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話紅學（2）
閒話紅學（2）
我小時候看《紅樓夢》是跳過這些花招直接去看林黛玉進賈府的，就好像看三言二拍總是要過濾開篇的勸誡，年紀輕，自然不耐煩去看人家講道理。而人生哲理這類東西，除非自己經歷過，否則無法捕風捉影。現在想想，曹雪芹寫這些東西只怕也是套路來的，他那時二三十歲，能有多少體會？「一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說不定也是感他人之慨。我那時候手邊有個《三家評本紅樓夢》，哪三家記不得了，橫批豎批上批下批，擠得密密麻麻，統統不看。後來長大了，決定學大尾巴狼，竟然知道要找脂評本來看，費了很多腦筋整理思路，花了很多錢買影印本，跟著紅學大家一路狂奔，反而沒了小時候的輕鬆愉快。所以說，任什麼好東西一旦搞成什麼「學」，名堂就多起來了，弄的人很辛苦。
後來看見毛澤東閱讀《紅樓夢》，那樣推崇「好了歌」，還號召大家來品味其中的社會性，知道他也是拿這小說當教材來用了。
《石頭記索隱》面世時，正好趕上胡適在提倡科學的研究方法，於是很不幸，蔡元培被胡適拿過來開了刀。其實蔡先生並不把這個當成學問，只是閒著無事猜個謎，但被胡適在學術高度上擠兌了一下，不得以，只好口齒不清地辯解，但抬了一陣子槓最後還是不了了之。
胡適寫了《紅樓夢考證》。這篇文字當是考證派紅學的開山之作，那一年是1921年。
胡適說研究《紅樓夢》有兩個問題，一個是作者，一個是版本。這後來成為考證派紅學的研究方向。後頭這派又分裂出一支成曹學，當然這是後話。
針對索隱派，胡適提出了科學的考證，其實是他一貫主張的方法論，簡言之： 用歷史的方法做考證，用文學的眼光做批評。潛台詞： 不要再猜謎了！
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平心而論，還是很粗糙的。那時候甲戌本還沒有被發現，甚至脂本都沒有被意識到，胡適手裡只有程本跟戚本。現在我們都知道戚本是響噹噹的脂本，但那時胡適卻認定戚本晚於程本，因為上頭左一條批，右一條批，亂七八糟的，哪有程本乾淨漂亮，整潔養眼。這種類似挑蘋果的褒貶方式聽起來很可笑，犯下的錯誤在今天看來十分幼稚，可我卻不忍心指責，因為胡適對紅學的功績在於但開風氣，而不是完善光大。反面觀之，在當時資料不充分、認識不全面的情況下，胡適給紅學指出科學的研究方向，多麼難得。
胡適列舉了他能找到的所有的關於曹家的史料，雖然很不完全，不過整個框架初見端倪。好像門捷列夫開出了元素週期表，後面的人負責按圖索驥。
1927年甲戌本這一紅學史上最珍貴的版本被發現，後頭更多的版本被接二連三地發現，掀起紅學一個又一個高潮。這跟胡適提倡版本研究也有關係，這樣的看法直接影響到海外，80年代俄國人發現了《紅樓夢》孤本竟然也知道通知北京，中蘇關係都零度以下了，紅學家們依然風塵僕僕奔赴列寧格勒，鑒定了列藏本。
胡適應該是第一個重視曹雪芹的人，他很明白地說： 《紅樓夢》是曹雪芹自傳。雖然關於這個大有商榷之地，可比較蔡先生只管往皇室貴族上牽強附會，眼光不曉得高明多少。清人說： 才學識三長，識為尤重，所以儘管後人常常詬病胡適做學問的本事，但在見識眼光上，他無疑是領袖般的人物。
胡適寫東西，常常有很溫和的態度，即使與人爭辯時也不失讀書人斯文本色。他在表述自己觀點的時候，不急不緩，會把繁雜的東西說得十分條理，同時也給對手留下很大的餘地。這不是一般的能耐，態度如此寬容，難怪新文化運動由他來扛旗，像魯迅那樣嗖嗖不停甩匕首的，犀利是犀利，只是誰還敢往他身邊兒站。
1923年，也就是在《紅樓夢考證》出版兩年之後，俞平伯的《紅樓夢辨》問世，這樣考證派紅學兩大巨頭勝利會師，站在一面紅旗底下熱烈握手。而第三員大將，周汝昌，此刻還是個小朋友，也許正在搖頭晃腦地背《百家姓》，但他的舞台是在三十年後的。
俞平伯的考證方法跟胡適的一致，只是跟文本扣得比較緊，他對曹家歷史興趣不深，卻費了很大的篇幅去討論後四十回跟前八十回在思想性上的差別，一邊討論一邊生氣，拍著桌子大喊： 後四十回絕對不是原著！嗓門兒大的險些把高鶚嚇活了。
清代的小說家們地位不高，廟宇之上的人寫小說是解悶兒殺時間，寫完折子請完安，弄個閒情逸致玩玩也頗風雅；市井之中的人寫小說是指桑罵槐洩私憤，能弄倆小錢兒打個小酒兒不用學孔乙己。曹雪芹就是這樣，兼著感懷身世，顧影自憐，寫了一輩子沒寫完，高鶚拿過來給磕磕碰碰續完，其實是學雷鋒做好事，照顧癮大的王爺貝勒，還不留名。一開始硬說是老曹原著他整理的，結果碰上俞平伯手持照妖鏡，一二三四五給列出了鐵證如山。
不過俞平伯畢竟還是持冷靜的文學分析立場的，在一定程度上肯定高鶚的續書，多少人把黛玉從棺材裡拎出來摁著膀子跟寶玉拜了堂，高鶚筆下愣是不給續命靈丹，保證了《紅樓夢》大悲劇的結尾，沒有去媚俗，這點上就不容易。所以俞平伯也說「續書是失敗的，但是光榮的失敗」，只是這誇獎聽起來蠻不是味兒。
俞平伯先生是搞學問的，而且性子有些執拗，所以下筆頗黑白分明，砍瓜剁菜一般就把《紅樓夢》給抖落一遍。他的《紅樓夢辨》可以跟胡適的《紅樓夢考證》放在一起看，一個筆走龍蛇，一個溫文爾雅，姿態雖不一樣，但道理倒是說得都透。
俞平伯還有一個好處是他對《紅樓夢》持冷靜態度，他並不把《紅樓夢》提高到一個高山仰止的境界，對於一個文學評論者來說，這樣的冷靜十分必要，後來的周汝昌對《紅樓夢》就缺少這樣的距離，如今周老每年都給曹雪芹過生日，自己家人生日都記不大住，你說他老人家這是鬧的哪門子。
俞平伯在《紅樓夢辨》裡就很大張旗鼓地說，《紅樓夢》是部優秀的作品，但並非盡善盡美無可非議，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也並不高。1923年說這話倒沒什麼，頂多出來一干人等在後頭拍拍磚頭，但1952年再版的時候，俞老還是隻字不改，結果偉大領袖親自出來拍磚頭了。
《紅樓夢辨》1952年再版的時候改名稱叫做《紅樓夢研究》，內容並沒做多少改動。只是沒想到1923年跟1952年是完全兩碼事，1923年有人說俞老您這說的不對、那兒說的不妥，俞老高興了可以說，對對對您說的是！不高興了可以抓起塊石頭來磨刀霍霍向了豬羊。偏偏1952年，偉大領袖毛澤東左顧右盼覺得都開國好幾年了，思想界裡放眼望去怎麼還是胡適放的那些羊，要想搞統一思想，五四以來的胡派思想是只攔路虎，情急之中，機緣巧合，正張著大嘴惦記，蹦出俞平伯這只「黏豆包」。
很多人都說當年李希凡和藍翎對俞平伯的批評，直接掀起了後來的文藝界整風運動。但李希凡和藍翎那時二十幾歲的樣子，能有多大的本事掀起這樣的浪頭，他們只是被人拿起來做了衝鋒鎗，還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這後頭是誰扣動扳機是不言而喻的了。
50年代初，文藝界在巨手的指引下，開始雜亂無章地批判俞平伯，不明就裡的只知道批判俞平伯批判《紅樓夢研究》。後來毛澤東親自寫了信函，大家才明白過來，噢，真正要批判的原來是「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這才趕緊調整批鬥方向，還好毛主席力挽狂瀾得及時，俞先生身上被踏的腳才千八百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