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把紅學引入不歸路？（1）
是誰把紅學引入不歸路？（1）
吳祚來
對《紅樓夢》的迷信與追捧持續了近百年，綜觀紅學百年史，幾可以為是一部文化鬧劇史，它與中國近百年動盪史相輝映，折射出一個民族文化在這一時期的無奈、彷徨、無聊以及方向迷失的悲哀。
紅學研究被異化是《紅樓夢》一書流傳、傳播缺憾造成，而這種「缺憾」（書的作者、作者身世、書的續補、版本之謎）致使文化研究者趨之若鶩，無數的智慧情趣都為這「缺憾」而生發，「紅學」成了探佚獵奇學。
文學的研究應探討其文學文本與藝術規律，而自胡適始，紅學研究卻變成了在文學著作外探討歷史的真相！一直到今天央視熱播劉心武熱評《紅樓夢》，都在承襲胡適這一研究之歧途！劉心武如果做書齋研究，無可厚非，三兩同仁把酒話紅樓倒也無妨，當他的所謂「秦學」被央視放大、被全國觀眾追捧時，它的社會問題就顯現出來了，這種閒情「學術」不僅擠佔了嚴肅的、科學的學術空間，也誤導了大眾健康的文化關注。也正因為此，我在博客網上發表了一篇網文《從劉心武包二奶看知識分子的墮落》，批評劉心武把紅學變成包二奶一樣病態的精神寄托方式。此文一發，海內外近百家網絡、報刊紛紛關注、轉載，新浪網為此開設了專題予以討論。
一、一個典故後面的隱喻
關於紅學源起有一個典故：
「紅學」的名稱來源於清代道光年間的一則笑話： 松江士人朱昌鼎只喜歡看小說，對《紅樓夢》特別著迷。有朋友問朱昌鼎： 「你為什麼不研究經學？」朱答： 「我也研究經學，不過我研究的經學，比別人的少一畫三折。」繁體的經字少一畫三折就是紅字(事見均耀《慈竹居零墨》)。另外，李放的《八旗畫錄注》裡有這樣的記載： 「光緒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讀之(按指《紅樓夢》)，自相矜為紅學雲。」由這些記載，也可看出清代研讀《紅樓夢》風氣之盛。我們從典故看這個學問誕生的時代，正是經學與科舉制衰落的時代，是中國傳統文化人心理斷乳期，文化人空虛苦悶的心理得有所補償，用什麼來彌補呢？經學已無補於世，而《紅樓夢》卻可有慰吾心，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文人精神自慰的替代品。
[]清末民國初年，也就是士人朱昌鼎所處的時代，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動盪的時代，從變法維新到走向共和，一批血性中國男兒都在為民族存亡或思想或出生入死，紅學在這時誕生出來，它說明了什麼？說明有文人通過它避世消閒，通過它轉移話題。
一百年前有了紅學，現在又有人將它推進到秦學，請看劉心武先生洋洋自述：
不過這個書生不叫朱昌鼎了，這個書生叫劉心武，他在那兒看書，看著《紅樓夢》，在那兒研究，來了一個人，這個人叫王蒙，大家知道王蒙也是一個作家，同行，王蒙見了我就說，心武啊，你的研究我給你取個名，你那不就是研究秦學嗎？——我的研究，最後形成獨家思路的就是秦可卿研究，就是秦學研究。（《百家講壇》）
從胡適到劉心武，走的是同一條胡同： 在小說中尋找歷史，在夢境中尋找社會真相。與其說這是一門探佚學，不如說是一門釋夢學或獵奇獵艷學。
二、 紅學荒唐始自胡適
20世紀20年代，胡適與陳獨秀遙相呼應，倡導文學革命，要推倒陳腐鋪張的古典文學，建立新鮮立誠的寫實文學、國民文學、社會文學，要通過研究現實問題、引進海外新論及整理國故來實現，《紅樓夢》、《水滸》、《西廂記》等一系列白話小說就是整理國故的重大成果。他們要通過鮮活的民間文化來取代陳腐的古典文化，要把這些小說推到崇高的文化地位上去： 「我在中國文藝復興初期，便不厭其詳地指出這些小說的文學價值。我建議我們推崇這些名著的方式，就是對它們做一種合乎科學方法的批判與研究，（也就是寓研究於推崇之中），我們要對這些名著做嚴格的版本校勘，和批判性的歷史探討——也就是搜尋它們不同版本，以便於校正出最好的本子來，如果可能的話，我們更要找出這些名著作者的歷史前景和傳記資料來。這種工作是給予這些小說名著現代榮譽的方式；認定它們也是一項學術研究的主題，與傳統的經學、史學平起平坐。」（《胡適口述自傳》）這是奠定現代小說學，更準確地說，是奠定「新紅學」的核心話語！
1921年5月，是他的新紅學新版本問世之月。而1921年7月，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之月！以陳獨秀為總書記、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嶄新政黨也劃時代地誕生！兩個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旗手，一個手執紅旗，一個手捧紅學，一個用吶喊用熱血用思想要催生新中國，一個沉入學術迷宮不談主義，只談「問題」，離社會時代越走越遠！紅學的棄世、避世精神把有著革命人文精神的一代文化領袖人物胡適先生拖下了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