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的「正典效應」
就好比古典中國的讀書人繞不開《易經》一樣，現代中國的讀書人是避不開《紅樓夢》的。所以，自王國維發表《〈紅樓夢〉評論》以來，中國現代各路「文化豪傑」在學有所成後都會在「紅學」裡一試身手，似乎不露一手就不足以顯示自己的中國學問如何了得。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紅樓夢》產生了一種「正典效應」。
「正典」(canon)一詞分別譯自希臘文和希伯來文，意謂「量尺」或「量桿」。這表明正典是一系列在信仰和教義上具有絕對權威的書卷，可以用來比較和衡量其他的著作或教導(決定它們是否正確)。所以，如果說莎士比亞是西方正典的核心，那麼，《紅樓夢》則是中國正典的核心。
《沉酣一夢終須醒》輯錄的王國維、胡適、魯迅、蔡元培等大師研讀《紅樓夢》的文章，編者加的副標題是「大師眼中的石頭記」，但我認為，作者中除了王國維、胡適、魯迅、蔡元培能稱得上「大師」，其餘的人是值得商榷的。這個選本的好處在於，它為人們展示了一個多領域、多視角和多方法研讀《紅樓夢》的文本，通過這一文本，我們可以切身的感受到《紅樓夢》的「正典效應」。
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用德國哲學家叔本華的「悲劇哲學」來評論《紅樓夢》，得出「《紅樓夢》是悲劇中的悲劇」的結論，開創了「紅學」史上的小說批評派；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則以《石頭記》的內容情節和人物作為主軸，作了周密的實證和評論，得出了「《石頭記》之為政治小說」的結論，重新樹起了「紅學」索隱派的大旗；胡適不滿索隱派「猜笨謎」的方法，對曹雪芹的身世、《紅樓夢》的版本進行考證和比較研究，開創了現代「紅學」勢力最大的「考證派」。而魯迅則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對胡適小說考證特別是《紅樓夢》考證的大段引用，可說是完全贊同，這在本書收錄的《清之人情小說》裡也有體現。總之，上述文章因為作者本身的「大師」頭銜早已家喻戶曉，沒什麼好說的，倒是其他作者的文章或啟人疑竇，或引人深思，或耐人尋味，或別有洞天，所以值得一敘。
比如說，啟功先生既是當代著名的書畫大家，又是滿清皇族後裔，所以他對《紅樓夢》裡的北京俗語、服飾形狀、器皿的用途、官制、以及社會關係，都有驚人的洞見。他認為：「薛寶釵終於做了寶玉的配偶，這固然有悲劇故事情節的必要安排，也實有封建家庭的生活背景。黛玉是賈母的外孫女，寶釵是王夫人姐姐的女兒。封建家庭中，祖父祖母儘管是最高權威人物，但對『隔輩人』的婚姻，究竟要尊重孫子的父母的意見，尤其他母親的意見，因為婆媳的關係是最要緊的。賈母愛孫子寶玉，當然也愛外孫女黛玉，何況黛玉父母已死，賈母對她的憐愛，不言而喻會更多些。如果勉強把她嫁給寶玉，自己死了以後，黛玉的命運還要操之於王夫人之手，賈母又何敢魯莽從事呢？寶玉的婚姻既由王夫人做主，那麼寶釵中選，自然是必然的結果。這可以近代史中一事為例：慈禧太后找繼承人，在她妹妹家中選擇，還延續到下一代。這種關係之強而且固，不是非常明顯的嗎？另外從前習慣『中表不婚』，尤其是姑姑、舅舅的子女不婚。如果姑姑的女兒嫁給舅舅的兒子，叫做『骨血還家』，更犯大忌。血緣太近的人結婚，『其生不蕃』，這本是古代人從經驗得來的結論，一直在民間流傳著。本書的作者賦予書中的情節，又豈能例外！」這個從民間習俗的角度對寶黛愛情悲劇的解釋迥異於以往從社會學或者政治學的視角作出的解釋，讓我們感受到一種切近真實的喜悅。
再比如說，唐德剛先生是歷史學家，他在紅學方面的兩篇重要文章分別是《曹雪芹的文化衝突》和《海外讀紅樓》，他提出《紅樓夢》是由「聽的小說」向「看的小說」轉變的定型，這一觀點與作家端木蕻良不謀而合。端木蕻良在《我看〈紅樓夢〉》中認為：「我國第一部訴諸視覺的長篇小說，是《紅樓夢》。」其意思是，紅樓之前的中國小說，如《三國》、《水滸》等，大抵是用來聽的。無論是章回的形式，還是寫的方法，都適合給說書人做底本。《金瓶梅》對寫人情細事有所發展，但標明「詞話」，還是說唱文字的繼續。唯獨《紅樓夢》畫面感、立體感極強，讀之好像置身在全景電影中一般。歷史學家的識見與作家的感悟居然如此契合，這說明《紅樓夢》承載的民族歷史經驗和文化內涵是極為豐富的。
除此之外，精彩的地方還有民俗學家鄧雲鄉對「打醮」的解釋，周紹良先生對120回本《紅樓夢》的堅持，高陽先生對曹雪芹創作的心理狀態的揣摩……
在這些方家的研讀點綴中，《紅樓夢》就像是一座「小徑分岔的花園」，從內在的命意來說，「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而從外在的研讀來看，可以是民俗學的深描，社會學的闡釋，歷史學的鳥瞰，文學家的感悟，以及小說家的遐想。在這裡，研讀的無限可能性其實也就是我們生活的無限可能性，「正典」通過人們獲得新的命意，人們通過正典調校自己，這就是「正典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