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的本體理念及其意義
悖論是邏輯術語，也叫佯謬，特指似是而非、亦真亦假、自相矛盾的命題。這裡用悖論來形容《紅樓夢》的賈寶玉，是因為他確實從本質上具有這種自相矛盾的特點，諸如，他既是情種，又不是情種；他既是有用之才，又是無用之器……，人們從他身上可以讀出許多這類悖論式的命題。
真是如此嗎？不妨從《紅樓夢》第66回尤三姐之死說起。尤三姐本與柳湘蓮定下大好姻緣，卻因意中人聽信流言毀棄婚約，只得憤而自裁，以明其潔。死得剛烈；死得慘痛；死得可惜！然而也死得蹊蹺，因為追根尋源，一語而使三姐壞了姻緣、殞了香魂的，不是別個，恰恰是最喜親近女孩、也最能理解女孩的寶玉！這的確是讓人遺憾讓人費解的「神來之筆」：賈府上下，讒人不少，可這個舌頭為何偏偏要讓寶玉來嚼？這個惡人為何偏偏要讓寶玉來做？似乎不近情理。想必是作者的無心，抑或疏忽？卻又不盡然。通撿全書，死而直接或間接與寶玉有關聯的，除了三姐，還有金釧兒、晴雯和黛玉。金釧兒投井，寶玉內疚，「恨不得也身亡命殞」，逢其生日，還私出拜祭；晴雯病故，寶玉含悲帶憤作《芙蓉女兒誄》；黛玉永訣，寶玉更是痛不欲生。除此而外，寶玉還曾為死得曖昧的秦可卿痛心吐血；名聲不佳的尤二姐吞金自盡，寶玉也「一早過來，陪哭一場」。與這些相比，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唯獨對尤三姐之死，寶玉最為淡漠！難道真是作者的疏漏不成？細想起來，這些蹊蹺，似乎在隱約暗示著一個疑問：寶玉究竟是怎樣一個典型？
從情愛的角度看，寶玉是典型的情種——整部《紅樓夢》似乎都在告訴我們這一點；然而，他又不是真正的情種——尤三姐之死已是含蓄卻又明白地揭示出這一層。其實，尤三姐並未與寶玉有較多的接觸，卻可謂是寶玉的知音。在第66回裡，當賈璉身邊小廝興兒在尤氏姐妹跟前說寶玉「成天家瘋瘋癲癲的」，「誰知裡頭更糊塗」之時，二姐信了，三姐卻反而將寶玉讚揚了一番：「我冷眼看去，原來他在女孩兒跟前，不管什麼都過的去，只不大合外人的式，所以他們不知道。」——數遍紅樓人物，黛玉之外，還有哪位女兒如三姐這般真正地理解寶玉？難怪尤二姐說「依你說，你兩個已是情投意合了。竟把你許了他，豈不好？」卻不料想，三姐的悲劇也正在此。當三姐終於和柳郎定情，「好容易等了他來，今忽見反悔，便知他在賈府中聽了什麼話來，把自己也當做淫奔無恥之流，不屑為妻」；以三姐的剛烈、聰慧，至死也沒能想到，那個說了「什麼話」的人，竟是寶玉；把她也當作「淫奔無恥之流」的人，也是寶玉；所以，真正置她於死地的，實際上正是她曾以知音相許的寶玉。可見，三姐的可悲可歎，並不在於柳湘蓮錯看了她，而在於她錯看了寶玉！這個無情的事實，讓讀者既痛苦又迷惑：「見一個愛一個」的寶玉，能夠寬容跟秦鍾偷情的智能兒，能夠寬容行為不檢的尤二姐，能夠寬容亂倫的秦可卿，還能寬容跟茗煙苟且的不知名的小丫頭；為何卻偏偏不能寬容清清白白的尤三姐？或許，寶玉的確不知三姐為人，錯看了她？那麼，他不就入了賈珍賈璉一流了嗎？（此二人也曾看走了眼，結果在尤三姐面前自取其辱，狼狽不堪。）不就玷污了「情種」二字？作者的良苦用心或許就在這裡：寶玉既是情種，然而又不是情種。寶玉原本是悖論。
正因為原本是悖論，所以，寶玉最疼女兒，最愛女兒，「見了女兒，便覺清爽」；卻又帶累了好些女兒因他而亡。不僅如此。
正因為原本是悖論，所以，寶玉一方面是至誠至純，在「水作的」女兒堆裡如魚得水，情真無邪；而另一方面，又與有「龍陽君」之嫌的秦鍾蔣玉涵輩不清不楚，還鬧得學塾裡醋短醋長，大打出手。
正因為原本是悖論，所以，儘管寶玉原先鄙視「祿蠹」，不屑「書蟲」，不肯用功讀書、刻意科舉，但最終還是遵了聖賢，進了考場，做了八股，得了高中。
總之，是而卻非，既正又邪，真亦作假，焉得不是悖論？
由此可知，寶玉悖論，實乃作者有意為之。
接下來的問題是，寶玉為何被刻畫成一個悖論的典型？或者，更為根本的問題是，作者是否在這個悖論的背後隱藏著更為深層的蘊涵？
看來，作者並不僅僅滿足於對寶玉種種悖論式行為做生動具體的描摹敘寫，因為這些都只是可見可聞可感知的「現象」而已，屬「形而下」的範疇。作者認為，和這個「現象」相對應，而且又決定其存在及表現的那個「形而上」，才是「悖論式的寶玉」的本質或本原。在文學形象的藝術形式中蘊涵著深刻的哲學思辯，這既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深度，也體現了對讀者的考驗和啟示。
那麼，這個本原究竟是什麼呢？
早在第2回，作者就借賈雨村之口描述了寶玉的本原。（如此開門見山，正是要提綱挈領，昭示寶玉悖論的必然性。）賈雨村認為寶玉「來歷不小」，因為「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兩種，餘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運生世治，劫生世危。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孔、孟、董、韓、周、程、張、朱，皆應運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紂、始皇、王莽、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檜等，皆應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擾亂天下。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今當運隆祚永之朝，太平無為之世，清明靈秀氣所秉者，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為甘露、為和風，洽然溉及四海。彼殘忍乖僻之邪氣，不能蕩溢於光天化日中，遂凝結充塞於深溝大壑之內，偶因風蕩，或被雲摧，略有搖動感發之意，一絲半縷誤而洩出者，偶值靈秀之氣適過，正不容邪，邪復妒正，兩不相下，亦如風水雷電，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至搏擊掀發後始盡。故其氣亦必賦人，發洩一盡始散。始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在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凶大惡。置之於萬萬人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萬萬人之下。若生於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癡情種；若生於詩書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縱再偶生於薄祚寒門，斷不能為走卒健僕，甘遭庸人驅制駕馭，必為奇優名倡。如前代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謝二族、顧虎頭、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庭芝、溫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龜年、黃幡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朝雲之流，此皆易則同之人。」而寶玉，也正是這種「正邪兩賦而來一路的人」；所以寶玉的本原，就是這天地正邪二氣相博相交而相融為一的結合物。——之所以大段引用原文，為的是便於比較和思考，因為《紅樓夢》裡關於寶玉「來歷」的說法，除此之外，還有「神瑛侍者」的故事。同一人物，卻有兩個不同的「來歷」，叫人如何理解？我們認為，這正反映了作者在作品系統中體現的不同側重。「神瑛侍者說」著眼於人物的前世因緣，側重於故事的情節糾葛的展開，思想基礎是民間社會信仰，帶有宗教色彩；而「正邪兩賦說」，則著眼於人物的本質，側重於形象的性格衝突的探究，思想基礎是理性認識和理念探源，具有哲學意味。前者的主要作用在於故事的演繹，後者的重要意義上升為對原理的思考，本質的思考，本體的思考。兩者異同的深入分析已擬另撰他文，這裡不妨將本文有限的注意力關注到悖論本體的意義上。
（細心的研究者肯定已經注意到，《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這段寓言式描寫背後的哲學理念，竟略同於比他稍晚些的德國著名哲學家康德的主張。康德認為，客觀現象的背後存在著一種神秘的「自在之物」，他把這不可知的「自在之物」稱之為「本體」。康德用抽像、晦澀的理論來闡述「本體」；而曹雪芹則以具體、生動的形象描繪了他的「本原」，按中國傳統哲學的概念範疇，就是「氣」。）
撇開作品中有關本體理念流露出來的先驗唯心傾向不論，我們不妨順著作者這一不大為人所重視的思路，來重新認識和評價寶玉的形象意義。正因為寶玉的本原是合二為一的「正邪兩賦」之氣，所以，他注定要成為一個既正又邪、亦真亦假的悖論式人物。說這是作者刻意為之的預設。基於此，我們至少可作如下幾點思考：
第一，應當全面客觀地評價寶玉的叛逆性格行為，不僅肯定他對封建禮教倫理觀念的背叛；也要看到他事實上對愛情（如黛玉）對知音（如尤三姐）的背叛，對友誼（如蔣玉涵）的背叛，對婚姻（如寶釵）的背叛，對親情（如出家）的背叛，對信仰（如科舉）的背叛；甚至可以說，他的出走，更是對所有愛他的女性的背叛。
第二，即使將寶玉從兒女情長的胭脂粉堆裡分離出來，將他放在更為廣闊的社會背景下考察，也很難說他對家庭、對社會是否有進步的、積極的作用。他的無用，體現在其寄生生活，無所事事；然而正是這種「無用」又是賈府悲歡離合的重要構成因素，成為整個家族盛衰起落的重要動因和見證，因而又是「有用」。既無用，又有用，宜乎悖論！（實際上，我們認為寶玉這個形象與俄國作家萊蒙托夫筆下《當代英雄》裡的「多餘的人」頗為相似。）
第三，無論是從文學還是從社會的角度看，寶玉形象最重要的意義和價值，就在於他的真實性，——是那個時代真真切切的畸形產物：一個亦正亦邪、非正非邪，亦是亦非、似是而非的矛盾體。悖論則是其最貼切的表現形式，作者的設計和作品的魅力都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這一點。不僅如此。更加深入的探討告訴我們，在悖論寶玉身上，還深刻、明確地體現了作者對社會現實的批判和否定，以及對自身的反思和總結。然而，作者始終無法脫離宿命論的窠臼，對寶玉的本原（本體！）「正邪兩賦」的悖論式的歸結，則正是作者既清醒又無奈的表現。
最後，想要糾正一種可能會出現的錯誤看法，即認為上述所謂「悖論」問題，其實不過是「人物性格複雜性」的另一種譁眾取寵的說法而已。實際並非如此，「悖論」指向的是邏輯的、哲學的層面；所探究的是深藏在「複雜性」背後的東西。關於寶玉「來歷」的交待，正體現了作者對本體理念的初步認識。儘管這種認識可能還不夠全面、深刻，但這畢竟是一種哲學的昇華。無論是對作品本身還是作品研究來說，這一昇華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從邏輯的角度看，悖論是一個奇異的循環、矛盾的怪圈，在它本身存在其中的體系裡，它的矛盾和怪異是無法克服、無法消除的。而《紅樓夢》中最為矚目、最為美好的形象寶玉卻恰恰被刻畫成一個悖論人物！——我們並不認為這是一種巧合、甚至是一種刻薄；相反，我們認為，這倒恰恰反映了作者痛定思痛、勘破人生後沉痛的認識：真假不辨、興衰更替、榮辱倏忽等悲劇都是不可避免的，無法克服的，無論對個人，對家庭，還是對社會，都逃脫不出這個怪圈。所以，《紅樓夢》是真正意義上的輓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