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 一1930 年韓國紅樓夢研究和翻譯（一）
一、緒論（韓國紅學簡史）
韓國紅學的歷史可以分成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朝鮮（1892 一1910）的後期《 紅樓夢》 傳播到朝鮮的時期到朝鮮王朝的末期。在這時期許多《 紅樓夢》 版本傳入韓國，傳播國內各地，形成了不少的讀者層，而又進行翻譯工作，留下了很好的成果，現存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的樂善齋本《 紅樓夢》 就是世界最早的全譯本，應該受到紅學界和翻譯文學界的重視。
第二階段為一九一O 年到一九四五年的日本佔領時期，我們一直認為在這時期幾乎沒有相當的紅學成果，而最近根據調查結果發現竟有了梁建植、張志瑛等人的紅學評論及翻譯，可以補充韓國紅學史的一大缺陷，本文的撰寫目的就在於探討這時期的紅學成果。
第三階段為一九四五年韓國光復以後到一九八O 年前後，在這個時期由於時代條件與學術環境的原因，學界對於《 紅樓夢》 的興趣不太大，我們只可指出有數種翻譯本和一些介紹性的幾篇短文。
從一九八O 年出現專門研究《 紅樓夢》 的學術論文之後一直到現在，在韓國紅學史上屬於第四階段。這是韓國當代紅學時期，雖然其成果還不能和中國或日本等地相比，但在韓國紅學史上確實有了一個新的發展，可以說正在發展過程當中，將有更為發展的潛力。
按照以上的發展階段，簡單的介紹一下韓國紅學史上的一些重要環節。
《 紅樓夢》 流傳到韓國的準確年代，由於資料的缺乏，現在不能詳細考察。筆者在寫《 紅樓夢在韓國的影響及研究》 １ 一文時，根據朝鮮後期文人李圭景（1788 一？）的著錄年代，曾經推測說「傳入朝鮮的時間，最遲不會超過一八三O 年代以後」．現在韓國主要圖書館所藏的《 紅樓夢》 版本中，尚未發現早期的抄本系統，只有《 東觀閣本》 、《 本衙藏板本》 、《 籐花榭本》 、《 三元堂本》 等《 程刻本》 以後的刻本系統，因此我認為早期《 脂評本》 系統的版本沒有流傳到朝鮮，《 紅樓夢》 流轉到韓國的時期可能是《 程刻本》 出現以後的十八世紀末年或十九世紀初年前後２ ．至於《 紅樓夢》 在韓國的影響方面，筆者曾指出《 九雲記》 一書中所見的《 紅樓夢》 的詩句和一些詞彙３ 。《 九雲記》 為現藏於韓國嶺南大學中央圖書館汶波文庫的一部漢文小說，作者署名為「無名子」，不能考究其姓氏籍貫，有抄本九卷九冊，總共三十五回。《 九雲記》 中確實有《 紅樓夢》 和《 鏡花緣》 等中國古典小說的秦響，筆者曾舉出其中比較明顯的影響證據，但是後來發現有關《 九雲記》 的新的資料，不得不重新討論此書的作者及國籍問題，情況比較複雜了。
原來《 九雲記》 的內容，大致上襲用著名的朝鮮仁祖時的小說家金萬重（1637 一1692 ）的《 九雲夢》 ，只是部分內容更改或擴大而成的。而且現存的抄本《九雲記》 為海內外孤本。韓國古典文學界一直認為這部作品屬於韓國漢文小說。新的資料從朝鮮後期委巷文人金進洙（1 797 一1865 ）所著《 碧蘆集》 中的一首詩和詩注裡而得。根據分析結果，金進洙的詩注裡所稱的《 九雲樓》 ，很可能就現存的《 九雲記》的原本，內容上完全符合，而且從文中看到其作品可能為一位中國文人看了朝鮮小說《 九雲夢》 之後，重新創作的一部中國小說，因此引起爭論了。筆者曾撰寫《 九雲記的作者及其與紅樓夢的關係》一文，一九九二年在揚州召開的中國國際紅樓夢研討會上發表４ ，但由於可商榷的意見仍然存在，《 九雲記》 的國籍問題還沒有最後的結論，需要進一步研究。《 紅樓夢》的韓國語翻譯本，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的還沒有發現５ ，現存韓國的最早的《 紅樓夢》 翻譯應推為《 樂善齋全譯本》 。原藏在漢城昌德宮樂善齋的這部全譯本，總共一百二十冊，現存一百一十七冊，收藏於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此書的翻譯情況非常特殊，120 回的《 紅樓夢》 原文都由硃筆抄錄，原文漢字左旁又填寫韓文字母造字的注音，也可以說是在韓國出現的另一種版本。據考察，此書的成書年代及翻譯者，大致上認為是一八八四年前後由李鍾泰（1850 一1908 ）等宮廷文士所翻譯的６ 。這部《 注音對譯全譯本》 ，目前已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早的《紅樓夢》 全譯本，是在世界紅學史上極為重要的文化遺產。
但遺憾的是，在韓國雖出現了世界最早的「全譯本」，而後來的紅學成果並不很發達。筆者在撰寫《 清代紅學研究》 ７ 一書時，尚不知道韓國光復以前的翻譯或研究的資料，後來才知道光復以前有一位韓國紅學家曾發表過有關《 紅樓夢》 的評論及翻譯文，但當時調查得還不夠詳細，只能寫到如下：
二十世紀初，雖然出現了不少的新活字本翻譯小說如《 水滸傳》 等，而尚未發現《 紅樓夢》 一書。但是有一種未完成翻譯稿，由梁白華所翻譯，發表於《 時代日報》 的《 石頭記》 就是。這是韓國最早期的現代譯文，是一九二五年所翻譯的，連載了一年多，只可惜沒有完成出書。梁白華可算是韓國第一位紅學家，除了翻譯之外，他又寫了兩篇紅學評論，發表於《 東亞日報》 ，討論當時中國的紅學研究情況。至於梁白華翻譯文的概況，待考８ ．
梁白華就是梁建植（1889 一1944 ) ，白華是他的筆名，他在早期也用「菊如」等筆名，因此在這兒使用他的本名梁建植。梁建植的《 紅樓夢》 翻譯是從一九一八年已經開始的，筆者寫上文時，只知道他在後來發表的。他能在一九一八年開始《 紅樓夢》 翻譯，不僅在韓國翻譯文學史上比較早，在中國紅學史上也是屬於新紅學之前的事，應該值得重視。除了翻譯，他還有三篇紅學評論。這些翻譯文及評論都在《 每日申報》 、《 時代日報》 、《 東亞日報》 、《 朝鮮日報》 等當時韓國報紙上發表，當時已經被視為著名的紅學家。
筆者在調查梁建植的紅學文章時，偶然發現另一位紅學家在一九三O 年代初期翻譯《 紅樓夢》 ，發表於《 朝鮮日報》 。翻譯者為張志瑛（1887 一1976 ) ，是一位著名的漢語及韓國語學者，翻譯文曾連載了三百二回。他的翻譯份量比梁建植的多，翻譯方式及態度也有相當程度的變化，表示隨時代情況的變化，翻譯風氣也跟著改變。張志瑛的《 紅樓夢》 翻譯也是在韓國紅學史上值得重視的一項成果。他們的紅學活動可以做為從朝鮮後期《 樂善齋全譯本》 的出現到光復以後的現代紅學時期之前的橋樑位置，可以說是韓國紅學史上第二階段。筆者在此主要從這二位紅學家的研究及翻譯的成果來探討1910 一1930 年代在韓國的紅學情況。韓國光復以後，中國學術研究上，逐漸開始發達，而在紅學方面，比較低潮，只出現兩三種翻譯本和幾篇非常簡略的介紹文章，還沒有引起學術界的強烈興趣。但在學術環境極為脆弱的五六十年代，能夠有金龍濟翻譯本和李周洪翻譯本的問世，也算是非常幸運的。此書雖然沒有很大的學術價值，但讓一般讀者多瞭解《 紅樓夢》 這本小說的存在，起了不少的作用，可以說是這時期的重要成果。
當代紅學時期是從一九八O 年開始到一九九O 年的現在，還在進行當中，主要成果在於專門學術論文的發表和現代全譯本的相繼問世。這時期雖然不過短短的十多年而已，但其成果遠超過前三個時期，尤其專門研究論文的大量出現，是這時期的獨特現象。在這時期中出現了十二篇學位論文，其中兩篇是博士學位論文，包括韓國學人在台灣獲得的學位論文。單看數量方面，已經很驚人的。另外在學術刊物上發表的學術論文也達四十餘篇。韓國學者對《 紅樓夢》 的研究興趣，也是多方面的，有如作者、版本、脂評、主題思想、人物、結構、詩詞曲斌、續書、比較研究等都有。韓國紅學的將來可能很有希望二姜於《 紅樓夢》 研究的許多寶貴的成果，還需要繼續向韓國學術界介紹，也應該繼續調查韓國紅學史上的補充資料９ 。
二、梁建植的紅樓夢研究
關於梁建植的出生及成長過程，我們所知不多。專家學者認為他在一八八九年五月出生於當時漢城塔洞，在一九一O 年（大韓帝國被日本併吞）以前畢業於漢城外國語學校漢語科，之後可能去中國遊學數年回來十 。他從一九一五年前後開始文士生活，曾用過「菊如」、「白華」、「白華生」等筆名，偶爾也用「蘆下生」、「今來」、「KSR " 「城西閒人」、「夭愛」等外號[11] 。梁建植為一位早期的現代小說家，但他的名氣不如當時剛從日本留學回來的李光洙[12] ，後來小說作品不多，而把他的主要精力貫注於中國文學的評論及翻譯介紹上，尤其在中國古代小說及戲曲方面，留下不少翻譯作品。
梁建植在一九一五年他二十六歲時發表現代短篇小說《 石獅子像》 一篇，開始文壇生活，又在一九一七年發表《 關於小說西遊記》 一文，表現了他對於中國文學方面的興趣。這年在中國剛開始新文學運動，胡適的《 文學改良芻議》 等文發表，關於古典小說的考證作業還沒有進行研究。梁建植在當時可能沒有受到中國學界的影響，而純悴由佛教的立場寫出關於《 西遊記》 的文章，因此部分的論點還不正確，如說《 西遊記》 的作者為長春真人丘處機，是從舊說的[13] 。當時梁建植反對《 西遊記》 的道教小說論（批評家吳一子之說），而主張其為佛教小說[14]。他在同年十一月發表的《 關於中國小說及戲曲》 一文中，更為廣泛的探討中國通俗文學的各方面內容。無論在當時的中國或朝鮮，對於小說及戲曲等的通俗文學，其評價還沒有到文學中心的地位，在這樣的時代環境之下，他能表現出對小說及戲曲的非凡的興趣，是極為難得的，可以說是韓國中國文學研究史上的先驅。他在這篇文章中，對於研究外國文學的目的說：
大凡研究外國文學的根本目的是為促進本國文學的發達，中國文學輸入朝鮮已經有三千餘年的歷史，其影響極大，因此如果不理解中國文學，可以說不及理解我國文學之一半，而且中國文學本身具有特性，在世界文學上放出異彩。
梁建植在此文中介紹中國小說發達的過程，從莊子的離言說到漢魏六朝小說、唐代傳奇、宋代講史小說，又介紹明清主要小說如施耐庵的《 水滸傳》 、羅貫中的《 三國誌》 、丘處機的《 西遊記》 、王元美的《 金瓶梅》 、曹雪芹的《 紅樓夢》 、李笠翁的數篇小說，《 鏡花緣》 、《 繡榻野史》 、《 儒林外史》 、《 肉蒲團》 、《 花月痕》 、《 品花寶鑒》 、《 兒女英雄傳》 、《 野臾曝言》 等[15]。他在介紹《 紅樓夢》 時，引用書中的句子來提起作者曹雪芹。其文如下：
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曹先生一到金陵城中看完怡紅院的繁華，過了十年以後重遊舊地，景物如舊，園非故主，院亦改觀，對於鳥啼花落，無非可悼，不騰感歎滿目山河，題軒曰悼紅軒，居此軒中，流盡一把辛酸淚，撰述稀世名作《 紅樓夢》 。如今我們如何喚起九泉之曹雪芹先生乎？
他接著說中國小說及戲曲對韓國古典文學之影響，強調著名的韓國文學作品如《 洪吉童傳》 和《 東廂記》 等作品[16]受到中國文學之影響比較明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又提到朝鮮後期的韓文抄本翻譯小說的存在，認為這種翻譯小說雖然不知出於誰手，但書中把難解的原文和俗語能夠翻譯為流暢的朝文，對於韓鮮文學幫助很多，又能向低階層的讀者普及高尚的文藝趣味，也可說其功勞不少。當時他對樂善齋所藏的翻譯小說的存在有所瞭解，但沒有留下更詳細的信息，現在不能考證他所知有多少。最後他呼籲應該多研究中國小說及戲曲等平民文學，與當時大量輸入的西洋文學融合，對朝鮮文學的發達起了貢獻作用[17]。
梁建植對《 紅樓夢》 的關心，可能在寫《 關於中國小說及戲曲》 一文時已經開始，第二年（一九一八年）三月在《 每日申報》 上發表《 紅樓夢》 翻譯文，由此他的翻譯家的位置更加鞏固了，至於譯文分析，將在本文第三章討論，在此先考察他的有關《 紅樓夢》 評論。他最早的紅學文章為《 關於紅樓夢》 （《 每日申報》 1918 年3 月21 日），是在發表翻譯文之前，向讀者介紹作品概況的一篇短文，不能算是嚴格的評論文章，但在韓國紅學史上也可以說第一篇專門性的研究文章，值得我們重視。
他在這篇文章中先說，《 紅樓夢》 在中國小說史上所佔的位置是「屬於《 金瓶梅》 系列的人情小說，與《 水滸傳》 同為中國四千年文學史上無與倫比的傑作」，接著介紹《 紅樓夢》 裡出現的人物共有男子235 人，女子213 人[18] ，再分析主要登場人物如主人公賈寶玉和金陵十二釵以及圍繞他們的次要人物。梁建植除了介紹曹雪芹創作說以外，還根據張船山（張問陶）之詩注提出高蘭墅（高鶚）續書說，又介紹新出版的《 紅樓夢索隱》 裡的清皇室秘事說。
最後他還指出在當時的朝鮮還沒有正式介紹中國著名小說《 紅樓夢》 ，也算是朝鮮文壇上的一大恥辱[19]。因此他說，很冒險的企圖把這部大作翻成現代的韓國語文，由於此書的內涵非常複雜，也有不少難解詞彙，有些誤謬是難免的，但盡量把原文全譯韓文，需要的時候可以按照意味翻譯，給讀者最大的服務。這是他所指出嚴肅的翻譯方式，在韓國近代翻譯史上具有一定的理論建樹意義。
梁建植的第二篇紅學評論是一九二六年發表於《 東亞日報》 上的《 紅樓夢是非－ 中國的問題小說》 一文，這是比較嚴謹的長篇評論，共連載十七回，他在這篇文章中先說中國小說發達過程中的兩大系統是早期的「善述故事」和後期的「善寫人情」系列，而《 紅樓夢》 就屬於善寫人情類的最高傑作。接著他介紹「紅學」名稱的由來，以及《 紅樓夢》 創作背景的四種說法，如「明珠家事說」〔 即納蘭成德模特兒說，引用陳康棋，俞樾）、「清世祖與董鄂妃故事說」（引用王夢阮與沈瓶庵之《 紅樓夢索隱》 ）、「康熙朝政治背景說」（引用蔡元培之《 石頭記索隱》）、「曹雪芹自敘傳說」（引用胡適之《 紅樓夢考證》 ）等。梁建植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中國學界已經有很盛大的紅學論爭，而當時在朝鮮的梁建植非常注意觀察中國紅學界，因此他有意把這樣的學術動向介紹給朝鮮文壇，竟使用《 中國的問題小說》 的副題。他介紹這樣許多的爭論之後，採取不偏不倚的比較中間的立場．說「雖然可以充分的理解胡適和顧領剛反駁蔡元培說法的新主張，但也有些地方如果不按照蔡元培之說，不能明確的理解，因此胡適之說也算是一種新的主張，可以參考而已。」最後他站在外國學者的立場來說：「尤其以我們外國人的立場看，除非借上海靈學會的通靈能力起曹雪芹於地下來直接拷間，否則永遠不能明白辨別這些是非和真偽」（《 東亞日報》 1926 . 9 . 28 ）。他對版本間題也有注意，簡單的分析前八十回和後四十回的水平，又說曾看過有正書局刊行的八十回本《 原本紅樓夢》[20] 。
他的第三篇紅學評論發表於「九三O 年五月到六月，即在《 朝鮮日報》 連載十七回的《 中國的名作小說－ 紅樓夢的考證》 。這是應當時正在《 朝鮮日報｝上發表《 紅樓夢》 翻譯的張志瑛的邀請而寫的一種作品解題。文中關於《 紅樓夢》 的一般概況，大致上和前文相類似，而對各版本上文字異同的考證問題更加以補充，還有關於作品的創作背景，他再擴大指出十種的說法，他分析文字異同的時候，指出《 甲戌本》 第一回的一僧一道出現的一段，比其他版本竟多了四百二十餘字，又說出自己翻譯時曾有的經驗：
筆者在數年以前翻譯《 紅樓夢》 的時候，到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去的一段，覺得文章漫散無味，又不可解得其含意，曾考慮過把《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一回全部刪去，而到後來細讀俞平伯的《紅樓夢辯》 ，才瞭解大概的故李背景．至於這一段，連中國學者也一直有不少懷疑。（連載9 回，1930.6 . 7 ) [21]。
梁建植在寫這部分的時候，主要參考俞平伯的：《 紅樓夢辯》 ( 1923 年）和胡適之《 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 （發表於《新月》雜誌第一卷第一號，1928 年），引用脂硯齋本的原文特點。由此可見他對《 紅樓夢》 的興趣不斷的增加，從一九一O 年代到一九三O 年代仍然沒有離開紅學的範圍。這篇文章的後半部都注重作品創作的背景說法，他指出的十種學說如下：
１ 影射當時伶人說（《 枟散軒叢談》）
２ 影射金陵張侯家說（周春《 紅樓夢隨筆》
３ 妙射康熙朝宰相明珠之家說（陳康棋《 燕下鄉脞錄》
４ 諷利和珅說（《 潭瀛室筆記》 ）
５ 描寫讖緯說為背景之說（《 寄蝸殘贅》
６ 影射金瓶梅說（闡釋《 紅樓夢抉微》 ）
７ 影射清世祖與董鶚妃故事說（王夢阮、沈瓶庵《 紅樓夢索隱》 ）
８ 影射康熙朝政治狀態說（蔡元培《 石頭記索隱》 ）
９ 作者曹雪芹之自敘傳說（胡適《 紅樓夢考證》 ）
十 描寫順治、康熙之間八十年歷史說（未詳）[22]
可惜的是，他的這篇文章沒有寫完，卻突然中斷連載。據筆者推想，他在文中的後半部對各種學說的分析顯得過於煩雜，引用原文太冗長，可能引起一般讀者反感，失去興味，而且此文的性質為正發表在該報的翻譯《 紅樓夢》 的一種解說，主要目的在於給讀者更大的興味，並不需要介紹比較難解的學術上的爭論，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被編輯中斷的。尤其張志瑛的翻譯已經變成更通俗化，更擺脫漢字式的古典文章，只需要有趣的故事內容容易傳播給一般讀者而已。
三、梁建植的紅樓夢翻譯
梁建植的《 紅樓夢》 翻譯，是《 樂善齋本全譯本》 之後出現的非常重要的紅學資料。如果我們推測《 樂善齋本》 的成書年代大致上為1884 年前後的話，約過30 年之後竟出現梁建植的翻譯，雖然兩者之間的年份相差不遠，但其性格及內容上具有很大的差別．前者是受宮廷的命令由數名專門譯官共同翻譯，由抄手以朝鮮固有的「宮體」筆法抄錄的線裝翻譯本，具備古典小說翻譯的各種傳統的特色，保存在宮廷裡，只能給宮人等特殊身份的讀者閱讀，而後者為完全擺脫古典的翻譯方式，採取連載發表於報紙的現代翻譯，翻譯時先有解說，間有簡單的註釋，又能和一般讀者直接交流意見。我們先看當時《 每日申報》 上的小說連載預告一文：
小說預告／紅樓夢
春園生的小說《 開拓者》 ，受到讀者諸賢的熱烈歡迎之下連載結束，再過二三日後預定連載的小說即中國清朝的曹雪芹先生的曠前絕後的大傑作《 紅樓夢》 ，將由菊如梁建植先生翻譯為現代語向讀者服務。梁先生是對中國小說及戲曲方面有很深刻研究的專家。（1 918 . 3 . 19 )
梁建植翻譯的《 紅樓夢》 發表於一九一八年（日本大正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到同年十月四日，共連載了一百三十八回，但翻譯到原書的第二十八回為止。他的第二次翻譯，發表於《 時代日報》 ，題目改為《 石頭記》 ，從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二日到六月八日，只連載十七回而中斷，翻譯到原書的第三回而已．他在發表譯文時，先後用了兩種筆名，前者使用「菊如」，而後者使用「白華」。
在此簡單的分析梁建植所翻譯《 紅樓夢》 的幾個特點。首先我們應該指出他用當時的通俗語言及現代白話，這是與前代的古典式翻譯本根本上不同的地方。這樣的文體變化可能與當時韓國進行的新文化運動有關。雖然翻譯文甲還有使用「國漢文混用」（韓國語言中的漢字詞彙直接用漢字的方式），但其中大膽的活用韓國固有的通俗語言，更加強對話部分的生動性。梁建植本身不僅是中國文學者，原來更是一位小說作家，應該對小說語言非常注意。譬如原書的穿堂、大院落、大正房、鹿頂耳房等專門性的建築用語，他卻用很簡單而容易讓韓國讀者理解的詞彙來翻譯。又如孽障、命根子等難解的詞彙也用別的句子代替，以免引起讀者的混亂，再如韓國語言習慣上不太使用的對話上的稱呼，他用適當的其他用語來代替，盡量減少翻譯文特有的生硬感。如果有些需要說明的地方，他加以註解附錄於連載文的未尾，有如「炕」字的註釋。[23]
梁建植的《 紅樓夢》 翻譯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有關詩詞的翻譯部分。它的特點在於擺脫呆板的逐字翻譯，而利用韓國古典文學上的詩歌傳統，竟試用「時調」方式來表現韓夏周有的音樂律調，能感覺出非常獨特的味道。「時調」為韓國固有的詩歌文學，從朝鮮初期韓國文字創造以來逐漸發展，而後來一直在朝鮮文人社會流行的文學體裁。朝鮮文人士大夫雖然仍以漢文創作為主，但韓國文字已出現，一些文人在創作漢文詩之餘，用韓國文字創作新的詩歌文學，這叫做「時調」[24]。時調的形式原來有三句，這是平時調，朝鮮前期只有流行這種時調，後來慢慢發展和變化，產生了在原有格式基礎上稍有破格的「於時調」，和破格較多的「辭說時調」。平時調的固有形式為初中終三章，形式上雖和中國詩的絕句（四句）不同，但其內涵是類似的。梁建植在翻譯《紅樓夢》 時，不管五言詩或七言詩，只要是絕句，一般都譯為「平時調」，字句不統一的詞或曲文，則翻成「於時調」或「辭說時調」。朝鮮時期極為盛行的「時調」，到了日本統治時期（1910 一1945 ) , 有相當的衰退。梁建植在當時對「時調」的衰落，表示非常遺憾，極力呼籲「時調」的復興運動，曾寫了《時調論－ 促進時調的復興和改良》 一文[25] 。他對「時調」的復興運動，不僅在理論上推動，而且直接參與創作活動，更在翻譯中國小說中的詩詞時，就大膽的運用了。據《紅樓夢》 翻譯文中的例子，如：
可歎停機德 可以歎息停機德，有誰知道詠絮才
堪憐詠絮才 雪裡埋沒黃金替子，
玉帶林中掛 但如何白玉帶掛在樹梢上
金替雪裡埋 （連載37 回／1918 . 5 · 10 ）[26]
但梁建植翻譯原文時有一個原則，他只翻譯詩詞曲賦等詩歌，而遇到對聯或題字等簡單的句子，盡量保存原文，讓讀者直接欣賞漢文特有的含義，舉個例子如下：
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連載4 回／18 . 3 . 27 )
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連載10 回／18 . 4 . 5 )
座上珠璣昭日月，堂前黼黻煥煙霞（連載20 回／18 · 4 . 19 )
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連載33 回／18 · 5 . 5 )
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襲人是酒香（連載34 回／18 . 5 . 7 )
厚地高天堪歎古今情不盡，癡男怨女可憐月債難酬（35 / 18 。5 · 8 )
梁建植在他的翻譯文中附錄出場人物的關係表，叫《 寧榮兩府系譜》 ，這是由他獨創的圖表，再加以注曰「未定稿」[27]。這是發表於連載文第三十一回薛寶釵一家人進入賈府的一段，寫出寧榮兩家的四個姐妹和林黛玉、薛寶釵等，而還沒有寫其他主要人物．如金陵十二釵中的史湘雲、巧姐、妙玉，又如貼身丫鬟襲人、晴文、紫鵑等。
梁建植在連載《 紅樓夢》 翻譯時，經常與讀者交換意見，有時登出給讀者的公開信，如連載第二十三回的附錄《 給東湖生》 的一文：敬悉來涵。我覺得遺憾的是，時間已經太晚了，又至於中國小說無論大作小作，其文體都是現今所用的所謂「言文一致體」（即為白話），翻譯這樣的中國白話小說，不可不用現代的「言文一致體」，這是很自然而然的事了。就如譯者早在前日預告的，把原文的科舉、狀元、小姐、老爺等的中國式詞彙應該譯成現代常用的「文科試驗（考試）」、（姑娘）、「大監（老爺）」等，才有些適當的意味，另外又要打破傳統的翻譯怒套，這也是重要的目的，請您諒解，謝謝您的關心（連載23 回／18 . 4 . 23 )
由此文的內容來看，叫東湖生的一位讀者可能對梁建植的翻譯文體提出不同的看法，認為梁氏譯文太迎合通俗的「時文」，他可能要求應該保存優雅高尚的而傳統式的文體。若在現在的眼光看，小說文體寫得通俗化，則是理所當然的，但在當時寫出這樣的文體，也是比較冒險的一種考驗，因此梁建植在發表翻譯之前一再強調他要冒險的活用現代的通俗語言。在此文裡梁建植又強調他的這樣的目的，以及翻譯中國小說時所器要的文體應當為「言文一致體」，這是一種時代的要求，不能拒絕的新的思潮。
在此我們可以分析梁建植所翻譯的《 紅樓夢》 底本屬於什麼系統的版本。本來對翻譯小說所據的版本，除非譯者自己直接表明，按照譯文及原文的對照來分析是比較難的．因為雖然在原文上有些文字的異同，而在翻譯文上其實非常類似，不能確定到底是用的那一種版本。如果譯者採取比較輕鬆的意譯方式的話，探索翻譯原本更加困難，但幸虧梁建植採取比較嚴密的逐字翻譯的態度，尤其《 紅樓夢》 的版本系統之間，相差比較大，因此根據調查分析結果，大概可以指出梁建植所使用的原本為《 王希廉評本》 或《 王希廉· 姚燮合評本》 系統。原書第一回關於甄士隱部分曰「（甄士隱）勉強支持了一二年，越發窮了」，在《 程甲本》 系統中只有《 王希廉評本》 及《 王· 姚合評本》 把「一二年」寫成「二三年」。梁建植翻譯從「二三年」（連載7 回，1918 · 3 · 30 ) , 可見使用版本的由來．還有梁建植發表翻譯時，曾登載兩次插圖，是從原書插圖照樣收錄的，是《 青埂峰石· 絳珠仙草》 ，與《 辟邪金鎖· 通靈寶玉》 各一幅。經過對照中國各種版本，這些插圖大概來自清末刊行的《 增評補圖石頭記》 或其他《 金玉緣》 版本等．我們推測梁建植所藏的《 紅樓夢》 版本大概不少，在翻譯時不一定用一個版本，但大部分都是清末出現的後期版本是無疑。現在看韓國所藏的《 紅樓夢》 版本，清末版本最多，達到十七種。[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