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紀《紅樓夢》研究的回顧 （二）
三
以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 中國大陸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 這是２０世紀中國繼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的第四次重大歷史變遷。 《紅樓夢》研究在這個時期也達到了一個空前的輝煌。
這一個時期的《紅樓夢》研究首先表現出集團性和組織性。 １９８０年春 《紅樓夢》研究所在北京成立， 隸屬於文化部的中國藝術研究院，成為國家性的最高學術機構之一。 同年在哈爾濱召開的第一屆全國《紅樓夢》學術討論會上，中國《紅樓夢》學會成立。 專門的《紅樓夢》研究學術刊物《〈紅樓夢〉學刊》則在１９７９年底就出版了創刊號， 此後每年四期，成為重點國家學術刊物之一。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也創辦了《〈紅樓夢〉研究集刊》，出版了十幾期後停刊。 地方性的紅學刊物則有貴州紅學會創辦的《紅樓》，１９８６年以來一直堅持出刊。香港從１９８ ４年開始出版《紅學文摘》，後停刊。 中國《紅樓夢》學會成立後，一些省市如遼寧、 黑龍江、貴州、江蘇、山西、上海等也成立了相應的紅學研究會組織。 １９８３年在北京香山臥佛寺成立了中國曹雪芹學會。各種《紅樓夢》研究的學術討論會相繼舉行， 僅全國性的討論會就有１９８０年在哈爾濱， １９８１年在濟南，１９８２年在上海，１９８３年在南京，１９８５年在貴陽， １９８８年在蕪湖，１９９４年在萊陽，１９９６年在遼陽，１９９８年在天津，１９９９年在金華等多次。 其中１９８３年南京會議是紀念曹雪芹逝世２２０週年學術討論會， 規模最大，到會人數最多，討論問題最廣。 此外還召開了四次國際性《紅樓夢》研討會。除第一次由美國學者周策縱發起組織， １９８０年在美國威斯康辛首府麥迪遜召開， 周汝昌、馮其庸和陳毓羆代表中國大陸紅學界赴會外，其它三次都是在中國大陸召開， 分別是１９８６年哈爾濱討論會、１９９２年揚州討論會和１９９７年北京討論會。 此外還有幾次較小規模的海峽兩岸《紅樓夢》學術討論會分別在大陸和台灣召開。 各省市等地方性《紅樓夢》學術討論會也舉行過不少。 《紅樓夢》研究所組織過赴台灣和新加坡等地的《紅樓夢》學術資料和文物展覽活動。北京、上海等地建造了大觀園，河北 正定縣修建了榮國府， 是後來拍攝影視《紅樓夢》的重要基地，並成為著名遊覽景區。 後來北京又修建了雪芹祠廟，南京建造了曹雪芹塑像，揚州建立了《紅樓夢》展覽館，豐潤、遼陽也相繼建立了曹雪芹紀念堂館等。 這些會議和活動都擴大了《紅樓夢》研究的影響， 使《紅樓夢》研究具有了更強烈的全國性、國際性和群眾性參預性質。
從１９７９年到２０００年底， 二十年來除《〈紅樓夢〉學刊》、《〈紅樓夢〉研究集刊》和《紅樓》發表的論文之外， 全國各種學術報刊也發表了許多與《紅樓夢》研究相關的論文， 其中一些重要論文被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複印中心所轉載。 這個時期出版的有關紅學論著大約有上百種。概括地說，這二十年來的《紅樓夢》研究可以分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有關《紅樓夢》版本和曹雪芹家世等基礎背景情況的考辨和研究， 第二部分是有關《紅樓夢》文本的思想、藝術、文化內涵的分析和評價， 第三部分是各種原始工具書的整理、編纂和出版以及影視改編《紅樓夢》 等活動。
二十年來在紅學界發生過幾次比較大的紅學學術爭論， 絕大多數是屬於文獻的發現考證及由此引申出來的問題。 這與「十七年」時期的爭論熱點基本上屬於思想理論範圍形成了鮮明對照。 以《紅樓夢》研究所為代表的在京的一些紅學研究者， 主要在文獻的發現、整理和考證方面比較擅長，這與七十年代發現了許多紅學文獻資料也有密切關係。 八十年代初期圍繞著河南省博物館收藏的陸厚信繪「雪芹小像」的真偽問題展開了一場大爭論。 認為小像畫的是曹雪芹即小像是「真」的代表人物是周汝昌和宋謀 。馮其庸、陳毓羆和劉世德等則認為小像是偽造的。小像原持有者郝心 佛開始說是曹雪芹像，後來又說是塗改俞楚江（號雪芹）畫像而成。 儘管後來河南省博物館的調查報告宣佈小像不是曹雪芹像而是俞雪芹像， 但據某些知情人說， 郝心佛是迫於某種壓力作了偽證（文載《商丘社會科學》１９９８年１、２期合刊號及第３期）。 總之，這個問題其實並沒有最後得到解決，只能說一個時期內不少人相信了河南省博物館調查報告的權威性。
其次是圍繞著１９７７年發現的一對紅松木舊式書箱是否是曹雪芹的遺物展開爭論。 仍然是有人說真，有人說假。馮其庸曾發表《二百年來的一次重大發現》， 鄧遂夫還根據書箱上的題字考證出曹雪芹的續絃妻子的姓名叫李芳卿，但也有一些研究者如蔡義江等認為書箱是贗品。 圍繞著北京香山正白旗舒家老屋是否「曹雪芹故居」也曾有所爭論， 但見之於文字的不多， 大多數紅學研究者都認為這所舊房子與曹雪芹無關，只是礙於某種緣故不願著文辯證反駁而已。 主張這處舊房子是曹雪芹故居的代表性著作是１９８２年出版的胡德平著《〈紅樓夢〉作者──曹雪芹故居的發現》。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前期有圍繞著戴不凡提出《紅樓夢》的作者是「石兄」，曹雪芹只是加工者的觀點展開的爭論。 大多數研究者認為，戴不凡把脂批中對補天頑石幻化的通靈玉的稱呼「石兄」說成是《石頭記》的作者進而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權是沒有根據的。 張錦池等人都結合文本實際作了反駁。 這次討論中戴不凡以《紅樓夢》中賈寶玉的年齡「忽大忽小」等所謂文本的矛盾現象作為論據， 表現出紅學界中存在一種傾向，即搞考證的學者在對傳統文學的審美修養和藝術感悟能力方面有嚴重欠缺， 比起俞平伯、周汝昌來差距很大， 因而在考證時往往脫離了文本的審美實際，所謂「科學考證」往往並不很科學， 考證的過程和結論都帶有相當大的片面性，卻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爭論「熱點」。 這種消極傾向在此後整整二十年中都反覆發作，不斷發生。 １９９２年在河北通縣張家灣發現了一塊曹雪芹的「墓石」而引發了紅學界的激烈爭論。 因為這塊墓石上有「壬午」字樣， 所以原來主張曹雪芹卒於壬午年的劉世德等極力主張墓石是「真」，而原來主張曹雪芹卒於癸未年的周汝昌則堅持墓石為「偽」。 其它一些有影響的紅學家也見解各不相同。 如馮其庸改變了原來相信的癸未說，支持墓石為真的主張。 蔡義江則認為墓石是偽。不過墓石的發現過程以及墓石的形制等確實有許多疑點， 墓石是真是偽仍然是一個沒有結論的問題。接下來還有幾次較大規模的激烈爭論。 一次是關於脂批本的真偽問題。歐陽建以甲戌本抄本《石頭記》在「玄」字上沒有避康熙皇帝名諱為由， 提出已經發現多年並被紅學界一致認可的各脂批本《石頭記》都是後人偽造的論點。 歐陽建先後出版了《紅學新辨》、《紅學辨偽論》和《紅學百年風雲錄》（與曲沐、吳國柱合著）， 建構了一個紅學發展史的新體系，那就是從胡適、俞平伯為代表的新紅學以來的近百年紅學研究， 都受了偽造的脂批本的蒙蔽， 因而由此而來的種種紅學論述都是錯誤的，只有徹底揭示這個歷史錯案，才能有對《紅樓夢》真正的科學研究。這個觀點與 另一個觀點緊密相聯繫， 即不承認後四十回乃續作，說一百二十回都是曹雪芹的原作。 與這種觀點大同小異的還有宛情的《脂硯齋言行質疑》、克非的《〈紅樓〉霧瘴》和朱眉叔、董文成等人的一些論文。 由於新紅學的考證結論已經被認可了近百年，歐陽建等人的新說自然有一種轟動效應。 但大多數紅學研究者不接受這種觀點而紛紛著文反駁。 在爭論中出現一些情緒化的非學術性的因素。 尤以張國光支持的《湖北日報》與歐陽建之間訴諸法庭的一場官司轟動一時。 其實這裡面有許多非學術性糾紛，如張國光是高度讚揚後四十回續書的， 在這一根本觀點上其實與歐陽建等人的觀點相當吻合。 客觀地說，脂批本偽造和後四十回為曹雪芹原著說的觀點無論從思想方法還是論證方法方面都是有較大片面性和缺陷的， 因而缺乏切實的說服力量。 特別是對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在思想和藝術上的本質差異缺乏鑒別能力， 更是落後於新時期廣大讀者已經大大提高了的審美接受水平的。 不過作為一家之言，當然應該允許其存在，辯駁雙方一度出現某些意氣用事的作法是不足取的。 由於新紅學已經獨領風騷近百年，在發展過程中也有一些不夠完善之處， 出現某些片面性的逆反式思維傾向也是可以理解的。 霍國玲、霍紀平、霍力君從八十年代中期就提出《紅樓夢》裡隱藏著重大的歷史內幕的觀點， 說林黛玉的原型是竺香玉，而竺香玉是曹雪芹的戀人，他們共同謀殺了雍正皇帝。 霍國玲姐弟在九十年代連續出版了《〈紅樓〉解夢》一、二、三集，一度曾引起了社會的轟動效應。 《〈紅樓〉解夢》無論從思想方法還是論證方法上都是索隱派在新時期的再現， 只是其觀點比老索隱派更離奇。 如果說老索隱派還有當年反對滿清的民族革命的思想背景的話，新索隱派則完全是一種思想上的獨特視角了。 《〈紅樓〉解夢》的觀點受到了許多紅學家的反駁是勢所必然的。 當然《〈紅樓〉解夢》在收集和梳理清代的歷史史料方面也有其一定貢獻。 王國華寫了一本《太極〈紅樓夢〉》（１９９５年中國國際廣播公司）， 從《紅樓夢》的「對稱結構」引申出《紅樓夢》中還有一部「太極」文本的觀點。 說《紅樓夢》具有對稱結構本來是有其文本合理性的， 但引申出「太極」文本來則顯得離奇。 王國華的觀點也引起了爭論和反駁，其中也摻雜了一些紅學界內部的非學術性糾紛。 王國華為「雪芹祠廟」在京城的建成貢獻了很大力量，這也擴大了曹雪芹與《紅樓夢》在社會上的影響。 圍繞著曹雪芹的「祖籍」問題爭論也很熱烈。 在五十年代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出版後，「豐潤說」長期以來居於主導地位。 八十年代以來逐漸出現了「遼陽說」， 到九十年代以馮其庸為代表的一些學者對「遼陽說」大力倡導，與豐潤說形成對壘之勢。 而１９９３年河北豐潤發現曹鼎望墓誌銘與曹鋡墓碑， 歷史學家楊向奎提出「曹雪芹即豐潤曹鼎望之嫡孫、曹鋡之子」的觀點， 《文藝報》又在１９９４年１月８日發表王家惠的《曹淵即曹顏》和劉潤為的《曹淵：〈紅樓〉的原始作者》， 王文認為曹寅之子中有曹顏者，即從豐潤曹鈖之子曹淵過繼改名而來；劉文進一 步認為，《紅樓夢》的原始作者， 即從豐潤過繼給曹寅而改名為曹顏、後又回歸豐潤的曹淵。 楊向奎在王、劉二文之後又發表《關於〈紅樓夢〉作者研究的新發現》一文， 認為關於《紅樓夢》原始作者問題「七十年來的懸案至此解決」。這就形成了所謂「新豐潤說」的《紅樓夢》原始作者說。 「新豐潤說」帶有很大的推測性質，說「懸案至此解決」顯然言過其實。 但接下來的大規模論爭又把中央電視台１９９５年３月播放的電視片《〈紅樓夢〉與豐潤曹》牽扯進去， 某些學者在論爭中把老豐潤說與新豐潤說混為一談，又使論爭中更多了一些非學術因素。 其實原來的豐潤說與「新豐潤說」是完全不同的話題， 豐潤說與遼陽說也並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因為豐潤說關注的是曹家祖先在入遼以前的那一段歷史， 而遼陽說則堅持只應該從入遼以後談起。 遼陽說的代表性著作是１９７８年初版後又修訂新版的馮其庸著《曹雪芹家世新考》以及張書才、劉世德、李廣柏等人的一些論文， １９９６年出版的王暢著《曹雪芹祖籍考論》則成為豐潤說的最新代表性論著。１９９７年出版的李奉佐著《曹雪芹祖籍鐵嶺考》對曹家與遼寧鐵嶺的歷史源緣作了深入的考證。 這場爭論最後也沒有結果，不過通過爭論，雙方把思路、論據和論證等都發揮得很充分，為後來關心這 一問題的人提供了豐富的背景材料，客觀上也擴大了紅學和曹學的影響。 此外還有紅學的定義、 《紅樓夢》的思想指歸是「拯救」還是「逍遙」、探佚學的本質、曹雪芹一聯殘句之「全璧」及西北發現的所謂曹雪芹的「佚詩」之真偽、 《紅樓夢》的作者是不是曹俯等限於少數學者參加的學術爭論。 其中劉小楓與梁歸智關於《紅樓夢》思想宗旨的討論以及陳維昭與梁歸智關於紅學探佚學本質的爭論具有比較強的理論色彩。 九十年代中後期，則有關於《紅樓夢》原稿是「二稿合成」抑或是「舊稿新裁」的爭論。 二稿合成論者以杜春耕為代表， 主張曹雪芹原著《紅樓夢》是「舊稿」《風月寶鑒》和「新稿」《石頭記》的「合成」，其它一些紅學家則 主張曹雪芹只是在舊稿基礎上修改成書。 這種爭論實際上又涉及到曹雪芹的著作權和《紅樓夢》的成書過程，是老話題的新爭論。 沈治鈞的論文《「新寶玉」和「舊寶玉」──〈紅樓夢〉成書過程初探》（《〈紅樓夢〉學刊》２０００年第２期）就是這方面具有新意的一篇。 以上各種爭論的出現，反映了紅學研究的不斷深入， 也反映了在市場經濟時代學術環境的愈來愈寬容以及學術活動的民主化、多元化和大眾化傾向。 從這種角度來說，各種爭論也都把所爭論的問題推向一個更深廣的層次， 促發了關注曹雪芹和《紅樓夢》的更廣泛的社會熱情，擴大了《紅樓夢》的社會影響。 當然相應地民主化和大眾化傾向中必然伴隨的某些缺點錯誤和文化泡沫現象也在所難免。 其學術觀點的是非正誤，隨著時間的推移，歷史自然會作出選擇。 不過一個明顯的特點是， 除了少數例外，這些爭論基本上都距離《紅樓夢》的文本意義比較遠，反映了這一個時期相 當一批學者們的學術個性以及在思辯和審美素養方面的欠缺。 出現這種情況，既有一個時代學者群體的學養素質、知識結構等原因， 也有歷史氛圍和紅學發展的時段性等多方面的複雜影響。圍繞著以上各種論爭， 出版了一些論文選集，如《〈紅樓夢〉著作權論爭集》、《曹雪芹墓石論爭集》等，對積累歷史資料有所裨益。 以《紅樓夢》研究所為中心的一些學者如馮其庸、 胡文彬、呂啟祥、鄧慶佑、杜景華、 林冠夫、王湜華、顧平旦、丁維忠、楊乃濟、張慶善等自八十年代以來在版本等資料的整理和出版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除了個人的著作之外，主要體現在《紅樓夢》新校本、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匯校》、《〈紅樓夢〉大辭典》上。 胡文彬與周雷編撰了《台灣紅學論文選》、《香港紅學論文選》、《海外紅學論集》和《紅學世界》，對介紹中國大陸以外 的紅學研究成果起了積極作用。 胡文彬在聯繫紅學界各方面力量和組織紅學活動方面貢獻較大， 在收集資料、介紹海內外紅學動態、考證紅學發展史中一些具體問題上也用力甚勤， 至２０世紀末已經出版了個人紅學著作十多種，及編著多種。 郭豫適和韓進廉基本上同時完成和出版了兩部紅學史著作《〈紅樓夢〉研究小史稿》及《續編》和《紅學史稿》， 總結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的紅學發展歷程。 比較而言，郭豫適比韓進廉的著作在思維方法和學術觀點上受時代的局限更大一些。 劉夢溪也是七十年代末即投身紅學研究， 早期的《〈紅樓夢〉新論》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算論述比較全面的一部著作， 但也有明顯的極左思潮影響的痕跡，編纂《紅學三十年論文選編》及後期著作《紅學》、《〈紅樓夢〉與百年中國》影響較大， 有上升到文化史的高度總結紅學的意圖， 有一些新見，但思想穿透力不夠，眼光主要局限在那些熱鬧的爭論上， 對《紅樓夢》的思想精神和藝術審美則缺少真知灼見，因而未能抓住最關鍵的問題作鞭辟入裡的分析。 馮其庸是八十年代以來影響相當大的紅學學者， 他長期擔任《紅樓夢》研究所所長， 後來又擔任中國紅學會會長，對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各種紅學活動的開展起了較大作用。 他個人的紅學著作有《曹雪芹家世新考》、《論庚辰本》、 《夢邊集》、《漱石集》、《曹雪芹家世‧〈紅樓夢〉文物圖錄》等十多種， 並主編了《〈紅樓夢〉大辭典〉》和《八家評批〈紅樓夢〉》等。 其中最有個性的研究是對曹雪芹家世和對《庚辰本》等版本的考證。他是曹雪芹祖籍「遼陽說」的代表性學者， 堅持庚辰本為最好的《紅樓夢》版本的觀點。 八、九十年代在《紅樓夢》版本、脂批、《紅樓夢》成書過程和曹雪芹家世及佚著等問題的考證研究方面有影響的紅學著作還有以下一些： 吳恩裕《曹雪芹佚著淺探》和《曹雪芹叢考》、陳毓羆與劉世德合著《〈紅樓夢〉論叢》、 王三慶《〈紅樓夢〉版本研究》（台灣）、周紹良《〈紅樓夢〉研究論集》、 胡文彬與周雷合著《紅學叢譚》、顧平旦編《大觀園》、 孫遜《〈紅樓夢〉脂評初探》、郁增偉《微論〈紅樓夢〉》（香港）、 高陽《高陽說曹雪芹》（台灣）、舒成勳述、胡德平整理《曹雪芹在西山》、 胡德平著《三教九流的香山世界》、徐仁存和徐有為合著《程刻本 〈紅樓夢〉新考》（台灣）、魏紹昌《〈紅樓夢〉版本小考》、應必誠《論〈石頭記〉庚辰本》、 吳新雷《曹雪芹》和《曹雪芹江南家世考》、 岑佳卓編著《〈紅樓夢〉探考》（台灣）、陳詔《〈紅樓夢〉小考》、 李百春《〈紅樓夢〉作者問題論稿》、王毓林《論〈石頭記〉己卯本和庚辰本》、 胡文彬《列藏本〈石頭記〉管窺》、梅節和馬力合著《紅學耦耕集》（香港）、 陳慶浩《脂硯評語研究》（法國）、皮述民《〈紅樓夢〉考論集》（新加坡）、 鄧遂夫《紅學論稿》、胡邦煒《中國古典小說研究論集》和《紅樓祭： ２０世紀中國一個奇特文化現象之破譯》、孫永旭《曹雪芹的早期傳奇創作》、 朱淡文《〈紅樓夢〉論源》、遼陽紅學會編《曹雪芹祖籍在遼陽》、 王暢、馮保成編《曹雪芹祖籍論輯》、曹雪芹研究會編《曹學論叢》等。 徐恭時與鄭慶山在《〈紅樓夢〉學刊》等刊物上分別發表了一系列考證論文， 徐恭時的涉及面較寬，鄭慶山主要集中於《石頭記》版本考證方面，都有比較大的影響。 王利器著有《李士楨李熙父子年譜》和《耐雪堂集》等有關曹學紅學的數據、論著， 顯示了比較紮實的搜集和考證功夫。 張書才利用工作環境之便，挖掘出有價值的與曹家歷史有關的資料。 作家端木蕻良出版了長篇歷史小說《曹雪芹》，並有論文集《說 不完的〈紅樓夢〉》，這是一本不到十萬字的小書，但有不少精到的見解，顯示了老一代學人在文化素養和藝術感受方面有非凡功力。 台灣作家高陽出版了歷史小說《曹雪芹別傳》和《紅樓夢斷》。 啟功發表過有影響的紅學論文， 並指導出版了質量很高的程甲本《紅樓夢》的註釋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１月出版）。 屬於數據、工具書性質的除前述《〈紅樓夢〉大辭典》等外， 還有那宗訓編《〈紅樓夢〉研究書目（初稿）》及《續編（初稿）》（美國）、 劉操南輯《桐花鳳閣評〈紅樓夢〉輯錄》、 宋隆發編《〈紅樓夢〉研究文獻目錄》（台灣）、那宗訓編《台灣所見〈紅樓夢〉研究書目》（台灣）、 潘銘燊編《〈紅樓夢〉人物索引》（香港）、 顧平旦主編《〈紅樓夢〉研究論文數據索引》、趙國璋和談鳳梁輯《王伯沆〈紅樓夢〉批語彙錄》、 王衛民輯《〈紅樓夢〉劉履芬批語輯錄》、 朱一玄編著《〈紅樓夢〉資料彙編》、《〈紅樓夢〉人物譜》、《〈紅樓夢〉脂評校錄》、何蘊理編 《〈紅樓夢〉親眷譜》、楊為珍和郭榮光主編《〈紅樓夢〉辭典》、 周汝昌主編《〈紅樓夢〉辭典》、 施寶義等編《〈紅樓夢〉人物辭典〉、上海市紅學會和上海師範大學文學研究所編《〈紅樓夢〉鑒賞辭典》、 賀新輝編《〈紅樓夢〉詩詞鑒賞辭典》、 周定一主編《〈紅樓夢〉語言詞典》、高增良編《〈紅樓夢〉四字格辭典》、 高歌東、張志清編《〈紅樓夢〉成語辭典》、豐潤縣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豐潤曹氏家族》、 北京燕山出版社《五慶堂重修曹氏宗譜》等 。 脂批中有涉及曹雪芹原著八十回後佚稿情況的提示，過去的一些野史筆 記， 以及種種傳錄中也提到一種八十回後情節迥異於程高本的「舊時真本 」《紅樓夢》。 因此新紅學的著作中，無論是胡適的《〈紅樓夢〉考證》 還是俞平伯的《〈紅樓夢〉辨》， 或者是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 都有初步探討八十回後佚稿情節的文字。 五十年代批俞運動後，這種探討 被批判為「煩瑣考證」和「唯心主義」， 因此這方面的研究長期停滯不前 。 １９７９年出版的蔡義江著《〈紅樓夢〉詩詞曲賦評注》，在分析《紅 樓夢》的詩詞時，涉及每一首詩詞的「讖語」意蘊，實際上表現出對八 十 回後原著佚稿的研究興趣。 １９８３年出版了梁歸智著《〈石頭記〉探佚 》，是第一本專門集中探討佚稿的研究著作。 周汝昌在《〈石頭記探佚〉 序》中首次提出了「探佚學」的概念， 標誌著對原著佚稿的研究成為紅學 中的一個獨立分支。 此後圍繞著這個課題，有不少論文和著作發表。單以 著作論， 按出版時間先後為序，計有張碩人《〈紅樓夢〉研究點滴》（１ ９８３， 泰國）、梁歸智《被迷失的世界──〈紅樓夢〉佚話》（１９８ ７）、 蔡義江《論〈紅樓夢〉佚稿》（１９８９）、楊光漢《〈紅樓夢： 一次歷史的輪迴》（１９９０）、梁歸智《〈石頭記〉探佚》增訂版（ １９９２）、 王湘浩《〈紅樓夢〉新探》（１９９３）、劉心武《秦可卿 之死》（１９９４）、 周汝昌《〈紅樓夢〉的真故事》（１９９５）等。 此外還陸續出版了幾本以探佚為指向的新作續書， 先後有張之《〈紅樓夢 〉新補》（１９８４）、 周玉清《〈紅樓夢〉新續》（１９９０）、都鍾 秀《〈紅樓〉遺事》、 （１９９４）石建國《〈紅樓〉佚貂本事》（１９９６自印）、劉心武《〈紅樓〉三釵之謎》（１９９９）。 蕭賽的《〈紅 樓〉外傳》（１９８５）則是一部受階級鬥爭為綱思潮影響而「貶寶黛， 頌丫鬟」的作品。續書的成功與否不僅與探佚研究有關，更主要的是由 續書作者的藝術靈感、文化修養和寫作水平來決定的。 從總體水平來說，這幾本續作都無法取代後四十回程高續書， 其中以劉心武的《〈紅樓〉三釵之謎》藝術性較強。 新續作的成功與否當然並不能作為評判探佚學得失成敗的根據，也不能影響探佚學的繼續發展。 探佚學的大成使自新紅學以來即濫觴的區分曹雪芹原著和程高本「兩種《紅樓夢》」的觀念達到了一個新層次。 以探佚為根據來觀照《紅樓夢》，無論思想、人物或藝術特徵等，都與把一百二十回作為一個整體來觀照截然不同。 探佚立足於對前八十回的深度細讀， 因此對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構思、立意、文心等深刻思想和微妙藝術都有新的發現， 當然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探佚研究者們也可能有不同意見， 也難免某些想入非非的臆測，但這並不影響探佚學促成對《紅樓夢》思想和審美視角轉換上的改變。 所以探佚學的影響力主要還不在於對原著八十回後情節輪廓的勾勒， 而在於因此對「兩種《紅樓夢》」之思想和藝術的認識帶來了革新。 尊曹與尊高兩派紅學也因此更加對壘分明。 探佚學的理論意義在梁歸智１９９２年版《〈石頭記〉探佚》和２０００年版《簫劍集》中有比較深入的闡釋和論述。 探佚學的一個社會性的具體實現是八十年代中期拍攝的電視劇《紅樓夢》， 八十回後的故事改編雖然也吸收了某些程高續書的情節， 但在基本思路上卻採取了探佚的方向（周嶺執筆編劇）。 由於時代的局限、編導者的思想藝術水平等多種原因， 電視劇的改編也留下了一些遺憾，並引起了爭論，由於歷史的習慣勢力， 爭論也是必然的，客觀地說八十回後的改編也不是非常成功，當然也有閃光之處，如「探春遠嫁」一集就獲得了普遍的好評。 這次電視劇的改編取向標誌著紅學發展的一個台階， 與六十年代越劇電影《紅樓夢》分別代表了兩個時代的紅學研究水平。 在電視劇之後又有六集電影《紅樓夢》出現， 是以一百二十回程高本的故事格局來改編的，雖然電影有一些名演員擔綱， 但電影的反響遠遠不及電視劇，這也從一個角度說明了探佚學的影響不可忽視。 電視劇與電影兩種影視《紅樓夢》在八十年代出現，生動地反映了「尊曹」與「尊高」兩派紅學研究的並存與對壘， 也反映了紅學研究的歷史性進程。這種並存與對壘將在 新的世紀繼續存在下去，反映了多元、民主、自由選擇的審美價值觀日益深化和普及， 正是社會進步的表現。 這個時期在以《紅樓夢》為題材的繪畫、工藝、建築等方面也有不小的成就。 如劉旦宅與戴敦邦的《紅樓夢》人物畫，為拍攝電視劇《紅樓夢》而在北京修建的大觀園與在河北正定修建的賈府等都是足以垂范後世的藝術創造。 研究評論《紅樓夢》的思想、藝術、人物等方面的論文論著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都發表出版了不少。 爭論比較明顯而且持續不斷的一個焦點問題是對前八十回和後四十回續書的不同評價， 體現了尊曹和尊高兩種基本價值取向。 １９８７年問世的張國光的論文《兩種〈紅樓夢〉，兩個薛寶釵──論應充分評價高鶚續改〈紅樓夢〉的貢獻》（收入武漢出版社《古典文學論爭集》）和１９９２年華藝出版社出版的宋浩慶著《〈紅樓夢〉探──對後四十回的研究與賞析》是高度推崇後四十回續書之比較有代表性的論著。 梁歸智１９９２年版《〈石頭記〉探佚》中的「思理編」則 是嚴格區分兩種《紅樓夢》而崇曹貶高的代表性作品。從總的趨勢的來看， 在思想藝術研究方面，無論崇曹或崇高，越往後對原著與續書兩種《紅樓夢》的區分越嚴格。 另一方面，越往後引進西方的思潮理論視角應用到《紅樓夢》研究上越多。
從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７年，以論述《紅樓夢》的思想和藝術為主或兼及其它的著作主要有： 蔣和森《〈紅樓夢〉概說》、 王朝聞《論鳳姐》、徐遲《〈紅樓夢〉藝術論》、段啟明《〈紅樓夢〉藝術論》、 郭豫適《〈紅樓夢〉問題評論集》、陳詔與孫遜合著《〈紅樓夢〉與〈金瓶梅〉》、 張錦池《〈紅樓〉十二論》、舒蕪《說夢錄》、 周中明《〈紅樓夢〉的語言藝術》、張畢來《〈紅樓〉佛影》、《賈府書聲》和《談〈紅樓夢〉》、 邢治平《〈紅樓夢〉十講》、中國《紅樓夢》學會秘書處編《〈紅樓夢〉藝術論》、 中國作家協會貴州分會《紅樓夢》研究組編《〈紅樓夢〉 論集》、扎拉嘎《〈一層樓〉、〈泣紅亭〉與〈紅樓夢〉》、 關華山《〈紅樓夢〉中的建築研究》（台灣）、蘇鴻昌《論曹雪芹美學思想》、 鄧雲鄉《〈紅樓〉識小錄》和《〈紅樓〉風俗談》、徐扶明《〈紅樓夢〉與戲曲比較研究》、 林興仁《〈紅樓夢〉的修辭藝術》和《語言藝術皇冠上的明珠》、 余英時、周策縱等《曹雪芹與〈紅樓夢〉》（台灣）、 康來新《石頭渡海──〈紅樓夢〉散論》（台灣）、陳詔《〈紅樓夢〉談藝錄》、 岑佳卓《〈紅樓夢〉評論》（台灣）、盧興基等《〈紅樓夢〉的語言藝術》、 王昌定《〈紅樓夢〉藝術探》、王志武《〈紅樓夢〉人物衝突論》、 白盾《〈紅樓夢〉新評》、傅憎享《〈紅樓夢〉藝術技巧論》、 薛瑞生《〈紅樓〉採珠》、青水《〈紅樓夢〉──金陵十二釵郵票賞析》、 陳潞《醉翻風月案──〈紅樓〉拾穗》、胡風《〈石頭記〉交響曲》、 朱眉叔《〈紅樓夢〉的背景與人物》、馮爾康《曹雪芹和〈紅樓夢〉》、 林冠夫《〈紅樓夢〉縱橫談》、姜耕玉《〈紅樓夢〉藝境探奇》、 周書文《〈紅樓夢〉人物塑造的辯證藝術》、貴州省紅學會編《〈紅樓〉探藝》及《〈紅樓夢〉人物論》、 杜景華《〈紅樓夢〉藝術管探》、 吳穎《〈紅樓夢〉人物新論》、曾揚華《〈紅樓夢〉新探》與《漫步大觀園》、歐陽奮強等《 寶黛話〈紅樓〉》、周雷、劉耕路與周嶺編《〈紅樓〉入門》、 大勤與曉頌編《熒屏〈紅樓〉》、呂啟祥《〈紅樓夢〉開卷錄》、 李傳龍《曹雪芹美學思想》、徐君慧《從〈金瓶梅〉到〈紅樓夢〉》、 汪佩琴《〈紅樓〉醫話》、李廣柏《〈紅樓夢〉的奇與美》、浮生《評〈紅樓夢〉文藝》、 尤飛《林黛玉的愛情》（台灣）、史任遠《〈紅樓夢〉新論》（香港）、 普拉克斯《〈紅樓夢〉的原型和寓意》、那美愜《〈紅樓夢〉評價》、 榮之穎《〈紅樓夢〉中之女性》等（浮生、普拉克斯、那美愜和榮之穎四種著作《〈紅樓夢〉大辭典》著錄， 未知出版地區和單位）。 此外各次紅學討論會後大多編輯有會議論文集出版。這些著作中， 鄧雲鄉的《〈紅樓〉識小錄》與《〈紅樓〉風俗談》切實而生動地介紹了有關《紅樓夢》的歷史、民俗等背景知識， 顯示了深厚的文化素養，獲得一致好評，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 胡風的《〈石頭記〉交響曲》反映了一個詩人和文藝理論家在特殊環境下閱讀《紅樓夢》的思考感受， 具有獨特的思想深度與文化意義。 林興仁的《〈紅樓夢〉的修辭藝術》從語言修辭學的角度對文本修辭作了比較具體深入的分析， 與其它一些泛談《紅樓夢》語言藝術的著作有所區別。 此外聶紺弩、陳玉剛、張俊、沈天祐、郭預衡、 袁世碩、馬國權、鄧魁英、陳熙中、廖仲安、傅繼馥、李春祥、朱彤、 丁廣惠、王啟忠、劉敬圻、莊克華、喬先之、何永康、邸瑞平、宋謀 、 趙景瑜、何林天、周寅賓、黃進德、陶建基、彭崑崙、胥惠民、石昌渝、 胡小偉、程鵬、周嶺、鄒進先、胡紹棠、史直生（閻肅林）、李厚基、 吳美淥、胡經之、郝延霖、馬瑞芳、唐富齡、嚴雲受、張春樹、馮子禮、 梅玫、顧鳴塘、王伯英、王政、王悅、萬萍、羅憲敏、俞曉紅、劉宏彬等人都在八十年代發表過有影響的論文或參加組織紅學活動， 其中有的作者其論文後來結集出版。 海外的紅學研究最有影響的紅學家是組織了第一次國際紅學討論會的美國的周策縱， 他的紅學研究興趣主要在考證方面。 美國的唐德剛、澳大利亞的柳存仁、日本的伊籐漱平、松枝茂夫、前蘇聯的孟列夫（緬希科夫）、 李福清（裡弗京）和龐英等都是有影響的紅學家， 前四人的研究成就主要在考證方面，孟列夫是俄譯本《紅樓夢》的翻譯者，並和李福清首先報導了列藏本《石頭記》的消息。 龐英發表過研究列藏本《石頭記》的系列論文。 對《紅樓夢》文本之思想藝術研究表現出不凡水平的紅學家要數香港的宋淇， 他對《紅樓夢》文本解讀的許多見解具有長遠的啟發意義。 香港的梅挺秀、馬力、潘銘燊等都是活躍的研究者，潘銘燊曾主編《紅學文摘》，溝通兩岸三地的紅學研究。 台灣的康來新組織過兩次來大陸的「《紅樓夢》之旅」活動，有一定影響。 此外還有一些散居世界各地的海外漢學家， 或運用西方的某種理論解讀《紅樓夢》，或把《紅樓夢》譯成各種文字出版， 或介紹宣傳紅學知識，都起到了促使世界人民加深瞭解曹雪芹和《紅樓夢》的作用。 截止２０世紀末，《紅樓夢》已經被全譯成２３種文字， 為世界各國人民瞭解這部偉大的文學作品並通過閱讀這部作品而瞭解偉大的中華文化奠定了文本基礎。 從１９８７年到２０００年底， 《紅樓夢》研究呈現出更強的社會性、廣泛性和多元性態勢。 傳統的紅學界爭論著墓石真偽、脂批本真偽、曹雪芹祖籍、《紅樓夢》「二稿合成」等「考證」層面的問題， 顯得很熱鬧，同時各種資料的發掘發現工作更為深入。 但更多的紅學論文和著作已經不把注意力局限在這些方面了， 一些比較年輕的研究者開始熱衷於引進西方的各種文學、文化和哲學思潮來解讀《紅樓夢》， 對《紅樓夢》感興趣的各種不同領域的讀者都寫出他們對《紅樓夢》的理解和感受， 問鼎紅學一陣後就退出紅學，你進我出他來，紅學的大門更敞開了，出入也更隨意了， 越來越顯示出市場化和大眾化的傾向。 王蒙的《〈紅樓〉啟示錄》、《雙飛翼》和評點本《紅樓夢》表現了一個睿智的作家對《紅樓夢》的解讀， 發生了較大的社會影響，但畢竟不是專家的研究，也有其局限性。 比較有一定學術含量或智慧閃光的， 論文如羅綱和陳莊合撰的《偉大心靈的藝術投影》（《〈紅樓夢〉學刊》１９８７年第２期）和作家陳村的《意淫的哀傷》（《文學報》第４３０期）等， 著作如林方直《〈紅樓夢〉符號解讀》、李劼《歷史文化的全息圖像──論〈紅樓夢〉》、 周書文《〈紅樓夢〉的藝術世界》、李一之《〈紅樓夢〉藝術與珍奇》、 郭若愚《〈紅樓夢〉風物考》、 劉上生《走進曹雪芹──〈紅樓夢〉心理新詮》、孫愛玲《〈紅樓夢〉對話研究》、 浦安迪《中國敘事學》、王彬《〈紅樓夢〉敘事》、馮子禮《從美的角度審視大觀園文化》、 陳益源《從〈嬌紅記〉到〈紅樓夢〉》、 梅新林《〈紅樓夢〉哲學精神》、吳競存《〈紅樓夢〉的語言》、趙建忠《〈紅樓夢〉續書考》、 張世君《〈紅樓夢〉的空間敘事》、週五純《〈紅樓夢〉人物新論》、 王人恩《〈紅樓夢〉新探》、陳曦鍾《〈紅樓〉疑思錄》、 李廣柏《曹雪芹傳》、陳維昭《紅學與二十世紀學術思想》、 周思源《〈紅樓夢〉創作方法論》、饒道慶《〈紅樓夢〉的超前意識與現代闡釋》、 王關仕《微觀〈紅樓夢〉》（台灣）、皮述民《蘇州李家與〈紅樓夢〉》（台灣）、梁歸智《簫劍集》等。 此外一些老紅學研究者的論文結集出版， 如李希凡《〈紅樓夢〉藝術世界》、劉世德《曹雪芹祖籍辨證》、 蔡義江《蔡義江論〈紅樓夢〉》、張錦池《〈紅樓夢〉考論》、朱彤《〈紅樓夢〉散論》、宋淇《〈紅樓夢〉識要》等， 張愛玲的《〈紅樓〉夢魘》等海外的紅學著作也在中國大陸再版。 嚴中的《〈紅樓〉叢話》與《〈紅樓〉續話》則以補白的形式記錄了紅學界的種種歷史糾葛、佚聞等，有一定的紅學史價值。 喬福錦寫了一系列論文，提出《紅樓夢》是「反 面《春秋》」和「《詩經》古文」，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化身。２０ 世紀有三種當代人評點的《紅樓夢》，都在九十年代出版。 王蒙的評本（漓江出版社１９９４年）以一百二十回的程高本為評點對象， 沒有明顯的回前評、回後評和夾評的區別， 主旨在借《紅樓夢》文本表達人生感悟。梁歸智的評本（山西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以嚴格區分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兩種《紅樓夢》」為旨趣， 前八十回每回有回前評、回後評、夾評， 後四十回只有回前評，重點在深入揭示曹雪芹原著的文心藝韻與辨別後四十回不同於前八十回的差異。 王志武的評本（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７年）以揭示「多重悲劇」為旨趣， 評點以前八十回為主，有回前評、回後評和夾評，後四十回只有回前評和少量夾評。 這三個評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八十年代以來紅學研究的不同流派對進入《紅樓夢》文本的影響， 也代表了經過近百年研究之後中國人對《紅樓夢》思想藝術的接受水平。 此外蔡義江校注的《紅樓夢》（浙江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在文字校訂和註解方面都有特色，具有較大影響。 黃霖校注的脂硯齋評《紅樓夢》（齊魯書社１９９４年）將現存脂批全部輯錄， 使帶有全部脂批的《紅樓夢》第一次在一般讀者中得到了普及。 另外還有各種層面的對《紅樓夢》文本和 紅學的論說解讀、資料新編、詩詞題詠、文藝作品改編、工藝創作等學術性和普及性相結合的著述和作品問世， 各種群眾性的紅學活動舉行， 其中天津市和平區一個街道較早成立了紅學研究會組織並長期進行學術活動。 九十年代前期面世的京劇電視劇《曹雪芹》具有比較深的文化內涵和相當高的藝術水平。 全國各家出版社紛紛出版各種普及本《紅樓夢》，已經有一百多個不同的版本行世， 此外清代以來的各種《紅樓夢》續書也被一些出版社重印。 這些情況體現了市場經濟時代對《紅樓夢》研究活動的深刻影響。 到２０世紀末、２１世紀初，各種社會階層和文化水平的閱讀理解使《紅樓夢》研究形成了群議喧嘩、 眾神狂歡、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新局面。 相應地，在世紀之交，紅學界展開了對《紅樓夢》產生以來，特別是新紅學以來近百年紅學發展歷史的反思，發表了許多文章。 其中以周汝昌《還「紅學」以學──近百年紅學史之回顧》一文反響最大， 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此外梁歸智《〈紅樓夢〉研究的意義──世紀之交檢討紅學》、 《俞平伯其人與〈紅樓夢〉研究》、《「思想派」抑或「考證派」？ ──關於周汝昌先生紅學研究的一點感想》、杜景華《新世紀紅學》、 石昌渝《俞平伯和新紅學》、趙潤海《〈石頭記〉自傳說的檢討》等也有相當 的理論深度。縱觀２０世紀的紅學研究，周汝昌是從事研究時間最長、成就最突出、貢獻最大的紅學家。 在《〈紅樓夢〉新證》之後，他又出版了《獻芹集》、 《〈石頭記〉鑒真》、《恭王府與〈紅樓夢〉》、《〈紅樓夢〉與中華文化》、《〈紅樓〉藝術》、 《文采風流第一人──曹雪芹傳》等十幾部紅學著作， 並花費三四十年功夫校訂成功極有學術價值的《紅樓夢》版本《〈石頭記〉會真》。 周汝昌的紅學研究涵蓋了紅學的方方面面， 從版本的鑒別校訂，到作者生平家世的考證，從文本的思想探索到藝術鑒賞， 從恭王府與《紅樓夢》的關係，到各種紅學文物的搜尋考據，都作出了獨樹一幟的研究。 他還特別注意提攜後學，獎掖同道，推動紅學事業的向前發展。 周汝昌的紅學研究能把背景的考證和文本的思想藝術探索有機地結合在一起， 進一步上升到文化的層次，提出「紅學是中華文化之學」、「紅學應定位於『新國學』」等高屋建瓴的論題， 富有體驗性和創造性。 他經常提出獨到的見解，因此也常常引起爭論，成為引發學術爭鳴最多的一位紅學家。 回顧到這裡，似乎應該對２０世紀的紅學歷史作一個總結性的評判，並對新世紀的紅學發展有所瞻望。 但預測未來是最危險的事，而總結性評判也相當敏感。 大體來說，２０世紀的紅學基本上是考據家的天下，以考證方面的成就最值得稱道。 儘管各種考證問題仍然眾說紛紜， 很難說已經得出一致的結論，但經過一個世紀的發現、研究、討論， 無論小說的版本還是作者家世或者時代背景方面的情況，確實都已經相當深入，積累的資料也已經很豐富。 這種考證正是進入《紅樓夢》文本的基礎和必須條件， 也為後人的進一步研究和判斷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在文本的解讀方面，則 體現了２０世紀時代政治思想風雲的深刻而巨大的影響， 《紅樓夢》的解讀史也就是一個側面的中國２０世紀的思想史、意識形態演變史。 就單純的文本欣賞而言，無論思想或藝術，２０世紀末的讀者， 比起２０世紀初的讀者，對曹雪芹和《紅樓夢》的接受理解顯然也已經有本質可以說邁上了一個歷史性的大台階。 ２１世紀的《紅樓夢》研究， 將面臨一個多元化的前景，考據不可能再像在２０世紀那樣佔據主導地位，但還會進一步深入。 文本的接受則可能分為兩大領域，一個領域是受市場化影響的普及層面， 比如一般的閱讀和戲曲、舞劇、影視等的改編等， 另一個領域是將《紅樓夢》研究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發揚光大緊密聯繫起來的學理層面， 努力使《紅樓夢》研究成為一種國民文化精神和靈魂的象徵，成為中國人的一個「精神家園」。 ２０世紀遺留下來的一些 具體爭論話題在新世紀仍將繼續， 特別是關於「兩種《紅樓夢》」的不同 認同，但這些爭論將會在一個新的文化思想的背景上展開。 《紅樓夢》研 究、紅學在新世紀到底將呈現怎樣的風貌， 具有怎樣的文化品位，除了大 的社會政治格局的變遷影響之外， 那就要看新世紀將會有一支怎樣的《紅 樓夢》研究的隊伍， 以及「國學」與「西學」的彼此吸收契合在《紅樓夢 》研究中能達到何種深 度，在多大程度上能把紅學的小學術史背景融入整 個現代人文知識系統之中，達到「學術史」與「思想史」的有機結合。 由 於筆者眼界有限， 掌握的資料不全，對２０世紀紅學的回顧可能有所偏頗 和遺漏，但輪廓是大體不錯的。 在寫作此文時參閱了《〈紅樓夢〉大辭典 》、韓進廉《紅學史稿》等相關工具書和著作，特此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