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把紅學引入不歸路？（3）
是誰把紅學引入不歸路？（3）
五、 學者的責任與學術的使命
中國文化人最不缺少的是智慧，而最缺少的是社會責任，我們的學術因此沒有社會使命感。
《紅樓夢》不是某一個男人的「自傳」，它成為名著是因為它是無數中國失意文人的心靈自傳，當我們的文化人、學者從這個角度來研究《紅樓夢》時，作者的具體身世與祖墳上墓碑就不是一個嚴肅的學術問題了，而是題外閒話了！
中國的文人都有濟世補天之志，就像女媧娘娘手中的五色石一樣，然而多時運不濟，補天不成，遺失於風塵之中，他沒有主體性，被一僧一道棄於人世間，演繹一段人生佳話。但這被儒化、功利化、情色化的世態並不適合一顆純粹的心靈棲居，最終一僧一道將他帶回天界，無中生有，有又至無，人生的努力都在佛道掌控之中，只有超度自己才是永遠的解脫，「好」不過是浮華世象之假象，「了」才是最終人生的結局。人生的舞台似乎是儒家的，而原創是「神」、是女媧，導演卻是一僧一道，一僧一道總在掌控著男女主角的命運，男女主角就像木偶一樣，一根線牽在僧道手中，讓他們出台，他們就登台，讓他們消失，他們就無影無蹤！
《紅樓夢》的悲劇精神因此截然異趣於西方悲劇精神。《紅樓夢》悲劇是「先天的」、自然形成的，長成了色彩繽紛、美輪美奐的悲劇，或叫「軟悲劇」，這種悲劇不撕心裂肺，也沒有巨大的震撼力，它是讓人悟出其中悲劇意味，閱讀《紅樓夢》時，人們在其中可以有更多的留戀、遊戲，可以在其中寄托情思，品評兒女風情。《紅樓夢》因此帶有自然的真實性。接受美學認為，是讀者創造了名著。《紅樓夢》更多的是被點評者，研究者和政治家們做大炒熱的！
優秀的名著都具有多面性，人們在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面目，也有多層次性，不同的審美眼光看到不同的文學境界！
我認為： 《紅樓夢》「一首五面」或者說有五層境界：
第一面孔： 《石頭記》，他講述了中國的精神天空已被儒家文化裝飾彌補過了，一個知識分子淪落的靈魂從天上降落到地上。他無法與世俗生活同流合污，他的情感與思想無法完成統一，他的人格是分裂的，現實的生活亦不是他的追求，他是為補天而製成的，不補天毋寧死。這副面孔講的是知識分子的命運。
第二面孔： 《情僧錄》，一僧一道本無情，攜石入世卻惹情，它講的是儒、道、釋對中國人的巨大影響力。真正的知識分子要麼去補儒家的天空，要麼在俗世出家超脫，很難在俗世實現思想、情感與現實的統一。
第三面孔： 《風月寶鑒》，它是一面情感之鏡，中國男人與女人都可在這裡找到情感寄托與自己的情感對象。《紅樓夢》的社會影響力的成功源於它是一面風月之鏡，許多人天天用它來照自己。
第四面孔： 《紅樓夢》，貴族府宅一場夢，這是紅學研究者的心靈遊戲空間、思想角逐場地。專家們要研究這是誰家的樓，誰人住，各色人等的無數故事，各種夢的象徵或夢的對應物，這樓是誰人建成，這夢後又飄向了何方？以及樓的主人後來又葬在何處，等等。甚至有人認為樓裡發生過階級鬥爭。
第五面孔： 《金陵十二釵》，是寶玉眼中的十二釵，也是讀者眼中的金陵十二釵，現在劉心武先生主攻研究這副面孔，從研究秦可卿開始，將秦可卿個案研究升格為「秦學」研究，所謂「秦學」，也就是將成規模、成體系、成獨立學科地進行研究，中國文化學術體系中又多了一門學科。如果再往下一步發展，可以研究秦可卿的肢體語言學，可能更有轟動效應。遺憾的是，劉心武研究重點不是藝術人物形象，而是藝術人物的歷史身世！這種研究方式運用在研究當代小說者研究劉心武《班主任》中，把重點放在「班主任」是誰的後人這一問題上，這無疑是泛化研究領域，對藝術學研究來說是南轅北轍，將紅學研究引入歧途，使藝術問題考據化、複雜化、無聊化，這種方式劉心武叫「探佚學」。
遺憾的是，我們學者的研究不關注《石頭記》、《情僧錄》這兩副深刻的面孔，都把時間花在釋夢比附上，花在《紅樓夢》作者人物考據上，花在風月寶鑒映照之中，花在為十二金釵立學探佚上，學問越做越深，離藝術越來越遠，離無聊虛妄卻越走越近！現在的紅學真正名字應該叫「紅外學」！
註解：
１ 參見文化藝術出版社1994年4月版《紅樓夢》陳序。
２ 《什麼是紅學》，《河北師範大學學報》1982年第3期。
（原載於《藝術評論》2005年10月號。吳祚來，中國藝術研究院《文藝理論與批評》雜誌社社長。）