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隱派紅學的研究方法及其歷史經驗教訓（1）
索隱派紅學的研究方法及其歷史經驗教訓（1）
——評近半個世紀海內外索隱派紅學
郭豫適
近半個世紀，尤其是70年代以來，海內外出版了不少索隱派紅學著述，從索隱派觀點看來，可說是索隱派紅學的復興；從批評者觀點說來，則是索隱派的復辟；而從《紅樓夢》研究史的角度來說，則是當年胡適和蔡元培新舊紅學爭論的繼續。舉例說來，先後出版的有潘重規的《紅樓夢新解》，杜世傑的《紅樓夢考釋》(是其《紅樓夢悲金悼玉實考》、《紅樓夢原理》增補本)，李知其的《紅樓夢謎》，霍國玲、霍紀平、霍力君的《紅樓解夢》及王國華的《太極紅樓夢》等。
一、 舊論題再度起論爭，胡適、陳炳良批評潘夏索隱法
在海外老一輩紅學家中，潘重規著有《紅樓夢新解》、《紅學五十年》、《紅學六十年》等書，是索隱派紅學家。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胡適讀了他有關《紅樓夢》的文章，曾發表《對潘夏先生論〈紅樓夢〉的一封信》１，表示「不能贊同潘君的論點」，認為「潘君的論點還是『索隱』式的看法，他的『方法』，還是我三十年前稱為『猜笨謎』的方法」。胡適在這封寫給哲先的信中還感歎說： 「我自愧費了多年考證工夫，原來還是白費了心血，原來還沒有打倒這種牽強附會的猜笨謎的『紅學』!」
70年代，潘重規仍然繼承蔡元培的觀點，認為《紅樓夢》是反滿復明的。在《〈關於紅樓夢的作者和思想問題〉答余英時博士》一文中，說《紅樓夢》「作者對賈府的惡意仇視，時時流露於字裡行間。作者在書中反覆指點真假，以賈府影射偽朝」。陳炳良在《近年的紅學述評》中，對潘的觀點和方法提出商榷，認為潘的《紅樓夢新解》以寶玉代表傳國璽，林黛玉代表明，薛寶釵代表清，林薛爭取寶玉即是明清爭奪政權的說法純屬推測，是不恰當的。陳炳良說：
原諒我作這麼一個相同的例子(analogy)： 潘先生的大名不也可以牽扯上反清復明的思想嗎?潘先生的姓拆開來不是指番人的滿洲嗎?他的大名不是隱日月兩個字，即明朝嗎?我的賤名也可以解作： 「陳指過去，即懷念勝朝；炳即丙火，即朱明；良是艮上加一點，艮即山，故良字是隱崇禎自縊於煤山。」我相信潘先生是不會同意我的說法的。
陳炳良對潘重規索隱方法的這個批評是很巧妙的。潘對陳這段話實在難以作出有說服力的反駁，特別是對這段話中用索隱方法硬是將潘、陳兩人的姓名，都解釋成為具有反清復明含意的方法究竟應當持何態度，更是左右為難，肯定也不是，否定也不是。試想，如果肯定陳炳良這段話的方法，則明顯與事實不符，因為潘、陳兩人的命名確實並無反清復明的用意，如此一來，豈不是也就肯定了自己書中那些反清復明之說並無事實依據?但如果否定陳炳良這段話的方法，則勢必也要否定自己書中的方法，因為他自己書中使用的方法跟陳炳良這段話中使用的方法是一樣的，都是表面上看似有理實則是牽強附會的索隱派的方法。總之，無論是持肯定態度或持否定態度，都難以使自己運用索隱方法論證《紅樓夢》具有反清復明思想的做法得以自圓其說。面對這一兩難的情況，潘先生便迴避正面回答是否同意陳炳良這段話的說法，而是就《紅樓夢》應否運用這種索隱方法的問題發表與陳氏相反的意見。在陳氏看來，既然這種方法純屬主觀猜測，自不應以此研究《紅樓夢》；而潘氏在《〈近年的紅學述評〉商榷》一文中則說，問題是在於應該不應該運用這種方法，「我們研究《紅樓夢》，如果應該用這種索隱辦法去解決問題，就不當因難而退」。
陳炳良文中還就潘重規認為曹雪芹不是《紅樓夢》原作者的說法提出一些問題質疑，如問： 「如果曹雪芹不是作者，那麼永忠和明義的詩，脂硯齋『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那句話和許多『曹雪芹作者』的記錄，我們怎樣去解釋呢?」「如果曹雪芹不是作者，那麼別人為什麼要『嫁禍』給他呢?如果作者是避免文字獄，為什麼修訂者要提到曹雪芹的名字，難道他不知道文字獄可以株連很廣的嗎?」關於前一個問題，潘重規回答說： 「誤會曹雪芹乃《紅樓夢》的原作者，是由脂硯齋、畸笏一班和曹雪芹同時的紅迷引起的。他們沉醉在《紅樓夢》文學的魅力中，他們在批語中對隱名的原作者，和執筆增刪的曹雪芹，都漫無分別的稱他們為作者。批書人對原作者表現極度的崇拜；而對密友曹雪芹則表現得非常親暱。」至於何以要由曹雪芹來增刪，潘說： 「或許是雪芹詩筆比這班批書朋友較強，或許《紅樓夢》的底本是曹家的藏書，《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可能是曹家傳抄出來的。」「《紅樓夢》本書，另有隱名的原作者；曹雪芹只是增刪補訂的執筆人。脂硯齋在評語中一律都稱之為作者，這便是曹雪芹變成為《紅樓夢》作者的由來。『永忠、明義的詩』和『許多曹雪芹是作者的記錄』，都是受脂評影響而產生的。」(著重點引者所加)關於後一個問題，潘重規回答說： 「脂硯齋批語中說曹雪芹是作者，但脂硯齋並不知道《紅樓夢》是反清復明的隱書，所以談不到『嫁禍』，因為他們並未感到有『禍』可『嫁』。」
從上述情況可以知道，內地紅學界後來關於《紅樓夢》著作權問題，關於脂本後出以及永忠、明義等記述是接受脂評影響而產生等不同看法的論爭，可以說直接間接地與20世紀70年代港台的討論有關。問題早就提出來了，後來的論爭只不過是問題的進一步展開，規模和影響更大，論爭也更為尖銳、激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