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 還「紅學」以學》 ——說《 紅樓夢》 研究的...
紅學是一門顯學。紅學又是招致批評最多的一門學問。這同紅學界存在「非學術和非道德的喧鬧」分不開。優質產品有真假，紅學也有真假，什麼「《太級紅樓夢》 是震驚人類發現了」啦，什麼「曹雪芹祖籍豐潤已成定論」啦，什麼「《 紅樓夢》 的原始作者是豐潤曹淵」啦，什麼「程甲本才是《 紅樓夢》 的真本脂評本是偽書」啦，這種所謂的「紅學」真是不勝枚舉。為了維護紅學的學術品格，在紅學界也要堅持打假，不能聽任邪說橫行，這已成為絕大多數紅學家、《紅樓夢》 研究工作者和《 紅樓夢》 的廣大讀者的共識。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讀了著名紅學家周汝昌先生發表的《 還「紅學」以學－ 近百年紅學史之回顧（重點摘要）》（《 北京大學學報》 哲社版1995 、4 ）。我原以為周先生要恢復紅學的學術品格，也要在紅學界打假，讀完文章才發現他的所謂「學」同實際的紅學之學是很不同的，有些內容甚至是背道而馳的。我雖學力不足，但為了紅學事業，不敢沉默，願以此文就正於周先生和《 紅樓夢》 的廣大讀者。
我以為《 還「紅學」以學》 中存在以下失誤：
首先，歪曲魯迅，為我所用。周汝昌的長文大力肯定了魯迅的紅學見解，但經過他的生花妙筆，魯迅卻變成了「堅決磊落的『自傳說』者」。他在文中說：
只要細讀《 中國小說史略》 第二十四篇《清代人情小說－ 紅樓夢》 ，就會看出，魯迅在蔡胡兩家之間，作出了毫不含渾約抉擇：棄蔡而取胡。並且昌言指明：「自傳說」開端最早，而論定卻最晚。
應當體會到，魯迅下了「論定」二字是筆力千鈞，他豈是輕言妄斷之人？
「論定」根本不是魯迅的話，而是經周汝昌篡改後強加給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 原文為：
然謂《 紅樓夢》 乃作者自敘，與本書開篇契合者，其說之出實最先，而確定反最後。……胡適作考證，乃較然彰明，知曹雪芹實生於榮華，終於苓落，半生經歷，絕似「石頭」,著書西郊，未就而沒。
魯迅創撰《 中國小說史略· 紅樓夢》部分時，借鑒吸收了胡適《 紅樓夢考證》 取得的成果。魯迅不掠人之美，在談及「自敘傳」說的時候，明確說這是胡適考證的結果，「確定反最後」也是由胡適「確定」的，「胡適作考證，乃較然彰明」而決不是由魯迅自己「確定」的，周汝昌在撰寫《魯迅大師》 這節文字，手頭顯然有一本《 中國小說史略》 ，不知他為什麼不引證魯迅的原話，反而將魯迅說胡適的「確定」改為魯迅自己的「論定」，還給他加上了「筆力千鈞」的贊語，表面上看好像是在贊魯迅，實際上是周汝昌自己讚自己。
魯迅借鑒接受胡適「自敘傳」說同魯迅自己深入研究後取得的認識是不同的，魯迅講學，談及自敘傳時，從不諱言這是胡適的研究成果，1924 年7 月他在西北大學作《 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 學術演講即是如此。他說，「自敘，此說出來最早，而信者最少，現在可是多起來了。」魯迅當時只不過是「相信」自敘說罷了。而且他對自敘說作了補充限制，「可知《 紅樓夢》 一書，說是大部分為作者自敘，實是最為可信的一說」。魯迅講自敘傳時很分寸，同周汝昌絕對化的自傳說根本不同。
五四運動以後，胡適運用比較嚴密的考證，得出《 紅樓夢》 為作者的自敘傳的結論，同索隱派不著邊際的猜笨謎相比，向真理靠近一大步。因此魯迅當時接受了這種看法。但自敘傳還不是真理，當魯迅日後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以後，會對自敘傳作出新的評價的。1936 年魯迅在《 ＜出關＞的「關」》 中說道：
… … 縱使誰整個的進了小說，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傳的話，讀者所見的就只是書中人，和這曾經實有的人倒不相於了。例如《紅樓夢》 裡賈寶玉的模特兒是作者自己曹露，《 儒林外史》 裡馬二先生的模特兒是馮執中，現在我們所覺得的卻只是賈寶玉和馬二先生，只有特種學者如胡適之先生之流，這才把曹霆和馮執中念念不忘的記在心兒裡：這就是所謂人生有限，而藝術卻較為永久的話罷。
魯迅以尖刻的語言否定了胡適的自敘傳，認為把藝術典型賈寶玉同生活中的模特兒曹雪芹等同起來是錯誤的。魯迅說過《紅樓夢》 「大部分為作者自敘」，可見魯迅同時承認《 紅樓夢》 存在不少藝術提煉和虛構，賈寶玉作為典型，不僅包含曹雪芹的生活，還包含有脂硯齋、畸笏叟等人的生活。他們在不少批語中，看到寶玉，常常想到幾十年前自己的生活，「余初看之，不覺怒焉，蓋謂作者形容余幼年往事，因思彼亦自寫其照，何獨余哉」（庚辰本第17 、18 回批），須知他們也是寶玉的模特兒之一。賈寶玉作為典型形象，曾經以曹雪芹和他的親友作模特兒，作為具體可感的文學存在，他們之間已經有了質的不同，因此這個「書中人」跟那個「曾經實有的人」已經是「不相干了」。套用周汝昌的話，魯迅晚年批判胡適的自敘傳「這才真正夠得上是『學』的了」，才是「先生自己的『紅學』的精義之所在」。如果說周汝昌不知魯迅否定自敘傳的觀點的話，誰也不會相信，那麼他硬說「魯迅也是個堅決磊落的『自傳說』者」究竟是為了什麼呢？請間，這是「還紅學以「學」，呢，還是把紅學從「學」拉向「非學」呢？請問究竟是誰應該「還紅學以「學」呢？!
魯迅在《 中國小說史略》 中對高鸚的續書是有肯定有批評，以肯定為主。他說：「後四十回雖數量止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起，破敗死亡相繼，與所謂『食盡鳥飛獨存白地』者頗符，惟結末又稍振。」接著詳細介紹了後四十回的內容。後來他在西北大學作小說史的學術報告，講的也是包括高續在內的120 回本《 紅樓夢》 ，而決不是不完整的《 石頭記》 。魯迅這樣做是完全正確的。這也是魯迅紅學觀的核心內容之一。周汝昌「尊崇」魯迅，認為他是「上智偉人」，是「大師」級的學者，就應該完整地介紹魯迅的紅學觀。由於魯迅同極力崇曹貶高的周汝昌不同，評價百年紅學史又躲不過魯迅，他在介紹魯迅時就閹割魯迅完整的紅學觀，為宣傳他的已經沒有市場的「自傳說」所用。
周汝昌說魯迅的「最重要的紅學觀點，是他治學的一種典範示例，實際上已為所有後來人（先生敬稱之為「來哲」）指明的治《紅》 的正確方向，奠定了幾大塊康莊大道的鋪路基石」。這話說得不錯。遺憾的是周汝昌拒不接受魯迅客觀評價高鶚續書的「典範示例」，不在魯迅鋪的基石上走，這是他的自由。令人吃驚的是他篡改魯迅為我所用的手段。他說：「先生之治小說，力倡『斥偽反本』『掃蕩煙埃』的原則精神，在治《紅》 上尤其顯示得光芒四射！」魯迅從不曾在評價高鶚續書時講過「斥偽反本」「掃蕩煙埃」的話，也從沒有這樣的意思，周汝昌把自己的錯誤觀點強加給魯迅，然後大加讚賞，這是什麼學風！這是什麼學德！這難道又是「還紅學以『學』嗎」?
其次，貶低俞平伯，唇搶舌劍，用心良苦。「以『手法』代治學，至於不惜歪曲證據，以利己說。」這是周汝昌談「學風與學德」時的話。紅學界的確存在這種現象，而且是某些人常用的手段之一。令人不解的是周汝昌的《還「紅學」以學》 這篇長文中也到處充斥著以「手法」代治學的事例。把魯迅塑造成一個「堅決磊落的『自傳說』者」堪稱是以手法代治學的典型。他評價俞平伯先生紅學的功過也是這麼幹的，他說；
俞先生的不少論點也是這麼反反覆覆。他的真正的確切的意見很難捉摸，因此我們評價起來也感到困難。大約他對《紅樓夢》 的看法上比較明晰的仍然是以下兩點－ （一）此小說並非第一流作品，它的聲價只是近年來少數人抬捧起來的。
（二）此小說的主旨乃是「情場懺悔」與「色空觀念」的虛無，思想。
俞先生是新紅學的奠基者之一。他在曹雪芹的生平、《 紅樓夢》 的版本和探佚、脂評以及作品的思想藝術成就上都作過深入的研究。不容否認，俞先生早年的觀點存在不少錯誤，比如他在1922 年說《 紅樓夢》 「不得入於近代文學之林」，在世界文學中「應列第二等」，還說《 紅樓夢》 的主旨是「色空觀念」即是。但俞先生隨著時代的前進不斷地修正著自己的錯誤，他在解放後出版《 紅樓夢研究》 時就刪除了《紅樓夢》 在世界文學中只能「列第二等」的錯誤。他原來對高鶚續補的後40 回評價不高，但在去世前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他還不斷地修正著自敘傳說，一生堅持真理，不斷修正錯誤，表現了一個學者可貴的高風亮節。這一切經過周汝昌的「手法」之後，俞先生成了一個沒主見的「反反覆覆」的人物。
閉口不提俞先生在紅學史上的重大貢獻，只把俞先生早已拋棄的20 年代的觀點特別端出來亮底，意在丟俞先生的人，這不是以「手法」代治學是什麼？難道這是好的學風學德？難道這又是「還紅學以『學』」? !
紅學界無人不知周汝昌的「自傳說」是受胡適、俞平伯影響而形成的觀點。1954 年周汝昌發表《 我對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錯誤觀點的看法》 ，他在文中作自我批評時承認自己「受胡、俞二人的方法影響很深」，並在考證方法上「成為胡、俞二人的俘虜」, 「我在《 紅樓夢新證》 一書中，處處以小說中人物與曹家世系比附，說小說中日期與作者生活實際相合，說小說是『精剪細載的生活實錄』，就是最突出的明證」。他承認從胡、俞處接受了「自敘傳」說，並把它發展到絕對化的「自傳說」的地步。
在如何對待自敘傳說上，俞、周走著兩條不同的道路。俞平伯1923 年出版《 紅樓夢辨》 ，力持自敘傳說。僅過了兩年，俞先生發表《＜紅樓夢辨＞的修正》 一文，專門修正了自敘傳說。他說，《 紅樓夢》 「此書之敘實分子決不如我們所懸擬的多。寫賈氏的富貴，或即取材於曹家；寫寶玉的性格身世，或即取材於雪芹自己（其實作品中各項人物都分得作者個性的一面）… … 這些話可以講得通的。若說賈即是曹，寶玉即是雪芹… … 則大類『高山滾鼓』之談矣。」寶玉之與雪芹，「我以為是復合錯綜的映現，而非單純的回現」，不同意在兩者之間畫等號。等到1986 年，俞先生在整理重抄的《索隱與自傳說閒評》 一文中就徹底拋棄了自傳說，他認為「考證之功，不掩自傳之累。」他說：「夫小說非他，虛構是也。虛構原不必排斥實在，如所謂有『親睹親聞』者是。但這些素材已被統一於作者意圖之下而化實為虛。故以虛為主，而實從之；以實為賓，而虛運之。」進而明確指出：「寶玉者，小說中主角，不必實有其人；大觀園者，小說中花園，不必實有其地。」從而完成了由自敘傳說到典型化說的轉變。俞先生拋棄自敘傳說所走的路很長，很艱難，但一直是向前走的，向真理靠近著。周汝昌向俞先生潑來「反反覆覆」的髒水，決不可能起到低毀俞先生的作用的。
周汝昌對待自敘傳說則走了相反的路了。他在《 紅樓夢新證》 中說明自己「唯一目的即在以科學的方法運用歷史材料證明寫實傳說之不誤，」而且他的「作品的本事考證與作家的傳記考證二者已合而為一了」。郭豫適在《紅樓研究小史續稿》 中評他的「寫實自傳說」「具有獨特的徹底性、絕對性，簡直到了極端的、形而上學的地步」。在1954 年的批俞運動中他出現了反覆，他在自我批評承認自己「寫實自傳說」錯了，目的卻是為了「證明魯迅先生的『寫實』『自述』說」的正確。批俞運動一過，他又回到絕對的自傳說上去了，出現了第二次反覆。當然我們不能用「反反覆覆」批評他，在極左路線時期少數學者講違心的話是可以理解的。我們不滿的是他不該口含髒水去噴俞平伯先生。這就是他們在自敘傳說上各走的不同路子。不過還得指出，口頭推崇魯迅紅學觀的人，卻始終同魯迅背道而馳；口中未提魯迅的人，最終拋棄自敘傳，實現了和魯迅在紅學觀上的統一：這是值得人們深思的。
第三，批倒一切，使百年紅學史幾乎變成一片白地。二十世紀近百年紅學史的成績是輝煌的，對此，海內外學者有目共睹。台灣潘重規先生曾說，經蔡元培、胡適之的「論戰以後，引起全世界學人的重視。因此不斷的搜求新資料，發掘新間題，造成了紅學輝煌的時代」（《紅學六十年》 ）。此話一點不錯；在這百年中；關於曹雪芹生平思想的研究，關於他的家世的研究，關於《 紅樓夢》 版本的研究，關於脂硯齋的研究，關於《 紅樓夢》 的思想藝術成就的研究，關於《紅樓夢》 與中華文化關係的研究，都取得帶有突破性的成績。這是誰都抹煞不掉的。這一切實績在周汝昌「近百年紅學史之回顧」中卻化成了子虛烏有。舊紅學、新紅學的發生發展，它們之間的論爭及影響，是個客觀存在，由它們構成了百年紅學史中前50 年的基本內容。但周汝昌卻說新舊紅學都不曾存在：
從嚴格意義上講，所謂的「舊紅學」原來是一個不曾存在的假想名義。紅學的實體，確自「五四」期間胡氏肇始。
因為「舊」本不存在，所以「新」之對應稱號也就自然成為一個並無實義的假名了。
先還定舊紅學的存在，還承認胡適創立了紅學的實體；緊接著筆鋒一轉，像玩弄文字遊戲一樣，把新紅學變成「並無實義的假名」。後來在大談「新紅學的不足之處」時，轉而進一步否定了新紅學的存在：
事情也很分明：胡氏之於《 紅樓夢》 研究，實未建立一個堪稱獨立的新創的「學」。
可知世之所謂「新紅學」，原是一種誇大了的名目和概念。
既然胡適的《 紅樓夢》 研究連「一個堪稱獨立的新創的『學』」，都沒有，哪還有什麼新紅學呢？徹底得很，幾句話就把公認的舊紅學、新紅學的實績否定掉了。這裡我們要請教周汝昌先生：胡適關於曹雪芹的家世和生平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難道夠不上「學」？他提出的自敘傳說不是「學」是什麼？他徹底批倒了形形色色的索隱派，在廣大讀者面前恢復了《紅樓夢》 的本來面目，難道不是「學」而是高談空論？你的自傳說是從哪裡來的？它所含的「學」難道能同胡適的自敘傳相比嗎？
在這期間．他評價王國維的《 紅樓夢評論》 「無有自己研究的創獲可言」，一句話便把別人否定得乾乾淨淨。當然，他表示佩服魯迅，但不是完整的發展的魯迅，而是他巧手打扮成「堅決磊落的自傳說」的魯迅－ 一個不真實的魯迅。另外他很佩服陳蛻，因為陳蛻說應把《 紅樓夢》 列於「子部」，並且說雪芹是一位堪稱「創教」之人！他認為這種石破天驚、駭俗震世之論，「應當在『評紅』史上大書一筆」。陳蛻的荒謬與對陳蛻荒謬的評價，絕不是紅學之「學」，因為他們連《 紅樓夢》 作為小說的性質都搞錯了，何學之有？
他對解放後近50 年的紅學成果視而不見，冷嘲熱諷，還說紅學「遂落於低層次的人士之手」，處在悲劇性中。他不指名地指責俞平伯、王利器、馮其庸等紅學大家不是「學力欠缺，功底太差」，就是「逞臆妄說，貶人揚己。」他反對把《紅樓夢》 當作文學來研究，對藝術研究中的形象塑造、性格刻畫、心理描寫、口語運用，深致不滿，大加排斥。因此以何其芳、蔣和森為代表的紅學家對作品研究取得的成果，他根本看不上眼，連一句也沒有提。這50 年簡直糟透了，比前50 年更加一無是處。
如果有誰真的以為周汝昌會認為百年紅學史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那可就錯到底了，要知道，否定別的一切其實只是為了突出他的「自傳說」。「還紅學以學」的實質，就是百年紅學史只有他的自傳說夠得上「學」。話不好明說，假魯迅而言之。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第四，學風不正，漏洞百出，貽笑大方之家。周汝昌在講學風問題時說：「學力欠缺，『功底』太差。這是個近年帶有普遍性的問題，雖名家時時不免。」他舉的例子是俞平伯誤把敦誠挽雪芹詩的「舊炯」解作了「舊墳」。俞先生把炯解錯了，決不能說他「學力欠缺，功底太差」，誰教我們的漢字多而且難認難記難寫呢？偶而的一字之失是不能定為「功底太差」的。但在《還「紅學」以學》 中，卻確實有不少錯誤真實地再現了周汝昌的學力和功底。例如他在文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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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學刊· 一九九六年第三輯
清朝正式「定鼎」北京事在1664 年，從1664 年到1757 年，已經93 年，而那「明遺民」既能知亡國之痛而發憤著書，那他應生於明亡之前至少一二十年才行。
周汝昌不知何所據硬讓清王朝晚建立了20 年。1644 年是每個中國人不能忘記的年代。這年3 月19 日李自成義軍攻入北京，宣告明王朝的覆滅。在吳三桂引領的清軍的進擊下，李自成4 月30 日撤離北京。同年10 月，福臨從瀋陽來到北京即皇帝位，建立了滿清王朝。不知道清朝立國史，就弄不明白曹雪芹家的發家史，難以對《紅樓夢》 作深入研究。令人驚訝的是大紅學家周汝昌連清朝是哪一年建立的都缺乏準確知識，他的紅學研究怎麼能讓人相信呢？難怪王利器先生批評他說：
還有一個亂說的，他成名的《 紅樓夢新證》，錯誤極多，幾乎每頁都有錯。在他的書中，元朝人竟能知道八旗，這是怎麼搞出來的？真是前知五百年，後知五百年。我曾有篇文章，列出他書中十大類錯誤，文章發表多年，他至今沒有答覆我，他是沒法答覆的。這樣的亂說，是極不負責的行為。（見《紅樓夢學刊》 1995 年3 輯第33 - 34 頁）
原來他是在亂說。我曾想這會不會是筆誤？再三閱讀奇文，不可能是筆誤，因為1664 年連續出現兩次，周先生經過精心運算，得出從這年到1757 年恰是邪年，排除了筆誤的可能。不知清朝正式定鼎北京事發生在1644 年，硬改寫歷史，讓清朝晚建立20 年，這同不知「炯」乃郊原之義相比，那個學力更欠缺、功底更差呢？這種毫無理據的逞臆之言在紅學史上不貽笑百年才怪呢。邏輯不嚴密，自相矛盾，是《還「紅學」紅學》 學風不正的 主要問題之一。周汝昌先說夠得上學術的「紅學」是「從胡適作《 紅樓夢考證》 開始。這是事實，對胡氏有何評價意見，都不能否認這一事實。」但在後文中他又說：「胡氏之於《紅樓夢》 研究，實未建立一個堪稱獨立的新創的『學』。」一個方面說魯迅、毛澤東捨蔡取胡，肯定了胡適的「科學方法」，另一個方面又說胡適所論「簡單膚浮得令人驚訝」, 「對文字筆墨的欣賞鑒別能力竟然如此其鈍而不明」，又抽掉了胡適建立「科學方法」的基礎。以自己的矛攻著自己的盾。
提倡指名道姓的批評、反批評和自我批評，在百家爭鳴中推動學術事業的發展，是黨的一貫方針政策。王利器先生在《 <紅樓夢新證>證誤》 一文中指出周汝昌有十大錯誤：不知妄說、不知妄改、不倫不類、以訛傳訛、張冠李戴、輾轉稗販、顧此失彼、道聽途說、數典忘祖、前五百年。十多年過去了，沒見他做過一句自我批評。張國光先生尖銳地批評了他支持《 太極紅樓夢》 的荒謬，又深入批評了他崇曹貶高的錯誤及影響，他卻從沒有用嚴肅的指名道姓的反批評同張先生爭鳴，只用暗示法表現他的不滿。在《 還「紅學」以學》 中他依然故我，仍用暗示法洩他的氣憤。暗示法既缺乏學者的風度，又短少學的內容，決不是好的學風學德的表現。
周汝昌說：「還『紅學』以學。這學，應是中華文化之學，而不指文學常論。」此論看似有道理，似乎在抬高紅學，實際是架空紅學，取消紅學。「中華文化之學」和「紅學」是兩個大小不同的概念，是涵蓋被涵蓋的關係，不能用「中華文化之學」這個總概念代替「紅學」這個具體的小概念，二者之間不能畫等號。不從《紅樓夢》 本體出發作「文學常論」式的研究，即不研究它深廣的思想內涵和卓絕的藝術成就，豈不只剩下了烏煙瘴氣的「紅外線」!
紅學，顧名思義，就是研究《 紅樓夢》 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學問。紅學的核心是關於《 紅樓夢》 本體的研究，它的版本，它深廣的思想蘊涵，它的卓絕的藝術成就，它的作者的生平和思想，以及和它有關的其他問題。凡是用科學方法研究相關的間題，才夠得上紅學之學。
紅學，既然是學術研究，是一門社會科學，那麼它就是發展，要不斷地完善自己。所以每個紅學家和《 紅樓夢》研究工作者都應該隨著歷史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不斷糾正自己的失誤，使自己的研究成果不斷向真理靠近。魯迅開初接受胡適的自敘傳，後來批判自敘傳是這樣；俞平伯當初宣傳自敘傳，後來發展到典型化是這樣；馮其庸先相信雪芹卒年的癸未說，後來拋棄癸未說而接受壬午說，也是這樣。自敘傳相對索隱派而言，它是比較科學的，因為賈寶玉作為典型包含有作者曹雪芹的生活。但把自敘傳發展成絕對化的自傳說，在寶玉雪芹之間畫等號，則是荒唐的。脂硯齋說：「寶玉之為人，是我輩於書中見而有知此人，實未目曾親睹者」（庚辰本第19 回評）。俞先生在修正自敘傳說時風趣地間：「人說寶玉是曹雪芹，曹雪芹有沒有銜玉而生的奇跡？」於此可見「精剪細栽的生活實錄」式的自傳說是同科學背道而弛的，同不斷發展的紅學也是背道而弛的。
紅學，既然是科學，它必須尊重事實，尊重真理。曹雪芹生於南京，成長於北京，祖籍遼陽，史跡清清楚楚。那種曹雪芹祖籍河北豐潤的說法，雖然有幾位權威支持，也為嚴肅的紅學工作者所不取。爭不到曹雪芹也要在豐潤重新給《紅樓夢》 找個作者，於是強把豐潤曹淵過繼給曹寅作兒子，讓他來創作《 紅樓夢》 。此說雖有周汝昌、楊向奎這樣的大權威支持，除了貽笑紅學界外，決不會達到目的的。至於撰長文為豐潤所謂的「曹雪芹家酒」作廣告，在電視中說什麼「曹雪芹一邊喝其家酒，一邊在寫《紅樓夢》」 ，那連「紅外線」也夠不上，同作為科學的紅學更是風馬牛不相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