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貴族精神和審美定位（1）
第一章 貴族精神和審美定位（1）
以往所謂紅學研究之所以總是流於膚淺甚至庸俗，我以為一個根本原因在於：貴族精神作為閱讀前提的嚴重闕如。在一部題為《豹》的意大利影片中，一位行將就木的公爵沉痛地感歎，豹子(貴族)消失以後的世界，將為走狗和綿羊所替代。這種感歎幾可令人聯想起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一書中對歷史命運的領悟。在文化的鼎盛時期，人們感受到的是豹的強勁和豹的高貴；及至其衰落，則是一片狗的粗鄙和羊的平庸。如果可以把人類的基本處境劃分出生存——創造——審美三個層面的話，那麼與此相應，在其生存層面上呈現的是走狗和綿羊的世界，在其創造層面上體現的是進取性極強的豹的世界，而在其審美層面上展現的則是具有崇高意味的豹的精神世界。如果說歌德的《浮士德》講述的是一個創造的世界，或曰豹的世界，那麼曹雪芹的《紅樓夢》呈現的則是一個審美的世界，或曰貴族的精神世界；而那個以所謂紅學為標記的《紅樓夢》的閱讀歷史所隸屬的恰好是很不幸的生存的世界，亦即走狗和綿羊的世界。或者是走狗的居心，或者是綿羊的道德，閱讀前提的這種低賤決定了人們對《紅樓夢》的先天誤讀。也許這本身就是歷史，這本身就意味著命運；但這樣的命運一旦獲得揭示，那麼這種不幸的閱讀歷史就應該結束。作為《紅樓夢》的閱讀前提，人們要摒棄的不僅是走狗的動機和綿羊的道德判斷，而且還包括豹子的進取。也即是說，只有當讀者具備了對豹的精神的領略，或者說具備了貴族的審美的精神素質，才能真正進入《紅樓夢》所展現的世界。
這樣的閱讀前提顯然與歷史截然相悖，因為無論就《紅樓夢》的問世不是其被閱讀的背景而言，人們所看到的都是走狗和綿羊的歷史。且不說豹的精神，即便是有關豹子本身的時代，也成了遙遠的歷史回憶。春秋戰國幾乎作為一場最後的創造性的博弈，給整個文化留下了一個輝煌的高潮性的終結。周秦以降，歷史與其說是創造性的，不如說是延續性的。漢不如周秦，唐不如漢魏，宋明又不如漢唐，如此等等；文化氣脈一代比一代衰微，歷史精神一朝比一朝灰暗，以致於儒家學說竟然作為一種綿羊的道德主宰了整個文化的歷程。而所謂綿羊道德，不是旨在創造，而是張揚功名，表彰忠臣節婦。在此，道德楷模如同墳地裡的墓碑一樣，比比皆是。按照這樣的邏輯，有了關公、岳飛，諸如此類典型的人物。在這樣的歷史上，王權與宗教是同一的，暴力和道德是互補的，順民和痞子是同構的。
在走狗和綿羊的歷史結構中，社會形態是奴隸性的。奴役者和被奴役者構成其基本成份，而奴役和順從則是人際間的關係原則。就奴役者而言，成功與失敗乃是奴役技巧和運氣好壞的問題；就被奴役者而言，順民和痞子的區別則在於順從不順從，或者聽話不聽話。生存是這種社會所遵行的最高原則，而競爭則根本不存在，因為沒有競爭所必需具備的平等前提，就好比賽跑沒有起跑線一樣。本著這種生存原則，對奴役者而言是盡可能滿足其物質慾望，對被奴役者而言則是只要活下去就行。對生命中的慾望成份和物質追求的滿足，構成整個社會成員的基本信仰；如果說這種社會也有宗教意識的話，那麼不過是生存願望的凝聚和物質慾望的渴求，諸如金錢至上，唯物主義，恭喜發財，保佑得子等等。人們燒香磕頭不是因為精神需要，而是出於物質動機。宗教意識在這種社會裡完全墮落為物的迷信。與這種唯物主義宗教相應的，則是綿羊的道德準則。聽話和服從，是這種綿羊道德的核心。當年孔子定下的具有貴族氣息的仁義禮智信，在這種道德社會中被全然曲解馴順和監視，馴順是被奴役者對奴役者的道德準則，監視是被奴役者之間的督察規則。也即是說，一方面是聽話；一方面是互相揭發，構成這種社會道德的明暗部分。公開宣揚和灌輸的是聽話，暗地裡提倡和鼓勵的是揭發。聽話者將揭發看作理所當然的義務，揭發者促使聽話者更聽話。聽話者所基於的是綿羊本性，揭發者則緣自狗的忠誠。這樣的道德準則和社會形態，人們可以在《紅樓夢》中看到其生動的預告，我指的是襲人形象。
作為晴雯形象的反比，襲人形象的象徵意味在於對以往歷史的揭示和對未來世界的預告。她凝聚了一個生存社會的全部道德，概括了一部走狗和綿羊歷史的全部黑暗。她對賈寶玉的規勸和對林黛玉的告發，與其說是出於一種自身利益的考慮，不如說是源自綿羊之於貴族的恐懼和反感。作為一隻典型的綿羊，襲人的所作所為是樸素的自然的合乎其心理邏輯的，因為這基於綿羊的本能。她本能地向王夫人告密，本能地向薛寶釵效忠，本能地向賈寶玉進言，本能地對林黛玉反感，如此等等。如果說，大觀園的女兒世界是對昔日的貴族時代的追憶和對歷史迴光反照式的眷顧的話，那麼大觀園中這只惟一的綿羊所意味和暗示著的則正好是失落了貴族精神的歷史和社會道德。在此值得指出的是，當這種綿羊道德變成一種生存的遊戲規則時，這種道德的末日也就來臨了。也即是說，聽話和揭發在人們心目中不再作為樸素的本能和神聖的準則，而只不過是一種達到生存目的的有效手段和互相殘殺的人際關係武器時，這種道德在襲人那裡的堅定性也就被自然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