變歪曲了曹雪芹原著的真思想和真藝術。故而也對胡適居然於此缺少感覺、推廣程乙本《紅樓夢》深為埋怨，後來屢加批評，並旁及胡適提倡白話文的功過。
胡適雖然寫了「五四」後第一個白話詩集《嘗試集》，本質上卻不是一個詩人，他對中華詩文化的寧馨兒曹雪芹和《紅樓夢》太缺乏「理解的同情」。周汝昌卻是一個地道的詩人型學者，而且是中華傳統型詩人。加上其他條件，周汝昌進入曹雪芹的精神世界，一生都在感悟、體會、闡釋著《紅樓夢》的靈魂、精義。周汝昌實際上開創了不同於胡適、俞平伯的「新紅學」之另一種新中國的「新紅學」。
要懂得《我與胡適先生》一書之內涵，就必須把握胡適和周汝昌在學與詩上的這種「分」與「合」之悖論邏輯。以胡適和周汝昌為節點，其實一直貫穿著此前此後二百年的紅學演變，幾乎有關紅學的一切糾紛、爭論、矛盾，透過現象看本質的話，都是這個情結在起作用。
《我與胡適先生》以周汝昌和胡適的通信為基本內容，延伸到此後紅學發展各階段中的種種事象，如《〈紅樓夢〉新證》在文革中被印大字本供毛主席閱讀等。周汝昌為此書作副標題「幾番紅史波瀾，一段傳奇故事」，正說明此書其實是一本別開生面的某一角度的微型「中國紅學發展史」。其中個別章節也有「牢騷」和「芒刺」，或可看作「性情中人」的某些特點吧。看作「性情中人」的某些特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