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隱派紅學與互文性理論
一
本文旨在比較，而非比附。本文試圖在一個嶄新的層面上考察索隱紅學現象。也許有人會說：你考察的對象是中國文學解讀現象，既然索隱紅學已經有一整套術語、表述方式，你又何必搬來時髦的西方互文性理論，為陳舊的司空見慣的索隱表述披上一件洋裝，換湯不換藥？的確，索隱派紅學與互文性理論的可比擬性已經表明，索隱表述在標示這種解讀現象時具有一定的自足性，但是，在索隱方法終止的地方，西方互文性理論還在繼續延伸著。僅憑這一點，就足以激發我們「穿洋裝」的理論熱情。
毫無疑問，索隱派紅學與互文性理論生長於不同的詮釋學傳統之中，他們面對著自身的文化命題，它們有著各自的潛在的和顯在的對話者，在兩者之間進行任何簡單比附，都是淺薄的。然而，索隱派紅學與互文性理論卻又存在著諸多可比擬的地方。這一方面是因為索隱方法在某些方面與互文性理論有著相似的關注，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互文性理論涵蓋著文學藝術中不少重大問題：「如文學的意義生成問題，文本的閱讀與闡釋問題，文本與文化表意實踐之間的關係問題，文本的邊界問題，文藝生產流程中的重心問題，文學的文體間關係問題，批評家地位問題以及傳統與創新關係問題等等。」[1] 在這些問題中，有些是索隱派紅學所最為關心的，有些則與索隱紅學的學術旨趣密切相關。
首先是它們對文本的文化定位，互文性理論反對把文本理解成自我封閉的觀點，而把文本理解成一個開放性的結構。「這一理論的倡導者們認為，由於語言是作為存在的基礎，世界就作為一種無限的文本而出現。世界上的每一件事物都文本化了。一切語境，無論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心理學的、歷史的、或神學的，都變成了互文本；這意味著外在的影響和力量都文本化了。這樣，文本性代替了文學，互文性代替了傳統。這些理論家用互文性理論作為武器，打破傳統的自主、自足的文本觀念，對文本及主體進行解構。……同時，文本的邊界消除了，每一個文本都向所有其它文本開放，從而這一文本與其它文本都互為互文本。」[2] 美國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說：「影響意味著壓根不存在文本；只存在文本之間的關係，這些關係取決於一種批評行為，即取決於誤讀或誤解----一位詩人對另一位詩人所作的批評、誤讀或誤解。」[3] 這裡我們應該注意到，互文性理論確認了「誤讀、誤解的合理性。這也就意味著，在自己從事表意實踐的同時承認來自其他主體、視界的表意實踐的合理性。但是，正是在這一點上，索隱紅學極力進行理論上的迴避、回護，每一位索隱者在進行互文關係的確立之前都要首先指出其他索隱結論的錯誤或不足，然後聲稱只有自己的索隱結論是正確無誤的。所以從本質上看，索隱紅學是拒斥表意實踐的理論的，儘管在實際上，每一種索隱現象都可以視為一種表意實踐。
索隱方法是今文經學的基本方法。今文經學在解讀經典的時候，認為經典文本是由表層敘述與深層寄寓結合而成的，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文字與意義的關係問題，而是作者的不可告人（或不便告人）的意圖通過偽裝隱藏在經典文本中。對於索隱者來說，最重要的不是文本的字面與其意義的關係，而是文本中的密碼部分（索隱者往往並不把文本的整體看成一個完整的偽裝、一份完整的密碼，而是認為一個文本中的某某角落存在著偽裝、密碼）。於是，在索隱者那裡，一個文本就存在著三個層面：文字敘述，文本的含義和微言大義。索隱者認為，文本的含義並不是文本的真正含義，詮釋經典的主要任務是詮解微言大義。微言大義是通過影射去實現的，影射即是認為文本的微言大義射向文本之外的某一個對像（或意蘊），文本裡存在著文本之外的某個特定對象的影子。於是，索隱徹底摧毀了文本的界限，它力圖重建文本與特定歷史事件的聯繫。
索隱紅學承接著今文經學傳統。儘管紅學史上各位索隱者所索出的影射對象並不一致，但是，他們的學術旨趣、索解方法卻是同出一轍的。只是由於各位索隱者的知識結構和心理定勢不同，才導致他們尋繹出不同的同構關係。
關於影射與文本的整體結構的關係，索隱派紅學經歷過一個逐漸重視的過程。在蔡元培索解《紅樓夢》的時候，索隱工具尚屬簡樸，可以看出蔡元培並不在乎他所索解的影射是否能涵蓋文本的整體結構。結果，人們只要指出《紅樓夢》裡與索隱對像不同構的地方，索隱派就難以招架。胡適當年正是這樣做的。胡適說：
「最妙的是第六回鳳姐給劉老老二十兩銀子，蔡先生說這是影射湯斌死後徐乾學贈送的二十金；又第四十二回鳳姐又送老老八兩銀子，蔡先生說這是影湯斌死後惟遺俸銀八兩。這八兩有了下落了，那二十兩也有了下落了；但第四十二回王夫人還送了劉老老兩包銀子，每包五十兩，共是一百兩；這一百兩可就沒有下落了！因為湯斌一生的事實沒有一件可恰合這一百兩銀子的，所以這一百兩雖然比那二十八兩更重要，到底沒有『索隱』的價值！這種完全任意的去取，實在沒有道理，故我說蔡先生的《石頭記索隱》也還是一種很牽強的附會。」[4]
胡適用蔡元培索隱結論的不能涵蓋《紅樓夢》的整體去證明其索隱是「完全任意的去取」。其實，對於今文經學傳統來說，是否涵蓋文本整體，並不重要。蔡元培反駁說，他的索隱並非向壁虛構，而是有根有據的；他的根據並非孤證，往往有兩條以上的證據，他採用了「三法」：「一、品性相類者；二、軼事有征者；三、姓名相關者。」[5] 主要是通過同構特點去建立互文性關係。對一些看起來沒有任何聯繫的文本，蔡元培又運用中國傳統的「拆字法」、「諧音法」等方法進行轉換，從而確立互文關係。這對於胡適的攻擊來說簡直是答非所問。從文本整體觀念看，證據不在於多寡，而在於能否涵蓋文本整體。蔡元培為他的後繼者提供的覆車之鑒，使後來者發明出一系列新的索隱工具來，諸如「一手二牘法」、「分身法」等等。這一類方法可以用多個人物、多段情節影射同一歷史人物、歷史事件，也可以一個人物、一段情節影射多個歷史人物、多個歷史事件。蔡元培面臨的困難是，在發現文本中一個人物身上的某些特點與某一歷史人物的某些特點同構並把它索解為影射關係之後，小說人物與歷史人物身上不同構的地方怎麼處理？
蔡的後來者以「一分為二」、「合二而一」的分合術解決這一難題：不同構的部分將與另一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同構。霍國玲等在談到其頻繁使用的「分序單傳法」時解釋道：「作者將那些被隱寫的歷史人物的經歷，分階段、分方面、分步驟地隱寫在一群小說人物身上。每個小說人物，只承擔著這個歷史人物的一段經歷，一種特長。」[6] 杜世傑先生在第二編「《紅樓夢》的組織與讀法」[7] （下簡稱「杜著」）中提出了諸多語義轉換工具。諸如「真假陰陽」的「兩面象」讀法。杜著認為《紅樓夢》的人物都有「兩面象」。這「兩面象」不是文學理論中的「矛盾性格」，而是指《紅樓夢》裡的人物「有時演真方，有時扮假方。也有時扮男，又有時扮女。」（第37頁）例如賈政，扮演假方，賈諧韻為假，假即偽，賈政即偽執政，可扮演偽帝王，滿清帝王；賈政也扮真方，真指漢族或朱明王朝，所以賈政的兒子賈珠，用拆字法可拆為「朱王」。至於何時何地扮真方、扮男，何時何地扮假方、扮女，這要看詮釋上何時需要。所謂「分身法」「兩面象」只不過是語義轉換工具而已，目的是為其語義索解的隨意性披上一層不隨意的外衣，使其在索解操作過程中所面臨的自相矛盾能夠自圓其說，或使風馬牛不相及者實現語義上的關聯。「分身法」和「兩面象」的另一方面就是「合身法」、「合面象法」，也即是將不同的身合在一起，將不同的面象合在一起。這種分合術旨在使其索隱結論經得起文本整體結構的檢驗，杜世傑說：「研究紅樓，要像求證幾何一樣，要從各個角度去求證，例如設寶玉扮演帝王，必需求證其父母為帝王皇后，其祖父母為帝王太后，其妻妾為后妃，其兄弟為阿哥親王，其姊妹為格格公主，其奴僕為侍兒太監，住處為皇宮，戴的是皇冠，穿的是龍袍……這一切若都吻合，而仍不信寶玉扮演帝王，那也真是難矣哉了。」（第49頁）
索隱紅學越來越關注互文關係的確認對於文本整體的涵蓋。胡適在寫《紅樓夢考證》的時候，雖然未能預見到索隱後來者如此精妙的分合術、轉換術，但他卻預見性地描述了索隱紅學的未來景觀：
……若離開了「作者之生平」而別求「性情相近，軼事有征，姓名相關」的證據，那麼，古往今來無數萬有名的人，那一個不可以化男成女搬進大觀園裡去？又何止朱竹垞、徐健庵、高士奇、湯斌等幾個人呢？況且板兒既可以說是廿四史，青兒既可以吃的韭菜，那麼我們又何妨索性說《紅樓夢》是一部《草木春秋》或《群芳譜》呢？[8]
蔡元培的後來者果真如此做了，在文本整體結構上力圖無懈可擊。表面看來，後來者維護了小說的完整性，這種「維護」是通過獨特的轉換工具去實現的，而這種轉換工具本身卻是一個強有力的解構機制，它將小說文本的原來結構進行全面的切割，然後再重新組裝，為原來的小說重建了一個嶄新的閱讀層面，或者說，重建了一個嶄新的閱讀文本。比起蔡元培來，其後來者更加徹底地打破了文本的自足性，更加徹底地摧毀文本的邊界，這一點導致了索隱紅學在客觀上對《紅樓夢》的意義的巔覆（在主觀上索隱紅學始終持意義中心論，它的宗旨是還原小說的原本意義和事件，這是它與西方互文性理論同途殊歸的地方，詳後文。），對意義中心論的消解。文本《紅樓夢》在結構上處於完全徹底的開放狀態。
二
在西方，「互文性」的概念是較為豐富的，敘事學家傑拉爾德·普林斯曾經為「互文性」作了一個更為明確的界定：「一個確定的文本與它所引用、改寫、吸收、擴展、或在總體上加以改造的其它文本之間的關係，並且依據這種關係才可能理解這個文本。」[2] 但是，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的理論家們對於「互文性」概念的界定卻不盡一致。將這些界定歸納起來，大致可以分為兩類：「對互文性的界定分狹義和廣義兩種。狹義的定義以熱奈為代表，這種定義認為：互文性指一個文本與可以論證存在於此文本中的其它文本之間的關係。廣義的定義以巴爾特和克裡斯蒂娃為代表，此種定義認為：互文性指任何文本與賦予該文本意義的知識、代碼和表意實踐之總和的關係，而這些知識、代碼和表意實踐形成了一個潛力無限的網絡。」[2] 索隱派紅學在自我確認上接近於狹義的互文性，但在實質上更接近於廣義的互文性。
漢語修辭方法中也有「互文」的概念，其「互文」概念與intertextuality 之間既有近似的一面，又有自己獨特的內涵。在漢語修辭方法中，互文有三個意思：
【互文】
１謂上下文義互相闡發，互相補足。《禮記·中庸》「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唐孔穎達疏「《論語》云：『宋不足徵也』，此云：『杞不足徵』，即宋亦不足徵。此云：『有宋存焉』，則杞亦存焉，互文見義。」《南史?儒林傳?司馬筠》：「經傳互文，交相顯發。」《唐詩別裁集·王昌齡〈從軍行〉之三》「秦時明月漢時關」清沈德潛註：「備胡築城，起於秦漢。明月屬秦，關屬漢，互文也。」
２指錯綜使用同義詞以避免字面重複的修辭手法。唐劉知幾《史通·題目》：「子長《史記》別創八《書》，孟堅既以漢為書，不可更標《書》號，改《書》為《志》，義在互文。」……
３指互有歧義的條文。唐吳兢《貞觀政要·論赦令》：「國家法令……宜令審細，毋使互文。」唐白居易《論姚文秀打殺妻狀》：「其律縱有互文，在理終須果斷。」[9]
與「互文」第１義相關的概念是「互訓」：
【互訓】用同義詞相互訓釋。清陳奐《〈詩毛氏傳疏〉敘》：「竊以《毛詩》多記古文，倍詳前典，或引申，或假借，或互訓，或通釋，或文生上下而無害，或辭用順逆而不違，要明乎世次得失之跡，而吟詠情性，有以合乎詩人之本書。」如：《爾雅·釋宮》：「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宮、室互訓。[9] 然而不論是哪一個義項，都與闡釋意向的明確性相關。這與西方互文性理論的解構意向正好相反。
讓我們暫時懸置索隱紅學的主觀意圖，看看在客觀效果上，索隱紅學究竟對我們的閱讀產生怎樣的影響。縱觀20世紀以來的索隱紅學，其建立互文關係的對象往往指向清代政治，各位索隱者之間的不同只在於索隱者關注於清代政治中的不同方面。
在20世紀20年代，胡適就指出有三派索隱結論：第一派以王夢阮《紅樓夢索隱》為代表，認為《紅樓夢》「全為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兼及當時的諸名王奇女。」這一派的觀點為孟森的《董小宛考》所證偽。第二派以蔡元培《石頭記索隱》為代表，蔡元培說「《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5] 這一派觀點為胡適所著力證偽。第三派以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和俞樾《小浮梅閒話》為代表，認為《紅樓夢》是影射納蘭成德的事。所有這些索隱都由於索隱者的知識結構和期待視野的不同而呈現了不同的同構關係。對此，考證派擲地有聲地質問：你們這樣索解有實證嗎？殊不知索隱派存在的前提就是：沒有實證。在沒有實證的前提下破解密碼，返本還原。
西方的互文性理論除了關注「一個文本與可以論證存在於此文本中的其它文本之間的關係」之外，廣義的互文性還指「任何文本與賦予該文本意義的知識、代碼和表意實踐之總和的關係」，它不僅標示文本中對其他文本的引用、吸收、抄襲，它還要揭示文本中的偽裝，即其他文本通過偽裝隱藏在此文本中，與此相關的概念是「改寫」、「密碼」、「擴展」等等。 巴爾特把文本分為兩類：「可讀的」（lisible） 和「可寫的」（scriptible）。「『可讀的』文本是一類可以進行有限的多種解釋的文本，是按照明確的規則和模式進行閱讀的，是半封閉性的；『可寫的』文本則不能按照明確的規則和模式來閱讀，已有的解碼（decoding）策略不適合於這類文本，『可寫的』文本是以無限多的方式進行表意的文本，是開放性的文本。『可寫的』文本解放了讀者，讓讀者積極參與文學本身的『活動』和『生產』。讀者通過發現文本意義的新組合而『重寫』文本。」[2] 西方的互文性理論強調文本的「可寫性」，激發閱讀主體的積極參與、介入文本的意義重建。倘若對廣義的互文性理論質問道：你這樣詮釋有實證嗎？那麼，廣義的互文性理論一定會回答說：我們的閱讀興趣並不一樣。
索隱紅學的宗旨並不在於激發多維的詮釋空間，但是它的操作規則卻激發了索解的眾多可能性。尤其是，當「一分為二」和「合二而一」等轉換工具引入之後，互文關係的確認更為自由、豐富。閱讀索隱紅學的論著，我們會對其「引書之多和用心之勤」[4] 產生由衷的欽佩。
三
在考察索隱派紅學與互文性理論在操作規則上的諸多相似點之後，我們發現，它們在確認互文關係之後卻各自引向自己的目標。索隱派紅學在確認互文關係之後指出，與《紅樓夢》構成互文關係的對象就是《紅樓夢》的「本旨」「本事」所在。可以說，互文關係（用索隱派的術語說，是影射關係）的確認就是索隱工作的全部目的。西方的互文性理論在確認互文關係之後繼續延伸著，它把互文關係引向主題上的「狂歡節化」，指向對於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消解的解構主義。就在這裡，索隱派紅學與互文性理論分道揚鑣了，體現了迥異的東西方文化旨趣。
在西方互文性理論中，當文本與其他文本的文際關係全面展開的時候，傳統詮釋學所假定的文本中心意義便自然而然地被消解，發現、詮釋互文關係就成為文本詮釋的首要任務。一個文本與其他各種各樣的文本所構成的互文關係形成了「狂歡節化」的場面。當代美國批評家伊哈布·哈桑指出：「狂歡，這個詞自然是巴赫金的創造，它豐富地涵蓋了不確定性、支離破碎性、非原則性、無我性、反諷和種類混雜等等。」[10]這個時候，作者個人的主體性和他對於文本的權威性消失了，邏各斯中心主義也就被巔覆了。
索隱紅學的學術旨趣卻是向邏各斯中心主義回歸，它始終保持著對作者權威的確認。
首先，索隱者認定，《紅樓夢》作者身遭曠世奇冤、身陷曠世險境、心懷曠世奇情，於是運用編寫密碼的神秘策略，撰此千古奇書。王夢阮說：「《紅樓夢》一書，海內風行，久已膾炙人口。諸家評者，前賡後續，然從無言其何為而發者。蓋嘗求之，其書大抵為紀事之作，非言情之作，特其事為時忌諱，作者有所不敢言，亦有所不忍言，不得已乃以變例出之。假設家庭，託言兒女，借言情以書其事，是純用借賓定主法也。」所謂「以變例出之」也即以兒女情事覆蓋政治本事，或者說把政治本事編成兒女情事之密碼。「全書以紀事為主，以言情為賓，而書中紀事不十之三，言情反十之七，賓主得毋倒置？不知作者正以有不敢言不忍言之隱，故於其人其事，一念唯恐人不知，又一念唯恐人易知，於是故作離奇，好為狡猾，廣佈疑陣，多設閒文，俾閱者用心全注於女兒羅綺之中，不復暇顧及它事。作者乃敢乘人不覺，抽毫放膽，振筆一書，是又善用喧賓奪主法者。明修暗渡，非尋常方家之能事已也。」[11]又說：「開卷第一回中，即明言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云云，可見鋪敘之語無非假語，隱含之事自是真事。兒女風流，閨帷纖瑣，大都皆假語之類；情節構造，人物升沉，大都皆真事之類。不求其真，無以見是書包孕之大；不玩其假，無以見是書結構之精。」[11]「書中所隱之事，所隱之人，有為故老所不傳，載記所不道者，索隱亦無能為役。然為存一代史事，故為苦心穿插，逐卷證明，其斗筍交關，均已一一吻合，神龍固難見尾，而全豹實露一斑。以例推之，余蘊亦復有限，後來者更加搜訪，似不難完全證出，成為有價值之歷史專書，千萬世僅有之奇聞，數百年不宣之雅謎。彼雖善隱，我卻索而得之、宣而出之，以贈後人，亦大快事。譬之松之紀異於陳志，誼何讓焉；若以裴駰索隱於龍門，則吾豈敢。」[11]蔡元培說：「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當時既慮觸文網，又欲別開生面，特於本事以上加以數層障冪，使讀者有『橫看成嶺側成峰』之狀況。最表面一層，談家政而斥風懷，尊婦德而薄文藝。其寫寶釵也幾為完人，而寫黛玉、妙玉則乖癡不近人情，是學究所喜也，故有王雪香評本。進一層，則純乎言情之作，為文士所喜，故普通評本多著眼於此點。再進一層，則言情之中善用曲筆。如寶玉中覺在秦氏房中，布種種疑陣；寶釵金鎖為籠絡寶玉之作用，而終未道破。又於書中主要人物設種種影子以暢寫之。如晴雯、小紅等均為黛玉影子，襲人為寶釵影子是也。此等曲筆，惟太平閒人評本能盡揭之。太平閒人評本之缺點，在誤以前人讀《西遊記》之眼光讀此書。……」[5] 作者的本意隱藏得如此曲折隱晦，層層遮蔽，更加激發索隱者去索解作者之初衷。
其次，既然作者的主體性及其對於文本具有如此重要的權威性，那麼，對作品所指涉的本旨本事的還原就成為索隱者努力的方向，這個本旨本事就是索隱紅學的邏各斯中心主義。「闡證本事」是還原「本旨」的基礎，後來被胡適指為「很牽強的附會」、「猜笨謎」的蔡元培在其《石頭記索隱》的開篇伊始便指太平閒人的《紅樓夢》評本為「可笑之傅會」，太平閒人「乃以《大學》《中庸》『明明德』等為作者本意所在，遂有種種可笑之傅會，如以吃飯為誠意之類。」其實，蔡元培是因其「於闡證本事一方面遂不免未達一間矣」而指其為可笑之傅會。他的《石頭記索隱》便是將闡證本事與還原本旨相結合的。
然而，這種還原本旨、闡證本事的意圖與其互文性確認的操作規則卻是互相消解的。前文已經指出，索隱紅學的互文性確認實質上是一種對同構關係的捕捉，但它卻在理論上聲稱，它所捕捉到的不是同構關係，而是同一關係。非如此不足以指向邏各斯中心論，但是，當它把同構假定為同一的時候，它就會被考證紅學輕而易舉地證偽。 四 在西方的互文性理論中，由明顯的引用、轉述、嫁接、擴展乃至抄襲而構成的互文關係是備受關注的，這種互文性關係往往構成了耐人尋味的「戲擬」，通過戲擬，導致了對被擬文本的反諷。
中國古代白話小說《金瓶梅詞話》和《儒林外史》大量地使用這種互文性構思[12]。已經有不少學者對《金瓶梅詞話》對於其他文本的引用、擴展與改寫等現象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韓南的《〈金瓶梅〉探源》[13]指出《金瓶梅》大量引用其他小說、話本、戲曲、清曲等方面的文本，「值得注意的第一點是作者仰仗過去文學經驗的程度遠勝於他自己的個人觀察。引用的過去作品自然形成作者賴以寫作小說的文學背景的組成部分之一。文學背景對它影響的深入尤其令人注目。引文雖短，小說沒有一個部分沒有引文。我們注意到作者有時要有相當長的創作過程才能將某較早作品的片段引進正文。有時作者只是為了微不足道的描寫、人物和事件的細節而求助於早期作品。有關之處極為微細，為了前後銜接又需要費盡心思。常常是這樣情況，自己撰寫反而更簡捷可行。」韓南注意的是《金瓶梅》的繼承性和獨創性。至於引文在《金瓶梅》的整體審美效應中產生怎樣的實質性變化，則不在韓南考察的範圍之內。
20世紀以來的讀者對於《金瓶梅詞話》所引入的大多數互文對象並不熟悉，或者說，在《金瓶梅詞話》和與它構成引用的互文關係的許多其他文本之間，20世紀以來的讀者往往對前者更為熟悉，於是，它的引用所構成的反諷意味是極為有限的。只有個別例子較為突出，例如，張竹坡評本《金瓶梅》在「西門慶熱結十兄弟」一章明顯地戲擬了廣大讀者所熟知的《三國誌演義》的「桃園結義」的情節，產生了強烈的反諷意味。
然而，《金瓶梅詞話》、《儒林外史》的索隱者對這些明顯的互文關係並不感興趣。在索隱者看來，既然是「明顯的」，便不是「密碼」，它只對密碼感興趣。《金瓶梅詞話》的索隱者把小說的微言大義索解成對明朝政治的影射，西門慶影射嚴世蕃；《儒林外史》的索隱者則把小說中的人物與清代歷史人物一一劃上等號關係：「如馬純上之為馮粹中，莊紹光之為程綿莊」[8]。 索隱紅學往往並不著意於明顯的引用、轉述、抄襲，而是執著地把文本認定為經過了複雜曲折的改寫、偽裝而成的密碼。它無意於巔覆由其他文本所構成的意義傳統。在主觀上，它限制解讀向意義多元的方向發展，雖然在客觀上，它的操作方式反而激發解讀向多元方向發展的可能。對索隱紅學來說，戲擬、反諷等只是淺層次的化裝，於是索隱紅學唯一的目的就是「破解密碼」——用胡適的話來說就是「猜謎」。它要通過多層次、多方位的互文性關係，穿透《紅樓夢》的作者所設置的「煙雲模糊法」，破解層層偽裝的密碼，最終讓《紅樓夢》的真秘密、謎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力圖追索出隱於書中的歷史人物及歷史事件，力圖揭開這個二百年來未宣的啞謎，讓讀者能夠享受一睹書中隱秘之快。」[6]
西方互文性理論意識到，文本一旦進入流通，作者對文本的權威就消失了。從讀者的閱讀行為方面看，讀者的主體性參與導致了多維度的新的意義空間的生成，閱讀的過程也即新的意義生成的過程。於是，文本解讀不是指向邏各斯中心主義，而是成了讀者的主體性介入的意義生成，成了視界融合的過程。索隱紅學不僅確信《紅樓夢》有著神秘的本旨和本事，確信《紅樓夢》的作者把其神秘的本旨和本事覆蓋在層層曲折的密碼之下，而且假定，這種密碼是可以破解的，索解者可以沿著原路回溯到作者原初的出發點上。索隱紅學不僅要「闡證本事」，它還要還原本旨。它把讀者的閱讀假定為在真空狀態中進行，也即，索解者完全可以排除自身的全部歷史性、「一身清白」地進行解讀。多層次、多方位的互文關係如百川入海，最終都指向那個唯一正確的謎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